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宫史卷二十七
康熈五十四年校刋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防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惟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宋、元、明至于我朝，因先儒已发之防指，或有妄▯已见，渐至启后人之疑。朕自弱龄留心经义，五十余年未尝少辍，但知诸书大全之驳杂，柰非専经之纯熟。深知大学士李光地素学有本，《易》理精详，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持论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览，只字片句，斟酌无遗。康熈五十四年春，告成而▯之天下后世。能以正学为事者，自有所见欤？
日讲易经解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日讲诸臣撰拟，依章解义，按日进讲，亲定成书，凡十八卷。康熈二十二年校刋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朕惟帝王道法载在六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易之为书，合四圣人立象设卦，系辞焉，而广大悉备。自昔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葢诗书之文，礼乐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于易防通焉。汉班固有言：「六艺具五常之道，而易为之原」，讵不信欤？朕夙兴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尝博综简编，玩索精蕴，至于大易，尤极研求。特命儒臣防攷诸儒注疏传义，撰为解义一十八卷，日以进讲。反复卦爻之辞，深探作易之旨。大抵造化功用，不外阴阳，而配诸人事，则有贞邪淑慝之别。运数所由盛衰，风俗所由治乱，君子小人所由进退消长，鲜不于竒偶二画屈伸变易之间见之。若乃体诸躬行，措诸事业，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徳类情之用。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维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而治理备矣。于是刋刻成书，颁示天下。朕惟体干四徳以容保兆民，且期庶司百执事矢于野涣羣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则泰交嫓于明良，而太和溢于宇宙，庶称朕以经学为治法之意也。夫御纂《周易述义》一部。
皇上命儒臣条次进呈
亲定成书阐绎
圣祖仁皇帝《周易折中》之义凡十卷，乾隆二十年校刋皇上御制序：「诗义既竣，爰从事于《周易》，举向所阐绎者，命词臣条次其説，日一二卦，如诗义之例，仍从朱子本义，用晁氏本，以应十翼之旧。编成复为之序。夫《诗》《书》《春秋》皆孔子所删定，而于《易》独为之十翼，以发明蕴奥。葢卦爻彖象交易变易之道，非圣人莫能明，故系之辞以诏万世，而上承伏羲、文周三圣之绪，则犹夫述而不作之意耳。学《易》者不深味乎圣人之辞，则无以探夫分爻立卦之本。
译康熙五十四年校刻。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 《易》学广大周备，秦汉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得其精微之处了。到了宋代以来，周敦颐、邵雍、程颐、张载等人阐发其中的奥妙，只有朱熹兼顾象数与天理，不顾众人异议而加以厘定。此后五百多年，再没有人有不同的见解。宋、元、明直到我朝，因袭前代儒者已经阐发的意旨，有人妄自提出己见，渐渐引发后人的疑惑。朕自年少时便留心经义，五十多年来未曾稍有懈怠，只是深知诸家《大全》驳杂不纯，却苦于没有专精一经的纯熟功力。深知大学士李光地素来学有根本，于《易》理精详透彻，特命他修撰《周易折中》。上溯河图洛书的本末源流，下及众儒的考订，凡是持论不可更易的部分，加以折中而采取之。历经两个寒暑，深夜披阅，一字一句都斟酌无遗。康熙五十四年春，书成而颁布给天下后世。能够以正学为己任的人，自然会有所领悟吧？
《日讲易经解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令日讲官撰拟讲义，依照章节解释义理，按日进讲，亲自厘定成书，共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校刻。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 朕以为帝王的治国之道与法度记载在六经之中，而穷极天道人事，穷尽性命之理，开发万物、便利民生，通晓变化、穷尽利益，其中道理没有比《易》更详尽的了。《易》这部书，汇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位圣人立象设卦、系辞阐释，因而广大周备。从前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治理天下的道理，都取法于此。至于《诗》《书》的文字，礼乐的制度，《春秋》所记载的行事，无不与《易》相通融会。汉代班固曾说：「六艺都具备五常之道，而《易》是它们的本原」，这话难道不可信吗？朕日夜勤勉不懈，孜孜以求，勤勉地探求治理之道，思考古代帝王立政的要领，必定以经学为根本。曾经广泛研读各种典籍，探索精深的蕴意，至于《周易》，更是极力研究探求。特命儒臣考订汇集各家注疏传义，撰写成《解义》十八卷，每日进讲。反复研读卦爻的文辞，深入探求作《易》的本旨。大抵造化的功用，不外乎阴阳二气，而配之于人事，就有了正邪善恶的区别。国运的盛衰，风俗的治乱，君子小人的进退消长，很少有不能从奇偶两画屈伸变化之间看出来的。至于将其体现于自身的躬行实践，运用于具体事业，就有观察民情、设立教化的方法，有通达德行、体察人情的作用。心怀恐惧、修身自省以此修养自身，思虑忧患、预先防范以此维系世道。引申发挥，触类旁通，那么治理之道就完备了。于是刊刻成书，颁布天下。朕想以体察乾之四德来包容保育万民，并且期望众官员各司其职，秉持像野地上聚合又分散那样的公正无私，成就像拔茅草而根系相连那样共同上进的美德，那么上下交泰就能媲美圣明的君臣，太和之气就能充溢于宇宙之间，或许可以称得上朕以经学作为治理法度的用意了。
《御纂周易述义》一部
皇上命令儒臣依次编纂进呈，亲自厘定成书，阐发演绎圣祖仁皇帝《周易折中》的义理，共十卷。乾隆二十年校刻。
皇上御制序 《诗义》既已完成，于是着手编纂《周易》，取先前所阐发演绎的内容，命词臣依次编纂其说，每日一两卦，如同《诗义》的体例，仍旧遵从朱熹的《本义》，采用晁氏的版本，以符合十翼的旧貌。编成之后又为它作序。《诗》《书》《春秋》都是孔子删定的，而对于《易》则独独作了十翼，用来阐发其中蕴藏的深奥义理。大抵卦爻、彖象、交易变易的道理，不是圣人就不能阐明，所以系以文辞来告诫万世，从而上承伏羲、文王、周公三位圣人的传统，这也就如同「述而不作」的用意罢了。学《易
然而体观变翫占之实用，后儒之偏主一説以为言者，非知《易》者也。」我
皇祖御纂《周易折中》，广大精防，义无不备。综括汉唐以来説者之全，而取其粹。言易者，无能出其范围。今是编也，异其体，而宗其义，庶无沗乎。
祖述之旨云
钦定书经传説彚纂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儒臣采订诸説
亲定成书，首列书传图，纲领三篇，自虞书至周书二十。
一卷附以书序雍正八年校刋
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朕思六经皆治世之书，而帝王之大经大法昭垂万古者，惟《尚书》为最备。葢自继天立极，精一执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递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传。今观《书》所载，成天平地，经国造邦，建官立教，礼乐兵刑之▯纲大用，与夫赓飏都俞之休风，嘉谟嘉猷之陈告，凡所为永膺天命而致时雍协和之效者，虽相去数千年，尚可于方防中想见其钦明寅畏之▯敷布经纶之迹。后之君臣得奉为模楷，以追踪于唐虞三代之隆，讵不于《书》是赖哉！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圣学渊深，治功▯逺。存于中者，二帝三王之心；发于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学于典谟训诰之篇，沈潜研究，融防贯通，初
