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宫史卷三十二

译戒的道理都十分明晰。再加上训诂注释，详细列出证据。这就好比聚集众多的白毛来做成皮裘，熔铸六种金属来铸成宝鼎。内容简约而容易明白，文辞简明而容易阅读，命名为《资政要览》。阅读这部书的人，如果能深思并且身体力行，就可以成为笃行的善人；推广开来运用，就可以成为博学高雅的君子。只是不要仅仅在语言文字之间寻求，那么我谆谆教导劝谕的心意，大概就不算白费了。

御制劝善要言一册

世祖章皇帝采择各书中的重要言论，编辑为一册，用来劝勉引导人们向善。顺治十三年校刊。

世祖章皇帝御制序：我认为天道极其善良，就把这种善赋予给天下的百姓，所以人生来没有不善良的。那些有不善之人，都是因为内心被私欲蒙蔽，外表被污浊的习气所沾染，以至于不能坚守他起初的善良本心，于是就违背了天道。因为人们存心行事各不相同，所以上天要加以鉴察，降下灾祸或祥瑞。降下祥瑞，本来是要显扬保佑善良的人；不得已而降下灾祸的，也是要用来明白地警戒天下百姓，使他们改过并且向善迁移。自古以来报应昭彰不爽，难道不值得敬畏吗！古人本来就依据上天的垂训来教化天下，正确的言论、美好的话语不止一种。只是文辞深奥的，可能不容易理解；言语简略的，又不能表达详尽。我恭敬承受天命抚育四方百姓，深深考虑到在上位者教化百姓，应当以劝勉为先；一个人立身处世，行善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摘取各书中的要点，编辑为一册，命名为《劝善要言》。文辞不追求华丽，只求把道理讲明白；言辞不厌其详尽，只求使众人容易理解。想要使贤者和愚者同样明白，大人和小孩共同知晓。读这部书的人，应当深思它的道理，把它体现在自己身上，反省在心里。行善的人也应当更加勉励自己，进一步趋于淳厚善良，以求得吉庆；那些因为无知而误入不善的人，尤其应当迅速改正，回归到没有过错的状态，以避免灾祸，希望这样不辜负上天好生之德，我殷切教化的心意，也就不算白费了。凡是我大清的百姓，都应当敬重并勉励自己啊。

孝经衍义一部

世祖章皇帝下令编纂《孝经衍义》，还没有完成。圣祖仁皇帝下诏令儒臣继续编辑，亲自审定编成，卷首列出经旨总要二卷。所阐发的义理有：至德、要道、教之所由生、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大顺之征。至德的条目有：仁、义、礼、智、信。要道的条目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师弟子附在其中。教之所由生的条目有：礼、乐、政、刑。天子之孝，第一是爱亲，爱亲的义理有：早谕教、均慈爱、敦友恭、亲大族、体臣工、重守令、爱百姓、课农桑（籍田附在其中）、薄税敛、备灾荒、省刑罚、恤征戍。第二是敬亲，敬亲的义理有：事天地、法祖宗、隆郊配、严宗庙、重学校（养老附在其中）、崇圣学、教宫闱、论官材、优大臣、设谏官、正纲纪、别贤否、制国用、备风俗。诸侯之孝有：爱亲、敬亲、不骄、不溢。卿大夫之孝有：爱亲、敬亲、法言、德行。士之孝有：爱亲、敬亲、事君忠、事长顺。庶人之孝有：爱亲、敬亲、用天道、分地利、谨身节用。因为经文中有「顺天下」的字句，所以用「大顺之征」来做结尾。全书共一百卷，康熙二十九年校刊。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我深切思念自古以来圣人用孝道治理天下的道理，明白他们推行孝道自有其根本、把握孝道自有其要领。孝道，是各种行为的本原，各种善行的极致。《尚书》说奉行先人的教诲应当思念孝道，《诗经》说孝思应当作为准则，这都说明孝是天之常经、地之常义，是人性所共有的，自古至今都不会改变。

