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二

译撰写本纪，简要列举其端绪。那些次一等的圣人、被称为贤者、仁人、志士，言语成为世人的典范、行为作为表率准则的人，元丰本与廖本在此处作“注”，其他各本都作“挂”。史录，而陈君承祚另外编撰了《耆旧》，从汉朝到魏朝，光彩夺目，值得观览。然而三个州的土地不再全部记载。《地里志》颇为详尽地记述山水，宋代、明代刻本都作“历”，清代刻本避讳改作“历”，但如今已通用“代”字代替“历”字。年代久远，郡县分设，地名更改，因此情况已然不同；辨别物产、知晓方位，仍然不够详细完备。当时，汉代、吴国、何、王、浙、石本在此处有小注说“一本无‘汉’字”，其他本没有此注。晋朝刚刚安定，官署星罗棋布，疆域图册簿籍，每年汇集于司空府。所以君主和学士，身处高堂、遮蔽于帷幕之下，旧各本作“幙”，廖本作“幕”，足以综合了解物产土地，不必等待《本纪》了。从前遭遇困厄时运，中原大地淹没，元丰、钱、刘、张、李、《函海》、浙本作“堙”，吴、何、王、石本作“垭”，根据文义，应当作“湮”。李氏占据蜀地；战事连绵，三个州倾覆，百姓几乎死绝，官府庭院化为狐狸的洞穴，城墙城郭成为熊罴的宿处，住宅中游荡着野鸡鹿，田野中栖息着虎豹，平原上缺少麦黍的苗，千里之内没有鸡狗的声响，《函海》本作“●”。荒废的城邑，没有名字。唉，这三个州，近来竟成了荒远之地！家乡故土，空旷成为长野，反复思虑，心中如同焚烧灼痛。害怕更加被遗弃，城墙上的声音听不到，元丰本作“问”。于是考证旧的史纪，先前所流传的记载，并参考《南裔志》，用《汉书》来验证，选取接近真实的，以及自己听到的，来写在这篇文章中。旧刻本作“斯”，仔细审察文义，是“于”字误写。说明详见注释。又简要记述公孙述、《蜀书》、咸熙年以来的丧乱之事，约略选取耆旧士女中的英才，各本都有“又”字，应当是衍文。始于开辟之初，终于永和三年，共十篇，按下文应当作十二篇，然而旧各本都没有“二”字。这大概是《蜀汉书序志》的旧文。名为《华阳国记》。元丰、钱、张、元、李、廖本作“记”，吴、何、《函海》、王、浙、石本作“志”。书籍契约有五种好处：通达道义，彰明法戒，《函海》本此处有空位，并注云：“刘、吴、何、李本接写，无空。”贯通古今，表彰功勋，然后彰显贤能。遗憾璩才短，年少时没有远大的见识，没有及早拿起笔墨，广泛访问咨询；流离失所，困顿病弱，才在倒塌的墙壁下寻找腐烂的帛书，在灰尘中寻求余光，磨灭的很多，所以元丰本与廖本有“虽”字，其他各本没有，应当是衍文。有所缺失；《函海》本作“●”，并注云：“刘本作●，李本作缺，吴、何本作‘阙’。”今按：刘本“阙”字是俗写，不从卦。●字字书中没有。还是胜过遗忘啊。

译二

《蜀纪》记载：“三皇乘坐祗车从谷口出来。”秦宓说：“这就是现在的斜谷。”等到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蜀地也跟随出兵。《史记》记载：周贞王十六年，秦厉公在郑地南面筑城。这条山谷道路早已开通很久了。然而解说的人认为蜀地是因为石牛才开始与中原相通，这是不对的。《本纪》的记载已经非常明确，而世俗间流传的蜀地传说，说蜀王、蚕丛之间相隔三千年。又说：楚国人鳖灵死后，尸体化作向西飘去，后来成为蜀帝。周朝苌弘的血，变成了碧玉珠。杜宇的灵魂，化作了杜鹃鸟。又说：蜀地人椎结左衽，不识字，文翁才开始懂得读书学习。查考《蜀纪》说：“天帝居于房宿和心宿，在参宿和伐宿决断政事。”《秦宓传》引用为“天帝在房宿和心宿布施政令，在参宿和伐宿决断政务。”那么蜀地的分野，说蜀地在天帝议政的方向，天帝不议政，那么王气就流向西方；所以周朝纲纪败坏，而蜀地先称王；七国都称王，蜀地又称帝。这说明蚕丛自己称王，杜宇自己称帝，都是在周朝衰微的末世，哪里会有三千年之久？况且太素（天地）初始，有生必然有死。死亡，是事物的终结。自古以来，没听说过死者能复生；当时或许有这种情况，那就属于怪异之事，孔子不予谈论，何况能成为帝王呢？碧玉珠出产的地方不止一处，地方相距动辄数千里，一个人的血怎么能导致这种情况？杜鹃鸟，现在说是嶲鸟，或者叫嶲周，四海之内都有，何必一定在蜀地？从前唐尧时万国和睦，虞舜时光辉照耀八方，大禹时功绩遍及九州，后稷时封植天下，井田的制度，学校的教化，由来已久了。孔子说：“我只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那么彭祖本来生于蜀地，担任殷朝的太史。人作为国史，制定圣人的准则，仙道源自上古，在古代就被称颂；到了周朝末年，臣服于秦，首先实行郡县制；虽然靠近戎夷之地，也有冠冕礼仪，所以《蜀纪》说“是大人之乡，方大之国”；等到汉朝兴起，反而应当处于荒远之地而没有读书学习吗？《汉书》说：“郡国设有文学官，是从文翁开始的。”如果这样，文翁以前，齐鲁之地就没有文学了吗？汉朝末年，汉中祝元灵，性格滑稽，利用州牧刘焉谈话调笑的余兴，与蜀地士人宴饮，随意挥毫写墨，当时人们认为极其欢乐，后人却因此感到迷惑。恐怕这类传说，必定起源于祝元灵的缘故。只有智者能辨明其不实，这是幸运的。

