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録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金石录》卷十三。宋代赵明诚撰。跋尾三【三代、秦、汉】。安州所献六器铭。齐钟铭。家藏古器物铭上【父乙彝铭、爵铭、防铭】。家藏古器物铭下【孟姜盥匜铭、田鼎铭、廪丘宫镫铭】。石本古器物铭。“吉日癸巳”字。石鼓文。秦诅楚文。玉玺文。秦泰山刻石。秦琅邪台刻石。秦之罘山刻石。秦峄山刻石。安州所献六器铭。右边这六件器物的铭文，是重和戊戌年安州孝感县的百姓耕地时得到的；他们亲自把这件事报告给州，州又把器物献给朝廷。共有方鼎三件、圜鼎二件、甗一件，器形和制作都精巧，铭文款识奇特古雅。考察这些铭文，字数多的达到一百余字，意思颇难以通晓。又有“作父乙”“父已”“宝彝”等字样。如果不是商朝末年的器物，就是周朝初年的器物。齐钟铭。右边这篇齐钟铭，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百姓在齐国故城耕地时，得到数十种古器物，其中有十枚钟带有款识，尤其奇异。字数最多的将近五百字。现今世上所见钟鼎铭文之多，没有超过这些的。考察其中的文辞，有“余一人”和“齐侯”等字样，大概是周天子命令、赐予齐侯的文字，由齐侯自己记载其功勋。当初这些钟出土后，州府把它们献给朝廷；朝廷又命工匠绘制器形和制度，并临摹这些铭文刻在石上。由于工匠技艺不高，字迹有漫漶磨灭之处，又都凭意图增删，因此颇多失真。现在我所收藏的本子，是直接从钟上摹拓下来的，最为接近原貌。家藏古器物铭上。父乙彝铭。右边这篇父乙彝铭，器物本身是鼎，却称为彝。根据《说文》，“彝”是宗庙中常用的器物；然而考察古器物的款识，商朝以前各种器物通称为彝。到周朝以后有“六彝”的名称，于是专门把盛放郁鬯酒的尊称为彝，这个名称才同其他器物区别开来。这件鼎大概是商代器物。爵铭。右边这篇爵铭，大观年间，潍州昌乐县丹水岸边崩塌，得到这件爵和一件觚。据《考工记》：“爵一升，觚三升。献酒用爵，酬酒用觚；一次献酒而三次酬酒，就相当于一豆。”【郑氏说：“豆应当读作‘斗’。”】但汉代儒者都认为爵一升、觚二升。现在这两件器物一同出土，用觚来量爵，恰好能容纳三爵，与《考工记》的说法相合。由此可知，古器物不只是供人玩赏，也可以用来解决经义上的疑难。防铭。右边这篇防铭，器物是在青州益都得到的，旁边的枝形部位弯成钩状，制作非常精巧，同今世人家收藏的古戈、古防在形制上不同。据《扬雄方言》：“防的弯曲部分叫作钩孑、镘胡。”郭璞注说：“就是如今所说的鸡鸣句孑防。”《春秋左氏传》说：“栾乐的车乘压在槐树根上翻倒，有人用防把它钩住。”《吕氏春秋》说：“晏子同崔杼结盟，直兵抵住胸部，句兵钩住颈部。”高诱注说：“句就是防。”贾谊《过秦论》说：“钩防长铩。”这件防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钩防。家藏古器物铭下。孟姜盥匜铭。右边这篇孟姜盥匜铭，我所记录的古器物款识中有叔匜铭，“匜”字写作“□”；后来又得到伯公父匜铭，字写作“□”；现在这篇铭文写作“□”。大概古代文字不一定写法相同，但这三个字的意义都能讲通。田鼎铭。右边这篇《田鼎铭》说：“自己制作田鼎，大概是打猎时使用的。” 汉廪丘宫镫铭。右边这篇汉代廪丘宫镫铭，据说是在澶渊得到的。铭文说：“廪丘宫铜镫，重二十斤八两。甘露三年，工郭从、都吏李定制作。”大概是宣帝时的器物。所谓廪丘宫，史书中没有记载，大概秦汉时期各地都有离宫别馆，所以史家不能全部记载。廪丘在汉代隶属于东郡。石本古器物铭。右边这篇石本古器物铭，我已经汇集、记录了公家和私人收藏的三代、秦、汉各类器物款识，大略已经完备，于是删去重复的，选取刻画完整的，得到三百多篇铭文，全部摹刻在石上。又取拓本联缀成四大轴，附在录中。近世士大夫中间，偶尔有人把古器物铭文刻入石中，但往往十篇只能得到一两篇，不像我所拥有的这样丰富。“吉日癸巳”字。右边这幅“吉日癸巳”字，世上传说是《周穆王书》。据考察，穆王时使用的都是古文、科斗书，这几个字的笔画却反而类似小篆。又有《穆天子传》《史记》等书都没有记载，因此怀疑它并不是周穆王的字，姑且记录下来，等待有识之士考辨。石鼓文。右边这篇石鼓文，世上传说是周宣王刻在石鼓上的文字，由史籀书写。欧阳文忠公认为，现今世上所存汉桓帝、灵帝时期的碑刻，往往还保存着；它们距今不到千年，文字写得很大、刻得很深，却有十分之八九已经磨灭。石鼓文从宣王时期到现在，实际已有一千九百多年，文字细小而且刻得浅，怎么可能保存下来？因此对此有所怀疑。我看秦以前的碑刻，如石鼓文、诅楚文、泰山秦篆，都是粗糙的石头，就像今天用来做碓臼的石头一样。