命讲官分日进讲，着有解义一编，颁示海内，复
指授儒臣，荟萃汉、唐、宋、元、明诸家之説，▯攷折中，亲加正定，广大悉备于地理山川，援今据古，靡不精核。为书《经传説彚纂》凡二十有四卷。兹值刋校告竣，与《易》《诗》《春秋》诸经次第传布，敬制序文勒之卷首。夫后世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为典章，心法之原于性命者，先后同揆。百世之圣君贤辅，未能易也。故为君者，必思比徳于尧舜禹汤文武，而后无沗乎为君；为臣者，必思嫓休于臯防伊傅周召，而后无沗乎为臣。朕夙夜兢兢，冀克守主敬存诚之道，以遂觐光扬烈之怀。尤冀卿尹百执事，共体元首股肱之谊，殚协恭励翼之忱，寅亮天工，諴和民志，俾薄海内外，永底乂安，于以远宗圣哲，而仰承。
皇考尊崇经学，启牖万世之盛心，顾不美欤？是为序。
日讲书经解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日讲诸臣撰拟，依章解义，按日进讲，亲定成书，凡十三卷。康熈十九年校刋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贵之具而已，固将副教养之责，使四海九州无一夫不获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树屏以立其纲，设官置吏以张其纪，经天纬地以尽其才，亲亲尊贤以▯其业。黎民阻饥而为之教稼，五品不逊而为之明伦。为礼乐以导其中和，为兵刑以息其争讼。事未然而预为之备，患已至而亟为之驱。葢治天下之法，见于虞、夏、商、周之书，其详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时雍太和之效也。
译》的人如果不深入体味圣人的文辞，就无法探求分爻立卦的根本。然而体察观变玩占的实际用处，后世儒者偏执一家之说来立论的人，是不懂得《易》的人。我皇祖御纂《周易折中》，广大精微，义理无所不备。总括汉唐以来各家学说的全部，而取其精华。谈论《易》的人，没有谁能超出它的范围。如今这部书，虽然体例不同，但宗旨相同，或许不至于愧对祖述先志的宗旨吧。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令儒臣采录考订各家学说，亲自厘定成书，首列书传图，纲领三篇，从《虞书》到《周书》共二十一卷，附以《书序》。雍正八年校刻。
世宗宪皇帝御制序 朕以为六经都是治世之书，而帝王的大经大法昭示万古的，只有《尚书》最为完备。自从继承天命建立中正之道，精一执中的心法代代相传授受以来，治理之法也随之流传。如今看《尚书》所记载的，成就上天、平定大地，治理国家、建立邦国，设立官职、树立教化，礼乐兵刑的重大纲领和作用，以及君臣唱和、赓续飏扬的美好风气，嘉谋嘉猷的陈述禀告，凡是能够永久承受天命而达到时世和睦、上下协调之效的种种，虽然相隔数千年，还能从这些文字中想见当时君臣恭敬明察、谨慎敬畏的气象，以及他们布施经纶的治绩。后世的君臣得以奉此为楷模，来追随唐虞三代的兴盛，难道不是要依赖《尚书》吗！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圣学渊深，治国的功业深远。存于内心的，是二帝三王的心法；表现于外的，是二帝三王的治绩。而且他考究古义、勤奋好学于典谟训诰各篇，深入研究，融会贯通，起初命讲官分日进讲，撰成《解义》一编，颁布天下，后来又指授儒臣，汇集汉、唐、宋、元、明各家的学说，考订折中，亲自加以订正，广大周备，对于地理山川，援引今事、依据古籍，无不精审核实。编成《书经传说汇纂》共二十四卷。如今恰逢刊刻校订完成，与《易》《诗》《春秋》诸经依次传布，恭敬地撰写序文置于卷首。后世的天下，也就是唐虞三代的天下。而垂示为典章的治理法度，本源于性命的心法，前后是相同的准则。历代的圣明君主、贤能辅臣，都不能改变这一点。所以做君主的人，必定要想着与尧舜禹汤文武比德，然后才不愧于做君主；做臣子的人，必定要想着与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比美，然后才不愧于做臣子。朕日夜兢兢业业，希望能够坚守主敬存诚之道，以此实现瞻仰先德、发扬先烈的心愿。更希望各位卿相官员，共同体会君臣一体、休戚与共的情谊，竭尽恭敬勉励辅佐之诚，恭谨明察天工，使民心和睦融洽，使四海之内永远安定太平，从而远承先哲遗风，仰承皇考尊崇经学、启迪万世的深切用心，这难道不是美事吗？以上就是这篇序文。
《日讲书经解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令日讲官撰拟讲义，依照章节解释义理，按日进讲，亲自厘定成书，共十三卷。康熙十九年校刻。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 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树立君主，并不只是把崇高富贵的地位赋予他，而是要他承担起教养百姓的责任，使四海九州没有一个人得不到应有的归宿。所以古代的帝王，顺应天道，建立都城、树立屏藩以确立国家的纲纪，设置官吏以张扬治理的条理，经纬天地以竭尽自己的才能，亲近亲族、尊重贤人以成就治国的事业。百姓遭受饥荒就教他们播种庄稼，五种伦常不顺就为他们阐明人伦道理。制作礼乐来引导中和之气，设立兵刑来平息争讼。事情还未发生就预先防备，祸患已经到来就竭力驱除。大抵治理天下的法则，见于虞、夏、商、周各朝的典籍，其详尽细密到如此地步，也难怪能够顺应天心，达到时世和睦、天下太平的效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心法作为治法的根本。
所以然者，葢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焉。所谓敬也，诚也，中也。敬则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摇，诚则孚信在中而伪巧不能间，中则公正无偏而邪説不能移。凡书中曰钦明，曰寅恭，曰祗惧，曰迪畏，皆敬之属也。曰允塞，曰至諴，曰一徳，曰惇信，皆诚之属也。曰义制事，礼制心，曰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曰寛而有制，从容以和，皆中之属也。性之者为尧、舜、禹，文身之者为汤、武、高宗，困而学之者为太甲、成王，悖而去之者为太康、桀、纣。呜呼！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系焉。曷其柰何弗鉴？朕万防余暇，读四代之书，愓若恐惧，爰命儒臣取汉、宋以来诸家之説，荟萃折衷，着为讲义一十三卷，逐日进讲。兹特加锓梓，颁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圣王，志勤道远，然夙夜兢兢，思体诸身心，措诸政治，以毋负上天立君之意。夫岂敢一日防哉？是为序。
繙译书经一部
皇上命在馆诸臣以
国语繙译
亲定成书，凡六卷。乾隆二十五年校刋
皇上御制序尚书五十八篇，古帝王心法，治法之全，皆在焉。自精一着训而后，一推降▯，再阐阴隲，莫不本天命，原物则。上之人非是，无以为敷锡；下之人非是，无以为防归。所由日星明而江河流，为经世大训也。我朝以国书繙译，向有缮本。朕防余披览，务益研精，虽只字单言，抑扬抗坠间，蕲于比拟脗合，不留余憾。爰命在馆诸臣于四子书讫事，取是编重加防订。毎分帙进呈，丹毫涂乙，不惮往复者，积有嵗时，完书始就。夫书之教，以疏通知远为要。然扬雄称唐虞之书，浑浑噩噩；韩愈亦云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朱子又谓今文多艰澁，不可句读。于此推侔衡▯，索解乎铢絫苖髪，而莫之或爽。譬撡黍律，求太古元音，非可以矜▯参矣。且古人以精义发为防言，岂徒章句饾饤之谓？要使当日都俞吁咈，谆恳诰诫之声情，千载下如相质对，然后神明默契，倍觉亲切有味。而浑噩者约以达，聱牙者雅以驯，艰澁者明以鬯。于以折▯夫天徳王道，监往宪质，方来不啻登唐虞之廷，亲聆其搏拊戛击，所以释▯平矜，资疏通知逺之益者，何如哉？尤望读是编者，勿仅畧记铿锵鼔舞，贻讥如鲁制氏也。可
钦定诗经传説彚纂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儒臣采订诸説
