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山松后汉书卷四

译〔一〕据《书钞》卷七四补。一四六　桓帝时，京城里称赞说：“李元礼气度高峻，像一座玉山；陈仲举气宇轩昂，像千里马。”（汪、黄、俊）——《御览》卷四九五 《周璆传》一四七　周璆字孟玉，担任乐城令〔一〕时，悠闲自在而无所烦扰，县中治理得非常好。他离任后，朝廷征召、聘用他，他都没有前往。陈蕃担任太守时，周璆来访，陈蕃为他设置坐榻；周璆离开后，便把坐榻悬挂起来。（汪、黄）——《御览》卷四七四 ○《书钞》卷三六 〔一〕《书钞》卷三六作“高唐令”。《王允传》一四八　王允字子师，〔太原人〕〔一〕，家世在州郡任官，显贵者众。同郡的郭林宗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说：“王先生才华进步一日千里，是王佐之才。”于是同他结交友好。王允做官一直做到司徒。（姚、汪、黄） ——《类聚》卷二二 ○《白帖》卷四三，《御览》卷四四五 〔一〕据《御览》卷四四五补。一四九　王允对李傕等人说：“我没有擅自作威作福，将军却放纵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李傕等没有回应。王允自行任命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人都为中郎将。（姚、汪、黄）——《范书·董卓传》注 《李膺传》一五 ○桓帝时，朝廷日益混乱，李膺的风采仪态秀美端庄，自我标榜推重，后来的人士能够登上他的门堂，都把这看作登上龙门。太学生有三万多人，天下士人给他们排列名次，最上等称为“三君”，其次是“八俊”，其次是“八顾”，其次是“八及”，其次是“八厨”〔一〕，这就像古代的“八元”“八恺”〔二〕。于是作了七言歌谣说：“不畏强暴的是陈仲举，九卿之中敢于直言的是陈蕃。天下人的模范是李元礼，天下最善于交友的是荀伯条〔三〕；天下杰出秀异的是王叔茂，天下清正如冰、刚直如棱的是王秀陵；天下忠诚平正的是魏少英，天下通晓古事的是刘伯祖；天下的贤良辅佐是杜周甫，天下的才俊英杰是赵仲经。”（汪、黄、俊）——《御览》卷四六五 〔一〕《范书·党锢传》说：“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所谓君，是说他们是一代人所共同尊崇的对象。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宇为‘八俊’。所谓俊，是说他们是人的英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所谓顾，是说他们能够凭借德行引导别人。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所谓及，是说他们能够引导人追随先贤。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所谓厨，是说他们能够用钱财救济别人。” 〔二〕《左传·文公十八年》说：“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有才华的儿子：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分别具有齐、圣、广、渊、明、允、笃、诚的美德，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华的儿子：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分别具有忠、肃、共、懿、宣、慈、惠、和的美德，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元’。这十六个家族，世世代代都成就了他们的美德，没有败坏他们的名声。” 〔三〕汪辑、黄辑都作“伯修”。惠栋《后汉书补注》卷一五说：“‘条’字，荀氏家传作‘修’，谢承书又作‘鯈’。鸶：《三君八俊录》说‘天下好交荀伯条’。‘条’与‘交’押韵，应当依照本传。” 一五一　李膺的风采仪态和行为准则，都足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汪）——《文选》卷六 ○任彦升《齐竟陵王行状》注 一五二　李膺的儿子李瓒〔一〕，官位做到东平相。起初曹操地位还很低微时，李瓒就认为他的才干非凡。李瓒临终时，对儿子李宣等人说：“天下将要大乱了，天下的英雄没有超过曹操的。张孟卓同我友好，袁本初是你们的外亲，虽然如此，你们也不要依附他们，一定要归附曹氏。”几个儿子听从了他，因此都躲过了乱世。（汪、黄）——《御览》卷四四二 〔一〕《东观诸史》中，只有谢承书把“瓒”作“珪”。《范滂传》一五三　李膺等人被投入狱中，狱吏说：“凡是入狱的人，都应当祭祀皋繇来祈求福佑。”范滂说：“皋繇是古代的贤臣，知道我范滂无罪，将会在上天那里为我主持公道。如果我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益处？”到了审讯时，王甫按次序逐一审问。范滂年纪最小，排在后面，却越过次序走到前面。王甫说：“凡是结党聚众，必定有盟誓；你们所谋划的究竟是什么？”范滂说：“我私下听说孔仲尼的话，见到善行就像赶不上似的，见到恶行就像把手伸进沸汤一样急于避开〔一〕。我们想让人们共同以善为善，在行为上共同厌恶邪恶，这正是王政所应当考虑的事情，却没有想到反而被说成结党。”于是仰天叹息道：“古人修养善行，是为了自己求得更多福分；如今修养善行，却要陷入极大的刑戮。死的那一天，希望赐给我一面旗幡，把我埋葬在首阳山旁；这样上不辜负皇天，下不愧对伯夷、叔齐。”尚书霍谞认为所谓结党之事没有证据，上表陈述情况，请求赦免他们。（汪、黄）——《御览》卷四二七 〔一〕见《论语·季氏篇》，“恶”字作“不善”。“探汤”是比喻迅速避开祸患。《岑晊传》一五四　岑晊字公孝，才华极高，超过常人，《五经》《六艺》没有不精通的。太守弘农人成请他担任功曹，当时有歌谣说：“南阳太守是岑公孝，弘农成但只是坐在那里长啸。”〔一〕（汪、黄）——《御览》卷二六四 ○《书钞》卷七七（二） 〔一〕姚辑、汪辑、黄辑另行引用一条说：“岑晊有很高的才华，郭林宗、朱公叔等人都同他交友；李膺、王畅称赞他有治理国家的才干。虽然身处乡里，却慨然怀有治理天下的志向。弘农人太守成到任后，想要树立威严，听说岑晊的盛名，便请他担任功曹。”汪辑、黄辑都说出自《书钞》卷七七，其实是陈本。《书钞》孔本有两条引文，与《御览》所引大多相同，所以不再另列。陈本多有妄自增补，已经不是袁书的旧貌，现抄录在注文中以供考察。《贾彪传》一五五　贾彪字伟节，游学京师时，同郭林宗、〔李元礼〕等人是清谈议论中的领袖〔一〕，他们的一言一行，天下人都把它当作标准。党〔锢〕之事发生后〔二〕，贾彪对志同道合的人说：“我不向西入关，大难就不能解除。”于是进入关中，设法谋划，天子因此为他大赦天下。（姚、汪、黄）——《类聚》卷五二 ○《初学记》卷二 ○

译〔一〕据《初学记》卷二 ○补。〔二〕据《初学记》卷二 ○补。《何颙传》一五六　南阳人何颙第一次见到曹操时，感叹说：“汉朝将要灭亡了，能够安定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曹操因此赞赏他。（汪、黄）——《御览》卷四四二 《郭泰传》郭林宗给陈留人盛仲明写信说：“您和诸位，都是当时的栋梁。”——《文选》卷四七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注 《韩卓传》一五八　韩卓字子助，是陈留人。腊日〔一〕，他的奴仆偷取祭祀祖先的食物，韩卓认为他的心意可贵，当天就免除了他的奴籍〔二〕。（姚、汪、黄）——《类聚》卷五 ○《范书·符融传》注，《白帖》卷四，《御览》卷三三，又卷五二六 〔一〕《说文》卷四说：“腊，是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用来祭祀百神。”汉代在十二月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祭神祭祖，称为腊日。“腊”也写作“▯”。〔二〕汪文台说：“‘免’就是使他归于良民。”也就是解除奴籍，使他成为平民。《皇甫嵩传》一五九　皇甫嵩字义〔真〕〔一〕，是安定朝那人〔二〕。他善于用兵，饮食、住宿和休息，都一定先安排将士，自己然后才安心。有一个兵曹接受贿赂，皇甫嵩说：“你一向廉洁清正，一定是资财用度缺乏。”于是拿出钱赏赐给他。那个官吏羞愧惭恨而自杀。从此众人都乐意为他拼死效力。（ 汪、黄）——《御览》卷四九一 ○又见《御览》卷六四一 〔一〕据《御览》卷六四一补。〔二〕“那”字，两条引文都误作缺字，径直订正。《朱隽传》一六 ○朱隽在南阳攻打黄巾贼赵弘，将他斩杀。贼军又任命韩忠为统帅。朱隽兵力较少，不能立即强攻，于是先筑起土山从高处俯攻，又假装修造攻城器械，在西南方向炫示兵力。朱隽亲自披甲，率领精锐士卒从东北方向乘势攻入城中，于是得以进城，韩忠请求投降。（汪、黄）——《御览》卷三三六 《董卓传》一六一　沮隽当时二十五岁〔一〕，他的督战官訾宝背着他的尸体，把他埋葬了。（姚、汪、黄）——《范书·董卓传》注 〔一〕沮隽是射声校尉。当时护送献帝向东返回洛阳，在弘农东涧被李傕杀害。《刘虞传》一六二　太尉刘虞把职位让给羊续〔一〕。（姚、汪、黄）——《类聚》卷四六 ○《御览》卷二 ○七 〔一〕这条只引用了《类聚》的开头一句，其余文字与《羊续传》大致相同。详细内容见《羊续传》及其注文。《袁绍传》一六三　袁绍是司空袁逢的庶子，出继给伯父袁成为后嗣〔一〕。（姚、汪、黄）——《范书·袁绍传》注 〔一〕《范书》本传说：“父亲袁成，任五官中郎将。”《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说：“《英雄记》说：袁绍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袁成、袁逢二人都疼爱他。幼年时让他担任郎官，二十岁时授任濮阳县长，有清正的声名。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又追服父丧，前后总共在墓庐守丧六年。臣裴松之按：魏书说‘袁绍是袁逢的庶子，出继给伯父袁成’。如此看来，似乎确实是袁成所生。为生父追服，礼制中没有这样的规定，更何况是为出继的父亲服丧，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两部书没有详细说明哪一种说法正确。”洪亮吉说：“考察《魏书》又说袁术是袁绍同父异母的弟弟。看袁术给公孙瓒的信，说袁绍不是袁氏的儿子，那么‘庶子’的说法或许可信。鸶：《英雄记》说袁绍出生时父亲去世，后来又追服父丧。《范史》也记载他幼年丧父、后来追服的事。现在考察袁逢在灵帝光和二年罢去司空，重新担任执金吾后去世。袁绍在中平三年已经担任佐军校尉，两者相距不过九年。而且在此以前他还历任郎官、县令，又遭遇母丧并追服父丧六年，后来还历任侍御史、虎贲中郎将，才担任佐军校尉；那么袁逢去世时，袁绍早已成年很久，怎么能说他幼年丧父、出生时父亲就去世呢？” 由此可知，袁绍绝不是袁逢的儿子。《魏书》说他是袁术的异母兄弟，也没有证据，应当以陈寿、范晔两书的说法为正确。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时，对于袁绍是袁逢之子一事还保留疑问，大概也是没有深入考察。洪亮吉的说法是对的。《陈弇传》一六四　陈弇字叔明，是陈留人。他学习《尚书》，亲自耕种，常有黄雀飞来，跟随着陈弇一起翱翔。（汪、黄）——《御览》卷九二二 ○《类聚》卷九二，《龙筋凤髓判》卷四 《范丹传》一六五　范丹字史云，是外黄人，担任县吏。十八岁时，他把衣物丢弃在道路旁，家里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他向西入关求学。他担任莱芜长，离职后，在集市上替人算卦，妻子靠纺纱织布供给生活。后来公府征召他，他步行前往，没有〔车〕〔一〕，只带着一个布袋。常常让儿子拾麦子，一共得到五斛。乡人〔尹台〕送给他一斛〔二〕，并嘱咐他的儿子说：“不要让你父亲知道。”儿子回家后，不敢不把这件事告诉范丹。范丹立即让他把六斛麦子一并送回去，说麦子已经混杂在一起，因此不肯接受〔三〕。范丹的弟子恺见范丹家的篱笆不完整，便运来柴木准备修补。那时范丹正好外出，回来后很生气，命令儿子把柴木拔出来运还回去。乡里人歌唱他说：“范史云的甑里积满了尘土，范莱芜的锅里长出了鱼。”范丹自认为性情急躁，每次担任官吏时，常常佩带苇杖〔四〕。（姚、汪、黄）——《御览》卷四二五 ○又见《御览》卷二六七，又卷七 ○七，又卷八三八，又卷五一二，《范书·范丹传》注

