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録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金石录》卷二十二，宋赵明诚撰写跋尾十二【后魏、北齐、后周、隋】。后魏《镇东将军刘干碑》。后魏《汝南王碑》。北齐《造像记》。北齐《郁久闾业碑》。后周《延寿公碑颂》。后周《太学生拓拔府君墓志》。北齐华阳公主碑 北齐天柱山铭 后周华岳庙碑 后周河渎碑 后周同州刺史普六如忠墓志 北齐陇东王感孝颂 后周温州刺史乌丸僧修墓志 北齐长乐王尉景碑 北齐冯翊王平等寺碑 北齐临淮王像碑 北齐白长命碑 北齐大安乐寺碑 北齐司空赵起碑 北齐追赠司空赵奉碑 北齐宜阳国太妃傅氏碑 北齐赫连子悦清德颂 隋兴国寺碑的碑阴 隋齐国太夫人杨氏墓志 隋化善寺碑 隋愿力寺舍利宝塔函铭 隋周罗睺墓志 隋禹庙残碑 隋黄门侍郎柳旦墓志 隋尚书左仆射元寿碑 隋西林道场碑 后魏镇东将军刘干碑 这篇《魏镇东将军刘干碑》说：“您的名讳是干，字天。自从南北分裂以来，典章文物荡然无存，连名字的书写也都任凭个人意愿，再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真可以说是乱世了。像刘君这样，名为干，字为天，难道不奇怪吗！” 后魏汝南王碑 这篇《后魏汝南王碑》记载，汝南王名悦，是孝文帝的儿子。尒朱荣之乱时，他逃奔梁国。梁武帝厚待他，立他为魏主。后来他又回到北方。根据《后魏书·列传》，他在出帝时任大司马，后来去世；但《后魏书》的帝纪和《北史》都说他是被出帝杀死的。大概是列传记载有误，而这块碑也没有记载此事，是因为有所避讳。北齐造像记 这篇北齐造像记说：“天保四年，岁次己酉。”考察可知，齐文宣帝在东魏武定八年接受禅让，改年号为天保；那一年是庚午年，到天保四年应当是癸酉年，而这篇造像记误把“癸”写成了“已”。它的字迹书写并不工整，尤其干支纪年有差错，恐怕后人会因此产生疑问，所以把它记录在这里。北齐郁久闾业碑 这篇北齐《郁久闾业碑》记载：郁久闾是姓氏，本出自东胡。见于北朝史籍的，有后魏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她是河东王毗的妹妹；如今《魏书·列传》中只有闾毗，又有闾大肥，都说是蠕蠕人，大概属于同族。大肥在道武帝时归附魏国，娶华阴公主为妻。根据这块碑考察，郁久闾业是大肥的孙子。《魏书》在皇后传中说她姓郁久闾，而在闾毗和大肥传中只说姓闾；闾毗与景穆皇后是兄妹，姓氏不应有不同。即使后来改过姓，史家也应当详细记载，而且大肥的孙子也不应重新使用旧姓。这大概是史书的缺漏。碑上又说他的祖父名叫大泥鹊，而《魏书》写作大肥。碑上还说，业是茹茹国王步浑的玄孙。蠕蠕有时也称茹茹，前代史书中可以见到；只是《魏书·蠕蠕列传》从木骨闾以来，详细叙述其世系，却没有名叫步浑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后周延寿公碑颂 这篇《后周延寿公碑颂》说：“勋州刺史、延寿郡开国公万纽于实。”根据史实考察，他是太师、燕国公于谨的儿子。于谨是后魏新安公于栗磾的儿子，于栗磾是洛拔的后代。我家收藏有洛拔之子于烈的碑，记述其世系十分详细，碑上说：“远祖在幽州时，世代为部落首领；阴山之北有一座山名叫万纽于，公的历代祖先居住在它的山脚下，于是便以此为姓。”到了高祖孝文皇帝时，才开始赐姓为于氏。如今这块碑又称万纽于，大概是因为后周时凡是孝文帝赐姓的人，都重新改用旧姓。可是《姓纂》和《唐书·宰相世系表》都说于谨是洛拔的五世孙。根据后魏史和《周书》考察，洛拔在太安四年去世，享年四十五岁；于谨在正光四年任广阳王元深的长流参军，年龄三十一岁。洛拔去世距于谨任参军，大约已有六十四年。洛拔既然早逝，就不可能在六十四年后已有一个三十一岁的五世孙。因此可知，说于谨是洛拔五世孙，大概不可信。又《周书》说于谨的祖父名安定，《唐书·宰相世系表》写作子安，也无法考察究竟哪一种记载有误。

