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本朝因遗逸身份被起用的有两人。本朝以来，以遗逸身份被起用并显达的，只有种明逸、常夷甫两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崇、吕注以平民身份被授为崇政殿说书，但士大夫中大多不承认他们。王君仪、尹彦明后来也进入禁中任职，到现在也有三十年了。虽然朝廷屡次下诏求贤，州郡间也有不肯应聘的人，但隐居山林的贤士始终没有被征召来。王易简就是王寓的父亲，九江人。大观年间，他的祖父任郡守，首先推荐了他。后来他改变操守，以谄媚权臣，官做到资政殿大学士。王寓在靖康年间做官，很快被授为二府大臣，又奉命出使金国，借口梦中得到启示而推辞出行，钦宗大怒，把他贬逐到岭外。父子二人南下途中，被盗贼杀害。（王寓字元忠。） 本朝初年取士极少，没有超过宣和年间的盛况。本朝初年每年放榜，录取的士人极少。比如安德裕考中第一名那年，只有九人。大概是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到了太宗朝，录取人数逐渐增加，所录取的多是江南的优秀人才。后来又另行制定分数，考核五路的举人。因为北方人不擅长辞令，所以录取时给予优待。熙宁三年殿试，取消三道题，专门以策论取士；只要不是犯有杂罪的，便不再黜落。不过，五路举人的考试尤其宽疏。黄道夫榜传胪时，到了第四甲，党▯的试卷被呈上，神宗大笑说：‘这个人怎么能通过省试？’知举舒信道回答说：‘五路人按照分数取末名，所以通过了省试。’皇上下令把他降为第五甲末名。从此以后，录取人数更加增多。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殿试中正奏名的达到八百零五人。大概是因为燕、云地区免去省试的人很多，天下赴南宫参加殿试的人有一万人，前后没有一年比得上这一年的盛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五人〕 配享宣圣时，兖公、邹公并列。崇宁年间，把王荆公配享宣圣，排在兖公之后，却位于邹公之上，所以把邹公的位次移到兖公之后。靖康初年，下诏黜去王荆公，只抬走他的塑像，却没有把邹公移回原来的位置。直到今天，天下各地的学校中，兖公、邹公仍然并列，而把右边的位置空着。后来重新修建的，也全都沿袭这种安排，最终还是不能改正。（沈文伯说。） 刘器之在殿试中录取马巨济，马巨济却不称他为门生。刘器之晚年住在南京，马巨济涓任少尹。马巨济参加殿试时，刘器之担任详定官，是录取他的人；但马巨济每次见到刘器之，从未行门生对座主的敬礼。刘器之心中不平，便把这件事告诉宾客。宾客借机讽刺马巨济，马巨济说：‘不是这样。凡是省试考中、由主文官解送的人，因为有主文官，所以被录取的士人可以称其为门生。殿试本来是天子亲自充当座主，怎么还能再称别人为门生呢？幸亏有这个道理可以用来向刘公解释。’宾客把这番话告诉刘器之，刘器之感叹佩服他的说法，从此与他相处得非常融洽。（陆务观说。） 薛叔器家中有一枚古代的“关外侯”印。我的亡友薛叔器家中有一枚“关外侯”印，十分奇特古朴。后来考证，魏建安二十三年曾设置过这个名号。又有朋友家中有“荡虏将军”印，以及明清年间有“横武将军”印，都无法考证。我的长兄有一枚“新迁长”印，后来查考《前汉书》，才知道新室曾把上蔡称为新迁。又有朋友家中有“多睦子家丞”印。多睦是郡名；郡名废弃后，子家的家丞品秩很低，但论篆文和印式，都胜过其他印章。我曾经得到并把玩过它。有人说这也是王莽时的印。毕少董家中有“雍未央”印，这个姓名见于《急就章》。台州的官吏杨涤、丹阳的李格，收藏了许多唐代的诏命绶轴。明清是少游的外孙。十八九岁时，他跟随舅父曾宏父任职台州。