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神宗元丰三年七月十六日，下诏说：“朕认为，皇以道，帝以德，王以业，本来都是按照当时的制度来命名，用以配合实际。何必再增加尊崇的称号来装饰自己呢？秦、汉以来，尊称天子为皇帝，也已经到极点了。朕承受祖宗的福泽，处在士民之上，凡是虚浮的文饰和烦琐的礼仪，都已经革除。然而近来有关官署和群臣仍都以尊号为名来请求，虽然出于归美报上的忠心，却不是朕考察先王本意所采用的做法。今后举行大礼，百官拜表上尊号一事，一并停止。”此前百官上尊号时，翰林学士司马光负责起草答诏，因而进言说：“治平二年，先帝准备举行郊祀，不接受尊号，天下没有不称颂的。先帝末年，有人提出意见说，国家与契丹之间有往来书信，契丹有尊号，唯独我国没有，实在是很大的耻辱，于是群臣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上尊号。从前汉文帝时，单于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却没听说文帝又给自己增加一个更大的名号。愿陛下追随先帝的本意，不接受这种名号。”皇帝非常高兴，亲手写诏书给司马光说：“若不是你，朕就听不到这番话。好好起草答词，使朝廷内外都明白，知道朕是真诚的，并不是欺骗众人、谋求名号。” 从此以后，神宗终身不再接受尊号。徽宗大观元年秋季末，准备举行明堂礼，大臣们商议援引皇祐年间的旧例，皇帝亲自下御笔说：“正值秋季末，将要举行宗祀，辅臣请求援例举行尊号之礼。浮夸的美名不必重视，繁琐的辞表也不必上呈。今后不要再援引此例。”政和七年四月己未，群臣上表，请尊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诏令只准在道教门中的章奏里这样称呼，不可让天下通用。宣和五年七月丁卯，太傅楚国公王黼等上皇帝尊号为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皇帝亲笔批答说：“朕有幸承受至尊之位，兼有三王五帝的事业，统治九州之民，无论远近，没有不臣服的。承蒙上天鉴察，四时顺利，祥瑞将要降临。略微兴兵，燕、朔归附，于天下实现大一统，这大概是祖宗的神灵和宗庙社稷的福庆。只是神宗考留下的谋略和功业，朕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呢？而群臣仍认为炎帝、黄帝、唐尧、虞舜的称号都不足以称颂朕，沿袭末世溢美之辞来进上尊号，朕深感惭愧。所请不应准许。”群臣共三次上表，皇帝都没有批准。从此以后，朝廷内外的群臣、皇子郓王楷以下，以及太学诸生和年高之人等，上书请求者很多，但皇帝都没有听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加尊号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钦宗建炎元年五月初二日，加尊号为孝慈渊圣皇帝。高宗绍兴六年六月丁未，秦桧以太母回銮已经很久、和议已经确定为由，带领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人到宫阙前进表，请求加上尊号；高宗谦逊克制，不接受，并命令有关官署不得再收取此类表章。绍兴二十一年三月戊寅，高宗对宰执说：“听说大金已经下诏给皇帝上尊号。此前士人百姓多次提出请求，朕都推辞而没有接受。”秦桧说：“这是盛大德行之事，其他国家也知道仰慕效法。”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加尊号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孝宗淳熙十六年二月，加尊号为至尊寿皇圣帝。当今皇帝庆元元年十一月，加尊号为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前代的尊号，见于宋元宪的《尊号录》；明、清两代又根据其他书籍作了详细考订。本朝的内容，则依据史册以及前后诏旨续编而成。○太祖兴王的征兆 太祖皇帝在创业初期，客游睢阳，醉卧在阏伯庙中，梦中觉得有异常之事。醒来后，他在殿上焚香，取木▯丕▯交来占卜一生，从偏将到大帅都没有应验，于是便用九五爻来占卜，▯交在空中盘旋。过了一会儿得到大吉，太祖更加因此自负。后来他以归德军节度使的身份建立国号大宋，将归德府升为应天府。晏元献任留守时，在庙中题诗说：“炎宋开创英明的祖先，初九正如潜藏的蛟龙。曾用蓍草和龟甲占卜，来判定天地闭塞之时。庚契显现大横的征兆，仿佛听到叹息声。”东坡先生撰写《张文定碑》说：“熙宁年间，张公任应天府判官。新法既已把坊场、河渡出卖，又把祠庙一并出卖。官府得到钱后，任由百姓在那里设置商铺，庙中对神灵轻慢侮辱、污秽践踏，无所不至。张公进言：‘宋朝王业的根基就在这里，而且以火德为王。阏伯在商丘主持大火之神的祭祀；微子是宋国最初的封君。这两座祠庙难道唯独不能免于出卖吗？’裕陵震怒，批示说：‘轻慢神灵、羞辱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天下祠庙都可以不再出卖。’”此后高宗皇帝使炎精重新光耀，中兴也在此地实现。天命昭然可见，真是美好啊！（以上前一段载于晏元献《五州集》。） ○滁州创建端命殿以供奉太祖御容 滁州清流关，在五代时期，太祖皇帝曾以五千兵力击败南唐李氏十五万军队，擒获皇甫晖、姚凤，献给周世宗，这确实是本朝建立国家的根本。明清昨天任职于该郡，考察《图经》记载说：“皇▯五年十月，因为通判州事王靖进言，才开始在天庆观西面创建端命殿宇，供奉并安置太祖御容。起初由一名兵马都监兼管此事。到元丰六年，专门派一名内侍管理香火。每月初一、十五，州官朝拜，知州酌酒献祭。岁旦、寒食、冬旦和至节，诏令派内侍酌酒献祭。”如今这里遭受兵乱已经很久，殿宇早已焚毁荡平，茂草荆棘丛生，连一片瓦、一根椽木也没有留下，四处查看后令人叹息。回朝后上奏，认为太祖皇帝在周朝时经历磨炼，顺应天意民心，开创国运、建立帝业，功业由此成就，王业根基也由此奠定，所以称为端命，确实是我宋朝的咸阳、镐京、丰邑、沛县，其命名的意义由此可见。请求重新修建殿宇，以永远崇奉。诏旨下达礼部讨论，但有关官署认为增加守卫会造成额外浪费，于是搁置了他的建议。这是因为明清亲自到过那里，恭敬地看到了太祖进入滁州的伟大功绩。