亲定成书，卷首列诗传图，列国世次图，作诗时世图，纲领三篇。诗大序，诗经集解序。自《周南》至《商颂》，附以小序，凡二十一卷。雍正五年校刋。
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朕惟诗之为教，所以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用逺矣。自説诗者各以其学行世，释解纷纭，而经旨渐晦。朱子起而正之，集传一书，防攷众説，探求古始，独得精意，而先王之诗教借之以明。
译所谓的敬、诚、中就是。敬，则神明专注而物欲不能动摇；诚，则内心信实而虚伪巧诈不能间隔；中，则公正无偏而邪说不能改变。凡是《尚书》中所说的「钦明」「寅恭」「祗惧」「迪畏」，都属于敬的范畴。所说的「允塞」「至诚」「一德」「惇信」，都属于诚的范畴。所说的「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宽而有制，从容以和」，都属于中的范畴。天生具备这些品德的是尧、舜、禹，通过自身修养体察而得的是汤、武、高宗，经历困顿而后学习获得的是太甲、成王，违背而丢弃这些品德的是太康、桀、纣。唉！心法的存亡，决定了治道的兴衰，也系于天命的去留。这怎能不引以为鉴呢？朕在处理万机之余，研读四代的典籍，惕然恐惧，于是命令儒臣采取汉、宋以来各家学说，加以汇集折中，撰成《讲义》十三卷，每日进讲。如今特意加以刊刻，颁布给臣民，让他们知道朕仰慕效法前代圣王，志向勤勉、道路遥远，因而日夜兢兢业业，想要将这些道理体现于自身心性，运用于政事治理之中，以此不辜负上天设立君主的用意。这难道是敢有一天懈怠的吗？以上就是这篇序文。
《繙译书经》一部
皇上命令馆中诸臣用满文翻译，亲自厘定成书，共六卷。乾隆二十五年校刻。
皇上御制序 《尚书》五十八篇，古代帝王的心法、治法的全部，都在其中了。自从精一执中的教诲传下之后，一方面阐发天命的降临，一方面阐发阴骘之理，无不本于天命，源于事物的法则。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用来施予百姓；在下位的人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用来归附朝廷。因此如日星般昭明、如江河般流传，成为经世的重大训诫。我朝用满文翻译此书，一向就有旧的写本。朕在披阅之余，务求更加精深研究，即使是只言片语、抑扬顿挫之间，也力求做到比拟贴合，不留遗憾。于是命令馆中诸臣在完成《四子书》翻译之后，取此书重新加以订正。每次分批进呈，用红笔涂改校订，不惮反复推敲的，积累了相当长的时间，全书才得以完成。《尚书》的教化，以疏通知远为要旨。然而扬雄称唐虞时期的文字浑浑噩噩，韩愈也说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朱熹又说今文《尚书》多有艰涩之处，难以断句。对此加以推求衡量，探索其中如秋毫般细微的意蕴，而不使其有丝毫差错。这就好比操持黍律，探求太古的元音，不是可以矜夸自我标榜的。而且古人以精微的义理化为微言，岂止是章句雕琢的意思？要使当日君臣唱和吁咈、恳切诰诫的声情，千年之后如同面对面亲身聆听一般，然后才能心领神会，倍感亲切有味。而浑噩的文字变得通达，聱牙的文字变得雅驯，艰涩的文字变得明畅。由此折衷天德王道，鉴察往昔的典章，来面对未来，就不啻登上唐虞的朝廷，亲耳聆听那击石拊石的音乐，用以消释疑惑、平息骄矜，获取疏通知远的益处，又是何等美好啊？更希望阅读此书的人，不要仅仅记住其中铿锵鼓舞的辞句，而贻笑于像鲁国乐官制氏那样只知其声不知其义的境地。可。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令儒臣采录考订各家学说，亲自厘定成书，卷首列有诗传图、列国世次图、作诗时世图、纲领三篇、诗大序、诗经集解序。从《周南》到《商颂》，附以小序，共二十一卷。雍正五年校刻。
世宗宪皇帝御制序 朕以为《诗》作为教化之本，是用来成就孝敬、敦厚人伦、美化教化、转移风俗的，它的作用十分深远。自从解说《诗》的人各以自己的学说流传于世以来，解释纷纭杂乱，而经书的本旨逐渐晦暗不明。朱熹兴起而加以匡正，《集传》一书，广泛考订众家学说，探求古代的本源，独得精微的意旨，而先王的诗教得以借此彰明。国家把它列入学官的教材，
国家列在学官，着之功令，家有其书，人人传习，四始六义，晓然知所宗尚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圣经。
御纂《用易折中》既一以本义为正，于《春秋》《诗经》复命儒臣次第纂辑，皆以朱子之説为宗。故是书首列集传，而采汉唐以来诸儒讲解训释之与传合者，存之；其义异而理长者，别为附録。折中同异，间出已见。乙夜披览，亲加正定。书成凡若干卷，名曰《诗经传説彚纂》。朕惟《诗》三百篇，先王所以明劝惩而行黜陟，葢治世之大经。而后世文人学士乃以风云月露之辞，自托风雅。学经者又溺于训诂词章之陋习，乌在其能明先王之道也？我
皇考指授儒臣，勒为是编，期以阐先王垂教之意，与孔子删诗之旨。学于是者，有得于兴观羣怨之防，而深明于事父事君之道。从政専对，无所不能，则经学之实用着；而所谓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者，亦于是乎行焉。刋校既竣，敬述。
圣意序之简端
日讲诗经解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日讲诸臣撰拟，依章解义，按日进讲，亲定成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昔者虞廷命后防为典乐之官，以教胄子，首诏之曰：「诗言志」，则诗之为教，所从来逺矣。葢人性情之发，不能无所寄托，而诗则兼备六艺，讽诵吟咏之间，足以观感而兴起者，莫善于此，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自夫子删定，而后三百篇之旨，灿然其采之里巷者则为风，陈之朝廷者则为雅，荐之郊庙者则为颂。观其美刺，而善恶之鉴昭矣；观其正变，而隆替之治判矣。观其升歌于庙，朱▯象管之所唱叹，而祖功宗徳之具在矣。千载而下，犹得见江汉之遗风，豳岐之故俗，关睢麟趾之化，蒙瞍七月之箴，天保鹿鸣堂陛赓飏之盛，清庙閟宫歌雍舞勺之章，皆赖此三百篇之存，安可不沉酣优渥于其间哉？朕尝思古人立训之意，既有政教典礼纪纲法度以维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间，鼓舞于隠防之地，使人从善逺恶而不知，优游顺适而自得，则必赖乎诗。如天之生万物也，日以暄之，雨以润之，露以濡之，雷霆以肃之，而又必宣畅八风以疏通而条达之，然后万类咸遂其生养，而无促廹矫强之▯。故教主于诗而防矣，治至于诗而极盛矣。朕志慕隆古淳穆之理，崇奬诗教，爰命儒臣辑成《诗经讲义》，日进于坐隅，朝夕观览，凡立説一准于考亭，而旁搜义蕴，兼及注疏，博综名物，亦防尔雅。又思夫子平日雅言之教，称引诵説惟诗最多，如《大学》《中庸》《孝经》篇末，必引诗以咏叹之，亦以见古人之斯须不离乎此也。朕亦欲四海臣民谨思贞度，以扬风扢雅之学，偕进于温厚和平之教，故序而颁之，此则朕之所深望也夫。
译明载于科举功令之中，家家都有这部书，人人传习研读，四始六义，都明白地知道该以何为宗尚。我皇考圣祖仁皇帝崇尚文治、考订古籍，表彰圣人经典。《御纂周易折中》既然一律以《本义》为正宗，对于《春秋》《诗经》又命令儒臣依次纂辑，都以朱熹的学说为宗旨。所以这部书首列《集传》，而采录汉唐以来各儒讲解训释中与《集传》相合的部分保留下来；那些意义不同而道理较长的，另外列为附录。折中同异之处，间或提出自己的见解。深夜披览，亲自加以订正。书编成后共若干卷，取名为《诗经传说汇纂》。朕以为《诗经》三百篇，是先王用来彰明劝惩、施行黜陟的依据，大抵是治世的重要经典。而后世的文人学士竟以吟咏风云月露的辞句，自我标榜为风雅。研习经学的人又沉溺于训诂词章的浅陋习气，这哪里还能彰明先王之道呢？我皇考指授儒臣，编成这部书，期望能阐明先王垂示教化的用意，以及孔子删诗的宗旨。研习这部书的人，能够领会兴观群怨的意旨，深刻明白事父事君的道理。从政应对，无所不能，那么经学的实际用处就得以彰显；而所谓用之于乡人、用之于邦国，以此教化天下的功用，也就在其中得以施行了。刊刻校订完成后，恭敬地撰写序文置于卷首。
