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録卷十九

译跋尾十【魏、吴、晋、伪汉、伪赵】魏《大飨碑》唐重立《大飨碑》魏《孔子庙碑》。魏《范式碑》。魏《太仆荀君碑》。魏《南郡太守卞统碑》。晋《南乡太守司马整颂》。晋《南乡郡建国碑》。魏《大长秋游君碑》【晋咸宁年间建立】。《游君碑》碑阴。吴《禅国山碑》。吴《天玺元年断碑》。晋《右将军郑烈碑》。晋《太公碑》。晋《云南太守碑》。晋《防羌校尉彭祈碑》。晋《彭祈碑》碑阴。晋《光禄勋向凯碑》。晋《鸿胪成公重墓刻》。伪汉《司徒公刘雄碑》。魏《邓艾碑》【和下面两碑都是同一时期由西晋建立】。《金乡守长薛君碑》。《张平子碑》。赵《浮图澄造释迦像碑》。赵《横山李君神碑》。赵《西门豹祠殿基记》。晋《乐毅论》。学生题名。宋武帝《檄谯纵文》。魏《大飨碑》。以上是《魏大飨碑》。据《魏志》记载：文帝在建安二十五年继承帝位，此前任丞相、魏王，改年号为延康。这年夏六月，他南征；秋七月甲午，军队驻扎在谯，大宴六军将士以及谯地父老。现在根据碑文考察，日期应是八月辛未。这大概是《魏志》记载错了。当时曹丕任丞相，汉献帝仍在位；虽然政权离开汉王室已经很久，但曹操去世才几个月。曹丕的军队驻扎在旧日乡里，却完全没有思念亲人的心情，反而正和群臣百姓在高台上置酒，大肆设置歌舞伎乐。而臣下又一同凿石刻碑，刻写夸耀功德的文辞，还把他比作夏启、周成王、汉高祖、光武帝，难道不可笑吗！唐《重立魏大飨碑》【附录】。以上是唐代重立的《大飨碑》。大中五年，亳州刺史李暨因为旧碑文字磨损残缺，重新刻在石上。旧碑已经断裂，接续部分无法全部辨认，而这个拓本特别完整，所以附列在这里，以便阅览者详细查看。魏的事迹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它的文辞工整精妙，也不能废弃。魏《孔子庙碑》。以上是《魏孔子庙碑》。据《魏志》记载：文帝在黄初二年正月下诏，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奉祀孔子；并命令鲁郡修建旧庙。现在根据碑文考察，时间应是黄初元年。此外，诏书的措辞也不时有小小不同，也应当以碑文为准。魏《范式碑》。《法书要录》说：这是蔡邕所书。现在根据碑文考察，它是在魏青龙三年建立的，不是蔡邕所书。魏《太仆荀君碑》。以上是《魏太仆荀君碑》，碑额题为“魏故太仆西阳亭成侯荀府君之碑”。碑已经残缺，现存可以看见的内容是：曾任齐国相、始平太守、大将军长史，受封西阳亭侯，后来任太仆。享年五十一岁，于正始五年夏六月丙寅去世。只是他的姓名和乡里已经磨灭，无法考证了。魏《南郡太守卞统碑》。以上是魏《南郡太守卞统碑》，在今天的曹州寃句县。碑中叙述世系、官职和门第非常简略，而且有很多残缺。其中大略说：“君名统，字建业。”又说：“只是上天考虑到平庸者，任命他治理南方。”又说：“嘉平二年十一月己亥，因病卧床，在任上去世。”碑题为“魏故南郡太守卞府君之表”。据《晋书·卞壸传》：“他是济阴郡冤句人，祖父卞统，任琅邪内史。”《元和姓纂》也说：“卞统任晋琅邪内史。”现在这块碑残缺处还留有“琅邪”二字，由此知道他曾任此官。但卞统在魏嘉平年间去世，《姓纂》却认为他在晋朝做官，这是错误的。晋《南乡太守司马整颂》。以上是晋《南乡太守司马整颂》，碑文说：“起初在魏任官，先后任郎中、中郎、议郎、谏议大夫、骑都尉、给事中，转任治书侍御史。咸熙二年，出任偏远郡的长官，加授宣威将军。”又说：“谒者到郡中授予君的世子名分，他手持符节四次辞让，把名位推给兄长的继承人，坚决而诚恳地推辞，具有泰伯的三种美德，君又在这些方面有所增加。”