译当初，赵韩王在山下教导村童，开始同太祖交往；太祖采用他的计策，让他充当乡间向导，带领孤军，趁着月夜，指挥士兵衔枚疾进，从清流关旁的芦子孔取道，渡过西涧，从北门进入，直捣郡治。皇甫晖当时正坐在帐中宴饮慰劳将士，养精蓄锐等待作战，仓促听到变故，起初无法判断我军人数多少，便跃上他的爱马“千里电”，向东郊奔驰。太祖追到河桥上，用剑一挥，皇甫晖连人带马一起坠落桥下，晖于是被擒。姚凤随即带领部众解除武装请求投降。从此宋军兵威势如破竹，完全攻取淮南地区。姚凤投降时正是午时，各寺院敲钟以示响应，这一习俗至今没有改变。绍兴壬戌年，郡守赵时上殿陈述此事，诏令交付史馆。东渡一带至今还保存着落马桥。这样看来，端命殿难道可以修建后却置之不问吗？○祖宗的谋划宏大而深远 太祖曾下令在瓦桥一带南北分界的地方，专门种植榆树和柳树，中间留一条小路，仅仅能够容一匹马通过。后来到了真宗朝，这里成为使者每年往来的道路；日子久了，树木日益茂盛，长成合抱的大树，彼此交错，遮蔽堵塞道路。宣和年间，童贯任宣抚，统率军队攻取燕、云，下令把树木全部砍伐。等到胡人的战马向南奔驰时，这里便成了平坦大道。如果像从前那样有树木遮蔽阻挡，未必能够卷起铠甲长驱直入。这样的安排也是祖宗谋划宏大深远的一例。（王嗣昌说。） ○太祖把弓弩藏在扬州郡治，宣和年间派上了用场 太平时期，扬州郡治东面的廊屋锁着几间房，房上有一块建隆元年用朱漆金字书写的牌子，上面说：“除非有紧急情况，不得擅自开启。”宣和元年，浙西盗贼兴起，诏令童贯统率军队讨伐；军队经过淮南时，他看到了这块牌子，焚香再拜后打开查看，原来里面是弓和弩各一千件，保存爱护得极其周到，俨然和新的一样。童贯命人给它们上弦试用，力量比后来制造的强一倍还多，制作精巧，无法比拟。士卒都惊叹佩服，将其投入使用，终于取得成功。这大概是太祖皇帝亲自征讨李重进时留下的。由此可知，太祖经营武备的谋略，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经明见于此。圣明啊，太祖皇帝！（辛仲由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先人。） ○祖宗设置公使库来接待过往客人，想使人不再有寄居旅途中的叹息 太祖废除藩镇以后，命士人掌管州务，天下人都感到便利，于是设置公使库，使遇到过往客人时，必定安排住宿并供给饮食，希望使人不再有旅途寄居的叹息。这大概是古人所说由诸侯供养宾客的主张。下至吏卒，也有发给口粮等办法，用来救济他们缺粮的困难。太平时期，士大夫进京朝见，不带粮食，节省用度的人甚至还可以有余粮带回家。回程的礼数和来时相同，只是稍有减省。当时从京城出发乘船行驶在汴河上，还有上下水船的讥议。近来有人把州郡修饰馆舍、供给行旅看作错误，是不明白祖宗当初这样安排的用意。然而贪污的官吏如果把公款任凭私意使用，例如互相馈送、私下藏匿卷帙之类，也不能不严厉惩治。（刘季高说。） ○太宗收用旧臣，安排他们编修书籍，以此使他们专心于职事 太平兴国年间，各位降王去世后，他们的旧臣中有人散布怨恨之言。太宗把他们全部收用，安置在馆阁中，让他们编修各种书籍，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扩大书籍的篇幅，优厚地给他们俸禄和供养，用这些事务使他们的心思专注其上。许多人最终老死在文字编纂之间。（朱希真说。） ○钱氏《逢辰录》记载朝廷典章故事十分详细 太宗得到吴越的户籍版图，接着平定河东，天下统一，礼乐以及各项事务都灿然完备。钱文僖钱惟演曾编纂一部名为《逢辰录》的书，按日期逐日记载他父子承受皇恩、受到荣宠礼遇的事情，以及朝廷的盛大典礼，极为详尽。明清家中原有这部书，后来被钱仲韶借去并私自占有。直到现在它仍在外面流转，哪里还能再次见到，用来补充史书缺失的文字呢？○章献太后命儒臣编书，在宫禁中刻板印行 仁宗即位时，才十岁，章献明肃太后临朝听政。章献太后素来多有智谋，分别命令儒臣冯章、靖元、孙宣公▯、宋宣献宋绶等采集历代君臣事迹，编成《观文览古》一书；又把祖宗的故事编成《三朝宝训》十卷，每卷十件；还编纂郊祀仪仗，成《卤簿图》三十卷，诏令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制，精妙异常。书中在左边叙述事迹，命傅姆们早晚侍奉皇帝时让他展开观看，并加以解释引导，后来又在宫禁中刻板印行。元▯末年，哲宗九岁即位，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宣仁圣烈皇后，宣仁圣烈皇后也命人取出书板摹印，仿照此例作为帝王学习的开端，分别赏赐给近臣及馆阁、殿阁官员。当时我的祖父也在受赐之列，因此明清家中便有这部书。绍兴年间被秦伯阳取走。（我的先人说。） ○天圣年间下诏修撰《三朝国史》天圣年间，章献明肃太后临朝听政，下诏修撰《三朝国史》。当时巨▯罗崇勋、江德明掌权，认为史院承受是旧有官属，每当进呈书籍时，便特别优厚地推恩赏赐；甚至下至书史、厨师、宰夫，也都得到赏赐。后来便沿袭了这一做法。（徐敦立说。） ○昭陵降生的缘由 章懿李后当初地位低微，在章献明肃太后身边侍奉。章圣皇帝偶然经过阁中，想洗手，李后捧着洗手器具上前，皇帝喜爱她如玉般光耀的肤色，便同她交谈。李后奏说：“昨夜忽然梦见一位穿羽衣的人，赤着脚从空中下来，对我说：‘我是来做你儿子的。’”当时皇帝还没有继承人，听后非常高兴，说：“我应当使这件事实现。”当天夜里，皇帝召她侍寝，她因此怀孕，第二年生下昭陵。昭陵小时候每当穿上鞋袜，就急忙命人脱掉，常常赤脚在宫禁中行走。宫中人都称他为赤脚仙人。所谓赤脚仙人，大概就是古代得道的李君。（张昌诗字嗣祖说，他在祖父的《邓公家录》中见到此事。） ○神宗的圣学不是常人所能及 熙宁年间，神宗问邓绾：“西汉的张良怎么样？”邓绾根据班固、司马迁所论来回答。皇帝说：“体道。”邓绾没有理解圣训，请教皇帝，皇帝又说：“不唱。”邓绾退下后，便取《子房传》考察，发现从张良跟随沛公进入秦宫宫阙，到召请四皓侍奉太子，凡是他筹划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由他首先倡议的。这才知道，天纵之学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邓雍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先人。） ○神宗设置封桩库，作为开拓疆土的资财

