战国策校注卷十

译李文叔《书〈战国策〉后序》《战国策》所记载的，大体都是纵横家游说、权术开合、欺诈倾轧和争夺的说法。书中的事情浅薄鄙陋，不值得称道；然而人们读它，必然会赞赏其说辞的工巧，而忘记事情本身的鄙陋，只是被文章辞藻的优胜转移了注意力罢了。长寿、安乐、富贵、尊荣、显赫的名声、喜爱、便利和得意，是天下人所希望的；可是追逐这些目标，有时却会使人遭受忧愁、死亡、忧患、贫贱、痛苦、耻辱、被弃置损害、失去利益和失意，这些又是天下人所厌恶的。然而采取行动去穷尽、争取这些东西，有时又可能引导人获得快乐。至于以低微的条件求取微小利益，以高位求取更大目标，用公开的办法放纵对方，用暗中的办法闭塞对方，其中无不包含微妙而难以察知的心情。即使善于辩说的人击掌议论，也还担心不能完全说明。如今把这些内容寄托在文字中，不过一两句话，未必全部说尽，但其中的意思已经隐约显现出来了。由此说来，提出这种说法并不难，难的是把这种说法记录下来。唉！假使秦、汉以后再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必定没有人能够把它记录下来。这难道只是人的力量吗？大概是从夏、商长期积累和制作，直到周代，礼制文物才大为完备。当它兴盛的时候，从朝廷宗庙之上，到蛮夷和偏远服属地区之外，礼乐制度的条文、施行和名目说明，以及威仪文采中可以写在简册上的内容，达到了三千条。这是几位圣人文章制度的实际内容。等到周道衰落，逐渐浸染败坏，幽王、厉王相继而来，于是大为崩坏。但这些文章制度的来源已经很久远，所以根本虽然被砍伐，气势和余焰却不容易立即熄灭。于是它们浮散开来，集中在谈说之中，并见于言语文字。这就是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以及苏秦、张仪之流，虽然不深深以圣人之道为宗旨，但他们所著的书和文章，向上渐渐逼近六经，向下则足以使后世绝迹，难道只是这几个人的力量吗？现在《战国策》应该有善本流传于世，但其中错误杂乱，不能急着阅读。或许天下对于极其珍贵的东西，往往不愿让人轻易得到。因此我不再删改校定，只把完整的篇章在上面用朱笔画圆作记号。王觉题写《战国策》。《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刘向为它作序。此书长期失传，治平初年才得到钱唐颜氏的印本。读后，我喜爱它文辞辩博，但其中脱字、误字尤其多，严重损害了原貌。丁未年，我在京师，因而借来馆阁诸公家收藏的几种本子互相参校，大概改正了其中六七成。凡是各本没有记载的内容，有的杂见于《史记》等书，但我不敢擅自改动，仍依照旧本，这是因为谨慎。当战国时代，强国致力于兼并，弱国担心不能自守，天下正争相以战争攻取为事，游说之士便得以凭借自己的主张迎合当时的君王；他们的要旨都以利益为主，关于合纵、连横的说法，变化欺诈层出不穷。然而从春秋以后直到秦代，二百多年间兴亡成败的踪迹，大略都可以在这里看见。虽然其中没有义理所存，但辩说华美、纵横恣肆，也属于最好的文章，学者不应废弃不读。倘若有人想要我的本子来刻板印行，便把它交给他，使它广泛流传，也许可以借此证明旧本的错误。清源王觉题。” 孙元忠《书阁本〈战国策〉后》臣从元祐元年十二月进入馆阁起，就取曾巩三次校定的本子，以及苏颂、钱藻等人的不完整本，又借来刘敞亲手校过的书肆印卖本互相参校。相比曾巩校本，补出、删去并订正的文字共有三百五十四字。元祐八年再次用各本及集贤院新本校勘，又得到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签，于是成为定本，可以据此修写黄本收入秘阁。此后仍有许多脱漏的字，但偶尔也能补得一两个字。癸酉年，臣孙朴校定以上内容；十一月十六日，书写阁本《战国策》。