三

综合其中的道理和规律，有人认为蜀地地处西方，地势险固，襟带易守，世道混乱时先背离，王道治理时后臣服，就像吴、楚那样。因此，逃亡的人必然聚集，奸雄窥伺觊觎。大概帝王统领上天、治理万物，必定居于土地中央，承受天命。不可以凭借才能、依恃险阻，来扰乱常规、败坏纲纪。虽然贪婪窃取名号，最终必定断绝宗庙祭祀。为什么呢？天命不可以用欺诈诡计来谋求，神器不可以靠侥幸来获取。所以四岳、三涂、阳城、太室，是九州的险要之地，却没有一姓长久占据。冀州的北部，是产马的地方，古代没有兴起的国家。那些依恃险阻、凭借危局，不遵循历数正统，却能传国垂世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公孙述、刘氏在前失败，而诸李随后覆亡。天人之间的关系，存亡的方法，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干犯天命、触犯历数，破家丧国，可以作为京观（警示）了。现在齐地的《国志》，贯穿一个准则，同样表现出不臣之心，用来防止狂妄狡诈，杜绝奸邪萌芽，以推崇《春秋》贬斥绝灭之道。而彰显贤能，记载治乱，也用来作为奖劝。

四

它的序言说：

先王经营筹划，万国划分。那甸服中的巴、梁，仿照县制

译治理县政。“古”字与“故”字通用。“辰”字，九种旧本都写作“俊”，只有廖本写作“牧”。陈述职事、进贡赋税，元丰本与廖本、浙本作“贡赋”，其他各本都作“赋政”。以此来均衡赋税。辅佐周朝诛灭纣王，辅佐汉朝灭亡秦朝，确实使人口繁盛，世代记载其中的杰出人才。这是《巴志》第一篇。

译上天有银河，鉴镜也有光芒，实际掌管着群望，标示着我华阳之地。炎汉刘氏顺应天命，洪大的福泽长久绵延。顾广校稿说：下面似乎脱漏了文字。廖本注说：“按此处下面应当有脱漏的文字。”今按：这十二篇序文的文字，长短原本就不一致。一般每篇四十字。这一条少了十六字，先主志多了十六字，后主等志多了八字。并非有衍文或脱文。叙述《汉中志》第二。

井络开启光辉，文昌契合符瑞。茫茫禹迹，划定为九州。功业覆盖普天，天下因此休养生息。光灵远照，福泽畅流。国家济济，世德球球。叙述《蜀志》第三。

蠢动的南方疆域，在那边远的荒服。汉武帝德威震动，蛮貊之族被驱逐。开设州郡，边远之人前来朝见。安抚远方、亲近近处，确实需要贤才良吏。甄别德行，表彰得失，以明纪纲。叙述《南中志》第四。

赤德中衰，巨猾干犯篡位。白虏乘隙，致使百姓陷入涂炭。直到灵帝、献帝时期，皇极未能建立，州牧太守失去谋略，英雄相继进用。顾广校稿在“进”字处，疑“志”字为“号”，未作订正。今按：应当读如“荐”。解释在注释中。覆车齐轨，蒙受此艰难。叙述《公孙述、刘二牧志》第五。

政令离开王室，权柄流向三杰。瓜分天壤，宰割民物。舍弃信顺，任用智计。大道既隐，诡诈竞相设立。并依豪特，力争当世。居正虑明，名号断绝。身兼万乘，籍同列国。叙述《刘先主志》第六。