有个叫杨涤的书吏，能作诗，诗也颇有可观之处。他说自己的外祖是唐代元相国的后裔。一天，他拿着一份告身来，原来是征召元相国入朝拜相的诏命绶轴。上面是销金云凤绫，崭新得像从未有人触碰过。还有白乐天的行书和题字。后面有毕文简、夏文庄、元章简等诸公的大量跋识。后来听说它被秦▯喜拿走了，遗憾当时没能把文字刻入石中，至今我还为此耿耿于怀。又在丹阳吕城闸北面的偏僻巷子竹林中，有一位李格秀才，自称是唐朝宗室，属于大郑王一房。他拿出远祖自武德、贞观以来的告命、敕书一百多件，其中还有薛少保、颜鲁公书写的，实在奇异。明清每次对亲友说起，都说即使路途遥远也不惜亲自去看一看；李生也不吝惜让别人观看。欧阳修、宋祁所修《唐书》没有记载文中子，而李习之、刘禹锡等人却记载得十分详细。文中子王通，是隋末的大儒。欧阳文忠公、宋景文修撰《唐书》时，在房玄龄、杜如晦的传记中，对他的姓名一点也没有提到。有人说：‘这部书是阮逸编撰的，未必真有王通这个人。’但是唐代李习之曾作《读文中子》，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对他的家世和事迹记载得很详细，并说‘门下多有伟人’，这与《文中子》所说相合，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另外，皮日休还作有《文中子碑》，见于《文粹》。欧阳修、苏轼两位先生作文时，多半避讳祖父的名字。欧阳文忠公的父亲名叫观，他写文章时多避用这个字，例如说‘《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之类。苏东坡的祖父名叫序，他写文章时多用‘引’字，有时写作‘叙’。近来写文章的人有人仿效这种做法，却不知道两位先生这样做的本意。赐给官员生辰礼物，直到派遣使者亲自送达。赐给藩镇生辰礼物和钱币，这件事起于唐代，是用来优宠藩镇的。五代时发展到派遣使者前往赐送。周世宗特别宠遇魏宣懿，开始把这种礼遇也赐给他；从此成为执政大臣的惯例。庆历赦书允许文武官员建立家庙。至和三年，宋元宪上书建议说：‘庆历年间郊祀后的赦书，允许文武官员建立家庙，但有关部门始终不能推明并遵行先代典制，明确说明皇上的旨意，只是一味因循观望，于是过了十多年，使王公和士大夫降到与平民相同。祭祀中混用昭穆次序，家人又因循苟且、习以为常，实在令人叹息。我近来因进见应对，多次听到圣上的话，说群臣只知道扩充宅第、置办产业，却不建立私家宗庙；难道朝廷的劝勉和告诫还有没有取得信任，导致风俗教化日益衰败，最终无法恢复吗？皇上反复表达这番心意，甚至流露叹息。我常常探求群臣迟迟不建立家庙的原因，确实也是有缘故的。大概是古今礼仪不同，封爵制度有别，大家疑惑自己是否符合条件，因而使诏书搁置。礼官既不加以讲求，私家又怎么敢擅自建立？况且，上面还没有明确认可，却要求下面诚信奉行，上面很难强行责成；上面依据善行设立教化，下面也可能有人违背。如果一定要等到像三代那样有嫡长子世代承袭封爵的尊贵制度，以及山川国邑固定的常制，然后才来议论，那么废坠的典制就没有恢复的期限了。建立宗庙、排列昭穆、区别贵贱等级，是为了尽孝。即使有所过失，也是过分尽孝。至于增殖财产、谋求住宅、给子孙留下产业，甚至与百姓争利，却不认为可耻。等到建立家庙时，却说不敢。岂不是宁可在小事上违背古制，却在大事上更加违背古制吗？’

