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

译随从的人曾经停留在大石上，（夜郎王）命令他们做肉汤，随从的人说没有水，夜郎王用剑击打石头，水就流出来了，现在王水还在。后来（他）逐渐变得骄傲放纵，

译分封侯爵给其支系党羽，传承数百年。秦朝兼并蜀地，开通五尺道，设置官吏主管。汉朝兴起，于是他们不归顺。〕将上文二十四字移至此，上承竹王之事，下接汉朝事务，义理贯通，文意阻塞之处皆解矣。汉武帝派张骞到大夏国，见到邛竹、蜀布，询问从哪里来，回答说：“我的商人从身毒国得到。”身毒国，是蜀地以西的国家，即今永昌徼外，徼外二字旧传写脱落，但不可少，这里径直补上。张骞向皇帝禀报。东越攻打南越，大行王恢去救援。王恢派番阳令唐蒙晓谕李本作谕。南越，南越人饮食中有枸酱，当依《史记》作枸酱，详说见附录《蜀枸酱考》。唐蒙问从哪里来，回答说“从牂柯来。”唐蒙也向皇帝禀报，于是上书说：“南越之地东西万里，名义上是外臣，实际上是一州之主，现在从长沙、豫章前往，水路大多断绝，难以通行。私下听说夜郎精兵可得十万，如果从夜郎，乘船沿牂柯江，出其不意，这是制服越人的一着奇兵。可以开通通往夜郎的道路，设置官吏主管。”皇帝于是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史记》、《汉书》、《西南夷传》作“郎中将”。征发巴、蜀士兵千人，带着财物，《史记》、《汉书》有“食重万人”字，无“奉币帛”字。会见夜郎侯，《史记》、《汉书》有“多同”字。用威德晓谕，为他设置官吏。《史记》、《汉书》作“约定为他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做县令”。旁边的小邑都贪图汉朝的缯帛，认为路途遥远，汉朝最终不能占有，所以都暂且听命。《史记》、《汉书》此处下有“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句。司马相如也说：西夷邛、笮，是蜀地的后花园，可以设置郡县。皇帝于是任命他（相如）为中郎将，前往晓谕意图，此处下当有“亦”字。都听命。唐蒙最终开通僰门通往南中，原脱“蒙”字，而多赘文，直如相如开通僂门。唐蒙因南入道路不通，斩杀僰道令，于是凿石开通阁道，《见犍为郡序》。后来才担任都尉，与下文相合。所以应当补“蒙”字。相如持节开通越嶲，按道侯韩说开通益州。汉武帝转任唐蒙为都尉，开通牂柯，用贵重财物晓谕告知各部落侯王，侯王服从。于是斩杀竹王，设置牂柯郡，任命吴霸为太守。以及设置越嶲、朱提、益州三郡。三郡文甚明。“及”下三郡，不当赘以“四”字，否则当云“为四郡”矣。后来夷濮阻城，都怨恨诉说竹王非血气所生，请求立其后嗣，吴霸上表封其三子为列侯。死后，配享父亲祠堂。即今竹王三郎神是也。

二

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缁，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县民众反叛。水衡都尉吕破奴招募吏民及征发犍为、蜀郡奔命兵击破他们。三年后，姑缁再次反叛。都尉吕破奴击之，大败。第二年，派遣大鸿胪田广明等，大破叛军。斩首、俘虏五万人，缴获牲畜十余万头。封钩町渠帅亡波为钩町王，因为他帮助攻打反叛者。田广明赐爵邑。

成帝时，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愈，互相攻击。皇帝派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钩町、夜郎王不服，于是刻木作汉使射之。大将军王凤推荐金城司马蜀

译郡守陈立担任牂柯太守。何、刘、李二本此处作“阿”。何霸担任中郎将，廖本在此处有小注说“当有误”，却没有解释。查考何霸是郫县人，司空何武的兄长，《先贤志》中有赞辞和小传，说“担任属国中郎将”。《士女目录》中没有“属国”二字。大概“属国”是出征戎狄时加授的官衔，可以省略，《成帝纪》没有记载这次战事，《西南夷传》记载了，但没有何霸的文字，《通鉴》相同，大概是常璩采用《益郡耆旧何霸传》补充进去的。《通鉴》将这次战事系于河平二年，《考异》说：“《西南夷传》只说河平年间。而胡旦《汉晋春秋》说在这一年十一月。”可见《益都耆旧》与《汉晋春秋》都曾记载这次战事，常璩并非专门采用《汉书》。军队从益州出发。陈立刚到郡，陈单到达夜郎且同亭，召见兴。兴与邑君数十人，率领数千人来拜见陈立，旧本脱落五字，便成了邑君有数千人之多。这里依据《汉书》的文义补上。陈立责问数落，斩杀了兴，邑君们都心悦诚服。兴的岳父翁指，与兴的儿子邪务，感到羞耻，再次反叛。陈立讨平了他们。威震南方边远地区。这段文字比《汉书·西南夷传》过于简略，又删去了王莽时期南中骚乱的事。这里在陈立的事上只补了一个“平”字，另外参考《两汉书》与《通鉴》补充王莽时期南中的事。

译〔王莽确定诸侯王的称号，四方少数民族中称王的都改为侯。〕采用《资治通鉴》的记载，在始建国元年。〔王邯怨恨愤怒而不归附，王莽暗示柯郡大尹周歆〕《西南夷传》记载为周钦，《资治通鉴》依据《王莽传》记载为周歆。〔周歆欺诈杀害了王邯。王邯的弟弟王承，起兵杀死了周歆，州郡军队攻打他，不能使其屈服。〕采用《资治通鉴》的记载，在建国四年。〔蛮夷愁苦骚扰，全部反叛，又杀死了益州大尹程隆。王莽派遣平蛮将军冯茂，征发巴、蜀、犍为的官吏士兵，向百姓征收赋税以满足军需来攻打他们。〕《资治通鉴》记载在天凤元年。〔冯茂攻打句町，士兵患疫病，死亡十之六七。征收百姓财物，十中取五，州境空虚耗损而不能攻克。被征召回朝，下狱处死。又派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量征发天水、陇西的骑兵，广汉、巴、蜀、犍为的官吏百姓十万人，转运粮草的合计二十万人去攻打他们。刚到达时，斩杀首级数千，其后军粮前后接应不上，士兵饥饿染病。王莽征召廉丹、史熊，廉丹、史熊请求调拨物资，必定攻克才返回。又大量征收赋税。越嶲蛮夷任贵也杀死了太守枚根反叛。〕《资治通鉴》记载在天凤三年。〔廉丹等人久攻不能攻克，益州郡的夷人栋蚕、若豆等起兵杀死了太守，姑复夷大牟等也都叛乱，杀害掠夺官吏百姓。王莽召廉丹返回，改派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攻打若豆等人。〕《资治通鉴》记载在天凤六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叙述栋蚕、若豆反叛在廉丹出兵之前。此处依据《资治通鉴》。〔又派遣国师和仲、曹放协助郭兴攻打钩町，都不能攻克〕《资治通鉴》记载在地皇二年。〔而返回。〕最后两个字依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补入。大概是因为山东兵起而召还。【平帝末】三个字原本就有，应当是衍文，从王莽居摄到地皇十余年间，益州太守三次被叛乱的夷人杀害，文齐怎么能保全性命，并且有政绩教化呢。《后汉书》在“连年不克而还”之下就说“以广汉人文齐为太守”，所依据的应当是事实。《先贤梓潼士女》说“文濒，字子奇”，《目录》作“文齐”。“孝平帝末，以城门校尉为犍为都尉，迁益州太守。”这说明平帝末年是担任犍为属国都尉，王莽末年才担任益州太守，传抄者妄加了这三个字。梓潼人文齐担任益州太守，公孙述时，抗拒郡县不服从。光武【称】帝后因为南中有义，此处之下，张、吴、何、王、浙本有小字注，依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补充文齐治绩三十七字。接着补充脱漏的文字。查常璩叙述文齐治绩，在《先贤志》中此处应当省略。所以只补充下面五个字，以结束文意。而且所补五个字下面提行另起。〔封文齐为成义侯。〕封侯在光武称帝后十八年。旧本衍生了“称”字。

益州西部，是金、银、宝货之地。担任此地官职的人，都富裕到十代。孝明帝初年，广汉人郑纯独自崇尚清廉，丝毫触犯不得。夷人和汉人歌颂他，上表推荐他的无数。上自三公，下到卿士，没有不赞叹欣赏的。明帝嘉奖他，因此设置永昌郡，任命郑纯为太守。章帝时，蜀郡人王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误作追。《东观记》也作阜。担任益州太守，治理教化尤其奇异：神马四匹从滇池河中出来，甘露降落，白乌出现，开始兴起文学，逐渐改变那里的风俗。安帝【永初中，汉中、阴平、广漢羌人反叛，征战连年】十五个字，不是南中的事，此处不应当有，所以删除。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嶼诸夷封离等反叛，部众十余万，多处残破。益州刺史张乔派遣从事蜀郡人杨竦率领军队讨伐他们。杨竦先用诏书告谕，告谕不服从，便用计谋洗荡讨伐。总共杀虏三万余人，俘获人口一千五百人，财物四【千】〔十〕余万万，《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作“资财四千余万，全部用来赏赐军士”。廖本据此将此处十字改为千。现在按四千余万过于夸大难以相信，所以《资治通鉴》删除此句不用，应当如旧本。投降、赦免夷人三十六种，举劾奸邪、贪婪的长吏九十人，黄绶官六十人。各郡都平定。杨竦因伤而死，所以功劳没有记录。从此以后，稍微安宁五十余年。直到灵帝熹平年间，蛮夷又反叛，包围杀害了益州太守雍陟。派遣御史中丞朱龟，率领并州、凉州的精锐军队讨伐他们，不能攻克。朝廷议论不能征讨，想依照朱崖钱写作?。吴、何本作崔。旧例放弃它。太尉掾巴郡人李颙献计献策，认为可以讨伐。皇帝于是任命李颙为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讨伐他们，征召朱龟返回。李颙率领巴郡板楯军讨伐他们，全部击破，雍陟得以生还。〔李颙死后〕，依据《南蛮西南夷列传》补二字。又【更】反叛，梓潼人景毅担任益州太守，〔讨平了他们。〕依据《南蛮西南夷列传》删除“更”字，补“讨平了他们”三个字。承接着丧乱之后，百姓夷人困顿饥饿，米一〇钱写作升，张、吴、、何、王、浙本作斗，刘、《涵》、廖本作〇，《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作斛，《先贤志》也作〇。一千钱，〔百姓〕都离散。旧本脱漏“民”字。应当补入。景毅到达，安抚聚集之后，米一〇八钱。

三

建安十

译章武九年，刘备平定蜀地，派遣安远将军、南郡人邓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的身份驻守南昌县。邓方轻视财物，果敢坚毅，夷族和汉族都敬重他的威望与信义。何、王二人原本仅用“以邓方治南昌，夷汉敬其威信”这十二字承接“定蜀”之下，脱落了二十二字。其他各本没有脱落。浙江刻本原已脱落，后来用两行挤刻的方式补足。邓方【去世】，旧本写作“卒”。廖本改为“亡”。顾观光《校勘记》说：“原作卒。”《李恢传》也写作“卒”。刘备向治中从事、建宁人李恢询问接替人选，李恢回答说：“【先】旧本作“西”。依据《

译《汉书·赵充国传》及《三国志·李恢传》将“先零”改为“先零之役”，赵充国有言：“莫若老臣。”先主于是任用李恢为都督，驻守平夷县。先主去世后，越嶲郡的叟族首领高定元杀害了郡将焦璜，举郡称王叛乱。益州大姓雍闿也杀害了太守正昂，改立蜀郡人张裔为太守。雍闿假借鬼神教唆说：“张府君像瓠壶一样，外表虽然润泽，内里却粗糙，杀他不可，绑起来送给吴国。”于是将张裔押送交给吴国。吴主孙权遥授雍闿为永昌太守；派遣原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驻扎在交州与益州的交界处。牂柯郡丞朱提人朱褒代理太守，行为放纵凶暴。丞相诸葛亮因为刚遭遇重大丧事，不便立即用兵，派遣越嶲太守巴西人龚禄驻守安上县，遥领郡务；派遣从事蜀郡人常颀巡视南部；用都护李严的书信晓谕雍闿。雍闿回答说：“我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今天下分裂，正朔有三，远方之人惶惑不安，不知归附谁好。”其傲慢程度如此。常颀到达牂柯，逮捕郡主簿进行审讯。朱褒因此杀害常颀发动叛乱。益州的夷人又不顺从雍闿，雍闿派遣建宁人孟获去游说夷叟说：“官府想要三百头乌狗，胸前全是黑色，以及三千根三丈长的斲木，你们能办到吗？”夷人认为可行，都顺从了雍闿。斲木坚硬刚直，性质弯曲，高度不超过二丈，所以孟获以此欺骗夷人。

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南征。由水路从安上进入越嶲。另派马忠讨伐牂柯，李恢进军益州。任命犍为太守广汉人王士为益州太守。高定元在旄牛、定笮、卑水多地修筑营垒防守。诸葛亮想等高定元军队集结，一并讨伐，于是驻军卑水。高定元的部曲杀害了雍闿及王士等人。孟获代替雍闿成为首领。诸葛亮斩杀高定元后，马忠攻破牂柯，李恢在南中围困雍闿。夏五月，诸葛亮渡过泸水，进军讨伐益州。活捉孟获，安置在军中，问他说：“我军怎么样？”孟获回答说：“遗憾彼此不了解，您很容易取胜罢了。”诸葛亮因为正致力于北方事务，而南中喜好叛乱，应当彻底挫败其奸诈。于是赦免孟获，让他回去集结军队，再次交战。总共七次俘虏、七次赦免。孟获等人内心信服，夷人、汉人也思念归顺向善。诸葛亮再次询问孟获，孟获回答说：“明公，真是天威啊！边民将长久不再作恶了。”秋天，于是平定四郡。将益州改名为建宁，任命李恢为太守，加封安汉将军，兼任交州刺史，移治所至味县。分建宁、越嶲设置云南郡，任命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牂柯设置兴古郡，任命马忠为牂柯太守。将南中精锐士兵、青羌万余家迁徙到蜀地，编为五部，所向无敌，军号称为飞军。将其老弱配给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作为部曲，设置五部都尉，号称五子。所以南人常说四姓五子。因为夷人多刚强狠戾，不顺从大姓富豪；于是劝令他们拿出金帛，聘雇强悍的夷人作为家部曲，获得多的人世代袭官。于是夷人贪图货物，逐渐服属于汉人，形成夷汉部曲。诸葛亮收用俊杰建宁人爨习、朱提人孟琰以及孟获作为官属，爨习官至领军，孟琰为辅汉将军，孟获为御史中丞。征收他们的金、银、丹砂、漆、耕牛、战马，供给军国之用，都督常任用重要人物。

译重用那个人。」这里依据廖本，作“常用重人”。

译四

李恢去世后，任命蜀郡太守、犍为人张翼为都督。张翼执法严厉，不能与不同的风俗相协调。夷人首领刘胄反叛，朝廷征召张翼，任命马忠接替他的职务。马忠还未到任，张翼便修治攻战的方略，储备物资。部下们感到恐惧。张翼说：“我即将面临战场，怎么能因为被贬退的缘故，就废弃公家的事务呢？”马忠到任后，承继张翼的策略，消灭了刘胄。【蜀汉赐予张翼关内侯的爵位。】这是十余年后追论讨伐刘胄功劳的事情，应当是衍文。马忠在南方任职，安抚远方的人，也能亲近近处的人，廖本讹误作“尔”。他非常垂示恩惠与仁爱，官至镇南大将军。他去世后，南方人为他建立祠堂，遇到水旱灾害就向他祈祷。任命蜀郡人张表接替马忠，加封安南将军。又任命犍为人杨【义】〔羲〕（旧本都作“义”。廖本注说“应当作‘羲’”，是对的，即《三国志》中的杨戏。）为参军，作为张表的副手。张表之后，任命南郡人阎宇为都督，南郡人霍弋（钱、《函》本作“戈”，下文仍作“弋”。）为参军。霍弋非常擅长参谋辅佐的礼节，于是接替阎宇（刘本误作“守”。）担任监军、安南将军。他安抚调和不同的风俗，为他们制定法律、施行教化，刑罚轻重恰当，夷人和晋人都感到安定。《函海》注说：“按，西南夷把中国称为‘晋’”。到了晋朝，沿袭他的职务。当时交趾（刘、李本作“址”。）不依附朝廷，假授霍弋符节，遥领交州刺史，得以根据情况自行选用长官。现在吴、何、王本作“令”。官吏和解夷人以及适合音律的谪戍之民（“谪”，古字通“罚”），都依照霍弋的旧例。霍弋去世后，他的儿子在【龚】〔袭〕（旧本作“龚”，廖本注“应当作‘袭’”，这里直接改正。）统领他的军队，调和各姓氏。

晋朝【以】巴西太守吴静，在任数年，安抚体恤失当，导致不和。军司鲜于婴上表征召吴静回朝。【鲜于婴】（李本无。）于是〔以鲜于婴〕代替他。旧各本“以”字误在上，“婴”字误在前，又下面空格，都错了。泰始六年，《晋书·武帝纪》与《通鉴》都作“七年”。因为益州太大，将南中四郡分出设立宁州，鲜于婴担任刺史。〔治所在云平。〕《晋书·地理志》：宁州，统辖云南、兴古、永昌、建宁四郡，以云南郡为首，县以云平为首。据此补入。咸宁五年，尚书令卫瓘上奏合并州郡，太康【三】〔五〕年，旧本都作“三年”。《通鉴》作“五年”。云据《华阳国志》，那么是宋刻误作“三”，原本固然是作“五年”的。废除宁州。应当连同上面十四字为一句，旧本在“郡”下空格，错误，这里向上连接。设置南夷〔府〕，旧本脱漏“府”字，依据《蜀中广记》引用的《华阳国志》文字补入，下文也正好作“南夷府”，指的是南夷校尉府，“府”字不可脱漏。任命天水人李毅为校尉，持节统领军队，镇守南中，统辖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每当夷人向贡南夷府，送入牛、金、旃、马；动辄以万计；都预先制作【忿恚】〔念羡〕（思念羡慕）送给校尉及其官属。他们供给郡、县也是如此。南方人认为这是富饶的表现。自从四姓子弟谋求仕进，必须先经过都监。