译所以用孝道来要求自己，就会顺遂而吉祥；用孝道来教导别人，就会使人乐于听从；用孝道来教化百姓、成就风俗，就会使德泽广布而不匮乏。帝王秉持这种道理来主宰世界、统御万物，亲身实践、为天下做表率，这件事从在寝门察看饮食这样的细节开始，进而推广到配祀上帝、祭飨祖先，光大祖先德业、感通四方，让万民光耀四海，都是这个道理。孔子教导孝道的言论，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而总汇于《孝经》。曾子以纯粹的孝心亲身承受这一教诲，其文辞简约，其意旨深远，条理贯通首尾，综合概括众多议论，讲述孝道的义理，到这里已经完备了。自从颜芝所藏的本子在汉初出现以来，考订注释，历代都有其人，如孔安国、郑玄、皇侃、邢昺等人，不下上百家。大概都是注重训诂章句，辨析古今文本的异同，至于想要推衍扩展其中的义理内涵，把它贯通到万事万物之中而没有一处超出其范围的，那还是没有完备的。世祖章皇帝广泛推行孝治，昭明人伦纲纪，特意下令编纂《孝经衍义》，还没有完成书稿。我继承先父的遗志，诏令儒臣搜集讨论、编辑成书，仿照宋代儒者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体例，引证经史各书来从旁阐发其中的道理。我私下认为，孔子称「至德要道」用来使天下顺服，又说到「教之所由生」，然后详细列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五种孝道。这就是整部经书的大要，也就好比《大学》里讲的明德、新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样。因此阐发至德的义理，那么仁义礼智信的道理就完备了；阐发要道的义理，那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人伦就完备了；阐发教之所由生的义理，那么礼乐刑政的内容就具备了。阐发五种孝道都以爱亲敬亲为根本，这说明无论贵贱都是相同的道理。由天子的敬亲之道推广开去，那么郊祀社稷、宗庙典礼的义理就完备了；由天子的爱亲之道推广开去，那么仁爱百姓、养育万物、抚恤安顿爱护的义理就完备了。这无非都是敬，无非都是爱，也就是无非都是孝了。依次推及到诸侯的不骄不溢，卿大夫的服饰合法、言辞合法、行为合法，士人和百姓的忠顺侍奉上级、谨慎自身节约用度，哪一样不是爱敬的道理？推而至于极致，就能贯通神明，贯穿天地，难道还有边际吗？书编成共一百卷，刻版颁行，同时撰写序言放在卷首，希望能与海内共同遵循这条道路，家家教导子弟的职责，人人奉行侍奉亲长的教诲，和睦的气氛四处流传，美好的风气传播四方，从而成就一代敦厚宽厚的治世，这就是我继承先烈、尊崇孝经根本的志向啊。

御制内则衍义一部

世祖章皇帝仰承慈母的教诲，采取《礼记·内则》一篇，阐发义理、说明事项，所阐发的条目有：孝、敬、教、礼、让、慈、勤、学，共十六卷。顺治十三年校刊。

世祖章皇帝御制序：我听说治理天下的道理，有关系到国家的大经大法，用来做邦国的仪表典范；也必定有极其精微纯粹的道理，用来做宫廷的楷模。所以《关雎》是王道教化的开端，乾坤位居《周易》的首位。圣人垂示教训，没有不对家门之内的事情兢兢业业、格外谨慎的。三代以前，上有圣明的君后、贤良的妃嫔，开始修明内治，教化推行而风俗美善。后世宫闱之中，能够修身立训的人已经不多见，姆师之教也很少见。如果不是上天保佑至德，谁能集贞节贤淑之大成，振兴古今的美好教化呢？恭敬地想到圣母皇太后辅佐我皇考崇尚文治，声名美好、雍容和睦，慈爱的教诲周详完备，有典有则，兴起仁爱、兴起礼让，实在称得上是万世宫闱教化的典范啊。可是仍旧勤勉推行教化、酷爱古学、喜好学习，我承受恩泽深厚，无以为报。只能搜集辑录古来