译如今各位儒生的疑惑，不是太严重了吗？’于是朝廷下令两制和礼官详细制定制度。王文安以下，规定一品平章事以上可以建立四庙；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以上，以及前任或现任宣徽使、尚书、节度使、东宫三少以上，都可以建立三庙；其余官员在寝室祭祀。凡是获准建立家庙的人，允许嫡子承袭爵位并主持祭祀。承袭爵位按世代递降，一代去世后，便不得另立家庙。▯庙的神主另在寝室祭祀。凡是本来应当建立家庙的人，就把▯庙的神主附入家庙；其子孙世代承袭时，不许同时在家庙和寝室祭祀，而要根据世代远近、亲疏关系迁移祧主。最初获准建立家庙的人，其神主不迁祧；如果始封者有不迁祧的神主，便合计祭祀四庙、五庙。家庙因众子而建立，如果长子尚在，就由嫡长子主持祭祀；嫡子去世，则不把主持权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建立家庙的长子。凡建立家庙，可以在京师，也可以在所居住的州县。建在京师的，不得位于里城以内及南郊御路两旁。朝廷批准了这份奏议后，又命令另行讨论承袭爵位的制度。后来最终因为有家庙的子孙中，有些官位太低，不能承接祭祀；而且朝廷也难以完全推行承袭爵位、给予恩典的制度，所以没有实行。其大略已见于宋次道《退朝录》。到了嘉祐年间，文潞公担任宰相，才又上奏援引礼官详细制定的制度，允许平章事以上建立四庙，并请求在河南府营建家庙，诏令准许了此事。政和年间，蔡元长在京师获赐宅第，援引文潞公的请求；奏议获准后，又命礼制局铸造家庙祭器，并把这些赐给余丞相深以下的二府大臣。绍兴年间，秦会之因表彰功勋而获赐宅第，又援引这两个先例，诏令有关部门讨论，全部按照政和年间的制度办理。穿绯色、绿色官服，赐给金鱼袋和紫色官服。钱宣靖、吕文靖任知制诰时，穿绿色官服。张益的朋友张友直是邓公的儿子，任天章阁待制、勾当三班院，陪同皇帝在集英殿宴饮时，仍然穿绯色官服，仁宗回头看见，立即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色官服。吕文穆、李仲询以及许冲元任两制时，穿绯色官服。蔡元长、王子发在官制改革实行后任中书舍人，也都穿绯色官服。贾季华贾琰任枢密直学士、正谏大夫时，穿绿色官服。本朝父子、兄弟都考中状元的共有四家。本朝父子都考中状元的有：张去华和他的儿子张师德，梁颢和他的儿子梁固。兄弟都考中状元的有：孙何、孙仅，陈尧佐、陈尧咨，共四家而已。后来又有沈文通和他的孙子沈晦祖孙相继考中。近年许克昌其实是许安世的亲侄孙；王资深的儿子王洋，则都考中了榜眼。监司遇到前任宰执、节度使或知州知府的住所，就进入客位通报拜见。旧制度规定，监司虽然官位很低，遇到前任执政、宰相、节度使或知州知府，也要乘肩舆进入厅事。宣和初年，薛肇明由两地任职出任淮南守臣，有一名转运判官，年轻而刚刚进用，对他非常轻慢放纵，薛肇明常常忍受不了。到任不久，薛肇明回到原来的厅事，便把这件事告诉首相蔡元长，还说：‘他乘轿一直到脚踏子才下轿。喝道声震耳欲聋，到现在我的听力还因此变差。其他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蔡元长非常愤怒，第二天便下旨给各路监司：遇到前任宰执、节度使或知州知府的住所，就进入客位通报拜见。从此成为定例。（王孟玉说。） 张载是贤者，不应当派他审理狱讼。熙宁年间，神宗命馆职张载前往两浙，弹劾知明州苗振。吕正献和御史程伯淳都说：‘张载是贤者，不应当派他审理狱讼。’皇上说：‘审理狱讼难道是贤者不能做的事吗？’没有准许他们的请求。制定法律贵在取得适中的制度。明清家中有徐东湖记载的太上皇帝圣语，大意说：‘大宗正司将要前往行在，南班宗室子弟居住的地方应当修建一百间房屋。皇上说：“修建房舍，当然不是现在最急迫的事。但有些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春秋》记载这类事情时，如果认为时势和制度都适当，就不加记载。不加记载，正是圣人所认可的。近来营造的制度一下达，百姓往往就受到弊害，大概是因为州县顺势摊派征取了。”皇上又曾对宰臣等说：“制定法律不能过分偏重或偏轻。只要法律确实能够实行，人民就不敢触犯。太重了，最终无法实行；太轻了，又不足以禁止奸邪。