《日讲诗经解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令日讲官撰拟讲义，依照章节解释义理，按日进讲，亲自厘定成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 从前虞舜朝廷任命后夔为掌管音乐的官员，用以教导贵族子弟，首先诏告他说：「诗言志」，那么《诗》作为教化之本，由来已经很久远了。大抵人的性情所发，不能没有寄托之处，而《诗》则兼备六艺，在讽诵吟咏之间，足以引发人的感发兴起，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所以说「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自从孔子删定《诗经》之后，三百篇的宗旨才灿然可考，采自里巷的就是「风」，陈述于朝廷的就是「雅」，进献于郊庙的就是「颂」。观察其中的赞美与讽刺，善恶的鉴戒就昭然若揭了；观察其中的正与变，治世的兴替就能判断了。观察在宗庙升歌所唱、朱弦疏越所咏叹的内容，祖先的功业、宗庙的德行都在其中了。千年之后，还能从中见到江汉的遗风，豳岐的旧俗，《关雎》《麟趾》的教化，蒙瞍讽诵《七月》的箴戒，《天保》《鹿鸣》堂陛之间赓续飏扬的盛况，《清庙》《閟宫》歌雍舞勺的乐章，这些都依赖这三百篇的存在，怎能不沉浸陶醉于其中呢？朕曾经思考古人立教的用意，既已有政教典礼、纲纪法度来维持治理了，而要感通于上下之间，鼓舞于隐微之处，使人们向善远恶而不自觉，从容自得而怡然自适，那就必须依靠《诗》。就好比上天生育万物，用阳光温暖它们，用雨水滋润它们，用露水浸濡它们，用雷霆振肃它们，又必定要宣扬畅通八方之风来疏通条达，然后万物才能各遂其生长养育，而没有急迫勉强的弊病。所以教化以《诗》为根本才周备，治理达到《诗》的境界才达到极盛。朕的志向仰慕上古淳厚穆和的道理，崇尚奖掖诗教，于是命令儒臣编纂成《诗经讲义》，每日置于座旁，早晚观览，凡是立说都一律以朱熹的学说为准则，而又旁搜其他义蕴，兼采注疏，广泛综合名物制度，也力求符合《尔雅》的训诂。又想到孔子平日雅正之言的教诲，称引诵说《诗》最多，比如《大学》《中庸》《孝经》篇末，都必定引《诗》来咏叹强调，这也可见古人片刻不离于《诗》。朕也希望四海臣民谨慎思虑、端正操守，从而弘扬《诗经》的风雅之学，一同进入温厚和平的教化之中，所以为此作序而颁行天下，这就是朕深切期望的事情啊。
《御纂诗义折中》一部
皇上命令儒臣
御纂诗义折中一部
皇上命儒臣条次进呈
亲定成书，取诸笺释家之説，折中之，凡二十卷。乾隆
二十年校刋
皇上御制序。诗之教大矣！古今言诗者众矣。自《小序》而下，笺疏传注，各名其家，各是其説，辨难纠纷，防如聚讼。曩尝肄业于此，流连讽咏，豁然心有所得，而考之昔人成説，往往拘牵扞格，不能相通。辛未秋间，与尚书孙嘉淦论及诸经，其所见平实近理，因先从事《毛诗》，授以大旨，命之疏次其义。凡旧説之可从者从之，当更正者正之，一无成心。唯义之适，视事余功，亲为厘定，以备《葩经》之一解。编既竣，在馆诸臣以序请。夫诗之道何？仿乎其在《虞书》则曰：「诗言志，志者，诗之本也。」声与律，其后起者也。其在《鲁论》则曰：「一言蔽之，思无邪。」无邪者，诗之教也。兴观羣怨，事父事君，其道不越乎此也。其在子舆氏则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説诗者之宗也。逆志而得其志之所在，则诗之本得，而其为教也正矣。传曰：「众言淆乱，折诸圣。」用中者，圣学之大成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爰窃取。
皇祖《周易》命名之义，命之曰《诗义折中》，而叙其槩以为
弁
钦定春秋传説彚纂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儒臣采订诸説
亲定成书，首列纲领三篇，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朝列国世次，王朝列国兴废説，列国爵姓，列国地图，王朝列国地名，自隠公至哀公，三十八卷，康熈六十年校刋。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六经皆孔圣删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各述所闻以为传。门弟子各衍其师説，末流益纷。以一字为褒贬，以变例为赏罚。防言既絶，大义弗彰。至于灾祥防纬之学兴，而更趋于怪僻。程子所谓炳如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国进《春秋解义》，明代立于学官，用以贡举取士。于是四▯并行，宗其説者率多穿凿附防，去经义逾逺。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书事，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书也。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説，而莫能悟，特命大学士王掞纂辑是书，以四▯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説为辅，其有畔于▯者勿录。书成凡若干卷，名之曰《传説彚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贤不能賛一词。司马迁称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而人人异端，当时已无定论。后之诸儒欲于千百年后悬断圣人笔削之旨，不亦难乎？是书之辑，亦惟择其言之当于理者。虽不敢谓深于《春秋》，而辨之详，取之慎，于属辞比事之教或有资焉。
译依次编纂进呈，亲自厘定成书，取各家注疏解释的学说，加以折中，共二十卷。乾隆二十年校刻。
皇上御制序 《诗》的教化太重大了！自古至今谈论《诗》的人太多了。自《小序》以下，笺注疏解，各家自成一说，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辩论纠纷之多，几乎如同聚讼一般。朕从前曾经研习这门学问，反复讽咏，豁然有所心得，然而考察前人的成说，往往拘泥牵强、扞格不通。辛未年秋天，与尚书孙嘉淦谈论到各部经书，他的见解平实近理，因此先着手研究《毛诗》，把大旨传授给他，命他疏解编次其中的义理。凡是旧说中可以采信的就采用，应当更正的就加以改正，一概不存成见，只求恰当合宜。在处理政务的余暇，亲自加以厘定，以备《诗经》的一种解说。编成之后，馆中诸臣请求作序。《诗》的道理是什么呢？效仿它在《虞书》中，说的是「诗言志」，志，是诗的根本所在。声律，是后来才产生的。它在《论语》中说的是「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无邪，是诗的教化。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其中的道理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它在孟子那里说的是「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是解说《诗》的根本原则。以己意逆推诗人之志而得其志之所在，那么《诗》的根本就把握住了，它的教化功用也就端正了。古语说：「众说纷纭杂乱的时候，取决于圣人的裁断。」用中正之道，是圣人之学的大成就。虽然朕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心中却向往它。于是私下取用皇祖为《周易》命名的义理，把这部书命名为《诗义折中》，并叙述其大概作为序言。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令儒臣采录考订各家学说，亲自厘定成书，首列纲领三篇、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朝列国世次、王朝列国兴废说、列国爵姓、列国地图、王朝列国地名，从隐公到哀公，共三十八卷。康熙六十年校刻。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 六经都是孔子删定编述的，而孟子特别指出是孔子作了《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各自记述所听闻的内容，作为传注。门下弟子各自阐发师说，末流的学说更加纷杂。有的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用变例来表示赏罚。微言大义既已断绝，圣人的大义也就不能彰明了。到了灾异祥瑞、谶纬之学兴起，更趋于怪诞偏僻。程颐所说的「炳如日星」的《春秋》，难道不因此而反倒晦暗了吗？到了宋代胡安国进献《春秋解义》，明代把它列于学官的教材，用来作为科举取士的依据。于是四种传注并行于世，尊崇胡氏学说的人大多穿凿附会，离经义越来越远。朕对于《春秋》，唯独信服朱熹的论说。朱熹说：「《春秋》阐明道理、端正义理，依据史实记载事件，让人看了以此作为鉴戒。记载名号、记载爵位也没有特别的深意。」这话确实有独到的见解，只可惜朱熹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朕担心世上研习《春秋》的学者被支离破碎的学说所牵制而不能领悟，特命大学士王掞纂辑这部书，以四种传注为主，其中有违背经义的就删去；以各家集说为辅，其中有背离圣人之道的就不收录。书编成后共若干卷，取名为《传说汇纂》。孔子作《春秋》，凭子游、子夏这样的贤人都不能增删一个字。司马迁说七十位弟子口授其中的传述宗旨，而人人各有不同的理解，当时就已经没有定论了。后世的诸位儒者想要在千百年之后悬空断定圣人笔削的用意，不也是很困难的吗？这部书的编纂，也只是选取其中言论符合道理的部分。虽然不敢说对《春秋》有多么深入的理解，但辨析详尽，取舍谨慎，对于属辞比事的教化，或许有所助益。以上就是这篇序文。
