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録卷十五

译跋尾六【汉】汉车骑将军冯绲碑 汉鲁相晨谒孔子冢文 汉广汉县令王君神道 汉金乡守长侯君碑 汉柳孝廉碑 汉卫尉卿衡方碑 汉沛相杨君碑 汉淳于长夏承碑 汉郎中马君碑 汉《武都太守李翕碑》。汉《博陵太守孔彪碑》。汉《成阳灵台碑》。汉《廷尉仲定碑》。汉《故民吴公碑》。汉《司隶校尉鲁峻碑》。汉《桂阳太守周府君颂》。汉《周府君碑》碑阴。汉代石经遗留下来的文字。汉《堂谿典嵩山石阙铭》。汉《帝尧碑》。汉《仓颉庙碑》。汉《▯彰长断碑》。汉《车骑将军冯绲碑》。以上是汉《车骑将军冯绲碑》。拿范晔《后汉书》来考察：史书说冯绲字鸿卿，碑文却说字皇卿；史书说他起初被举为孝廉，经过七次升迁做到广汉属国都尉，授任御史中丞，顺帝时未持节统领扬州诸军事，与中郎将滕抚击破群贼。如今根据碑文，他从被举为孝廉到任广汉属国都尉，共经过十一次升迁才做到中丞；他与督使徐、扬二州讨贼，也都在任属国都尉以前。碑文说他讨贼时因逼迫州县而获罪，依法处置，但史书没有记载。碑文又说他任陇西太守时，因审问属吏的罪状，十天仍未分辨清楚，便离职；后来羌人惊扰，四府上表，朝廷使他复出，授任陇西太守，而史书只说他升任陇西太守。史书说他任辽东太守后，被征召授为京兆尹，转任司隶校尉，升任廷尉、太常，授为车骑将军。根据碑文考察，冯绲在任辽东太守以前，曾复任治书侍御史，升任尚书，随后任廷尉，从未授任京兆尹和司隶校尉。史书说他整军回到京师，监军使者张敞承受宦官的指使，上奏说冯绲使长沙贼再次起兵，攻打桂阳、武陵；冯绲带兵返回，盗贼又再次发动，于是被策免。但碑文说他将要接受封赏时，因谣言上奏河内太守，中常侍左悺的弟弟因此获罪，被降黜官位。史书说冯绲又被授为廷尉。当时山阳太守单迁因罪被拘押入狱，冯绲审讯并使他至死；单迁是已故车骑将军单超的弟弟，中官结党，于是共同捏造诽谤奏章，诬陷冯绲，使他因罪被输送到左校服役。但碑文说，冯绲上表认为荆州刺史李隗、南阳太守成晋【晋，汉史作“瑨”】、太原太守刘瓆不应以重罪论处；他却因依法处置此事而被送到左校。这些也都与史书不合。碑文又说，他任河南尹时，上言旧有典制规定中官子弟不得担任牧守州郡的职务，皇帝没有采纳，于是授他为屯骑校尉，又任廷尉，死于任所；但碑文说，他复任廷尉后，上奏认为中官子弟不宜掌管州郡，因而触犯了左右近臣，使他们降职；永康元年去世。这些记载也应以碑文为准。碑文还说冯绲的谥号为“桓”，而史书也没有记载。我曾经认为，石刻是当时所书，其中人的姓名、官职和爵位不应有误，确实可以相信。至于善恶等重大节义问题，则应以史书为依据。如今这篇传记首尾颠倒、错谬竟然如此，那么史书所记载的事实是非和褒贬失实之处，大概很多了，难道果真可以全部相信吗？汉《鲁相晨谒孔子冢文》。以上是汉《鲁相晨谒孔子冢文》。碑文已经断裂，缺少上面一段，其中大略可以看见的文字说：“建宁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晨”，又说：“其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谒孔子冢。”其他文字虽然完整，却都无法排列次序。鲁相史晨有两通碑，都在孔子庙中。其中一通碑说：“臣蒙受恩典接受任命，持符守土，得以处在奎、娄之间周公、孔子的旧地。”又说：“臣于建宁元年到任。”另一通碑说：“鲁相河南史君，名晨，字伯时，由越骑校尉授任，于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任。”这样看来，这通碑所记姓名为“晨”的人，大概就是鲁相史晨。汉《广汉县令王君神道》。以上是汉《广汉县令王君神道》，建宁元年刻成。县令的“令”字写作“苓”。