又说：“太始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诏前来授命，任命君为南中郎将，出镇宛都。”据晋史，司马整的事迹附见于安平献王司马孚传。传后说：“兄长司马奕去世，便以司马整为世子，历任南中郎将，封清泉侯，早年去世。”其余官职和门第都没有记载。按照史书所说“兄司马奕去世，以司马整为世子”，和碑文所说“把继承权推给兄长”，两种说法不同，应当以碑文为准。晋《南乡郡建国碑》。以上是晋《南乡郡建国碑》，已经断裂而不完整。碑额题为“南乡郡建国之碑”。碑文大略说：“嘉平五年，汉水洪水泛滥，毁坏了旧城。”又说：“正元二年，在这里筑城。”其余能够辨认的文字，大略叙述迁移郡治的事情。铭文中有“与晋朝永远共存”的话，由此知道它是晋碑。据《晋书·地理志》：“建安十三年，魏武帝完全取得荆州地区，分割南阳县西部边界设置南乡郡。到晋武帝平定吴国后，太康年间把南乡改为顺阳，但没有记载迁移郡治的事情。”这块碑大概是在太康以前建立的，所以仍然称为南乡。碑上还说：“河内司马府君，就是司马整，曾经治理这个郡，另有碑记载。”这块碑既然没有建立年月，因此附列在司马整碑之后。《大长秋游君碑》。以上是《大长秋游君碑》，碑文说：“君名述，字庶祖。”据《元和姓纂》说：“魏河南尹游述，起初居住在广平；第六代孙是后魏尚书游明根，游明根生游肇，官至仆射。”现在碑文也说：“游述是广平人。”只是《姓纂》说游述任河南尹，根据碑文考察，他大概从未任过这个官。又据《后汉书·百官志》：“大长秋沿袭秦代将行的官名，景帝时改名为大长秋，有时任用士人；中兴以后通常任用宦者。”游述曾任冤句长、尚书郎、尚书左丞、元城令、治书侍御史、南安太守、北海太守、安平太守、东郡太守、符节令，后来任大长秋，这些都不是宦者所任的职务。这样看来，魏代制度大概也兼用士人担任此职。《游君碑》碑阴。以上是《游君碑》的碑阴。王莽曾下令禁止使用双名，所以当时士人都用一个字作名。东汉时仍然如此。现在这块碑的碑阴所记载的共有二百五十三人，也没有一个人使用双名。碑是在晋咸宁年间建立的，距离王莽时期已经二百年了，而士大夫仍然遵守王莽的命令不变，这是为什么呢？吴《禅国山碑》。以上是《吴禅国山碑》。碑的前半叙述孙皓即位以后各郡各国出现的吉祥征兆，共一千多字。后面说：“于是到了涒滩这一年，敬畏而顺应上天，正月改换年号，祭祀天地，定年号为天玺。”又说：“丞相沇、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等人认为，如今各种祥瑞全都到来，四方进献贡物，九州八方没有不蒙受恩泽的；按照典章制度，应当先举行禅礼，记载并刻勒上天的命令。”于是就在吴兴国山的北面举行告祭，刻石来答谢并宣扬上天的命令，广泛报答大地的恩德。据考察，孙皓在丙申年改年号为天玺，碑上所说的涒滩年就是这一年。孙皓淫乱暴虐、无道，人与神都愤怒憎恶，而群臣却正在称述祥瑞、赞美功德。大概刻石以后四年，孙皓就被晋朝俘获了。吴《天玺元年断碑》。

译以上是吴《天玺元年断碑》。碑的前面说“上天帝说”，又说“帝说：大吴一万方”，又说“上天发布神秘的符文”，又说“天玺元年七月己酉朔”，还说“天符广大而多，无法解释”，能够解释的有十二字。唉，这些话可以说是妖异了。据《吴志》记载，天玺元年秋八月，鄱阳上报历阳山的石头纹理形成文字，共二十字；第二年改年号并大赦，以符合石上的文字。现在这块碑却在金陵，检验它的文字，与《吴志》所记载的也不同，无法考察究竟。孙皓在位期间一共八次改年号，其中六次是因为祥瑞，但最终仍不能保住他的国家，大概是人事没有修治，却假托神怪来曲解、冒称天命，所以不能善终是应当的。