译后周太学生拓跋府君墓志 这篇《后周太学生拓跋府君墓志》由陈国使者周弘正撰写。墓志说，府君名吐度真，是魏昭成皇帝的后代。夷虏之人用三个字作名字的很多，拓跋府君既然是读书人，却还沿用旧俗，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魏孝文帝厌恶夷虏的姓氏，全部改掉了；到了后周又一概改回旧姓，所以当时士人的姓名也都使用夷虏语，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北齐华阳公主碑 这篇《北齐华阳公主碑》说：“公主名季艳，是魏孝文帝的孙女、广平王元怀的女儿，也是北齐赵郡王元叡的母亲。”考察《北史·叡列传》，前面称她为“华山公主”，后面却写作“华阳”；如今这块碑和《北齐书》都只说封号为“华阳”，大概是《北史》记错了。北齐天柱山铭 这篇《北齐天柱山铭》在今天的莱州胶水县。当初后魏永平年间，郑道昭任郡守，把这座山命名为天柱，并在山上刻铭。到了北齐天统元年，他的儿子郑述祖接任镇守此地，又刻了这篇铭文。考察《后魏书》，郑道昭的父亲郑羲谥号为文灵，而郑道昭所立的郑羲碑却说谥号为文。如今这块碑又说谥号为文贞，都无法考证。后周华岳庙碑 这篇《后周华岳庙碑》由万纽于瑾撰写。赵文渊，字德本。碑文书法署名记载为赵文渊。考察《后周书·列传》，其中有赵文深，字德本，大概是唐初史官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所以把“渊”改成了“深”。至于万纽于瑾，就是唐瑾。周文帝时赐姓宇文，后来因为于谨请求，改为同姓，又改称万纽于。后周河渎碑 这块河渎碑建于后周天和二年。内史大夫琅邪王褒，字子渊，撰写碑文；赵兴郡守赵文渊，字德本，奉诏书写。杨大年的《谈苑》说：“《千字文》题款中的‘勅’字，是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依韵编次的；‘勅’字只是把‘梁’字传写错了。当时帝王的命令还没有称作‘勅’，到唐显庆年间才开始说‘不经凤阁鸾台，不得称勅’。‘勅’这个名称从此才确定。”考察这块碑以及唐瑾撰写的《华岳庙碑》，都说赵文渊奉勅书写。后周距离梁朝并不久远，此外薛道衡撰写的《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写的《孔子庙堂碑》、杜如晦碑、欧阳询书写的《昭陵九成宫碑》，都写作“奉勅”。这类例子很多，这里略举一二，是要说明‘勅’并不是从显庆年间才开始使用的。杨大年的说法不对。这样看来，唐人所谓‘不经凤阁鸾台，不谓之勅’，说的是政令应当出自朝廷，并不是说‘勅’这个名称从此才开始出现。然而，赵文渊既然奉勅书写碑文，为什么又亲自题写其中的字呢？后周同州刺史普六如忠墓志 这篇《普六如忠墓志》记载：普六如忠，就是隋高祖杨坚的父亲杨忠。后魏时赐予的姓氏，与墓志考察传记所得的情况都相合。只有他担任都督泾、豳、云、显、盐、灵等六州诸军事一事，传记把“豳”写成“幽”，大概是传抄错误。北齐陇东王感孝颂 这篇《北齐陇东王感孝颂》所说的陇东王，是胡长仁。武平年间，他任齐州刺史。取道经过平阴时，见到一座古墓，向当地老人询问，认为是郭巨的墓，于是命僚属刻下这篇颂文。墓在今天平阴县东北官道旁的小山顶上，墓道仍然存在，只是后面被堵塞、前面空着，与杜预所见邢山上郑大夫的墓没有不同。墓上有石室，制作精巧，里面刻有人物、车马，似乎是后汉时人所制作。我从青社前往京师，往返时经过那里，多次登上墓顶。考察《刘向孝子图》，说：“郭巨是河内温县人。”而郦道元注《水经》说：“平阴东北巫山上有石室，世人称为孝子堂。”也没有指明是哪一个人的墓。不知胡长仁根据什么，竟然把它认作郭巨的墓呢？【按：颂文中有“孝子堂”一语，因此知道就是《水经》所记载的地方。】