汉人质朴，字形相近的字常常假借使用。像“县令”的“令”字，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字，尚且还要假借，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汉《金乡守长侯君碑》。以上是汉《金乡守长侯君碑》，碑文记载他的先世说：汉朝兴起时，侯公在鸿沟的险要处阻止项羽，把太上皇送还给刘邦，谥号为安国君。曾孙侯酺被封为明统侯。光武中兴时，玄孙侯霸任临淮太守，拥兵跟随光武平定天下，转任执法刺奸、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于陵侯。欧阳修《集古录》说：执法、左右刺奸、五威司命，都是王莽时期的官职。《侯霸列传》说，侯霸在王莽时任随县县宰，升任执法刺奸，却从未任五威司命。后来伏湛任大司徒，封关内侯，死后光武下诏追封为则乡侯。但这通碑说封为于陵侯，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根据碑文，刺奸、司命是光武时的官职，大概是碑文的错误。我考察侯霸传记：侯霸死后追封为则乡侯，到他的儿子侯昱时才改封于陵侯；碑文于是把侯霸写成于陵侯，我怀疑也是碑文的错误。又考察《高祖纪》：侯公劝说项羽送还太公和吕后，于是高祖封侯公为平国君。如今这通碑说是安国君，既不相同；而且平国君是生前的称号，就像娄敬称为奉春君一样，碑文把它当作谥号，恐怕也不对。又，侯酺封明统侯，《汉书·功臣表》也没有记载，不知道碑文依据的是什么。汉《柳孝廉碑》。以上是汉《柳孝廉碑》，碑文说：“君名敏，他的先祖大概是五行星【下缺一字】二十八宿中柳宿的精灵。”这种说法也可以说是怪异了。自战国以来，圣人不再出现，诸子百家的异端怪说纷纷兴起，这种弊病到东汉达到极点。若不是豪杰之士，能够卓然不被流俗改变，就没有不跟着受到迷惑的。像这通碑直接说柳君得姓源于柳宿，究竟有什么根据呢？汉《卫尉卿衡方碑》。以上是汉《卫尉卿衡方碑》，其中说：“感念古人所歌的《凯风》，哀悼《蓼莪》所写的辛劳。”把《蓼莪》写成《蓼仪》。其他汉碑也多有这种情况。大概汉人各自以所学传家立名，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字时有异同。汉《沛相杨君碑》。以上是汉《沛相杨君碑》。欧阳修《集古录》说：“碑的首尾都不完整，失去了他的姓名。”我考察，杨震碑中记载，沛相名叫统震，是长子富波侯杨牧的儿子。汉《淳于长夏承碑》。

译以上是汉《淳于长夏承碑》，碑文说：“君名承，字仲兖，是东莱府君的孙子、太尉掾的次子、中郎将的弟弟。几代人相继担任州牧郡守，掌持印绶、主持政务的有十多人，都以德行胜任官位，爵禄显赫。因此，恩宠禄位传于历代，辅佐功勋显著于王室。君集中了这些美德，禀性深厚美善，内含和顺，践行仁德，研治《诗经》《尚书》，兼览各种技艺，没有不通晓的。州郡交相聘请，他屈己匡正君主，担任过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上计掾、守令、冀州从事。”又说：“经考察应举孝廉而未能成行，太傅胡公欣赏他的德行和美好，表彰征召，他俯身前往。因为《羔羊》所歌的公正之臣，四府都归附并推重他，于是授任淳于长。”又说：“享年五十六岁，于建宁三年六月癸巳，因久病死于任所。”碑在今天的洺州，元祐年间因修治河堤而从土中发掘出来。建宁是灵帝时的年号，距今已经一千年了，然而碑上的刻画仍完好得像新刻的一样。我家收藏的汉碑有二百多卷，只有这通碑最为完整。汉《郎中马君碑》。以上是《汉郎中马君碑》，文字残缺，能够看见的只有他的字为元海。又说，他的先祖获赐马服之号，于是就以此为氏。