夷人中大的部落叫昆，小的部落叫叟，都弯曲着头，耳朵上戴着环，用铁（元丰本作“银”。）包裹结发。没有大的侯王，像汶山、汉嘉的夷人一样。夷人中那些强悍、狡黠、能言善辩并使族人屈服的人，被称为“耆老”，就作为首领。“便”字，张、吴、何、王本作“使”，不对。浙本剜改作“便”。议论喜好用比喻，称为《夷经》。现在南方人的言论，即使是学者，也有一半引用《夷经》。与夷人结为姓氏（廖本注说“应当作‘婚’”。）称为“遑耶”。各姓氏（廖本注说“当有‘婚’字”。）称为“自有耶”。世道混乱、触犯法律，就依靠他们藏匿。有人说：有被官府依法制裁的，夷人有时为他们【报】〔执〕仇。旧本都作“执仇”。顾广圻校勘说“这是‘报’字的错误。”廖本直接改为“报仇”。这里仍遵循旧本。与夷人关系极厚的，称为“百世遑耶”，恩情如同骨肉。【成为他们逃亡者的渊薮。】审察上下文，这是赘句。应当是后人传抄时衍生的。所以南方人轻易作乱，就是倚仗这个。他们的【速】〔俗〕旧本都作“俗”，廖本作“速”。征用巫鬼，喜好诅咒盟誓，投石结草，官府常常用盟誓来约束他们。诸葛亮于是为夷人制作图谱：《太平御览》卷七十五引用此文，没有“谱”字。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接着画神龙；龙生夷人，以及牛马（《御览》引用此处下有“〇”字。）羊；后来画部主官吏，骑马打着幡盖，巡视安抚；又画《御览》引有“夷”字。牵着牛背着酒、带着金宝去拜见他们的形象，赐给夷人。夷人非常看重它，许诺进贡活口（人口）的价值。又赐给瑞锦、铁券，现在都还存在。每当刺史、校尉到任，拿着这些呈献上去。行动也像这样。

五

李毅之后，永昌人吕祥担任校尉。吕祥之后数〔年〕【人】，旧本都作“数人。”查自太康五年废除宁州，任命天水人李毅为校尉，到太安元年，广汉人李毅任内毛诜等叛乱，中间只有十七年，已经历了李毅、吕祥两任。以晋朝南中官吏一般任职年限较长推断，不至于又经历数人乃至广汉人李毅，应当作“吕祥之后数年”才合理。“数年”，那么校尉失名的只合一人。

译罢了。【李】广汉〔李毅〕，旧本都脱去了“毅”字，写成“李广汉”三个字，这应当是旧时传抄的人因为两位李毅同官而妄自改动。这位广汉人李毅，后文很明确，所以直接改定。他从云南、犍为郡守升任校尉。过了很久，建宁太守巴西人杜俊、朱提太守梓潼人雍约，懦弱迟钝没有治理能力，政事靠贿赂才能办成。杜俊夺取大姓铁官令毛诜、中郎李睿（张本作●，吴何本作督，下同）的部曲，导致毛诜的弟弟被判处耐罪。《函海》有小注说“耐就是耏”。意思是说耏罪是半髡的刑罚。现在考按：耐、耏两字古时通用，是一种小罪轻刑，剃去头发但保留胡须。然而“耐”也有“忍耐”的意思，可以作人名解释。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能，他的弟弟担任功曹，按例应当察举，而【俊】旧本有“俊”字，应当是衍文。雍约接受了都尉雷逢的贿赂，举荐雷逢的儿子雷照为孝廉，却不礼遇李猛，李猛等人因此怨恨他。此处以下元丰本空四格，钱本、《函海》本、廖本空格。现在连缀。太安元年秋天，毛诜、李睿【猛】廖本注“

译当衍」。逐俊以叛。李猛写信给他说：“从前鲁侯失道，季氏将他驱逐。上天爱护百姓，这是君主和师长所治理的。知道您追随古人，见到贤人就想着看齐。您谦卑自处，让我感到惭愧。”李猛也驱逐了李约，李约响应李俊作乱。众〔各〕旧脱各字，依《资治通鉴》补。数万。李毅讨伐并击败了他们，斩下李诜的头。李叡逃跑，依附于夷帅于陵承。李猛上表投降说：“我生长在偏远荒凉之地，不通晓礼教，只是与李雄和光同尘、合势共处。虽然不能像诸葛亮那样在渭滨安营扎寨、略取土地；此处下当有‘犹’字脱。但我希望北断褒斜道，东据永安。退一步考察天命符瑞，晋朝德泽长久，确实不是狂妄之人所能侵犯的。于是上表表示改过自新，归罪于有关官吏。”李毅厌恶他的言辞，于是诱骗并杀死了他。此处下钱、《函海》、廖本空格。此处提行张、吴、何、王、浙本有‘行’字。当衍。

部永昌从事江阳人孙辨，上书陈述南中的形势：“七郡地势险绝，晋朝衰弱而夷人强盛。加上当地百姓闭塞困顿。应当恢复宁州的建制，来相互镇守安抚。”冬季十一月丙戌日，诏书恢复设置宁州。增加统辖牂柯、益州、朱提三郡，合共七郡，〔李毅〕任刺史。加封龙骧将军，进封成都县侯。旧本脱‘毅’字。当有。

〔太安〕二年，于陵承到李毅处，请求宽恕李叡的罪过，李毅答应了他。李叡到达后，群元丰本作‘郡’。下认为李诜、李叡扰乱〔乱〕廖本无‘乱’字。州土，一定要杀了他们，李毅不得已，答应了。等到李叡死后，于陵承以及李诜、李猛、遑耶愤怒，煽动谋反，拥立建宁太守巴西人马【恢】〔义〕原作‘马恢’。按《三国志·马忠传》：‘子修嗣。’裴注：‘修弟恢。恢子义，晋建宁太守。’当时距离马忠去世已五十余年。当是马义。为刺史，焚烧郡城。伪发，李毅正患病发作，勉强出兵。起初是为了救援【恢】〔义〕，等到听说他的实情，于是杀了【恢】〔义〕。夷人更加强盛，破坏郡县，没钱、《函海》本作‘役’。吏民。恰逢李毅病重，军队接连失利，晋朝百姓有的逃入交州，有的逃入永昌、牂柯，一半也被夷人困住俘虏。夷人于是围攻州城。当时治所在味县，后详。李毅只凭病元丰本作‘疾’，廖本同。嘉泰本作‘病’，刘、钱、《函海》本同。张本改‘并’，吴、何、王、浙本同。力坚守孤城，病重不能作战讨伐。当时李特、李雄在益州作乱，而各地都有战事，救援不到。张、吴、何、王本作‘致’。李毅上疏陈谢：“不能遏制寇贼暴虐，疾病与战事相遇，使虏寇游魂般肆虐。兵力和粮草都已单薄，器械穷尽，而求救无望，坐等灭绝。如果朝廷一定不垂怜担忧，请求派遣大使，趁我还在世，给我钱本作‘以’。《函海》作‘?’。重罪。如果我已死，〔必〕廖本无‘必’字，据刘本等补。陈尸受戮。”积四年，张、吴、何、王本无‘此三字’。光熙元年春三月，李毅去世。儿子李钊在洛阳任职，回来奔丧。到达牂柯，道路堵塞。停留在交州。文武官员因为李毅的女儿李秀明达且有父亲之才，于是拥戴她统领州务。李秀起初嫁给汉嘉太守广汉人王载。王载将家眷避乱到南方，所以共同推举她，又让王载兼任南夷龙骧参军。李秀奖励战讨，粮食已尽，人只【樵】〔焦〕元丰本作‘樵’，廖本同，嘉泰本作‘焦’，刘、钱、《函海》本同，张、吴、何、王、浙本本作‘茹’，当作‘焦’。草、炙鼠为命。李秀趁夷人懈怠，就出兵掩杀击败他们。前后三年，李钊才得以到达。李钊丁忧守丧，文武官员又逼迫李钊统领州府事务。李毅旧吏毛孟等人到洛阳求救，甚至想要自刎，怀帝于是命令交州，派兵救助他们。任命李钊为平寇将军，兼任南夷护军。派遣御史赵涛，追赠李毅少府，谥号为威侯。元丰本作‘武侯’，钱、《函海》本同，《函海》注云：‘刘、吴、何、李本并作威侯’，各他本亦俱作‘威侯。’交州刺史吾彦，派遣儿子威远将军吾咨去援助他们。

六

朝廷《函海》作‘庭’。任命广汉太守魏兴人王逊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代替李毅。从永嘉元年接受任命，四年才到任。遥举建宁人董敏《王逊传》作‘董联’。为秀才。郡久无太守，功曹周悦代理郡务，轻视董敏，不给他任命文书。王逊到任，愤怒，杀了周悦。周悦的弟弟秦臧长周昺，联合夷叟谋划：因为赵涛的父亲赵混旧本同《王逊传》作‘混’，廖本改‘浑’。过去任建宁太守，有德惠，想要杀王逊拥立赵涛。王逊诛杀了他们，并杀了赵涛。夷晋莫不惶惧。上表任命李钊为朱提太守，治所在南广，抵御〔李〕雄。当时荒乱之后，仓无〇张、吴、何、王本本作‘斗’。粟，众无一旅，官民虚【弱】〔竭〕，廖本作‘弱’绳纪弛废。王逊穿粗衣吃菜张、吴、何、王、浙本本作‘莱’。食，招集〔民〕夷。【民】

译百姓。此句倒置，断句。边远地区的蛮夷厌倦战乱，逐渐也回归善良。王逊慰劳安抚他们毫不懈怠。几年后得以恢复秩序。关于“五【茶】〔苓〕”此处，刘、钱，《函》本作“荼”。张、吴、何、王、浙本仍作“茶”。顾广圻校稿云“五苓”，批“癸酉”二字。廖本亦仍作“茶”，注云“当作苓”。蛮夷过去作乱，首先谋划讨伐他们；但没有加罪于人。恰逢蛮夷发掘夜郎庄王的坟墓。王逊因此，于是讨伐并消灭了他们。等到讨伐恶獠、刚夷数千个部落。《王逊传》作“征伐诸夷，俘馘千计。”威〔震〕南方。官至平西将军、安南将军，又兼任益州刺史，加授散骑常侍，封褒中伯。但他严厉凶猛太过，诛杀铲除的人很多。犍为太守朱提人雷照、流民阴贡、平乐太守董霸攻破牂柯、平夷、南广，向北投降李雄。建宁爨量，与益州太守易（旧本皆作“易”。顾广圻校云：“后作?”。廖本径改。）、梁水太守董慬，据守兴古、盘南而叛乱。张、吴、何、王本倒作“盘以南”。〔李〕雄派遣叔父李骧攻破越嶲，讨伐宁州。王逊派遣督护云南人姚岳（《晋书·王逊传》作姚崇。钱写作拒，义同。）在堂螂县（张、吴、何、王本作螳。）抵御李骧。违背王逊的指挥部署，虽然大破李骧，但未能擒获他。

译太兴四年，王逊发病去世。州人推举王逊的次子王坚主持州务。原文脱漏“逊”字，依据《晋书·王逊传》补入。

永昌元年，按照《晋书·王逊传》应作“泰宁三年”。晋朝改任零陵太守、南阳人尹奉为宁州刺史、南夷校尉，兼任安西将军。尹奉威严刑罚松弛迟钝，政事治理混乱。咸和八年，于是被李雄的弟弟李寿攻破。南中地区全部被李雄占有。只有牂柯郡的谢恕不被李寿所任用，此处刘、李、钱本空缺五字，显示旧刻有墨迹涂改脱文。《函海》本空缺一格，其他版本连读。〔李寿攻破他。李寿离去〕依据《李雄志》补入五字。谢恕于是〔重新〕保全郡县【独自】归顺晋朝。按，牂柯郡治所在古且兰，靠近晋朝湘州。所以谢恕容易进退。旧本脱漏五字后，被传抄者改窜，导致文义紊乱。从文理来说，“独”应当是“复”字的讹误，并且应在“遂”字之下。谢恕官至抚夷中郎将、宁州刺史、冠军将军。旧本脱漏“将军”二字，是校勘疏忽。【这一年，是咸和八年。】上文已记载“咸和八年”，这七个字应当是衍文。

牂柯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辟。《前汉书·地理志》作“元鼎六年开辟”。本书《蜀志》作“元封元年分犍为郡设置牂柯郡”，即元鼎六年的次年。大概是因为征伐南越开辟牂柯，次年才设置郡县。廖本注云“二当作六”。这里直接改正。所属县份，汉代有十七个，户数二万。《前汉书·地理志》记载户数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取整数应当是二万。这里作六万，大概是传抄中与“元鼎六”字互相混淆。这里一并订正。到了晋代，县份有四个，廖本注云“当作八”，户数五千。《晋书·地理志》记载牂柯郡“县八，户一千二百”。依据的是《太康簿》。这里使用的是尹奉投降蜀汉时的簿籍。当时蜀地百姓南迁者众多，所以四个县的户数增加。距离洛阳五千六百一十里。郡城上方正值天井星位，所以多雨涝。张、吴、何、王、浙本都作“獠”，意思属于下句。这是错误的。《说文解字》解释“潦”为“雨大的样子”。牂柯郡民族复杂，不可以用僚族一种来代表。下面所指也不是獠族习俗的特点。所以应当从刘、钱、《函海》、廖本作“潦”字。民间喜好鬼神巫术，多有禁忌。【畬】〔●〕旧本都作“畬”，《说文解字》解释为“三年整治田地”，与此文义不合。字应当从“畲”，诗车切，音奢。《集韵》解释为“火种”，即烧山耕种，现在称为“火地”。以山为田。没有蚕桑业。颇为崇尚学习书写。缺少威严仪态。钱本作“仪”，是正确的。多懦弱胆怯。家畜财产稀少，虽然有僮仆，与其他郡相比属于贫困。王莽改称牂柯为同亭。郡民不服。恰逢公孙述占据巴蜀，旧本都作“三蜀”。廖本注云：“当作据。李贤依据《后汉书》误改罢了。”这里直接改正。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謝暹保全郡县，听说光武帝在河北，光武帝于更始三年在河北称帝，世祖是庙谥，追记时才使用。于是远远派遣使者从番禺江出发，向汉朝进贡。光武帝嘉奖他们，封号为义郎。明帝、章帝时期，毋敛人尹珍，字道真，因为生长在偏远之地，未受学校教育，于是远道跟随汝南许叔重学习五经。又师从应世叔学习图纬之学，通晓天地人三才。刘本作“才”。回来后以此教授学生。于是南域才开始有了学问。尹珍凭借经术被选用，历任尚书丞、郎，荆州刺史。【而应世叔任司隶校尉。师生都显贵。】这十二字，应当是后人批注语，传抄者误入正文。不是牂柯郡的事。平夷人傅宝，元丰本也作“保”，钱本作“宝”，是正确的。夜郎人尹贡，也有名望德行，历任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傅宝字纪图，任巴郡太守，见《士女目录》。尹贡没有考证，应是任彭城相的人。两人官职合叙，也有先后顺序。那么先作尚书郎的是傅宝，作长安令的是尹贡。号称南州人士。郡中特别多有险阻，有延江、雾赤、煎水作为池卫。少有动乱，只有朱褒被诛杀。其郡守中垂名立功的，前有吴霸、陈立，后有汉中张亮、广汉刘宠、犍为费诗、巴西馬忠，都著有功勋烈迹。晋元帝时期，太守建宁人孟才因为骄横暴虐无恩，郡民王清、范朗驱逐了他。驱逐，刘本作“遂”。刺史王逊发怒，分鄨县一半，廖本注云，“当作平。下当有夷字”。现在按：“鄨半”者，是当时习惯表示延江流域北部地区的称呼。晋牂柯郡有八县。夜郎、谈指属于盘江流域，其余六县属于延江流域。鄨县与平夷县在延江北，其余四县在延江南。当时人称延江以北为鄨半。分设夜郎郡不提及县名，那么这里也不应当列举鄨县与平夷县。如果列举县名则应当先提郡治平夷县，不应当先提鄨县。所以知道廖本注是错误的。

译平夷郡，夜郎以南设为夜郎郡。此处廖本注释说：“应当有‘但’字。”这里依照《汉中郡》的体例，补入“郡但”二字。〔郡但〕辖四县。

译万寿县，郡治所在。有万寿山。“沮”字，廖本注说“应当是衍文”，这是不对的。这是地名，解释在注释中。这里本来有盐井，汉末时，夷人共同诅咒盟誓，不再开采。现在三个郡都没有盐。

且兰县〔音沮。〕旧各本都有这两个字。廖本删去，注说“旧校说音沮”，认为这是小注误入正文。这里依照旧本。汉代称为故且兰。有柱蒲钱，写本讹作“兰”。关【也】。〔有赤雾、煎水流入沅水。〕《前汉书·地理志》，故且兰有沅水。《后汉书·地理志》注引《地道记》说：“有沈水。”王先谦校勘《水经注》说，沈应当是沅，是对的。上文有“雾赤、煎水为池卫”，考证在县境，所以补入。

广谈县，此处之下，张、吴、何、王、浙本连着“毋敛”，没有空格。

毋敛县，有刚【火】〔水〕。廖本注说：“火应当是水，见《汉书·地理志》。”这里直接改正。刘、李本保留“上”字，删去这个“也”字。这里保留这个“也”字，删去“上”字。

平夷郡，晋元帝顾广圻校本题眉批“愍，癸酉”三字。意思是应当作“愍帝”。这里不改正。建兴，李本作“武”，其他各本作“兴”，廖本注说“应当作武”，这里不改正。元年设置。《水经注》也作建兴元年，那么《华阳国志》本来作建兴。建兴虽然是愍帝年号，当时元帝已经以琅邪王身份加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守建业。宁州王逊依附他，与元帝同用建兴年号，晋朝南方州郡都只知元帝，不知愍帝，所以《华阳国志》跟随李钊等人的说法如此，并非错谬。属县两个。户数一千。李、吴、何、王本颠倒作“千户”。以下同。〔距离建康，水路，一万三千里。〕用《宋书·州郡志》补入。

