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録卷二十九

译《周文宣王庙记》《日本国诰》唐代追赠义阳郡王苻璘碑 右边是唐代苻璘碑。考察《唐书》列传，苻璘姓符，而碑上写作苻。根据《姓氏书》考证，琅邪符氏出自鲁顷公的孙子公雅，公雅担任秦国符节令，于是以符为姓；武都苻氏出自有扈氏的后代，被启灭亡后逃到西戎，世代担任氐族首领，原本姓蒲，到苻坚时因背上有文字，才改姓苻。如今这块碑把苻璘写作符氏，又说他的先祖是琅邪人，这些都无法确知。然而考察苻璘和弟弟苻瑶都在琅邪受封食邑，难道是写碑的人误把符写成了苻？他们家族出自武职，难道不知道这一点才是正确的吗？唐代追赠太尉王智兴碑 右边是唐代王智兴碑，由裴晋公撰写。王智兴出身士卒，没有其他才能。他担任将帅时，虽然有攻破李师道、李防、李同捷的功劳，但在徐州跋扈而难以控制，驱逐崔群、侯▯度，劫夺贡物，加重赋敛来结交权贵宠臣，他的功劳不足以掩盖过错。裴晋公为他撰写这块碑，可以说是过分夸大了事实。唐代丞相崔群碑 右边是唐代丞相崔群碑，由裴晋公撰写，刘禹锡书写。碑中文字多有讹误残缺，其中可以考证的有：崔群任武宁军节度使时，被召回授予检校礼部尚书；而《唐史》本传写作兵部尚书。他从荆南节度使任上被召回，授予检校左仆射、太常卿，后来任吏部尚书直至去世。他的传记只说“被召回授予吏部尚书”，这些记载都应以碑文为准。崔群在宪宗朝，号称贤相。当时皇甫镈正受宠，崔群竭力排斥他的奸邪，并且向宪宗陈述开元、天宝时期治乱分化的原因，言辞激烈恳切。然而宪宗最终还是驱逐崔群，任命皇甫镈为宰相。以崔群这样的贤臣、宪宗这样的明君，谗言离间一旦进入，尚且不能避免这种结局。自古以来君臣相处，能够保持始终如一，难道不是很难吗？唐代何进滔德政碑 右边是唐代何进滔德政碑。何进滔的事迹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柳公权的书法却是世人学习的楷模。这块碑尤其雄伟。政和年间，大名府尹建议磨去旧文，另行刊刻新的诏制。喜爱古迹的人为此叹惜。唐代李听碑 右边是唐代李听碑，碑中记载的事迹与《唐史》所载大多相同。只有李听罢任魏博节度使后，碑文说他任太子太师，而史书写作太子少师，只是小小的错误罢了。唐代追赠太师崔倕碑 右边是唐代崔倕碑。据《新唐书·崔邠传》说：“崔倕官至吏部侍郎。”现在根据碑文考察，崔倕仕至检校吏部尚书郎中，兼任御史中丞。看来是传记记错了。唐代相国李凉公碑 右边是唐代李凉公碑，由李德裕撰写。文字残缺，不能全部辨认。考察《新唐书》列传，记载李凉公历任官职十分简略；其中最显著的是，他曾兼任御史中丞，充任巡边使；后来从给事中升任京兆尹，史书都没有记载他曾任荆南节度使。史书说：他任中书侍郎，改任检校兵部尚书，防昌三年任检校司空，调任河东节度使；而碑文说：起初加授检校尚书，武宗继承帝位后，首先任中书侍郎，他推辞了，于是改任检校右仆射，仍任原职。这些都应以碑文为准。唐代牛僧孺碑 右边是唐代牛僧孺碑，由李珏撰写。碑文说，牛僧孺从襄阳节度使任上降职授为太子少师，后升任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而传记说他降任太子少保，后升为少师。碑文说，宣宗即位后，他从汝州长史升任太子少保，又转任少师，分司东洛。而史书只说升任少师，也没有说他分司东洛，这些都是史书的缺漏和错误。又据杜牧撰写的牛僧孺墓志，牛僧孺在文宗朝以中书侍郎身份主持平章事，而史书写作门下侍郎，也不对。唐代太子太傅刘沔碑 右边是唐代刘沔碑。考察旧史说，刘沔是许州牙将。年轻时侍奉李光颜，担任帐中的亲将。元和年间讨伐吴元济，他立有功劳，随李光颜入朝。宪宗把他留下担任宿卫，历任三位将军之职、盐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后调任振武节度使。然而碑文却说，刘沔北游到单于都护府，拜见节度使范希朝。范希朝任命他为牙门将，他进入右神策军任大将，逐步升任大将军，授任泾原节度使，后调任振武节度使。看来刘沔起初不曾任许州牙将；他跟随李光颜平定蔡州，以及后来任盐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等事，都应以碑文为准。至于新史所记，全部与碑文相合，怀疑新史也曾得到这块碑，用来订正旧史的错误。

