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宫史卷二十九

译效。书编成后，纂修各臣请求作序而颁布它，恭敬地想到

圣人学问高深，岂是容易钻研仰望的？只是我从小承受

庭训，对于这部书的大要旨意，

多蒙教诲叮嘱，年深日久，尊重我所听闻的，恭敬地献上这一番赞语。这部书，岂止是

皇考手泽的留存，实在是考稽古今、集其大成，超出前代，是垂范千秋万世不变的法则。将来要想协调四时、校正历日，统一律度量衡，从这部书中求取，就可以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等到圣人出现也不会有疑惑。

御定星历考原一部

圣祖仁皇帝特命钦天监诸臣编纂，

亲自审定成书，叫《象数本要》，共二十六目；叫《年神方位》，共四十目；叫《月事吉神》，共七十四目；叫《月事凶神》，共九十目；叫《时日总类》，共五十五目；叫《用事宜忌》，共五十七目。

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万年书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钦天监诸臣编纂，

亲自审定成书，首先列出历代三元甲子编年，起自黄帝六十一年，

即上元甲子，接下来是万年书，起自

大清天命九年甲子，依次续编，合为一册。

钦定律吕正义后编一部

皇上考定大乐的器数音节，一律遵照

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律吕正义》之法，又

下令编纂后编，

亲自审定成书，首先列出各类乐曲，共五种：一是祭祀之乐，一是朝会之乐，一是宴飨之乐，一是

导迎之乐，一是

行幸之乐；其次是乐考，共四项：一是乐器，一是乐制，一是乐章，一是度量权衡；其次是乐问，共三十五篇，以阐明其宗旨，共一百二十卷。乾隆十一年校刻。等到西域平定，

功业成就、政治安定，镈钟特磬等乐器完备齐全，宫悬回乐，凯歌大彰盛大功绩，一并续入典籍，以流传永久。

皇上御制序中说：

皇祖圣祖仁皇帝建立中和的极致，通晓声气的本源，钦定《律历渊源》一书，审察推步以阐明天象经纬，研究数理以完备成法。至于《律吕正义》，凡是用来确定尺度、考订度数、制作乐器、审定音律，以及五声二变相应相和的根源，都剖析其精微，厘清其讹误。古乐的大义得以明确，而千古有了定论；今乐的至理得以具备，而千古有了正声。这真可谓只有

圣人才能做到的。只是七政授时、九章算法，至今遵循不废；而律吕却还没来得及施行。太常寺的职司，掌管乐律的机构，习用其乐器却不能穷究其中的道理，于是连所习用的乐器也逐渐失传，沿袭谬误、承接讹传，不协调、不合度，篇章音节，非重新加以厘正不可。和硕庄亲王亲自承受

皇祖的指导传授，贯通乐理的义蕴。尚书张照研究穷究律本，广博学习前人的训诫，因而命他协同考证订正。朕亲自加以厘定，从乐器、音律、宫调、曲调各方面，对声音的高下、节奏的长短，逐一分析比较。合适的就沿用旧法，不合适的就改换其词句、更改其曲调。有的出自臣工的撰述，有的出自朕在闲暇之时亲自裁定。一定要考究义理的本原，穷究制作的根本，然后才行。

在

郊庙所陈列、朝会宴飨所演奏的律吕都能各得其宜，歌唱演奏不紊乱其次序，八音能够谐调，不相互违背失序了。于是编次成书，使其流传永久。又参照考稽前代因革损益的差异，编成乐器考、乐制考、乐章考、度量权衡考，以完备律吕的条理脉络。又推演阐发为乐问三十五篇，以阐明其旨趣，于是

圣祖当年审音定乐、制器协均的成果，一一施行于实际应用之中。从汉魏以至元明，其中是非得

译失的缘故，都能了然可述。命名为《后编》，实在是用来彰显

皇祖天纵圣明，通达造化的极致，千古的著作者没有人能超出他的范围，也

没有人能窥知他的边际。至于继承发扬

先人的事业，就在于我们，后人应当更加勤勉，不敢忘记。

钦定仪象考成后编一部

圣祖仁皇帝采用钦天监臣南怀仁的建议，改造六仪，编辑《灵台仪象志》。乾隆九年，钦天监臣戴进贤等奏请重修，

命廷臣编辑《仪象考成》共三十卷，将

御制《玑衡抚辰仪说》冠于全书之首。乾隆二十一年校刻。皇上御制序说："上古观测天象之事，详载于《虞书》。《尚书》记载在璿玑玉衡，以此校正七政。后世浑天各种仪器，就是从这里发端的。历代以来，逐代推演探究，日益精密。所用的六合、三辰、四游仪的制式，本朝初年还在使用。我"

皇祖圣祖仁皇帝敬顺天道，深研天理数理，曾采用钦天监臣南怀仁的建议，改造六仪，编辑《灵台仪象志》。相关官署奉命用以测验，其用法简明妥当，确定周天度数为三百六十度，周日刻数为九十六刻，划分黄道赤道以完备仪器制式，减去地平环以使仪象清晰，创制精密，尤其有非前代所能及的地方。只是星辰沿黄道运行，每七十年差一度，黄道赤道二道之间的相距，也每数十年差一分，理应随时加以厘订，以求吻合。而六仪的改造创制，测占虽然精密，体制终究未能与古法相协调。赤道仪，又没有游环以应合天度，志书所载星象，也间或有遗漏疏略、次序颠倒的地方，我