译神宗遵循太祖遗留下来的意旨，积聚金帛作为内府储藏，并亲自撰写四言诗一章说：“五代时失去了天下，猃狁十分强盛。艺祖建立国家，想着要予以惩治。爱设立内府，以此作为招募士人的基础。后世子孙要保守它，怎敢忘记他的志向。”每座库都用诗中的一个字作为名称。又另写了二十字的诗，分别张贴在库上：“每当夜晚都虔诚警惕，妄想遵循先帝遗业。只是我没有勇武的资质，凭什么取得军事胜利？”后来所谓“御前封桩库”，就是这个。神宗本来想用这些储藏作为开拓西北土地的资费。起初命王韶攻克青唐，随后想经营银、夏二州，再收复燕、云二地。元丰五年，徐禧在永乐城败军之后，皇帝的心志便松弛了。（林宓《裕陵遗事》说。） 神宗下诏命史院赐宴，史官入席赋诗。神宗在位时，下诏修撰仁宗、英宗《两朝国史》。开局那天，诏令史院赐宴。当时吴冲卿任首相，提举二府以及修史官员在席上作诗。吴冲卿首先唱道：“兰台开设了史局，君王赐下玉▯中的余酒。宾友之中寻求三公，规制取法于八部史书。书写青史姑且仿照这样，头发已经衰白，难道还不该归去吗？蒙诏允许从容聚会，何妨醉后乘车回去。”王禹玉说：“清晨走下金门的道路，君王赐宴，恩德召我前来。簪缨之中的三位寿客，执笔删定两朝史书。虽然年老还能遇到这种盛事，恩意深厚，难道不该尽情醉饮吗？” “听说还要访求其他事迹，应当赶快乘使臣的车子前往。” 元厚之说：“殿中帷幕后早朝应对结束，省门外还下着雨，天色阴沉。诏令赐下尧樽之酒，人们探访禹穴的书籍。夔、龙这样的贤臣正处在宾客之首，班固、司马迁大概也只能算徒有虚名吗？”王君贶说：“历代圣人相传的统绪已经千年，编年记载超过四十年。官职归于柱史之笔，经书取法于记载鲁国史事的麟经。班固、司马迁的才华实在长久流传，仁宗、英宗的治道多么伟大啊！承蒙恩典招我到东观赴宴，斟酒满车，实在感激。”冯当世说：“清晨云气密集，风清雨止。太史有三长之笔，帝王有二典之书。接续前贤的事业，不知应当是谁；蒙受恩典，难道不是幸运吗？往日吐茵的事情，何必怕污损公车。”曾令绰说：“御府供给▯分制的醇酒，君王的恩典赐给我▯余。赐宴遵循旧例，接纳史官重新修书。这样的宴饮难以常有，风流盛事岂不伟大吗？尸位素餐并非我的职责，惭愧地依附于相君的车子。”宋次道说：“二位圣主留下宏伟功业，皇天俯临，已经四十多年。元台率领属官前来，赐宴并宠幸修订史书。世代承继的事业使我得到的荣耀太多，君王的恩德能报答吗？衮衣相互映照，光彩灿烂；归去时拥随鹿鸣之车。”王正仲说：“圣上思考著述之事，搜集前代言论的余绪。美玉般的筵席初次赐酒，石室中载录细密的史书。美好的规范留给后来人，成就功业时是否也会思念往昔呢？” “想知道开局时的盛况，只要看门前拥满了相君的车子。”黄安中说：“举行礼▯，宴请三公，史书发掘两朝遗事。偶然得以陪列金闺中的才俊，前来细读石室中的书。法令良善，难道不如司马迁；文辞措置，难道不如子游吗？在衰老懒散之时遇到盛事，更应当重读五车书。”林子中说：“调和元气的宰相地位极为尊贵，须要承受皇帝余下的恩宴。从前辅佐名山藏书的编录，今天删定史观中的书。上天之心忧虑著作者，国政议论将交给谁呢？寂寞地怀抱笔墨的史官，幸得容许瞻望相府的车子。”由此可见当时人才之盛。真迹如今收藏在禹玉的孙子晓那里。他曾拿出来给明清看。晓说：“史院赐宴唱和，是本朝的旧事。” 记录绍圣年间诽谤之语并上报史院。乾道辛卯年，明清因为观看《元符诏旨》，见《钦圣献肃皇后传》记载元丰末年的诏命，其中引用的仍然保存着绍圣年间的诽谤之语，于是把这件事告诉岳父方务德，说：“如今主持衡量史笔的是汪圣锡，他是我所深厚敬重的人，应当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给他看。”随后把书信和材料交给他。十天后收到汪圣锡的答复，说：“承蒙您把情况告知我，昨天偶然因奏事入内，便为此详细陈述。皇帝的话很赞同您的说法，认为所说是正确的，当即下诏命史院删去，以明辨是非的真实情况。”汪圣锡亲笔所写的信，如今还保存在岳父家中。曾布等人商议恢复瑶华位号的始末。昭慈孟皇后在绍圣三年以使令为禳衤会之法。九月二十日，诏令迁居道宫。这件事已见于《泰陵实录》。曾文肃《奏对录》详细记述了她恢复位号的始末，现在全部载录如下。元符三年五月癸酉日，三省共同承接批旨，命令共同商议恢复瑶华位号。此前，首相韩忠彦派他的儿子▯来相见，说：“我因曲谢入内时，皇帝告诉我准备恢复瑶华，命令我和曾布等人商议。如果曾布认为可以，就告诉李清臣；等再次留下禀报后，再告诉三省。皇帝还说，恐怕有人提出异议。”曾布答道：“这件事确实没有先例。皇帝也曾间或提起，我只是回答说，旧例中只有追封谥号，没有在世恢复位号的人。何况还有元符，恐怕难以并处。如今圣意如此，既然要开创先例，也没有违抗的道理。如果对元符没有别的议论，也就只能顺从办理。三省一向凡遇德音和御批，从未听说有违逆皇帝意旨的，这件事不必忧虑。不过可以告诉邦直。”▯说：“如果在这里议定，就必须再到皇帝面前和帘前禀报确定，才敢公开宣布。”到四日，再次留下禀报，意见没有改变。师朴说：“已经约定三省了。”于是相继来到都堂。在前往途中，师朴说：“▯说，当初开始商议瑶华之事的法令时，您想采用重法，官员不敢违背。”到了都堂，▯又说：“当初是施行厌法，不能判定有罪。只是制作雷公式等，都不合乎法令，本来就是没有完成。”曾布说：“您既然知道是这样，当初为什么不说？如今却这样议论？当时议定法令、讨论罪责的人，难道不是宰相吗？我当时曾主张依照郭后旧例，并且把她作为净妃处置。三省中还有人当面向皇帝认为不必这样。后来又想贬谪董敦逸，我独自竭力争取，才使他没有被贬。这些事难道都不是真的吗？