译〔一〕据《御览》卷二六七补。〔二〕据《御览》卷八三八补。《范书》传注也如此，但把“乡人”作“邻人”。〔三〕《范书》本传注作：“于是发誓不敢接受。” 〔四〕这一条，姚辑引用了同一传记的注文，黄辑则逐一分开引用，但脱漏了传注；汪辑把它们合在一起引用。合并引用实际上始于明代陈耀文，见《天中记》卷二十七，文字略有不同。现在也依从陈本。《公沙穆传》一六六　公沙穆有六个儿子，当时人称赞说：“公沙六龙，天下无双。” （汪辑、黄辑、严可均辑）——《御览》卷四百九十五 《蔡顺传》一六七　蔡顺的母亲生前害怕雷声。母亲死后，遇到打雷，蔡顺跑到墓旁说：“顺在这里。”太守韩崇常常派车来，每逢打雷，蔡顺就乘车到坟墓那里。——《书钞》卷一百三十九 《隗相传》一六八　隗相奉养母亲极其孝顺，母亲喜欢喝江水，隗相常在隆冬取水。后来有一天，一块横卧的石头浮在江面上，于是没有〔难以〕涉水的困难，因此隗相声名显扬。○ 〔一〕根据各辑所引的文字改动。〔二〕姚辑、黄辑没有说明出处，汪辑说出自《白帖》，这是错误的。《罗威传》一六九　罗威的母亲七十岁时，天气寒冷，罗威常常先用自己的身体把席子暖热，然后才让母亲睡在那里。——《初学记》卷十七 《西域传》一七〇 ○　西域出产各种香料和石蜜〔一〕。（汪辑、黄辑）——《范书·李恂传》注文 〔一〕汪辑下面又引用“罽，是把毛织成布的人所用的东西”。周天游按：这句话是李贤解释传文“香罽”中的“罽”字，与袁书无关。黄辑删去不录，是正确的。散条 一七一　乐府诗人左延年的《秦女休行》说：“刚从上西门出来，远远望见秦氏的家。秦氏有个美丽的女子，自己名叫女休。女休十五岁，为宗族出面报仇。左手拿着白阳刀，右手握着宛景矛。仇家在东南方倒下，女休向西登山。登山四五里，关吏不能〔捕〕住她〔一〕。女休上前陈述说：‘活着时是燕王的妻子，如今却成了诏狱中的囚犯。’刀矛还没有来得及落下，拢击鼓，赦书便下来了。”〔二〕 〔一〕怀疑“不”是“捕”字的错误。〔二〕《魏志·杜夔传》说：“自左延年等人虽然精通音乐，却都喜好郑声；在喜好古乐、保存正声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杜夔。”由此可知，左延年是东汉末年的乐师。由于不清楚这条材料出自哪一篇传记，所以收入散条。一七二　崔骃上书说：“我私下听说，春天阳气发动，黄莺就鸣叫；秋风变得猛烈，蟋蟀就吟唱，大概是气候使它们这样吧。”〔一〕 〔一〕《御览》标明出自《袁宏后汉书》。周天游按：今本《袁纪》没有这段文字，也可能“宏”是“崧”的误字，但同样无法确定。现在暂且录在这里，等待考证。《张璠后汉纪》周天游辑注 《光武帝纪》更始元年 ○ ○一　芳，是安定人。属国的几千名胡人反叛，驻在参〔蛮〕；芳跟随他们，假称姓刘，自称西平王。正好匈奴句林王率兵前来，使参〔蛮〕的胡人投降，芳于是跟随进入匈奴。在那里留了几年。单于认为中原尚未安定，想扶立芳为王，便追赶毋楼且王，请求进入五原，与假号将军李兴等人结谋。李兴向北到单于王庭迎接芳。芳在外依靠匈奴，在内凭借李兴等人，所以能够广泛侵扰、攻取边郡。〔一〕黄奭说：“考察‘参蛮’，‘蛮’字是错误的，应当作‘〔缺字〕’。”周天游按：《续汉郡国志》北地郡有参县，所以它隶属安定。〔缺字〕，音为“鸾”。黄奭的说法是对的。〔二〕这一条，汪辑、黄辑都沿用了姚辑。四库馆臣比较张璠《纪》和袁宏《纪》的优劣时，就引用了从“诈姓刘氏”以上的文字，并把这一条作为张璠《纪》的文字。然而汪辑的注说：“ 《匈奴传》注文引用这段文字时，注明出自《东观记》。”考察《范书》，确实毫无疑问。四库提要编纂者所依据的必定是姚辑；姚辑一处错误，遗害无穷。这一条应当删去，现录在这里以说明它不是张璠《纪》的文字。建武七年 ○ ○二　杜诗任南阳太守时，冶炼铸造时制作水排〔一〕，教化大为推行，人们称他为“杜母”。（姚辑、汪辑、黄辑、铃木辑）——《书钞》卷三十九 ○　《御览》卷八百三十三 〔一〕“排”字原来误作“耕”，据《御览》卷八百三十三径直改正。李贤又说：“ 冶炼铸造的人制作排，用来吹炭；现在则用激水来鼓动它。‘排’应当写作‘●’，古字可以通用。” 建武九年 ○ ○三　郭伋任颍川太守〔一〕。光武帝下诏说：“贤能的太守，距离帝都不远，恩泽如河水滋润九里〔二〕；希望京师也一同蒙受他的福泽。” ○　《事类赋注》卷六 〔一〕《事类赋注》卷六把“伋”误作“纯”。汪辑、黄辑都说出自《书钞》卷一百五十八，其实是陈补的文字；孔本没有这条引文，而且两辑也都把“伋”误作“纯”。〔二〕《庄子·列御寇》说：“河水滋润九里，恩泽惠及三族。”考察河水从乾位而来，乾代表阳数九，所以说九里，用来比喻影响深远。建武十一年 ○ ○四　樊晔任天水太守〔一〕，赴任时，正好在陇亭遇到前任太守的丧事。（〔堂〕） 亭吏把丧事迁移出去以避让樊晔〔二〕，樊晔却把丧事让在正堂，关西人称赞他。〔一〕“樊”字原来误作“楚”，据《范书》径直改正。〔二〕据《职官分纪》卷四十二改。建武中元二年 ○ ○五　北郊在雒阳城北六里〔一〕。（姚辑、汪辑、黄辑）——《续汉祭祀志》注文 〔一〕这一年春季正月辛未日，最初设立北郊。《续汉志》作“城北四里”，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明帝纪》永平二年 ○ ○六　明帝的马皇后不喜欢出游，从来没有到窗户边向外临视。（姚辑、汪辑、黄辑）——《白帖》卷一 ○ 永平十六年 ○ ○七　祭彤任辽东太守。等到他去世〔一〕，有人经过他的坟墓，便下拜致敬，仰天号哭。〔一〕当时祭彤以太仆的身份征伐北匈奴，错误地相信左贤王信的欺骗性言论，还没有到达涿邪山就返回了；因逗留获罪下狱，最终被免官。祭彤自己悔恨没有功劳，吐血而死。祭彤从建武十七年起，担任辽东太守将近三十年，鲜卑、乌桓都服从他的威望和信义；听说他去世后，便下拜致敬、号哭，如同父母去世一样。

译○ ○八　班超出使于窴〔一〕，希望带领三十六人，把他们作为使用蒿矢、弹丸的人员。（汪辑、黄辑）——《类聚》卷六 ○ ○　《御览》卷三十五 ○ 〔一〕据《御览》卷三十五 ○改。《章帝纪》建初四年 ○ ○九　马防兄弟显贵兴盛，大规模营建宅第楼观，连绵的楼阁延伸不绝。（姚辑、汪辑、黄辑、铃木辑）——《初学记》卷十八 章和二年 ○一 ○　陈宠任广汉太守时，政绩声望大为传播，朝廷征召他任大司农。皇帝问他凭什么治理得好，陈宠说：“我任用功曹王涣。”王涣因此知名〔一〕。○　又见《御览》卷二百三十二、《书钞》卷三十四 〔一〕王涣后来被举荐为茂才，多次升迁，做到洛阳县令。《和帝纪》永元二年 ○一一　窦宪字伯度，被授予车骑将军，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交战，大败北单于。窦宪于是登上燕然山，那里距离边塞三千多里，刻石来记载汉朝的功绩，彰显汉朝的威势和恩德。永元十六年 ○一二　张辅师事太常桓荣，勤奋努力地学习，常在老师门下听讲诵读，从不懈怠。每逢朝会，他总敢在皇帝面前讲说，声音震动左右侍从。《殇帝纪》延平元年 ○一三　莎车王杀了于阗王。于阗大〔人〕都末出城时，看见一头野猪，想要捕捉它〔二〕；野猪竟开口说人话：“不要杀我，我替你杀掉莎车将军。”〔三〕都末对此感到奇异，立即和兄弟们一起杀了莎车王〔四〕。○　《御览》卷九百三十三 ○三 〔一〕据《御览》卷九百三十三 ○补。〔二〕《御览》卷九百三十三把“搏”写作“射”，与《范书·西域传》相同。〔三〕莎车将军名叫君得。〔四〕当时莎车在于阗没有设置王，只设置将军来镇守安抚它。前面既然写作“莎车将军”，这里不应再写作“莎车王”。《类聚》的引文有误。○一四　条支国濒临西海，出产狮子和孔雀。（汪辑、黄辑）——《御览》卷九百二十四 《顺帝纪》永建元年 永建元年 张防申诉控告虞诩，虞诩被判送交左校服劳役；两天之内，传讯审问了四所监狱的囚犯。虞诩的儿子毅举着旗幡拦住中常侍高梵，叩头叩得流血。高梵入宫进言，张防因而获罪，被迁徙到边地。防控告了他，被判罪发往左校。在二日之中，传递审讯，经过四所狱署。诩的儿子毅举着旗幡拦截中常侍高梵〔一〕，叩头叩得流血。高梵入内替他说情，防因此获罪，被发遣到边地。——《书钞》卷十二 〔一〕“毅”字，《范书》本传作“顗”。○一六　宋登字叔阳。他出任颍川太守后，市场上没有预先抬高的物价，路上没有人捡取遗失物品。因病免官，死在家中。汝阴人把他配享地方社神祭祀〔一〕。○ ○ ○　《御览》卷二六 ○ 〔一〕宋登初任汝阴令时，很有政绩声誉，被称为“神父”。阳嘉元年 ○一七　荀顗上书给顺帝说：“自从进入正月以来，阴云连绵已久，却不下雨。云，是下雨的条件。”〔一〕（姚、汪、黄）——《书钞》卷一五 ○ 〔一〕东汉有荀顗，此人仅在这里出现一次，“顗”字或许有误。又据《范书·顺帝纪》，春旱只见于阳嘉元年和三年，因此把这条材料系于阳嘉元年。阳嘉二年 ○一八　左雄任尚书令时，规定年龄必须达到四十岁，先考试经书，然后才能举荐为孝廉。〔所以左雄任尚书令时，在位官员各自都严肃谨慎〕〔一〕。当时人称道说：“左伯豪做尚书令，天下人都谨慎选任。”〔伯豪是左雄的字〕〔二〕。（姚、汪、黄）——《书钞》卷五九 ○《初学记》卷一一、《类聚》卷四八、《御览》卷二一 ○《晏公类要》卷一四 〔一〕据《初学记》卷一一补入。〔二〕据《御览》卷二一 ○补入。疑这五个字原是编者的小注，宋刻本误把它们刻入正文。永和五年 ○一九　龚字伯宗，在天下享有很高的声望。顺帝时任太尉。当初，山阳太守薛勤的妻子去世，他不哭；将要出殡时，他面对灵柩说：“幸好她不是夭折，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等到龚的妻子去世，龚却和几个儿子一起拄杖服丧。当时人有的讥讽薛勤，有的讥讽龚。（姚、汪、黄）——《魏志·王粲传》注 ○《白帖》卷一七、《文选》卷五六曹子建《王仲宣诔》注 永和六年 ○二 ○周举上书谈论政治得失，尚书郭度看到后叹息〔一〕，上疏希望退职以避让周举，并常把他的奏章放在座席上〔二〕。（汪、黄）——《御览》卷五九四 〔一〕《范书·本传》中的“度”作“虔”。汪氏辑本径直改作“虔”。〔二〕《范书·本传》作“想让皇帝把奏章放在御座上，用来作为规诫”。《冲帝纪》永嘉元年 ○二一　永昌太守铸造了一条黄金蛇，献给梁冀。益州刺史种暠揭发了这件事。（汪、黄、铃木）——《御览》卷八一 ○ ○《事类赋》注卷九 《质帝纪》本初元年 ○二二　梁冀宅第池塘中的船无缘无故自行翻覆了。他询问属官朱穆，朱穆说：“船是用来渡送万物的，不是用来供人游玩的。如今船翻覆，是上天警告将军应当渡济万民，不能长期只想着游玩罢了。〔梁冀后来被诛杀〕〔一〕。（姚、汪、黄、铃木）——《书钞》卷一三七（二） ○《类聚》卷七一、《御览》卷七六九、又卷八八五 〔一〕据《御览》卷八八五补入。○二三　梁冀修建台榭宫殿，梁柱、椽子和方木都雕刻成青龙、白虎的形状，并用朱红、青色等颜料绘上云气。（汪、黄、铃木）——《御览》卷一八八 ○二四　梁冀聚集土石筑成山，十里之内有九道山坡〔一〕，用来仿照二崤〔二〕；把工艺技巧发挥到极致，又堆积金玉明珠，〔捕捉禽兽〕〔三〕，把它们充满其中。（姚、汪、黄、铃木）——《类聚》卷七 ○《水经注》卷一六《谷水注》〔一〕《水经注》卷一六《谷水注》作“山多峭阪”。〔二〕二崤，是山名，即东崤山、西崤山，在弘农郡渑池县南面。〔三〕据《水经注》卷一六《谷水注》补入。○二五　梁冀广泛规划修建苑囿，西到弘农，东到荥阳，南面进入鲁阳，北面到达河、淇一带，周长达〔旋〕〔千〕里〔一〕。（汪、黄、铃木）——《御览》卷一九六 〔一〕据《范书》和《袁纪》改正。○二六　梁冀在河南修建兔苑，向各地发布檄文，调取捕捉到的兔子，把兔毛刻作标记。百姓有违犯禁令的，罪可至死。西域曾有一个胡人商客来到这里，不知道禁令，误杀了一只兔子，牵连被判死罪的有十多人〔二〕。（姚、汪、黄、铃木）——《御览》卷九 ○七 ○《事类赋》注卷二三、《水经注》卷一六《谷水注》、《类聚》卷九五、《初学记》卷二九