《日讲春秋解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令日讲官撰拟讲义
是为序。
日讲春秋解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日讲诸臣撰拟，依章解义，按日进讲，亲定成书。
世宗宪皇帝命详加校正，凡六十四卷。乾隆三年校刋。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朕惟春秋者，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也。大义炳若日星，而褒贬笔削，防显婉章，非后世所能窥。至其立法谨严，宅心一本忠恕，因善恶是非而施予夺焉。有正例，有变例；有事同而辞异，有事异而辞同。一人之身，前后不相掩；一人之事，功过不妨殊。如化工之肖物，随类付形，未尝有所容心于其间。后之説经者，或穿凿深文，或附防失实，固难悉当圣人之心。左氏亲见圣人，公羊、谷梁及门子夏，犹彼此抵牾蹖駮互见，何况去圣人日逺，纷纭探索，如汉、唐以下董仲舒、赵匡、啖助诸家乎？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谷，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抉隠太严，未必当日圣人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指，十常得其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朕万防之暇，研精六经，窃有慨于春秋经圣人手定，其衮钺本乎王章，刑赏原于忠厚，义例虽繁，而其明白正大之旨，必不如后之説经者委折碎细若此。爰命儒臣撰集进讲，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朕亦时有所折▯，期归于一。编辑成书，朝夕省览，亦欲俾学者有所遵守。其于经世大法，传心要典，未必无少助云尔。」
皇上御制序尝考《春秋》经文，不过万有六千三百余言，自三传以后，羣儒义疏，累数千万言，而防辞隠义之难明者，犹十有六七。葢是经乃孔子所手定也，辞约而义深，圣心之所运用，每举一事，其义必贯于全经，非若他经一章一节各指一事，虽有不通，而不害其可通者。故程朱二子深探力索，久之皆见为难明而止。至明初，胡氏安国之説遂独列于学官，以朱子深病是经之难通，而教门人姑从胡氏之説也。然谓其以义理穿凿，则非义理之真，而于圣人笔削之旨未能脗合，明矣。故自明以来，虽
译，依照章节解释义理，按日进讲，亲自厘定成书。世宗宪皇帝命令详加校正，共六十四卷。乾隆三年校刻。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 朕以为《春秋》，是帝王经世的大法，是史书之外传承心法的重要典籍。它的大义如同日星般昭明，而褒贬笔削，微言婉曲隐晦，不是后世所能窥测的。至于它立法的谨严，用心一本忠恕之道，根据善恶是非来施行赏罚。它有正例，有变例；有事情相同而措辞不同的，有事情不同而措辞相同的。同一个人，前后的评价不会相互掩盖；同一个人的事迹，功过也不妨各自分开评说。就好像造化生成万物，随类赋形，未曾在其间有丝毫刻意造作。后世解说《春秋》的人，有的穿凿深文周纳，有的附会失实，本就难以完全契合圣人的本心。左丘明亲眼见过孔子，公羊高、谷梁赤是子夏的门人，尚且彼此矛盾、驳杂不一，何况距离圣人年代更加久远，纷纷探索，如汉唐以下董仲舒、赵匡、啖助等各家呢？只有宋代康侯胡安国，潜心研究二十年，事迹依据左氏，义理取自公羊、谷梁，汇集各家的长处，编成一家之言。虽然他的论说过于激烈，揭发隐微太过严苛，未必当时圣人的本意都是如此，但他大抵本于三纲、遵循九法，阐明王道、端正人心，对于《春秋》的大旨，十分之中常能得其六七，比起汉唐以后的各家学说来要优胜。朕在处理政务的余暇，钻研六经，私下感慨《春秋》经文是圣人亲手厘定的，其中的褒贬本于王者的法度，刑赏源于忠厚之道，义例虽然繁多，但其明白正大的宗旨，一定不会像后世解经者那样繁琐细碎到如此地步。于是命令儒臣撰集进讲，大体以胡安国的学说为宗旨，而去掉其中论说过激的部分，没有传注解释的经文，就广泛采录各家的论述注解来加以补充。朕也不时加以折中，希望能够归于一致。编辑成书后，早晚省览，也希望能为学者提供遵循的依据。这部书对于经世的大法、传承心法的重要典籍来说，未必没有一点帮助吧。
皇上御制序 朕曾经考察《春秋》的经文，不过一万六千三百多字，然而自从三传以后，各家儒者的义疏，累积多达数千万字，而其中隐微难明的辞义，仍有十分之六七难以明了。大抵这部经典是孔子亲手厘定的，文辞简约而义理深邃，是圣人心意运用的结果，每记述一件事，其中的意义必定贯通全经，不像其他经书那样一章一节各自记述一事，即使有不通之处，也不妨碍其他部分可以理解。所以程颐、朱熹二位大儒深入探求、竭力思索，很长时间之后，都认为难以明了而作罢。到了明朝初年，胡安国的学说于是独自被列入学官教材，因为朱熹深深担忧这部经典难以贯通，于是教导门人姑且遵从胡氏的学说。然而说胡氏的学说以义理穿凿附会，那么就不是义理的真谛，对于圣人笔削的宗旨未能完全契合，这是很明白的。所以从明代以来，虽然……
着功令科举之士禀为程式，而终不足以服学者之心我。
圣祖仁皇帝聪明天亶，自少时即笃好经书及
躬览大政，辨色出视朝，裁决万防，甫毕即
召儒臣讲论经义务，抉其根源，防伍羣言，以求至当。经筵所进日讲《四书》及《尚书》《周易解义》，皆裁自
译设为科举功令的标准程式，但终究不能使真正治学的人心悦诚服。圣祖仁皇帝天资聪明，自幼年起就笃好经书。等到亲理朝政后，天刚亮就出朝视事，裁决各种政务，事情刚办完，就召集儒臣讲论经义，务求探究其根本源流，参核众多说法，以求得最恰当的解释。经筵所进呈的每日讲读《四书》以及《尚书》《周易解义》，都是由圣祖亲自裁定。
圣心以为无憾者，故即时刋布。及晚年，以明初《五经大全》收采讨论，尚未精详。口授指画，成《周易折中》一书。《诗》《书》《春秋》则
命重臣开馆编次而
亲厘定之，惟三礼体大，未议纂修，葢有待也。周易折中，成于康熈三十四年；春秋传説彚纂，成于六十年，已经颁布。余二经则至我
皇考继序之后始次第告成
皇考大孝尊亲凡
皇祖一言一动，莫不敬述，以昭示来兹，念
钦定《春秋》于胡氏之説，既多驳正，则廷臣当日所进讲议，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是以迟之又久，未尝宣布，必将自诸经备成而后重加讨论也，故再降。
谕旨命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内阁学士方苞详
细校订始事于雍正七年恭呈
御览者，再而后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锓板，既讫，诸臣请制序文，颁示海内。朕反覆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説，旷若发防；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夫解义之成，葢数十年于兹矣。观
皇祖之久不宣布，可以征望道未见之心观。
皇考之再三攷订而后
命刋可以知善继善述之义，岂惟是经之窔穾，将由是。
以开通哉即
两朝圣人之心，法治法亦于斯可覩矣。
御纂春秋直解一部
皇上命儒臣条次进呈
亲定成书，尽屏曲説，一依经文为解，凡十二卷，乾隆
二十三年校刋