又说，他在和平元年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谦虚地接待下属，在三署中名声最为显著。又说，他四十岁时，于元嘉三年正月去世。又说，他的夫人五十五岁，于建宁三年十二月去世。其他情况就无法考察了。汉《武都太守李翕碑》【汉代文字多与今天的隶书不相合，均依照石刻原本抄录】。以上是汉《武都太守李翕碑》，碑文首尾完整。碑文说：“汉故武都太守、汉阳郡河阳县人李君，名翕，字伯都。”随后依次叙述他在郡中的政绩。碑文说： “郡西的狭道中，道路危险艰难而且险峻，沿着山崖架设栈阁，两山壁立，高大隆起；栈道下有深不可测的溪谷，险窄逼仄，只能勉强容纳车辆和骑兵，前进不能通过，停息也无法驻足，多次有翻覆坠落的危险。李君命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审，借助平时服役的道路劳徒，凿削、烧毁、破开、剖析险峻高大的山石，削低高处，填平低处，夹持修整，使土地和石路坚固宽广，可以在夜间通行；四方道路没有阻塞，行人欢悦，百姓歌颂他的恩德，和美如清风。”于是刻下这块石碑。”后面有颂诗。最后题记：“建宁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碑文如此。汉《博陵太守孔彪碑》。以上是汉《博陵太守孔彪碑》。欧阳修《集古录》说：孔君的碑，姓名已经磨灭而看不见了，但世系和官职门第大致还可以考察出来。孔子十九代孙，是颍川君的长子。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博昌长，授任尚书侍郎、治书侍御史、博陵太守，升任下邳相、河东太守。建宁四年去世。他一生任官的大概情况还可以看见，只是姓名全都亡佚，实在可惜。如今这通碑虽然残缺，但姓名还完整可辨。君名彪，字元上。另外，《韩府君孔子庙碑》的碑阴记载当时出钱者的姓名，其中也有尚书侍郎孔彪、字元上的名字，与这里完全相同。只是孔君从博陵太守再次升任河东太守，而碑额却题为“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汉人多有这种情况，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汉《成阳灵台碑》。以上是汉《成阳灵台碑》。成阳属于今天的雷泽。碑文大略说：尧的母亲庆都，庆都【原文缺字】去世，大概葬在这里；为了不让人知道姓名，所以称作灵台。欧阳修《集古录》认为：《史记》、地理志以及《水经》等书，都没有记载尧母的葬处。我考察班固《汉书》西汉地理志、刘昭《后汉书》东汉地理志，都说成阳有尧冢、灵台。东汉地志还记载，章帝元和二年东巡狩，将要到泰山时，派使者奉一太牢到济阴成阳灵台祭祀帝尧，与《章帝纪》的记载正相同。《章帝纪》中章怀太子的注引郭缘生《述征记》说：成阳县东南有尧母庆都墓，墓上有祠庙。尧母陵俗称也叫灵台。《水经注》说：现在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在城的西南方向，称为灵台。大概两汉史书所记，似乎把灵台当作尧冢；只有这通碑以及《述征记》《水经注》直接指明它是尧母墓。然而《水经》说在成阳西南，《述征记》说在东南，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又，欧阳修《集古录》说：各书的俗本大多写作“城阳”，只有这通碑写作“成阳”，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我曾经考察，成阳县名属于济阴郡，城阳则是王国名。汉文帝二年封齐悼惠王之子刘章的记载，汉代地理志所载各不相同，但并不是记错了。