译〔一〕据《类聚》卷九五、《事类赋》注卷二三补入。〔二〕《水经注》卷一六《谷水注》作“死者十三人”。《桓帝纪》建和元年 ○二七　朱穆因党人事件被禁锢。后来征召任命为尚书。正月，百官朝贺完毕〔一〕，虎贲在殿阶下把弓放在地上，对群臣说：“这是天子的弓，谁敢冒犯越过？”百官都退避，不敢面对它。朱穆却呵斥道：“天子的弓，应当扛在肩头和头顶之上，怎么敢放在地上？这是极不谨慎、不恭敬的行为。”于是把虎贲收捕，交给诏狱审理治罪。众人无不肃然起敬，佩服他的忠诚刚烈。（汪、黄、铃木）——《御览》卷二一二 〔一〕“贺”字原来误作“驾”，据《职官分纪》卷八径直改正。○二八　吴佑的父亲吴恢任南海太守，想用经过杀青处理的竹简来抄写书籍〔一〕。吴佑当时十二岁，劝谏说：“海边土地上珍奇玩物很多，如果这部书写成，就要用两匹马拉的车来装载〔二〕。从前马援从交趾回来，因为带回薏苡而招来诽谤〔三〕，〔王阳也因书囊而博取名声〕〔四〕；在容易引起疑惑的事情上，前代贤人都很谨慎。”吴恢听后非常高兴。（姚、汪、黄）——《书钞》卷一 ○四 ○《御览》卷六 ○六《纬略》卷九 〔一〕李贤说：“所谓杀青，是用火烘烤竹简使它出汗，取出其中的青色后便于书写，而且可以防虫蛀，所以叫作杀青，也叫汗简。这一义理见于刘向《别录》。 ” 〔二〕《御览》卷六 ○六引作“载必盈两”。《纬略》卷九作“载书盈两”。〔三〕马援从交趾回来时，认为薏苡可以使身体轻健、减少欲望，并能抵御瘴气，所以装了一车带回来。等他死后，有人上书诬陷他，说他带回来的全是明珠和文犀。马武等人又上奏此事，光武帝因此更加恼怒马援。事见《范书·马援传》。〔四〕王阳就是王吉，字子阳。世人称他清廉，但他喜爱车马和衣服，生活用品极为华美，却没有金银等物。他升迁时，所带的不过是衣物袋。他离职居家后，也穿布衣、吃粗食。天下人佩服他的廉洁，却对他的奢华感到奇怪，所以传言说“王阳能制造黄金”。事见《汉书·王吉传》。本句据《御览》卷六 ○六补入。延熹五年 ○二九　朱穆字公叔，喜好学习，专心精研；每当思考问题入神时，吃饭会忘记进餐，走路会跌入坑洼，甚至丢失帽子和鞋子。他的父亲常说：“朱穆太专心了，几乎连马有几只脚都不知道。”（姚、汪、黄、铃木）——《御览》卷六一四 ○《书钞》卷九七 ○三 ○朱穆二十岁〔一〕时，任郡督邮，迎接新太守到郡界。太守见到朱穆，问道：“你年纪轻轻就担任督邮，是因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还是自己有美好的德行？” 朱穆说：“郡中人仰望明公，把您看作仲尼；若不是颜渊这样的人，怎敢派来迎接您呢？”太守非常惊异他的才智，问道：“那些贞妇和孝子〔二〕，隐居未被彰显的，请向府中举荐。”朱穆说：“如今圣明教化大为推行，文治武功都没有失坠。家家都有贞妇，户户都有孝悌之人，屋舍相连、家家如此，多得无法全部记载。”太守叹息说：“我不是仲尼，督邮所说的颜回就是你啊。”（姚、汪、黄）——《书钞》卷七七 〔一〕“朱穆”原来误作“宋穆之”。姚之骃考按：“这就是朱穆的事，谢承书中已经记载，只是稍微简略一些。东汉使用两个字姓名的人很少，虽然《范书·朱穆传》没有记载此事，但此人是字公叔的朱穆无疑。”姚氏所说是对的。现在依据《范书·本传》注所引《谢承书》径直订正。黄氏辑本列作《宋穆之传》，不对。〔二〕“贞”字原作“真”。孔广陶考按：“宋人传抄时同时避宋仁宗的名讳。”现在恢复原字。〔三〕“仆”字原来误作“汉”，径直改正。○三一　蔡邕曾到朱穆家抄写他的著作。朱穆去世后，蔡邕和门人共同给朱穆议定谥号为“忠文”〔一〕。（姚、汪、黄）——《御览》卷五六二 〔一〕这里姚氏辑本依据《范书》作：“朱穆去世，蔡邕与门人叙述他的品德操行，谥为文忠先生。”下文接着是张璠的评论。黄氏辑本不详所据，直接引用姚氏辑本，并说“或许另有依据”，非常错误。○三二　张璠评论说：谥号，是上级所赐予的，不是下级自行制定的。所以颜回、闵子骞具有最高的德行，却没有听说他们有谥号。朱穆、蔡梭二人〔二〕，各因衰世中善恶评判的制度没有建立，所以私下议定谥号〔三〕。（姚、汪、黄、铃木） ——《范书·朱穆传》注 ○《御览》卷五六二 〔一〕颜，指颜回；闵，指闵子骞。〔二〕据《太平御览》第五百六十二卷补入。文中的“朱”指朱穆，“蔡”指蔡梭。〔三〕东汉中期以后，门阀世族开始形成。由于名节道德观念的确立，以及荣辱与共的政治利害关系，门生和旧属对于举荐自己的举主、授业的座师，无不竭诚报答，即使死亡也在所不辞。其形式多种多样，私谥就是其中一种。据文献和汉碑记载，这种风气盛行于东汉，有案可考的共十六人：夏恭谥为宣明君，夏牙谥为文德先生，张霸谥为宪文，朱颉谥为贞宣先生，朱穆谥为文忠先生，蔡梭谥为贞定，杨厚谥为文父，荀靖谥为玄行先生，范冉谥为贞节先生，陈寔谥为文范先生，这些都见于《范书》本传。王稚谥为宪父，见《华阳国志》。李休谥为玄文先生，见《蔡中郎集》。鲁峻谥为忠惠父，娄寿谥为玄儒先生，见《隶释》。陈谌谥为献文先生，见惠栋所引《世系》。法真谥为玄德先生，见《蜀志·法正传》注所引《三辅决录》。以上这些人的谥号，《水经注》《艺文类聚》中也有记载。当时荀爽也曾对此加以讥刺，但这种风气反而越来越盛。延熹七年 ○三三　陈球任零陵太守。陈球到郡后，制定计策，一个月内贼军便消散了〔一〕。但州兵朱〔盖〕等人反叛〔二〕，与桂阳贼胡兰率领的数万人转而进攻零陵。零陵地势低湿，只能编木筑城，无法防守，郡中人都十分恐慌。属官请求让家属先避难。陈球大怒说：“太守分掌国家的虎符〔三〕，接受一郡的任命，难道能只顾妻子儿女而〔坦〕〔 沮〕损害国家的威严和重任吗〔四〕？再有敢说这话的人处斩！”于是把郡内官吏百姓、老弱之人全部组织起来，与他们共同守城。〔把大木弯成弓，以羽毛装饰的矛作箭，借助机关发射，能射到一千多步之外，斩杀了朱盖等人〕〔五〕。（姚、汪、黄）——《御览》卷二六 ○ ○《书钞》卷一二五、《类聚》卷六 ○《御览》卷三四七

译〔一〕“贼”指桂阳李研起事所统领的军队。〔二〕据《类聚》卷六 ○、《御览》卷三四七改正。〔三〕李贤说：“汉文帝时期开始与郡守分掌铜制虎符。” 〔四〕据汪氏辑本改正。〔五〕据《御览》卷三四七补入。延熹八年 ○三四　杨秉字叔节，任太尉〔一〕时，曾说：“我有三样东西不会使我迷惑：酒、女色、钱财。” 因此天下人称他为名公。（姚、汪、黄）——《书钞》卷五一 ○《御览》卷二 ○七《书钞》卷三八 〔一〕《天中记》卷三 ○“太尉”以下作：“上奏中常侍侯览、具瑗说：‘郑詹到来，国家就动乱；四个奸佞被放逐，众人便归服。像这样的人，不应受到恩宠。’” 奏章呈上后，尚书召见杨秉，询问他的属官有关旧例。杨秉让属官答道：“汉代旧例，三公的职权，没有什么不统辖的。” 尚书无法诘问。又曾从容说道：“我有……”以下接本文“我有三不惑”等内容，与各条引文不同。疑为后人妄加，所以记录在这里等待考证。延熹九年 ○三五　范滂字孟博，是汝南郡伊阳人〔一〕，任功曹，又被公府征辟为属官。他登车时手握缰绳，立志澄清天下。鹳城听闻范滂的盛名，都解下印绶离职。后来因党人事件被诛杀。（汪、黄）——《世说新语·赏誉》注 ○《史略》卷三 〔一〕惠栋按语说：“汝南没有伊阳，或许是把细阳误写成伊阳了。”天游按语说：谢承的书写作“细阳人”，而范晔《后汉书》本传写作“征羌人”，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三六　南阳太守弘农人程任，任用功曹岑晊，当时人因此评论说：“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任只管坐着长啸。” （汪、黄）——《文选》卷二十六谢玄晖《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注。○《晏公类要》卷二。○ ○三七　山阳督邮张俭上奏说：中常侍侯览建造宅第十六处，全都是高楼，四面环绕，楼阁相连，门上有洞，井栏雕饰莲花，墙壁和柱子都彩绘装饰，还建有鱼池、台榭和园苑，仿照各处宫殿楼阙。（汪、黄）——《艺文类聚》卷六十一。○三八　当时人评论说：“不畏惧强暴权势的是陈仲举，天下人的楷模是李元礼。” （姚、汪、黄）——《世说新语·品藻》注。○《史略》卷三。《灵帝纪》。建宁元年。○三九　周景的父亲周荣〔一〕，周章、周和世代担任尚书令。当初，周景历任州牧、郡守，喜爱善人，敬重士人。每年举荐孝廉时，他都邀请他们入内，带到后堂，和家人一起宴饮，像这样做过好几次。等到赠送的礼物已经准备齐全，又选用他们的子弟，常说：“把臣下迁作自己的儿子，对政事有什么妨碍呢？”在此以前，司徒韩演担任河内太守，办事公正无私，所举荐的人只举荐一人，后来也没有再照顾他的家族。他说：“我举荐你就够了，不能让恩惠偏偏集中在一家。”当时议论此事的人，有的对两人都加以讥刺。（姚、汪、黄）——《吴志·周瑜传》注。〔一〕景，即周景，庐江郡舒县人。○四。○王堂担任汝南太守，教导属官和掾吏说：“朝廷官署的法度礼制，以及选拔人才的事务，都交给功曹陈蕃。” 〔一〕（汪、黄）——《文选》卷二十五卢子谅《赠刘琨诗》注。〔一〕《职官分纪》卷四十一所引文字把“堂”误作“庶”，并且没有“掾吏”二字。教令写道：“古人劳心于寻求贤才，而安逸于任用他们，所以能够使上面的教化清明，使下面的事务得到整顿。朝廷官署的法度礼制、简拔有才识的人，委任给功曹陈蕃；匡正政务、处理地方事务、拾遗补缺，任用主簿应副。希望能够按照名义考核实际，听察言论，考察成效。”怀疑这段文字多是根据范晔《后汉书》增补，而且文字多有错误，所以这里只收入注文，留待考证。建宁二年。○四一　王畅字叔茂〔一〕，名列“八俊”。灵帝时，王畅任司空，因水灾被免职；李膺也被免职，回到故乡。两人都坚持正直之道，不能被当时的权势所容。天下人把王畅、李膺视为高士，那些敢于说直话、做正直事情的人，都推崇并尊奉他们，希望成为他们这一流的人，唯恐赶不上。正好接连发生灾异，进谏论事的人都说三公不是合适的人选，应当趁着灾变，以王畅、李膺代替他们，这样祥瑞一定会到来。因此宦官们深深怨恨他们。等到李膺被杀后，王畅也被废黜，最后死在家中。○《文选》卷五十六曹子建《王仲宣诔》注。〔一〕畅，即王畅。熹平元年。○四二　桓帝的窦皇后去世，中常侍曹节、王甫想按照贵人的礼制安葬她。太尉李咸亲自扶着车舆站起来〔一〕，带着捣碎的椒末随行，对妻子儿女说：“如果太后不能与桓帝合葬，我就不能活着回来。” （姚、汪、黄）——《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八。〔一〕李固死在桓帝刚即位的时候，怎么能赶上窦皇后的安葬讨论呢？这里是把李咸误作李固，现根据范晔《后汉书》加以订正。袁宏《后汉纪》说，李咸当时任河南尹，到熹平三年才任太尉。天游按语说：范晔《后汉书·陈球传》与张璠《纪》相同，胡广传注引谢承《后汉书》也写作“建宁三年，由大鸿胪授任太尉”，因此写作“太尉”是正确的。又“扶”字原来误作“抉”，据《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八径直改正。熹平六年。○四三　蔡邕在《幽州刺史议》中说：“我恭敬地看到，幽州的突骑、冀州的强弩，都是天下的精锐部队，是国家的胆力和核心。” 〔一〕（姚、汪、黄）——《书钞》卷一百十七（二）。○《太平御览》卷三。○ ○ 〔一〕《书钞》卷一百十七的另一条引文写作“蔡邕上书给灵帝说”。《艺文类聚》卷六。○所引蔡邕《幽州刺史议》没有“强”字，末尾还有“天下四方一有事情，没有不向这两个州取材求助的”一句，可以补充张璠《纪》的不足。光和元年。○四四　白天出现彩虹〔在御座殿庭院前，颜色青红〕〔一〕。皇帝召见议郎蔡邕到金商门，询问这件事〔二〕。蔡邕回答说：“虹蜺，是小人和女子的祥瑞征兆。” ○《太平御览》卷十四，《开元占经》卷九十八。〔一〕原文只有“庭中”二字，现据《太平御览》卷十四补改。〔二〕据《太平御览》卷十四补。光和二年。○四五　〔桥玄字公祖〕〔一〕，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以刚强果断著称；他谦逊节俭，礼贤下士，不因王爵而偏袒亲属。光和年间任太尉，因长期患病，奉策令免职，授任太中大夫，后来去世。他家中贫穷，没有产业，棺材也没有地方停放。当时人因此称许他为名臣。○《书钞》卷五十六。

