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官史卷三十一

译使其都有依据，这样一来，古今字形的辨别，方言声气的差异，分部排列，一打开书就一目了然，没有一个字义不详尽，没有一个字音不完备。前后经历五年，这部书才编成，命名为《字典》，用来彰显文字统一的治理成就，使求学考古的人得以全面了解文字的源流，官府和吏民也有所遵循依据了。以上就是序言。

御定音韵阐微一部

康熙五十四年，圣祖仁皇帝下令编纂韵书，亲自指授厘定体例，依照旧有一百零七部的分法，用满文合声的方法来标注反切，雍正二年编成，共十八卷，雍正六年校刻。

世宗宪皇帝御制序：声音之道十分深微。天地有自然的声音，人的声音有自然的节律。古代的圣人掌握了这种自然的节律并加以运用，依照声音的高低长短来协调音律，以至于八音和谐、神人和悦，都是遵循这个道理。文字的创制，无不讲求音韵，只是南北的风土不同，古今的语音转变各异。喉、舌、唇、齿的清浊轻重之分辨，一丝一毫的差错就容易造成许多谬误，纷杂混乱，难以彻底弄清楚。自从西域的梵僧确定字母为三十六个，分为五音来统摄天下的声音，反切之学便兴盛起来。儒者中如司马光、郑樵都尊奉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中有音和、类隔、互用、借声等各种类例，并不统一。后人苦于其中的曲折繁重，难以迅速弄明白，往往把类隔、互用的反切改为音和的反切，但始终不能得到它的本原。我圣祖仁皇帝天资聪颖，首先探究了天地万物的深奥、律历象数的奥秘，无不心领神会、洞悉本原。他认为用满文合声的方法，出于自然，足以完全概括汉文反切的精妙之处。于是指授大学士李光地，拟定条例纲目，让诸生王兰生负责纂辑。此后又让尚书徐元梦主持完成此事。从康熙五十四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年，编成上奏，命名为《音韵阐微》。这种方法，缓读就合成两个字，急读就合成一个音。在音和一类反切之中，尤其达到极致的和谐，全都出自人的自然声音，没有丝毫勉强，实在是简明易懂，是历来讲反切的人所比不上的。而讲求音韵的人，学习这种方法确实非常方便。虽然如此，这仅仅是就反切而言罢了。我曾经读《皇极经世书》，讲律感应吕而产生声，吕感应律而产生音，律吕相互唱和、相生不穷。用声音统摄万物的变化，论者认为它是用声音推衍出数，用数字合于卦象，从而万物的道理都具备了。我圣祖仁皇帝独具慧眼，看透了音韵的本原，就用这来审定音律，制作音乐、崇尚道德，这个道理无所不贯通。真是睿智渊博、通达至极，更有达到极其精微之处的地方，臣下们哪里能够仰望窥见其中的万分之一呢？

钦定叶韵汇辑一部

皇上因为叶韵（协韵）之学自古没有专门的书籍，特意下令汇辑成书。抽出闲暇时间亲自指授，广泛考证依据，追溯每个字音的出处，把叶韵排列在今韵的后面。全书共十卷，乾隆十五年校刻。

皇上御制序：叶韵不是古代就有的，但又即是古音。有了今韵而后才有叶韵。所谓叶韵，是用古韵来跟今韵相协调，所以说它不是古代原有的。然而从今音来看，是用叶韵的方法来使意义相合；从古音来看，则并非另创叶韵，而本来就是同一个音，所以说它即是古音。我曾经研习《易经》《诗经》等经书，考证其中的音韵，多与今韵不合。年长以后又广泛阅览诸子百家的著作，其中所用的韵也常常与今天的读音不同。大概韵书的通行，始于江东一带。到了唐代用声律来选拔人才，分部划分得比较严格，而现在所遵循沿用的韵书，则是出自宋、元时人的分合，所以自然与古音不相符合。三代以前，讲律吕，讲谐声，讲文字之名，其中对于音韵必定审察清浊，区别唇齿喉舌