平夷县，郡治所在。有●津，安乐水。山出产茶、蜜。

鄨县，是旧犍为郡城。不狼山，出产鄨水，流入【沅】〔延〕。《前汉书·地理志》宋刻本已经讹作沅，《华阳国志》本作延，后人错误地跟随误本《汉志》改作沅，这里改回作延。又钱写本此处之下有“水”字。有野生薜，可以吃。大姓是王氏。

夜郎郡，〔旧〕夜郎国。各旧本脱漏“故”字，应当补入。属县两个。户数一千。〔距离建康，水路，一万三千里。〕依照《宋书·州郡志》补入。

夜郎县，郡治所在。有遯水，通【广】郁林郡。廖本注说：“《后汉书·夜郎传》注引没有‘广’字。”这里直接删去。有竹王三郎祠，非常灵验。张、吴、何、王、浙本没有“也”字，其他各本有，应当是衍文。

谈指县，〔出产丹砂。〕用《后汉书·郡国志》文字补入两个字。〔不津江，有瘴气。〕用刘昭注引《南中志》文字补入。张、吴、何、王、浙本有小字注说：“《汉书》谈指县出丹。”脱漏“后”字。《函海》本也有小字注说：“《后汉志》引此有‘有不津江江有瘴气’八字。”意思是刘昭所引是常氏这篇。顾广圻校批说：“彼注所引《南中志》应当是另一本书。”意指是谯周《南中志》或魏完南中志。然而常氏此书也多有引自旧有典籍，如谯周的《南中志》处，刘昭所引《南常志》纵然不是出于常氏，也可以用来补常氏所缺。

晋宁郡，本是【益州】〔滇国〕。旧作“益州”。审察下文，应当是“滇国”二字，传抄者妄改。元鼎初〔设置官吏，分〕属牂柯、越嶲。旧本有脱漏，不成文理。审察系初未置郡，只以滇王与其属邑设置官吏分属二郡，补入三字。【汉武帝】元封二年，叟人反叛，元鼎时未举帝称，牂柯郡已言“汉武帝元鼎”。此句自不当更赘“汉武帝”三字。应是浅人旁注，被误入正文，所以删去。《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九年注引此文有“武帝”字，也是注引时加，非常文所固有。又其“叟”下有“夷”字，也是注引时衍文。派遣将军郭昌讨平。于是开辟为郡，治所在滇池上，号曰益州。时尚未设置十三部刺史。元鼎五年初置部刺史，改梁曰益，遂同郡名。汉代属县二十四，户数二十万。唐百川校本涂去“十”，并笺说：“《班志》户二万九千。”今按《班志》：“户八万一千四百九十六。”《续汉志》：“户二万九千三十六。”唐误。又《班志》所记，是元始二年簿。此云二十万，大概依据元封开郡时账。因为昭帝时益州夷乱用兵，多所屠杀，所以户口转少。后汉又屡乱，所以更转少。晋朝县七个，户数一万。距离洛阳五千六百里。《续汉志》同。《宋史·州郡志》说：“距离建康，水路，一万三千七百里。”

译比平夷多出七百里，从江道和海道不同。【司马相如】韩说最初开辟时，获得牛、马、羊等牲畜三十万头。旧本都有“司马相如”四字，查考《司马相如传》，他死于元封年间之前，也未曾进入滇地。常璩上文，本来就说“司马相如持节开辟越嶲，按道侯韩说开辟益州。”显然这四个字是浅陋之人随意附会添加的，并非原文所有。汉朝于是招募、迁徙死囚及奸猾豪强来充实此地。郡内土地广阔平坦，原野田地。句。怀疑“原”字上面有“美好”二字。多长松皋。怀疑应当倒作“皋多长松”。有鹦鹉、孔雀、盐池、农田、渔猎的丰饶，金、银、畜产的富庶。风俗奢侈豪放，难以安抚驾驭，只有文齐、王阜、景毅、李颙以及南郡的董和为他们设防检束，后来才变得善良。蜀汉建兴三年，丞相诸葛亮南征，以郡民字当作人。李恢字当作领。当时李恢仍任庲降都督，兼领郡。太守一职，改名为建宁，治所在味县。宁州【别】建，〔分出西部七县另外设立〕为益州郡。旧本作“宁州别建为益州郡”。这里依据《晋书·地理志》补上五个字，并将“别”字移到下面，以通顺文意。后太守李?，《南中总序》写作“李易”。是李恢的孙子，与〔梁水〕【前】太守《南中总序》作梁水太守董慬，刘、李本作仅。建【兴】〔宁〕钱本写作宁，是对的。爨量共同叛乱。《晋书·明帝纪》写作“梁州（水）太守爨亮、益州太守李？，以兴古叛，投降李雄。”宁州刺史王逊此下当有“讨平之”字。上表请求将益州改为晋宁郡。

译滇池县：郡治所在地，是原滇国的城邑。旧本传写时将“邑”误作“国”，并随之将上文的“滇国”改为“益州”，这里一并改正。县内有沼泽水域，【周】〔周〕钱本写作“周”，是正确的。回钱本写作“围”。周长二百〔余〕里。《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将庄蹻到达滇池，方圆三百里。”《汉书》删去了“地”字，承接“池”字说“方圆三百里”。《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南中志》说：“池周长二百五十里。”《范晔后汉书·滇传》说：“有池周长二百多里。”《水经注》卷三十六说“周长三百里左右”，顾广圻校本根据此将二字改为“三”。现在考察：古人仅靠目测，无法确定准确数值。近代实测滇池沿岸曲折周长为二百二十四公里，即约四百五十里。《范晔后汉书》实际采用了《常璩华阳国志》的文字。旧本大概脱漏了“余”字。水源深广，下游浅狭，如同倒流，所以称为滇池。《汉书·西南夷列传》注引作“沼泽下游浅狭，形状像倒置的池子，所以叫滇池。”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初学记》卷二十九、《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七，都引作“神马四匹出自滇池河中。”这应当是参用其他书籍不同文字而衍生的内容。或与家马交配，《艺文类聚》引作“与家马交”。从而生出骏马。刘、李本与上面的“焉”字均作“马”。钱、《函海》本此处也作“马”。俗称它为“滇池驹”，日行五百里。〔有黑〕水神庙【祀】。原有脱漏、衍文。廖本注说：“应当有‘有黑’二字，见《汉书·地理志》。”顾观光校勘本说：“‘祠’下衍‘祀’字，并依《汉志》删除。”也有温泉，像越嶲的温水一样。又有白猬山，山上没有石头，只有“此”二字，《御览》引作“而多”。全是猬。

同劳县：〔汉代旧县。〕

同安县

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地区共同仰赖它。

建伶县：刘、钱、《函海》本作“令”。

毋单县：〔汉代旧县，属?柯郡。建兴年间划归。〕据《水经注》。〔产丹砂。〕

秦臧县：〔汉代旧县。〕

九

建宁郡治：原为庲降都督驻屯地，南人称之为“屯下”。属县晋〔初十七〕，“晋”字下旧有脱漏混乱。这里依《晋书·地理志》补三字。【太安二年】四字是后人在“益州”旁侧注的，再传抄者误入正文。平乐郡分出在建兴元年，不在太安年间。分【为】〔置〕益州、平乐两郡〔后〕，【合】县十三。旧抄本妄有衍文夺字，后人未加校勘，改“置”为“为”，改“后”为“合”以适应错误文字。宋刻本更因错误文字改字，于是更加谬乱。明人写本每将“后”写作“后”，宋刻本因字形似“合”而谬改。户数一万。距离洛阳五千六百三十九里。设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

味县：郡治。《函海》注说：“按曹学佺《名胜志》引此作‘夷叟’。”有明月社，夷人、晋人不奉官职，则官员在此社与他们结盟。

【牧】〔升〕麻县：廖本“升”字作“牧”。山出产好的升麻。有涂水。张佳胤注说：“按《汉书》为‘收靡’。李奇说：靡音麻。《晋书》建宁郡有‘牧麻’。”吴、何、王、浙本都有此小注。

同乐县：大姓为爨氏。旧各刻本作“?”。

谷昌县：汉武帝将军郭昌讨伐夷人，平定他们；因此命名为郭昌，以威夷人。孝章年间改为谷昌。

同濑县：《汉书》作“铜濑”。古“同”、“铜”字通用。〔谈虏山迷水所出，向东至谈〇流入温水。〕依《汉书·地理志》补。刘昭《续汉书志注》引《地道记》作“铜虏山，米水所出。”前后录音字不同。所引为《元康地道记》，即《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元康三年地记》。张嘉胤引此文明作《汉书地道记》。而《函海》小注引何本，又误“米水”为“采水”，并有讹误。《水经注》也作“迷水”。

双柏县：〔产银。〕用《后汉书·郡国志》文字补。

存?县：雍闓反叛，在县城山上结垒，系马?宋刻与钱写本、张、吴、何、王本作“柳”。《函》、廖本作“?”。?，系马柱，见《先主志》。柱长成树林；现在夷语称“无雍梁〔林。”梁，夷〕语马也。旧各本都脱漏“林梁夷”三字。这里依《水经注》引文补。顾观光校本依《太平御览》引文作“现在夷语称无梁林。无梁，夷语马也。”大概衍生了后面的“无”字。

昆泽县：〔有温水。〕依《水经注》补。

漏江县：〔有漏江。〕依《水经注》文字补。九十里流出蠙口。《水经注》作“蝮口”。

谈槁县：《后汉书志》作“稿”，从禾。刘、钱、《函海》本作“豪”，讹误。有濮獠。《函海》本脱“县”字，有小注

译云：“‘何’字原本作‘●’。前《汉书》、后《汉书》和《晋书》都写作‘槁’。”

译伶丘，张、吴、何、王、浙本写作泠丘。《晋书·地理志》写作冷丘。县主獠。

修云县

【新定】〔俞元〕县，旧作新定县。廖本注说“应当作俞元县”，这里直接改正。〔在河中洲上。〕根据《郡国志注》引文补入。《水经注》说：“县治在龙池洲。”〔南池〕《前汉书·地理志》说：“池在南边。”《水经注》直接称为“南池”。〔桥水发源，向东到毋单县注入温水。怀山出产铜。〕根据《前汉书·地理志》补入这十七个字。怀山，《后汉书·郡国志》写作装山。大概是字原本作褱，传抄时讹误成了装。

平乐郡，元帝建兴元年，顾广�校稿将元帝改为愍帝。廖本注说兴字“应当作武”，并无道理。元帝司马睿在怀帝初年以琅邪王的身份镇守建业。怀帝被掳走，中原没有君主，睿仍然沿用永嘉六年的年号。过了一年怀帝已死，愍帝以秦王的身份继承称晋帝，建元建兴。睿也使用建兴年号，在情势上实际上并不相属。在江东人看来，自然是元帝的建兴年号。平乐郡是刺史王逊分割设置的，正值建兴初年，并非建武。刺史〔王逊〕割建宁〔之〕，这两个字以及王逊二字，都依据廖本注补入。原本没有说明。考证应当如此。新定、兴迁二县，顾广�校说：“建宁有新定，没有兴迁。”现在按：兴迁，是永嘉年间因为侨民而设立的。说法在注释中。新设立平乐、三沮二县，合并四县为【一】郡。郡字上面，顾广�校稿及廖本都添有“一”字。没有道理。后来太守建宁人董霸叛变投降李雄，郡县于是被废除。宁州向北归属，李雄又恢复设置郡，以朱提人李壮为太守。此处下面，刘、张、吴、何、王本直接接着朱提郡。钱、《函》、廖本另起一行。顾广�校稿说：“平乐四县全部脱落。”廖本注说：“此处下面脱文不详。”这里补入四县名。并考证。

〔新定县 郡治。有大泽。〕用草海的意思补入。

〔兴迁县〕

〔平乐县〕

〔三沮县〕

十

朱提郡，本来是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设置，属县四个。建武以后，废除为犍为属国。到建安二十年，邓方担任都尉，先主因此改名为太守。属县五个，户口八千。距离洛阳五千三百里。先前有梓潼人文齐，起初担任属国都尉。开凿龙池灌溉稻田，为百姓兴利，【亦】〔民〕旧各本脱落民字。应当有。亦字可以省去。为他建立祠堂。大姓朱、鲁、雷、兴、仇、逯、高、李，也有部曲。那里的百姓好学，〔地〕靠近犍为，号称多士人，是宁州的冠冕。

朱提县 郡治。〔山出产好银。〕依据两汉《地理志》及《食货志》补入。

堂何、王本写作螳。螂，《汉书·地理志》写作琅。县 因山命名。出产银、铅、白铜、〔铜〕、各种药材。有堂螂附子。唐百川校笺说“螂应当作狼。”认为《晋志》、《宋志》都写作狼。现在按：地名译自夷语的，只保留其语音，没有固定的字。金石文字中写作“堂琅”的很多。

南秦县 从僰道、南广，有八亭，道路通向平夷。

汉阳县 有汉水，流入张、吴、何、王本没有入字。延江。

南昌县 旧都督治所。有邓安远城。

南广郡，蜀延熙年间设置，以蜀郡人常竺为太守。蜀朝召常竺，入朝担任侍中，巴西人令狐衷代替他。此处下面，钱、《函》、廖本有空格。建武帝【九】〔元〕，各本都作九，这里从李本。年废除。按惠帝、元帝都曾改元建武，也都只一年。旧各本都作九年。唯独李本作元年而没有说明。廖本在九下注说“应当有误”，也没有说明。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考证》说：“应当是泰始九年废除”，大概是说“建”应当作“晋”，晋武帝即位的第九年就是泰始九年，对于文帝字可以省去。《晋书》收录《泰康地志》朱提郡五县中有南广大，没有另外的南广郡。这是泰康时已经废除郡保留县的证据。然而，常氏降服江东后，全部将其书中蜀的年号改为晋，核对审慎，没有舍弃年号而称晋武的先例。泰始九年还没有平定吴国，对于蜀事多沿袭旧惯，没有废除郡的必要。只有惠帝建武元年（三〇四）李雄进入成都，罗尚战败屯驻巴郡，蜀民大量流徙，南广沦陷，才有废除郡的可能。所以作建武元年废除的是正确的。杨说与作建武九年的都不对。元帝时，刺史王逊将朱提〔郡〕治所【郡】迁往南广。旧各本郡治二字颠倒。这里改正。太守李钊多次击败李雄，杀【贼】〔其〕大将乐初。常数不称李雄军队为贼。应当是原文作其，传抄讹误。后来刺史尹奉将郡治迁回旧治所。等到李雄平定宁州，又设置郡，以兴古太守朱提人李播为太守。属县四个。户口一千。从僰道到朱提，有水、步李本作部道。水路有黑水以及

译羊官水，极其险峻，难以通行。步行经过钱渡、三津，也十分艰难险阻。所以行路的人有这样的歌谣说：“楢溪、赤木，像盘曲的蛇一样有七道弯。盘羊、乌栊，气势与天相通。看都濩泚，住柱呼尹。庲降的商人，左儋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颊阪。其险峻到了这种地步。当地没有稻田和蚕桑，多蛇、水蛭、虎、狼。民俗迷信巫术，受禁忌迷惑，多建神庙。

译南广县，郡治所。汉武帝太初元年设置。设有盐官。

临何，原本作盐。利县，〔有土盐。〕

常迁县

新兴县

〔共〕十一〔县〕

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是山名。它的祖先有一位妇人，名叫沙壶，钱、刘、李本作壶。读音为胡。其他明清刻本作壸，读音为阃。今本《后汉书》作壹。顾廣圻校勘说「《水经注》卷三十七作台」，所依据的是朱、赵本。官本也作壹。樊绰《蛮书》卷三记载：「贞元年间，向剑南节度使韦皋献书，自称本是永昌沙壶的后裔。」足以证明唐时的传说与古本《后汉书》都作「沙壶」。今本《后汉书》作「壹」与《水经注》作「台」都是文字讹误。下文一并校正。她依傍哀牢山下居住，靠捕鱼自给自足。忽然在水中触碰到一块沉木，于是感应而怀孕。过了十月，生下十个男孩。后来沉木化为龙，出来对沙壶说：「你为我生了孩子，现在在哪里？」九个儿子惊恐逃走。只有一个小儿子不能离开，背对着龙坐着。旧各本都作「陪龙坐」。《后汉书》、《水经注》文字都作「背」。倍与背古义相通。小儿子畏惧见到龙而不能离开，所以背对着龙而坐。龙靠近他亲近他，那就不是陪龙坐。应是旧写本讹误将倍写成陪，刻本沿袭讹误。下面两个陪字同此。龙靠近他舔舐他。沙壶与龙说话，当作「与龙倍坐」。旧刻本因讹误的陪字而颠倒语序。因此取名叫元隆，《后汉书》、《水经注》都作「九隆。」廖本注说「当作九」。这里不采纳。如同汉话说的「倍坐」。意思是龙对沙壶，嘲笑她的儿子背坐，因此以元隆为名。沙壶带着元隆居住在龙山下。元隆长大后，勇武有才。后来九个哥哥说：「元隆能与龙说话，而且狡猾，有智慧，是天所尊贵的。」共同推举他做王。当时哀牢山下，又有一男一女生了十个女儿，元隆兄弟娶她们为妻。从此开始有人民。都模仿龙的样子：衣服后面缝着十条尾巴，手臂、小腿上刻着花纹。元隆死后，世代相继；分设小王；往往聚族而居，散居在溪谷之中；地处极远荒僻之外，山川阻隔深邃，自有人类以来，未曾与中原相通。南中的昆明人效法他，昆明之上，应当有嶲字。所以诸葛亮为他们编写国谱。此句，疑是后人赘入。诸葛亮未曾到过永昌，不能为他们编写国谱。后人有哀牢图，假托是诸葛亮所作。汉武帝时，打通博南山，渡过兰沧水、耆溪，设置嶲唐、不韦两个县。迁徙南越相吕嘉的子孙宗族充实此地，因此取名不韦，以彰显其先人的罪恶。行人歌唱道：「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渡过兰沧水以夺取哀牢地。哀牢逐渐衰败。到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王扈栗派遣士兵乘坐筏船向南攻打鹿茤。鹿茤民众弱小，将被擒获，恰逢天降大雷，疾风暴雨，水逆流而上，筏船沉没，淹死数千人。后来扈栗又派遣六位王攻打鹿茤。鹿茤王迎战，大败哀牢军队，杀死那六位王。哀牢人埋葬六位王，夜里，老虎掘开坟墓吃掉他们。哀牢人惊恐害怕，撤退离去。扈栗恐惧，对长老说：「哀牢疆域，自古以来，起初不这样。现在攻打鹿茤，就遭受天罚。中原有受命的君王吗？为何上天护佑如此明显！汉朝威势非常神异。」立即派遣使者前往越嶲太守处，愿意率领部众归顺朝廷进奉贡品。光武帝接纳了他们，设立西部属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鼻、儋耳种，闽、越濮，鸠獠。他们的首领都称为王。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抑狼派遣儿子进献贡品。明帝于是设置郡，任命蜀郡人郑纯为太守。辖县八个。户数六万。距离洛阳六千九百里。是宁州极西南之地。有闽濮、鸠獠、僄越、裸露濮、身毒的民众。土地肥沃，适宜种植五谷。出产铜、锡、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牛、大象、蚕、桑、绵、绢、彩帛、文绣。又有貊兽，吃铁；猩猩兽，能说话，它的血可以染红色的毛毡。有大