译后周温州刺史乌丸僧修墓志 这篇《后周乌丸僧修墓志》记载：僧修本来姓王，是梁朝南城侯王神念的儿子、太尉王僧辩的弟弟。他归附后周，任温州刺史，后来去世。《元和姓纂》和《唐史·宰相世系表》都说，神念的父亲王冏任护乌丸校尉，因此称为乌丸王氏。如今墓志却说，僧修归附后周后被赐姓乌丸。又各书都说神念的谥号为壮，墓志却写作庄；《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僧修生有景孝，墓志则说其名为祥，字景孝。这些都应当以墓志为准。北齐长乐王尉景碑 这篇北齐《长乐王尉景碑》，考察《北齐书》，尉景字士真，而碑上说字副羽，大概是传抄错误。北齐冯翊王平等寺碑 这篇北齐《平等寺碑》题为“太宰冯翊王定光像宝殿碑”。冯翊王名润，是齐神武帝的儿子。碑上说：“这座寺是魏广平王元怀所建。永平年间，铸造一尊定光铜像，高二丈八尺。到了魏朝末年，铜像还在寺外，未能迁入寺中。后来齐高祖经过洛阳，才把铜像迁入寺内。到元润时，又增修了殿宇。”根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孝昌三年十二月中，这尊像的脸上显出悲哀的表情，两眼流泪，三天后才停止。后来尒朱荣、北海王尒朱兆进入洛阳，佛像又像先前一样悲泣。每次出现神异征验，朝廷和民间都感到恐惧。这件事非常奇异，但这块碑没有记载。” 北齐临淮王像碑 这篇《北齐临淮王像碑》所说的临淮王，是娄定远。考察《北齐书·和士开传》，娄定远曾与赵郡王元叡谋划驱逐和士开；他被任命为兖州刺史，还没有出发，和士开便接受贿赂，使娄定远得以留下。后来又任命娄定远为青州刺史，娄定远便以不臣之罪责问元叡，并将他杀死。娄定远把和士开送给他的财物以及其他珍贵贿赂都送给和士开，于是得以免罪。按史书所载，娄定远可以说是小人了。娄定远本传只说他被封为临淮郡王，却没有记载他任青州刺史，这是史书的缺漏。又有娄定远的堂弟元叡，既然已经附见于娄定远传中，却又在外戚传中重复出现。南北朝各史书杂乱重复，大多如此，实在可笑。北齐白长命碑 这篇《北齐白长命碑》说：“公字长命，但他的名已经残缺。”白长命是白建的父亲。《北齐书》和《北史》的白建传都说“父亲名长命”，大概是因为齐、魏之间的人往往把字当作名。北齐大安乐寺碑 右边是北齐《大安乐寺碑》，碑额题为“广业王大安乐寺碑”。广业王，就是尉苌命的儿子破侯。碑上说：“魏末天下离乱，苌命曾经营建、护持这座寺院。后来破侯和他的弟弟兴敬又加以营建修葺，所以立下此碑。”查考《北史》和《北齐书》，都有《尉长命传》，如今碑上却写作“苌命”。史书又说他死后的谥号是“武壮”，而碑上写作“武庄”，应当以碑文为正确。破侯曾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尚书令、录尚书事，封广业王，官位十分显赫，但史书没有为他立传。北齐司空赵起碑 右边是北齐赵起碑。查考《北齐书·列传》说：赵起在天统二年，被授任沧州刺史；武平年间，死在任所。如今根据碑文考证，赵起从沧州返回朝廷后，被授任吏部尚书，主持外兵省事务；又升任光禄大夫，以本官兼任尚书左仆射；出任怀州事务长官，转任胶州刺史，封南泉郡王，后来才去世。这些事情史书都没有记载，却说他死在沧州，是错误的。北齐追赠司空赵奉碑 右边是北齐赵奉碑，赵奉是赵彦深的父亲。碑上说：“公讳奉，字奉伯。”但《北齐书》和《北史》只说他的名字叫奉伯而已。碑上又说：“父亲清河府君持符任职于东秦，在齐地建立功绩，长期任职，于是就在这里安家。现在成为平原贝丘人。”而史书却说：“彦深的高祖父难任清河太守，于是就在清河安家。清河后来改为平原。”这两件事说法不同，都应当以碑文为正确。只是史书认为彦深的本名“隐”是为了避齐朝庙讳，所以以字奉伯行世；碑文却直接写作“隐”，这又是为什么呢？北齐宜阳国太妃傅氏碑 右边是《北齐宜阳国太妃傅氏碑》，碑额题为“齐故女侍中宜阳国贞穆太妃傅氏碑”。碑上说：太妃讳华，是清河贝丘人。查考《北史》：后魏设置女侍中，品秩相当于二品；但这本来是后宫嫔妃的职务，如今却让宰相的母亲担任，只有这里见到这种情况。傅氏是赵彦深的母亲，有贤德的操守，这件事载于史书。北齐赫连子悦清德颂 右边是北齐赫连子悦的《清德颂》。据《北史·列传》记载：子悦任郑州刺史时，郡人请求为他立碑，诏令准许，碑上记载的情况也相同；但这块碑如今却在许昌。查考《隋书·地理志》：颍川郡原先设置颍州，东魏改称郑州，后周改为许州。传记又说，子悦在天保年间任扬州刺史，而碑上写作阳州。查考《地理志》：东魏在宜阳设置阳州，后周改为熊州。隋兴国寺碑阴 右边是隋代兴国寺碑的碑阴，由丁道护书写。丁道护所书写的兴国寺、启法寺两块碑，都在襄阳。