译，有一定的分部，把它刻在典籍简册上，跟律度量衡、象魏悬法一样，成为当世所遵守的准则，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而没有流传下来。喜好古学的人想要探求它，却找不到途径。宋代吴棫依据《易经》《诗经》《史记》《汉书》等书编写了《韵补》。朱熹曾经采用它来解释《毛诗》《楚辞》。明代杨慎加以扩充，编成《古音》，号称渊博。可是拿它跟各种典籍相对照，发现其中疏漏不完备的地方已经很多了。因此在闲暇之时，指授儒臣，广泛考证经史诸子以及唐宋大家的文章中所用的古韵，一一列举出来，追溯它们的出处，排列在今韵的后面。写文章、查找词句时，就可以查考，既可以扩展见闻，又可以增益思路。只是四库典籍浩如烟海，学者穷尽一生也不能读完。区区地搜集罗列一番，又怎能与追溯有虞氏敬授民时的历法、泛舟江淮河汉去追寻大禹疏浚治水的功绩相比呢？其中真正能够一一列举、算得清楚的又有多少呢？然而就好比尝一尝鼎中的一片肉，也未尝不是对钻研古学有所帮助罢了。于是把它刻印出版发行。

清文鉴一部

满文本是天地间自然生成的声音，应当有专门的书籍，垂示万世。圣祖仁皇帝下令分类编纂，亲自审定成书，分为三十六部，二百八十类，共二十一卷。康熙四十七年校刻。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我认为自古以来的圣人，用文字契约取代结绳记事，使得天下的义理都归于文字，天下的文字都归于六书。六书完备了，义理便无不完全具备，如果不加以讲习修明，那么字形字音的规制虽然存在，它的意义大概也会消亡了。我太祖高皇帝创立基业、垂示后代教训，仁德合乎天地，开创制定了满文这一伟大的文字，光明如同日月。太宗文皇帝具有上圣的资质，开创了天命所归的大业，继承先志、发扬前人的成就，大力宣扬文治。世祖章皇帝神明睿智出众，智勇天赋异禀，秉持英明果断的资质，又能持之以恭俭，扩充宽厚仁爱的度量，又辅之以忧勤国事。我以浅薄的德行承受祖宗的宏大基业，即位多年，从未有片刻不把效法祖先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地自守，日夜操劳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处理万机之余，只用读书穷理来竭尽自己的心志。凡是四书五经，除了已经翻译的以外，像《纲目》《讲义》等有关治国之道的书籍，无不全部译出。近来年高德劭的老臣渐渐凋零，因而深奥的文义、隐微的旨意，长久得不到彰明，以讹传讹、习焉不察，字句偶尔有所遗漏脱落，语音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满文所关系的事情极为重大，政事文章都由此产生。如果不详加厘定，用什么来折中判断？如果不编辑成书，用什么来作为效法的准则？于是诏令儒臣分类编纂，缮写清稿呈上。我亲自用朱笔逐一审订，对于解释诂训中有疑似之处的，必定在细微之处辨明其异同；对于引证有阙失遗漏的，必定援引经史来互相印证，有的向年高博学的老人广泛请教，有的在旧的典籍中反复考证。大到天文地理，小到名物象数，十二字母，五声反切，全都记载在这部书中，命名为《清文鉴》。用来探究音声的本原，穷究字形的详尽。分为三十六部，二百八十类，共二十一卷。满文有了这部书就没有任何遗留的疑难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彰明祖先德行的源流，是恭敬本源的深意所在。《易经》说：「观察人类的文明，用来教化成就天下。」我仰承列祖创制文字的宏大规模，深深思念国家统一文字的盛大典章。经过好几年时间，才汇集成完整的一部书。诵读这部书的人，希望能够体会我多年的辛劳。凭借音韵来探求字形，凭借字形来探求文章。从今以后，诏令的发出与接受，奏章的陈述，以及传达到边远之地、刻在玉版上的文字，大经大法，都有所依