译竹子，名叫濮竹，竹节之间的距离是一尺。旧刻各本与《后汉书》都写作“丈”。杨终《哀牢传》本作“尺”，见《康熙字典》所引。常氏采用杨终的文字，不应作“丈”。这应是《范史》夸张的说法。旧刻又依据《范史》改成了“丈”。容量约一斛。斛也应当是“其”字的讹误。有钱、《函海》二本作“其”。梧廖本小注说应当衍文。桐廖本小注说：“当作‘橦’。下文同。《蜀都赋》说，布有橦花。李贤依据《后汉书》误改了。”这里仍依原本。树木，它的花旧刻都作“花”，廖本作“华”。柔软如丝，百姓纺织它做成布，幅宽五尺左右，张、吴、何、王本没有“以还”二字，是张佳胤妄自删去的。浙江本剜补。洁白不受污染，俗名叫“桐华布”，这个“华”字各本相同。用来覆盖死者，然后才穿它，张、吴、何、王、浙江本作“乃”。卖给他人。有兰干细布，兰廖本此字仍作“兰”。干，是獠语中“苎”字的意思。织成后，花纹像绫锦。又有罽、旄、帛迭、水精靃、琉璃、轲虫蚌珠。【宜五谷，出铜锡】吴、何王、浙江本重复出现此字。《函海》注说：“本作山出。”不对。太守中著名的，自郑纯之后，有蜀郡张化、常员，巴郡沉稚、黎彪，然而显赫的仍然很少。章武初年，郡中没有太守，正值各郡叛乱，功曹吕凯奉郡丞蜀人王伉保卫边境。此处宋明刻本及《函海》、廖本都空格。这里将下文“六年”连为一句。从章武初年到建兴三年丞相诸葛亮南征，正好是六年。章武没有六年。六年。丞相诸葛亮南征，推崇他们的义举，上表说：“没想到永昌的风俗如此敦厚正直。”任命吕凯为云南太守，王伉为永昌太守，都封为亭侯。李恢迁移濮民数千人到云南、建宁边界，用来充实这两个郡。吕凯的儿子吕祥，在太康年间进献光珠五百斤，钱写作“觔”。回到临郡，升任南夷校尉。吕祥的儿子，名字失传，钱写本空一格。裴注引用《蜀世谱》也失传名字。元康末年任永昌太守。正值南夷作乱，闽濮反叛，于是向南迁移到永寿，距离旧郡千里，于是与州隔绝。吕氏世代做官统领郡政，到现在已经三代了。大姓有陈、赵、谢、杨氏。廖本脱漏“谢”姓一字，其他各本都有。

译不韦县，原为郡治。〔出产铁。〕依据《后汉书·郡国志》补入。

比苏县，〔出产盐。〕依据《后汉书·哀牢传》中“课盐文”补入。

哀牢县，〔原为哀牢王都城。〕依据《后汉书·郡国志》补入，原作“故牢王国”。

永寿县，今为郡治。

嶲唐县，〔原为益州西部都尉治所。〕根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古今注》补入。有周水，周，《函海》注称“李本作嶲，《后汉书·郡国志》注引作同水。”《汉书·地理志》原本作周水。从边境外流入。

雍乡县

南里，元丰本与廖本作涪。县，出产翡翠、孔雀。

博南县，〔西〕山，张佳胤依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文补入“西”字。吴、何、王、浙本均有。其他各本无此字。山高四十里，《后汉书》李贤注、刘昭《郡国志》注均引《华阳国志》作三十里。元丰本作四字写作?。顾观光校本直接改为三十里。越过山，得到兰沧水。有金沙，用〔水洗取〕，旧各本均将“水”讹作“火”，脱漏“洗取”二字。廖本依据《续汉书·郡国志》注指出。此处直接改正。熔化后，成为黄金。刘昭注引文中无“之”字。有光珠穴，出产光珠。此处顾观光校本云：“《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引，‘珠有黄珠、白珠、青珠、碧珠’，大概此处有缺文。”有虎魄，能吸附芥子。又有珊瑚。

十二

云南郡，蜀汉建兴三年设置，辖县七。〔晋代辖县九。〕增加云平、永宁二县见于《晋书·地理志》。据以补入。〔分置河阳郡后，辖县五。〕依据下文补入八字。户数一万。距离洛阳六千三百四十三里。本为云元丰本作云。【川】〔山〕地，旧写刻本皆作云川。《水经注·卷三十三》作“本云山县地”。朱笺云“《华阳国志》作川。”赵一清本直接改为川。然而《方舆纪要》引《水经注》，字也作山。据此，可知郦道元原引《常志》无误。今作川者是后人抄写之讹。云山即今之鸡脚山，汉代云南县因山得名，原称云山县。有熊李本作点。仓山，山上有神鹿，一身两头，食用毒草。有上方、下方夷人。也出产〔桐〕华布，原脱“桐”字，据上文补入。廖本注“当有橦字”。孔雀常以二字当作六。每月来飞翔，月余后离去。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养蚕缫丝。

云南县，郡治。〔咸宁五年，分置云平县，〕依据《宋书·州郡志》补入。〔为刺史治所。〕依据《晋书·地理志》补入。〔后省并。〕依据《宋书·州郡志》补入

叶《函海》注云“《后汉书·郡国志》注、《晋书》作楪。”榆县，〔叶榆泽在东，〕用《汉书·地理志》文补入。有河洲。疑原作“在河洲上”，如河阳县例。传抄者因下文三县文，改作有河洲也。

遂久县，有绳水【也】。此处钱、《函》、廖本有“也”字，当为衍文。张、吴、何、王、浙本均有小注云：“按，《广志》曰有缥碧石，有绿碧玉。”大概是张嘉胤语。

弄张、吴、何、王本同《后汉书·郡国志》作梇。栋县，有无血水。【水出连山】。此四字，钱写本为小注。李本为注，在书头。元丰、张、吴、、何、王、浙、廖本为正文大字。按《汉书·地理志》“东农山，毋血水出。”《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地道记》云“连山无血水所出。”是此四字为后人用《地道记》旁注之语也。

蜻《两汉书》、《晋书》、《宋史》、《齐书》各志作青。蛉县，有盐官、濮水。《汉书·地理志》作仆水。〔禺〕同【出〕山，《汉书·地理志》“则禺同山”《后汉书·郡国志》作“禺同山。”旧各本《常志》作同出山。廖注云“当作出禺同三字”意连濮水为句，山字下属。查濮水不出禺同山。旧脱“禺”衍“出”字耳。有碧鸡、金马，光影刘李本作影。钱写作彩。倏忽，民多见之，有山神。汉宣帝遣谏议大夫、蜀郡人王褒祭祀，欲致鸡、马。褒途中病卒，故不宣着。

其县二别为郡。“县二”，谓蜀汉七县中河阳、姑复二县。

河阳郡，刺史王逊分云南郡置。属张、吴、何、王本讹为蜀。县四。户千。顾广圻校勘批云“脱属县三。”兹查补。

河阳县，郡治。在河中源洲上【也】。“洲”，张、吴、何、王本作“州”。“也”字，钱、《函》、廖本有，其他各本无。《函海》小注云“原无也字”，当为衍文。

〔姑复县〕依据《晋书·地理志》补入。〔有盐池泽。〕用《汉书·地理志》文补入，依据《后汉书·郡国志注》改“盐”字。〔本姑缯夷

译县邑。〕据文意补入。解释见注释。

〔永宁县〕依据《晋书·地理志》补入。

译〔邪龙县〕依据《晋书·地理志》补入。

十三

梁水郡，由刺史王逊从〔兴古郡〕分置。【位于兴古郡盘江之南】。《南中志总序》提到爨量“保兴古盘南”，是指兴古郡盘江的南面。本书记载兴古郡有七个县，除去汉兴县与胜休县外，其余五个县都在盘江以南。梁水郡位于兴古郡西部，并非在兴古郡盘江之南。这六个字，应当是旧日读者误引《总序》所加的旁注，被误写入正文。应当删除。又，此处下面廖本注云“当有脱文”，是正确的。按照常璩的体例，新设立的郡应列在旧郡之后。唯独此郡是从兴古郡分出，却列在兴古郡之前。况且兴古郡原本是从牂柯郡、益州郡分置，却不列在牂柯郡、晋宁郡之后，反而列在永昌郡、云南郡之后。这一定是由于李氏设立交州，州治设在梁水，管辖三个郡，所以常璩如此排列。由此推断下文，必定脱漏了设置、撤销交州的事。或许《李蜀书》中有记载，常璩在入江左后删去，于是连带删去了县数、户数以及距洛阳的里程。现按照本书体例应当有的内容，考订补还。〔属县七个。〕原仅存三个县，现依据《宋书·州郡志》考补为七个。〔户数三千。〕依据《晋书·地理志》与《宋书·州郡志》合推得出。说法在注释中。〔距洛阳七千里。〕依据邻近郡距洛阳的里程推定。〔大兴年间，爨量据守盘江以南响应李雄。梁水太守董慬依附他。李雄派遣李骧救援爨量。战败返回。咸和八年，再次派遣李寿攻取宁州。于是让爨量据守此地设立交州。爨深任刺史，治所在梁水。咸康年间，蜀地发生内乱，晋朝攻取蜀地及交州。残余仅存几个县。李寿即位，撤销交州，仍为郡。〕依据本书文意缀补。

梁水县 郡治所。有振山，出产铜。

贲古县 山中出产银、廖本无“银”字，其他版本有。铜、铅、【铁】〔锡〕。“山”字上面，张、吴、何、王本有“采”字。浙本挖空。按《汉书·地理志》：“北，采山出产锡。西，羊山出产银、铅。南，乌山出产锡。”《后汉书·郡国志》“采山出产铜、锡。”未提及羊山、乌山。并非这两座山已无矿产。《华阳国志》是统括各山而言，所以没有“采”字。张嘉胤依据《后汉书·郡国志》加上“采”字，是不对的。又，铁并非珍贵产品，在南中地区惯例不称举。此区出产锡非常丰富，著录于《两汉志》，至今仍有“锡都”的称号。《华阳国志》不可能没有锡。锡、铁读音容易混淆，应当是传抄时音讹。现直接改正。

西随县 张、吴、何、王、浙本有小注说：“按《地道记》说：麋水，西边接受徼外之水，到麋泠流入断龙溪。”援引《后汉书·郡国志》注语。实则是《汉书·地理志》旧文，应劭引用罢了。又《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注都作“尚龙溪”，张氏引作“断龙溪”，也是错误的。

〔毋棳县〕 《宋书·州郡志》说“刘氏改名为西丰。晋武帝太始五年恢复为毋棳。”那么两晋时期本来应当有。现据此补入。

〔进乘县〕 《前汉书·地理志》作进桑，隶属牂柯郡。说“南部都尉治所。有关隘”。《后汉书·郡国志》与《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都作进乘。宋代隶属梁水郡。现据此补入。下面两个县相同。

〔新丰县〕

〔建安县〕

兴古郡，建兴三年设置，属县十一个。〔分置梁水、西平郡后，剩七个县。〕《晋书·地理志》兴古郡十一个县。见于《汉书·地理志》的有十个县。汉兴县一个也应当是蜀国新立的。晋代设置梁水、西平两个郡，割去四个县，只存七个县，如《华阳国志》所载。户数四万，是七个县的数量。所以补入。户数四万。距洛阳五千八百九十里。多【鸠】獠、濮人。鸠獠，特别多在永昌郡。兴古郡不应当有，更何况多？《华阳国志》常泛称越僚为獠，越濮为濮人。只有永昌郡特称闽濮、鸠獠，说明他们不是一般的越獠与濮人。这个“鸠”字，应是传写者依据永昌郡文而衍生的。现删正。特有瘴气。自从梁水、兴古、西平三郡粮食稀少，有桄榔木，可以制作饴糖，用牛酥酪食用，人民依靠它作为粮食。想要砍取它的木材，先应当祭祀。

〔宛〕温县旧脱“宛”字，廖本已补。 郡治所。元鼎二字当作六。年设置。〔有盘江。〕依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地道记》补入。

律高县 西边有石空廖本注云“当作室”。山，出产锡。东南有〇李本作盘。张、吴何、王本作〇。刘、钱、《涵芬楼》本同《汉书·地理志》作“〇”。颜师古注“音呼鶪反”。町山，出产锡。《两汉书·地理志》都作“出产银铅”。廖本注云：“当作银、铅。”现不改正，说法在注中。

镡封县 有温水。

句町县 故句町王国【名】也。“名”字应当衍。或是“邑”字讹误。也应当删除。其设置，始于濮王。姓毋。汉代受封至今。

汉兴县

胜《宋书·州郡志》作腾。休县 有河水【也】。刘李本无“也”字。张、吴、何、王

译原本有二十三字的简注，与《续汉书·郡国志》的注释相同。大概是张嘉胤所添加的。注释中又引用了订正的内容。

译都唐县，旧刻各本误倒作唐都县。今依廖本改正。《晋志》作“都唐”。

故名都梦县。此处，旧刻讹误作“云梦县”。今从廖本改正。

西平郡，刺史王逊在任时，爨量据守盘南，王逊出兵攻讨，未能攻克。【巳】〔及〕廖本作“巳”，据钱本改为“及”。王逊去世后，（爨量）寇掠州下，官吏百姓深受其患。刺史尹奉，重金招募徼外夷人，刺杀爨量，并诱降李?。盘南平定后，尹奉因功升任安西将军，封【前】〔迁〕陵伯。旧本皆作“迁陵伯”。元丰本“迁”作“前”，廖本沿袭讹误。于是割兴古【云南】之盘钱、《函海》二本作〇。江、来如、吴、王、何本作“南如”。南零三县〔合漏卧〕为郡。旧本误衍“云南”二字，脱漏“合漏卧”三字。又全脱属县名。今考订补正。

〔漏卧县 郡治〕考补说明见注。

〔盘江县〕

〔来如县〕

〔南零县〕

以上宁州，统辖郡十四，县六十八。当为“七十六县”。旧传抄者各依所据本脱去数字，改变其总数也。

十四

咸熙元年，吴交趾郡吏吕兴杀死太守孙靖，《晋书·陶璜传》作“孙谞”。内附于魏。魏拜吕兴为安南将军。当时南中监军霍弋，上表派遣建宁人爨谷为交趾太守，率领牙《函海》作“衙”。门将【军】旧本衍“军”字。建宁人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熊，《晋书》作“能”。下同。李松、王素《晋书》作“业”。等，统领部曲以【讨】〔援〕旧本作“讨”，讹。当作“援”。之。爨谷未到，吕兴已被功曹李统所杀。泰始元年，爨谷等人径直到达郡治，安抚初归附者。不久，爨谷去世。晋再任用马忠之子马融代替爨谷。马融去世。派遣犍为人杨稷代替他，加封绥远将军。又晋升众牙门皆为杂号将军，封【吴】侯。旧本均倒置“吴”字在上。〔吴〕交州刺史刘峻，《晋书》作“俊”。大都督修则领军，〔前后〕依《资治通鉴》引文补。三次攻打杨稷，都被杨稷击败。郁林、九真都归附杨稷。杨稷上表派遣将军毛炅、董元等攻打合浦。在古城交战，大破吴军，杀死刘峻、修则。杨稷因此上表任命毛炅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董元病亡，再任用益州人王素代替他。多次攻打交州诸郡。泰始七年春，吴主孙皓派遣大都督薛珝、交州刺史陶璜率领【二十万】军，兴起扶严恶夷，合计十万，讨伐交趾。合扶严夷军，才十万，那么上文“二十万”三字当为衍文。杨稷派遣毛炅及将军建宁人孟岳等抵御。在封溪交战。众寡不敌，毛炅等战败。仅以身还交趾，固守城池自保。破败之后，众才刘、李、钱，《函海》本作“裁”。张、吴、何、王本作“纔”。廖本作“才”。千人；加上新归附的约有四千；男女万余口。陶璜包围城池。堵塞小路。救援不至。虽然分发粮食张、吴、何、王本作“量”。约食，仍不能接续。至秋七月，城中粮食耗尽，病饿死者大半。交趾人广野将军王约，响应陶璜，用梯子接应外军。吴人于是得以入城。抓获杨稷等人，都囚禁起来。随即斩首杨稷长史张登、将军孟通及毛炅，以及交趾人邵晖等二千余人。接受孙皓诏令：传杨稷至秣陵。故梏何、王本作“皓”。别有翻本作“致”。杨稷及孟干、爨熊、李松四人在吴。通四远消息。按谓露布传告各方。杨稷到合浦，发病呕血而死。传首至秣陵。弃其尸丧于海。孟干、李松、爨熊到吴，将加斩刑；有人劝孙皓：“宽恕孟干等人，可以劝勉边将。”孙皓原谅了他们。想迁徙交付临海郡。起初，杨稷等人私下发誓：不能死节，困辱虏手，若蒙幸未死，必当思求北归。杨稷既在途中死去，孟干等人担心北路转远，因吴人喜爱蜀地侧竹弓弩，说能制作。孙皓转付部，为弓工。《晋书·陶璜传》作“留付作部”。作部，谓工艺官署。九年，孟干自吴逃返洛阳。李松、爨熊被孙皓所杀。起初，晋武帝以杨稷为交州刺史，大封。此下疑缺“拜”字。半道，杨稷城陷；或传降，故不录用。孟干到，上表状，于是追赠交州刺史。封李松、爨熊后嗣侯焉。