我曾对徐俯说：从前宫中有禁令，起初下令说一定按军法处置，但犯禁者仍不停止。我深入推究其中的道理，只按通常法律处理，后来便再没有人触犯。由此可知，制定法律贵在采用适中的制度，这样才确实能够实行。”’ 太宗退还西夏进献的鹘。淳化三年，西夏李继捧派使者进献鹘，号称海东青。皇上赐诏说：‘朕已经很久停止打猎，把鹰犬全都放掉了。卿的土地控制着边塞，时常外出捕猎，现在把这只鹘还给你，你可以领回去。’宣和末年，耶律禧因此而亡国。唉，太宗真是圣明啊！朱绂自己陈说与奸人同姓名，蔡元长大为高兴。元祐年间有一位名臣朱绂，是个君子，曾经进入禁中任职。绍圣初年，不幸因党争受到禁锢。崇宁年间，也有一个朱绂，苏州人，刚刚考中进士，想求得晋升任用，便上疏说明自己与那个奸人同姓名，恐怕天下后世因此产生疑惑，于是改名为朱谔，字圣予。蔡元长果然大为高兴，破格迅速提拔他，官位做到右丞；还没有来得及正式谢恩便去世了，年仅四十岁。（薛叔器说。） 徐德占读诏时发生了声音上的讹误。熙宁年间，御史上奏说，徐德占奉命在太庙主持祭祀时，曾在众人面前说‘仁宗有遗行’。皇帝下诏询问当时在座宾客，宾客不敢回答，认为没有这回事。徐德占说：‘臣前些日子办事到章懿太后神室，因为对宾客说起，章懿太后确实生了仁宗，却来不及抚养；后来把皇帝的女儿嫁给太后的侄子玮，太后与玮不和，致使仁宗留下遗憾。臣实在是洪州人，因口音讹误，才传成了这种说法。’皇上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只笑着轻轻处罚了他。董彦远接连征引蔡居安不知的瓜事，果然被调出京外任职。宣和年间，蔡居安提举秘书省。夏天，他在道山召集馆职官员，大家一起吃瓜。蔡居安让座上宾客征引有关瓜的掌故，每说出一条就吃一片瓜。宾客们不敢把所知道的全说出来，蔡居安所征引的掌故更多。将要结束时，校书郎董彦远接连征引了几件事，都是蔡居安没有听说过的，而且全都有依据，众人都感叹佩服他。明白事理的人说，董彦远一定不能安然无事；几天后，他果然被调到外地任职。（苏训直说。） 曾文肃梦见穿绿色官服谢恩。曾文肃任定州长官时，一天早晨起床，忽然对几个儿子说：‘我一定会做宰相，但必须先向南迁徙。’儿子们问其中缘故，曾公说：‘我昨夜梦见十郎穿着绿色官袍，面向北方拜谢皇恩，难道不是将来被贬为司户的征兆吗？’十年后，他果然登上宰相之位；后来被蔡元长排挤，迁居衡阳，不久又被贬为廉州司户参军。诏敕到达时，他取幼子纟弁的朝服来拜受任命，果然应验了先前的梦。十郎，就是纟弁在兄弟中的排行。敌国君主的犀带和磁盆。

译韩似夫对先父说：‘不久前我出使金国，看见金国君主所系的犀带，倒透中正透，形状像圆镜，光彩耀眼。我久久注视它。金国君主说：“这是石晋少主归附时献给耶律氏的，是唐代所珍藏的日月带。”又命人取来一个磁盆给我看，说：“这也是石晋少主所献。盆中留有双鲤图，水装满时，双鲤跳跃如同活的一样；把盆倒扣过来就没有别的变化了。”这两件东西确实是绝代珍宝。’这个盆，范蜀公的《记事》中已经记载过了。《建隆遗事》中的言辞多是诬蔑诽谤。《建隆遗事》世人称为王元之所撰，其中大多是诬蔑诽谤之辞。至于说赵普、卢多逊在昌陵接受遗诏，更是错误荒谬。考查《国史》，韩王在开宝六年八月免去宰相职务，直到太平兴国六年九月才再次执掌宰相之权。太祖驾崩时，赵普正在外任，怎么可能在前一天与卢丞相一同出现在寝殿呢？书中又称太祖长子德昭为南阳王，也错了；德昭起初从未有过这个封号。王元之当时是皇帝近臣，又掌管史笔，难道会不详细知道这些事吗？况且书中在《秦王传》里说了这些话，怎么可能在淳化三年就见到《三朝国史·秦王传》呢？真可以说是胡说八道。这只是有人假托王元之的名义写成的。又考查王元之自己的《小畜集序》和《三黜赋》，以及《国史》本传，都说：‘淳化二年，由知制诰、舍人贬为商州；至道二年，由翰林学士降职出任滁州守；咸平二年，以原官出任齐安郡知郡。’