石性坚硬顽固，难以毁坏，又不适合另作他用，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汉代以后碑碣所用的石头，虽然精美，却容易剥落残缺，而且往往被人取去做柱础之类。大概古人用心深远，做每件事都有道理，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何况这些文字的字形奇特古雅，绝不是周代以后的人所能写成的。文忠公也认为不是史籀就不能写成，这个说法是对的。秦诅楚文。右边这篇秦诅楚文，我所收藏的共有三种拓本：一种祭祀巫咸，旧时在凤翔府官署，如今归御府收藏，这一篇就是；一种祭祀大沈久湫，收藏在南京蔡氏家中；一种祭祀亚驼，收藏在洛阳刘氏家中。秦代以前流传至今的遗迹极少，这篇文字都是近世出土的，而且刻画完整，文辞和字形奇特古雅，令人喜爱。元祐年间，张芸叟侍郎、黄鲁直学士都用今文作了训释，但两人的说法略有不同。现在把两家所作的训释全部记录在左边，使阅览的人能够详细比较。玉玺文。右边这篇玉玺文，是元符年间在咸阳得到的，据传就是传国玺。它最初送到京师时，执政把它拿给原将作监李诫看。李诫亲手把印文摩拓下来，共有两本，并把其中一本赠给了我。秦泰山刻石。

译右边是秦代泰山刻石。大中祥符年间，真宗皇帝东封泰山，兖州太守摹拓此碑本进献，共四十多个字。后来宋莒公摹刻在石上，欧阳公《集古录》所收的也都相同。大概碑石有四面，其中三面稍有磨灭，所以没有流传下来。世人所见的，只有二世诏书几十个字罢了。大观年间，汶阳人刘跂，字斯立，亲自到泰山绝顶，看见碑的四面都有文字，于是摹拓带回。文字虽然残缺，但首尾完整，不能辨认的没有几个。于是秦篆的完整本子又在世间流传了。拿《史记·本纪》来考察，两者有很多不同。《史记》说“亲巡远方黎民”，碑上却作“亲▯逺黎”；《史记》说“大义休明”，碑上却作“着明”；《史记》说“垂于后世”，碑上却作“陲于后嗣”；《史记》说“皇帝躬圣”，碑上却作“躬听”；《史记》说“男女礼顺”，碑上却作“体顺”；《史记》说“施于后嗣”，碑上却作“昆嗣”；《史记》说“具刻诏书刻石”，碑上却作“金石刻”。这些都足以纠正史官记载的错误。这样看来，这块碑的可贵之处，难道只是供人玩赏它的字形笔画吗？碑出土以后，刘斯立摹写碑文并刻石，又亲自作了后序，称作《泰山秦篆谱》。秦代琅邪台刻石 右边是秦代琅邪台刻石，在今天的密州。碑上的颂诗已经亡佚了，只剩下从臣的姓名和二世诏书，但也已经残缺。从熙宁年间起，苏翰林任密州太守，让庐江人文勋摹拓并刻石，就是这块碑。从臣姓名中“五大夫”写作“夫夫”。泰山秦篆也是这样。有人认为古代“大”和“夫”本来是同一个字，恐怕不是这样。我家收藏的古代器物铭文中，有“周大夫始鼎”，以及秦权上的铭文“黔首大安”，都使用“大”字。大概古人文字简略质朴，凡是字形笔画相近或读音相同的字，往往借用，并没有其他含义。东汉时期的碑刻也多有这种情况。秦代之罘山刻石 右边是秦代之罘山刻石。考察《史记·本纪》，秦始皇二十九年登上之罘山，共刻了两块碑，如今都已磨灭，只有二世诏书二十多个字残存下来。后来有人凿取石块，放置在郡府公署。欧阳公《集古录》认为它不是真碑，又说麻温故学士在登州海上得到一块木片，上面有这篇文字，难道就是杜甫所说的“用枣木传刻，肥失其真”吗？这个说法不对，因为杜甫指的是峄山碑，显然不是这篇文字。之罘山在秦代属于东莱郡，如今属于登州。秦代峄山刻石 右边这块秦代峄山刻石，是郑文宝从徐铉那里得到摹本后，刻在石上，放置于长安的，这个本子就是那一刻本。唐代封演《闻见记》记载这块碑说：“后来后魏太武帝登山，派人把它推倒。”然而历代不断摹拓它，把它作为楷模，地方百姓疲于供应差役，于是在碑下堆积柴薪，因野火将它焚毁，因此残缺得不堪摹写，但前来求取拓本的人仍然没有停止。县令取旧文刻在石碑上，放置于县府公署。如今民间所说的峄山碑，都是重新刻成的本子；而杜甫诗直接说它是用枣木传刻的，难道另外还有别的本子吗？考察《史记·本纪》说：“二十八年，始皇向东巡行郡县，登上邹地峄山，立石，与鲁国各位儒生商议刻石颂扬秦德，但颂诗没有记载。”其他始皇登临名山所刻的石碑共有六处，《史记》都完整记载了它们的文字，唯独遗漏了这篇，为什么呢？不过，这篇文字辞简意古，不是秦人不能写成。秦代文字流传到今天的很少，这篇虽只是历经传摹的遗存，却也自然十分可贵。《金石录》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金石录》卷十四。宋代赵明诚撰写。跋尾四【汉】汉代阳朔砖字 汉代居摄坟坛刻石二 汉代巴官铁量铭 汉代会稽东部都尉路君阙铭 汉代南武阳功曹阙铭 汉代王稚子阙铭 汉代谒者景君表 汉代谒者景君碑阴 汉代郯令景君阙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