乾坤混始，树立君王，天工由人代，万邦所望。天无二日，地不重王。如果不是合适的器物，穷高必亢。蒙蒙后主，不思虑不善，负乘致寇，世业因此丧失。叙述《刘后主志》第七。

阳升三九，品物始亨。帝纲失振，任用非良。赵倡祸阶，乱是用长。罗州播荡，旌旗莫亢。皮、张不造，戎丑所行。哀哀黎元，瞻望无所。叙述《大同志》第八。

素精南飘，天维弛纲。薨薨特流，肆其豺狼。荡、雄篡承，歼我益梁。牧守颠摧，黔首相尝。三州毁旷，悠然以荒。络结天网，民亦流亡。叙述《李特雄期寿势志》第九。

华岳降精，江汉吐灵，济济多士命世而生。德为世俊，干为时贞。略举士女，表彰贤明。世济其美，不陨其名。叙述《先贤士女总赞论》第十。

皇皇大晋，覆盖下土，教化赡洽，诞兹彦茂。峨峨俊乂，亹�英秀，如岳之崇，如兰之臭。持德秉哲，绰然有裕。叙述《后贤志》第十一。

博考行故，总括旧闻。班序州部，区别山川。效法成败，表彰仁贤。抑制虚妄，纠正谬言。显善惩恶，以防未然。叙述《序志》第十二。

撰曰：驷牡骙骙，万马龙飞。陶醉于此，汇聚京畿。获西狩，鹿从东麋。郇伯劳之，旬不接辰。品尝此珍嘉，甘心庶几。忠为令德，一行可师。

译“倜傥”二字，钱写本作“倜”。傥，贵在韬光养晦。钱、张、吴、何、王、浙石各本作“辉”。据【冲】〔中〕元丰本不明确。钱、刘、李、廖本作“冲”。张、吴、何、《函》、王、浙石各本作“中”。体态端正，平和地揖让于宣尼。【道】〔导〕廖本作“道”。其他各本皆作“导”。以礼乐，教化融洽，风俗整齐。质朴刚毅，既有威严又有恩惠。钟磬之声铿锵，钱写本作“悬”。磬管和谐。金石乐器演奏，降下的福泽非常普遍。综，钱、张、吴本作“摠”。刘、李、何、《函》、王、浙石各本作总。只有廖本作“综”。括道检，总廖本作“总”。其他各本作“摠”，作“总”同上。阅览幽深微妙。选拔贤才与能人，人难道会远离吗？何、王本在此处空两格，有「

译“后语终”三字。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录一

旧刊序跋

一 宋元丰成都刻本吕大防序

《华阳国志序》钱写本无此标题，其他各本均有。何、王、浙、石本作“《华阳国志》引”。并与张、吴本在行下有“吕大防微仲譔”六字。

先王的制度，从二十五家的闾里开始，记录其中恭敬、勤勉、仁爱、体恤的人，张、吴、何、王、石本作“恤”。然后逐级向上推举。有的每月记录其学问品行，有的每年考核其道德修养。所以百姓中的贤能或邪恶之人，官吏没有不知道的。自汉魏以来，井田制废除而王政缺失，刘、张二本作“缺”。然而当时仍有考察和表彰劝勉；而州都中正的职务，尚且在郡国修持，张、吴、何、王、石本作“修”。张、吴、何本作“群”。刘、李、《函海》、王、卢、石本作“郡”。乡里士女的行为，多被史官记载。隋唐时期急务缓政，这一制度于是废弃不再施行。潜藏的德行和隐逸的行为，若非野史记载，便在当时完全不见。民风日益淡薄，刘本作“敖”。李本作“傲”。习俗日益卑下，这是有志之士所叹息惋惜的。晋代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对于一方的人物，反复叮咛，唯恐有遗漏。即使是蛮夷之民，井臼之妇，只要有值得记载的，都写入书中。并且说：这些材料得自陈寿所著的《耆旧传》。考察陈寿曾担任郡中正，所以能著述得如此详细。自西汉至晋初，超过四百年，士女值得记载的有四百人，也可以说是众多了。又自晋初至后周显德年间，将近七百年，而史书所记载的没有几人。忠义之魂骨与尘埃野马一同埋没于山丘原野的，大概也很多了。难道不值得深深叹息吗！这本书虽然繁富，不及陈寿《三国志》的精微，然而议论忠厚笃实，乐于称道他人的善行。蜀地的史籍中值得观览的，没有超过这一本的。将其刻印流传于世，希望对风化教化有所裨益。宋元丰戊午年秋日，吕大防微仲撰写。张、吴本作“戊申秋日序”，末尾六字移至标题下。何本相同，又省去“序”字。顾广圻校稿说：“元丰年间没有戊申年。戊午是元年。庚申是三年。”《函海》注说：“吴本才开始有‘宋元丰戊申秋日序’八字。”查张佳胤本已作此八字，并非从吴管本开始。