译的美好言行、美好德行，汇集成一编，呈上供披阅，希望能表达我微薄心意的万分之一。我处理政务之余，曾经阅读《礼记·内则》，开篇讲述后代君王命令冢宰向百姓颁布德教。考察它所记载的内容，都是讲父慈子孝、夫义妇听的道理。圣人说过，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又说家庭端正而天下就安定。要整治它、端正它，大概只有靠《内则》了吧？处在朝廷之外正位的人，不明白这部书，用什么来总揽乾纲？处在宫闱之内正位的人，不明白这部书，用什么来修明坤教？再进一步详细推究其中的义理，对于妇道女红方面，尤其无所不备。这实在是帷帐宫墙之内的重要典籍，是贤德淑女的永久楷模啊。可是世代流传的《后妃纪》《列女传》《家范》《内训》等书，虽然著作不少，但没有见到有原本《内则》并加以发挥阐明的，这难道是尊崇经典、树立教化的做法吗？天生育了万民，有事物就有法则。家庭以自身为法则，自身以心为法则，若要在闺房之中兴起教化，没有不合乎正心修身的道理却能够立法则的。现在看这部书，从细微的声气容色，到显著的言语举止仪容，从精深的娱心养志，到粗浅的中馈女红，用来端正自己心志、约束自身的方面，施用在一家之中没有不适宜的，推行到四海之内也没有不准确的。因此我认为要推崇母仪、敦厚妇顺，是绝对离不开这部书的。推究它的宗旨要点，大概有八个方面：孝，是顺从亲长的要旨，它的种类有两种：侍奉舅姑、侍奉父母。敬，是内助的要旨，它的种类有五种：侍奉丈夫、劝勉学习、辅佐忠诚、赞助廉洁、尊重贤能。教，是昌盛后代的要旨，它的种类有三种：教育子女、勉励学习、训导忠诚。礼，是持守自身的要旨，它的种类有九种：恭敬祭祀、整肃家政、应变守节、以死殉节、端庄美好、崇尚节俭、谨慎言语、恭敬仪容。让，是和睦亲族的要旨，它的种类有四种：崇尚谦逊退让、与妯娌和睦、与宗族和睦、对待外戚。慈，是推广恩泽的要旨，它的种类有五种：体恤下属、慈爱幼小、敦厚仁爱、宽宥百姓的过错。勤，是勤于本职的要旨，它的种类有两种：女红、饮食。学，是取法的要旨，它的种类有两种：好学、著书。每次列举一类，必定用圣贤经传的话来印证，用古今贤淑顺从的事例来充实。所采录的事迹，涉及的人身份贵贱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所引用的文辞，深浅程度不一，但道理是一致的。阐明主要的宗旨，注释精微的文字，命名为《内则衍义》，恭敬地进呈供慈览，用来附于养志的义理之中。从宫廷之内延伸到民间乡里，都能从这里取法。这样一定都能感发人们的性情，逐渐熏陶义理，推广教化、美化风俗。宫闱之内极其精微纯粹的道理，与邦国的大经大法一同永垂不朽。圣母皇太后美好的名声、盛大的德行，光耀如同日月星辰。这就是我恳切诚挚的最大愿望，所以我恭敬地写下这篇序言。

御纂朱子全书一部

圣祖仁皇帝指授儒臣，广泛采集各种典籍，凡是出自朱熹的每一句每一字，都汇集编成一册。其目录是……

译《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书》，《诗》，《春秋》，《礼》，《乐》，《性理》，《理气》，《〇神》，《道统》，《诸子》，《历代》，《治道》，《论文》，论诗，字学科举之学，《赋》，词，琴操，诗，诗余，赞，箴，铭，共六十六卷。康熙五十三年校刻刊印。