欧阳公曾经得到启法寺碑，把它列入《集古录》中；后来他在大学官杨褎那里看见兴国寺碑，却因不能将它收入《集古录》而感到遗憾。如今这块碑的碑阴又有襄州镇副总管柳止戈以下十八人的姓名，字迹尤其完整清晰，这是欧阳公没有见到的。蔡君谟在碑后题写道：“我在杭州时，有位客人坐在那里说：‘小说称赞丁真永的草书、永固的书法都很有名，丁真永究竟是什么人？’我说是道护，难道就是这个人吗？”查考《法书要录》，丁觇与智永是同时代的人，擅长隶书，世人称说“丁真永草”，并不是丁道护。隋齐国太夫人杨氏墓志 右边是隋代《齐国太夫人杨氏墓志》，上面说：“夫人字季姜，是仆射高颎的母亲。”《隋书·高颎传》说：“高颎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开皇二年征伐陈国时，诏令高颎节制统领各军。”据此，高颎服母丧，应该是在开皇初年。如今根据墓志考证，杨氏去世是在开皇十年。

译传记中称说：“高颎显贵以后，他的母亲常常告诫他要远离祸患。” 后来高颎果然因为说了触犯忌讳的话而被炀帝诛杀，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可以说是一位贤明的母亲了。我常常遗憾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如今才在这里见到。隋化善寺碑 右边是隋代化善寺碑，在徐州，碑阴有郎余令的题记，说是隋代尹式撰写的。我在元祐年间随侍父母任职于彭门，当时还是儿童，得到这块碑，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隋愿力寺舍利宝塔函铭 右边是隋代愿力寺舍利宝塔函铭。仁寿三年，相州刺史薛胄建造。唐代刘禹锡文集收有僧人灵澈的诗，诗中说：“经书传到白马寺，僧人来到赤乌年。”刘禹锡称赞这两句写得工巧。我因读到这座寺的铭文，也用了以“白马”之寺对“赤乌”之年的写法，才知道前人已经有过这样的语句。大概隋唐之间的文章，大多以对偶工整为高明；虽然格调气力较为卑弱，但用典贴切，时常也有可喜之处。隋周罗睺墓志 右边是隋代周罗睺墓志，没有署书写者的姓名。欧阳率更在大业年间所书写的姚辨墓志、元长寿碑，与这块碑的字体完全相同，大概是欧阳率更书写的。从前的书学博士米芾擅长书法，尤其精于鉴别评定，也认为我的说法是对的。周罗睺是名将，隋史有传。如今根据墓志考证，周罗睺在陈朝时由钟离太守升任秦郡太守，而史书没有记载。史书又说：开皇年间，他由豳州刺史转任泾州刺史；因母亲去世服丧，起复后授任豳州刺史。辽东战役时，被征召为水军总管，后来升任上将军。而墓志记载他由豳州刺史任水军总管，升任上将军，然后担任泾州刺史；他的升迁授官次序都不同。史书又说他被授任东宫右虞候率，而墓志写作左监门率；史书说他转任右卫率，而墓志写作右监门武候率；史书说他由右武候大将军升授上将军，而墓志没有记载，大概他不曾担任这一官职。这些都应当以墓志为依据。隋禹庙残碑 右边是隋代禹庙残碑，碑文磨灭了十五六成，但末尾还隐约可以辨认出：“会稽郡【下缺三字】史陵书，笔法精妙，不比欧阳询、虞世南逊色。”查考张怀瓘《书断》说：“褚遂良曾经向史陵学习，大概史陵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如今这块碑已经磨灭，仅仅残存于世，世上收藏碑帖的人都不曾拥有；如果不是我收藏、著录丰富，它就再也不能为世人看到了。隋黄门侍郎柳旦墓志 右边是隋代柳旦墓志。拿它来考察《隋史·列传》，柳旦一生的事迹都相同。只有列传说“摄判黄门侍郎”，墓志说“检校黄门侍郎”，略有不同。墓志又记载柳旦有六个儿子：燮、则、绰、楷、濬、亨。但《元和姓纂》和《唐史·宰相世系表》都说柳旦有五个儿子，遗漏了第五子濬。也应当以墓志记载为正确。隋尚书左仆射元寿碑 右边是隋代元寿碑，由虞世基撰文，欧阳询书写。查考《隋史》：元寿在开皇年间任尚书主爵侍郎，而碑上写作主爵郎。碑上说，他随晋王征伐陈国时，兼任扬州长史；被授为行军总管长史；平定陈国后，任扬州总管府长史；升任尚书左丞。而史书只说他从元帅府属官参与平陈，入朝任左丞而已。