碑上有廷尉某某，欧阳修认为姓名已经磨灭，无法辨读。如今查验缺损处，姓氏下面隐约有一个“定”字，才知道他的名字是定；碑文后面又说：“济阴太守审晃、成阳令管遵，各自派遣大掾辅佐仲君。”由此知道他的姓是仲，仲氏世代居住在成阳。仲定在雷泽有墓，碑还保存着，碑额题为“汉故廷尉仲君碑”。碑文说：“表彰祠祀唐尧，为汉朝祈求福佑。”又说：“任廷尉卿时托病请求归来修建尧的灵台，黄屋车三十多辆；皇上听从了，授任太中大夫。”这些话。【我任淄州同僚李荛说，他是雷泽人：坟墓正在城西南，大概是《述征记》记错了。】汉《廷尉仲定碑》。以上是汉《廷尉仲定碑》，在今天的濮州雷泽。碑额题为“汉故廷尉仲君之碑”。碑文记载他的官职和门第非常详细，虽然残缺，但还大致可以排列次序。碑文大略说：君名定。大汉兴起后，家族居住在成阳。他的父亲曾任张掖、广汉太守；仲定因父亲的功勋被授任琅邪太守。南郡尹府君考察他为孝廉，却没有成行。南郡胡公授任济阴太守时，又举荐他为孝廉，授任尚书左丞。授任郎中，升任彭城吕长，征召试任博士。太傅下邳赵公举荐他有高尚品行，升任豫州刺史。任将军从事、符节令、豫章太守。征召任议郎，授任大尚书。辞去官位后，又被征召授任将军长史。升任城门校尉、执金吾。授任太中大夫，升任廷尉卿。托病请求归乡，修建尧的灵台，黄屋车三十多辆。皇上听从了，授任太中大夫。灵台建成、事情办完后，皇上认为他是先帝的旧臣，特地下诏请求州郡按礼节对待他，并特意派遣使者。熹平元年孟秋上旬，仲定患病未能痊愈。于是门生、养徒、旧吏和乡党刻石撰写铭文，树碑在道路旁以作表彰。两汉升迁授官的次序，史书既不能详细记载，而石刻大多磨灭难以考察。如今这通碑记载得很详细，所以全部记录下来。所谓南郡胡公，就是胡广。所谓太傅下邳赵公，就是赵峻。考察仲定，汉史没有他的传记，只有《风俗通》《元和姓纂》详细记载了他的姓名和官爵。汉《故民吴公碑》。

译以上是汉《吴公碑》，碑额题为“汉故民吴公之碑”。碑文说：“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吴公仲山。”其他刻画完整得像新刻的一样，文辞相当拙劣，书法也奇怪而不工整。不过，汉代石刻保存下来的越来越少，而这通碑特别完整，所以抄录下来以供广泛阅览。汉《司隶校尉鲁峻碑》。以上是汉《司隶校尉鲁峻碑》，碑文说：“君名峻，字仲严。”郦道元注《水经》时引用戴延之《西征记》说：“焦氏山北面的金乡山有汉司隶校尉鲁恭的墓，墓前有石祠，四面墙壁都是青石浮雕。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以及七十二弟子的形象，形象旁边都刻有石记。如今墓和石室还保存着，只是这通碑已经被人用车运到任城县学里去了。”我曾经得到石室所刻的画像，与戴延之记载的相合。又，其他地理书，如《方舆志》《寰宇记》一类，都写作“峻”，只有《水经》误抄成“恭”。汉《桂阳太守周府君颂》。以上是《汉桂阳太守周府君颂》。欧阳修《集古录》说：“府君字君光，姓名已经讹误残缺，无法辨认。”图经只说“周使君”，也没有记载他的姓名。《后汉书》又没有他的传记，于是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曾巩说：“我曾从韶州知州王之才那里得到这通碑，之才写信告诉我：‘曲江县图经中，周府君名昕，字君光。’”这样看来，欧阳修说“图经没有记载他的姓名”，大概是考察得不详细。如今这份拓本虽然字迹讹误残缺，但考察其笔画，实在不像“昕”字。两位先生的说法既然不同，而我家偶然没有韶州图经，所以都还无法确定。应当进一步考察。【我后来见到市场上印刷的欧阳修《庐陵集》，另有一段跋尾说：“周公名憬，‘憬’字与碑文颇为接近。”】汉《周府君碑》碑阴。以上是汉《周府君碑》碑阴的题名，共三十一人，姓氏都保存着。