二 宋嘉泰邛州刻本李〇序

（吴、何、王诸本无此序。）

重刊《华阳国志》序

元丰吕序，此本当有。张、刘、诸本即系依此本录出也。

张本行下有“宋丹棱李〇叔廑譔”八字。

古代封建五等诸侯，各国都有史官来记事。后世废除封建改为郡县，但也必定要有图志来详细叙述。因为疆域既然不同，风俗各异，山川有险要关塞需要防备，郡邑有废置割隶的不常；至于一个士人的行为，一个百姓的歌谣，都有不可埋没的；如果不把它写下来，就不能做到。《周官·职方氏》，张本无“氏”字。掌管天下的地图，辨别其邦国都鄙，夷蛮闽貊，以及五戎六狄的人民，和他们财用的数量要点。张本无“要”字。至于九谷所适宜种植的，六畜所出产的，也没有不拿着简册详细记载的。何况环绕数千里的土地，刘本作“墬”。分设城池邑落，大概超过数十个。中间时代不同事变发生，往往分裂为偏安一方的霸国。其治乱得失，大概关系到天下的大数，怎么可以让它断绝而没有听闻呢？这就是晋代常璩《华阳国志》的创作之所以对史学家一类人有补益的原因。我曾经考察这本书，部分区别，各有条理。它的宗旨有三：首先叙述巴、蜀、汉中、南中的风土。其次列举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的兴废，以及晋太康年的统一，直到李特、李雄、寿、势的僭窃。接着是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士女总赞》，钱写作“摠赞”。《序志》作为结尾。在这三者之间，对于一方的人物尤其倾注深意。即使是侏儒之民，卑贱俚俗之妇，只要有可取之处，在所不弃。这尤其足以弘扬宣扬风化教化，使善恶知道有所惩戒劝勉；难道仅仅是琐碎地记载山川物产，用来资广见闻异事而已吗？本朝元丰年间，吕汲公任成都太守，曾经刊刻此书以广泛传播；而记载〇祀字古写。荒忽，残缺愈多，观看的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张本无“所谓”二字。我对此担忧已久。暂代临邛太守，官居有空闲，曾经广泛访求善本，以证明其错误，而没有得到的。于是选取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都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断所怀疑的。凡是同一件事而先后失序、本末错乱的，就考察并纠正它。同一意思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的，就刊削去除它。假如字误而文理明白的，就因而保留它。其他刘本作“它”。旁搜远取，求通于义理的又非一端。凡此都有明验，可信不诬的。如果无所考据，也不敢主观决断，暂且空缺它以待能者。然而比较旧本的讹谬，大约十之五六得到了纠正。刻木既已具备，就叙述所以然，冠于篇首。好古博雅

译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希望不要用“夏五”、“郭公”这类残缺不全的典故来苛求我。嘉泰甲子年季夏初一，眉州丹棱人李塈（字叔廑）谨作序。张本作“嘉泰甲子季夏初一作序”。钱谷写本中此序多用古体字。大概是因为原刻本多用古字，钱谷已大多改为今字。现在存世的刻本中，只有一个“〇”字未改。此外，各版本中不同的写法还很多，这里依据廖本，凡是意义相通的都不再另外标注。

译三 明嘉靖甲子成都刻本杨经序

重刻华阳国志序

起初我在蜀地做官游历，考察古迹，游览名胜，瞻仰礼殿，徘徊于占卜店铺，登上文翁讲堂，探访扬子云玄亭，那里的风范气节依然留存，我感慨万分，私下里非常仰慕，并产生了久居此地的心情。壬戌年我受命治理西蜀，仰慕先哲，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在政务之余谈及这本书，很少有人知道。于是刘君拿出家中收藏的一卷给我看，我便委托他校订，并会同知府温训、推官宋守约商议，打算刻版流传。常璩本是蜀人，遭受蜀地险阻艰难，愤恨李氏僭越作乱，于是依据《蜀汉纪》、《南裔志》、《�旧传》等书籍，编撰成这部书。他的志向自比良史，文辞古雅，事迹确凿，意蕴深远，可以说是晋国的《乘》、蜀地的《梼杌》，大概自信流传后世无疑了。在宋代，吕汲公任成都太守、李叔廑任临邛太守时，曾经刻印过它。历经时代久远，读书人很少见到。现在这个版本刊行，天下人得以传阅观赏，无需再劳烦抄写，这也是文坛的美谈。昔日蔡中郎将《论衡》藏在帐中，王辩才凿开柱子藏《禊帖》，天下那些器量浅薄、心胸狭隘的人长久以来，招致后人的讥笑。考察众人意见以达成恭敬和谐的道义，流传给世人，慰藉同好者的心；流传到远方，阐发作者的本意。一举而众善汇聚，君子因此乐于看到它的完成。经过三个月，刻工报告事情完成，我随意写下几句，作为书卷的引语，以记录年月罢了。明嘉靖甲子年季春初一，赐同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成都知府、前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昆明后学杨经谨序。