古城之战，毛炅手杀修则。修则之子修允跟随陶璜。陶璜因毛炅壮勇，想赦免他。《函海》本作“杀之”。而修允必【欲】求杀毛炅，毛炅也不屈服于陶璜。陶璜怒，于是裸身囚结面缚〔之〕，于文应当有“之”字。刘本“缚”讹“縳”。呵斥道：“晋兵贼！”毛炅也厉声呵斥道：“吴狗！何为贼？”吴人生割其腹。修允割其肝，骂道：“虏腹。”《三国志·孙皓传》注引《华阳国志》作：“允割其心肝。骂曰庸复作贼。”毛炅骂不绝口道：“尚欲斩汝孙皓，汝父何死狗也。”吴人斩之。武帝闻而矜哀，吴王、何、王本同裴注引作“哀矜”。刘

译张、钱、《函》、廖本将“矜”字作“哀”字。随即下诏让邵炅的儿子继承爵位。封他的三个儿子为关内侯。九真太守王素，因为交趾战败，与董元、牙门王承等人想要返回南中，被陶璜的别将卫濮抓获。功曹李祚，看到交趾百姓遭受残害，返回后，于是（刘、李本作“逐”）率领官吏和百姓坚守郡城归附晋朝。李祚的舅舅黎晃是吴国将领，攻打李祚，未能攻克；多次派人劝降解释，〔想要〕使他投降。李祚回答说：“舅舅自然是吴国将领。我自然是晋朝臣子。只看力量如何罢了。”邵晖的儿子【允】胤，先前被父亲派往洛阳，拜为奉车都尉。等到他回来时。邵晖已经战败身亡。邵胤依靠李祚坚守城池。向南中求救。南中在远处给予支援。〔过了很久才被攻克。〕依据《晋书·陶璜传》补入四字。〔南中〕各大家族，得以世代拥有私人武装。派遣他们向南征讨。因为张、吴、何、王本将“固”字作“因”字。凭借战功相互继承。旧各本都将“诸姓”二字连在“为之援”一句之后。只有廖本插注说“应当有脱漏”，这里补入六字。完成结语，作为一节。

译十五

赞曰：南域地处邛、笮，位于五夷之外，是不长草木的闽、濮之地，本来就在九州疆域之外；然而能够开拓土地、设立郡县，于是建立方州，越过博南，跨越兰沧，远抚西部边陲，汉武帝的功绩可谓伟大。但是，边远荒僻地区的习俗，不与中原相同，安定边疆、安抚远方，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所以汉高祖思念猛士而作歌，汉文帝想念李广、李牧而叹息。这些能静守御敌的将领，确实是王者所详细挑选的。马援、霍去病、王莽、尹赏等人的得失情况，足以从中观察了。交趾虽然属于不同的州部，但事情与南中相连，所以一并记载于此。

附一

庄蹻入滇考（附路线图）

贵州莫与俦的《庄蹻考》（其子莫友芝刊刻的《先文贞公诗文集》，此篇在第一卷）征引广博，论据恰当。所持的两点，足以成为不可更改的定论：第一，考订庄蹻是楚顷襄王时期的人；肯定《后汉书》的记载，认为《史记》、《汉书》中“威王时”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二，论证庄蹻是沿长江逆流而上，经过鄨邑，向西进入夜郎；肯定《史记》的记载，认为《后汉书》与《华阳国志》中沿沅水逆流而上、在牂牁系船的记载是错误的。只是对于庄蹻如何从鄨邑进入夜郎与滇池的部分，未能论述。现摘录其精辟之处，并补充说明如下：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七，已经驳斥《史记》《汉书》中“威王时”的说法，说：“恐怕《史记》有误，班固沿袭旧说便写下来。范晔的记载，经过详细考证，是正确的。”莫氏说：“《汉书》注引《华阳国志》也说‘顷襄王时’。现在版本仍作‘威王’，那也是错误的版本。”又引用《荀子·议兵篇》、《商君书·弱民篇》、《韩诗外传》卷四、《史记·礼书》，都有“唐昧死，庄蹻起而楚分”的文字。说《史记·六国表》及《楚世家》都记载唐昧死于楚怀王二十八年，即周赧王之十四年。其后三年，顷襄王即位。足以知道庄蹻是顷襄王时期的人。现在按：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也辨明作“威王”是错误的，说：“《史记正义》、《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八、《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又卷七百七十一，都引作顷襄王，必定《华阳国志》古本如此，后人依据《史记》、《汉书》改动了。”大概汉、魏、六朝、隋唐的书籍，手抄相传各数百年上千年，常常多有转引他书而改动所抄书籍的错误。即使是宋代刻本，也多字句错误，后世翻刻，改正错误的有，反而改从错误的也不少。庄蹻的事最初传自《史记》，司马迁采用西南人的传说，误认为是威王时期的人。班固遵循此说，谯周纠正此说。常璩多取谯周之说，范晔多取常璩之文，三家都作“顷襄王”，宋代刻本尊重正史，对《史记》、《汉书》不改，对《华阳国志》则用《史记》、《汉书》改动了。杜佑、莫与俦、顾观光三人考订之功，逐渐达到精密，同为不朽了。

既然确定庄蹻是顷襄王时期入滇，那么所取道路是溯江还是溯沅，就容易辨识了。现先辨识顷襄王时期，秦楚争夺巴东盐泉的形势。

按《史记》，秦灭巴、蜀，在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即楚怀王十三年。）楚国也趁机，尽取巴东盐泉，包括枳县以下沿江各邑。当时蜀、汉中、巴西地区无盐，依赖楚国供给。楚国得以借此控制。所以秦国屡次出动大军争夺。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国大举顺长江伐楚，夺取巴、黔中。楚人还坚守枳以东临江、朐嗼、巫山诸盐泉。巫盐是全楚所依赖的，防守最坚固，作为瞿唐峡口的屏障。秦国不能攻下，于是从巫的东面进攻。赧王十四年（前301年，即楚怀王二十八年。）秦国联合韩、魏、齐联军，在重丘击败楚将唐昧。庄蹻此时起为大盗，占据土地自行专断。所以《商君书》说：“唐蔑死于垂沙，庄蹻起，楚分裂为五。”（《荀子》说，“楚兵在垂沙战败，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裂为三四”，蔑即《史记》之唐昧；垂沙即重邱也，楚国于是衰弱。第二年，秦国夺取襄城。又一年，怀王入朝秦国，于是没有返回。又一年，顷襄王即位，秦国夺取楚国十六城。到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国夺取楚国汉北及上庸地。第二年，“秦国攻拔鄢、西陵。”又一年（前278年），秦国“攻拔郢，烧毁夷陵。”顷襄王军队溃散，“王逃走到陈。”（都是《六国表》的文字。）夷陵落入秦国，巫虽然被楚国守住，盐道断绝，楚人惶恐混乱，所以楚军溃散逃走。所以苏代说“楚国得到枳而灭亡”啊。第二年（前277年），秦蜀郡太守张若于是夺取巫及江南地，设为黔中郡。（《六国表》说“秦国攻拔我巫、黔中”。）另外以鄢、郢地为南郡。白起因攻拔鄢郢之功被封为武安君，楚国

译已经灭亡了。顷襄王只身逃往陈地，却在第二年能够“收编东地的军队，得到十多万兵力，重新夺取秦国攻占的我方江边十五座城邑并设为郡，抵御秦国”（《楚世家》原文），大概是因为庄蹻等人分割占据的民间武装力量，不甘心臣服于秦，并且苦于秦国扼制他们的盐食来源，所以到陈地寻求楚王并共同拥戴他，合力夺取沿江产盐之地以反过来控制秦国。十五邑的人民都响应了。因此《六国表》说：“秦国攻占的我方江南地区反而反抗秦国。”这是指上文提到的黔中郡地域属于江南。所以顷襄王仅仅失去巴东盐泉一年，又再次得到了它。当时，秦国正向东与三晋争夺，楚国得以复国。张若也没有力量再争夺巴东。张若之后，李冰担任蜀守，迫于无奈自行开凿盐井以获取食盐。

译根据这一情势推断，《史记》中记载“庄蹻率领军队，沿长江向上游进发，攻取巴、蜀、黔中以西地区”的时间，应当在楚顷襄王二十三年以后，或者就是二十四年。此时楚国趁着锐气图谋夺取巴蜀，以巩固盐泉后方；拓展行盐之地，从而利用盐利来控制当地人民，因此派遣庄蹻率军溯江西进。庄蹻的军队似乎已经占据了江州，但由于秦人固守上游各个险要关隘，无法攻克，所以转而进攻夜郎。大概是因为听说“夜郎有精兵十万”，想要凭借行盐之利来诱使夜郎结盟，共同攻取蜀地。这条道路必然要溯江而上，而绝不可能溯沅水而上，这是非常明显的。

怀疑庄蹻曾经攻取过江州（今重庆），因为“略地”必然包含攻城。沿长江从巴东向西略地，既然已经攻取了枳，就必然首先攻打江州。再者，《楚世家》记载考烈王元年（公元前二六二年）“献出州地给秦国以求和平。此时楚国更加衰弱”。这个“州”字，《集解》采用徐广的说法，定为南郡的州陵。考察州陵故城在今湖北监利县以东。楚国复国后，仍然定都于郢，州陵在郢的东南方向，不可能献给秦国。此外，与秦国接壤且名为“州”的地方，只有江州一处，这是取其四面环水之意，可以单独称为“州”。怀疑考烈王献给秦国的“州”就是江州，这是庄蹻所攻取的。然而江州山城险固，不是靠戈矛所能攻取的；该地扼守巴、蜀两郡的水运枢纽，秦人也绝不会轻易丢失。庄蹻似乎未能攻克其县城，或许只是占据了城外东南沿江之地，安抚那里的百姓，在“江关”（今江北唐家沱）或“畜沮”（今广阳坝）另设县治，单独称为“州”。依靠供应充足的食盐来稳固民心，秦国也无法吞并它。到了此时才献地给秦国求和，事理上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样，那么庄蹻的船队未曾经过江州，他前往夜郎，必定是从枳出发，溯乌江（涪陵河）到达鄨邑。所以遵义人传说的庄蹻遗迹很多，甚至有人指出鄨城北娄山关外的夜郎坝就是古夜郎国（如郑珍《遵义府志》）。

从枳（今涪陵县）溯乌江而上，到达武隆的白马坝，转而溯芙蓉江而上，到达涪口（一作浩口，位于贵州道真与四川武隆交界处）登陆，再走四百里到达鄨，道路颇为平坦。鄨是楚国旧邑，也是黔中各民族贸易的中心。蜀王开明氏就是从这座城邑逃避罪责进入蜀地，为了兴修水利而夺取蜀国的（详情见《蜀志》第二章）。周慎靓王七年，秦国“攻打楚国，夺取商于之地设立黔中郡”，也就是从鄨进军（详情见《蜀志》第五章）。汉武帝初年设置犍为郡，也以鄨为郡治。可知鄨在周、秦、汉时代，一直是南中地区的重要城邑。（可能原是殷周时期民族部落的都邑。因受楚国商业影响，臣属于楚国。所以称为楚国“商于之地”。后来被楚国灭掉，成为楚国的一个县。）庄蹻在江州受阻，所以改道绕到鄨，企图从后方袭击江州。因为屡次被江水阻挡，无法进入蜀地，于是前往夜郎求助。

庄蹻本来也像柳跖一样，组织武装，在官府力量难以到达的地方做大盗。他的道路颇得当时受压迫者的支持，所以能在山野居民中存在，被官府贵族所憎恨却无可奈何。现在又挟持巴东的盐利来诱使地方民族首领结盟，所以能长期滞留在南夷之地而不败。可以设想：当他从枳向鄨行进时，装载了大量食盐作为招诱的资本。所以各地方民族首领，都乐于与他结交，支持他的军粮供应。因此得以在南夷之中滞留很久。他的盐，是从芙蓉江的涪口（浩口）转运到陆路，由他的士兵背负运送到鄨储存。庄蹻也曾从夜郎坝、巴符关、江阳、新樂（详见《江阳郡》各注）、南广等地进攻蜀地，都被大江阻挡，未能得逞。最后从平夷转入夜郎，到达滇池，“以兵威平定并归属楚国”。未能进入蜀地，只是收抚各部落作为楚国的属地回报。恰逢秦国攻打并夺取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这所谓的“秦国攻打并夺取楚国巴郡、黔中郡”。明显不是楚顷襄王复国以前的事。楚国起初不设置郡，秦国夺取其地设置南郡、黔中郡后，楚国收复后也因而设置了巫郡与黔中郡。庄蹻从巫郡、黔中郡而来，此时道路阻塞，所以不能返回。假如像《范史》所说溯沅水而来，那么当时秦国尚未灭楚，夜郎与且兰是同姓，向来往来如同一国，土地不属于秦国，庄蹻自然可以仍然从且兰沿沅水返回楚国，怎么会说道路闭塞呢？

楚国自顷襄王二十三年在郢复国，又过了十三年（公元前二六三年）顷襄王去世，考烈王即位。考烈王元年，“秦国夺取了我的州地。黄歇为相，此时楚国尚能救赵，灭鲁。然而郢都受到秦国的凌逼已经非常严重，所以考烈王十年，迁都到巨阳。二十二年，又向东迁都到寿春。二十五年考烈王去世，楚幽王即位，楚国更加不振。幽王即位十年去世（公元前二二八年）。王负刍即位五年，被秦国灭亡。司马迁所说的‘秦国攻打并夺取楚国巴郡、黔中郡’的时间，大概就在考烈王元年‘秦国夺取我州地’之后不久。秦国既然完全拥有了江

译楚州，被秦国击破，夺取了江路郡县，并与黔中郡互相更替。春申君黄歇执政，厌恶庄蹻，不惜抛弃他。加上秦国势力扩张得很厉害，三晋危在旦夕，楚国的郢都尚且无法坚守，何况巫山以外的江南地区呢？这些地方被秦国夺取占领，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译如今假设庄蹻在帮助楚襄王复国时，年龄为三十岁，再过十五年到考烈王元年，他四十五岁，这正是年富力强、敢于远征的时期。当道路阻塞无法返回，于是他在滇池称王时，年龄应当接近五十岁。他的去世，不会超出考烈王的时代。秦朝的灭亡（公元前207年），不是庄蹻所能见到的。《史记》所说的“十余年后秦灭亡”，是指秦国在南夷地区“曾经攻破掠夺并开通五尺道，在这些国家大多设置了官吏”之后十余年秦朝灭亡，而不是说庄蹻称王滇池后十余年秦朝灭亡。

附二

蜀地枸酱输入番禺考

（一）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攻打东越。东越杀死王郢来报复。王恢凭借军队的威势，派遣番阳县令唐蒙传达旨意并晓谕南越。南越人给唐蒙吃蜀地的枸酱。唐蒙询问枸酱从哪里来。回答说‘从西北方向的牂牁’。牂牁江宽数里，流经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询问蜀地的商人。商人说：‘只有蜀地产枸酱。商人大多偷偷带出去到夜郎售卖。夜郎这个地方，临近牂牁江。江宽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用财物役使并隶属夜郎，向西直到同师，然而也不能像臣属那样驱使它。’”这是蜀地枸酱经过夜郎行销到番禺最原始的资料。《汉书》引用这段文字，颇误解了其文意，在“牂牁”下面衍生了“江”字。又在下面漏掉了“牂牁”二字。而“枸酱”二字没有改变。六朝以下的史书记载此事，都写作“蒟酱”字。《蜀都赋》与《华阳国志原本写作“枸酱”，唐、宋以来抄写、刻印者也都改作“蒟”。这是大错，首先应当纠正。

许慎与班固大约同时代，他所撰写的《说文解字·木部》说：“枸，是一种树木；可以制作酱，出产在蜀地；字形从木，句声。”《草部》说：“蒟，是一种果实；字形从草，竘声。”在秦、汉时期，句声的“枸”字，有两个读音：《诗经·小雅》说：“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读如“俱”，即枳椇，与“楰”同属上平虞韵。《尔雅·释木》说：“枸●”，注解说“是枸杞”。“枸”读如“苟”，在有韵。“蒟”果，即蒟蒻的块根，俗称“魔芋”（鬼芋），读如“矩”，在麌韵。后世虞韵与麌韵通押，所以“枸”与“蒟”从晋朝末年起，混为同一个音。现在流传的《佩文诗韵》一书，俗传本出于沈约，根据顾炎武的说法，是陆德明撰写的，可以代表六朝时代文人的发音。它既在上平“七虞”收录“枸”、“楰”字，又在去声七麌收录“蒟”字。这是六朝时“枸”音变得与“蒟”相同的证据。如果在汉魏时期，无论中原还是江东，“枸”、“蒟”二字音义各自不同，本来没有混淆。汉末刘德（北海人）注释《汉书》中的“枸酱”说：“枸树像桑树，它的果实长二三寸，味道酸。取它的果实制作酱，味道鲜美，蜀人把它当作珍味。”三国韦昭（即韦曜），是吴国人，《史记集解》引用他的《汉书音义》，说“枸木像构树，它的叶子像桑叶。用它的果实（旧传抄本讹误作叶子）制作酱，酸而鲜美，蜀人把它当作珍味”。陆玑也是吴国人，在东晋时，撰写《诗草木虫鱼疏》说：“枸树高大像白杨，果实长数寸，吃起来甘甜美味像饴糖，蜀人把它制作成酱。”他们所说的都是枳椇树，并且都各自见过实物，所以三人所记载的“像桑树”、“像构树”、“像白杨”各不相同；而蜀人用它的果实制作酱则相同。由此可知他们并非互相抄袭来写文章。他们所说的“果实长二三寸”或“数寸”，味道“酸”而“甘美”，都明明说的是现在俗称为“拐枣”的细长拳曲的浆果。味道甘甜而涩，腌制存放久了，其中所含的单宁质转化为糖。古代没有蔗糖，而蜀中的大奴隶主崇尚滋味，在蜜和饴糖之外，更腌制这种东西作为酱。它的味道有点像现在的果酱，所以能成为商品，在夜郎售卖，更远传到番禺以追求美味。