译唐代《醉吟先生传》及墓志 右边是唐代《醉吟先生传》及墓志。考察《旧唐史》说，白居易在大中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而《新史》说，他卒于防昌六年，享年六十五岁。如今碑文所记与《新史》相合。又《旧史》记载白居易任官的年月，也有很多差错；这些不合之处只是小错误，不值得详说，所以不再记录。唐代追赠太尉李固言碑 右边是唐代李固言碑。考察《新唐书·列传》说，李固言从河东节度使任上因病改任太子少师，后升任东都留守。宣宗即位后，复任右仆射。后来以太子太傅身份分司东都，去世。根据碑文考察，他起初任东都留守九个月，便以原官分司东都，而史书没有记载。宣宗时他任仆射，后来又升任检校司徒、东都留守，史书也没有记载。他去世时，史书说享年七十八岁，而碑文说享年七十六岁，也应以碑文为准。唐代吏部尚书高元裕碑 右边是唐代高元裕碑。根据旧史高元裕列传和这块碑文，都说高元裕的祖父名叫甝；只有《新史》的宰相世系表写作彪，大概是错误。唐代司徒薛平碑 右边是唐代薛平碑。据《唐史》列传，薛平任平卢军节度使时，升任检校右仆射，封魏国公。宝历初年入朝，授检校司空，任河中节度使，升任检校司徒，改封韩国公。根据碑文考察，薛平从平卢节度使任上授为仆射，进封韩国公。敬宗即位，授检校司空。宝历元年入朝京师，改任仆射、户部尚书，一个多月后又任检校司空、河中节度使。文宗即位后，就地加授检校司徒。看来他不曾封魏国公；敬宗时入朝所授的官职，史书也没有记载，这些都是史书的缺漏。碑文说，薛平罢任滑台后任金吾，曾看见两个神人从天上手持符节下来，来到庭院中，呼喊道：“薛平，还给你原来的符节。”薛平俯伏叩拜，接受了符节。等到他再次任滑台节度使时，以为这件事应验了。后来又任平卢节度使，才得到验证。这件事非常怪异，而《唐史》没有记载，难道不是虚妄的吗？唐代起居郎刘君碑 右边是唐代起居郎刘君碑。刘氏世代的墓地在彭城丛亭里。绍圣年间，已故陈无已学士居住在彭城，写信给我说：“最近得到柳公权书写的刘君碑，碑中文字已经磨灭，唯独‘公权’姓名三个字仍然鲜明。”我于是请求得到这块碑。碑文虽有残缺，但还能辨认的仍有十分之三四，我不忍心丢弃，所以把它记录下来。唐代礼部尚书许康佐碑 右边是唐代许康佐碑。许康佐侍奉文宗，任翰林学士侍讲。文宗曾读《春秋》，向许康佐询问宦官的事情，许康佐环顾四周，不敢回答。后来文宗又问李训，李训于是提出铲除宦官的计策。许康佐知道皇帝的意图，便借口有病离职，任兵部侍郎。甘露之变实际上是李训首先发动的。李训狂妄轻率，固然有罪；但许康佐以儒学之士担任侍讲，负责讲读和应对询问，却沉默不答，直到辞去官位离开，也可以说是保全自身、保全妻子儿女的臣子了。唐代《潜溪记》右边是唐代《潜溪记》，由杜宣猷撰写。潜溪在洛阳龙门山旁，那里有溪谷景致的优美之处，过去是宰相李藩的别墅。杜宣猷买下后，又加以修缮整治。《唐史·宦者传》说：杜宣猷任福建按察使时，宦官中有很多闽人，杜宣猷每逢年节便派官吏替他们上坟，当时称作敕使。墓户因此被免除宣城夫，又疏通泉水山石，种树栽草，把登临游览观赏的乐趣全都享受了。这本是山林中独自来往、遗弃世俗之人的乐趣。像杜宣猷这样的人，区区依靠谄媚依附来窃取显贵荣宠，却想独占山林独往的乐趣，真是可笑。唐代追赠司空孔岑父碑 右边是唐代孔岑父碑，由郑絪撰写。欧阳公《集古录》说：“碑上记有五个儿子：载、戣、戡、戢、戵。”考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孔岑父有六个儿子，在戵之后又有威、表。根据孔氏家谱，家谱所录的碑文是郑絪撰写的。郑絪自己说，他与孔氏有世代交好的旧谊；撰写碑文时，戣等人还在世。这样看来，家谱和碑文都不应当有错误，却为什么会记载不同呢？我考察韩退之为戣撰写的墓志说：“您的兄弟五人：载、戡、戢、戵。您按次序排行第二。”这与郑絪所撰碑文正相合。既然如此，怎么又会有威呢？大概郑絪和韩退之都是当时的人，所记应当不会错误；家谱却是后代子孙追补记载的，容许有差错，也不足为怪。《千字文》右边是《千字文》，世人传说是智永所书，其实不是。