晋《右将军郑烈碑》。以上是《晋郑烈碑》，碑文说：“君名烈，字休林。”又说：“曾祖先生，祖父征君，父亲将作大匠，都有盛美的德行，载录在国家的碑志中。”郑烈在晋史中没有传。根据碑文考察，他曾任文帝的参佐；武帝时出仕，任兖州刺史，封东莞男；因病被征召任议郎，太康二年去世，追赠右军将军，谥号僖侯。” 晋《太公碑》。以上是《晋太公碑》，碑文大略说：太公望是这个县的人。大晋接受天命，统一四海。太康二年，县城西部有盗墓者挖掘坟墓，得到竹简书籍。书籍埋藏的年代，距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前八十六年。现在根据《晋书·武帝纪》考察，书中说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挖掘魏襄王的坟墓，得到用小篆书写的古书竹简十多万字，藏入秘府；这与碑文所记年代不同。碑是在当时建立的，况且荀勖校订《穆天子传》时，其叙文也说是太康二年，与碑文相合，可以用来纠正《晋史》的错误。碑文说是小篆书，也错了。既然那些书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前八十六年埋藏的，当时怎么会有小篆呢？碑文又说：其中《周志》记载：周文王梦见天帝穿着玄色衣服，站立在令狐渡口。天帝说：“昌，赐给你一个‘望’。”周文王拜了两拜，叩头至地；太公在后面也拜了两拜，叩头至地。周文王做这个梦的那天夜里，太公也做了同样的梦。后来周文王见到太公，便询问他说：“你的名字叫望吗？”回答说：“正是叫望。”周文王说：“我好像曾在梦中见过你。”太公说出梦的年月和日期，并且把梦中的话全部说了出来；臣因此得以见到您。” 周文王说：“有这回事，有这回事。”于是和他一起回去，任命他为卿士。然而《史记·齐太公世家》说：西伯将要出猎，占卜的结果如此如此。于是西伯出猎，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太公，和他交谈后非常高兴，说：“从我先祖太公盼望您以来已经很久了。”因此给他取号为太公望，带着他一起回去。这两种说法很不相合。王逸注《楚辞》也记载周文王梦见太公的事，和碑文所写大致相同。王逸作注时，这部书还没有出土，他一定另有依据。碑文又说：其《纪年》记载：“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去世。”参照年代推算，他大概活了一百一十多岁。但《史记》也没有记载这件事。考察前代流传的汲冢诸书，只有《纪年》《穆天子传》《师春》等书，没有记载所谓《周志》的，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书。杜预《左氏传》后叙说：汲冢书共七十五卷，都收藏在秘府。杜预亲自见过这些书，由此可知其内容不只是十多万字。史书所记载的，大概不能涵盖那些散佚的书籍；如今还能见到的极少。《太公碑》是汲县令卢无忌建立的。碑后题记说：太康十年三月。晋《云南太守碑》。以上是晋《云南太守碑》的碑文，文字残缺，他的姓氏、名字和乡里都无法考证。大致能看见的内容是：曾任尚书令史，察举为孝廉，授郎中，升任武阳令；跟随龙骧将军王濬出征，升任云南太守，五十七岁去世。最后题为“太熙元年正月上旬刻造”；“太熙”是武帝的年号。晋《防羌校尉彭祈碑》。以上是《晋彭祈碑》，碑文说：君名祈，字子玄，是陇西襄武人。他的先祖出自颛顼，是陆终的后裔；陆终之子大彭，实际主持夏朝的盟会，彭祈就是他的后代。