译圣祖仁皇帝御制序：唐虞夏商周历代圣贤相继而起，从未不以文字为重。文字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五经四书。每次阅览古今流传于世的著作，历代都不乏其人。秦汉以下，文章议论，无非是根据时势制定相应对策，讽谏陈述政事，纠正过失谬误，弥补时弊的手段罢了。至于文辞的雄健，辞藻的华丽，古人已有定论，我怎敢多言？只是不偏于刑名之学，就偏于个人喜好；不偏于杨朱墨翟之说，就偏于佛道；不偏于词章之学，就偏于怪诞之说，都不接近王道的纯正。我年少时颇好读书，只把广博华美当作追求，把刚勇武备当作实用。自康熙三十五年，天山告急，朕亲自披甲戴盔，统率数万子弟兵，深入不毛的沙漠戈壁，在瀚海中缺乏水源，指挥调度得心应手，击破敌军无一遗漏，不到十旬便凯旋而归，可称得上胜利了。后来我有所领悟，反问自己：兵事可以穷尽吗？武力可以滥用吗？秦始皇、汉武帝，都是英明的君主，却因为一味求胜而没有美好的名声，甚至有的国祚不保，这难道不是因为好大喜功，与祸乱同出一辙的缘故吗？所以我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思考：怎样使远方的人归心？怎样使近处的人怀德？不是先王的法度不可采用，不是先王的道理不可施行。于是反躬自省，从经史中求索，手不释卷，数十年来，才得到宋代儒者的切实依据。虽然汉代的董仲舒、唐代的韩愈，也懂得天人之理，但还未达到孔孟学说的渊源。到了邵雍才玩味探索河图洛书的道理、性命的精微，推演先天后天之数，考定先甲后甲之说，虽然他的著作没有完全流传下来，但道理已很明显了。周敦颐阐明无极而太极的道理，又著《通书》，他的学问传授是有渊源的。就像星辰系于天上，各有各的位置，无法遮掩。他那光风霁月般的胸襟气度，又不知是何等模样。二程涵养有道，具有经天纬地的德行，聚集各种美善以侍奉君主父母，前代儒者已经称颂过了。至于朱夫子集大成，继承千百年断绝失传的学问，开启愚昧蒙昧之人，为亿万世确立一定的规范，穷究事理以达到真知，反躬自省以践行实事。他解释《大学》就有次第，从致知到平天下，从明德到止于至善，无不启发后人、教导来者。他补写"格物致知"一章于断简残篇之中，一旦豁然贯通便是要旨，即便圣人再生，也必定不能超过这个境界。问及《中庸》命名篇目的含义，那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意思，未发已发的"中"，本于时中的"中"，这些都是前代贤者所不能及的。至于《论语》《孟子》，则要逐篇讨论，都是内圣外王的心法，与世道人心密切相关，不是小事。至于五经，则要依经义取其宗旨，义理端正、言辞通顺，平和宽宏，不是后世见识浅薄而妄加议论的人可以相提并论的。至于忠君爱国的诚心，动静语默间的恭敬，文章言谈之中，全都是天地间的正气，宇宙间的大道。朕读他的书，体察其中的道理，不这样就不能知晓天人相通的奥妙，不这样就不能安坐而治理万邦，不这样就不能把仁心仁政施行于天下，不这样就不能使内外融为一家。朕读书五十年，只认定朱子一生的存心行事，所以不揣自己粗陋无文，把各书中凡属朱子的一言一字汇集起来，命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这两位平素留心理学的人，汇编成书，命名为《朱子全书》，以备夜间勤学之用。虽然未必能防止过失，也算是自我勉励尽君王和儿子的责任了。朕又想到，朱子的学说，五百年来未曾有人能辩驳出其中的是非，凡是有血气的人都受到他的恩惠。朕一生所学，是为了治理天下，不同于书生坐而空谈立论那样容易。朕汇集朱子的著作，是担心后世有人说我是借朱子的书为自己扬名，所以朕只是恭敬地阐述而