四 同前书刘大昌后序

华阳国志后序

《华阳国志》十二卷，是晋代常璩道将所撰写的。常璩在晋朝做官时担任蜀地散骑常侍。他平生的著作有《汉之书》、《蜀平记》、蜀汉故事》。这三本书因为《隋书·经籍志》的错误记载而散佚，所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一部。藏书家也不多见。这个版本旧有的记录，间或有疑问错误，我曾参互考订。查考《范史》列传，以及注释中所引用的内容，幸好获得十分之一二的校正。缺失的地方依旧保留。长久收藏在书箱中。献给郡守书房，受命进行校正。于是命令刻工刊印。恭敬地在后面陈述如下：常璩道将本是江原人，以蜀人谈论蜀事，其言辞亲切自然，本来就应该如此。等到看到记载李氏之乱，娓娓道来而不厌其烦，他是有隐忧吧，值得深深长思。按照序言所述体裁，依仿司马迁的史书。至于列出《先贤目录》，又仿佛陶靖节的《四八目》。或许晋人的文字都这样，并非互相借用罢了。他的自序称为《华阳国记》，后人将“记”改为“志”，只把它当作郡县志看待。不知道他其实是想追随古代作者，确立一家之言，雄视百世。从开辟之初，到晋朝永和年间，其间王道霸略，鲜明如丹青；卓越功绩，悬挂于日月。四子讲论道德，五子兴起歌谣，清雅的芬芳袭人，功勋照耀世间。江汉地区显扬灵秀，世代承载英才，仰望思慕，流传名声于天地之间，树立楷模于百代。修习文翁的文治，讲习武侯的武功，安内攘外，美好啊，成就的事迹都在。有人说《常璩志》说：国家必须有史书，表彰成功与失败，以明确劝善惩恶。考察并寻找，奸雄窃取政权，禅让接受假名，凭什么作为劝善。秉持正义却不得善终，与特流并称，凭什么作为惩戒。刘备是帝室后裔，英名盖世，为什么说名声微小。接受诏令讨伐贼寇，名正言顺，为什么记载为杀。离开许昌奔向徐州，意在安定刘氏，为什么记载为叛。诸葛亮是王佐之才，却诋毁他像宋襄公那样求霸。关羽有大节，却诬蔑他乞求接纳宜禄的妻子。至于曹操攻击先主，记载为征讨。曹髦被曹爽所杀，记载为去世。所有这些大纲，关系并非细微，用《春秋》的法度来衡量，难免有错驳的讥讽。秉持公心的人没有瑕疵，具有明鉴的人没有疑惑。陈寿心中怀有旧恨，口中放纵丑恶言辞，想要挑剔蜀汉以辅助魏国，百世之后，公论难道能掩盖吗？常璩采录《寿书》，选择不精，落入疑网。这是作者的瑕疵，导致识者指点。君子考察古代议论世事，悬挂明镜以照物，执持秤杆以裁断，黑白分明，谁能隐藏呢。欧阳修说，后世如果不公正，直到今天就没有圣贤。自从公论出现而良知不昧，是非才开始确定，君子因此依靠而不恐惧。从前我路过导江，登上青城山，眺望白云溪，山川的奇特，于是产生奇异的人。常璩苦心著述，世间流传他的书，郡志遗漏了他的名字，可惜啊！士人有抱持独行于当年，等待知己于异世，发掘潜德的幽光，阅览遗文于残简，重读不禁永远叹息。书写完成，恭敬陈述所闻，向有道之人请教。甲子年仲春，成都后学刘大昌谨书。本府吏张尧誊写。

五 明嘉靖蒲州刻本张佳胤序（只有张本有。）

刻华阳国志序前有吕、李二序。 明铜梁张佳胤撰

序言说：华阳，是古代梁州的区域。《禹贡》说，“华阳黑水之间是梁州”，凡是记载梁益地区的都可以称为华阳。华阳，奠定在坤方之位，应当井宿星络。《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太皞历后的照耀，这就是巴人。虞帝建立十二牧，梁州是其中之一。夏禹生于石纽，神功配天。自从“岷山导江，向东分流为沱”，至今蜀地称为江

译水涴涎者，犹言江沱。所以文王的教化遍及江汉地区，而《江有沱》这首诗列在《二南》之首。武王在《牧誓》中，最先提到庸、蜀。周王责备晋国，指出巴、濮是我的南方领土。这些在《诗经》、《尚书》等经传中都有记载，清清楚楚可以查考。《蜀纪》说：“大人之乡，方大之国”，难道不对吗？我生长在巴水之滨，每当浏览西南的大都会，探究极地的景象，借鉴以往的典籍，足以破除固执的言论，左思所说的“江汉地区闪耀着灵气，世代承载着英雄”，确实是可信的。然而西部土地遥远偏僻，周朝衰微后，凭借险要地势，不修奉职贡，风化逐渐衰败。史官和杂史家不能穷究三皇五帝的源头，依据古代典籍，往往喜欢谈论怪异之事，沿袭成风，互相夸耀，于是说蜀地自秦代才开始参与中原事务，自汉代才开始兴起文教。汉代史书轻信这些说法，怎么可以作为准则呢？至于表彰伦理法则，依据前代经典进行论证，罗列万物灵秀，符合文质相宜的标准，那么晋代常璩的这一部书，难道不是蜀地珍贵的文献吗？