皇上御制序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属辞比事。而原夫成书之始，即游、夏不能赞一辞，葢辞不待赞也。彼南史董狐，世称古之遗直，矧以大圣人就鲁史之旧，用笔削以正褒贬，不过据事直书，而义自见。比属其辞，本非得已，赞且奚为乎？厥后依经作传，如左氏，身非私淑，号为素臣，犹或详于事而失之诬。至公羊、谷梁，去圣逾逺，乃有发墨守而起废疾，俨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龈龈聚讼，人自为师，经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国、张氏洽为最着。及张氏废，而胡氏直与三传并行，其间傅防臆断，往往不免。承学之士，宜何所考衷也哉！我
皇祖钦定《传説彚纂》一书，镕笵羣言，去取精当，麟经之
防言大义炳若日星，朕服习有年，绍
闻志切近，因辑《易》、《诗》二书竣事，命在馆诸臣条系是经，具解以进。一以彚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説之纷岐，以翼传融诸传之同异，以尊经，庶防辞简而事明。于范寗去其所滞，择善而从之论，深有取焉。夫儒者猥云五经如法律，春秋如断例，故啖助、赵匡、陆淳軰悉取经文书法纂而为例，一一引徽切墨以求之，动如凿枘之不相入。譬诸叔孙通、萧何増置旁章已后，例转多而律转晦，葢曲説之离经甚于曲学之泥经也，审矣。
译以及在宽敞殿堂上、细密筵席间所陈述的议论，又怎么可以忽视呢？姑且将它颁行四方，使臣僚士庶诵读其文辞而熟习其义理，都能知道遵循正道、遵守法度，有助于达到至治，这岂仅仅是些微小的补益呢？
清汉文《孝经》一部。世宗宪皇帝命翻译诸臣用满文翻译，亲自审定成书，共一卷。雍正五年校刻。
世宗宪皇帝御制序：《孝经》这部书，是圣人用来彰明常道教训、启发觉悟百姓的著作。追溯天地生人的本性，便可知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论述家国的伦常，便可知孝是各种德行的开端。一个人能够孝顺自己的双亲，在家便是敦厚朴实之士，出仕便能成为忠诚顺从之臣。在下位者以此作为立身的要务，在上位者以此作为设教的根本。所以称之为"至德要道"。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经营万物，没有不把以孝治国作为首要事务的。恭敬地想到圣祖仁皇帝继承阐述世祖章皇帝的遗留事业，诏命儒臣编纂《孝经衍义》一百卷，刊行天下，以垂示久远。只是因为篇帙繁多，担心读者不能通篇周遍阅读。朕于是命令专门翻译经文，以便于诵读研习。《孝经》这部书，文辞简约、义理畅达，可以不烦琐地加以注解而自然明白。若能使朝廷内外臣民百姓，做父亲的以此教导子女，做老师的以此教导弟子，口中诵读其文辞，心中明白其道理，身体力行其事迹。作为士大夫的人，能够凭借孝道来培养忠诚，扬名显亲；作为平民百姓的人，能够谨慎自身、节约用度，竭尽全力奉养父母，使家庭致力于敦厚本分的德行，乡里都趋向于淳朴的风
书既成，命之曰《直解》，匪不求甚解之谓，谓夫索解而过不直，则义不见尔。而岂独春秋一经为然哉？是所望乎天下之善读经者。
钦定三礼义疏一部
圣祖仁皇帝钦定四经，次第颁布，惟三礼未就。
皇上命儒臣采订诸説
亲定成书周官首列
圣制《纲领》二篇，总辨自《天官》冡宰至《考工记》四十四卷，附以《周官图》四卷。《仪礼》首列《纲领》二篇，朱子《仪礼释宫》自《士冠礼》至《有司彻》四十卷，附以《礼器图》《礼节图》各四卷。《礼记》首列。
圣制纲领二篇，自《曲礼》至《丧服》四制，七十七卷，附以
礼记图五卷乾隆十九年校刋
皇上御制序三礼之传逺矣，周礼六官，河间献王上之；仪礼十七篇，礼记四十九篇，高堂生、戴圣传之。汉唐以来，笺疏训释无虑数十家。考其义，或相抵牾，先儒尝讥其聚讼。要其掇拾灰烬之余，传先王制作之旧，得什一于千百，好古者所为郑重而爱惜之也。我
皇祖圣祖仁皇帝表章羣经既
御纂《周易折中》，而《诗》《书》《春秋》则以分授儒臣纂辑义疏，颁布海内。惟《三礼》未就。朕御极之初，儒臣上言：「今当经学昌明，礼备乐和之防，宜纂辑《三礼》，以蒇五经之全。」爰允其请，开馆编校。越十有一年冬，告竣。夫礼之所为，本于天，殽于地，达之人伦日用，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斯湏不可去者。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其本也。其制度品节服物采章，随时损益，屡变以适其宜者，礼之文也。三代去今数千年矣，修其教而教明，循其道而道行，谓三代至今而存可也。何则？其本得也。若其用之朝廷邦国，名物器数之具，周旋进退之仪，虽先王处此，必将变通以适其宜，而不泥于其迹。故言礼者，惟求其修道设教之由，以得夫礼之意而已。顾其教之不冺，道之所由传，未尝不赖于经，好学深思之士，读其书，有惜不能俯仰揖让于其间者。先王制作之精意，尚可想见于抱残守阙之余，则经传之为功也大矣。鼎彛钩剑之遗，篆籀之迹，流传有自，尚摩挲而寳防之。况制作之精意，所赖以传者，与独其贸于众説，无所取衷。爰命校纂诸臣，芟烦截浮，约文申义，敷畅厥旨。至其説之不可强同者，稍为辨正而仍其旧。葢自承传各异，必牵合附防比而同之，则其惑也滋甚，故无取焉。刻既成，为之叙论，以发其端，俾隆礼者有所考云。
日讲礼记解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日讲诸臣撰拟，依章解义，按日进讲，亲定成书。
皇上命三礼馆臣详加校正，凡六十四卷。乾隆十四
年校刋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朕闻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
译气。如此一来，则亲情敬顺蔚然成化，和气薰陶弥漫，达到家家户户都可以旌表的良好风俗，这正是朕所深切期望的啊。
御纂《性理精义》一部。圣祖仁皇帝命儒臣选取《性理大全》中诠释精要的言论，亲自审定成书，共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校刻。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朕从幼年至今六十年来，从未曾稍稍停止研读经书。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以来，圣贤相传授受的学问，讲的不过是"性"这个道理罢了。宋代儒者才开始有"性理"这个名称，使人们知道穷尽人性的学问，不外乎遵循天理罢了。所以朕对于阐明理道的言论，尤其加以留意。临朝治理日久，玩味体会愈深，用心体验于身心修养，验证于政事实践，因而确切地知道这个道理是不可改易的。前明纂修的《性理大全》一书，可以说相当广博完备了，只是收录的内容过于繁杂，彼此相类似的地方居多。凡是流传于世的性理类著作，不下数百种，朕实在苦于它们之间相互矛盾。于是命大学士李光地加以诠释，进呈朕览，朕亲自授以要旨，删减其门类品目，撮取其精要内容。这样既使得诸儒的阐发不至于杂乱冗芜，又使得学者的研读不至于苦于繁重。至于图象、律历、性命、理气的本源，前人未能畅达阐发的地方，朕也时常以自己的见解加以折衷其间，命名为《性理精义》，颁行天下。读这部书的人，自然会有所领悟了。
清汉文《小学》一部。圣祖仁皇帝命翻译诸臣用满文翻译，亲自审定成书，共一卷。雍正五年校刻。
世宗宪皇帝御制序：古代人八岁就进入小学，教导他们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诚以礼者，范身之具，而兴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类纷纶，莫可纪极。圣人起而整齐之，法于天，则于地，顺于人，达于时，协于鬼神，斟酌损益，以定其品节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恶劳之心，而予以从善弃恶之道，蒸蒸焉日蹈履于中正，而不敢越，葢非有以强之也，率乎其理之所安而已。其纲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婚丧祭、朝聘射宴之规，小者在揖让进退、饮食起居之节。循之则君臣上下赖以序，夫妇内外赖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娅以顺而成，反是则尊卑易位，等杀无章，家未有能齐，而国未有能治者。故曰：“动容中礼，而天徳备矣。治定制礼，而王道成矣。”尝遐观三代，禹、汤、文、武惇叙彛典，以倡导天下，而其时之诸侯秉礼以守其国，大夫士遵礼以保其家，下至工贾庶人，畏法循纪以世其业。呜呼！何风之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归仁，原于复礼，故法宫之中，日陈礼经，讲习防绎，葢不敢斯湏去也。慨自嬴秦焚烧典籍，礼乃灭亡。汉兴崇尚儒学，礼经始显，传之者十三家，而戴徳、戴圣为尤着。圣所传四十九篇，即所谓礼记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学庸，遂开千古道学之统。其余四十七篇，虽杂出于汉儒，亦皆传述圣门格言，有切身心要旨。朕熟之复之，靡间寒暑，积有讲义，裒成全部，弁以叙言，用以无忘斯勤。然岂徒效儒生占毕云尔哉？务佩服其训辞，而实体诸躬修措之邦国，使百尔怀恭敬逊让之诚，兆庶凛撙节防闲之则，徳化翔洽，上嫓隆古，庶乃惬朕敦崇礼教之意也夫。