译据。一言一语，都遵循典则法度。这样大概可以使满文永远流传于千秋万代，与日月星辰、银河天汉一同长久垂示于天地之间了吧。

清文合蒙古鉴一部

圣祖仁皇帝在编定《清文鉴》之后，又用蒙古文字对照翻译编成此书，共二十卷，另有注解三十卷，一并校刻。

钦定同文韵统一部

皇上因为字母原本出自西藏（西畨），但字音不够完备，于是下令翻译编纂《韵统》，其中有《天竺字母谱》《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字谱》《西畨字母配合字谱》《天竺西畨阴阳字谱》《大藏经典字母同异考》《华梵字母合璧谱》，共六卷。乾隆十五年校刻。

皇上御制序：自从反切字母之学，兴起于西域，流传到中原，就转变梵文为汉文的形式。而中华的文字，不仅与西域的音韵大不相同，即便用反切的方法来类比拼读，字音也不完备。于是就有了反切法，有了转注法，甚至有的有音无字，就为它画个空圈来附会代替。这方面的说法浩繁得如同黄河汉水，头绪纷乱得如同乱丝一般。我朝用十二字头概括宇宙间的重要文字，用合声的方法来拼字，因而没有一个音会遗漏。汉语中所没有具备的音，用合声的方法没有不能完全具备的，也没有不能吻合的。这真是文字统一的极致准则啊！我曾经浏览过梵文经卷和汉文译本，笔录传授的经典充满了中国（支那），但咒语没有翻译，是为了保存印度本来的读音以传达真正的教义。可是僧侣们诵读持诵，与西域僧人的梵音读法迥然不同，这难道是说「咒语不翻译」的本来用意吗？和硕庄亲王当年在皇祖在世时，当面承受了《音韵阐微》的重要旨意，精通字母之学，广博涉猎、明辨是非。于是命他率领儒臣，向灌顶普善广慈国师章嘉呼图克图请教，考证西藏本来的读音，追溯它的渊源，辨别其中的异同，为此列出图谱，附以图说，在极其细微幽深的地方辨明阴阳清浊，各自找出它们元音的所在。到了变化极多的地方也不会混淆，到了繁复至极的地方也不会紊乱。这样既纠正了佛经贝叶流传中的讹误，即便是研究字母形声之学的人，也可以探究婆罗门经典的深奥之处，从而打破拘泥浅陋的偏见。书编成后命名为《同文韵统》，并记述其编纂缘起如上所述。

西域同文志一部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西域后，编纂《方略》时，各部族的语言文字，在馆修书的诸位大臣都不能通晓。皇上指授臣工编纂《同文志》，为他们指明纲领，分为四门：地名、山名、水名、人名。分为四部：天山北路准噶尔部、天山南路回部、青海、西藏（西畨）。每一条目，首先冠以满文，其次详细注明汉字，其次是三合切音，其次是蒙古字，其次是西藏字，其次是托忒字，其次是回字，循环依附，互相翻译、彼此相通，共二十四卷。

皇上御制序：庚午年（乾隆十五年）已经编定《同文韵统》并为它作序刊行。这部书大概是用梵音来配合满文的反切，又用满文的反切来协调汉字的字母。于是文字没有遗漏的音，书中都具备了韵读。不仅使中国咒语的深奥之处可以探究，而且四方各地的方言拘泥不通之处都得以解释清楚。如今西域已经平定，不能没有一部《方略》之类的书。然而准噶尔语和回族文字，不是编纂的文臣所能通晓的。因此应当为他们指明纲领，让他们有所遵循，以免出现杂乱错讹的隐患。于是把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准部、回部以及西藏、青海等地的地名、人名等各门类，全部列举提要，先用满文，其次是对应读音的汉文，再其次是汉字三合切音。其中的蒙古字、西藏文、托忒字、回字依次附录书写。又在汉文之下详细注明，说明它究竟是准噶尔语还是回语。这样一来，那些难