按：常璩字道将，本是江原县的望族，官至散骑常侍。遭遇时局衰乱，在故都艰难处境中。被权势诱导归附王衍，最终违背了忠告。于是他担心文献被埋没废弃，劝诫的经典失传，便选取从祖常泰恭所著的《梁益篇》、《蜀后志》、《蜀后贤传》三书，综合其中未完备的内容，发愤著书。又选取陈寿的《蜀书》、《耆旧传》，杜琼的《蜀后志》，参照祝元灵、陈申伯的《续耆旧传》，黄恭的《梁州巴纪》，以及《南裔志》，征引耳闻目睹的事实，辨别方位核实内容，起自上古，终于永和年间，彰显成败，广泛铺陈传记赞语，共十二卷，题为《华阳国志》，用心可谓勤勉了。他反复推敲不停止，主要目的是弘扬士人的德行，阐发潜移默化的教化。无论地位高低贵贱，都极力表彰。至于考证三皇谷车的起源，推本帝星与参伐星的感应，考察丛帝称王蜀地的缘故，辨明苌弘化碧、杜宇化鸟的虚妄，阐发殷彭述信的论点，岂止是解决了前人的盲点，更是为经史提供了补充资料。谁说它只增补风教，精微之处不如陈寿的书呢？

这本书完稿后。元丰年间，吕大防在刻印于成都。嘉泰年间，李叔毅再次在临邛刻印。当时，书已残缺遗漏，于是依据《晋书·载记》辑录《李氏志》来补全旧本的逸文。平心而论，这已经不如常璩的原书了。然而，难道不比遗忘好吗？我往年曾轻装游览江原，沿着常氏的旧居，痛感先民仿佛就在眼前。因而愤慨自汉代以来的地理诸书，仅存目录，使得往日的德行嘉言沉沦殆尽。当时众说纷纭，岂止是一家之言！更加感慨常道将的著作，独占西土绝佳的典籍地位。只是前代刻本残缺遗失，将近四百年，作者的心血，几乎如同化为灰烬。我早年从澶渊晁石太史家中得到抄本，篇章所存，缺失脱落十分之五。后来停船在江阳，与成都杨慎夜间谈论乡里文献，于是请求他所藏的常璩旧本，抄录在书箱中。几年后，我因罪被贬谪到陈、蔡之间。近来又从大梁朱灌甫处得到副本。互相参照考证，文字讹误稍为明了。如今我守卫蒲阪，退朝后有空闲，采集史志，有的参证明辨讹误，有的附注探究深意，有的遵循体例规范。唯独对于疑误缺失之处，不敢随意臆断。于是交付刻工，用以彰显被埋没的典籍。只有巴郡的士女，传记赞语都遗失了。后代仰慕风范，遥远啊！那么竭尽财力购买秘典，广泛搜集各种言论，弘扬已泯灭的宿德光辉，继承这千载的志业，是我们同乡人的重任啊。

嘉靖癸亥年五月初五序。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即公元一五六三年。

译六 嘉靖蒲州刻本张四维序

华阳国志序 明蒲阪张四维撰写

晋代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十二卷，其中关于梁州、益州的历史记载非常详尽。看它考证贯通地理形势，彰显人才与智慧，足以剖析疑点与诬妄，辅助赞成人伦道德，其言辞意味深长。常璩出身于文学世家，亲眼目睹了李氏篡位作乱的祸患，所以在记述地方志时，对于政权废兴、分裂合并之际，以及得失的根本原因，往往记载得比较详细。大致上，其主旨在于宣扬王者的威灵，统一车轨文字，使偏远地区的统治者能够调和安抚，使雄踞一方的势力停止窥伺侵夺的野心，这就是他著书的根本意图。宋代元丰、嘉泰年间，曾在成都、临邛两次刻印。到现在将近四百年了，所以世间很少流传版本。我每次看到史传中引用这本书，往往觉得文辞高雅刚健，令人欣喜，想看到全书，却没能得到。近来，巴郡的肖甫张侯，以祠部郎的身份出任蒲州太守，政治清明，百姓和睦，没有荒废不举行的事务；他想到这本书是蜀地的旧籍，于是采集史传资料，参校同异，在郡斋中编辑刻印。中间因为传抄积累日久，出现“豕亥”之类的讹误，如果意思未能融会贯通，就保留疑点以示审慎。大概在嘉泰再次刻印的时候，就已经称有缺漏，虽然说是加以了一些校正，但恐怕反而失去了原本的真貌，所以张侯对此很谨慎。我曾经阅览《艺文志》、《四库书目》、《崇文总目》等书，常常惋惜古代作者的志向埋没郁结，不能流传于后世。即使篇幅尚存，遇到的人也很少。遇到的人又很少能将其流传，所以散失遗漏的逐渐增多。张侯刚入仕途时，在滑台任太守，刻印了《越绝书》，现在又校刻这部书。古籍之所以没有灭亡，难道不是依靠喜好古代、博学雅正的君子吗？嘉靖甲子年正月初一序。嘉靖甲子年，是嘉靖四十三年。见《明史》卷十七。