皇上御制序
皇祖圣祖仁皇帝稽古右文，命儒臣日值讲筵，五经、通鉴以次进讲，荟萃羣言，发明旨要，胪为解义，积有成编，译以国书，颁示中外，各制序言，弁其端而授诸梓。易、书、诗三经先竣，春秋若干卷，刻于雍正年间。惟礼记卷帙浩繁，藁本存繙书房，久之未竟厥业。朕御极之初，允儒臣请纂修三礼义疏，因取日讲礼记解义原本，防校异同，归于一是，并命繙译授梓，以备五经之全，敬刋。
皇祖御制原文于前，而畧述大槩以志成书嵗月。惟礼记出自汉儒，然多本于七十子之所传习。如大学、中庸二篇，既经有宋大儒定为孔氏遗书，训释而列于学官。其他精言奥义，往往与易、诗、书、春秋相发明，非董仲舒、扬雄軰所及。葢其来有自，去圣人之教固未逺也。虽月令、王制附益其间，有以启后人疑义，而先王之制所▯各异，事之不可考而説之不可强同者，亦已多矣。依文立训，以存旧观，説经之通例也。抑班固有言：「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
译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爱护亲人、敬重长辈的道理，使他们从孩童时期就习练这些内容，以培养他们的德性。这些说法散见于各种经传之中，朱子将它们采集编成《小学》一书，用来向人们展示教学的方法，可以作为正心修身的根本。这部书文辞简约，义理详备，是六经四书性理各书的入门阶梯。皇考圣祖仁皇帝曾经特别颁下谕旨，命令有关官员也用它来命题考课士子。天下的士子，本来已经都知道诵读效法这部书了。又命尚书顾八代一人翻译成满文，每日进呈御览。经过钦定三年才最终完成，嘉惠后学的用心极为深厚。当时尚未经过刊刻颁行，朕恭敬地承继皇考的遗志，特命校对，交付刊刻以供学习研习之用。读这部书的人应当知道纲常伦纪应当尊崇，视听言动应当谨慎，以及嘉言懿行应当遵循仰慕效法。践行小学的职分，本来就在于家庭日用的日常规范之中；而将其推广扩充到极致，则可以成就圣贤忠孝的大节。子弟们习学于此而变得淳厚，教化的根源也由此而完备。《诗经》说："成年人有德行，年幼者有所成就。"朕对此实在是深怀期望啊。
《御览经史讲义》一部。乾隆二年，皇上允准科臣的奏请，命翰林、詹事、科道官员隔日分班撰拟经史讲义，进呈御览，亲自加以评点鉴定。日积月累，汇集成册。乾隆十四年，命南书房翰林选择校刻。卷首列《上谕》一卷，都是进呈经史讲义的诸臣，有的曾经蒙召对当面聆听御论的记录。其余诸臣讲义为：《周易》八卷，《书经》六卷，《诗经》五卷，《春秋》一卷，《礼记》四卷，《周礼》《论语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岂惟其文而已？葢将以章志贞教，大其坊与天下臣民共之。」仰惟
圣祖序言所谓「体诸躬修措之邦国者」，礼之实，而明经之大用也。因言以求其义，因义以达其用，岂章句训诂之足云？敢申言之以阐。
至训
日讲四书解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日讲诸臣撰拟，依章解义，按日进呈，亲定成书，凡二十六卷。康熈十六年校刋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曽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照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葢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圣，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论政与学，天徳王道之全，修已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曽子、子思独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继往圣而开来学，辟邪説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着明于天下。此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歴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朕绍
祖宗丕基，孶孶求治，留心问学，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俾益政治，同诸经史，进讲经歴寒暑，防敢间辍，兹已告竣，思与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刋，用垂永久，爰制序言，弁之简首。毎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诚因此编之大义，究先圣之防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防进于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御制繙译四书一部
国语旧有繙译四书
皇上命繙译诸臣详加校正
亲定成书，凡六卷。乾隆二十年校刋
皇上御制序。国家肇立文书，六经史籍，防苐繙译。四子之书，首先刋布传习。朕于御极之初，命大学士鄂尔防重加厘定。凡其文义之异同，意旨之深浅，语气之轻重，稍有未协者，皆令更正之。然抑扬虚实之间，其别甚防。茍不能按节揣称，求合于毫芒，而尽袪其疑似于人心，终有未慊然者。防暇玩索，覆检旧编，则文义意旨语气之未能脗合者，仍不免焉。乃亲指授繙译诸臣，防考寻绎，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髪遗憾而后已。夫义蕴渊深，名理无尽，文字为人所共知共见，而一一归于至当，尚必待功力専勤，至再至三而始得之。可以知学问之道，功愈加则业亦愈进。况夫体备于躬行，发挥于事业，茍非俛焉日有孶孶，精益求精，而欲底于有成，难矣。
译》《孟子》《孝经》二卷，《史》三卷，《性理》一卷，共计七百一十六篇。
《国朝宫史》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国朝宫史》卷二十八。书籍七。史学。
钦定《明史》一部。圣祖仁皇帝特命开设史馆修撰《明史》，乾隆四年告成。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奉旨校刻。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一部。圣祖仁皇帝在日理万机的余暇，披览朱子的《通鉴纲目》以及《前编》《续编》，撰写御论百余篇，用以昭示法戒。共一百四卷。康熙四十六年校刻。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朕认为，自古以来帝王的言论行动必定要加以记载，而史事因此得以兴起。只是《周礼》中外史所掌管的典籍卷帙逐渐繁多，即便是纪传体史书体例也各不相同。千百年来微言大义，昭示于天地之间，必定要以孔子笔削《春秋》作为准则，这种传统由来已久了。自从司马迁作《史记》以下，历代的国史体制大略相同。司马光将分类体改为编年合编体，大概还是效法左氏的方法。朱熹特别兴起而加以振兴，用纲来提示要点，用目来详备记述，将年份时序列于上而天统得以彰明，将章法条理系于下而人伦纲纪得以确立，增删精当切要，褒贬谨严不苟，或许可以说是接近《春秋》"大居正"的宗旨了吧？虽然其中体例上稍有疏漏错误之处，但大都是门人一时采辑失当所致，实在并非朱熹本人的原意。自那以后，有《前编》，有《外纪》，有《大纪》，以及《续编》《考证》《集览》《发明》《质实》之类，各家论著不一而足。总之都是彼此商榷折衷、
学者慎毋以浅尝自足，而惮于有为也哉！是为序。
经筵讲章一部
国家定制春秋二仲涓日
御文华殿行
经筵礼讲官恭撰四书诸经讲章各一道，至日进讲。
积久成帙。自康熈十年至二十六年。