后来他又任太常少卿，当时兼任雍州司马，史书也没有记载。元寿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光禄大夫，封博平侯；而史书只说追赠右仆射，这些都是史书的缺漏错误。史书说元寿在北周时封仪陇县侯，碑上写作仪龙侯。如今查考《隋书·地理志》，有仪陇县，属巴西郡，却没有仪龙县，不知究竟是哪一处有误。隋西林道场碑 右边是隋代《西林道场碑》，碑题为“太常博士欧阳询撰”，却没有注明书写者姓名。我家收藏的隋代《姚辨墓志》《元寿碑》，都是欧阳率更在大业年间任博士时所书写的，字体与这块碑完全不像，因此知道它不是欧阳率更所书。《金石录》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金石录》卷二十三。宋代赵明诚撰写。跋尾十三【唐】唐司空窦抗墓志 后周黄罗刹碑 隋桂州总管侯莫陈颖墓志 唐孔子庙堂碑 唐杜如晦碑 唐房彦谦碑 唐房彦谦碑阴 隋卫尉卿窦庆墓志 唐大理卿郎颖碑 唐丹州刺史张崇碑 唐昭陵刻石文 唐昭陵六马赞 唐益州长史裴镜民碑 唐温彦博碑 唐追赠高颎礼部尚书诏 唐河间元王碑 唐弘济寺碑 唐段志玄碑 唐独孤使君碑 唐晋祠铭 唐相州刺史侯莫陈肃碑 唐孔颖达碑 唐太府卿李袭誉墓志 后周大宗伯唐瑾碑 隋皇甫诞碑 唐司空窦抗墓志 右边是唐代窦抗墓志，由欧阳询撰文并书写。窦抗所历任的官职，新旧史书记载得多有缺略。窦抗在隋朝时，由岐州刺史升任冀州刺史，又升任定州刺史；后来任辽东道行军总管，改任朔州道行军总管；于是被授为持节幽、易、燕、檀四州诸军事、幽州总管、幽州刺史。而史书只直接说他由岐州转任幽州总管。他归附唐朝后，任弘化道安抚大使，升任光禄大夫，又任左武侯大将军，当时以本官兼领同州刺史，这些事情史书都没有记载。他死后，史书说谥号为“密”，墓志写作“容”。新史书说追赠司徒，而墓志写作司空；旧史书也记作司空，与墓志相合。后周黄罗刹碑 右边是《后周黄罗刹碑》，由虞世南撰写。罗刹在周朝做官，任行军总管；他的儿子君汉，唐初任将领，立有战功。武德年间，君汉为父亲追立了这通碑。考察后魏的元义，他原名夜义；他的弟弟名刹，原名罗刹。元树写信给公卿，讥讽诋毁他们，说夜义、罗刹都是鬼的名字。如今罗刹是周人，距离魏朝并不远，仍然以鬼名为名，这是什么缘故呢？

译隋桂州总管侯莫陈颖墓志 右边是隋代侯莫陈颖的墓志。侯莫陈颖在《隋书》中有传记，拿他的事迹来考察，大多相合。只是传记说他的谥号是“定”，墓志却没有记载。考察墓志说：“公的第四个儿子，是尚书考功郎中乹防。”而传记写作“防防”。“乹防”这个名字在义理上都是通的。不过我曾经得到过乹防碑，碑上说他的名是肃，字是乹防。《元和姓纂》所记载的也相同。怀疑他是以字行世。这大概是隋唐之间的人多有这种情况。唐孔子庙堂碑 右边是唐代《孔子庙堂碑》，由虞世南撰写。碑建于武德年间，但碑题说“相王旦书额”，大概是旧碑原来没有碑额，到武后时期才增刻上去的。到了文宗朝，冯审任国子祭酒，请求把“周”字凿去，于是《唐史》便把这通碑说成是武后时期所立，这是错误的。睿宗所书的旧碑额是“大周孔子庙堂之碑”，如今世上藏书家得到唐人收藏的旧本，仍有保存下来的。唐杜如晦碑 右边是唐代杜如晦碑，由虞世南撰写。检验碑上的字迹，大概是欧阳询所书。杜如晦是唐代伟人，史家为他立传，不应写得草率。如今拿碑文来考察，和传记有很多不同。传记说杜如晦在大业年间曾因选授任滏阳尉，后来弃官离去；碑文却说他在隋朝出仕时任雍州从事，等到炀帝巡幸江都，代王让他代理留守事务。可见杜如晦不曾任滏阳尉，也不曾弃官离去。传记说秦王任皇太子时，授杜如晦为左庶子；碑文却写作右庶子。传记说他任检校侍中，兼摄吏部尚书；碑文却写作摄侍中、吏部尚书。传记说他的祖父名杲；碑文所写却是名徽。传记说他的谥号为“成”；碑文所写却是“诚”。这通碑是太宗亲自下诏制作的，虞世南把文字刻在碑石上，其中的官爵以及祖父的名讳不应有误，这些都可以用来纠正史家的错误。唐房彦谦碑 右边是《唐房彦谦碑》。房彦谦是房玄龄的父亲。他在隋朝任司隶刺史，出任泾阳县令，死在任上，官位并不显赫；但《隋书》却为他立传，写了两千多字，大概是修史时房玄龄正任宰相的缘故。