孙元忠。孙元忠、刘原父的话 这部书错误特别多，我通常一年读两三遍，只是大略根据文意分属篇章罢了。以前刘原父说：“我年老时应当得到定本，来把它校正，不是吗？”（以上都依照姚本。）右边是《战国策》：隋代《经籍志》记为三十四卷，刘向编录，高诱作注，现只存二十一卷。汉代京兆尹延笃的论一卷。唐代《艺文志》记刘向编录的书已经缺两卷，高诱注却增加了十一卷，延叔坚的论当时还存在。现在世间流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说高诱注有八篇，今本有十篇，其中第一、第五篇缺失；前面八卷和后面的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卷，合计共有十篇。武安君的故事在中山卷末，不知这是不是所谓延叔坚的论。如今只能在其他书中偶尔见到一两条。旧本中有未经曾南丰校定的，错误尤其多，无法卒读。曾南丰所校的就是今天流行的本子，京城和建阳刻本都以南丰本为祖本，彼此各有得失。我近来在会稽得到孙元忠校本，是从他的族子孙慤那里得到的，十分疏略。后来再次询问，又得到一本，有孙元忠的跋语，并标出钱、刘诸公亲手校过的文字。这个本子比前一本详细，但仍然不能没有疑问。例如使用“埊”“▯”等字，都是武后所造的字，恐怕是唐人传抄时相承如此。各位校书者却改用其他字，实在令人不解。各位先生校订这部书时改用“埊”字，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窦苹撰写《唐史释音》，解释武后名字中的“埊”字时说：“这是古字，见于《战国策》。”却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依据什么。不过，“埊”本来就是古代表示土地的字；而且“埊”字又见于《亢仓子》《鹖冠子》，或许确实有其来源。至于“▯”字，难道也出自古字吗？幽州僧人行均撰《切韵训诂》，说这两个字都是古文，难道他另有见闻吗？孙氏旧本说共有五百五十条，虽然超过这个数，但其中不时有错误，似乎不是原书。括苍刊本因袭旧本，没有多少增删。我汇集各个版本加以校定，重新编排次序，共四百八十多条。太史公采录的有九十多条，其中事迹不同的只有五六条。太史公书中每篇用字偶有不同，有些可以在其他书中找到依据加以订正的，我全都注在旁边。辨明“灓水”应为“渍水”，“集字”是语助词，以及那些必定要题明校订者并题明续注者，都是我增补的。正文中已经散佚的内容，例如司马贞引用“马犯”说是周君，徐广引用“韩兵入西周”，李善引用“吕不韦说周有三十七王”，欧阳询引用“苏秦说元戎用铁制箭”，《史记正义》所引“碣石九门本来有宫室供人居住”，以及《春秋后语》所引“武灵王游历大陵，梦见女子弹瑟”等，大致可以见到的就是这些。这些内容都是今本中没有的。至于张仪游说惠王的故事，其实见于《韩非子》的《初见秦》；《秦书》中秦厉公怜悯王而引用诗句的故事，出处其实是《韩诗外传》。后人所传的外传，已经无法再加以考证了。世上流传的秦代古书不多，而我居住在偏远乡里，没有书可以查阅。我访求《春秋后语》好几年，才得到这部书；不过，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补益。仍希望能够广泛搜集材料，年老时得到一个定本，不留下像刘公那样的遗恨。绍兴丙寅年中秋，剡川姚宏伯声父题。