译以辨识的言语就不需要翻译传述，凡是认得汉字的人没有不能通晓其文、理解其意的，清清楚楚如同排列在眉睫之前，容易得如同指点手掌一般。书编成后，命名为《西域同文志》。「同文」的意思，是延续《韵统》的含义，而特别加上了各部的方言，用来阐明西域记载的实情，希望做到家喻户晓，而没有丝毫的错讹疏失。可是我曾经这样想过：天高地下，人处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的「实」。至于文字，不过是它的名称罢了。实质没有不同的，但名称文字则可能有所不同。现在用汉语称呼天就说「天」，用满语称呼天就说「阿卜喀」，用蒙古语、准噶尔语称呼天就说「腾格里」，用西藏语称呼天就说「那木喀」，用回语称呼天就说「阿思满」。假使让回族人指着天告诉汉人说这是「阿思满」，汉人一定认为不对。汉人指着天告诉回族人说这是「天」，回族人也一定认为不对。这个也算一种「非」，那个也算一种「非」，怎么能知道谁对呢？可是抬头仰望那高高在上、光明显耀的东西，汉人认为它是「天」而敬奉它，回族人认为它是「阿思满」而敬奉它，这就是它们的大同之处。实质既然相同，名称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通达的人能在同一本源之处把握契合，愚昧的人却拘泥于纷繁的名相之中。这部书的用意，是要把各地方俗都纳入根本的统一之中，消除各种疑虑分歧。举一个例子，就好比「豹」和「鼠」很容易分辨一样，至于世道人心，难道能说没有裨益吗？

御制《盛京赋》清汉三十六体篆字书一部

满文音韵体制的详细内容都记载在《清文鉴》中，只是旧有的篆体字尚未详备，而玉玺印章仍旧使用篆体本字。皇上指授臣工，开始创制篆文，于是依据古法，编成三十六种字体，篆写诸位大臣恭敬奉请的《御制盛京赋》，摹写缮录成册，加上汉文篆书三十六体，一共七十二体。既然满文篆体已经推广开，满文与古篆各自编成一册，校刻颁行，以昭示万世。

钦定篆文六经四书一部

圣祖仁皇帝下令用小篆摹刻《易经》《书经》《诗经》《春秋》《周礼》《仪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亲自审定编成，共十四册。

国朝宫史卷三十一

<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国朝宫史》>

钦定四库全书

国朝宫史卷三十二

书籍十一

类纂

御制资政要览一部

世祖章皇帝采集经史子集中关于政事的内容，编为三十章：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夫道、妇道、兄弟、体仁、〇义、敦礼、察微、昭信、知人、厚生、教化、俭德、迁善、务学、重农、睦亲、积善、爱民、慈幼、养生、惩忿、窒欲、履谦、谨言、慎行、爱物，共三卷。顺治十二年校刊。

世祖章皇帝御制序：我认为帝王为政、贤哲修身，无不是以德为根本、以学问来成就的。就像大匠用规矩来画取方圆，乐师用六律来矫正五音一样。凡是古人的美言善行记载在典籍中的，都是修身治人的方法，可以施行于当今的。我孜孜不倦地图谋治理，向古人的训诫学习，阅读四书五经、《通鉴》等书籍，掌握了大致的梗概。推而广之到十三经、二十一史以及诸子百家中不违背圣人经典的部分，无不深深植根于道理之中，自成一家之言。但是这些书卷帙浩繁，如果拿它们来教导人，恐怕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也不能在短时间内读完这些书。因此想到，记事应当提炼要点，编纂言论应当抓住核心。于是采集各书中关于政事的内容，编成三十篇。又担心内容散乱而没有条理，于是每一篇都贯穿以大义，联缀以文辞。对于忠臣孝子、贤能官吏，略举其事迹；那些奸邪贪婪、悖乱不法的人，也记载在其中，使人明白效法与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