房彦谦从曾祖以下三代都封为壮武侯，《隋书》《唐书》中关于房玄龄的记载都这样写，只有这通碑写作“庄武”，不知哪一个正确。此碑由李百药撰写，欧阳询以八分书书写，现存于齐州章丘县境内，世上流传得很少。唐房彦谦碑阴 右边是唐代房彦谦碑的背面，详细记载了房彦谦归葬时所受到的恩礼以及仪物的盛大。太宗对待房玄龄，可以说非常厚重了。大概礼遇优厚，是为了要求他报效。太宗可以说很善于任用人才。隋卫尉卿窦庆墓志 右边是隋代窦庆墓志。窦庆的曾祖父是略，祖父是温，父亲是善，父亲荣。北史以及《北齐书》《周书》《隋书》都有他的传记。各史都说窦庆的祖父名善，但窦庆的哥哥窦抗墓志却说祖父名温。《唐书·宰相世系表》认为善一名温。如今这篇墓志写作“温善”，究竟哪个正确，已经无法考定。窦庆在大业年间任卫尉卿，史书说他被群贼杀死，墓志却说是被贼人卢圆月杀死。墓志刻于贞观四年，其中的小楷精工美妙，不逊于欧阳询、虞世南，可惜没有记载书写者的姓名。唐大理卿郎颖碑 右边是唐代郎颖碑，由李百药撰写。欧阳修《集古录》说：“郎颖的父亲名基，字世业。”但李百药书写郎颖的世系时，只说“父亲世业”，书写郎颖哥哥郎茂的碑文时也是这样。考察碑文中有“皇基缔构”的话，那么“基”字在当时无论公私都没有什么避讳；李百药只写郎颖父亲的字而不写名，其中的意义便不清楚了。因此君子看重博学。我考察隋代和唐初的人，很多以字作为名来使用，所以即使是一时的名卿，名和字混淆，也大略无法考定。又考察郎颖字楚之，他的事迹散见于《北史》《隋书》，都写作楚之，却没有记载他的名。唯独《唐书·郎余令传》说：“祖父郎颖，字楚之。”至于传中叙述他的事迹，只称楚之，怀疑他也是以字行世。唐丹州刺史张崇碑 右边是唐代丹州刺史碑，首尾已经残缺。现存可见的部分说：“公讳崇，字平高。”考察《新唐书·刘裴传》末尾所记起义功臣的事迹，其中有张平高，说他是绥州人，跟随唐公平定京城，屡次升任左领军将军，封萧国公。贞观初年任丹州刺史，因获罪而以右光禄大夫身份回家，后来去世。如今拿碑文来考察，他的事迹都相同，只是传记把他的字当成了名。唐昭陵刻石文 右边是唐代昭陵刻石文，太宗为文德皇后所立，由欧阳询书写。碑文全文载于《太宗实录》。如今石刻已经磨灭，所以世上流传得很少。还能大略看见的文字中有：“没有金玉等珍宝玩物，也没有木制人马，只是有形体而已。想使盗贼打消盗取的念头，使生前和死后没有差别。”又说：“俯视汉家的各座陵墓，就像蚂蚁堆一样，全都被挖穿盗掘。如今营建这座陵墓，规模低下狭小，所用功力少，希望它与天地同久，使后世没有忧患。”这些话并不是不恳切周详，然而最终还是没有避免温韬盗掘的灾祸。太宗英武聪明，远远超过常人，却对这件事念念不忘，这是为什么呢？由此可知，在生死关头能够超然物外、没有牵累，是贤哲也难以做到的。又说：“国家的府库都在眼前，和放在陵墓内部有什么不同？”这句话尤其浅陋，莫非要被后世通达之士讥笑吗？

译唐昭陵六马赞 右边是《唐昭陵六马赞》。当初，太宗因文德皇后下葬，亲自撰文刻在昭陵。又雕琢石像，表现他一生征伐时所骑的六匹马，并撰写赞文刻在上面。碑文全是欧阳询用八分书书写的。世人有时认为是殷仲容所书，这是不对的。至于各位投降将领的姓名，才是殷仲容所书。现附在卷末。唐益州长史裴镜民碑 右边是唐代裴镜民碑，由殷令名书写。殷令名和他的儿子殷仲客，都因擅长书法而在当时享有声名。殷令名流传下来的遗迹，只有这通碑罢了。笔法精妙，不逊于欧阳询、虞世南，可惜不多见。唐温彦博碑 右边是唐代温彦博碑。欧阳修在《集古录》跋颜勤礼碑后说：“考察《唐书》：温大雅，字彦弘；弟弟温彦博，字大临；弟弟温大有，字彦将。兄弟的名和字按理应当一脉相承，但名为‘大’的字是‘彦’，名为‘彦’的字是‘大’，不应当如此。大概唐代各位贤人的姓名和字有很多可疑之处。封德彝有人说名伦，房玄龄有人说名乔，高士廉有人说名俭，颜师古有人说名籀，但他们都以字行世。伦、乔、俭、籀在唐代并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不知道为什么要避开名而使用字。我考察颜之推《家训》说：‘古时候，名在死后便要避讳，字却可以用来作为孙氏的称呼。江南至今不避讳字；河北士人完全不能分辨，名也叫作字，字也同样叫作字。’