译前些年我曾辨析订正鲍彪的《战国策》注，读《吕子大事记》时，引用剡川姚宏的文字，知道他也曾为这部书作注。考察近来各家著录书籍的目录，都没有记载它，可见世间很少有人收藏。后来我在一位旧士人的家中得到这部书，卷末载有李文叔、王觉孙、朴、刘敞的言论。他的自序说：“我曾从孙朴的儿子慤那里得到一个本子。孙朴在元祐初年任职馆中，取来南丰曾巩的本子，又参照苏颂、钱藻、刘敞所传的本子，并采用集贤院的新本，在书上标出钱、刘二人的校字，姚氏又汇集各本加以审定。每篇中有异文以及其他书中可以订正的地方，全都注在下面。因此高诱注中间有增补续写，文字简洁质朴而谨严厚重，深得古人论述撰写的旨意，与鲍氏任意删改的做法大不相同。”又说：“我访求到《春秋后语》，不能说没有补益。大概晋人孔衍所著的《春秋后语》，如今尤其无法得到，只能依靠这部书看到其中一二，难道可以废弃它吗？”考察这部书完成的时间，应当是绍兴丙寅年，而鲍氏注本在丁卯年刊出，实际上是同时期的作品。鲍氏能够分篇编排条目，详细说明注释，读者往往被浮泛的文字所迷惑，因此喜欢称道它；姚氏的注本几乎绝迹，也就不足为怪了。宏字令声，如今题作伯声甫；他是待制舜明、廷辉的儿子，任删定官，因触忤秦桧而死于大理狱。他的弟弟寛、令威、宪令都在当时显达，他们也尤其应当被传述。我所得的本子，背纸上有“寳庆”字样，是已经流传了一百多年的旧物，其中不时有破碎残烂的地方。我既依据它来校正鲍氏注本的错误，于是把有关的说明编写在这里。将来应当广泛传抄，使后来的学者还能够看到前辈的典范和准则，能够敬仰并倾慕他们。至顺四年癸酉七月，吴师道记。以上是《战国策》。《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四卷，题为刘向编录、高诱作注；现存的只有二十卷。汉代京兆尹延笃有《战国策论》一卷。唐代《艺文志》记载刘向编录本已经缺少二卷，高诱注却增加了十一卷，延笃的论仍然存在。如今流传的是三十三卷。《崇文总目》著录高诱注八篇，但刊印本现存的有十篇。武安君的故事在中山卷末，没有说明所谓延笃之论；延笃之论如今已经亡佚。那些没有经过曾南丰校定的本子，错误尤其多，简直无法阅读。浙本、建本以及原来的小本刊行本，都是南丰校定的本子。括苍耿氏刊本，草率粗疏得更加严重。宣和年间，我得到馆中所藏的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以及集贤院的七种本子。后来又得到晁以道本，便把它们一同校勘，所得版本共十二种。至于使用“埊”“▯”二字，都是武后的名字，恐怕是唐人相承沿用如此。各位先生校书时改用这两个字，实在无法理解。窦苹作《唐书》释，解释武后名字时使用“埊”字，说它是古代表示土地的字，见于《战国策》，却不知道是依据什么这样说。“坔”本来是古代表示土地的字；“埊”字又见于《亢仓子》《鹖冠子》，或许确实有其来源。至于“▯”字，幽州僧人行均撰《切韵训诂》，说这两个字是古文，难道他另有见闻吗？太史公采录的九十三件事中，与今本不同的有五种来源：《韩非子》十五事，《说苑》六事，《新序》九事，《吕氏春秋》一事，《韩诗外传》一事，皇甫谧《高士传》三事，《越绝书》所记李园一事；这些差异很大，而且正文已经散佚。引用《战国策》的材料有：司马贞《索隐》五事【豫让击打襄子衣服，衣服全被鲜血染红；吕不韦说周共有三十七王；白圭任中山将，丢失六座城，回来后又攻取中山；马犯对周君说；马犯对梁王说】；《广韵》七事【晋国有大夫芬，“质”字音为抚文切；芉干之人因著书而显名；安陵丑，雍门周为中大夫；蓝诸；晋国有亥唐；赵国有大夫防，“贾”字音为肇，训释为门；齐威王时有左执法公旗蕃】；《玉篇》一事【骥抬头喷气，就是鼓鼻】；《太平御览》二事【使若耶水干涸来取得铜；凿破▯山而出锡；廊庙的椽木不是一根木枝，先王的法令不是一个士人的意志】；《元和姓纂》一事【引用《风俗通》说晋国大夫芸贤】；《春秋后语》二事【赵武灵王游历大陵，梦见女子弹瑟；】【平原君是跛足者，注说“躄”是拘挛、跛行的名称】；《后汉书·地理志》一事【东城有九门，注说碣石山在该县境内】；《后汉第八赞》一事【廉颇为人勇猛凶悍而喜爱士人】；《艺文类聚》一事【苏秦为楚国倡导合纵，元戎用铁制箭，箭长八寸，一张弩同时发射十支箭】；《北堂书钞》一事【楚人用柔弱的弓和细小的箭绳，射击像归来的雁一样的目标】；徐广注《史记》一事【韩国军队进入西周，命成君游说秦国，请求救援】；张守节《正义》一事【碣石有九座门，本来就有宫室供人居住】；旧《战国策》一事【罗尚见秦王说：“秦国四面都有险阻，利于防守，不利于交战。”】