它的腌制方法：取拐枣捏碎，用布过滤去掉籽，装入瓦瓮中，用布蒙住口，加厚泥密封，像黄酒贮藏法一样贮藏。时间久了，其中所含的水分透过泥层逸去，而外界物质不侵犯其质地，逐渐变得稠浓成为甘美的酱；贮藏时间越久越好；这就是“蜀枸酱”。凡是浆果都可以腌制存放成为酱。枸酱由单宁转化而来的糖分，味道尤其甘美。桃、梨等富含果酸，不适合腌制存放，只能用蜜渍，但也只能甜，不能像枸酱那样甘美。枸杞也可以制作酱，其方法记载于《群芳谱》，不详何时所创。怀疑是因古代枸酱的方法而为之，所以叫枸杞酱。枸杞也见于《诗经·小雅》，字也写作“●”（《三家诗》），《尔雅》说“枸●”。怀疑汉朝时已有枸杞酱的做法，（《尔雅》是汉儒编纂九经文字成书。）但它的字读“苟”。蜀中也遍地生长枸杞，虽然是木本植物，其茎细长匍匐在地。根长数倍于其茎，能深入远处。它的果实小如鼠心，丹红色，叶子味道也美，根、茎、果实都入药，果酱有滋补作用。不知道蜀枸酱究竟是椇酱还是枸杞酱，总之都是蜀中特产的果酱，与“蒟”字无关。

蒟

译“字”在汉魏时期，只是鬼芋（魔芋）的专称。进入晋代以后，由于“枸酱”的读音与“蒟”相近，偶尔有人误写成“蒟酱”，但通晓事理的人仍然不这样写。左思撰写《三都赋》，得到了曾在蜀地游历做官的张孟阳（张载）的帮助。他的《蜀都赋》既说“园圃中则有蒟蒻、茱萸……”，又说“邛杖在大夏的城邑传递符节，枸酱在番禺的乡间流传滋味”。而《吴都赋》说“草木则有藿●、豆蔻……东风、扶留”，将蒟蒻、枸酱、扶留区分为三种不同的事物。刘逵也分别对它们作了注释。他在注释“流味番禺”时说：“《南越传》记载：派遣唐蒙去晓谕南越，南越人给唐蒙吃枸酱，……所以《汉书》说，‘因为枸酱、竹杖而开通了牂牁、越嶲’。”这显然是引用《史记》、《汉书》中的典故，那个字本来一定写作“枸”。后世抄写刻印《文选》的人，全都依照后世浅薄俗陋的说法，将“枸”字改为“蒟”字，其痕迹非常明显。后世浅薄俗陋的说法，认为蒟酱就是扶留。刘逵注释扶留时，并没有说它就是蒟酱。他注释蒟蒻时，今本将其分为“蒟”和“蒻”两部分来解说。他的文字说：

译蒟，即蒟酱，沿着树干生长。它的果实像桑葚，成熟时呈青色，长二三寸，用蜂蜜腌制后食用。味道辛香，性温，能调理五脏。蒻，是一种草本植物，它的根名叫蒻头，大的像斗一样，肉质洁白，可以用灰汁煮，也可以用苦酒腌渍食用。蜀地的人非常珍视它。”其中“蒟酱”以下的三十二个字，大半采用了刘德的解说。但其中混入了“缘树而生”、“熟时正青”以及“辛香温调五脏”等句子，从而与扶留的形态混淆了。我怀疑这是后人如李善等人窜入的，并非刘渊林原注所有。原注应当只说“蒟蒻，草也”之类的话。左思原赋中，蒟蒻与茱萸的文义是不可割裂的。历来也没有单独称蒟蒻为蒻的。东晋时期的蜀人，如常璩在《巴志》中说“蔓有辛蒟”，已经将扶留称为蒟了，也必定加上“辛”字以表明这是借字。另外在《蜀志·犍为郡》僰道县条中则说“有荔枝、姜、蒟”，这里的“蒟”字仍然指蒟蒻。其《南中志》叙述唐蒙事迹时，今本作“蒟酱”，这也是后人传抄、刻印时妄改的。

《齐民要术》引用《蜀记》说：“扶留木，根大如筷子，看起来像柳棍。还有一种蛤，名叫古贲，生长在水中，烧成灰，叫做牡犡粉。先将槟榔放在口中，再取扶留藤长一寸，加上少许古贲灰，一同咀嚼，可以消除胸中的恶气。”《隋书·经籍志》作《蜀志》，说是“东京武平太守常宽撰”。常宽是蜀郡江原人，常璩在《后贤志序》中称他为“族祖武平府君”。他躲避李特的战乱进入湘州，又躲避杜弢的战乱进入交州。晋元帝嘉奖他的德行，任命他为武平太守，死于任上。他的遗著由其族人带回蜀地，全部被常璩所得。所以常璩的书常常将辛蒟与蒟蒻、枸酱加以区别。当时蜀人还不知道吃槟榔的方法，所以还没有“蒟酱”这个名称，只知道有枸酱而已。那么西晋的张载、刘逵，怎么可能从蜀人那里得知蒟酱是嚼槟榔用的扶留呢。这显然是李善等人用后世浅俗的说法窜入刘注，并将“流味番禺”中的“枸酱”改为“蒟酱”，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后汉、三国到晋宋约四百年间，记载南方异物、见于经籍引用的，还有杨孚《异物志》（汉和帝时人）、张勃《吴录》、郭义恭《广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朱应《扶南异物志》、谯周《异物志》、薛珝《异物志》、薛莹《荆扬巴南异物志》、续咸《异物志》、黄恭《交州记》（一作黄羲仲《窃州记》）、刘欣期《交州记》、王隐《窃广记》、裴渊《广州记》、顾微《广州记》等书，每当提到扶留、槟榔时，都不与唐蒙的故事相联系，也不说是蒟酱。只有嵇含《南方草木状》才说：“蒟酱，就是荜茇。生长在番国（指扶南等国）的，大而紫，叫做荜茇。生长在番禺的，小而青，叫做蒟。可以用来调味，叫做酱。”称扶留为蒟酱，大概始于嵇含。《文献通考》说《南方草木状》是“永兴元年十一月振威将军、襄城太守嵇含撰写”，永兴是惠帝的年号。那么成书是在西晋。（有人怀疑嵇含本传说他被任命为广州刺史，尚未出发就遇害。又其乞力伽一条说：“刘涓子取来制作煎剂。”刘涓子是晋末的人。那么这本书不是嵇含所撰，是后人伪托嵇含之名。我认为写书传抄时代，常有杂取他书窜乱的事情。如果不是嵇含，就没有这本书。上述那些人，没有去过广、交地区的也很多。不能认为嵇含就没有这篇文章。）然而嵇含只是个人的一家之言，等到他的书流行开来，遵从采用的人就多了。进入齐梁之后，就没有不说嚼槟榔用的扶留是“蒟酱”的了。这种名物变化发展的时间性是不可不辨别的，这是第一点。

（二）

扶留与荜茇，都是生长在热带气候下的胡椒科植物，接触到摄氏五度以下的低温就会枯死。南洋诸岛与印度支那半岛，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它们的花与茎叶都具有辛香芬芳，供嚼食槟榔及调味使用。扶留比荜茇更能耐受低温。我国岭南与滇南、海南也有。现在海南岛有野生的，当地人称之为grum，见胡先骕等人著的《广东植物图志》。grum的发音接近于蒌，也具有枸（茍）的发音，这大概是嵇含所说“叫做蒟”的依据吧？裴骃《史记集解》引用：“徐广说‘枸，一作蒟，音寠’。”徐广是晋末宋初的人。对于《史记》原文，保留其本字，而随俗写作蒟，读作寠音。寠，是扶留的促读音。内地叫扶留，广东人叫作蒌。这是枸酱随音转变为蒟酱，被说成是扶留，逐渐形成浅俗习称的证明。然而尚未成为定论，因为刘德、韦昭等人的《汉书》注本已经通行。到了唐代，颜师古注《汉书》，开始斥责刘德，专用浅俗的说法。他说：“刘德的说法不对，果实形状像红色的桑葚罢了。沿着树木生长

译（那）不是树。果实也不长二三寸。味道特别辛辣，不酸。现在宕渠就有这种植物。」唐代时，巴东各郡、涪陵、宕渠都种植扶留，所以颜师古见到了这种实物，拘泥于嵇含的说法，于是错误地作了肯定。此后《汉书》颜师古注单独刊行，唐、宋以后所撰写的书志，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杜佑的《通典》、苏恭的《唐本草》、宋祁的《益部方物赞》、郑樵的《通志》、唐知微的《证类本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所有的方志、地理书、韵书、类书，直到近世的字典、词典，没有不称扶留为蒟酱，并认为这就是唐蒙在南越所食用的。宋代以来雕版印刷的书，除了《史记》、《汉书》之外，也都将“枸酱”二字改为“蒟酱”。众人喧哗误导，相互追随谬误，令人感叹的事岂能数尽！

译唐蒙在南越所吃到的枸酱，如果真的是嚼槟榔时所用的扶留，那么番禺本来就有，怎么能从几千里外的蜀地，越过牂牁运来，而被称为“蜀枸酱”呢？这是很容易辨明的道理。然而唐宋以来坚持错误而不醒悟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呢？推究其原因，大约有三点：

1. 六朝以来的文士，凡是经籍史籍中有关名物的字，一切都只依据“先儒的说法”，不知道去验证实物。凡是他们未曾亲眼见过的物名，往往依据世俗的音称，来与“先儒”遗留的文字相吻合，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而后来的人又把这些当作“先儒”的话而遵行信奉。辗转盲从，脱离实际的，不下数百、千条，当然不仅仅只有这枸、蒟的错误而已。（陆玑的《诗疏》、郭璞的《山海经》与《尔雅》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以及若干研究本草的书，是唯独能验证实物的言论，但也各自有瑕疵错误。近来撰写《周诗新诠》与校注《华阳国志时所发现的，已有数百条。）

2. 自汉武帝以来，交趾、日南成为中国郡县数百年，汉人官吏商旅客居在那里的人逐渐增多，也逐渐习惯于嚼槟榔的习俗，并逐渐将这种习俗传入乡土。在汉魏时，岭南似乎已深受此俗影响，六朝时则已在长江流域盛行，以至于朝廷用槟榔作为赏赐，亲戚朋友用槟榔、扶留互相馈赠，死者以必须供奉这两样东西作为遗嘱。（分别见于宋《江夏王义恭传》，梁王僧孓《谢赐于陀利所献槟榔启》，以及庾肩吾《谢赉槟榔启。》）足以知道其风靡的大致情况了。嵇含关于“蒟酱”的说法，正是在此时创立的。嚼槟榔的风气到隋唐时已经风靡全中国。史文反而很少提及，大概也像布帛菽粟一样，既然成了生活寻常事物，文士就不记载了。只能在州郡土贡与专门记载食货的文章中得知。（唐宋土贡如今有明文记载，商品则无专书，但可以从野史、文集中知其一二。）元明以后，似乎曾遭到政府法令禁止，其风气逐渐衰落。近代，全国不见此俗。然而道光、咸丰年间流传的戏文中，还有“饱吃槟榔饿吃烟”的句子。吃槟榔即必定同吃扶留、蛤灰。足以看见清末其风气才断绝。颜师古时习惯嚼“蒟酱”，又知道宕渠有扶留土贡，所以也随俗谬定为“蜀枸酱”。

3. 扶留、槟榔，都随着食用引种进入内地，槟榔不能生长。扶留能生长在岭南，不能生长在江河流域有霜雪的地方。唯独巴蜀的长江河谷内，冬天没有霜雪，所以能引种荔枝、龙眼、香蕉、槟兰等热带植物。当长江已有嚼槟榔的习惯，因为引种扶留失败，而需要商品扶留时巴地农民引种独得成功，自然必定精心培养它作为商品。所以常璩《巴志》说“蔓有辛蒟”。辛蒟，就是扶留。《蜀都赋》未提及而《常志》提到的，是因为引种成功的时间在西晋末。巴蜀长江河谷无霜的地方也不多。尤其以北来寒潮侵入时，室内温度也常常降到摄氏五度以下，所以“辛蒟”只能成为园艺作物，冬季需要加蔽覆盖，管理颇为麻烦。如果不是国人习惯嚼槟榔，需要此商品，农人也必定不种。因此，由巴蜀河谷栽培扶留的盛衰，也可以推断国人嚼槟榔风的盛衰。唐代，则不仅在巴蜀长江河谷种植，而且又推广到宕渠河谷，如颜师古所说。足以知道此种商品需求量之大与其价值之高。（宕渠河谷海拔虽较巴江为高，但其北有大巴山横阻寒潮，冬季气候比较稳定。所以也能种扶留。）等到明代，李时珍已未能看见扶留实物，所以其《本草纲目》虽说扶留为“蒟酱”而叙述其形态不真实。他辨订“蒌叶”、“蒟子”，一片混乱，都是由于未见实物。唐初颜师古在宕渠看见实物，而不知道其引种的历史，于是以为蜀地所产先于番禺，并以为是唐蒙所吃的枸酱。

（三）

以下论述“蜀枸酱”流入番禺的途径。

“蜀枸酱”（枳椇酱或枸杞酱）早已成为秦汉间的商品，行销中原各地。所以唐蒙到越南，一见就能识别。从而推测蜀与番禺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商道。按照《史记》文字：唐蒙看见摆设蜀枸酱，惊异，询问摆设食物的人说“这东西从何处来”？摆设食物的人漫指西北方说“从牂牁来”。唐蒙不知道牂牁是什么地方。但知道番禺城外大河名“牂牁江”。于是想“江水必定从牂牁流来，所以有此名。其源头必定靠近蜀，所以蜀枸酱乘船顺此水运达。”既回到长安汇报使命，于是遍访蜀地商人以枸酱运入牂牁江的路。蜀地商人害怕承担“奸出物”的罪名，不敢详细叙述其商道。只有曾经遵守关税制度出夜郎的人知道

译夜郎就是牂牁，况且知道城外行船的水道有牂牁江之称，暗中向唐蒙提供了线索。所说的话固然真实，可以查考验证，也一定是与唐蒙有交情的人才肯说，所以唐蒙也深信不疑，从而制定了建造浮船沿牂牁江讨伐南越的计划。蜀地商人固然没有把“私下运出货物”的全部途径告诉他，唐蒙也不知道夜郎牂牁江行船不能直达番禺，只是私下揣测它能够到达罢了。等到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命令他安抚平定夜郎及其旁边的各个小邑，当年设置了犍为郡。并且任命唐蒙为都尉，征发巴、蜀的官吏和士兵从僰道开山修路通向夜郎，经过二十三年到了元鼎五年，夜郎驿道才打通，而南越反叛，这时才发现牂牁江的浮船不能直达番禺。所以汉武帝仍然同时从豫章、长沙、桂阳、零陵和牂牁五路出兵，会师攻打番禺。结果是：南越已经平定，牂牁一路却还不能进入南越境内，这是因为唐蒙原本的计策与地理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缘故。

译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派遣驰义侯利用巴蜀的罪犯征发夜郎的军队，沿牂牁江顺流而下。”“驰义侯所征发的夜郎军队尚未出发，南越就已经平定了。”而《西南夷列传》则说：“皇上派遣驰义侯通过犍为郡征发南夷的军队。且兰君害怕远征……便率领部众反叛，杀死了使者以及犍为太守。汉朝征发曾经攻打南越的巴蜀罪犯，由八位校尉率领前去击败叛军。恰逢南越已被平定，汉朝的八位校尉没有继续南下，便率领军队返回，途中诛杀了头兰。头兰，是常常阻隔通往滇地道路的人。头兰被击败后，于是平定了南夷，设立了牂牁郡。”综合这两处记载进行分析，驰义侯在夜郎道路打通之后，大约不过十天就能到达夜郎。既然已经“征发夜郎军队”，那么当时应当是乘船顺牂牁江而下。为何会出现“尚未出发”而“南越已平”的情况呢？我怀疑这是因为夜郎人原本就知道牂牁江的水路无法直接通航至番禺。驰义侯也探知了这一点，因为军令严峻，害怕延误军期，（汉朝法律规定：出征军队迟到者当斩。大概他曾与所统领的八位校尉，分头寻找可以再次通航的牂牁江路线。必定各自招募夜郎人作为向导。）从夜郎（今云南沾益县黑桥镇）通往番禺的水路，从古今地理形势来看，有四条路线：

一、从夜郎乘船至陆良，改走陆路经过师宗、广南，到达剥隘，大约七百里。再乘船沿右江，经过百色、南宁到达桂平，汇入牂牁江干流，又经过梧州、肇庆到达番禺。这是四条路线中水路最长且平坦便捷的一条。然而它位于四条路线的最西南端，汉军将领必定嫌弃其迂回遥远，七百里陆路又难以探明，所以必定会在其东面另寻他路。夜郎人也必定有人为他们指引方向。

二、从师宗向东经罗平、兴义、册亨、罗甸（这三个县今属贵州），到达天峨（属广西），陆路八百多里，都距离牂牁江（南盘江）北岸不远，然而这段河谷闷热潮湿且滩险众多，无法行船。从天峨以下，虽然可以行船，但礁石险阻极多。直到来宾以下才开始平稳。实际的水路行程很短。在汉代尤其多有瘴气，为当时人所畏惧。汉军也应当心存疑虑而不选择此路。