译〔一〕据《书钞》卷五十六补。中平二年。○四六　贾琮担任冀州刺史〔一〕，将要进入州境时，高高撩起车上的帷帘说：“刺史将要进入州境，应当远看四方、广泛听取意见，为什么要垂下帷帘呢？” 郡县听说后，没有不震惊恐惧的。〔一〕姚、汪、黄三家辑本依据陈本，误把“冀州”写作“荆州”。《后汉书》作“冀州”，与孔本相同。○四七　张温以司空的身份加授车骑将军，出征韩遂。丙辰日〔一〕，皇帝在崇德殿前召见张温，张温按照军礼作长揖而不下拜。〔一〕这是八月的丙辰日。○四八　范丹在中平二年去世，三府各自派遣令史前去奔丧吊唁，多次讨论他的谥号，众人都说：“应当称为贞节先生。” 参加会葬的有两千多人。○ ○《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二。○四九　另外还有左校、郭大贤、左髭丈八三个部众〔一〕。（汪）——《魏志·张燕传》注。〔一〕当时张牛角等人响应黄巾起义，在黑山一带兴起。张牛角死后，众人推举张燕为首领。其部众除孙轻、王当外，还有左校等三个部众，活跃在常山、赵国、中山、上党、河内等郡国的山谷之间，灵帝无法讨伐他们。中平三年。○五。○灵帝铸造天禄、虾蟆等物，在平昌门外桥东设置，使水转入宫中〔一〕；又制造翻车、渴乌，设置在桥西〔二〕，用来洒水于南北郊。（汪、黄）——《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一〕“约”字应当是“转”字的讹误，范晔《后汉书·宦者传》就作“转”。另外，范书作“平门”，应当是脱去了“昌”字。〔二〕李贤说：“翻车，是设置机械车来引水；渴乌，是制成弯曲的筒管，利用气力引水。” 中平五年。○五一　盖勋升任京兆尹，赏罚处理得公平适当，刑名不乱，奸邪隐匿之事平息消失。——《书钞》卷七十六。中平六年。○五二　皇帝在八月庚午日被几个黄门劫持〔一〕，徒步走出谷门，逃到黄河边。几个黄门投河自杀后，皇帝当时十四岁，陈留王九岁。兄弟二人独自在夜里步行，想要返回宫中；天色昏暗，便追逐萤火虫走了几里路，遇到百姓人家，百姓用露车载送他们。辛未日，公卿以下官员和董卓一起在北芒阪下迎接皇帝。〔一〕这里所说的皇帝，是被废的弘农王。○五三　董卓对袁绍说：“刘氏的后代不值得再留下。” 袁绍勃然大怒说：“天下的强健之士，难道只有董公吗！”他横握着刀，作长揖后径直出门，把符节悬挂在上东门，奔往冀州〔一〕。○ ○《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一。〔一〕《书钞》引用时写作“《汉记》”，但文字与《太平御览》相同，那么这里的“《汉记》”就是张璠《纪》，所以据此收入引文。○五四　灵帝认为刘协长得像自己，所以给他取名为“协”。（姚、汪、黄）——范晔《后汉书·献帝纪》注。《献帝纪》。初平元年。○五五　三月，献帝初次进入未央宫那天，大雨，白昼如同黑夜〔一〕；一只翟雉飞进未央宫，被人捕获。（姚、汪、黄）——《续汉五行志》注。○范晔《后汉书·献帝纪》注。〔一〕据范晔《后汉书·献帝纪》注补。○五六　荀淑博学而有高尚的品行，和李固、李膺志趣相同、友善相交；他轻视李昭这个小吏，却在年幼时就与黄叔度交好。他因贤良方正被征召，回答策问时尖锐地讥刺梁氏，出任朗陵侯相，死在任上。荀淑有八个儿子〔一〕：俭、绲、靖、焘、汪〔二〕、爽、肃，以及一人姓名缺失。荀淑旧居西豪里，县令苑康说：“从前高阳氏有八位才子〔三〕。”于是把这个里改名为高阳里。〔当时人称他们为“八龙”〕〔四〕。○《世说新语·德行》注，《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七、卷四百七十四。〔一〕据《世说新语·德行》注补。〔二〕“汪”字原本作“诜”。天游按语说：范晔《后汉书·荀淑传》作“汪”。集解引用钱大昕的话说，《陶渊明四八目》写道：“汪，字孟慈。”惠栋又引用荀氏家谱说：“汪，任昆阳令，享年六十岁。”卢弼《三国志集解》说：“考察荀淑的八个儿子，‘诜’应当依范书改作‘汪’。荀彧的儿子也叫诜，如果荀淑的儿子名叫诜，荀彧的儿子决不会也叫诜，由此可以证明把荀淑的儿子写作诜是错误的。”又考察《世说新语·德行》注，正作“汪”，所以据此直接改正。〔三〕参见袁山松《书·李膺传》注。〔四〕据《世说新语·德行》注补。○五七　荀爽字慈明，幼年喜爱学习，十二岁时就通晓《春秋》和《论语》，专心思考经典，不接受征召任命。过了十多年，董卓掌握政权，又征召荀爽。荀爽想逃走，官吏紧紧拘捕他。诏令下达到郡中，立即授任他为平原相。他走到苑陵时，又追授他为光禄勋。任职三天，奉策令授任司空。荀爽从平民起家，九十五天就升到了三公。○《世说新语·言语》注。○五八　荀爽担任三公时，每餐不过一盘肉和粗米饭，坐的是皮褥。（姚、汪、黄）——《书钞》卷三十八。○《艺文类聚》卷七。○《书钞》卷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一。○五九　荀靖字叔慈，也有极高的德行，声名几乎仅次于荀爽，终身隐居。（汪、黄）——《魏志·荀彧传》注。○六。○荀昱、荀昙都很杰出俊秀〔一〕，具有非凡的才华。荀昱和李膺、王畅、杜密等人并称“八俊”，官位做到沛相。荀攸的父亲荀彝，任州从事。荀彝与荀彧是从祖兄弟。（汪）——《魏志·荀攸传》注。〔一〕荀昱、荀昙都是荀淑哥哥的儿子。○六一　太史灵台以及永安侯的铜制栏杆，董卓也把它们取走了〔一〕。（姚、汪、黄）——范晔《后汉书·董卓传》注。〔一〕当时董卓改铸小钱，把洛阳和长安的铜人、铜钟、飞廉、铜马之类全部取来，用于铸钱。初平二年。○六二　董卓拍打着手，对皇甫嵩说：“义真，你害怕了吗？” 皇甫嵩回答说：“明公以德行辅佐朝廷，大喜庆的事情正要到来，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滥用刑罚来逞威，那么天下人都会害怕，难道只有我皇甫嵩害怕吗？”董卓默不作声，于是同皇甫嵩和解。

译○六三　董卓规定，三台的尚书以下官员必须亲自到董卓那里报告政事，然后事情才能施行。（汪、黄）——《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五。○《事物纪原》卷二。○六四　董卓在众人聚坐时，活生生砍断人的手脚，又挖去眼睛、割断舌头；百姓哀号不止，路上的人只能用眼神互相示意。（汪辑、黄辑）——《御览》卷三六七 ——又见《御览》卷三七 —— 刘表和同郡人张隐、薛郁、王访、宣靖、公绪恭、刘祗、田林共八人交往密切，有人称他们为“八顾”。（汪辑、黄辑）——《魏志·刘表传》注 《魏志·刘表传》写作：“年轻时便有声望，号称‘八俊’。” 孙坚在初平二年去世。（黄辑）——《吴志·孙策传》注 《通鉴》和张璠《汉纪》的记载相同。《考异》说：《范书》记载“初平三年春，孙坚去世”。《吴志·孙坚传》也说是初平三年。《英雄记》说：“初平四年正月七日去世。”袁宏《后汉纪》说：“初平三年五月。”《山阳公载记》记载孙策上表说：“臣十七岁时，父亲去世。”裴松之考证：孙策在建安五年去世，死时二十六岁；按此推算孙坚去世时孙策应当十八岁，但这份表章说十七岁，前后不合。张璠《汉纪》和胡冲《吴历》都认为孙坚死于初平二年，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而《孙坚传》记载有误。初平三年五月。裴松之按：孙策以建安五年卒，时年二十六，推算孙坚去世时，孙策应为十八岁；而此表说十七岁，因而不符。张璠《汉纪》和胡冲《吴历》都记载孙坚死于初平二年，这应当是正确的，而本传记载错误。初平三年 当初，蔡邕因上书谈论政事而被迁徙，名声传遍天下，义举感动了有志之士。等到他返回后，宫中的宠臣厌恶他。蔡邕害怕，于是逃亡到海边，往来寄居在泰山羊氏家中，前后十年。董卓任太尉时，征召他为掾属；因考核成绩优异，任命他为侍御史、治书，三天之内便升至尚书。后来调任巴东太守，董卓上表挽留，拜为侍中。到了长安，任左中郎将。董卓看重他的才华，厚待他；朝廷每有政事，常让蔡邕起草文书。后来王允将要杀蔡邕，当时许多名士替他说情，王允后悔，想要停止，但蔡邕已经死了。参见《谢承书·蔡邕传》注。蔡邕字伯喈，是陈留圉县人。蔡邕的六世祖蔡勋与鲍宣、卓茂一样，都没有出仕新朝王莽政权。他的父亲蔡棱也有清白的品行，谥号贞定。蔡邕性情笃厚孝顺。年轻时博学多才，拜太傅胡广为师，喜好辞章、数术、天文、琴曲和音律。汉桓帝时，中常侍专横放纵，听说蔡邕善于弹琴，便禀告天子，命陈留郡督促遣送蔡邕入朝。蔡邕不得已上路，走到偃师后称病返回，闲居在家玩味古籍，不与当时的人交往。这条材料出处不详。姚辑、黄辑都只引到“谥贞定”为止，也没有注明出处。怀疑都出自《范书》。吕布兵败后，在青琐门外停马，对王允说：“您可以离去了。” 王允说：“安定国家，是我最大的愿望。如果愿望不能实现，我就只有以身殉国。朝廷有年幼的君主，只能依靠我；面临危难而苟且逃生，我是不会做的。请努力向关东诸位公卿致意，让他们以国家为念。”李傕、郭汜进入长安城，驻军在南宫掖门，杀死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官吏和百姓死去的，数也数不清。司徒王允挟持天子登上宣平城门躲避兵乱，李傕等人在城门下拜见，伏地叩头。献帝对李傕等说：“你们不应擅自作威作福，却放纵军队横行，究竟想干什么？”李傕等说：“董卓忠于陛下，却无缘无故被吕布杀害。我们替董卓报仇，不敢做叛逆之事。请等事情办完后，到廷尉那里接受罪罚。”王允被逼无奈，出来会见李傕。李傕杀死王允以及他的妻子、儿女和宗族十多人。长安城中男女老幼没有不流泪的。王允字子师，是太原祁县人。年轻时就有大节操，郭泰见到他后认为他非同寻常，说：“王先生的前途一日千里，是王佐之才。”郭泰虽然早已成名，仍同他结交。三公都征召过他，他历任豫州刺史，征召荀爽、孔融为从事。后来升任河南尹、尚书令。王允担任司徒后，扶持王室，很得大臣应有的节操；从天子以下，人人都倚赖他。董卓也推重信任他，把朝廷政务托付给他。袁宏《后汉纪》和袁山松《后汉书》都把“帝谓”写作“允谓”。《尚书·洪范》说：“臣下不可以擅自作福、作威、享用美食。臣下若擅自作福、作威、享用美食，就会给你的家族带来祸害，给你的国家带来凶灾。”献帝责备李傕等的话本出于此。—— 太常种拂与李傕交战而死。他的儿子种劭被征召为少府、大鸿胪，都不接受，说：“我父亲竭尽忠诚于朝廷，却被当时的人嫉妒。父亲以身殉国，被贼臣杀害。作为臣子，不能除掉贼人，还有什么脸面再去朝见圣明的君主！”三辅地区听说此事后，都为之感动。据汪辑改。何颙字伯求。年轻时与郭泰、贾彪等人在洛阳游学，郭泰等人与他志趣相投。何颙在太学中声名显著，于是朝廷中的名臣太傅陈蕃、司隶李膺等都同他深相交接。党锢之祸发生后，何颙也名列其中，便改换姓名，逃亡隐匿在汝南一带；所到之处，都结交当地豪杰。何颙既认为太祖曹操非同寻常，又了解荀彧；袁绍仰慕他，与他成为共同奔走的朋友。当时天下士大夫多遭党锢之祸，何颙每年还私下多次进入洛阳，替袁绍谋划，为那些困厄的士人设法解除祸患。袁术也以豪侠自负，和袁绍争夺声名。何颙从未拜访袁术，袁术因此十分怨恨他。