又说：历任郡中低级官职，任州别驾从事。当时庸、蜀尚未平定，侵扰王室道路；洮西之战中，因击败运奇，元帅得以安全，彻底压服强悍的敌虏。朝廷上报他的功劳，授任舍人；回来后又参与本军事务，授任凉州防军。黄河以西尚未清平，戎族盗寇纷纷而起；他的谋略和神妙的计策为皇帝所知，于是升任西郡太守。不久到任，又任酒泉太守；远方夷人望风而来，背着襁褓中的孩子归服，白山丁令率众服从并进献贡物。敦煌令狐丰抗拒违反王法，在渊泉交战时，军队没有沾染血刃。母亲年老，弟弟去世，他辞职离官。圣上仁慈，听从他的请求，转任略阳太守，使他能够靠近家乡领取俸禄奉养母亲。后来遭逢大难，护送灵柩回家，服丧始终按照礼制办理。皇帝下诏说，军州刚刚分设，黄河以西尚未清平，豺狼肆虐，授予他符节与车盖，任命为防羌校尉，统摄凉州地区。他前后建立的军功，应该封为七侯；但他谦逊退让，不夸耀自己的阴德。年岁未到五十岁，便在太康十年三月癸酉去世。天子哀悼怜惜，派使者监护办理丧事，下策书说：“君心地公正明达，任职办事有方，不幸去世，朕非常痛惜。” 所以，故孝廉、参防羌军事酒泉马朔，故吏郎中綦母番、主簿郭晓良，以及吏夏侯俊等人，追念彭君的宏大功业，感伤叹息，于是刻石撰铭。如今所能见到的西晋石刻极少，而且大多残缺；这通碑的文字保存完好，实在可喜，因此把它始末的事迹记录在这里。《晋彭祈碑》碑阴

译这通彭祈碑碑阴所题的姓名，共有三百十二人。其中有故孝廉、计掾、计史、良吏、廉吏、计佐、主簿、领校录事、中部督邮、西部督邮、军议从事、和戎从事、记室督军谋从事、录事史、户曹史、贼曹史、金曹史、田曹史、仓曹史、铠曹史、兵曹史、客曹史、记室史、节史、车曹史、水部都督、中部都督、功曹典事、武猛从事、舍人、蜀渠都水行事、中部劝农、西部劝农、东都水、蜀渠、平水、门下贼曹、门下议生、录事、金曹掾、兵曹掾、作部史、法曹史、参战骑督、步督、散督、门下书佐、弓马从事、监牧史、防史、金曹典事、武猛史、门下通事、门下小史等职。每一种官职，多的有十人，少的也不少于几人。其余只称故吏而没有官号的，有一百六十多人。当时州郡官属泛滥到这种程度。大概自汉代以来，太守都可以自行署置僚佐。彭君担任边郡太守，所以他所征辟的人尤其多。现在把他们的官名全部记录下来，用以显示当时的制度。《晋光禄勋向凯碑》这通《晋向凯碑》说：“君讳凯，字士伯，是河内山阳人。碑文随后详细叙述了他的历任官职和门第。其中最显要的，是曾任中书侍郎、尚书吏部郎、给事黄门侍郎，赐爵关中侯，任广平太守、散骑常侍、游击将军、北中郎军司、兖州刺史、中郎将。后来又说他多次升任河南尹，享年六十八岁，于元康九年四月甲子日去世，追赠光禄勋。”据此看来，向凯是当时的显要人物，但《晋史》没有为他立传，所以他的事迹便无法考察了。大概君子能够流传后世，靠的并不是爵位，而要看他建立了怎样的功业。从古以来，老死于山野而名声显著的人很多；即使身居高位，却在当时看不到功业、后世也听不到声名的人，难道还数得过来吗？” 《晋鸿胪成公重墓刻》这方晋代成公重墓刻说：“永宁二年四月辛巳朔，十五日乙未，守鸿胪、关中侯成公重和魏夫人的灵柩。”前代使用“永宁”作为年号的共有三次：汉安帝、晋惠帝和伪赵石只。考察《三国志》，建安二十年，曹操才开始设置关中侯十七级。汉安帝时还没有这个称号，而石只的永宁年号没有二年。那么，成公重大概是晋惠帝时的人。《晋史》中有成公简、成公绥，都是东郡白马人。《伪汉司徒刘雄碑》这通伪汉刘雄碑，碑额题为“汉故使持节侍中太宰司徒公右部魏成献王之碑”。碑文说：“公讳雄，字元英，是高皇帝的后裔、孝宣帝的玄孙。正值王莽篡夺政权，他远逃到边塞北方，被外国人推举，于是号称单于。