今天您却说当初议法不当，那么是谁的罪过？”▯默不作声。曾布说：“这件事暂且放下。今天皇帝和帘中太后想恢复瑶华，正是因为元符的册立不正。元符的册立，使用的是皇太后的手诏。近来有诏令，让蒋之奇把所降手诏送入，才说那是刘友端所书。外面有人进呈文字，皇太后完全不知道，也从来没有看过，这是怎么回事？”▯急忙说：“是我▯送入的。先帝说：‘已经得到两宫的旨意。’命令我撰写这份手诏的大意送入。”曾布说：“手诏中说‘不是这个人，还有谁能够担当’。” “这些都是您的话，难道不只是大意吗？”▯说：“是。”众人没有不感到震惊的。卞说：“我还不知道有这件事。”曾布说：“颖叔以为这是太后手诏中的话，所以把它写入麻词，却不知道出自您。”蒋之奇也说：“当时只以为是太后的话，所以不敢不写进去。如今把文字送入查验，才看出是刘友端所书，皇太后确实从未看过。”▯神情顽固，毫无惭愧之色，众人都惊骇叹息。这天，曾布又说：“这件事只是师朴亲耳听到的，我们都还没有当面禀报。明天应当一起禀告，如果圣意不改变，就应当拟定圣旨进呈。”于是命师朴起草，内容说：“瑶华被废黜后，近来经过登极大赦以及多次颁降的赦宥，其位号和礼数，命三省、密院共同详细议论后上奏。”于是退下。晚上见到师朴等人，他们都说：“一查问就招认，真是奇怪，奇怪。”六日，曾布于是写简帖告诉师朴：“前天所批的旨意不妥，应当按照今天改定的文字进呈拟定。”师朴答道：“很好。”但仍然犹豫。七日，曾布说：“所拟批旨不妥，已经有再次改定的文字在师朴那里。”众人都称好。

译如今颁下的旨意，就是曾布改定的文字。这天，皇帝当面告诉帘中太后，想废去元符而恢复瑶华。曾布极力陈述认为不可，说这样做就会彰显先帝的短处，而且陛下以叔父的身份废黜嫂嫂，恐怕不合乎礼义。皇帝也深以为然，命令在帘前暂且坚持这个意见。众人都认为两者并存最为方便。皇帝又反复叮嘱，命令一定坚持。卞说：“韩忠彦是帘中太后所信任的人，必须让忠彦陈述意见，太后一定会听取。”韩忠彦默然不语。到了帘前，他果然说：“自古以来一帝一后，这件事足以成为万世的议论。相公以下的人，读书并不少，必须把道理议论得稳妥才可以实行。何况这是垂帘听政时期的事情，更不敢不审慎。”他所说很多，不能一一记下。众人都无法反驳。▯却说：“臣思考此事，也确实不够稳妥。”众人都用眼色示意他。师朴于是拿出拟定的批旨进呈，说：“暂且请求依照已经颁下的指挥，容许臣等共同讲议后上奏，请予准许。”但仍然没有形成定论。再次应对时，曾布便说：“刚才议论瑶华之事，圣上说一帝一后，这是常理，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臣也完全明白圣上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元符的册立不正，所以有所疑虑。然而此事出于无可奈何，必须让两者并存。” 于是使章▯误解皇太后的旨意，反而把恢复瑶华认为不稳妥。这件事从头到尾误导先帝的，都是▯。此前皇太后告诉蒋之奇，关于册立元符的手诏，皇太后说自己不知道，也从未看过；等蒋之奇把它送入，原来是刘友端书写的。臣连续两天当着众人的面质问▯说：‘昨天说用皇太后的手诏册立元符为后，皇太后却说不知道、也从未看过。等命蒋之奇送入，原来是友端所写，难道是外面有人撰写后送进来的吗？’▯急忙说：‘是我▯撰造的。先帝说已经得到两宫许可，于是命我草拟大意。’臣说：‘难道只是大意吗？诏书说“不是这个人，还有谁能担当”，这就是您的话。’蒋之奇也说：‘当时以为是太后的话，所以写入制词。’▯说：‘是我的话。’众人都惊骇。▯参与决定册立的罪过本来已经很大，这件事也不小。然而不能公开宣扬，是因为这会牵涉先帝。如今如果以此废去元符，固然有理由，但上面会彰显先帝的短处，其次当今皇帝以叔父身份废嫂，也不合乎礼义。因此我们议论，都认为让两者并存最为方便。这样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典礼，但实在无可奈何，只能如此。” 太母于是说：“这是无可奈何。况且元符眼下又没有别的罪过，这样处理很方便。”曾布说：“希望皇太后更加坚持这个意见。如果稍微触动元符的地位，按道理就不妥。”太后也回答：“只能如此。”皇帝又曾告诉密院说：“先帝既然册立元符，不久便后悔了，只说：‘不对！不对！’”又说：“郝随曾取宣仁皇后所穿的后服披在元符身上，先帝看见后非常惊骇，却笑着说：‘不知道合不合身？’”又说：“元祐本来出身士族，与元符不同。”又称赞她的母亲也明晓事理。二府都说：“她是王广渊的女儿。神宗曾经想任命王广渊为参知政事，诏命下达后他就去世了。”又说：“当初聘纳时，常常教她妇人的礼仪，甚至倒行、侧行，也都亲自指教。其他举止，更不是元符所能相比。”曾布说：“她当日也不能说没有过错。”曾布又问：“皇太后认为怎么样？”太母说：“自己身边的人做了不合适的事，自己却不能坚定地作出决定，也不能说没有过错。”曾布说：“皇太后自从确立正统位号后，再也没有生育子女。神宗的嫔御并不少，却没有听说有争宠的意图。身处尊位，哪里可以和下位的人争宠？”太母说：“我哪里还会再招惹他的烦恼，不过神宗也确实做得好，在夫妻之间极其周到，二十年夫妻从未当面争吵。”曾布说：“这样比较起来，确实不能说没有过错。” 又有向下亲比盗臣、使墨卒都蒙受恩惠的做法，我恐怕这一切都还没有安定吧。”这一天，太后听说有人承认亲自制造手诏一事，便叹息说：“当初还以为友端稍微懂些文字，恐怕是友端所作，哪里知道竟是他做的。”布说：“皇太后通晓古今，自古以来可曾有过像这样的宰相吗？”之奇也说：“〔原文“▯”字有疑误〕更加不像样，实在无可议论。”这一天，瑶华乘犊车回到禁中。到了内东门，太母派人拿来冠服，命她脱去道士服后才让她进去。宫廷内外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无不欢呼。当晚，锁院颁下制书，只把中书拟定的详细奏状交给学士院，并没有宣召学士。起初商议恢复瑶华的身份时，布首先向皇上禀告：“不知道应当把她安置在什么地方？”皇上说：“可以安置在西宫。”布说：“这样当然很方便（外间起初传说：‘东宫增建了八十间房屋，恐怕是想用来安置两位太后。’