译不敢另立己见，不敢自己有所议论。往往见到元、明以至我朝的著作，讲解都远不及朱子，却各自提出自己的见解，常常驳杂不纯，反而有损宋代儒者的本意。何况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疆域如此辽阔，开拓的土地极为广大，外国各藩属风俗不同，喜好各异，防此失彼的隐患，不能不加以思考。如果用智谋权术来笼络人心，就如同挟着泰山跨越北海一样困难；用中正仁义、老成宽厚诚信的方式，似乎更接近可行。凡是读这部书的人，应当体谅我的心意不在于虚浮的言辞，而在于至理；不在于责备他人，而在于责求自己；从天道中求索并尽力做好人事，活着时求得心安理得，死后求得安宁，这样是否可行，还不得而知。

　　《钦定执中成宪》一部

世宗宪皇帝命令臣工采集辑录各种典籍中义理精粹、深切治道的言论。

　　编成《执中成宪》，依次进呈。

　　亲自审定成书，冠以

　　御制论十五篇，乾隆元年校刊。

　　皇上御制序：只因我

皇考效法上天刚健不息之德，每日处理万千政务，日夜操劳不遑休息，仍在闲暇之余，

指示儒臣采录经史子集中所记载的自古帝王的大德显功、宏大谋略、重要训示，以及名臣的奏章、先儒的语录中深切关乎治道的内容，依次进呈。

皇考亲自加以删定，命名为《执中成宪》，始于雍正六年仲春编成。

　　到十三年仲夏还未来得及刊印颁布，我

皇考便骤然弃下臣民而去，我这个不孝之子悲痛忧伤，还未曾见过这部书的原貌。继承大统数月之后，勉力顺从各位大臣的请求，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才开始翻阅此书。读完之后，方才知道。

皇考的圣心圣学，实在与尧舜孔子的道理相合，而如此急切地编纂这部书，则是专门用来启迪我们后人，为我们树立准则。我曾经反复思索《大学》这部书，私下认为这正是孔子祖述尧舜的真实要义所在。书中所说的"明德"，就是《虞书》所说的"道心"。所说的"明明德"，是担心道心被人心所蒙蔽。所说的"格物致知"，是严格辨明人心与道心的界限，以穷尽万事万物的道理，即《尚书》所说的"惟精"。所说的"正心诚意"，是竭力去除人心的驳杂，以达到道心的纯粹，即《尚书》所说的"惟一"。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止于至善，就是《尚书》所说的"允执厥中"。然而要达到执中的极致，只有尧舜才能做到毫无欠缺，而"中"散见于万事万物之中的，则不仅三代圣王有之，即便秦汉以后仁厚英明的君主，下至平庸的君主，也必定有一两件事合乎中道。不仅皋陶、伯益、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如此，即便是近代的儒者文士，也必定有一言半语合乎中道。所以《中庸》说："舜喜好询问且善于体察浅近的话语，把握两端，取其中道用于治理百姓。"大概"中"这个道理，没有一事一物不具备，也没有一人不知晓。这就是明德根植于本性而生生不息之处，只有舜能够体察它，只有舜能够把握它，只有舜能够运用它，所以能与众人共同为善，与天地合德。我

皇考编定这部书，从二帝三王的事迹，古代圣贤的言论，下到儒者文士中值得摘取的言语，都兼收并蓄而不遗漏，正是运用了这个道理。

皇考治理天下，没有一件事不审察其准则，没有一物能隐匿其真情。这就是《尚书》所说的"惟精"，《大学》所说的"物格而后知至"；没有一时不心怀敬意，没有一念不真诚。这就是《尚书》所说的"惟一"，《大学》所说的"心正而后意诚"。所以凡是施行于政教方面的，或给予或剥夺，或宽厚或严厉，或抑扬迟速方面略有不同，但没有不立足于至中至正的，可以作为百姓的准则。这