而这篇序文所写的年月次序全都颠倒错乱，它是伪作就很明显了。张贤良参加制科考试，恰好遇到自己所作的论被选中。张贤良名咸，汉阳人。他参加制举，刚从蜀地出来，经过夔州。当时夔州长官知道他是名士，一见面就对他十分厚待。长官于是问他：‘四科优劣的差别，见于哪部书？’张咸无法回答。长官说：‘记载在《孟子注》中。’于是查找出来给他看，并且说：‘不能不牢牢记住。’张咸在路上反复思索，写成了一篇论。到了京城，阁试考六篇论，这篇恰好被列为第一道题，张咸不必再思索，立即写成。主文钱穆父读后大为高兴，判定他为阁试第一。黄六丈叔愚能够记住那位长官的姓名，曾经告诉过我，现在已经忘了。张咸就是魏公张浚的父亲。在馆中任职很久，才开始称为学士。唐文皇把当时的名流聚集在册府，才有了“十八学士”的称号。后来凡是在馆殿任职的人都称为学士。本朝以来，出任外官的，如果不是两制官，那么即使是帅守、监司，也只称寄禄官；只有通判多半从馆职中带着职名出任，如蔡君谟任湖州通判、欧阳文忠公任滑州通判、王荆公任舒州通判、东坡先生任杭州通判，像这样的很多。刘贡父《赴泰ヘ诗》说：“宫门金阙倚天而开，五次看见宫花伴着早梅凋落。明日乘小舟到海边去，却回头寻找云气，遥望蓬莱。”大概是在道山任职五年，然后才得到这个职名。学士这一称号施用于外官，是由于通判而形成的。如今外廷随意滥称，实在可笑。高宗因为得到一名县尉抗拒敌军，所以得以南渡。建炎己酉年二月，金人倾国南侵。当时太上皇驻跸维扬，金军已经驻扎在临淮郡，距离非常近。有一名招信县尉带领所辖的一百多名弓手抵抗敌军。这一天尘雾遮蔽太阳，金军起初无法估计他们人数多少，于是双方对峙。过了半天，县尉和众人最终战死，也不退却。于是探骑才得以飞驰上报，皇帝和百官才得以渡过长江南去。假如不是县尉竭尽力量扼住金军的锋芒，使探骑能够上报，那么事情就危险了。县尉的姓名没有流传于世，实在可惜。友人王彦国献臣能够详细讲述此事，以后应当向他询问，为县尉请大手笔作传。近来见程可久说：“县尉姓孙。”我也曾把这件事告诉国史院的汪圣锡。（后来听说孙名荣。） 饮酒谈禅，贵在安于自然。《三朝史·钱俨传》说：“钱俨很能饮酒，饮下一百杯也不醉，曾经忧虑没有敌手。有人说有一名军校差不多可以和他相比，问那人的情况，回答说：‘他饮酒时手很多，态度也更加恭敬。’钱俨说：‘这也是反常，不算善于饮酒。’”《东轩笔录》说：“冯文简在太原，写信戏弄王灵芝说：‘并门的歌舞女子美丽非凡，我闭着眼睛不看，只是每天和和甫谈禅罢了。’平父回答说：‘所谓禅，只怕明公还没有通达。因为闭目不看，已经是一重公案了。’冯文简深深佩服他的话。”从这两件事看，世间万事没有不应当安于自然的。本朝以及五代以来，吏部发给初次取得出身的官员的付身，不只写明年龄，还要说明相貌，例如说“身材高长，紫棠色脸，有胡须，大眼睛，脸上有若干痕记”；或者说“身材短小，没有胡须，眼睛小，脸上有瘢痕”等，用来防止冒名顶替。到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才把这一制度取消。靖康之乱时，士大夫和官员南渡，承袭和冒名顶替的情况很多，已经无法查考，这才知道旧制度并非没有用意。本朝以及五代以来，吏部给初次取得出身的官员发放付身，不仅记载年龄，还兼写明相貌，例如说“身材高长，肤色紫棠，有胡须，大眼睛，脸上有若干痕记”；有的说“身材矮小，没有胡须，眼睛小，脸上有疤痕”之类，用来防止伪造冒充。到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时，才废除了这一做法。靖康之乱时，官僚士绅南渡，伪造冒充之事相沿不断，盗用姓名的人很多，已经无法查考；由此才知道，旧制度并非毫无用意。靖康年间追赠褒奖，有人竟因此侥幸获利。