我考察郦道元注《水经》说：“泷水向南流经曲江县东面，县邑过去号称曲红，曲红是山名。”而《东汉书》《西汉书》都写作曲江。如今根据这通碑，从县长区祉以下，共十七人都写作曲红，那么当时县名是曲红，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不知道为什么《东汉书》《西汉书》都写作曲江呢？汉代石经遗留下来的文字。以上所谓汉代石经遗字，收藏在洛阳和长安人家中。大概是灵帝熹平四年所立，字体是蔡邕的小字八分书。后来屡经迁移，所以散落而不能保存。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几千字，都是埋没在土中的遗物，经过磨灭而勉强残存的。考察《后汉书·儒林传》的叙述说：“有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这说法不对。大概蔡邕所书的是八分书，而三体石经是魏代建立的。又考察《灵帝纪》说：“诏令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刻在石上，立于太学门外。”蔡邕传却说：“上奏请求校正六经文字。”这两处已经不同了。而章怀太子的注引《洛阳记》记载，有《尚书》《周易》《公羊传》《论语》《礼记》。如今我收藏的遗字中，有《尚书》《公羊传》《论语》，又有《诗经》《仪礼》。这样看来，当时所立的石经又不止六经。《洛阳记》又说：“《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等人的姓名。”如今《论语》《公羊传》之后，也还保存着堂谿典、马日磾等人的姓名。根据蔡邕传所说：“蔡邕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文字多有谬误，俗儒穿凿附会，使后学疑惑错误，于是上奏请求校正，并亲自把文字书写在碑上。” 于是，后来的儒者和晚辈学人都以它为依据。如今石刻原本已经磨灭，又因年代久远而辗转传抄，日益产生讹误错乱。拿世上流传的经书版本来校对这些残存文字，已经有数百处不同；篇章次第也时常略有差异。假如完整的原本还保存着，那么它们的异同哪里能数得清呢？这样看来，难道不可惜吗！而后世学者在距离古代几千几百年之后，竟要完全排斥前代诸儒的论说，只想凭自己的私意把这些学说全部解释通，这就困难了。我已经将它辑录为三卷，又把文字不同的地方取出，全部列在卷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岁〕 汉《堂谿典嵩高山石阙铭》。以上是汉《堂谿典嵩高山石阙铭》，其中说：“中郎将堂谿典伯，兼在熹平四年来到这里，请求嵩高庙降雨。”考察《后汉书·灵帝纪》说：“熹平五年，又把崇高山改名为嵩高山。”章怀太子注引《前汉书》说：“武帝祭祀中岳，把嵩高改为崇高。”《东观记》说：“派中郎将堂谿典请求降雨，于是上奏说应当改名，仍称嵩高。”如今这篇碑文记载的是熹平四年，正好可以纠正汉史的错误。又《蔡邕传》注引《先贤行状》说：“典字子度”；而《延笃传》注又作“季度”。现在这块碑却说“字伯并”，也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汉《帝尧碑》。以上是汉《帝尧碑》，其中说：“帝尧，是上古时代的圣王。他的先祖出自块隗，是翼火之精。有龙的神首从常羊出现。又说他的名字叫纪，显现于河、雒。后来传承了八九代，庆都与赤龙交合而生下伊尧。又说侯伯在玄河之上游历，龙龟背负着衔，投下钤而授予他，后来尧才接受天命。”这些说法出自纬书，可以说是怪诞荒谬、不合经典了。尧之所以成为圣人，难道仅仅要凭借这些吗！” 汉《仓颉庙碑》。以上是汉《仓颉庙碑》，文字残缺，能够大略辨认的地方有这样的话：“仓颉天生具有大圣人的德性，四只眼睛放出灵光，为历代君王制定法则。”铭文又说：“穆穆圣人仓颉。”由此可知这是仓颉碑。考察它的年代，大概是在熹平六年树立的。汉《▯彰长断碑》。