智永是陈代人，而这部字帖中的“虎”字、“民”字、“基”字都缺笔，是为了避唐代的讳，因此应是唐明皇以后的人所书。否则，就是书法本来出自智永，后来摹写后刻入石中。其间有二十八行的字形笔画不像原作，大概是旧本不完整，国初时有人补足了它。《瘗鹤铭》右边是《瘗鹤铭》，题署为“华阳真逸撰”。“真逸”不详是哪一代的人。欧阳公《集古录》说：“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我遍查唐史和顾况文集，都没有发现这个道号。只有顾况撰写《湖州刺史防记》时自称“华阳山人”。不知道欧阳公是根据什么说的。《冬日陪群公泛舟诗》右边是《冬日陪群公泛舟诗》，刻在润州《瘗鹤铭》旁边，字形笔画完全相同，大概是同一个人所书。题署为“谪丹阳上曹掾”，却没有见到他的姓名；诗和书法都很精美，但世上流传得很少。唐代《题阮客旧居诗》右边是《题阮客旧居诗》，用小篆书写，《集古录》认为是李阳冰所作。如今考验其中的姓名，原来是缙云县令李防，并不是李阳冰。它的字形笔画也不精工。大概李阳冰在肃宗上元年间曾任缙云县令，他的小篆石刻至今还保存着很多，所以欧阳公也误以为这首诗是李阳冰所作。

译唐代《遗教经》右边是《唐遗教经》，宋朝初年世人盛传为王右军所书，欧阳公已经考辨出它不是。我的家中收藏金石刻本二千卷，唯独这部经是最为古旧的藏品，大概是先父在做进士时收藏的。唐代《冰清琴铭》。这篇《冰清琴铭》，文辞和书法都不俗雅，令人喜爱。题署称“晋陵子”，却没有写出姓名，难道不是隐士吗？这张琴收藏在太常寺协律郎陈沂家中，陈沂死后，听说把琴放入了墓穴。唐代中书舍人王无竞碑。这是一通唐代王无竞碑。王无竞的事迹附载在《唐书·陈子昂传》之后。拿碑文来考察传文，二者颇不相合。传文说，他从殿中侍御史调任太子舍人，神龙初年出任苏州司马，后被贬到广州，仇家假传诏令，把他绑在榜上杀死。但碑文说他官至中书舍人而死。传文说他因与张易之等交往而获罪被贬，碑文却说：“两张专权，九州动荡，您被贬而不怨怒。”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没有人知道。碑文说王无竞没有子孙。权知莱州刺史姚汭替他买石立碑。这时距离王无竞去世已经很久，事情又得自传闻，不能完全相信。王无竞是东莱人，听说墓在掖县境内。后唐《汾阳王真堂记》。这篇《后唐汾阳王真堂记》，由李鹗书写。李鹗在五代时做官，任国子丞。九经的印刷版，多是他所书写的，前辈很看重他的书法。我后来得到这篇记，觉得他的笔法大概出自欧阳率更，但拘限于法度，神韵不能达到高妙，不是名家书法。汉代重修高祖庙碑。这通汉代重修高祖庙碑，是郭忠恕用八分书写的。我十七八岁时，已经喜欢收集前代石刻。因此，正字徐人陈无已对我说，丰县有这通碑，我托人访求，过了几年才得到。然而它的字画相当软弱。我家有郭忠恕八分书写的《怀嵩楼记》墨迹，那是他晚年所写，笔力老练遒劲，不是这通碑所能相比的。我也曾经把它刻石，现附录在后面。南唐《紫极宫石磬铭》。这篇《南唐紫极宫石磬铭》，由徐锴撰文并篆书。徐锴和他的哥哥徐铉，在江南以文章和书法著名。王师南征时，徐锴死在围城之中。徐铉随后跟随后主归朝，显贵而长寿终老。欧阳公《集古录》说：“宋朝兴起后，违命侯前来朝见，两个徐氏都得以成为宋朝臣子；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周文宣王庙记》。这篇《周文宣王庙记》，题署说由县令郭忠恕撰写并书写。考察国史，郭忠恕是汉湘阴县的从事，周祖征召他为《周易》博士。宋朝初年，他被贬为干州司户，太宗朝恢复任国子主簿，流放到登州后死去，史书没有记载他曾任县令。记文说：“县城在汝水的水湾处，嵩山的南面，不知究竟是哪一个县。”末尾题有“甲寅四月十五日建”，大概是周世宗显德元年。有人说这篇记在汝州境内。日本国诰。这篇日本国诰题署为康保五年。日本在中国东海之外，自汉代以来就见于史书，但同中国并不经常往来。宋莒公《纪年通谱》记载日本国年号九个，却独独没有康保年号。后来毕仲荀见到这篇诰文，便把它抄录在《通谱》末尾，但不知道康保是中国哪一年。我家收集著录金石刻的书总计二千卷，外国文字的著录，只有这一件。《金石录》第三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