皇祖精通观测天象、测定时刻的道理，假使沿用六仪的度数，至今必定早已有人

随时加以更正了。我这个小子效法

祖先，敬奉

天道虽然内心迫切，但推算测验协理纪度的方法，实在还没有向来熟习。此次因钦天监臣的请求，依照六仪的新法，参照浑仪的旧式，制成玑衡抚辰仪，绘图撰说，以补助测验之用。并且考订天文星象各家中星辰纪数有缺漏的加以补全，次序紊乱的加以订正，编成一部书，命名为《仪象考成》。纵然我对此尚未完全自信，但期望能够达到允当可循的程度。由此仪器端正、天象显明，而推算的方法也大为完备。制作器具以取法天象，为百姓所用，无不应当力求达到至精至密。何况这是授时的根本、政绩所关，尤其不容许有丝毫的差错。折衷损益前人之法，彰明过去、省察未来，以求达到尽善尽美，奉行天时、修正历纪的道理，怎敢不加以谨慎呢？至于基于天命、深居静密之中，之所以夙夜孜孜不倦、以成宪为鉴戒的原因，又自有其所在。这就是这篇序文的用意。

御制协纪辨方书一部

皇上因阴阳选择各类书籍，认为授时利用应当有一定的准则。

特别命令订正谬误，编纂成书，分为十二门：一是本原二卷，一是义例六卷，一是立成，一是宜忌，一是用事各一卷，一是公规二卷，一是年表六卷，一是月表十二卷，一是日表一卷，一是利用二卷，一是附录，一是辨讹各一卷。共三十六卷，乾隆六年校刻。

皇上御制序说：远昔帝尧命令羲氏、和氏敬谨地将天时节令告知百姓，那时的百姓知晓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节令。后世圣人有所创作，推广而使之更加广博，以至于对外的事务用刚日，对内的事务用柔日。这些都记载在经典之中，是历代帝王都不曾改变的准则。此后逐渐讹滥，一天天变得讹谬，术士们都用吉凶祸福的说法来震惊蒙蔽众人，纷乱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就如褚少孙补《史记》所说

译的："那家说吉利，这家说凶险，那家说小吉，这家说大凶"，茫然不知其边际。自汉武帝以来，已经如同聚讼一般，而荀悦、王充等人则斥之为毫无道理，弃置不论。虽然如此，上天用日月运行来确定四时，人们顺应天时而行动，天亮就出来治事，天黑就休息，这是后世的君王之所以顺应天道的原因。太阳出来就劳作，太阳落下就休息，这是普通百姓之所以顺应天道的原因。否则不能早晚不失时序，那么就没有诗人来议论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举行大事、调动大众，要协调五纪，辨明五方，以顺应天地的本性，难道没有分毫剖析、推究到极精极微之理的方法吗？那些支离恍惚、拘泥牵强的荒谬说法，是术士的过错，而不可因此而因噎废食。钦天监原有《选择通书》，刻印于康熙二十二年，此书出自星官之手，因袭讹误，付诸施行，往往自相矛盾。

皇祖圣祖仁皇帝知道其中荒诞疏漏，不可为训，曾编纂《星历考原》一书，刻印颁行，但没有把监本改正过来，大概是等待后人来完成这件事。

圣人的用心，如此地慎之又慎啊。我把这件事告知钦天监臣，钦天监臣说："通书中的谬误，理应改正。"我因此接受了这个请求，考虑到如今还有庄亲王等几个人，曾经

受皇祖的指授，略微通晓这个道理。假使这时不加以订正，恐怕以后就更加没有人可以任用了。于是命令编纂成书，颁布天下。与旧本相比较，谬误的说法减少了不少，但是民间长期沿袭的说法，也不能完全去除，是为了方便百姓使用。命名为《协纪辨方书》。所谓协纪辨方，就是敬奉上天的纪度，敬奉大地的方位。一举一动、一言一默，天地实际上都在监临着，何况是大事呢？如果说：这样做就吉利，那样做就凶险，这样做就有福，那样做就有祸，这是明理的人所不说的。虽然如此，敬与不敬之间，吉凶祸福就随之而来了。这就是这篇序文的用意。

钦定天文正义一部

皇上因天文各家推占的旧说，大多牵强附会。

特别选派儒臣编纂正义，

亲自审定成书，从天体、日、月、星辰、天象、占验、推步的道理都齐备，各条

都配有图，共八十卷。

万年书一部

万年书是《时宪书》的纲领，首先列出年神立成，其次详列铺注条例，按四季分册，按十二月分卷，前面列出月事公规，其次按六十甲子分列日建，吉神凶神并列。

钦定用事，民间用事，以及不宜用事的内容，列于每日之下，共十

二卷。

国朝宫史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国朝宫史卷三十

书籍九

志乘

大清一统志一部

圣祖仁皇帝命人编纂，

《大清一统志》以

京师、各省、外藩、蒙古、以及朝贡内属的各国为经，分类共二十六项作为纬，即图、表、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共三百五十六卷，乾隆九年编成校刻。

皇上御制序说：仰赖

上天眷顾，我大清全部所覆盖的疆域，海角日出之处，无不遵循顺从。列祖

列宗恩泽丰厚、威灵显赫、恩惠广布。大禹足迹所至之处，都繁衍昌盛。海边、炎荒岛屿、大漠、边远之地，都归入版图。设置郡县、修筑城邑，声威教化如风驰传播，藩属如众星拱卫，顺服归附内地。天下一家，远至开天辟地以来都未曾归顺之地，跋山涉水、辗转翻译历经岁月才能到达之处，都仰慕大义、进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