七 张佳胤江原常氏士女目录跋语

张佳胤说：江原常氏世代都有美德，所以是大姓。常道将立志仅记载了一半，难道是因为避嫌私亲吗？岷江汇聚灵气，贤哲又树立法则，倘若凭借国家栋梁之才，哪怕只有一寸玉璧也值得尊崇。现在考出士女共十九人，自立目录。又看到常道将继承家学，修辞有法度。这是司马迁那样的世家事业，确实是良史之才。其间行迹事实详略不一，然而英名遗烈垂范于竹帛，大概可以寄托尚友远大的心意，如同蓍草龟甲那样接近真理了。

八 吴管古今逸史校刻华阳国志凡例

校刻华阳国志凡例

一、志中文字脱漏错误，依据史传证据改正。其余仍保留疑点，统一留给博学多闻的人士。

一、《先贤志》遗漏第二卷《巴郡士女》，共计七十八人的传赞，所以旧本遗失。宋代李叔廑校刻，未曾指出。现在考明缺失之处，以便完备搜求补遗。

一、《后贤志》以赞语冠于篇首，然后依次排列列传。现在取《先贤士女志》依照其体例，形成统一的体制。

一、志传中的文字，与史传相比多有省略删改，以至于不可理解，或者地理名称与史传不同的，各自注引说明。

一、《三州士女目录》，人多遗失，在列传中表出。

一、考常氏士女，共得十九人，常璩的书没有完全涉及。特别录出附在卷末。

九 明天启丙寅李一公重刻华阳国志序

我鄙陋拙劣，不似人样，出任成都太守，自认为对地方没有补益。这里名胜之地，号称天府，访古寻幽，与我平素的志向颇为契合。而征文考献也是长官的事，政事闲暇时常常取出蜀地史籍披阅；可惜其文辞错杂不雅驯。后来才得到常道将所著的《华阳国志》阅读。其文辞古朴，其事核实，其义例深严，足以具备劝善惩恶，昭示法度警戒，颇有良史之才。大概常道将生长在蜀国多事之秋，亲眼目睹诸李的篡位作乱，心中有愤慨。他原本推崇蚕丛、鱼凫，推崇昭烈帝，搜括巴汉风土的详情，良士贤女的懿德光辉，刻在简册上，井井有条，而论赞所垂示的往往详略得体，大概不是苟且的作者；即使对照《周官·职方氏》所掌管的，不知如何，但与《蜀梼杌》、《南裔志》《耆旧传》等书相比，或许也可以称为完备了未备之处。虽然如此，山川依旧，建置历代不同，风气日渐流失，江河无法倒流。从唐宋直到本朝，金、碧割隶于滇池，郧阳、襄阳分属于荆楚，梁、庸别籍于关陇，其间权宜品级格局，已不再是汉、晋的旧貌。然而，廪君的雄强，米斗的妖异，巴苴的祸端，碧血的惨痛，处处都有。身处世道责任之中的人，不免抚摸着剑阁而忧切，望着瞿塘、巫峡而心惊。如李白歌咏蜀道说：“所守或匪亲，化为豺与狼。”原本刻印如此。而杜甫寓居蜀地最久，发为吟咏，不是警示西山寇盗，就是感怀云安杜鹃，这也与常道将的意义互相阐发吧。常璩说：“防止狂狡，杜绝奸邪萌芽，以崇尚《春秋》败绝之道，而显扬贤能，著明治乱，也以此作为奖劝。”这几句话概括了全书的宗旨。况且江汉炳焕灵气，井络垂示光芒，风俗淳厚。所谓巴地，则“有先民之流”，蜀地，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大概已经隐隐寄托感慨了。如果诡变丛生，百姓生活转促，金矢不能胜其断案，乡里不能挽救萧条，这也是治理百姓者的责任啊。

译大概西南地区的应验，不担心文采不够兴盛，正担心文采已经兴盛而质朴完全流失。精神的发扬，不担心物产不丰富，正担心使用物品太多而生活情趣淡薄。那么安抚体恤、治理西南，使蚕丛、鱼凫、昭烈君王的故土，不最终成为奸雄篡位者所觊觎的对象，而百姓还能保持“美酒嘉谷”的供养，延续“好古乐道”的风气，这难道是别人的责任吗？这难道是别人的责任吗？唉！古今的变迁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治乱相互依存转化的道理从未有过差异。假如在当今时代有像文翁、武侯那样的人，能够把全蜀的士人百姓都加以教化培养，使他们安居乐业，那么说古道至今尚存也是可以的！我校勘这本书并交付刻印，难道仅仅是因为山川物产的奇丽，供掌故学者采择而已吗？刻工完成后，我按次序写下这些话，作为《重刻华阳国志序》。时间是天启六年丙寅年，孟春吉日，古繁姑孰人李一公撰写。