众人都认为这样不妥），但既然已经恢复了她的身份，她对太母便有妇人对婆母的礼节，怎么可以把她安置在外面呢？”皇上也认为他说得对。太母仍说：“必须让元符先行礼，元祐回礼，这样才合乎礼法。”又说：“将来必须让元祐随从灵驾，元符只要负责迎接虞主就可以了。正愁没有人迎接虞主，如今有这个安排就很方便了。” 太母又对枢密院说：“先帝既然立了元符，不久便后悔了，只说：‘不对！不对！’”又说：“郝随曾经拿宣仁太后穿过的皇后礼服给元符披上，先帝看见后非常惊骇，后来却笑着说：‘不知道合不合身？’”又说：“元祐本来出身士族，和元符不同。”她又称赞元祐的母亲也明白事理。两府都说：“她是王广渊的女儿。神宗曾经任命王广渊为参知政事，任命诏令下达后他便去世了。”太母又说：“当初聘娶纳入时，常常教她妇人的礼仪。至于倒着走、侧着走，也都是亲自指点教导的。其他举止，更不是元符所能相比的。”布说：“当时也不能说她没有过错。”布又问：“皇太后认为怎么样？”太母说：“自己身边的人把事情做得不对，自己却不能坚定地处理，这也不能说没有过错。”布说：“皇太后自从端正名分、登上正位以来，再也没有生过孩子。神宗的嫔御并不少，却从未听说有争宠争竞的意思。身居尊位，怎么可以和身份低下的人争宠呢？”太母说：“我哪里还会再去招惹他的烦恼呢？不过神宗确实很会处理这种事，在夫妻之间极尽周旋，二十年的夫妻关系中从来没有红过脸。”布说：“这样比较起来，确实不能说没有过错。”

译颖叔也说：“忧虑在于进用贤人，怎么可以和嫔御争宠？”太母又对二府说：“元符、元祐都有刚强的性情，如今还担心她们互不退让。”曾布说：“皇太后更应当训诫她们，使她们不至于犯错，这才算完善。皇太后在上，她们料来也不敢这样。”太母说：“也很担心她们各自再说出什么话来。况且下面的人很多，这些人尤其不辨是非。”三省也说：“如果皇太后告诫约束，她们一定不敢这样。”太后又说：“她们两人与当今皇帝是叔嫂关系，也很难经常相见。以后除了大礼、圣节的宴会可以参加，其余都不必参与。她又和当今皇后不同。”三省也都称好。其他话很多，所记的只有这些。以上都是曾经记载在《录》中的话。制词大略说：“只是东朝慈爱的训诫，念及她久居别宫。况且永泰已经宾天，又有什么嫌疑不能让二后并存呢？”到崇宁元年，蔡元长掌握国政。十二月壬申日，采用御史中丞钱▯、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司谏左肤的奏疏，下诏让皇后恢复居住在瑶华宫，制书中有这样的话：“台臣上奏论辩，据理坚决争论；宰辅完全赞同，接连上章。”过了二十多年，到靖康末年，金人侵犯京城，六宫都被带往北方，唯独皇后没有参与，逃藏在她自己的家中。张邦昌知道这件事，派人迎接皇后出来垂帘听政，仪仗随从突然闯入宅第，皇后惊惶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想躲避也无法避免。等到思陵中兴，尊她为隆祐太后，大概是因为她祖父的名字叫元，所以把“元”改成“隆”字。建炎年间，皇帝车驾暂时驻留会稽，皇后略微感到风痃病发作。本阁有一名宫人，自称善于使用符水咒语治病，可以使疾病痊愈，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皇后，皇后吐着舌头说：“又是这种话，我哪里还敢再听？这种人怎么可以留在禁中呢？”立即命令把她赶出去。（王嗣昌说。） 曾布奏报政事，皇帝深为敬畏佩服。徽宗刚登上帝位时，曾文肃公掌管国政。宫中放出的纸鸢落到民间，有人把这件事告诉曾公。第二天，曾公奏报了此事。皇帝说：“本来没有这回事，是传闻者妄说。应当命令查问追究消息从哪里传来。”曾公从容进言说：“陛下即位之初，年纪正轻。退朝后的空闲时间，偶尔把它当作游戏，并不是很大的过失。但我担心一旦追问，有关官署互相观望，谨慎地让臣下屈服认罪，那么恐怕天下人会顺着这种风气而不顾事实，将会损害圣德。”皇帝深为敬畏佩服，但对曾公失去宠信也从这里开始了。（舅父曾▯父说。） 徽宗喜好学习，专心钻研辞章文艺。徽宗住在藩邸时，已经专心钻研辞章文艺。刚即位时，南京知府曾肇把奉诏撰写的《东岳碑》进呈给皇帝，皇帝下旨送到京东刻石。皇帝称赞他的文章，并且说：“兄弟几人都有文名，其中又有一人尤其著名。”左相韩师朴说：“是曾巩。”子宣说：“臣兄受到神宗知遇，提拔为中书舍人，参与修撰《五朝史》，不幸早逝。他的文章和欧阳修、王安石一样，都在当时享有盛名。”皇帝点头表示赞同。由此可知，皇帝喜好学问，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徽宗初次举行郊祀的事迹。建中靖国年间，徽宗举行初次郊祀的情形，也见于曾文肃的《奏事录》，记载得十分详细。当时把这看作一时的庆典。十一月戊寅日凌晨，导驾官在大庆殿前列班，引导皇帝乘步辇到宣德门外，换乘玉辂，登车后由骑兵导引前往景灵宫，行礼完毕，又前往太庙。天刚亮时，已经显出大雪将至的征兆；进入太庙后，果然下起大雪。出太庙巡行到朱雀门时，雪势仍未停止，卫士们全都被淋湿了。皇帝回头说：“雪下得很大，只是来得不是时候。”等到前往太庙时，雪下得更加猛烈，直到二更还没有停止。皇帝派御药黄经臣到二位宰相那里，传达圣意问道：“雪不停地下，明天如果刮大风下大雪，怎么出城举行郊祀？”布回答说：“今天是二十一日，郊祀礼还在后天，不可能不放晴。”黄经臣说：“只是怕风雪太大，难以成行。”布说：“雪即使很大，有关官司也会清扫道路，一定不会妨碍通行。即使稍受风雪冲击，也没有别的办法。况且雪势猛烈，必定不会持续太久。何况皇帝乘舆顺天而行，按理不可能不放晴。即使再下大雪，也必须出城举行郊祀。如果实在不能登坛，就应当在端诚殿遥望祭祀。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况且诏札已经颁告天下，怎么能中途停止呢？”黄经臣也称赞说好，随后说道：“左相韩忠彦想在大庆殿举行望祭。” 布说：“绝对不可以。只把这些话回奏上去。”黄经臣退下后，布便约执政们到左相的斋室会面，又草拟了一份札子带去。左相仍然提出在大庆殿望祭的意见。左辖陆佃说：“右相的话不能改变，而且恐怕不可能不放晴。如果返回大庆殿，到了那天却晴朗了，那怎么办？”于是布亲手写好札子，和二府官员签署后送入宫中，事情便定了下来。