译何颙，字伯求。郑泰字公业。年轻时有才干谋略，计谋很多，知道天下将要发生动乱，暗中结交豪杰。家中钱财丰足，有田四百顷，但平时吃饭常常不足，声名传遍崤山以东。被举荐为孝廉，三府征召，公车征聘，都没有赴任。何进辅政时，征用名士，任郑泰为尚书侍郎，加授奉车都尉。何进准备诛杀黄门，想召董卓来相助。郑泰对何进说：“董卓强暴残忍，缺少仁义，欲望没有止境。如果把朝政借给他，把大事交给他，他就会放纵自己的野心，使朝廷陷入危难。凭明公的威势和德望，掌握阿衡般的重要职任，独自裁断，诛除有罪之人，实在不必依靠董卓作为援助。况且事情一旦拖延，变故就会发生，前车之鉴并不遥远。”郑泰又陈述当时最重要的事务，何进不能采纳，于是辞官离去。他对颍川人荀攸说：“何公不是容易辅佐的人。”不久何进被害，董卓果然专擅权力，废黜皇帝。关东义兵起事，董卓召集群臣商议大举发兵，群臣都害怕董卓，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旨意。郑泰担心董卓势力强大，日后更加难以控制，于是说：“治理天下靠的是德政，不在于军队。”董卓不高兴地说：“照你这么说，军队就没有用吗？”众人无不变色，因郑泰的话而战栗。郑泰于是用委婉的言辞回答说：“不是说军队没有用，而是山东地区不值得出兵。如今山东各地商议起兵，州郡彼此相连，人心相互激荡，并不是没有力量。然而中原自光武帝以来，没有发生过鸡鸣狗叫般的战争警报，百姓长期忘却了战争。仲尼说过：‘不教百姓作战，就是把他们抛弃。’虽然人数众多，却不能造成危害，这是第一点。明公出身西州，年轻时便做国家的将领，熟悉军事，多次亲临战场，声名为当世所知。凭借这些来威慑百姓，百姓自然畏惧服从，这是第二点。袁本初是公卿子弟，生长在京师，身体高大却像妇人。张孟卓是东平的长者，端坐时连厅堂都不窥视。孔公绪只会清谈高论，能把枯木吹活，却没有统率军队的才能。他们要承受霜露之苦，面对刀锋、踏过利刃，决一死战，都不是明公的对手，这是第三点。考察山东的士人，力量足以跨马张弓，勇气可比孟贲，敏捷可与庆忌相齐，确实有聊城守将那样的才干，谋略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水平，可以让他率领偏师，要求他取得成功，但从未听说有这样的人，这是第四点。即使有这样的人，王爵也不能用来加以封赏；妻妾之间的地位又不能确定，各自依仗人众、恃强自保，将人人像棋子一样分立，观望成败，不肯同心协力率领部众进军，这是第五点。关西各郡，北面连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近来多次同胡人交战，妇女都能携带戟矛、背负弓箭，更不用说那些强悍的男子了。凭这些人抵挡山东那些忘却战争的百姓，就像驱赶羊群去冲向虎狼，胜利是可以确定的，这是第六点。况且天下有权势和勇力的人，如今还存在的不过是并州、凉州的人，匈奴屠各部，湟中的义从胡，以及西羌八种，他们都是百姓一向畏惧服从的人；明公把他们掌握在手中作为爪牙，壮士尚且震恐，何况那些小丑呢？这是第七点。再说明公的将帅，都是亲戚、亲信和心腹，彼此相处已久。自三原、硖口以来，恩德信义深厚显著，忠诚足以委以远方重任，智谋足以单独出使；用他们来抵挡山东那些战败后虚张声势的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第八点。战争有三种必败的情形：以混乱进攻治理有方者必败，以邪道进攻正道者必败，以叛逆进攻顺义者必败。如今明公掌握国政，政事平稳，讨伐并铲除凶恶的宦官，忠义之举已经建立；以这三种德行对待三种必败之势，奉行正义的名义讨伐有罪之人，谁敢抵挡？这是第九点。东州有郑康成，学识贯通古今，是儒生所归聚的人；北海有邴根矩，清高正直，是众士人的楷模。他们如果询问各路将领的计策，依据经典考察各地强弱，那么燕、赵、齐、梁并非不强盛，最终仍被秦国消灭；吴、楚七国并非兵众不足，却不敢越过荥阳。何况如今德政显赫，辅佐之臣和各州良才众多，想制造动乱以求取不义的人，必定不会得到他们的支持，更不会帮助实现凶恶的谋划。这是第十点。” 如果这十点中有少数可以采纳，就不必征发军队，以免惊动天下，使苦于徭役的百姓聚集起来作乱；不要抛弃德政而依仗人多，从而轻视自己的威势。”董卓于是高兴了，任郑泰为将军，统率各军攻打关东。有人对董卓说：“郑泰的智谋超过常人，却和山东方面结谋；如今给他军队和战马，使他去投奔自己的党羽，我私下为明公担忧。”董卓便收回他的兵权和军队，留下他任议郎。后来郑泰又同王允谋划共同诛杀董卓。郑泰从武关逃脱，向东投奔后将军袁术，袁术任他为扬州刺史；还未到任，便在路上去世，时年四十一岁。——又见《魏志·武帝纪》注、《书钞》卷九八（二）、《御览》卷八二一 语出《论语·子路篇》。孟贲，相传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勇士。庆忌是吴王僚的儿子，也以勇猛敏捷闻名。《史记·司马相如传》说“敏捷可比庆忌，勇猛可与孟贲、夏育相比”，可知这是一句汉人的习惯说法。《史记·鲁仲连传》记载，燕国将领攻取齐国的聊城，有人在燕国诬陷他，田单前来进攻，双方相持一年多。燕将想回燕国，又害怕被杀；投降齐国，又害怕受辱，于是自杀来表明自己的志向。“良”指张良，“平”指陈平。湟中义从，就是湟中的月氏胡人。霍去病击破匈奴、开通湟中后，月氏人来归降，朝廷让他们居住在湟中；另有几百户住在张掖，号称“义从胡”。指烧当羌的八个部落，《范书》作“西羌八种”。据卢弼的意见改。 《范书》即作“拥”。这件事指中平二年，董卓以破虏将军的身份驻军美阳，保护帝王陵园，大败边章、韩遂。董卓追入羌人地区，各路军队被包围；董卓在硖石，即望垣北面，也被羌胡困住。董卓设法渡水突围，于是完整地率军返回。因此郑泰这样说，是为了迎合、迷惑董卓。

译太尉皇甫嵩因出现流星而被免职。——《书钞》卷五一 《范书·皇甫嵩传》注引《续汉书》作“因太阳出现重珥而被免职”。兴平二年 朱隽幼年丧父，母亲以贩卖彩色丝织品为业。同郡人周起欠下官府一百万钱的债，县里催逼追讨，朱隽偷偷拿母亲的丝帛替周起偿还债务。朱隽担任郡吏时，太守尹端犯罪，按法应当处死；朱隽替他购买珍宝，贿赂掌管奏章的官吏，使尹端免于死罪。（汪辑、黄辑）——《御览》卷八 ——二 建安元年 当初，王师在曹阳战败，想乘船沿黄河向东而下。侍中、太史令王立说：“从去年春天起，太白星侵犯斗宿、牛宿之间的镇星，经过天津；荧惑星又逆行停留在北河，不可以冒犯。”因此天子最终没有向北渡过黄河，而是准备从轵关向东出行。王立又对宗正刘艾说：“以前太白星停留在天关，又同荧惑星会合。金星和火星交会，是改朝换代的征象。汉朝的国运已经终结，晋、魏必定会有兴起的。后来王立又多次对皇帝说：‘天命有离去和归来的变化，五行不会永远兴盛。取代火德的是土德，继承汉朝的是魏国，能够安定天下的是曹姓，只有把政权托付给曹氏才行。’曹操听说后，派人告诉王立说：‘知道您忠于朝廷，但天道深奥遥远，希望您不要多说。’ ——《开元占经》卷二一、《御览》卷二三五、《书钞》卷五五 据《开元占经》卷二一、《御览》卷二三五改。据《书钞》卷五五补。建安五年 杀死袁绍的部众，总共八万人。（汪辑、黄辑）——《魏志·袁绍传》注 当时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的军队。建安十年 荀悦喜好清静虚淡，性情沉静，擅长著述。建安初年，他任秘书监、侍中，奉诏删订《汉书》，撰成《汉纪》三十篇，并借史事说明善恶是非，内容形成典雅严谨的体例，这部书在世间广泛流传。建安十三年 孔融字文举。孔融在郡中任职八年，仅仅保全自身而免于祸患。献帝最初迁都许县时，孔融认为应大体依照旧制，划定王畿，整顿司隶校尉所管辖的地区，作为方圆千里的封域，于是带领公卿上书说明这样做的道理。当时天下刚刚开始恢复秩序，曹操、袁绍的势力尚未分出高下，孔融所提出的主张不合时宜。而且他天性气度爽直，很是推行自己一贯的想法，轻慢戏弄太祖曹操。太祖实行酒禁，孔融写信嘲笑他说：“天上有酒旗星，地上有酒泉郡，世间有人具有美酒之德。所以尧若不是能饮千钟酒，就无法成就他的圣德。况且夏桀、商纣是因为女色亡国的，如今却没有下令禁止婚姻。”太祖表面上虽宽容，内心却不能平静。御史大夫郗虑知道太祖的心意，便以法律为由免去孔融的官职。一年多以后，孔融被任为太中大夫；虽然居家失去权势，但宾客每天都挤满他的门庭。他喜爱人才、喜欢饮酒，常常还觉得不够。他经常感叹说：“座上宾客常满，酒樽里的酒不空，我就没有忧愁了。”有个虎贲士相貌很像蔡邕，孔融每当酒兴正浓时，总把他拉来同坐，说：“虽然没有年高德劭的老成人了，但还留下了足以作为典范的人。”他爱好士人到了这样的程度。——《书钞》卷五六、《类聚》卷二六、《御览》卷四 ——五 据《书钞》卷五六补。《孔丛子》说：“平原君强迫子高饮酒，说：有谚语说，尧、舜能饮千钟，孔子能饮百觚，子路说话滔滔不绝，也能饮百榼。古代的贤人圣人没有不能饮酒的，您为什么推辞呢？”可见民间原有这种戏谑的话，孔融借此来嘲笑曹操。据《类聚》卷二六补。建安十六年 ——八 评论说：刘璋愚昧软弱，却能守住善道，这也就是宋襄公、徐偃王一类的人，不能说是无道的君主。张松、法正虽然在君臣大义上做得不正，但毕竟已经把名声和身家性命托付给刘璋；他们若进言，就应当明确陈述形势，像韩嵩、刘先劝说刘表那样；退一步也应当告别后逃亡，像陈平、韩信离开项羽那样。如今他们两面观望、心怀二意，谋划时不忠诚，这是罪行中较轻的一等。建安十九年 曹操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入宫中，封为贵人，又诬陷伏皇后谋反，派御史大夫郗虑持节拘捕皇后。皇后披头散发、赤脚逃走，被抓住后握着献帝的手说：“难道不能再救活我吗？”献帝大惊痛哭，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性命还能保到什么时候！”他回头对郗虑说：“郗公，天下这样暴虐，难道竟有这种事吗？”左右侍从无不流泪。于是皇后被杀。据汪辑补。据汪辑改。散条 周璆字子莹，是临济人，有美好的声誉。（汪辑）——汪辑 《范书·陈蕃传》作“字孟玉”，其余相同。汪辑没有注明出处，恐怕不是张璠《后汉纪》的文字，附在篇末以等待考证。谯周所提出的投降魏国的策略，大概是平素料定刘禅懦弱，内心没有残害暴戾之意，所以才能实行。如果遇到一个因愤怒而肆意妄为的人，即使他没有别的谋略，却自负刚烈、以死相从而又鄙视羞耻，有时会发怒而胡乱杀人，以树立一时的威势，满足片刻的意愿；这同样会招来灭族的灾祸。天游按：张璠《后汉纪》不应记载蜀汉末年的事情，而且《蜀志》传注也没有明说出自《后汉纪》，或许出自张璠撰写的其他文章，也未可知。如今也附在篇末以等待考证。无名氏《后汉书》周天游辑注 —— 吴汉任大将军，为人质朴厚重而少文采，没有轻率急躁的才能，也不能靠言辞表达自己，许多将领都推荐举荐他。召见他以后，他勤勉不离公门，皇帝亲自信任他。先前任职的旧将都怨恨地说：“吴将军日夜不离皇帝左右，这实在不行。”