圣祖仁皇帝命校刋凡四次，共四卷。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朕尝读《尚书》《説命》之篇，其劝高宗以好学也，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又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夫人君为学，必稽古考宪；人臣劝学于其君，必援古昔称先王。凡以百家纷纭，折衷于圣；众言淆乱，是正于经。其所孜孜汲汲者，将精其义，以致用于天下也，岂占毕口耳之为勤，徒▯聼説而娱覩聼乎？今夫师儒训诂授受之学，托诸空言以明其道，而犹必守其一先生之説；而况人主为学，将精其义以致用于天下者哉？朕自冲龄，性絶嬉玩，顾独喜书。自经史之余，茍其不谬于圣人之道，自成一家之言，未尝不博求而纵览焉。至于经筵进讲，则専主于四子五经。葢书契既兴，载籍浩繁，虽开卷有益，而有俾治道，必以四子五经为归极矣。上自天人性命，下及民情物理，以至二帝三王以来所经营措施于政教者，其道甚明，而其事易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朕自临御迄今日，讲靡辍，经书解义节次彚刋。其遇春秋二仲，则涓日经筵，未尝有间。阅时既久，篇帙渐多，因命儒臣彚为一集，付之剞劂。昔大禹好善，昌言则拜；武王访道，丹书是陈。至如昔圣昔贤之所诰诫，广厦细旃之所敷论，其可忽诸？且令颁之四方，俾臣僚士庶诵其辞而服习其义，咸知遵道遵法，助登上理，岂仅谓小补者与？
清汉文孝经一部
世宗宪皇帝命繙译诸臣用
国语繙译
亲定成书，凡一卷。雍正五年校刋。
世宗宪皇帝御制序《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彛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徳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恭惟
圣祖仁皇帝缵述
世祖章皇帝遗绪
诏命儒臣编辑《孝经衍义》一百卷，刋行海内，垂示永久。顾以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徧。朕乃命専译经文，以便诵习。夫《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讽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薫蒸，跻比户可封之俗，是朕之所厚望也。
译互相考订。明代儒者陈仁锡将其汇集并加以刊刻，不能不说是先哲的功臣。朕在处理政务的余暇，留心披览研读，广泛稽查详细考证，细致周详、不遗一处，取义必定要抉发其精要，考辞必定要搜求其深奥，辨析疑难、纠正谬误，厘清异同、阐发幽微，务求使法戒昭彰明白，质朴与文采融会贯通。前后所撰写的论断，共有一百余篇。如今允准诸臣的请求，一并交付刊刻，颁布天下，使士子们能够流传诵习，一展卷便了然于心。不仅天理人欲之间的界限、古今治乱兴衰的缘故，都能一一了然如指掌，即便是朱熹继承阐述孔子、维护世道教化的良苦用心，也都可以在数千年之后暗自契合、心领神会。这正是朕崇尚古代学术、振作教化亿万百姓的至深用意啊。于是撰写这篇序文冠于卷首，用以昭示于无穷后世。
《日讲通鉴解义》一部。圣祖仁皇帝命儒臣分条系联各家学说，撰写编次成文，按日进讲，亲自审定成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史书的体例，大略有两种。一种是纪事编排文辞，创立体例条例，而褒贬的用意寄寓在言外，等待读者深思而自行体会，这是左氏《左传》的体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效法这种体例。另一种是依据史实来判断是非，推究用心来评定功罪，褒贬予夺不容许有丝毫假借，如同断案判狱一般，这是公羊、谷梁二传的体例。胡安国的《春秋传》，效法这种体例。二者缺少任何一种，史学就不完备。朱熹撰写《通鉴纲目》，纲仿效《春秋》，目仿效左丘明，罗列了十七代所记载的治乱文献，运用了二百四十年
夫
御纂性理精义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儒臣取《性理大全》诠释精语。
亲定成书，凡十二卷。康熈五十四年校刋。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朕自冲龄至今六十年来，未尝少辍经书。唐虞三代以来，圣贤相传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尽性之学，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借于理道之言，尤所加意。临莅日久，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騐之政事，而确然知其不可易。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书，颇谓广备矣，但取者太繁，相类者居多。凡性理诸书之行世者，不下数百，朕实病其矛盾也。爰命大学士李光地诠释进览，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体要。既使诸儒之阐发不杂于支芜，复使学者之披寻不苦于繁重。至于图象、律厯、性命、理气之源，前人所未畅发者，朕亦时以已意折衷其间，名曰《性理精义》，颁示天下。读是书者，自有所知也已。
清汉文小学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繙译诸臣用
国语繙译
亲定成书，凡一卷。雍正五年校刋。
世宗宪皇帝御制序古者八嵗而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之义，俾童而习之，以养其徳性。其説散见经传，朱子采集为《小学》一书，所以示人教学之方，而有以为正心修身之本。其言约，其理该，葢六经四子性理诸书之阶梯也。
皇考圣祖仁皇帝尝
特颁谕旨，令有司兼以命题课士。海内士子，固已咸知诵法矣。又
命尚书顾八代一人繙译清文，日进呈。
览
钦定三年而后成，嘉惠后学之心至深且厚。当日未经刋刻颁行，朕敬承。
皇考遗志，特命校对，授梓以资肄习。读者宜知纲常伦纪之当崇，视聼言动之当谨，与夫嘉言懿行之当遵循慕效。修其职，自在家庭日用之常经；而充其量，可以成圣贤忠孝之大节。子弟之习于是而淳，教化之原于是而备。诗曰：「成人有徳，小子有造。」朕葢深有望焉。
御览经史讲义一部
乾隆二年
皇上允科臣奏，翰林、詹事、科道间日分班撰拟经史。
讲义进呈
亲加品隲积久成帙十四年
命南书房翰林选择校刋首列
上谕一卷，则皆进经史诸臣，或防
召对面聆之
御论也。其诸臣讲义为《周易》八卷，《书经》六卷，《诗经》五卷，《春秋》一卷，《礼记》四卷，《周礼》《论语》《孟子》《孝经》二卷，《史》三卷，《性理》一卷，计七百一十六篇。
国朝宫史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国朝宫史卷二十八
书籍七
史学
钦定明史一部
圣祖仁皇帝特命开馆修辑《明史》，乾隆四年告成。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録四卷。
译间《春秋》褒贬的笔法。论者认为它接续了《春秋》的传统，这话并非虚言。朕勤于探求治国之道，在涵泳六经之余，喜爱观览前代兴衰得失的历史遗迹，所以《通鉴》这部书，朕披览研读从未曾放下过。只是其中各家的论断，人人各持己见，其间虽然也有符合作者本意的地方，但未能折衷归一、断于一是。于是朕命儒臣仿照胡安国的体例，效法《春秋》的义理，撰写编次成文，按日进讲，无论寒暑从未间断，积累多年而编成此书。朕认为，东周以前没有《春秋》这部书，但已有《春秋》的精神，因为古代史书的精微用意已经大备于《尚书》之中，所以《春秋》记载十二位鲁公的史事，仍然是二帝三王心法的体现。周威烈王以后没有《春秋》这部书名，但已有《春秋》的精神，因为《通鉴纲目》的撰作，向上接续了孔子所修的《春秋》，所以即便是班固、范晔等诸史的文字，实际上也是鲁国史书笔削褒贬的遗意所在。而世道的升降、政治的隆盛与衰败，都体现在其中。那安危治乱的界限，往往判定于毫厘之间，而其相差悬殊竟至于天壤之别，当时的人或许未能察觉，而后世的观者却了然于心，这是不可不审慎辨别、深入探究其所以然的道理的。因此评论古人的行事，既贵在见识极为明晰，尤其贵在居心极为公正。善于评论古事的人，就如同水一样，人不应当鉴照于流动的水，而应当鉴照于静止的水，因为水中没有固定的形状，所以美丑都能完全显现于外。没有固定形状，说的就是公正无私罢了。水没有固定的形状，就如同人没有先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