皇帝听说后十分高兴。有见识的人也说：“面对大事就应当这样处理。”半夜时，雪果然停了。五更，皇帝上朝，在九室行享礼。布作为礼仪使，在赞引皇帝到▯洗处时，已经看见月色。皇帝高兴地说：“月色明亮。”布不敢回答。再次到▯洗处时，皇帝又说：“已经看见月色了。”布说：“不可能不放晴。”皇帝献瓒到神宗室时，眼泪流满了脸。第二次进入神宗室酌酒时，又不停地哭泣，左右侍从也都感动得流泪。这一天，听说皇帝还停止平日的膳食，改吃蔬食来祈祷。己卯日黎明，皇帝从太庙斋殿步行出庙门，登上玉辂；这时景色已经放晴，时而可见阳光。巳时、午时之间到达青城，傍晚终于彻底晴朗，能看见太阳。五位使者带领仪仗巡行到玉津园时，夕阳照满原野，人们无不欣喜。庚辰日四更，前往郊坛幕次；不久，皇帝乘舆来到大次。布跪在帘前奏请皇帝行礼，（景灵宫、太庙也都是这样。）随后引导皇帝到小次前登坛献币，再到▯洗处，又登坛酌酒献祭。

译天色晴朗，星斗灿烂，再也没有一丝云彩。皇帝多次回头说：“星斗灿烂。”到小次前，又传谕布说：“圣心虔诚恭敬，感动了上天，天意感应，本来就应当如此。”随后又登坛饮福。礼仪进行到一半时，蒋之奇多次跌倒在地。后来他正好倒在中间，妨碍皇帝前行，布用手约束他；蒋之奇于是拉住布的衣服不肯放手，并用力把布往后拽。走了几级台阶后，他又僵直着跌倒。皇帝问他是谁，布回答：“蒋之奇。”皇帝命礼生扶他登坛，让他坐在乐架下面。皇帝行礼完毕回到他那里时，他还不能起身。皇帝命人扶助他，送到外舍，先让他回府，又命人派医生前去察看。等到亚献时，有关官员请皇帝到小次休息，但皇帝始终不答应，面向东方端正站立。到了望燎时，布跪奏礼仪完毕，引导皇帝回到大次。按照旧例，礼仪使应站在帘外，等礼部奏报解除戒严后才能退下。皇帝吩咐都知阎守勤、阎安中，负责照看布从地门出去，担心马队到了以后他难以出行。这种恩遇非同寻常，众人都感叹，认为皇帝对他十分眷顾。五更，二府官员在端诚殿向皇帝称贺。黎明时，皇帝乘辇回宫。此前礼仪完毕后，皇帝又派中使传达圣旨，宣布车驾回宫，并命令全体仪卫集中前进，不得拥堵阻塞。布于是通知卤簿司和三位帅臣，命令他们依照圣旨办理。等到皇帝登辇后，所有仪仗不再受到阻滞。不等到巳时，已经到达端门。左相是大礼使，传达圣旨却把这件事交给布办理，众人都觉得奇怪。不久，皇帝登楼大赦天下。第二天，又前往会圣宫。宫门两侧廊庑下面所画的人马，都有流汗的痕迹。据说庆历年间西征时，有一夜人马发出声响，天亮后观看，发现流了汗，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又有一尊小女孩塑像，牙齿、头发、指甲都是真实的物品，身高大约三尺。据说她是太祖尚未显贵时见到的人，曾说太祖将来必能拥有天下。但没有文字可以考证。塑像龛设在殿的侧面，坐在殿内（大概就是殿门的位置）。○程若英上书所说的事情后来都应验了 又说：“这一月，奉职程若英原来是文臣程博文的儿子。他上书说：‘皇子的名字▯，以及皇帝的御名，都触犯了唐明宗的名讳，应当防备夷狄作乱。’诏令改掉皇子的名字。到了这时，他又上书请求改任文资，皇帝同意了。”当时也是建中靖国元年，后来果然应验，也是一件奇异的事，因此记载下来。○邓洵武请求纠正选人的官称 神宗重新制定官制，唯独选人的官称还没有纠正。崇宁初年，吏部侍郎邓洵武上疏说：“神宗考察古制，创立法度，厘定官名，使尚书省、御史台、寺、监的官员都实际掌管职事；担任空名官职的人一概罢免，改用阶官代替，并据此制定俸禄。命令发布之日，官号和法制在上面焕然一新，伦理纲常和各种政务也在下面得到条理。如今吏部选人，从节度、观察、判官到主簿、县尉，共有七等。先帝曾想用阶官作为寄禄官，只是没有来得及实行。希望创设新的官名，作为寄禄官，这样一代的条法就能完备明晰。”徽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诏令有关官司讨论。于是设置了选人的七个阶级。蔡元道的《官制旧典》却遗漏了这件事。○政和年间废除毒药库，并停止贡额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日，皇帝亲笔写道：“查考内内侍省所属的苑东门药库。现有药库设在皇城内北角、拱宸门以东。所收藏的鸩鸟、蛇头、葫蔓藤、钩吻草、毒汗之类，品种数量还很多，全都是川、广地区进贡的。掌管的官吏有三十多人。查验后发现，原本没有支出使用，显然属于虚设。大概自五代末年战乱以来，法纪废弛，常常使用这些东西来铲除不臣之人。沿袭到本朝，自艺祖以来，好生之德深入人心。即使依据法网，也无不明白设置刑典，在市朝诛杀，什么时候用过这些毒物？从现在起，全部停止贡额，同时停止进献。仍然废除这个库，遣散官吏，参照有关规定予以安置。所有毒药及其盛放器皿，都交给军器所，命令在新城门外空旷偏远的野外焚毁丢弃。其灰烬埋葬在宫城土地中，清楚地封土作堠并加以标记，不得让人畜靠近触犯。立即安排办理施行。”由此可见▯陵仁厚的心意，连豚鱼都受到恩德。谨慎地把它记录在编中，用来昭示无穷。○靖康年间邓善询随车驾驻在雍丘，召见县令商议事情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日，金兵侵犯▯州。徽宗皇帝穿着便服从通津门出行，乘坐小船，将要到达雍丘时，命宦官邓善询把县令召到津亭商议事情。邓善询却借别的事情召他。县令让前导先到近岸，邓善询从密集的人群中跳出来，呼喊县令下马，并厉声斥责他。县令说：“我出来治理京畿的县邑，应当显示威严和声望。哪里有面对百姓却步行前来的道理？”邓善询说：“太上皇帝到亳社去，只是暂时在这里停留。”县令大吃一惊，丢下车子快步奔去，在船前呼喊万岁，跪拜叩头，自责自己的罪过。徽宗笑着说：“宦官只是在和你开玩笑。”于是召县令进入船中。这天晚上船搁浅，无法前进，徽宗很忧虑，夜里走上堤岸，骑着名叫鹁鸽青的骏骡，向睢阳方向奔去，听到了鸡叫声。河边有一个小集市，百姓都沉醉熟睡，只有一位老妇人家里点着灯，竹门半掩着。皇帝推门进去，老妇人问皇帝姓什么，皇帝说：“姓赵，住在东京。已经退休了，举荐长子代替自己。”卫士们都笑了，皇帝慢慢回头看卫士，也笑了。老妇人送上酒，皇帝起身接受老妇人的酒，又把酒传给卫士们。老妇人请皇帝到卧室里围炉取暖，又拿来干柴添火，替皇帝脱袜烘烤脚趾。过了很久，皇帝对卫士说，命令他们记住老妇人家的地名。等到龙舟回到京城时，老妇人已经去世不久了，于是皇帝把白金赏赐给她的几个孙子。（蜀地僧人祖秀说。） ○编列元祐党人，树碑刻石