译这段引文同《范书·吴汉传》有差异，孔广陶怀疑它“出自八家《后汉书》中如今已经散佚的一种”。现在依从这一意见。—— 韩棱字伯归，是后汉颍川舞阳人。他任下邳令时，非常仁厚敏达，处理政事不偏不倚。邻县都降了冰雹，损伤禾苗庄稼，唯独没有落入下邳县境。《范书·韩棱传》作“字伯师”。“棱”是“棱”的俗字。李慈铭认为此条出自谢承的著作，见《越缦堂读书记》。—— 应奉字世叔，是后汉汝南南顿人。他读书很快，能够一眼看完一行。应奉到汝颖时，曾在门中看见袁贺露出半边脸。二十多年后，他在路上遇见袁贺，仍然认出了他。应奉又在郡中任决曹吏，审录几百名囚犯，能够口头背诵他们的姓名，判定罪行轻重，没有遗漏，太守对此十分惊异。后来他被举为孝廉，升任会稽太守。——《琱玉集》《范书·应奉传》注引《谢承书》说：“应奉曾到彭城拜访彭城相袁贺，袁贺当时外出，关着门；车匠在门内开了一扇门，从半边脸看应奉，应奉立即离去。数十年后，应奉在路上遇见那个车匠，认出他并呼喊他的名字。”这与此处引文大不相同。按：袁贺是彭城相，怎么可能从门中露出半边脸来见客呢？《琱玉集》多有误抄，这就是一例。应奉升任会稽太守，只有这里有这一说法。或许属于另一部散佚的书，所以记录下来。—— 周蛮，是后汉人。他相貌粗拙，容貌丑陋，没有什么可观之处：脖子像枭鸟，额头和鼻子折曲，脸颊如下垂的鸟嘴。但他清高自守，专心追求世俗之外的境界，不把官位放在心上，只羡慕山林云霞，任性旷达。《范书》把“周蛮”作“周燮”，这是正确的。此外，这段引文的文辞怪诞，多有讹误，同《范书》不同。—— 荀绲升任沛相，所到之处清正严明，举荐贤能，惩治恶人，被认为是豫州六郡的表率。——《书钞》卷七六 《谢承书·荀绲传》没有这条，而它同《范书》中那个畏惧宦官的荀绲截然不同，善恶评价相差很远，所以收入这里以等待考证。—— 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李膺任河南尹时，仗恃才华而傲慢自负，告诫守门人说：不是与我世代相交的家族子弟，不得随便通报。孔融十二岁时进入洛阳，想借机见识李膺这个人，便对守门人说：“我是与李君世代相交的家族子弟。”守门人把这话告诉李膺，李膺召他进来询问：“你同我有什么旧交？”孔融说：“我的先祖孔子和您的先祖老子同德比义，那么我和您就是世代通家。”李膺非常高兴，请孔融入座，对他说：“你想吃东西吗？”孔融说：“需要吃。”李膺说：“我教你做客人的礼节，主人问你吃不吃，只须谦让，不必马上答应。”孔融说：“不对。我来教您做主人的礼节，只管把饮食摆上来，不必询问客人。”李膺惭愧，于是感叹说：“我将要老死了，看不到您显贵了。”孔融说：“您还远没有到死的时候。”李膺说：“为什么？”孔融说：“‘鸟将要死时，叫声悲哀；人将要死时，说话善良。’刚才您说的话没有一句善良，所以知道您还没有死。”李膺认为他非常奇异。后来孔融同李膺谈论诸子百家和经史典籍，回答如流水般迅速，李膺竟不能胜过他。（汪辑）——《御览》卷四六三 原文中的字漫漶脱落，据《范书·孔融传》补出。《范书·孔融传》作“年十岁”。据惠栋《后汉书补注》改。〔四〕这句话见《论语·泰伯篇》。〔五〕这条材料原注说出自《范书》，但与本传多有不同。汪辑只引用了从“膺大悦”到“ 富贵也”，以及从“后与膺”到“不能下之”的几句话，而且错误地注为出自《御览》卷五。现在考察，汪文台其实也没有弄清出处，他所引用的文字都源自惠氏《补注》，所以多有脱漏。这条材料应当出自诸家已经散佚的史书。○ ○七　秦彭，字伯平，任山阳太守。百姓江伯想把守寡的姐姐嫁出去，姐姐于是拿镰刀割自己。江伯上前救姐姐，碰到了镰刀，伤了姐姐，姐姐于是死去。县令按法律定罪，秦彭说：“他是为了救人，并没有恶意。”于是减轻了他的罪行〔二〕。（汪）——《太平御览》卷五一七 〔一〕这件事《范书》没有记载，应当出自散佚的史书。但汪文台又错误地把出处注为《御览》卷五。○ 亲友中有贫穷年老的人，他每次见到他们，行拜礼和起身都十分恭敬；有时脱下自己的葱给他们，有时只穿着单衣坐着。他的仁爱天性就是这样〔一〕。——《书钞》卷一二九 〔一〕注说出自《刘昆列传》。《范书》和《东观记》都没有这条，或许是散佚史书中的文字。○ ○九　严光，字子陵，曾与光武帝交友。后来光武帝登上帝位，忘记了严光。严光怨恨皇帝。当时太史说：“天上有一颗客星在怨恨皇帝。”皇帝说：“难道不是我的故人严子陵吗？”立即下令征召他。夜里和严子陵同卧，严光把脚放在皇帝腹部。太史奏报：“客星侵犯御座。”严子陵缩回脚，客星不久便退去了。严光最终没有出仕。（汪）—— 《太平御览》卷五 ○一 ○　赵峻是后汉人〔一〕。他志性聪敏，又能撰写文章，写出的文辞才华，落笔如飞，下笔立即写成，完全不用再查阅修改。——《琱玉集》〔一〕越缦堂《读书记》说：“《范书》中没有见到他的姓名，大概出自谢承诸书。”天游考察：《范书》的《顺帝纪》《冲帝纪》《质帝纪》说，赵峻在顺帝时任太尉，在冲帝时任太傅。又《郭躬传》说：“当初，肃宗时，司隶校尉、下邳人赵兴也不顾忌讳，官至颍川太守。他的儿子赵峻任太傅，以才干器识著称。”这样看来，并不是《范书》中没有记载他的姓名。不过，这里引用的材料应当出自已经散佚的后汉史书。○一一　张重，字仲笃，明帝时被举荐为孝廉，皇帝问：“是哪个郡的小吏？” 张重回答：“我是日南郡的吏员。”皇帝说：“日南郡的人，应该面向北方看太阳。”张重回答：“我听说雁门郡并不是看不见成群的大雁才用‘雁’作门，金城郡也不是因为看见堆积的黄金才设为郡。我虽然住在日南郡，却从来没有面向北方看太阳。”〔一〕（汪）——《太平御览》卷四 〔一〕这段话不见于《范书》，但《东观记》有记载，文字是：“张重，日南郡的计吏，身材矮小。明帝问：‘是哪个郡的小吏？’他回答：‘我是日南郡的计吏，不是小吏。’《东观记》是诸家后汉史书的源头，这段引文或许就是《东观记》的文字，也可能是已经散佚的后汉史书依据《东观记》改写的文字。

译○一二　孙敬，字文质，喜好学习，关起门读书，不能忍受困倦，于是用绳子把头发悬在屋梁上，人们称他为“闭户先生”〔一〕。（汪）——《艺文类聚》卷五五 〔一〕原出处标作《后汉书》，汪氏辑入《谢承书》，不对。孙敬的事迹《范书》没有记载，应当收入散佚史书，留待考证。○一三　梁辅是后汉人。他曾任郡吏。当时夏季大旱，梁辅想向上天祷告求雨，便坐在庭院前，身旁堆放了许多柴薪，于是发誓说：“到了中午还不下雨，我就亲自烧死自己。”还没到中午，天忽然下起了大雨〔一〕。——《琱玉集》〔一〕李慈铭认为这条材料应当出自谢承诸书，现录在这里留待考证。○一四　陈□，字文锺，任巫县县令，很有治理政事的才能。桑树和橹树长出了三万多株，百姓已经温饱。——《稽瑞》附录 一、八家《后汉书》作者传略 《吴志·妃嫔传·吴主权谢夫人传》附载谢承传略 吴主权的谢夫人，是会稽郡山阴县人。她的父亲曾任汉朝尚书郎、徐县县令〔一〕。她的弟弟谢承被授予五官郎中，逐渐升任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写《后汉书》一百多卷〔二〕。〔一〕谢承撰写《后汉书》，称他从小以仁爱孝顺为品行，明达而有治理才能。他的弟弟谢贞，行为遵守法度，专心学习，崇尚义行，被举荐为孝廉，任建昌县县令，死于任上。〔二〕《会稽典录》说：谢承字伟平，博学多闻，曾经知道和见过的事，一生都不会忘记。他的儿子谢崇任扬威将军，谢崇的弟弟任吴郡太守，都很有名望。《吴志·薛综传》附载其子薛莹传 薛综，字敬文，是沛郡竹邑人。他的儿子薛珝，官至威南将军。薛珝的弟弟薛莹，薛莹的儿子薛道言，起初任秘府中书郎；孙休即位后，任散骑中常侍。过了几年，因病离职。孙皓初年，任左执法，升任选曹尚书；太子册立后，又兼任少傅。建衡三年，孙皓追念薛莹父亲薛综留下的文章，并命令薛莹续作。薛莹献诗说：“我的先祖，过去曾在汉朝做官，世代相承，颇曾涉足台阁宫观。到了我的父亲薛综，遭逢时局动乱，刘汉失去统治，国家毁坏混乱。我们来到这片安乐之地，希望保存遗留下来的人。上天启发他的心志，使他归向东南。起初作为流徙的隶民，困顿于蛮夷边地。大皇帝开创基业，恩德广远施行。特别承蒙征召，得以从污泥中拔擢出来，脱去平民服装，接受官职并持符任职。出任合浦太守，处在海边；后来迁入京城，于是升入机要中枢。枯萎衰败重新茂盛，断绝的世系重新接续；由卑微而显达，并不是最初的愿望，只是蒙受恩宠礼遇，心想能止步于此就满足了。后来又遇到文皇帝建立东宫，于是任少傅，荣光更加显赫。圣明的太子，至高的德行谦逊崇高，礼遇一再增加，恩泽深厚而丰盛。〔原文此处有疑误〕哀悼我的先父，想到他竭尽忠诚，却未能报答宏大的恩德，终于含恨而终。” “可叹我卑微低贱，只有依靠兄长和弟弟，幸而得以出生、成长，承托着薛综留下的血脉。父亲在庭前的教诲已经接受，但我愚钝蒙昧，难以启发。不能继承先父的事业，心中只想着像古代农夫那样耕种。哪里料到圣朝仁慈恩泽充盈，追录先父，怜悯他未能成就功业，救济提拔我们，给予特殊荣誉。兄长薛珝忝居千里之任，奉命南征，旌旗仪仗齐备，兵器铠甲声势显扬。至于我这样浅陋的人，实在昏暗微小，既然光显了前人的事业，又身处人才竞争之中；再次担任东宫辅导官，继承世代荣光，但才能不及先父，既是辱没，也是违背先志。皇帝广泛崇尚文才，重视文雅，追悼亡臣，希望保存他的遗类。可是像我这样愚蠢的后代，竟然一点也不像他。看着先前的恩宠，回头看看如今的愚陋空虚，谁能忍受这种惭愧？我正与这种惭愧相伴。早晚辗转反侧，尽心反省自己。父子兄弟，世世代代蒙受恩德；死后只有结草衔环报恩，活着发誓以身相报。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分之一。” 这一年，何定建议开凿圣溪以沟通江淮，孙皓命薛莹率领一万人前往。后来因为盘石太多，难以施工，工程停止，薛莹回朝，出任武昌左部督。后来何定被诛杀，孙皓追究开凿圣溪的事，把薛莹下狱，流徙广州。右国史华核上疏说：“臣听说五帝三王都设置史官，记载功绩美德，流传无穷。汉代的司马迁、班固，都是名重一代的大才，他们所撰写的史书精美卓越，与六经一同流传。大吴承受天命，在南方建立国家。大皇帝晚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开始撰写《吴书》。丁孚、项峻都不是史才，他们所撰写的内容不足以记载。到少帝时，又选派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和臣五人，访求往事，共同编撰，首尾完备。周昭、梁广先后去世，韦曜辜负恩德、触犯法罪，薛莹出任将领，又因过失被流徙，于是这部史书被搁置，直到现在还没有编成上奏。臣才识浅陋，只适合为薛莹等人作记注罢了；若让我独自撰成全书，必然重蹈丁孚、项峻的旧路，恐怕会损害大皇帝的开国功业，削弱当世的盛美。薛莹学问广博，文章尤其精妙，在同僚之中，薛莹居于首位。如今任职的官吏虽然大多通晓经学，但像薛莹这样有记述才能的人很少，所以我对国家失去这样的人才深感痛惜。我实在想让这项即将完成的功业编入前史的末尾。奏章呈上以后，我退居等待填埋沟壑，便再没有遗憾了。”孙皓于是召回薛莹，任命他为左国史。不久，选曹尚书、同郡人缪祎因为坚持己见、意志不移，被群小所嫉恨，降任衡阳太守。已经接受任命后，又因职务上的事情被追究责备，便上表谢罪。缪祎趁机去拜访薛莹，又被人告发，说缪祎不畏罪责，经常带领宾客在薛莹住所聚会。于是收捕缪祎下狱，流徙桂阳，薛莹又回到广州。还未到达，便召薛莹回朝，恢复原职。当时法令政事多有错误，措施繁琐苛刻，薛莹常常上奏提出便宜之策，主张减缓刑罚、简省徭役，以救济养育百姓，有些建议得以施行。后来升任光禄勋。天纪四年，晋军征讨孙皓，孙皓写信给司马、王浑、王濬请求投降，信文是薛莹撰写的。薛莹到达洛阳后，先受到特别接见和叙礼，任散骑常侍。他回答询问，处置事情都合宜而有条理〔一〕。太康三年去世。著有八篇书，名为《新议》〔二〕。〔一〕干宝《晋纪》说：晋武帝从容地问薛莹：“孙皓之所以灭亡，原因是什么？”薛莹回答：“归命侯孙皓统治吴国时，亲近小人，随意施加刑罚；对大臣和大将没有一个信任亲近，人人忧虑恐惧，各自不能保全自己。国家危亡的祸端，确实由此而来。”皇帝又问吴国士人中存活和死亡者的贤愚，薛莹都按照实际情况回答。