靖康年间，朝廷想追赠褒奖司马温公，舆论认为只有范忠宣在元▯年间尤其厚重有德，可以与他匹配；但主管官署一时粗疏，竟误把文正的名字写了上去，批示下发后，于是两人都被追赠太师。原来他们不知道，文正以忠宣、德孺为宰执时，早已追赠至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了。正好何文缜在中书省，因同乡关系，便把张天觉也列入其中，同样赠为太保。然而张天觉在熙宁年间由选人接受章子厚的知遇，被推荐为察官，此事见于《邵氏辩诬》。后来舒信道揭发他的私信，他被贬斥，流落外地。绍圣初年，章子厚执掌朝政，又推荐张天觉进入言路，攻击元▯年间的诸位贤臣，不遗余力，甚至想掘开司马温公、吕正献公的坟墓。幸亏曾文肃公竭力向泰陵进言，才使此事得以免除。他的残酷，实在到了极点。后来章子厚免去宰相之职，晚年因校勘《道藏》而恢复职务，又上过“二苏狂率，三孔阔疏”的奏表，诗中还有“每闻同列进，不觉寸心忙”的句子。常希古也极力揭发他的奸恶。后来福建书坊刻印《骨鲠集》，总是在书首刊载靖康诏书，因此天下人便一致推崇他。事情竟有这样靠侥幸而成的，真令人发出一声叹息！（张文老说。） 张文潜元来就带有阁职。建炎末年，追赠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和张文潜都为直龙图阁。张文潜在世时，绍圣初年从起居舍人外任，带有这个职名大概很久了；这也是主管官署一时考核疏失的结果。李成因儿子李觉而被追赠为光禄寺丞。

译李成，字咸熙，祖籍出自长安，是唐朝的后裔。五代时为躲避战乱迁居，后来迁家到营丘。他年少时聪明敏捷，长大后才高气逸。生性爱喝酒，擅长弹琴、下棋，精于画山水，喜欢作歌诗。琐碎细小的事务，他从未放在心上。周世宗时，枢密使王朴与他交好，特别器重他，曾召他到京城。正逢王朴去世，他便放纵任性，痛饮悲歌，在士绅之间游荡。太府卿卫融镇守淮阳，派人带着财礼邀请他，把他安置在陈地。李成每天纵情饮酒作诗，后来因酒病去世，享年四十九岁。他的儿子李觉在太宗朝任职，两次担任国子博士。后来因为李觉的缘故，李成被追赠为光禄寺丞。以上是宋白撰写的《志文》大致内容。王著书写，徐铉篆额。李觉字仲明，列入《三朝国史·儒学传》，其中叙述他的世家也相同。李觉的儿子李宥，官至谏议大夫、知制诰，有传记载于《两朝史》。传中说：“祖父李成，五代末年凭借诗酒游历于公卿之间，擅长临摹山水画，画到得意之处，几乎不是笔墨所能形成的。有人想求他的画，先为他置办酒席。酒兴酣畅时下笔，烟云呈现出万般形态，世人相传把它当作珍宝。”欧阳文忠公《归田录》却说“李成在本朝任尚书郎”，这当然已经错了；而米元章的《画史》又说“追赠银青光禄大夫”，就更加错误了！●卷四 王素有两个同姓名的人，李定有三个同姓名的人。王丝，字敦素，是越地萧山人。景▯初年任县令，正逢年成歉收，王丝每户发给一千钱来救济，约定第二年夏天缴纳一匹绢，县中百姓大受其惠，称为德政。由此，执政大臣推荐了他。大概当时一匹缣的售价不超过这个数罢了。他做官只到郎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替他写墓志，详细记载了这件事。王荆公执政时，仿照这种办法施行于天下，称为和买。时间一久，本钱既不再归还，又有折帛的弊害。世人误传说这种制度始于王仪仲素。仪仲是文正公的儿子，早年就显贵通达，从未担任县官，官至八座而死，谥号懿敏，《国史》本传可以考查。仪仲的儿子王巩，字定国，与东坡先生交游。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是晏元献公的外甥，文章也很奇异，想参加赛神会，苏子美因为他是任子而拒绝他，终于引发大狱，梅圣俞所说的“一位客人不能吃饭，翻倒鼎锅而伤及众宾”，指的就是这件事。他的孙子就是商老彭，以诗歌闻名，列在江西诗派中。