译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庆撤去帘幕，泰陵亲自处理政务。当时政局焕然一新，首先驱逐吕正愍、苏文定。第二年改年号为绍圣。四月，从外地授章子厚为左仆射。当时东坡先生已经被贬为英州。章子厚到任后，蔡元度、邓温伯迎合他的意旨，认为《神宗实录》诋毁失实得太严重，请求重新修撰。由此建立元祐党籍，当时在朝任职的人依次被贬逐，起初只有七十三人。刘器之也曾把这件事告诉胡德辉加以论辨，见于《元城道护录》。其中也有彼此矛盾之处，例如川党、洛党之类，他们原来并不是同心同德的。徽宗即位后，又把这些人全部召回任用，有意调和统一，使他们得到平反。蔡元长担任宰相后，却让他的党徒再次编列党人，把名单刻在石碑上，称为“元祐奸党”，公布天下。但凡与蔡元长意见不同的人，无论贤能与否、官职大小，全都列入其中，排斥弃置，几乎有三百多人。有人此前还曾竭力反对元祐时期的政事，也混杂在其中列名，愚者和智者混在一起，根本无法分别。蔡元长想要彻底连根固本，做得非常严厉，然而并没有什么益处，只是使他的子孙获得荣耀罢了，有见识的人都对此感到遗憾。比如近来扬州重刻《元祐党人碑》，竟然把苏钅至刻成了苏过。叔党在元祐年间还没有束发，难道不是字形抄写错误吗？这尤其没有意义。钅至字彦远，是东坡先生的族侄，考中进士后，担任泸川县令。元符末年，他因日食上书进言，尤其恳切正直。蔡元长让他的党徒编列党人后，上书把彦远列为邪党中的首要人物，又把他的名字刻在元祐党籍碑上。他因此被削去名籍、编管华州，遇到赦免后酌情移居潼川，后来恢复任用为普州岳安尉，最终死在任所。绍兴初年，特赠宣教郎。事情见于王望之所作的《彦远妻史夫人墓志》和《重修泸川灵济庙碑》。○宰相与枢密院职权分合的沿革 明清前些时候拜访徐五丈敦立于▯川，徐敦立询问创置右府以及宰相与枢密院议政职权分合沿革的情况，明清当即考证后作答，徐敦立十分赞赏，便亲手抄录在他所编的书中，现在列在后面。考察唐代宗永泰年间，开始设置内枢密使二人，由宦官担任。起初没有设置专门的司局，只用三间屋子收藏文书，他们的职责只是掌管把奏表接受进来，呈送宫内；如果皇帝有所处分，就传达给中书、门下执行而已。唐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胤担任宰相，与皇帝秘密谋划，想把宦官全部诛杀。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元，枢密使王彦范、薛齐▯暗中谋划废黜皇帝，请太子监国。不久太子改名缜后即位。十二月，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三人在除夕夜埋伏军队，诛杀刘季述等人。第二天，昭宗复位。三人被赐姓李，授为使相，加封“三功臣”称号，受到无比的宠遇。崔胤和陆▯请求把宦官全部除去，皇帝与三人商议，他们都说：“臣等世代在军中，从没听说过由读书人担任军队主帅。如果把军权归属南司，必然会有很多变更，不如仍归北司更便利。”皇帝劝告崔胤等人说：“将士们不愿意归文臣统领，你们不要坚持请求。” 于是又任命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然而唐朝从此就乱了。朱梁建立后，深刻革除唐代宦官造成的弊病，于是改为崇政院，改用士人敬翔、李振担任使者。两人的官职虽然尊贵，但职责仍只是接受、进呈文书和传达命令，与唐代宦官的职务相同。如今士大夫家中仍有《梁宣底》四卷，其中记载的大致是：中书提出奏请，就把事情详细记下，由崇政使在宫内进呈；皇帝作出的批示，再传达给中书执行。他们的职责仅限于此。到了后唐庄宗进入汴京，又改为枢密院，任命郭崇韬为枢密使，这才开始分掌朝政，与中书省抗衡。宰相豆卢革兼任弘文馆学士，因为郭崇韬父亲的名字叫弘正，请求把弘文馆改名为昭文馆，他畏惧郭崇韬到了这种程度。明宗即位后，任命安重诲、范延先为枢密使，两人尤其跋扈。晋高祖即位后，想设法惩戒这种情形，于是废除枢密院。到开运元年，又重新设置。末帝任用他的妻兄冯玉担任枢密使。从此以后沿袭不变。本朝沿用这一制度，首先任命赵韩王普担任枢密使。宰相和枢密院号称二府，礼遇没有差别。每次上朝奏事，两府都先后上奏，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所说的内容，因此常常形成疑虑和分歧。太祖、太宗等祖宗也依靠这一制度来了解双方意见的不同，从而分割宰相的权力。端拱三年，设置签书院事一职，由资历较浅的人担任，张逊就是这样任职的。《官制旧典》却错误地认为是邓公。庆历二年，西北两边用兵，富文忠公任知制诰，进言说：“边境事务关系国家安危，不应专门委托给枢密院。周朝宰相魏仁浦兼任枢密使，本朝初年范质、王溥也以宰相兼任参知枢密事。如今战争兴起，应当让宰相兼领枢密院事务。”仁宗认为他说得对，立即下旨命令中书省共同议定枢密院事务，并且把这项规定写入案牍。吕许公当时任首相，把内降的诏旨呈到皇帝面前说：“恐怕枢密院会认为臣在夺取它的权力。”富公正在极力争辩，恰逢西夏首领乞砂等人自称伪将相而投降宋朝，朝廷分别授予他们借职，拘留安置在湖南。富公又说：“这两个人投降时，他们的家族已经被灭了，应当厚加赏赐，以鼓励后来投降的人。”仁宗命令把富公的意见送交中书省，但宰相起初并不知道。富公说：“这难道是小事，而宰相竟然不知道吗？”于是进一步极力论说此事。当时张文定任谏官，也上奏说中书省应当了解军事事务。于是下诏任命宰相吕夷简兼判枢密院事，章得象兼枢密院事。不久，有人说：“二府的体例中，‘判’字的职权太重了。”