尚书王元景兄弟都号称名人，他们的父亲名云，字罗汉，也都避讳父亲的名和字。其他情况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又考察颜师古《匡谬正俗》记载：‘有人问，为什么称人的字而不称名？’颜师古考察各种典故，认为称名是正确的。大概当时的风俗崇尚这样做，原本没有什么义理。然而颜师古既然立论认为应当称名，却又以字行世，实在无法理解。”以上。唐赠高颎礼部尚书诏 右边是唐代追赠高颎的诏书。贞观十一年改葬高颎，有诏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这件事本应载入史书，但《隋书》高颎列传、《唐书》帝纪以及《太宗实录》都没有记载。唐河间元王碑 右边是唐代河间元王李孝恭碑。考察《新唐书》：李孝恭从宗正卿历任凉州都督、晋州刺史。贞观初年任礼部尚书，后来因病去世。如今拿碑文考察，他是从宗正卿升任礼部尚书，因获罪被免职，后来又恢复原职。不久授任梁州都督，改任晋州刺史，与长孙无忌等人同时册拜为观州刺史。世袭承袭，又授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可见李孝恭一共三次任尚书，一次被免官，一次因世袭而拜为刺史。本传都没有记载，并且把梁州写成凉州，也是错误。又唐初功臣都说画像置于凌烟阁，而此碑却写作戢武阁。戢武阁这个名称在其他书中没有见到，只有当时的石刻屡屡出现。难道凌烟阁原先名为戢武阁，后来才改名吗？唐弘济寺碑 右边是唐代弘济寺碑，位于今汾州。据《唐会要》，此碑由李百药撰写。唐太宗刚即位时，下诏在自建义以来发生交战的地方，为那些作为义士和凶徒而战死的人分别建立寺院，并分别命儒臣撰写碑铭，共有七通碑。如今得到的有泛水等慈寺碑、吕州普济寺碑、幽州昭仁寺碑和这通碑，共四通。虞世南、褚遂良所撰的碑如今都已经亡佚。唐段志玄碑 右边是唐代段志玄碑。拿《唐史》来考察，碑文有很多不相合之处。碑上说：“公讳某，字志玄。”他的名已经残缺，但史书起初并没有记载他的名。碑上说他是邹平人，史书却说是临淄人。碑上说谥号为“忠壮”，史书说谥号为“忠肃”。旧史也写作“忠壮”，与碑相合。又碑上说“画像置于戢武阁”，考察唐史及其他书籍，功臣画像都说置于凌烟阁。当初我得到河间元王碑，碑上说“画像置于戢武阁”，我以为凌烟阁原先名为戢武阁，后来才改名。如今又得到这通碑，记载也相同，由此更加知道前面的说法没有错误。这两通碑都是当时所立，不应当同时出现差错。唐独孤使君碑 右边是《唐独孤使君碑》。碑上说：“君讳某，字延寿。”但他的名已经残缺，无法辨认。延寿是陁的儿子。《隋书·外戚传》说：“陁有两个儿子：延福、延寿。”《元和姓纂》也说：“陁生延寿。”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又《姓纂》说：“延寿封新蔡公。”但碑上说他封为新蔡县开国男，也应当以碑文为正确。唐晋祠铭 右边是《唐晋祠铭》，由太宗撰写并亲自书写。晋祠是唐叔虞的祠庙。高祖起兵之初，曾到叔虞祠祈祷。到了贞观二十年，太宗为他立碑。唐相州刺史侯莫陈肃碑 右边是唐代侯莫陈肃碑。侯莫陈肃是桂州总管侯莫陈颖的儿子。《元和姓纂》记载侯莫陈氏说，他们的先世是后魏的别部，居住在库斛真水。《周书》说他们是代郡武川人，世代担任部落首领。隋魏南迁，改为侯莫陈氏。我曾经得到侯莫陈颖以及颖的孙子侯莫陈涉的墓志，两篇都说本来姓刘，世系出自汉楚元王刘交。侯莫陈颖墓志认为其父侯莫陈崇在后周时被赐姓；侯莫陈涉墓志则认为侯莫陈崇是王交的后代，在后魏时被赐姓。这两种说法已经不同。可是侯莫陈肃碑却说，他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的曾孙刘劭谋划诛杀王莽，事情没有成功，便逃难到代地，因左边的说法而命名氏族，改姓侯莫陈。自古史书传记所载，容许有不同。如今侯莫陈颖、侯莫陈肃、侯莫陈涉三代的年代彼此相接，而碑和墓志所写竟然彼此如此矛盾，都无法知道哪一种是真的。难道他们的姓氏本来出自夷虏，而唐初以族望相互抬高，所以妄称出自名门望族，用来欺骗世俗，根本没有可考的根据吗？如果不是这样，就实在无法考定了。唐孔颖达碑 右边是唐代孔颖达碑，由于志宁撰写，世人相传为虞世南所书。根据碑文，孔颖达死于贞观二十二年，那时虞世南已经去世很久了。然而检验笔法，大概是当时擅长书法的人临摹虞世南的书体而写成的。