三、从夜郎径直向东，经过普安、镇宁、安顺、惠水、独山，到达荔波，乘船顺金城江而下，经过柳州，汇入牂牁江干流。陆路最长，水路最短。然而水陆两路都较为安全便捷。当时也必定有夜郎人引导。

四、从鄨县（今遵义）走陆路到达且兰（今黄平县）。又向南经过凯里、丹寨，到达三角屯（今三都县），乘船沿都柳江，进入广西的融江。经过柳州，汇入牂牁江干流（从独山也可以沿此水路进入广西）。这条路线最靠东，水路开辟最早。然而距离夜郎最远。其地面全属于且兰国。当时犍为郡的治所在鄨县，所以当驰义侯到达夜郎，得知牂牁江不能直接通航至番禺后，正依靠夜郎向导分头寻找路线时，又命令犍为太守征发且兰军队，分出一位校尉沿水路直指番禺。史传所说“皇上派遣”，实际上是驰义侯采纳夜郎人的建议而这样做，开辟多条路线以求必定到达。诏令起初并未征召且兰军队，而太守催促苛刻急切，所以且兰便反叛了。且兰反叛时，豫章、桂阳两路的军队已经到达番禺。驰义侯知道最终不可能到达番禺，所以会合八位校尉分路前进的军队专门攻打且兰，将其消灭。此时南越已经平定，所以“没有南下”而回师攻打头兰。“于是平定了南夷，设立了牂牁郡。”史传说“征发曾经攻打南越的巴蜀罪犯八位校尉击败”且兰。那八位校尉所统领的，都是驰义侯的军队，本来就是“巴蜀罪犯”，见《南越列传》。南越只有这一次反叛，一击即灭。此前并没有攻打南越的事情。八位校尉既然在伏波、楼船两位将军合攻番禺战斗极其紧张的时候击败且兰，那么他们并非从“攻打南越”的战斗中调来也就可知了。而说“曾经攻打南越者”（《汉书》的字也是“尝”），起初怀疑“尝”应该读作“当”。后来想到从夜郎行军向南越，虽然未到，也未交战，但也应当称为“攻打南越者”。现在改为攻打且兰，所以说“尝”（曾经）。南越的战事，从出兵到平定，历时一年。其在牂牁郡内一年的过程，大致如此。

由此可以确定：蜀地的枸酱进入番禺的路线，是剥隘、右江这一路，不可能是其他三路。从而可以确定唐蒙所说的牂牁江，就是今天的南盘江与西江。虽然如此，这也只是考究唐蒙所言罢了。实际上当时蜀地的枸酱行销很广。蜀地商人不一定只从夜郎输出此物到岭南，也应当有从且兰乘船沿周水进入牂牁江的。从巴地进入鄨县以至且兰，这条路比从僰道通往夜郎更容易。而乘船沿周水到番禺也比乘船沿右江更近。那么巴地商人难道就不能把蜀地的枸酱运到番禺吗？我私下怀疑唐蒙所吃的枸酱，实际上是从且兰来的。只是唐蒙到长安所访问的商人，只是蜀地商人罢了。假如他能访问到巴地商人，那么汉朝耗费二十三年精力经营的“制服南越的奇计”，应该已经成熟了。直接乘船沿融江出番禺，与从零陵出发的军队合力，唐蒙的功劳就完美了。

汉代，自从司马迁记载牂牁江以外，学者进入南

译记载夷人的史料较少，继续论述牂牁江的只有桑钦的《水经》。《水经》说：“牂牁水向东流到郁林郡的广郁县成为郁水，向南流入交趾。”最后一句已经错误。宁州陷没之后，历经隋、唐、宋、元各代，没有人能考证出牂牁江究竟是哪条水。到了明、清两代，云南、贵州建省，地方志的编纂者才开始加以考订。其下游是广东的西江；在广西境内称为郁江，大体是一致的。上游是哪条水，则说法各不相同。虽然都依据《史记》中“夜郎临牂牁江”这句话，但由于对夜郎位置的考证不同，所指的牂牁江也就各异。

译郑珍在《遵义府志》中将夜郎定位于綦江县的夜郎坝，于是把綦江水指认为牂牁江。田雯在《黔书》中将夜郎定位于桐梓县，于是把乌江指认为牂牁江。莫与俦在《牂牁考》中在这两种说法之间徘徊，明知这些水道不通往番禺，却因将夜郎考订在遵义附近，而强行为之辩解。这种观点应当摒弃。

郭子章在《黔记》中，将蒙江（罗甸河）指认为牂牁江。郑旻在《牂牁江解》中，将北盘江定作牂牁江。他们的意思是说夜郎在今黔西南盘江以北。汪士铎在《汉书地理志稽疑》中赞同此说，并将夜郎定为“郎岱”。依据西江干流立论，有可取之处，也有难以讲通的地方。

《明一统志》、《都匀府志》将夜郎定位于荔波，以金城江为牂牁江。黄宗羲在《今水经》中改为大韦河（惠水）。这都是因为贵州建省后，贵阳附近的地理逐渐明晰，竞相提出新说。可惜在水道方面言之有据，只是夜郎的位置并不符合事实。洪亮吉在《贵州水道考》中，将夜郎定位于三角屯（今三都县），以都柳江为�牁江。吴振棫在《黔语》中遵从这一说法。这比盘江说和荔波说有所进步。洪氏曾任贵州学政，得以遍历各县，所以他的见解高出一筹。可惜他未能担任云南学政，不知道夜郎其实在贵州之外了。

陈澧在《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中将夜郎定为今广西凌云县。这才肯定广西的盘江（红水河）为牂牁江

程封在《牂牁考》中，首次将夜郎定位于云南罗平县，并以南盘江为牂牁江。屈大钧在《广东新语》、曹树翘在《滇南杂志》中跟随这一说法。他们都是乾嘉以后的人，开始留心在滇中寻求夜郎踪迹。

童振藻在《牂牁江考》（载于《岭南学报》第一卷第四期）中，首次推断夜郎在云南的沾益、曲靖之间。唐钺在《水经存、温、?水条文举疑》中（载于《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九期），将其位置定为沾益。这些都是近代学者，根据地理实际情况作出的判断。所以能远远胜过前人。

此外，还有很多仅仅依据书本，不明地理实际，或者只凭片面的地理考察而昧于古史文义的妄自推测，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最后考订牂牁与夜郎的名目，说明牂牁与夜郎在含义上的区别

牂牁之名，最早见于《管子·小匡篇》：“桓公说：我乘车会盟三次，兵车会盟六次，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向南到达吴、越、巴、牂柯、?、不庾、雕题、黑齿、荆夷等国，没有不违抗我命令的。”现在考察：《小匡篇》多记载管仲死后的事。这里称“桓公”，也可知是桓公死后的文章。大概是管仲信徒所撰写，最早不能晚于战国，晚则可能出于秦汉间的方士，与《山海经》的作者同时；所言与史实不符，但所列举的九国都是实有的，如雕题、黑齿，都是南夷部落的习俗，是方士远行探查者曾亲眼所见（?，疑是辰字，辰水区产汞，是方士所到之处。不庾音丕，即大庾，是山越的古国，大庾岭因此得名），并非虚构。牂柯排列在巴、?之间，足以知道其位置。当时除了吴、越、巴、荆之外，其中五国实际上尚未能建成国家。“牂柯”，只当是氏族之称，如神农氏、轩辕氏、虞氏之类。《华阳国志》说夜郎王族“以竹为氏”。竹，是夷语的译音，其声音本为“牂牁”，急促读之则为竹。《小匡篇》所记，是常璩之前四百年的南夷语，当时还没有“夜郎”之称。《华阳国志》所传，是四百年后，已经建成夜郎国时的南夷语，固然应当略有不同。

夜郎语现在无法考证。然而就此地区古今地名推寻，汉代有夜郎、且兰、头兰，越嶲郡有白狼，都只是因为时代、地域不同而译字不同。读音则是相同的。现在西昌县的地名多有“郎”音（如樟郎），《西昌县志》说：都是古代夷官驻牧之地。又如今雷波湖畔的“黄螂”也是古?马国的城邑，汉代设置?鄢县的地方。由此推知，“郎”者，大概是南夷语中统治者驻地的意思。元明杂剧，常称夷王为“狼主”，当是借用南夷语，而非羌胡语。“夜”字在汉语中不是吉祥字，其作为翻译南夷音所用的字无疑；在南夷语中，则应当是崇高威权的含义。司马迁文中说：“听说夜郎的精兵可以征得十万。”那么其所辖的民户、能服兵役者（“胜兵”）的数量可知。并非其本国就已经具备这样的人力。《史记》又说唐蒙“见到夜郎侯多同（多、毒、竺、竹也是一音异译）。唐蒙厚加赏赐，用威德晓喻他，约定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做县令。夜郎旁边的小邑都贪图汉朝的丝绸……于是且听从唐蒙的约定。”所谓“旁小邑”，大概像句町、漏卧、且兰、头兰、宛�、同师之类，多是牂牁氏的分支，或者在夜郎所能役使隶属的经济领域以内

译因此，夜郎接受安抚后，周边的各个小邑也随即接受安抚，后来便在这一地区设置了牂牁郡。

译唐蒙询问枸酱是从哪里来的。南越人回答说：“道路西北方的牂牁。”这个牂牁，是夜郎国及其周边小邑的统称，也就是旧牂牁氏地区发展形成的大夜郎领域的代称。它与夜郎本国略有区别；正如夏后氏之国与华夏、周王畿与周朝全境的区别。汉代设置郡名为牂牁，而夜郎、且兰、句亭、漏卧都作为县。且兰国已经灭亡，就称为“故且兰”。那些国王尚存的，都只设置官吏，以其子弟或近臣担任县令。等到诛灭其国王后，才派遣中原人担任县令长官。

滇池最初也是夜郎的土地，属于劳深、靡莫部落。后来因为分给了庄蹻，于是发展成为一个大国，其地西接哀牢，囊括了叶榆。“滇王对汉朝使者说：‘汉朝和我相比，谁更大？’等到夜郎侯也是这样”。所以世人嘲笑“夜郎自大”。然而就大夜郎而言，实际上包含了今云南东南部、贵州全省以及广西的一小部分，与蜀、巴、南越的面积相当；而且山水险阻，行程艰苦，有时几十天才能走完其疆域。就落后的夷人国家来说，也可以说是大了。

附三

蜀布、邛竹杖进入大夏考

《史记·西南夷传》记载：“张骞出使大夏回来，说居住在大夏时，看见蜀布、邛竹杖。派人询问从哪里来，回答说：‘从东南方的身毒国。距离几千里，得到蜀地商人的买卖。’有人听说邛西两千里左右，有身毒国。张骞于是极力陈述：‘大夏在汉朝的西南，仰慕中国。担心匈奴阻隔道路。如果打通蜀——身毒国的道路，道路便利且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就命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从间道出使西夷以西，指向寻找身毒国。（王然于、吕越人都是建元年间司马相如开通西夷时的副使。见《相如传》。）到达滇地，滇王尝羌就扣留他们，让他们去寻找道路。向西出发十几批，一年多，都被昆明阻挡，没能通往身毒国。”《大宛传》大致相同，但更为详尽。说：“天子很高兴认为张骞的话是对的。于是命令张骞经由蜀、犍为，派遣间道使者，分四路同时出发：出駹，出冉，出徙，出邕、僰，各自行走一两千里的路程。其北方被氐、筰阻挡，南方被嶲、昆明阻挡。昆明这一类没有君长，善于抢劫，总是杀害掠夺汉朝使者，最终没能打通道路。然而听说其西方一千多里有乘象的国家，名叫滇越。而蜀地商人私下出境卖货的有时能到达那里。于是汉朝为了寻找通往大夏的道路，开始与滇国相通。”

现在考察，“大夏”，即今天的阿富汗。“身毒”，即今天的印度。古今地理形势都符合，更没有异议。“滇越”，旧时没有人做过考订。《史记正义》曾将滇与越嶲两个意义错误地拟测为国内地名，不能有所指。史迁既然称为“乘象国”，就可以定为滇、缅或印、缅之间的地方。我最初拟测为缅甸的八莫，后来改拟为密支那。常璩《南中记·永昌郡》说，“有闽濮、鸠獠、僄越、裸越、身毒的百姓。”下面接着列举“黄金、光珠、虎魄、翡翠、犀、象、罽、旄、帛迭、水精、玻璃、轲虫、蚌珠”，都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珍贵商品。足以知道当时永昌地界，确实曾有中、印、缅各民族商人聚集的市场，在未开辟南夷设置郡县之前，蜀地商人称之为“滇越。”秦汉时期，泛称南方民族为越，对其部落或国家，不能详知其本称的也漫称为越。这个称为滇越，大概是指其在滇国西界，或者尚与滇国有政治或经济上的联系。“闽濮”的闽，对音，应该就是后来的“孟人”，历代聚居在云南省西南境，也称蒙族，曾在唐代建立南诏国家。其语言属于泰语支。最古老的哀牢人与近代尚广泛居住在中缅边界的掸族，都应该是其分支。“鸠獠”的鸠，对音，应该就是明清方志所称的“●夷”。现在称“克钦族”，历代聚居在哀牢西界，是一个大民族，属于藏缅语支。“僄越”应该就是缅甸族的古称。隋、唐时期建立骠国，都城在曼德勒，就是古人所称的“八莫。”后来才称为缅甸国。现在仍然是缅国人口最多、文化最高的核心民族。“裸越”大概就是?苏（洛素），即《西南夷传》所说的“嶲、昆明”中的嶲，《后汉书·南蛮传》所说的“乌浒”，《唐书》所说的“东爨”，近代所称的“彝族”也。与怒族、〇僳、纳西、普洱同属于藏语支。现在仍有大部分居住在云南，小部分居住在缅甸、老挝、越南边界。晋朝时，这些部族都尚未建立国家，当时漫以越、濮称呼，仅有这样的区别而已。至于“身毒”，显然指居住在此的印度商人。这足以证明秦汉时期哀牢地区已有汉族商人与印度商人及哀牢附近诸民族商人，互相以各自拥有的珍奇商品在此所谓“滇越”地点进行贸易。当时中印海道未通，“奸出物”的商人，只有遵循陆路从蜀地出邛，或出夜郎，经过滇国，

译经过叶榆，进入哀牢，到达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与这些民族进行贸易，可以获得珍奇商品，运回内地以获取丰厚利润。当时印度商人尚不能远涉重洋，也只好依靠布拉马普特拉河东流入阿萨密（亚山），沿着伊洛瓦底江上游各支流的河谷间浅山小道，进入这个所谓的“滇越”市场，与我们内地商人以及哀牢附近的各民族部落进行贸易。张骞所侦察到的大夏“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的“蜀贾人市”（滇越），必定就在这滇缅之间伊洛瓦底江上游各支流地区，这是可以确定的。

译我最初将那个地方定在八莫，是因为当时南洋的商品必须经由那里输入我国；犀角、象牙、棉布、水晶、琉璃、玳瑁、珍珠以及“邛竹杖”等都是如此。然而，那个地方距离中印商路较远。中印商路应当在其北面，与近代中美开辟的中印公路相近。因此我又估计在密支那与南里一带。密支那位于克钦族居住区的中心，也有掸人与怒族、傈僳族杂居，在晋代属于永昌郡的永寿县。永昌吕氏在闽濮叛乱后曾将郡治迁到这里，一定是因为那里市场繁荣的缘故。那个地方向东距离滇国，向西距离阿萨密，路程大致相当；向东距离邛、蜀及中原地区，向西距离东印度、中印度与大夏，路程也大致相当。上古时期文化发展进程大致相当的中国和印度两国，其“蜀贾奸出物”的商人，在这里进行互市，自然是合理的。虽然没有其他文献足以证明，但从地理条件来估测，应该没有疑问。

所谓“蜀贾奸出物”，是指偷越关隘，避开关隘稽查征税的人。字也写作“间出物”，与上文引用的“使间出西夷西”中的“间”字含义相同，意思是寻找间隙而进入。关隘之外本来没有道路，只要有间隙可以通过就前往。凡是原始民族部落之间，本来没有通路，但因为人员流动，常常能形成相通间隙的道路。商贾追逐利润，利用这些道路往来，形成了流通货物的商道。各国政府因此推进军事与政治，将其纳入版图。商路无隙不入。往往商路延伸数千、万里，政府尚且没有察觉。政治军事的推进，落后于商路开通数千年是常有的事。例如“丝绸之路”虽然在唐代才盛行于世，但实际上远自殷周时期已成为大道，也就是周穆王西访西王母的道路。那些商贾暗中相通的时间，又应当在周穆王之前数千年。否则在流沙瀚海之间，穆王虽然有良马，如果没有可靠的商贾作为向导，怎么敢轻易尝试呢？穆王既然已经在前面通行，而张骞、堂邑父等人却不能找到间隙以逃脱匈奴的拘留，是因为他们作为官方使者遵循大道，并非寻找间隙。仍然能够逃逸，完成使命，并且再次被扣留仍能逃归的，是因为他们能够寻找间隙。太伯进入吴地，枸酱进入番禺，都是暗中走出数千里之外的明证。蜀地商人的市场，仅在滇地之外数百里，是中印之间的民间市场，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汉武帝在全盛时期，派遣间使四处出发，滇王又帮助他探求道路，却最终没能打通，也是因为他们作为官方使者的缘故。假如能招募商贾乘隙而入，则一定能打通。商贾中“间出物”的人，每进入一个民族势力统治区，就分出财物贿赂有权势的人，以保证在该区域内行动安全。再进入另一个区域也是如此。因此能够只身远行，利多于害。近代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还实行这种制度，称为“保哨”。所以解放前官吏不能进入彝区一步，而暗中输出的商贾却能输入枪弹盐布，兑换鸦片山货而出，穿过他们的境地可以平安无事。汉武帝虽然派遣间使，但使者所到之处招摇过市，被土著居民所厌恶，怎么能打通身毒呢？民族地域，已经进入国家或氏族公社的，其君长畏惧汉朝，不敢不声称帮助探求。他们内心其实不愿意。如果在嶲昆明与氐莋的原始社会，并没有君长约束，而没有商贾方式的诱结，所以虽然“百余辈”，也没有用处。