历代相承，家族居住在云中，因而把那里作为桑梓之地。”刘雄是刘元海的弟弟。《晋书·载记》说，刘元海本是匈奴人，为冒顿的后代。汉高祖把宗室女子嫁给冒顿，约定结为兄弟，所以他的子孙后来便冒用刘姓。”如今这通碑却直说刘元海出自孝宣帝，难道是刘元海刚起兵时借此说法来迷惑众人吗？碑后题有“嘉平五年，岁在乙亥，二月六日建”。考察《宋莒公纪年通谱》：刘聪在晋怀帝永嘉四年即伪位，改元光兴，第二年改元嘉平，嘉平四年又改元；这样看来，嘉平怎么还会有五年呢？大概《载记》起初没有编年，所以改元的年份难以考察。这通碑应当是当时所立，不应有错误，因此是《通谱》错了。《魏邓艾碑》【以下两碑都是晋代所立】这通邓艾碑，碑额题为“魏使持节征西将军方城侯邓公之碑”。碑上没有记载建立年月。从碑文措辞考察，大概是晋初所立。考察魏、晋史书，邓艾的名字都写作“艾”，而碑上写作“乂”。古代“艾”字又通作“俊乂”“芟乂”“乂安”的“乂”，我怀疑邓艾的名字读音就是这样，而今人把它读成“萧艾”的“艾”，恐怕不对。又考察邓艾平定蜀地后，便在军中被授为太尉；但碑上只题作“征西将军”，我怀疑他不久就遭祸，未曾接受太尉的任命。邓艾起初受封“方城侯”，后来改封“邓侯”，碑上还称“方城侯”，这是为什么呢？《金乡长薛君碑》这通薛君碑在今济州金乡县。碑额题为“故金乡长汝南薛君之颂”。碑文说：“君讳诣，字公谋。”其他文字都保存完好。考察碑文措辞，大概是歌颂县长德政的碑。虽然没有记载建立年月，但其中有“吴寇未【下缺一字】耀威海隅”之语，由此可知它是晋碑。《张平子碑》这通《张平子碑》由晋代南阳相夏侯湛撰写。谶纬之说兴起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泛滥开来。当时即使是著名儒者，也都随之受到迷惑。只有张平子奋力加以驳斥，而且非常坚决。我曾感叹说，像张平子这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豪杰俊士，不被流俗所改变。如今夏侯湛撰写这通碑，却说“金匮玉版的奥秘、谶契图纬的文章，没有不包罗其中”。他的这种说法，可以说是根本不了解张平子了。《赵浮图澄造释迦像碑》这通碑是赵代浮图澄所造释迦像的碑。唐代封演《闻见记》说：内丘县西面的古中丘城寺中有一通碑，是后赵石勒光初五年所立。碑上说：“大和尚竺浮图澄，是天竺大国附庸小国国王的长子，本姓湿。”这通碑就是封演所见的那一通，碑文说法完全相同。考察《晋书·艺术传》，浮图澄本姓帛氏，如今碑上写作“湿”；碑是在当时所立的，应当更能得到真实情况。史书写作“佛图”，碑上写作“浮图”，只是两个字读音相近罢了。只是“光初”是刘曜的年号，封演却认为是石勒时期的年号，大概是封演弄错了。《赵横山李君神碑》这通赵代横山李君神碑题记为：“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三月己亥二十一日癸丑。”考察《晋书·成帝纪》：“石虎在咸和九年自立为赵天王。”但《载记》说：“咸康元年僭称居摄赵天王。”按照《成帝纪》，建武六年应当是己亥年；按照《载记》，则应当是庚子年。宋莒公《纪年通谱》独自以本纪为依据，如今这通碑以及西门豹祠殿基记都记作建武六年，并且都说这一年是庚子年，由此可知《成帝纪》有误。如果没有这两通碑，那么《晋纪》和《载记》的得失就无法再考察了。