译〔二〕王隐《晋书》说：“薛莹的儿子薛兼，字令长，清廉朴素而有器度声望，资质声望旧来就像中原上国之人，不像吴人。历任两宫丞相长史。元帝即位后，多次升迁，任丹杨尹、尚书，又任太子少傅。从薛综到薛兼，三代人担任东宫太子的老师。” 《晋书·司马彪传》司马彪，字绍统，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出继给宣帝的弟弟司马敏。年轻时勤奋好学，从不懈怠，但好色而品行轻薄，被司马睦责备，因此不能继承王位；虽名义上说是出继，实际上是被废弃了。司马彪因此不与人交往，专心学习，所以能够广泛阅览各种典籍，最终完成编纂史书的事业。起初被授予骑都尉。泰始年间任秘书郎，转任秘书丞。为《庄子》作注，撰写《九州岛春秋》。他认为：“先王设置史官来记录时事，记载善恶，以作为劝善惩恶的依据，这是概括教化世人的要旨。因此《春秋》没有修成，就由仲尼整理；《关雎》已经失序，就由师挚整理。前代贤哲难道喜欢烦琐吗？大概是不得已才这样做。汉朝中兴以后，直到建安年间，忠臣义士也都昭著于世，但当时没有优秀的史官，记述繁杂混乱；谯周虽然已经删削，仍然没有删尽，安帝、顺帝以下，缺失的内容很多。”司马彪于是考论众多史书，汇集所闻，从世祖光武帝起，至孝献帝止，编年二百年，记录十二代，贯通上下，旁及各种事务，撰成《纪》《志》《传》共八十篇，名为《续汉书》。泰始初年，武帝亲自到南郊祭祀，司马彪上疏议定礼制，相关内容载在《郊祀志》中。后来任散骑侍郎。惠帝末年去世，享年六十多岁。起初，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记载周代、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有时采纳俗语和诸子百家的说法，并不专门依据正统经典，于是撰写《古史考》二十五篇，全部依据旧典，用来纠正司马迁的错误。司马彪又认为谯周做得还不够完善，逐条指出《古史考》中有一百二十二件事不恰当，多依据《汲冢纪年》的内容，也流传于世。《晋书·华峤传》华表，字伟容，是平原郡高唐县人。有六个儿子：华廙、华岑、华峤、华鉴、华澹、华简。华峤，字叔骏，才学深厚广博，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文帝任大将军时，征召他为属官，补任尚书郎，转任车骑从事中郎。泰始初年，赐爵关内侯。升任太子中庶子，出任安平太守。因父母年老辞谢不去，于是改任散骑常侍，主持中书省的著作事务，兼任国子博士，升任侍中。太康末年，武帝颇为亲近宴饮娱乐，又多有疾病。病情稍有好转，华峤与侍臣上表祝贺，趁机委婉进谏说：“臣下恭敬地想到，圣上的身体渐渐趋于平和，上下共同庆贺，不觉手舞足蹈。臣等愚昧鲁钝，私下有一点想法，认为在被忽略的地方收成功效，事情才不会留下悔恨；在将要成功时考虑福祉，国运才会日益更新。只愿陛下充分发挥圣明，长远考虑忽略小事所造成的悔恨，以成就日益更新的福祉。使气息清静和顺，节制保养精神，在清静简朴的宫室中调养身体，在空旷虚静的境界中留心思虑。不要厌弃世俗中常说的劝戒，以致忽略群臣百姓的意见，那么丰盛的庆福就会日益延续，天下幸甚！”皇帝亲手下诏回复说：“我自会调养身体，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元康初年，封为宣昌亭侯。诛杀杨骏后，改封乐乡侯，升任尚书。后来因为华峤博闻多识，熟悉典籍史实，有成为良史的志向，转任秘书监，加授散骑常侍，官班与中书监相同。秘书监为内台，中书、散骑、著作，以及掌管礼制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的事务，都由他主管统领。起初，华峤认为《汉纪》繁杂污秽，慨然产生改写的想法。恰逢任台郎，主管官制事务，因此得以遍览秘藏典籍，便着手完成这项事业。从光武帝起，至孝献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撰成《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以及三部谱、序传、目录，共九十七卷。华峤认为皇后配享上天、与帝王相配，前代史书却作《外戚传》接在末篇，这不合义理，所以改作《皇后纪》，次于《帝纪》之后；又把“志”改称“典”，因为有《尧典》的旧例。并改名为《汉后书》上奏，诏令朝臣讨论。当时中书监荀猒、中书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都认为华峤的文章质朴，史事核实，有司马迁、班固的法度，具有实录的风格，应当收藏在秘府。后来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担任东宫太傅，上奏列举并通报此事，终于得以施行。华峤所著论议、驳难、诗赋等数十万字；他所奏议的官制、太子应当回宫，以及安定边疆、雩祭、明堂、辟雍、疏浚河渠、巡察大禹旧迹、设置都水官、修建蚕宫礼制并设置长秋官等事项，大多得到施行。元康三年去世，追赠少府，谥号为“简”。华峤生性嗜酒，常常沉醉。他所撰写的《十典》尚未完成就去世了，秘书监何劭上奏，任命华峤的次子华彻为佐著作郎，让他接续完成，华彻未完成也去世了。后来秘书监缪征又上奏，任命华峤的小儿子华畅为佐著作郎，终于完成《十典》，并起草《魏晋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人一同任职史官。永嘉年间战乱，经籍散失，华峤的书只保存了三十多卷。华峤有三个儿子：华颐、华彻、华畅。华颐继承爵位，官至长乐内史。华畅有才思，所写文章有数万字。遭逢寇乱，逃难到荆州，被贼人杀害，享年四十岁。《晋书·谢沈传》谢沈，字行思，是会稽郡山阴县人。曾祖谢斐，任吴国豫章太守。父亲谢秀，任吴国翼正都尉。谢沈少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博学多识，精通经史。郡府任命他为主簿、功曹，察举为孝廉；太尉郗鉴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会稽内史何充引荐他任参军，因为母亲年老而未就职。平西将军庾亮任命他为功曹，征北将军蔡谟用符命任命他为参军，他也都没有就任。他闲居在家奉养母亲，不与外界交往，在耕作之余，精心研读古代典籍。康帝即位后，朝廷议论七庙是否应当依次毁去，便以太学博士之职征召他，来询问并解决疑难。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服丧期满，授任尚书度支郎。

译何充、庾冰都称赞谢沈有史才，于是升任著作郎，撰写《晋书》三十多卷。不久去世，享年五十二岁。谢沈此前著有《后汉书》一百卷，以及《毛诗》《汉书外传》；他所撰写的史论、诗、赋、文章、议论都流传于世。据说他的才学在虞预之上。《张莹传》（缺） 《晋书·袁山松传》袁瑰，字山甫，是陈郡阳夏人，魏国郎中令袁涣的曾孙。因功封为长合乡侯。去世后，儿子袁乔继承爵位。袁乔博学而有文才，所注《论语》和《诗经》，以及各种文章，都流传于世。袁乔去世后，儿子袁方平继承；袁方平去世后，儿子袁山松继承。袁山松年轻时就有才名，博学而富有文才，著有《后汉书》一百篇。他性情高雅旷远，擅长音乐。旧有一支《行路难》曲，歌词颇为粗疏质朴，袁山松喜欢它，于是润饰歌词，调整曲调节拍，使之更加婉转；每当酒醉兴浓时便放声歌唱，听到的人无不流泪。起初，羊昙善于清唱，桓伊擅长挽歌；后来袁山松又演唱《行路难》，当时人称他们为“三绝”。当时张湛喜欢在书斋前种松柏，而袁山松每次出游，都喜欢让身边人唱挽歌，人们便说：“张湛屋下停着陈尸，袁山松在路上举行出殡。” 袁山松历任显要官职，后来任吴郡太守。孙恩作乱时，袁山松镇守沪渎，城池陷落，被叛军杀害。《魏志·三少帝纪》裴松之注所载张璠事略 考察张璠、虞溥、郭颁，都是晋朝的令史；张璠、郭颁后来出任地方长官，虞溥任鄱阳内史。张璠撰写《后汉纪》，虽然似乎没有完成，但文辞藻采值得观赏。虞溥著《江表传》，也大致有条理。只有郭颁撰写《魏晋世语》，文辞艰涩贫乏，完全没有音律声调，是最为鄙陋低劣的作品；但因为其中常有奇异之事，所以在世上颇为流行。干宝、孙盛等人多采纳其中的话来撰写《晋书》，其中像这样虚假错谬的地方，往往都有。二、著录 《隋书·经籍志》：《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没有帝纪，吴国武陵太守谢承撰写。《后汉记》六十五卷，原本一百卷；梁代尚存，如今已经残缺。晋朝散骑常侍薛莹撰写。《续汉书》八十三卷，晋朝秘书监司马彪撰写。《后汉书》十七卷，原本九十七卷，如今已经残缺。晋朝少府卿华峤撰写。《后汉书》八十五卷，原本一百二十二卷，晋朝祠部郎谢沈撰写。《后汉南记》四十五卷，原本五十五卷，如今已经残缺。晋朝江州从事张莹撰写。《后汉书》九十五卷，原本一百卷，晋朝秘书监袁山松撰写。《后汉纪》三十卷，张璠撰写。《旧唐书·经籍志》：《后汉书》一百三十三卷，谢承撰写。《后汉记》一百卷，薛莹撰写。《后汉书》八十三卷，司马彪撰写。《后汉书》三十一卷，华峤撰写。另有谢沈撰写的《后汉书》一百二卷。《汉南纪》五十八卷，张莹撰写。《后汉书》一百二卷，由袁山松撰写。《后汉纪》三十卷，张璠撰写。《新唐书·艺文志》：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另有《录》一卷。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另有《录》一卷。华峤《后汉书》三十一卷。谢沈所撰《后汉书》一百二卷。袁山松所撰《后汉书》一百一卷。另有《录》一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三、评论 袁宏《后汉纪》自序（节录） 我曾经读《后汉书》，觉得文字繁杂污秽、错乱混杂，困倦得不能读完。于是姑且利用闲暇时间，编撰成《后汉纪》。其中汇集了《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山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各郡耆旧先贤传，共有数百卷。前代史书缺略很多，叙次也多不合次序；其中错谬和异同，谁来替它订正呢？我经营编撰了八年，疲惫不堪，仍然不能完全定稿。后来偶然读到张璠所撰的书，才看到其中记载汉末之事较为详细，所以又加以探求补充。《文心雕龙·史传篇》（节录） 至于后汉的纪传体史书，源头出自东观。袁宏、张璠所撰的书，偏颇驳杂而不合体例；薛莹、谢沈的作品，疏略错误而少有可信之处。至于司马彪的详细真实、华峤的准确恰当，那就是其中最好的了。《史通》（节录） 《六家篇》：到了孝献帝时，才命令荀悦删取史书，编成编年体，依照《左传》撰写《汉纪》三十篇。从此以后，每一代的国史都有这种著作，从后汉开始，直到北齐。像张璠、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人，他们所著的书，有的称为“春秋”，有的称为“纪”，有的称为“略”，有的称为“典”，有的称为“志”。虽然名称各不相同，大体上都以《左传》作为标准。《二体篇》：荀悦、张璠，大概属于左丘明一派；班固、华峤，则属于司马迁一流。只有这两类人，各自夸耀推重自己的体例。《书志篇》：推究起来，司马迁称为“书”，班固称为“志”，蔡邕称为“意”，华峤称为“典”，张勃称为“录”，何法盛称为“说”。名称虽然不同，体例却没有差别。这也如同楚国称为《梼杌》，晋国称为《乘》，鲁国称为《春秋》，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又说：至于五行、艺文，班固补充了司马迁的缺漏；百官、舆服，谢承拾取了班固遗留下来的内容。王隐后来又增加祥瑞怪异之事；魏收是后出的作者，又大力扩充了佛教、道教的内容。这些都是自作主张，出于个人臆想，在历代史书中寻找，最多不过一两处罢了。又说：我私下认为，国史所记载的，应当叙述当时的事情。如果一定要另立《志》来议论天象，也只应记载当时出现的彗星、孛星、妖气灾异、日月薄食、晦暗明亮，以及裨灶、梓慎所作的占卜，京房、李合所作的观候。至于荧惑退舍、宋公因此延长寿命，中台星出现裂纹、晋国宰相因此招致灾祸，群星聚集在颍川因而贤人会聚，月亮侵犯少微星因而隐士死亡，像这一类事情，记入史志是可以的。若是天体运行混沌，颜色呈青苍之色，太阳、月亮运行的次序，黄道、紫宫所属的分野，既然与人事没有关系，却一概编入史册，所以说，即使把这些删刻入国史，施用于哪个朝代都不合适。其中只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几家，颇能觉察这种做法的错误，不遵循旧例。他们所记录的，大多符合事理。这一点长处，远胜于班固、司马迁。又说：伏羲以来，文献开始完备。到了战国，书籍多到装满五车，流传不绝，这就叫作不朽。古人所制定的制度，我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但班固却整理汉代文献的流派，编成《艺文志》。若论其中妄加记载的内容，与上面所说的事情相同。此后续作《汉书》的人，没有闲暇加以斟酌。前代《志》已经记载过，后来的《志》仍然照写，篇目依旧，反复出现，岂不是像用水来增加水一样，谁能喝得下呢？