译唐太府卿李袭誉墓志 右边是唐代李袭誉墓志。《唐史》列传记载李袭誉的官职和门第非常简略。据墓志说：武德初年，授任太仆卿，出任潞州总管。征召回来，授任太府卿。而传记说“高祖平定长安，授任太府少卿”，大概是传记误传。又说李袭誉因私怨杖杀番禾丞刘武，曾被废为平民，流放泉州后死在那里；墓志没有记载，怀疑是为他避讳。后周大宗伯唐瑾碑 右边是后周唐瑾碑。拿《后周书》和《北史》列传校对，首尾都多有乖异，不相符合。传记说他的字是附璘，碑上却说字子玉。传记说他最初出仕任尚书员外郎，碑上却说他脱去布衣出仕，任员外散骑侍郎。传记说起初封姑臧县子，碑上却说封永昌子。传记说他任吏部尚书，因父亲去世离职，后来起复任职；碑上却说他任周太祖记室，那年因武公去世服丧，起复为太子舍人。传记说他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临淄伯，转任吏部尚书；于谨讨伐江陵时，任元帅府长史。但按照碑文，他任吏部尚书，都在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以及任元帅府长史之前。后来改封淄川伯，大概是在任龙骧将军时；他任开府时则进爵为公。传记说六官建立后，授任礼部中大夫；碑上却说授任宗伯。传记说出任蔡州刺史，历任柘州、硖州，转任荆州总管府长史，入朝任吏部中大夫，历任御正、纳言中大夫，过了很久授任司宗中大夫，兼任内史，死于任上；碑上却说先任柘州刺史，后升任蔡州，授任司宗、御正、纳言，又转任荆州总管，后来升任小宗伯，最终去世。他升迁授官的次序竟然如此不同。传记说唐瑾曾任户部尚书、硖州刺史、吏部中大夫，按照碑文，他都不曾任这些职务。而柘州碑写作“拓州”。碑上说唐瑾曾任黄门侍郎，又任散骑常侍，后来兼领大著作，修撰国史和起居注，又任侍中；传记都没有记载。他传记还说追赠小宗伯，碑上却说追赠华州刺史；传记说谥号为“方”，碑上却说谥号为“懿”。碑由于志宁撰写，贞观年间由他的孙子唐皎所立。《后周书》《北史》都是唐初修成的，距离唐瑾去世的年代并不远，却颠倒错乱到这种程度。不过他的官爵、姓名和子孙等内容不应有误，都应当以碑文为依据。隋皇甫诞碑 右边是隋代皇甫诞碑。我曾经得到皇甫诞墓志，又得到这通碑来考证。《北史》和《隋书》列传说：“皇甫诞字玄虑。”但碑和墓志都写作“玄宪”。传记说：“隋高祖接受禅让后，皇甫诞任兵部侍郎多年，出任鲁州长史。” 开皇年间，他又任这个部门和刑部的二曹侍郎，升任治书侍御史，任河南道大使。回来以后，他上奏政事称职，朝廷命他判大理少卿。第二年升任尚书右丞。参照碑文和墓志考察，皇甫诞从司徒主簿出任长史，不久授任益州总管府司法，征召入朝授任比部侍郎。大概他没有任过兵部侍郎；而他任河北、河南安抚大使，是在任右丞时，这些都是史家的错误。只有墓志称皇甫诞曾任司徒主簿，碑文没有记载。传记和墓志都说他任鲁州长史，碑文却写作广州，因此怀疑碑文脱漏。墓志是在下葬时叙述的，碑也是在贞观年间由他的儿子皇甫无逸追建的，不应当有差错却彼此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金石录》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金石录》卷二十四。宋代赵明诚撰写。跋尾十四【唐】唐益州学馆庙堂记 唐万年宫碑阴题名 唐薛收碑 唐崔敦礼碑 唐赠左仆射杨达碑 唐李靖碑 唐《辨法师碑》。唐《兰陵长公主碑》。唐《清河公主碑》。唐《赵▯智碑》。唐《登封纪号文》。唐《司元太常伯窦德▯碑》。唐《于志宁碑》。唐《▯文馆学士顾君墓志》。唐《碧落碑》。唐《兴昔亡单于阿史▯弥射碑》。唐《阿史那忠碑》。唐《明征君碑》。唐《黎尊师碑》。唐《李勣碑》。唐《阳翟侯夫人陆氏墓志》。唐《少姨庙碑》。唐《启母庙碑》。唐《房▯龄碑》。唐《高士亷茔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