译以上是汉《▯彰长断碑》，在华阴，已经断裂，只保存了下面一段，所以碑主的姓名都亡失了。还能看见的文字有：“先祖在汉高祖时，以二千石的官员身份，从齐国临淄迁徙到关中。祖父字兴先，任执金吾；祖父的弟弟防，任渔阳太守。”又说：“元初元年，遭逢家庭不幸，三岁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有柴颍那样的孝行。起初出仕，任县主簿、功曹，后来任郡诸曹史、帐下司马。刘君征召任命他，署任议曹掾，暂授百石官，升补任尉，暂掌印绶，代理广平郡下曲阳县令。”▯彰长在熹平二年秋七月因病卧床不起，碑末题为熹平六年十月九日辛酉制作。考察《史记》和《汉书》本纪，汉高祖九年把齐、楚两地的大族昭、屈、景、怀、田五姓迁到关中，其中四姓都是楚人，从齐地迁来的只有田氏。那么这块碑所说“高祖时从齐国临淄迁来”的人，必定姓田【按：第五姓也说是从齐地迁到关中，但这一姓本来也出自田氏】。▯彰，东汉、西汉史书都写作“斥章”。《金石录》卷十六。钦定《四库全书》。《金石录》卷十七。宋代赵明诚撰。跋尾七【汉】。汉《梁相费泛碑》。汉《堂邑令费君碑》。汉《费君碑阴》。汉《太尉陈球碑》。汉《华岳碑》。汉《太尉郭禧碑》。汉《郭禧碑阴》。汉《郭禧后碑》。汉《樊毅西岳碑》。汉《禹庙碑》。汉《冀州从事郭君碑》。汉《逢童碑》。汉《逢童碑阴》。汉《三公碑》。汉《殽阬君神祠碑》。汉《殽阬君神祠碑阴》。汉《无极山碑》。汉《扬州刺史敬君碑》。汉《槀长蔡湛碑》。汉《蔡湛碑阴》。汉《安平相孙根碑》。汉《凉州刺史魏君碑》。汉《砀孔君神祠碑》。汉《梁相费泛碑》。以上是汉《费泛碑》，在湖州。碑额题为“汉故梁相费君之碑”。碑文说：“梁相名泛，字仲虑，是本地人。他的先祖季文，是鲁国大夫，因为有功被封在费地，于是以费为姓。秦末项羽起兵，他到这里避难，便在此留居成家。”我家所收藏的姓氏文字大体齐备，拿各种书来相互考证，其中有很多抵牾不合。《姓苑》说：“费氏，是禹的后代。汉代有费长房，《蜀志》中有丞相费祎。”又说：“如今琅邪也有这个姓。”读音为父位反切。李利涉编的《古命氏》说：“费氏出自鲁桓公的少子季友。季友对国家有功，获赐汶阳的田地，封邑在费，子孙便以封邑为氏。”汉代有费将军，他的后代有费忠、费柔。费柔后来迁往蜀地，成为宁蜀人。费忠的孙子迁到荆州，后来又迁往江夏。费忠的第十代孙是费奕，费奕的孙子是费祎，费祎又在蜀地安家。晋朝平定蜀地后，费祎的儿子费承又回到江夏。林宝《元和姓纂》说：“费氏也读作秘。”《史记》中纣王的宠臣有费中，他是夏禹的后代。楚国有费无极，汉代有费直，蜀地有费祎，晋代有费诗。又说：“琅邪费氏，是费直的后代。” 陈湘《姓林》说：“费氏读作蜚，是夏禹的后代。”我曾经考察过，这个字有两个姓，读音不同，源流也不同。其中一个读作蜚，属于嬴姓，出自伯翳；《史记》所记载的费昌、费中、楚国的费无极、汉代的费将军、费直、费长房以及蜀地的费祎等人，都是这一支的后代。另一个读作秘，属于姬姓，出自鲁国季友；《姓苑》所记载的琅邪费氏，以及这块碑所说的梁相费君，都是这一支的后代。这样看来，《姓苑》《姓纂》《姓林》都说费氏是夏禹的后代，《姓纂》又说“也读作秘”，并且说琅邪费氏是费直的后代，这些都是它们的错误。而《编古命氏》把费将军、费祎等人说成出自鲁国季友，也是不对的。我又考察《春秋》：僖公把汶阳的田地和费地赐给季友；《左传》也说季友对鲁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