译又说：自汉朝中兴以后，直到宋、齐之间，司马彪、臧荣绪、沈约、萧子显相继执笔撰史，竞相记载五行灾异。虽然未能尽善尽美，但大体上多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像司马彪这些人，都自认为名望比不上汉代儒者，才能不如班固的史书，所以凡是辨论，都努力遵守通常的规范。既然总是遵循绳墨法度，所以义理不会流于荒诞空疏。加上古代史书从简，想要征验祥应就难以周全；近代史书尚且繁详，考察祥瑞符应就容易完备。这就是前人所说的有偏差，后来的作者反而更加精审的原因。《论赞篇》说：《春秋左氏传》常常发抒议论，借君子的名义来称述。二传称公羊子、谷梁子，《史记》称太史公。后来班固称为“赞”，荀悦称为“论”，东观称为“序”，谢承称为“诠”，陈寿称为“评”，王隐称为“议”，何法盛称为“述”，扬雄称为“譔”，刘氏称为“奏”，袁宏、裴子野直接署自己的姓名，皇甫谧、葛洪则列出他们所使用的名号。史官所撰写的文字，通常都称为“史臣”。名称千差万别，意义却完全相同。如果一定要取一个当时最方便的名称，那么总的都可以归入“论赞”。《序例篇》说：到了华峤的《后汉书》，很多地方都与班固相同。比如《刘平传》《江革传》等，序文先说孝道，接着叙述毛义奉养双亲。这就是前汉《王贡传》的体例；那一篇以四皓为开头。华峤的言辞简洁质朴，叙述温和雅正；体会他的宗旨，也可以说是仅次于班孟坚了吧？《补注篇》：以赵峻的才识，完全足以承担远大的事业，但他不能探究司马彪、华峤的深意，网罗班固、司马迁的遗文，反而把心思留在街巷小说上，把锐利的思考用在流俗的短篇书籍上。可以说是劳而无功、耗费心力却没有得到相称成果的人了。《言语篇》说：当世议论者都认为北朝诸家著作中，周史写得最好。大概是因为欣赏它记载言语的体例，多与古代相同。假如歪曲事实、粉饰虚言，完全抛弃真实事情，却轻率地称为良史正直，并把它当作典范，那么董狐、南史这样的史官，随处都可以找到；班固、华峤，也都可以并列其间了。《摸拟篇》说：袁山松说：“撰写史书有五种困难：繁杂而不整齐，是第一难；庸俗而不典雅，是第二难；不能如实记录，是第三难；赏罚不恰当，是第四难；文辞不能胜过事实，是第五难。”模仿古人却不像古人，这才是最困难的事，为什么唯独漏掉这一条呢？《核才篇》说：只是自从世人看重文采，文辞崇尚华丽淫靡之后，讽诵文章便失去了正途，屈原反而成为文坛的中坚。每当西省有虚置的官职、东观等待人才时，凡是授予官职，必定推举文士。于是使那些执笔怀铅的人，大多没有品评综合人才的见识；连篇累牍的文章中，很少有含蓄委婉的话。但世俗都共同认为他们有才能，当时没有人敢轻视他们。假如其中有人有司马彪、华峤那样的史学方法，具有班固、荀悦那样的才能，怀有独到的见解，肩负不可磨灭的事业，却都被流俗困窘、被朋党讥笑，那么他们便只能下同流俗，吞食糟粕，低头写作妄诞之文，像身穿粗布衣却怀抱美玉一样，没有机会自我陈述。这正是管仲所说的“任用君子却让小人夹杂其中，是损害成就霸业的方法”。《烦省篇》说：到了东汉，作者更加众多。至于有名的大邦大都，因为土地富足、人才优秀，高门大族世代都有杰出人物。地方父老、乡里贤人，竞相编写别录；各家族谱、宗族谱牒，也各自写成私传。因此史官删削采录的材料，所闻所见更加丰富。这就是中兴时期的史书比前汉更加广博的原因。又说：英才贤士从哪里出现，哪个国家会没有呢？把他们写入史书，就能同日月一样长久悬存；不写入史书，就会同烟尘一样永远消灭。因此谢承尤其详尽记载江左之事，而京洛的事情在三吴地区却有所缺少；陈寿偏重记载蜀地，所以巴、梁的言论在蜀汉两国记载得很详细。像宋、齐受天命建立国家，梁、陈掌握国运，有的土地仅相当于《禹贡》中的一个州，有的国祚只及秦代的二世。土地偏小，年代短促，反而使作者采访容易周全，大小事情都不遗漏；地方父老可以询问，隐讳之事也全都显露。这就是小国的史书并不逊于大国史书的原因。又说：古今有所不同，风俗淳厚与浇薄也不相等。但过去所记载的，简略到那样；后世所撰写的，详审到这样。如果把后世的标准强加给古代，限定用同一个尺度来成书，恐怕学者一定会责骂它疏漏，尤其会责怪它过分简略。可是议论者如果只讥笑沈约、萧子显所记的事情多于孙盛、习凿齿，华峤、谢沈所编的文字烦琐于班固、司马迁，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说，评论史书繁简，只应看它是否妄载事情、是否漏写言语，这样就可以了。若一定要衡量时代事务的多少，限定篇章数量，那就不合道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自叙篇》说：我刚到少年时期，读班固、谢承所写的两部《汉书》，便奇怪前代史书不应当设立《古今人表》，后代史书则应当为更始帝建立本纪。当时听到这话的人，都责备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竟敢轻易议论前代贤哲！”于是我羞惭失意，无话可以回答。后来读到张衡、范晔的文集，果然发现这两部史书是错误的。《史官建置篇》说：至于中朝的华峤、陈寿、陆机、束□，江左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代的徐爰、苏宝生，梁代的沈约、裴子野，这些都是史官中最优秀的人才，是著作之林的精华。又说：吴国归命侯时期，设有左右二国史的官职，薛莹任左国史，华核任右国史。后来周处由左国史升任东观令。由此考察，便可知道他们的官秩等级。又说：孔仲尼修订《春秋》，公羊高撰写传文。汉、魏时期的陆贾、鱼豢，晋、宋时期的张璠、范晔，虽然本人并非史官，却私下撰写国史。《古今正史》说：魏黄初年间，只撰写了《先贤表》，所以汉代史籍残缺，到晋代也没有完成。泰始年间，秘书丞司马彪开始考订、综合各种书籍，连缀自己所闻，从光武帝开始，到孝献帝结束，记载十二代，编年二百卷，贯通上下，广泛旁引各种事迹，编成《纪》《志》《传》共八十篇，名为《续汉书》。又有散骑常侍华峤删削审定《东观记》，改作《汉后书》，包括《帝纪》十二篇、《皇后纪》二篇、《典》十篇、《列传》七十篇、《谱》三篇，共九十七篇。他的十篇《典》尚未完成便去世了。从这以后，著书的人相继不断；编年史有四家，创作纪传体史书有五家。推究各家的长处，华氏的著作最为优胜。但后来遭逢晋室东迁，三部书中只有一部保存下来。《杂说下篇》说：以宣尼孔子的睿智明哲、扬子云的才学近于圣人来看，他们在著述时尚且不能忘掉私意，那么自《中庸》以下的著作，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比如谢承的《汉书》偏袒吴、越，魏收的《代史》大肆夸耀北方胡塞，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又说：孔子说：“齐景公有四马一乘的马车一千辆，死去时，人们却没有什么德行可以称道他。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汉代的青翟、刘舍，官位升到丞相，班固《汉书》却没有记载；姜诗、赵壹，身份只到计吏，谢承的史书却为他们立传，这就是例子。

译《史略》（节录）。《卷二》说：考察汉明帝曾下诏令班固、陈宗、尹敏、孟冀撰写《世祖本纪》和《建武功臣传》。又下诏令刘珍、李尤等撰写从建武年间到永初年间的纪传。又下诏令伏无忌、黄景撰写诸王、恩泽侯以及单于、西羌的记载和《地理志》。边韶、崔寔、朱穆、曹寿撰写《皇后外戚传》《百官表》《顺帝功臣传》，共百十四篇，称为《汉记》。嘉平年间，马日磾、蔡邕、杨剧、卢植又续写《汉记》。后来吴国谢承撰写《汉书》，司马彪撰写《续汉书》，华峤、谢沉、袁崧又撰写《后汉书》，往往都因袭《汉记》的旧本而作，因此确实都有所依据。又说：谢承、司马彪、薛莹、谢沉所撰的《后汉书》，前代儒者最称赞它们精当。如今这些书已不能完整见到，于是略微摘录其中一两条精采的话。谢承史书说：“徐孺子清雅奇妙，品格高峻，超越世俗。”司马彪史书说：“蔡伯喈通达事理，才华出众，博学而善于写文章，技艺、方术、数学没有不精通熟练的。郭林宗安于清贫而体味大道，不改变自己的乐趣。李元礼说：‘我见过的士人很多，没有一个比得上林宗。’郭林宗去世后，蔡伯喈替他撰写碑文说：‘我替别人写铭文，从来没有不面带惭愧的，只有郭有道的碑颂，我写来毫无惭愧。’”薛莹史书说：“李元礼志向高亢，品格清雅，有文武方面的杰出才干。”又说：“李膺、王畅、荀绲、朱寓、魏朗、刘佑、杜楷、赵典被称为八俊。”谢沉史书说：“俊，是卓然出众的称号。”各家史书的文字达到如此程度，可以说很精当了！《史略》卷三说：《东观汉记》共一百四十三卷，记载并注释从光武帝到灵帝的史事，由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写。后来又有《后汉记》一百卷，是晋代散骑常侍薛莹所撰，大概就是以此书为本。又说：张璠《汉纪》说：“范孟博任功曹，被公府征召为属官，登车时手握缰绳，立志澄清天下。鹳城人听闻范滂的盛名，都解下印绶离职而去。”又说：“不畏强暴的是陈仲举，天下人的楷模是李元礼。”以上各史，都是学者未曾见过的，所以概略举出一两条，希望人们知道它们的文笔。《史略》卷五说：刘轲评论自太史公以来以史笔著名的人：东汉有陈宗、尹敏、伏无忌、边韶、崔寔、马日磾、蔡邕、卢植、司马彪、华峤、范晔、袁宏等。《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说：阮孝绪《七录》中又有《后汉艺文志》若干卷，只说有八十七家亡佚，却没有注明现存的数目。[此处书名疑有讹误]范晔《后汉书》中没有《艺文志》这一类，大概是谢承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节录）。史部编年类《后汉纪提要》说：《后汉纪》三十卷，晋代袁宏撰写，大体以《汉纪》为准。[此处有疑似讹字]《隋书·经籍志》记载张璠的书三十卷，如今已经散佚，只在《三国志注》和《后汉书注》中偶尔保存若干条。现在把它与这部书相互校勘，张璠《汉纪》中有的内容，这部书往往没有记载；即使记载了，也多有删改，两书互有详略。例如张璠《汉纪》说：“卢芳是安定人。属国的几十名夷人反叛，驻扎在参蛮，卢芳跟随他们，诈称姓刘。”这部书则写作：“刘芳是安定三川人，本来姓卢。王莽末年，天下人都思念汉朝，刘芳因此假称是汉武帝的后代，改姓名为刘文伯。王莽失败后，刘芳和三川属国的羌、胡在北部边境起兵。”又如朱穆评论梁冀池中翻船的事、吴佑劝谏父亲抄写书信的事，都比张璠《汉纪》记载得详细。张璠《汉纪》说：“明德马皇后不喜欢出游，从未亲临窗前。”这部书写作：“她本性不喜欢出入游观。”张璠《汉纪》说：“杨秉曾说：‘我有三种不会迷惑的东西，就是酒、色、财。’天下人因此认为他是有名望的公卿。”这部书删去了后面一句。又如叙述王龚和薛勤丧妻的事，张璠《汉纪》先叙王龚，后追叙薛勤；这部书则先叙薛勤，后叙王龚。叙述吕布兵败、劝王允一同逃走的事，张璠《汉纪》记在长安陷落时，这部书却追叙在后面。两书也颇有调换次序的地方。但核对文章意义，都是这部书写得较为详尽。《十七史商榷》卷三“二三史”条。考察：所谓“三史”，是指《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其中“后汉”指谢承或华峤所撰的书。《隋书·经籍志考证》（节录）。《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没有帝纪，是吴国武陵太守谢承所撰。《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相同，又录有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记为三十三卷。史书没有帝纪，只听说有这部书。《北堂书钞》“设官部”引用谢承书，有《风教传》，这也是以前未见的材料。《史通·论赞篇》说“谢承称诠”。我考察：《文选》颜延年《北使洛》诗注引用谢承书说“徐淑从戎车走在前路”；《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说“阴修在两个都城施行教化，威望和教化终于平定”；《阮嗣宗劝进表》注说“黄他请求没将，把尸骸投入边境”，又说“王龚办理政事，于是升任三公之职”；《后汉二十八将论》注说“申屠蟠英姿磊落”；《张景阳六命》注说“士人百姓流转漂泊于别州异境”。这些都称“序说”，大概是谢承书叙传中的话。现在保存有姚之骃辑本四卷。《后汉记》原本一百卷，现著录六十五卷。梁代尚存，隋代已经残缺。晋代散骑常侍薛莹撰写。《新唐书·艺文志》记为一百卷。如今保存有姚氏辑本一卷。《太平御览》“皇王部”引用了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桓帝、灵帝六篇赞。《续汉书》八十三卷，晋代秘书监司马彪撰写。《晋书·司马彪传》说：司马彪讨论各家史书，辑录自己所听闻的史实，从世祖开始，到孝献帝结束，撰成《纪》《志》《传》共八十篇，题名为《续汉书》。《新唐书·艺文志》记为八十三卷，另录一卷。如今保存有姚氏辑本一卷。《魏志·武帝纪注》《司马朗传注》中引用司马彪的序、传，应当是《续汉书》的分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