译于是又把吕公改任为枢密使。庆历五年，贾文元、陈恭公同时担任宰相，因为边境事务已经安宁，请求停止兼任枢密使。皇帝下旨同意。仍然诏令枢密院说：“凡是军国机要事务，依旧共同商议后施行。”枢密院又自行请求：任免统兵臣僚、边远地区长官、路分和钤辖以上官员，也都与宰相共同商议。皇帝同意了。张文定又说：“宰相既然停止兼任枢密院，就不再共同办公。万一边境突然发生小的忧患，两边就必须共同办公，每件事情都一起商议。”从此，平常事务由枢密院专门办理；涉及边境事务后才共同议论，称为“开南厅”。然而二府办理政务，最终仍然互不通报。熙宁初年，滕达道任御史中丞，上奏说：“中书省、枢密院议论边境事务时常常意见不合。赵明与西夏人交战，中书省给他赏赐战功，枢密院却下令约束他。郭逵修筑堡寨，枢密院才责问他，中书省却已经下达褒奖诏书了。战争和守备是大事，国家安危都寄托于此。如今中书省想战，枢密院想守，怎么向天下发号施令？希望陛下命令大臣，凡是战守和任命将帅，都要共同商议后再下令。”神宗认为他说得对。后来终于规定，枢密院重大事务要与中书省共同奏报，禀报完毕后先行下达，等中书省退朝后，再把本院奏章进呈。所谓通常办理的政务，就是凡称作“三省、密院同奉圣旨”的事务。建炎初年，设置御营使，原本是因为皇帝出行，统筹军中的政务，并由宰相兼任，因此后来专门掌握兵权，枢密院几乎无事可干。吕元直任宰相时，自认为有拥立皇帝复位的功劳，专横放纵尤其严重。台谏官以此进言，吕元直被罢去宰相后，御营司便随即废除。宰相又兼任知枢密院事，从范觉民开始，此后宰相都兼任右府职务。秦会之独自担任宰相十五年，兼带枢密使。到绍兴乙亥年，秦会之去世。第二年，沈守约、万俟元忠被任命为宰相，于是去掉兼带枢密使的职衔，中书省与枢密院又开始分开。○史官记事，所依据的有四种 徐敦立对明清说：“凡是史官记事，所依据的材料有四种：一是时政记，即宰相、执政官员每天议论政事，以及君臣之间奏对的话；二是起居注，即由左右史官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三是日历，即依据时政记、起居注润色编成的书，旧属史馆，元丰年间改行官制后隶属秘书省国史案，由著作郎、著作佐郎主管；四是臣僚的墓碑、行状，即由他们的家属呈上的材料。这四种材料中，只有时政记是执政官员每天记录的，对于当时的政事最为详细完备。左右史官虽然有两人，但轮流每天侍立，榻前的话既然距离很远，听不清楚，所能凭借的只是臣僚上报的材料，而他们又大多只求省事；凡是上殿奏事，只说‘没有听到其他圣上的话’，这样能够记录的就只有各部门的关报了。日历没有时政记、起居注所依据的材料，史官也不敢擅自增添。臣僚的行状，对于士大夫的事迹记载得很详细，但人们多认为它出自门生、子弟之类，属于虚假夸大的言辞，不足以取信。即使如此，其中泛泛称述的德行功业，可以不把它当作可信材料；但所记载的具体事迹，拿同时代人的记述来考察，当然不可能全是诬造，又怎么能全部废弃呢？我在史馆任职时，曾见过《重修哲宗实录》。那部旧书在崇宁年间让许多权贵游宦子弟参与讨论，对于当时名臣的事迹，已经删略了很多；新书又沿袭了旧书。当时急于成书，不再广泛搜访材料，有的人物传记只记载历任官职的先后；而且依据每个人的碑志，传记中本来应该写姓名的地方，仍然称作‘公’。读了这些，不能不感到遗憾。《新唐书》记载的事情比《旧唐书》多一倍，都是采自野史小说。本朝的野史小说尤其少，士大夫即使有私人记录，多半也不肯轻易拿出来。我认为史官如果想广泛搜集异闻，应当选择人员来叙述、记录他们听到和见到的事情，如《段太尉逸事状》《邺侯家传》一类，呈给史官，这样或许可以少有遗漏。欧阳公的《归田录》刚写成还没有刊行，序文却先流传出去，神宗看到后，立即命令中使宣召取来。当时欧阳公已经退休住在颍州，因为其中所记有些事情是不想广泛传播的，于是把它们全部删掉。又嫌删后篇幅太少，便杂记一些戏谑笑谈和不急要的事情，用来充满篇卷。抄写完进呈后，原来的底本也不敢保存。如今世上流传的都是进呈本，而原书大概从来没有流传出来。” 自从秦桧专擅政权，史料记录就不足以作为可信的传闻。敦立又对明清说：“自从高宗建炎年间渡海以后，像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的记录，起初非常完备。秦桧第二次任宰相，接着又登上执政之位，才开始任意专擅。拿绍兴壬子年他刚被罢免右相来说，凡是当时施行的政令，如训诰、诏旨，以及斥逐其门人和臣僚的章疏、奏对之语，只要稍微涉及他自己的，全都被改动或焚毁抛弃。因此遗失的材料极多，再也无法查考。等到他专擅政权以来的十五年间，凡是所记录的，无非是他的党羽奸邪、谄媚、阿谀的言辞，不足以向天下和后世传达真实情况。我当时在朝中，曾取来看过，也只能长叹而已。” 太祖发誓不杀大臣和言官。明清曾说，本朝法令宽厚严明，臣下所犯的罪行有轻重等级，从未任意加以诛杀。我恭敬地听说，太祖曾立下约誓，把它藏在太庙中，发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背誓言就会遭遇不祥。这确实是前代无法比拟的。卢多逊、丁谓的罪行这样严重，也仅仅被流放，后来又回到了北方。自晋公以后数十年，蔡持正才因为吴处厚告发他诗中有讥讽诋毁的言语，被贬到新州。又过了几年，章子厚的党论兴起，一时的贤者都被投置于南方炎热荒远之地，而章子厚最终也不能免祸，这是他重新打开这道杀戮之门的结果。元祐年间审理蔡持正的事情，二三位公卿未免有千虑一失。假使像前代那样，奸臣借此为口实，恐怕将有无穷的流血。明清曾把这番话告诉朱三十五丈希真，朱希真非常赞同。太祖的誓言，是曹勋传出的；他说，自己跟随徽宗在燕山时，徽宗当面这样告诉他。曹勋南归后，把这件事奏告思陵。治平年间宰执呈进草稿和成熟文书。明清曾在梁才甫家得到一张英宗批可的进状。治平元年，宰执在上面只写官职而不写姓氏，并且只署花押而不写姓名。按照年月考察，应当是韩魏公、曾鲁公、欧阳文忠公、赵康靖任宰相、参知政事的时候。但我不明白不写姓名的含义。后来读沈存中的《笔谈》，说：‘本朝重要的事情先当面禀报，平常的事情拟定文书进呈，皇帝画可后才施行，这叫作熟状；事情紧急来不及等待批报，就先行下达，同时拟具制书草稿奏知，这叫作进草。熟状用白纸书写，由宰相押字。’这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不知道如今又是怎样。” 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