译《赵西门豹祠殿基记》这通《赵西门豹祠殿基记》说：“赵建武六年，岁在庚子，秋八月庚寅，建造西门祠殿的地基。”又说：“巧工司马臣张由负责监造，吏臣杜波、马孙，殿中司马臣王基，殿中都尉臣潘倪，侍御史骑都尉臣刘諠，左校令臣赵升，殿中校尉臣颜零等监理其工程。所刻物象很多，如土长、强、良、硕、章、舒、凄、雀之类，它们的名称颇为奇异。近年临淄县人耕地时得到一枚巧工司马印章，我遍查防史传记，都没有这种官名，不知道它属于哪个时代的事物，如今才在这通碑上见到这种称呼。” 《晋乐毅论》这方《晋乐毅论》石刻旧本，过去收藏在学士高绅家中。《集古录》说：高绅死后，他的子弟把石刻抵押给富人，后来富人家失火，于是石刻也被烧掉了。这是不对的。元祐年间，我陪侍父母在徐州任职，当时已故郎官赵竦负责开凿吕梁洪，带着这方石刻同行；石刻已经断裂，他用木头做匣子把它收藏起来。赵竦尤其珍爱它，亲友旧交有人索求墨本，他一定亲手摹拓后赠送。赵竦去世后，这方石刻如今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学生题名》这通学生题名，欧阳公《集古录》认为是汉代文翁的学生题名，我却独自怀疑并非如此。如果认为它立于西汉，那么字形笔画不相像；如果认为它属于东汉，那么东汉绝没有其中所列的两个地名。如今这通碑中有两个字的姓名共有好几人。又有唐代颜有意所书的《益州学馆庙堂记》，记载了汉代以来的石刻，几乎都完备，唯独没有这通题名。假如它真是文翁学生的题名，颜有意绝不会遗漏。根据字形笔画检验，我怀疑它是晋代以后的人所立；但起初没有依据，不敢就这样认定。后来又参考地理书，才确定它不是文翁学生的题名。题名中有“干江阳赵嵩典学从事”“史宁蜀常仲舒宪道”“左生遂宁董朗玄明”“左生晋原杨容宗长”。考察《晋书·地理志》，江阳郡是蜀汉刘备设置的，宁蜀、遂宁、晋原三郡都是桓温平定蜀地后设置的，东西两汉时期都没有这些郡名。这样看来，这通碑是东晋以后的人所立，就没有疑问了。《宋武帝檄谯纵文》这篇是宋武帝檄文讨伐谯纵的文章。考察颜有意所书《成都学馆庙堂记》，其中说：“石室北壁有晋义熙九年刺史朱龄石刻写的宋高祖檄谯纵文，碑字已经磨灭，无法全部辨认。学馆记是在唐初建立的，距离现在又过了几百年，字迹当然更加难以辨认了。不过它的年月和官爵还大略可以辨识。” 《金石录》卷二十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金石录》钦定《四库全书》《金石录》卷二十一。宋代赵明诚撰写。跋尾十一【后魏、梁】《大代华岳碑》《后魏孔宣尼庙记》《后魏孝文吊比干文》《后魏比干碑阴》《后魏大鸿胪卿郑▯伯碑》《后魏御射碑》《后魏太尉于烈碑》《后魏郑羲碑》《后魏郑羲上碑》《后魏车骑大将军邢峦碑》《后魏叱闾神宝修关城铭》《后魏安东将军孙公墓志》《后魏定州刺史崔亮颂》《后魏赠司空元晖碑》《后魏范阳王碑》《后魏贺拔岳碑》《东魏胶州刺史祖淮碑》《东魏大觉寺碑》《东魏大觉寺碑阴》《东魏高翻碑》《东魏张烈碑》《东魏贾思同碑》《东魏魏兰根碑》《后魏化政寺石窟铭》《梁重立羊祜碑》《东魏敬君像颂》《大代华岳碑》这通《大代华岳碑》，欧阳公《集古录》说：“魏从道武帝天兴元年起，商议确定国号，群臣想称为代，但道武帝不答应，于是仍旧称魏。从此以后，没有改国号为代的事情。如今魏碑中屡屡出现‘代’，碑石是当时刻的，不应当是妄造的，只是史书遗漏了这件事罢了。”我考察《崔浩传》说：“方士初纤上奏，建议把代改为万年，崔浩说：‘从前太祖道武皇帝顺应天命接受帝位，开创宏大基业，各项制度和措施无不遵循古制。因为最初受封于代地，后来国号称魏，所以代、魏两个名称并用，就像殷、商两称并用一样。’大概当时国号虽然称魏，却没有废除最初的封号，所以兼称代。”这件事在《阳松玢谈薮》中也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