那么不可以招募商贾吗？也不可能。凡是暗中输出的商贾，都自知自己是犯法的，谁敢向政府暴露自己的罪行，以换取不可知的爵禄呢？只有深藏不露罢了。就像长安的商人，因私谊告诉唐蒙夜郎的道路，也不泄露他运输枸酱的道路，所以只能误导八校尉的军队行进而已。汉代轻视商贾，士大夫羞于与他们交往，这也是最终没能找到通往身毒道路的原因之一。

友人张毅，精通英、法、印、藏文，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历史。最近得以见面，拿出他所撰写的《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一文（尚未发表）给我看，与我旧校《南中志》的见解契合，而引据丰富，多为我没有涉及到的。现在摘录他重要的书证如下。

引用鱼豢《魏略·西戎传》：“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几千里，与益都（部）相近。那里的人身材矮小，与中国人差不多。蜀地商人似乎曾到达那里。”（用《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用校勘）。又引用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向东到盘起国，都是身毒的土地”，并引用《通典》起字作越；《梁书·中天竺传》作盘越，证明起是字的讹误。

又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迦摩缕波国”的记载，“这个国家东部，山丘连接，没有大国都城。边境连接西南夷，所以那里的人类似蛮獠。详细询问当地风俗，大约两个月行程可进入蜀地西南边境。然而山川险阻，瘴气弥漫，毒蛇毒草，危害极大。国家东南野象群暴。所以这个国家中象军特别兴盛”。

译并引用梵文Danava作为该国的古称，即“滇越”的对音。考订非常精当。

译又引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慧轮传》的文字：“距离这座寺院（鹿园寺）不远，有一座废弃的寺院，只留下砖砌的地基，名叫支那寺。当地老人相传：从前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中国）僧人所建造。当时有二十多位唐僧，从蜀地经由牂牁道出发，前往莫诃菩提礼拜。国王见到后非常敬重，于是施舍了这块土地。现在这块地属于东印度。”（张氏自注说：“蜀地距离这座寺院有五百多驿站。”又说：“室利笈多大王在位是在三世纪初。”）又引用《高僧传》初集卷七《释慧睿传》：“游学四方，经过蜀地西部的边界，被人掳掠……商人用金子将他赎回。回来后他穿上僧衣，专心学习佛法，游历各国，甚至到达南天竺地区。”这说明蜀地与印度之间，自古以来就有通道。

我私下认为，迦摩缕波国，本来就是现在的阿萨姆邦，也就是司马迁所记载的“滇越”。但它并不是司马迁所记载的“蜀贾人市”。从《后汉书》、《梁书》到《大唐西域记》，都称其为东印度的一个国家。距离中印度的奔那伐弹那国九百里。该国国王派遣使者迎接玄奘前往，称赞其“世代统治，直到当今国王，已经历经千代了”。国土方圆一万多里，都城周长三十多里。那么说“蜀地的商人曾经到达这里”是可以的，怎么能说是汉初的“蜀贾人市”呢？然而该国国王对玄奘说：“现在印度各国，有很多歌颂摩诃至那国（按：至那，即支那）《秦王破阵乐》的，我听说很久了。这难道是大德的故乡吗？”由此可见，当时西域陆路和海路已经畅通，古代中印往来的旧路早已废弃，所以《秦王破阵乐》传入印度，也是经由西域。这位国王只是从中印度传入并观看表演。根据《唐书·乐志》，《秦王破阵乐》是《巴渝舞》演变而来的。巴歌渝舞，不是从滇国传入阿萨姆，而是等到唐代才由印度传入阿萨姆的，这是因为蜀地商人不懂乐舞，而且中印政府之间古代原本隔绝的缘故。大致从晋朝放弃宁州开始，蜀地与印度的贸易旧路就逐渐被西域陆路和海路所取代。永昌西部与阿萨姆之间的陆路逐渐废弃，只有宗教信徒还依靠它往来。到了唐代，这条路已经断绝。直到中美修建中印公路，才得以重新开通。近代人传言，印度与缅甸边界上，群山重叠，竹林茂密，砍伐后又重新生长，成为工程的一大困难。古今地理演变如此，当然无法找到汉代蜀贾人市的所在地。如果在汉魏以前，这条路是中印唯一的交通商道，那必然是这样。

旧校《华阳国志》，看到霍弋“善于参毗之礼”一句，知道在魏晋时期佛法尚未传入蜀地时，早期的印度密法就已经在南中各阶层人物中间流行了。近年看到南充天宫山西汉崖墓的造像，有檀城和飞天夜叉，知道在佛法尚未传入中华时，早期的印度密法已经从南中传入川北的賨民居住区。这条道路固然只能从阿萨姆到永昌，经过滇、邛、夜郎的商道而来。世人只知道汉明帝从西域迎接金人，达摩由海路进入东吴，这也是见识浅陋啊。

以上论述中印上古通道在永昌与阿萨姆之间。以下论述蜀布与邛竹杖。

蜀布，是蜀地大奴隶主作坊生产的商品，也就是苎麻布。苎麻是巴地长江河谷賨民最先培育成功的野生植物。因为它喜欢高温、湿润、微酸性的疏松土壤，可知它原是热带雨林的野生植物。因为它有块根可以食用，经过人类引种扩散，很早以前就种在长江流域住宅旁边的废地土坎间，称之为苎。取“宁”作为含义。宁通“贮”，意思是取它能储存养分于根部以备荒年的特性。起初都把它视为草类。巴地农民最先将其培育成纤维作物，绩麻成线。巴河谷不种大麻，专门依赖这种麻，称为苎麻。苎麻比北方种植的大麻有很多优点，耐湿强韧且容易漂白，用作夏衣，美观舒适。秦汉时期，临邛大奴隶主的纺织作坊，大量收购这种麻，绩成细布，漂白使其洁白，作为商品，流行四方。印度、缅甸等热带地区的富豪尤其看重它。因为它生产于蜀地，称为“蜀布”。由于蜀布在印度销售历史悠久，印度商人逐渐知道了它的种植方法，从而引种到印度，所以至今印度称苎麻为“中国草”。

苎麻在热带地区野生，德国植物学家伦富于一六九零年（康熙二十九）最先在巴诺亚岛发现，定名为Ramie（张勖《种苎麻》）。那个人当时当然不知道中国已经将其培育成为行销世界各国夏布的原料作物，称为苎麻了。中国的苎麻，最初只种在长江流域，元代才开始引种到河南、山东成功，证据在《农桑辑要》中。而《诗经·陈风》说“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与“可以沤纻”。郑玄以下解释《诗经》的各家，都将纻解释为苎麻。这是因为已知有苎麻产于南方，而不知道牡麻为麻，母麻为纻的含义（在《说文解字》

译如今人们又熟知苎麻是重要的麻类作物，却不知道它原本是人类用来备荒的野草。因此，谈论苎麻的人，同样因为不了解事物发展的缺陷，各自执着于地域差异与历史发展的偏见，错误地相互牵合，彼此混淆，以至于纠缠不清、难以理清。现在为了避免繁琐的考据，简要概括并整理如下：Ramie（热麻）是苎麻的原种。人工培育成为纤维作物的苎，则是两千年前长江流域农民的创造。最早培育成功的是巴郡地区的賨人。賨人没有大麻织成的布，但有苎麻织成的布，这叫做“賨布”。賨布质地粗糙，但洁白柔韧，耐水湿，汗渍不坏，适宜做夏衣，在南国销售。秦汉时期，蜀地的大奴隶主作坊特意精制它作为外销商品，于是传入身毒、大夏。张骞在大夏见到它感到惊讶，称之为“蜀布”，当时只有蜀地有这种布的缘故。《艺文类聚》引用《张骞传》写作“蜀賨布”。足以看出宋代雕版固定《

译《史记》、《汉书》文字以前的《汉书》写本，有写作“蜀賨布”的。这也是因为魏、晋、隋、唐的人知道蜀布就是賨布，都是苎麻布，所以衍生了“賨”字。蜀布既然流行起来，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农民受其影响，也种植苎麻制作布匹。只有越地制作得最为精良，行销海外与中原；相对于“蜀布”，称为“越布”。《后汉书·独行传》记载：陆续，是会稽吴人，“祖父陆续，字子春，建武年间任尚书令，姿容美好。喜欢穿越布单衣，光武帝看见后很喜欢。从此，常命令会稽郡进贡越布。”从张骞提到蜀布，到光武帝征调越布，大约相隔一百七八十年。越布闻名于世，远远晚于蜀布，由此可知。汉武帝时期苎布作为商品，本来应当只有蜀地才有。那时海道尚未通至印度，行销于印度的只依靠“蜀贾奸出”，那么越地虽然已有苎布，也不能被张骞在大夏所见，这是事理必然如此。

印度（身毒）恒河流域，也是湿热酸性土壤地区，为什么不产苎布，而一定要远道从蜀地贸易？这也不足为奇。印度与南洋群岛虽然也都产野生苎麻，但他们直到清朝初年还不知道利用苎麻作为衣料。所以只能购入蜀中的苎布（华侨迁入后，应当有所改变）。利用苎麻作为衣料，还应当有培育苎麻作为农作物这一阶段，不仅仅要有绩麻织布的技术而已。譬如狗尾草，地球各地都有，只有中华独自培育成了粟谷（小米），其他种植粟的，都是从中华引种，不知道它与狗尾草有什么联系。又如木棉原种为攀枝花，也是中国南方所固有，而中国未能自行培育成木棉，直到元代才从西域的高昌引种入内地成功（这也明确记载于《农桑辑要》）。那么印度虽然有野生苎麻，而汉代必须由永昌以西的蜀贾人市输入苎布，有什么奇怪的呢？

自从吴大帝开通海上商路，中印物资交流改走海路，永昌商道逐渐废弃。于是“蜀布”之名渐渐沉寂，“越布”生产日益兴盛。千余年至今，“江西夏布”畅销，又在蜀布、越布之上。那么地方生产进度不平衡，优胜劣汰，固守者败，理当如此。近代巴蜀只有隆昌麻布勉强能与江西夏布追随。胶州开辟后，德商大量集运苎布，隆苎布与江西、湖南苎布都集中到山东然后出口。商品的发展变化，经我一人目见的，其不固定竟至于此。那么汉代苎布非法出境至身毒而不能被当时人所熟知，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以上辨析“蜀布”，即苎麻布。

邛竹杖，是用省藤制作的拐杖。省藤，是热带常绿植物，属棕榈科。茎细长，长达数十丈。依靠他物上升，而不弯曲缠绕。生长时有刺。经过刮制后，表皮坚硬光亮如玉。通体强韧，节高而实心，具弹性，不折断，不破裂，不弯曲。粗大的截为拐杖耐磨不损。近代舶来品手杖，就是用此物做的。其细的劈成篾，供编织为筐为席，更细的供捆绑，今所谓“广藤”是也。我国自海南岛及云南南部的热带气候区有之。出产最多的地方在南洋群岛与中南半岛，远自周秦时代，就以杖材输销我国，西南山区居民几乎人人都有。又自邛国输入蜀巴，远达中原古人因其似竹，且自邛地而来，称为“邛竹杖”。邛、蜀实际上没有此物栽培，随商贾漫称其为邛竹杖而已。张骞是汉中人，早见此杖，误认为是蜀地之物。及在大夏，又见到它，遂与蜀布一同认为是蜀地的特产。实则此杖径自身毒输入大夏，并未经过蜀与滇邛、夜郎，只是蜀人与滇、邛、夜郎人多有而已。古邛竹杖，只截取省藤中超过手指粗细的，刮光滑外，不加修饰，截五六尺长即成为商品。今西藏人朝山及商旅，也各有之。也复作为商品，自陇西售入内地，作为矛柄、拐杖及戏剧用棍。巴、蜀已不常见。古代士大夫，自汉以来崇尚雕刻四灵的“扶老杖”，不崇尚这种直长的棍形杖，渐渐不识邛竹杖为何物望文加以谬解。辗转缠误，纷乱不可尽举。这里撮举其影响最大的纠正之。

《史记集解》引韦昭说：“邛县的竹子，属于蜀地。”韦昭，是三国吴人，当时未见实物，错误地随从蜀人的说法。蜀人出使吴国的，也只是见到它从邛都来，就说邛杖。犹如张骞只是见到苎布从蜀地来，就称为“蜀布”，都是率意推测而命名的罢了。又引瓒说：“邛山名。此竹节高、中空，可作杖。”这是曾见过其物的人所说的，而不知道其产地与生态。也错误地随从蜀人说这是从邛崃山来的，加上山名。（《汉书注》引作：“邛，山名，生此竹，节高，可作杖。”又多“生

译“此竹”这三个字。辗转引用并进行加工的人，大多犯这样的错误。）

译刘逵在《吴都赋注》中说：“邛竹，出产在兴古郡盘江以南。竹竿内部充实且节间高耸，可以用来制作手杖。”这是西晋时期关于邛竹的说法。臣瓒在《汉书》注中确实引用了这一说法。“高节实中”这四个字，深刻地抓住了这种物品的关键特征。“高节”，是指节与节之间的距离长，植物以笔直向上为高；“实中”则说明它并非真正的竹子，只是外形像竹子，所以被称作竹罢了。起初并没有说它是邛国出产的。

后来，顾凯之撰写《竹谱》说：“笻竹，节间高耸、内部充实，形状像人削过的木棍，是做手杖的上等材料。”这是见到实物后的赞美之语。字写作“笻竹”，似乎是吴地商人传称的产地本语为“笻”。恰好与“邛国”同音，世人于是胡乱传说这是邛都出产的竹子。实际上，邛国根本没有这种竹子。

《竹谱》又引用《广志》说：“出产在南广郡邛都县。”这在地理上就大错特错了。下面又说：“《张骞传》说在大夏见过它，出产在身毒国。……越嶲，就是古代的身毒。”这更是荒谬到了极点。《广志》早已失传，只见于其他书籍摘录的条文。元代李珩的《竹谱详录》引用《广志》说：“出产在广南邛都县。靠近地面的那一两节多弯曲像狗脚的形状，节极大而茎细瘦。俗称为扶老竹。”所说的就是当今所说的“鼓锤竹”（鹤膝竹）。鼓锤竹是浙江、福建园艺家培育出的奇特种竹，竹节比算盘子还大，而茎细如筷子，供观赏和玩具之用。近代人把它当作烟斗，不能做手杖。郭义恭的话不该是这样。大概这些都是后世人附会添加的话。借《广志》来迷惑人，所以掺杂混淆进去了。

《山海经》中次十二说：“龟山多扶竹。”郭璞注说：“就是邛竹。节间高耸、内部充实，名叫扶老竹。”大概魏晋时期谈论邛竹杖的人都有“高节实中”的说法。隋唐以后，才开始抛弃这四个字，确凿地说它是邛都或邛山出产的竹子。扶老、灵寿等手杖名称也混杂不清，完全失去了“省藤”的形状和含义了。

唐代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引用“臣瓒曰”，比《史记集解》引用“邛山名”下面，多了“生此竹”三个字；在“高节”下面删去了“实中”两个字。足以知道当时人们都把中空的真竹，如鼓锤竹、金竹及其他畸形竹杖，说成是邛竹。颜师古自己在注中说：“邛竹杖，人人都认识，不需要多加解释。而苏林却说‘节间合而体离’，误导了后学。”苏林是魏黄初年间陈留人，不认识邛竹杖，错误地把他所见的畸形竹杖拿来比拟。颜氏斥责他，是对的。但他自己所说的“人人都认识”的“邛竹杖”，也是不对的。颜氏虽然没有描述它的形状，但有张守节引用的话可以推断。张也是唐人，他的《史记正义》说：“邛都邛山出产这种竹子，因此名叫邛竹。”正好与颜注同样采用臣瓒的说法。而在“高节”下面有“实中，或奇生，可为杖”，多出了五个字。大概唐代已经有人取邛来山的白甲竹（与金竹同类），连同它的地下茎，即李珩所说的“如狗脚状”的部分，雕饰成灵寿杖的样子，冒充《汉书》中的邛竹杖，在关中和中原地区销售。这种手杖，近年邛来县人还有制造出售的。白甲竹质地坚硬但薄，不耐磨损，居家老妇适宜用它做手杖；出行旅行，用几天就破损了，决不是张骞所见到的，这很明显。大概唐宋元明人都把金竹或鹤膝竹中硕壮者，连头带根截断雕刻成动物形状的竹杖当作邛竹杖。不再知道有省藤杖了。也有用棕竹的。棕竹引种入内地最晚，也是棕榈科植物，正好适合做手杖。内部充实但节间特别短促。张守节是晚唐人，似乎曾见过棕竹杖，冒充邛竹，所以在引用臣瓒说法时加了“实中”二字。又似乎兼重苏林的说法，所以加了“奇生”二字。与颜注略有不同。总之都是用内地的竹类来解释“邛竹”，没有人能联想到省藤。

至于唐宋以来的方志书，则无不胡乱说邛竹杖是蜀地邛崃山所产，就是张骞在大夏所见到的。引证驳斥不胜其烦，也不值得引证驳斥。一言以蔽之，从临邛到邛都之间，决不能生产节间高耸、内部充实的山行杖材。我已经实地勘察过，本来就没有；衡量物理规律，更不可能有；参详史书文字，自然也不能这样。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五

公孙述刘二牧志

（二牧，何、王、石本作牧二）

一

先王命令史官，建立典章【远】〔建〕廖本校注说“应当作建”。法则，来经纪人伦。三材李本作才。光辉灿烂，万物彰明显著。然而，有志之士，仍然敢于在乡校之下议论，?元丰、刘、张、钱、《函书》、廖本作?。李、吴、何、王石本作刍。割草的人，加上在林野之中传唱民谣，管窥李本作窥瞽言，君子有所采纳。钱写作咏。以此来综合考察众人的善行，美好的风气得以昭示。公孙述、刘牧两位君主的废兴存亡，《汉书》、《三国志》已经详细记载了。统辖州部，事物有条理脉络，一定要阐述这篇的原因。此句断。旧连下读，不对。效法前代宪章：《左传》，是素臣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