又有李定，字资深，是元丰年间的御史中丞；他的孙子方叔、正民兄弟，都在当时显名，是扬州人。又有李定，嘉▯、治平以来以风采闻名，曾遍历天下各路担任计度转运使。官制尚未施行时，他终老于正卿之职。他就是敦老如冈的祖父，大概是济南人。同姓名的总共有三人，世人也多把他们指认为同一个人，不能不加以辨明。（李豸是阳翟人，东坡先生的门生，也字方叔。两个方叔都凭文章闻名，诗作又很多，彼此的作品还流传于世。） 心丧始于郭稹。郭稹，字仲微，官至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他幼年丧父，母亲边氏改嫁王氏。后来母亲去世，郭稹辞去官职服丧。知礼院宋祁说郭稹服丧超过礼制，请求交给有关部门广泛讨论，于是因冯元等人上奏，准许他辞官服丧。申明心丧的制度从此开始。三泉县令许发贺表奏请补授官职。太祖皇帝登极初年，西蜀还没有平定，益州三泉县令从偏僻小路骑马赶来，带着贺表，率先到达宫阙之下。皇帝非常高兴。平定蜀地以后，下诏令三泉县不隶属于州郡，遇到庆贺之事，准许该县直接进呈表章到皇帝榻前。直到今天的《甲令》，在各州、军、监下注明“三泉县同”，就是这个意思。元符末年，龚言序任县尉，他妻子的弟弟江端本，字子之，游历来到县里。县令和主簿一向与龚言序不合，便相约游山，过了一夜还没有回来，龚言序代理县政。忽然赦书到达，徽宗登上帝位，龚言序立即宣读诏书并称贺，恰好县里没有儿子，便急忙命令子之带着表章到京城；县令回来时已经来不及了。铨曹以初品官没有上奏资格、异姓没有服丧亲属关系的条文阻止了这件事。子之早年就负有俊才之名，曾文肃执政时，替他向皇帝请求，特意下旨补授他为河南府助教，这就是今天的上州文学。后来子之的官职和资序都升到正郎，当时人把这看作奇事。绍兴初年，四川制置司建议把县升为军，失去了祖宗的本意。张逸治理蜀地，断案如神。张逸，字天隐，郑州人。考中进士。起初曾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知益州。蜀地人熟悉他的为政作风。华阳县的乡长杀了人，却诬陷路旁的人；县吏收受财物，案件已经定案，于是让真正的杀人者看守囚犯。张逸说：“囚犯的神色含有冤情，看守的气势又不正直。难道是看守杀了人吗？”囚犯这才敢于说话，而看守果然认罪，立即把他杀了。蜀地人把张逸看作神明。年成饥荒，百姓很多杀掉耕牛来吃，犯法的人都发配到关中。张逸上奏说：“百姓杀牛是为了活命，这将使耕作之事废弛。今年略有收成，请求一律把他们释放回来，恢复原来的产业。”皇帝答复准许。张逸总共四次镇守益州。他的儿子张峋、张嵫，也在世上有显著声名。张嵫的孙辈，就是端明殿学士张澄。南朝时沙合便出宰相。《两朝史·章文宪得象传》末尾说：“起初闽地人有歌谣说：‘南台沙合，就会出宰相。’到章得象任宰相时，沙子涌起，可以涉水通过。”政和六年，沙子又涌起，不久余丞相深便大拜为相。十多年以前，岳父方公武任福唐帅时，南台的沙子忽然再次涌起，不久朱汉章、叶子昂相继被任用为宰相。古人重视交契情义，书信往来严格遵守尊卑名分。古人最重视交友结契的情义。朋友中年长的，就用兄长的礼节对待他；年幼的，就称他为弟弟或朋友。父亲的朋友，要尊敬地称为丈人，见到他们一定行拜礼，遵守子侄的礼节非常恭敬。属于丈人辈的人，还会命令自己的儿子们与其交游。儿子又有孙子，各自都尊重辈分，丝毫不混乱，就像分别遵守职守一样严格。旧例中书信只写“启”或“止”；稍微表示尊敬，就写“再拜”；即使品行高尚、地位尊贵的人，也不过写“顿首”“再拜”而已。不是父兄，不使用“覆”字。宰辅以上才称“台候”，其他人不敢这样称呼。前辈名卿的书信中可以考见这些规矩。如今全都不是这样了，实在令人长叹。王延德详细叙述出使高昌沿途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