译就是《尚书》所说的"执中"，《大学》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而明德、新民，都止于至善。至于建立纲纪法度、变革推行善政，大的方面都出自

圣心独断，细微之处，也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有些人，不能都做到尽善尽美，但只要有一句话合乎中道，也一定不会被废弃。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好问好察，执两用中"。然而我

　　皇考聪明睿智原本就具备于

　　圣性之中，又通过

　　圣学涵养数十年，所以

　　皇考的"惟精"是不假思索便能达到，

　　皇考的"惟一"是不待勉励便能中道，

皇考的执中而化育天下，是从容合乎中道，无为而成，又哪里还

　　需要借助这部书呢？之所以

亲自加以删定，正是担心后世子孙昏聩懵懂，对执中立极的道理没有见识，所以才用这部书来示范成法。这岂止是我一人应当奉行终身，日日战战兢兢不敢逾越呢！世世代代的子孙，如果能够牢记不忘，进而追溯其渊源，那么对于尧舜孔子的道理，便能一以贯之了。这又岂止是身为君主的人，舍此便无法确立自己的准则、以消除天下的偏颇不正呢？凡是身居官位的人，如果真能依此教诲而行，那么在上位者便可以辅助治理、成就教化，从而彰显功业；在下位者也可以谨慎修身而减少过失，从而使君臣谋议清明、协调一致，共同达到君臣同心、政治清明的盛世，也就不难了。

　　《国朝宫史》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国朝宫史》卷三十三

　　书籍十二

　　总集

　　《渊鉴斋古文选》一部

圣祖仁皇帝亲自选定，自《左传》《国语》至宋人的古文作为正集，共六十四卷，康熙四十九年校刊。

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所谓经纬天地就叫做"文"，文是承载"道"的器物，是用来贯通宇宙、统摄古今、化育万物的。所以天地间的一切，没有文就无法显扬；圣人所作、贤人所述，没有文就无法彰显。文的用处实在太大了。自从有了文字以后，作者代代兴起，典籍逐渐充盈，体制各不相同。概括来说，无不根源于各种经书，源起于六经。比如论说一类的文章，以疏解经义为主，是从《易经》开始的。奏启一类的文章，以宣述政事为宗旨，是从《尚书》开始的。赋颂一类的文章，以讽喻为旨归，是从《诗经》开始的。传叙一类的文章，以记载史事为职志，是从《春秋》开始的。由此引申推广，触类旁通，虽然流派各不相同，但熔铸剪裁都各有体式。于是善于言辞的人，抒发自己的性情，修饰言辞义理，虽然手法不同却同样精妙，力求合乎前人的规范，都足以在当时立名，将声誉流传后世，文采斐然，可称极盛。然而历代不乏其人，人各有其体制，著作既已丰富，篇章便随之繁多。如果不加以收集辑录，就担心不能窥其全貌；如果不加以甄别选择，就担心不能得其精华。自古以来搜采文献的人家，记载于四部典籍之中，名目繁多，大多已经散佚。流传于世间的，除了萧统的《文选》之外，唐代有姚铉的《文粹》，宋代有吕祖谦的《文鉴》，都限定在一定年代范围内，各自编成一书。至于典章法度，是灿然可观的一代制度，前代不必相互师法，后代不必相互沿袭，这是可以用年代来限定的。至于文章这件事，则源流深远，古今交错，兴衰有时可以贯通千年，得失并不局限于一朝一代，这是不可以用年代来限定的。各家的选本，虽然足以彰显一代的盛况，难道就能穷尽文章的正变吗？朕留心典籍，因此选取古今的文章，从春秋直到宋代，选择其中辞义精纯、可以宣扬六经精神的，汇编为正集。即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