；李善注文选一事【苏秦游说孟尝君说：“秦国是四面有险阻的国家。”高诱注说：“四面都有山川关隘的坚固险阻，所以称为四塞之国。”】这些内容都是今本中没有的。至于张仪游说惠王的故事，其实出自《韩非子》的《初见秦》；《秦书》中秦厉公怜悯王而引用诗句的故事，其实出自《韩诗外传》。既然没有古书可以考证，也只能叹息罢了。我根据自己听闻和见到的材料，认为这些内容可以作为集注，用来补充高诱注的散佚部分。上章执徐年仲冬朔日，会稽姚寛书。以上这篇序题署为姚寛撰写。有手抄本附在姚氏注本之后，文字都与姚宏的序相同。只是它另外分列散佚的文字，并且对年代作了更详细的考证，时间在姚宏序之后。由此才知道姚氏兄弟都曾经用心研究这部书。姚寛所作的注，如今还没有见到，不知道与姚宏的相比又怎么样？因此把它全部抄录下来，放在这里。左边这些文字姑且留待博学者考订。吴师道记。刘勰《文心雕龙》说：“在合纵连横的时代，史官的职务仍然存在。秦国兼并六国而统一诸王后，战国时代仍有《战国策》，大概只是记录而不加编次叙述，所以就以‘简’作为书名。”

译刘知幾《史通》说：合纵连横彼此兴起，各国以力量争夺霸权；秦国兼并天下，于是撰成《战国策》。书中有东周、西周、秦、楚、燕、齐、三晋、宋、卫、中山，共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所谓“策”，大概是只记录而不编排叙述，所以就以“简”作为名称。有人说，汉代刘向认为战国游士为各国出谋划策，因此称为《战国策》。到孔衍时，又认为《战国策》所记还不够完善，于是引用太史公记载的内容，选取其中要点，删取前面两家的材料，汇集编成一部书，称为《春秋后语》。除去东周、西周以及宋、卫、中山，所保留的只有七国。全书始于秦孝公，终于楚汉相争之际，与《春秋》相比，也涵盖了二百多年。孔衍最初撰写《春秋》时，采用《国语》；后来又撰写《春秋后语》，编成两部书，各为十卷。如今流行于世的，只有《后语》保存下来。又说：《左传》以后，经书和传书都不再撰作，于是文献中只有《战国策》和太史公的书而已。到了晋代著作郎、鲁国人乐资，才追述这两部史书，撰成《春秋后传》。这部书起于周贞王，接续前传至鲁哀公以后，写到王赧入秦、周文王继承周统，最后写到秦二世灭亡，共三十卷。括苍刻本序 我到括苍的第二年，年成丰收，诉讼减少，颇有闲暇从事文字工作，于是按照各郡的惯例，刊刻书籍来惠及求学者。想到《战国策》还没有刻本，便取出家中旧日收藏的本子刊刻。这部书的讹误错乱很多，曾南丰已经说过，有些地方恐怕无法考证；如今我依据所收藏的本子，又参考前辈几家的本子加以考定，只是留待后来的君子罢了。从前袁悦之回到都城，只携带《战国策》，说：“天下重要的，大概只有这部书。”而李权向秦宓借《战国策》，秦宓说：“战国纵横之术，拿它来做什么？”学者的好恶竟有如此不同。是非取舍，关键应当考察它是否合乎圣人之道，再由自己选择。总之，这是先秦古书，叙事完备，太史公取它来撰写《史记》；它的文辞高古，司马子长确实以它为取法对象。学者不可以家中没有此书，也不可以不每天诵读，所以我刊书时把它列为第一部。绍兴四年十月，鲁人耿延禧百顺书。” 右修职郎、司理参军马陞校勘。左迪功郎、兖州学教授赵涣校勘。左朝散郎、通判军州事崔耀卿。龙图阁直学士、左朝奉大夫、知军州事耿延禧。《战国策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