译十 同前书范汝梓序

天启丙寅年，我奉皇帝诏书去四川体恤民情。抵达成都。成都知府李公，重新刻印《华阳国志》，嘱托我作序。我说：李公的序言已经详尽，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既然无法推辞，那就畅达地阐述它的旨意罢了。晋代常璩撰写这部《志》时，大概有《春秋》那种微言大义的思想吧！华阳、黑水，在《禹贡》中属于梁州，汉武帝时改为益州。梁州是说它强盛，益州是说它险要。峨眉山、剑门关高耸入云，长江三峡如巨龟背负雷霆。地处西南上游，其气象郁结幽深。我曾查阅两汉史书、陈寿的《蜀书》、《益部耆旧传》《古今集记》《蜀梼杌》，历代割据的战祸变故，蛮夷部落对中原的叛服无常，边疆治理的得失，大体上没有百年太平无事的时候，这难道不是因为地势险阻足以凭借，物力充足足以依赖，虽然声名文物可与邹鲁（齐鲁之地）相比，但番夷碉堡交错混杂，嗜乱喜祸，稍有风吹草动，就产生异心吗？常璩生逢乱世，哀伤三州倾覆，百姓死尽，著成这部《志》，叙述巴、蜀、汉、南四郡，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两位牧守，叙述成汉政权，叙述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叙述先贤士女和后贤；郑子说“志书始于《尔雅》，贵在详述事实”，刘子说“通过表征来显示盛衰，以殷商的教训来鉴戒兴废”，常璩确实兼具这两点了。至于说干犯天命、破坏历法，导致破家丧国，狂狡奸邪萌生，败坏纲纪的道理，在一部《志》中多次强调，这难道不是有《春秋》的思想吗！我大明统治以来，四川也屡次骚动不安，如戴寿、彭赵、蓝骆、张焦、薛蔡，以及杨应龙等人的动乱需要剿灭平定，直到这次蔺贼，屠杀重庆、包围省城，焚烧毁灭城防，残害百姓；幸好天威远震，统帅运筹帷幄，持斧借箸（指谋士献策），藩镇、按察使、总督等官员同心协力，才得以平定。不然，西南的忧患将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现在虽然锐利的敌人已经震慑，但像刺猬蚂蚁一样的小患仍然繁多。牛角抵住树根，恐怕会有横冲直撞的爆发。危险啊危险，调和雷霆的方剂，医生使用良药，之所以要未雨绸缪、堆积柴草，以消除祸端萌芽而清除荒僻地区的隐患，正是需要深思熟虑的时候。常璩说：“牧守之后失去图谋，英雄相继进犯。”又说：“安抚远方、亲近近处，确实需要良才。”这正是今天医治四川的紧急药方。李公严肃恭敬，勤勉地传播百姓的和睦，惩前毖后、消除祸患，心意与常璩相同，于是刻印这部《志》，可以说是把政事中最重要的大事放在首位了。假使在大慈寺阁绘制成都贤良守令的画像，在文翁、张君游、第五伦、廉范等公之后，应当绘制李公的一幅画像。钦差四川恤刑、刑部贵州清吏司主事、甬东范汝梓撰。

十一 四川省图书馆藏函海本华阳国志卷九李志 张佳胤跋语

张佳胤说：常璩《华阳国志》的目录和《序志》，都说“叙述《李特雄期寿势志》”，那么李势本来就有志书。现在各种版本都没有它。大概是传抄时脱落遗漏，沿袭旧例没有收录，于是失传了。现在依据《通鉴》所述，参酌《载记》所记载，续写成《势志》，用来弥补这个缺漏，以等待后世博学的君子。另外，史书记载散骑常侍常璩劝李势向桓温投降。常璩必定撰写这部志书，因此续记这件事。

附 李调元函海后序

古代没有把几个人的书合编为一部而另题一个总名的。只有《隋书·经籍志》记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注解说：“陆澄汇集《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著作编成此书。陆澄原本之外，那些旧书大多零散失传。现存单独成部的只有四十二家。”又记载《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注解说：“梁代任昉增补陆澄的书编成此记。他所增补的旧书也大多零散失传。现存单独成部的只有十二家。”这是丛书的始祖。然而那还是一家之言。左圭的《百川学海》出现，才开始兼收各家杂记。到了明代，卷帙更加繁多。而《汉魏丛书》《津逮秘书》，近日的《知不足斋丛书》，对于各家著作，都全文收录，汇编为一集。那些在丛书中略加节取的，则如《说郛》《稗海》《艺圃搜奇》《纪录汇编》之类。那些把自己的书附在说部丛书末尾的，则如《秘籍》《彝门广牍》之类都是这样。我所刻印的《函海》，书共三十集。其中十六集，都是古人的丛书。而自己的书也附在其中，大概采用的是后一种体制。小卷不计。总共全卷共一百五十种书。始于戊戌年春，到壬寅年冬，历时五年完成。我在通永道任职时，遭遇变故去官。书版零散，一半在刻工林姓家中，因为刻工费用没有结清，他囤积居奇不肯交出。当时我获罪在保阳按察使司监狱，即将被流放到万里之外，无暇顾及此事。自料此书不能辑录完成了。恰逢我的姻亲永定观察使、南部人陈公韫山（名琮）枉驾经过通永道衙门探望我的儿女，看到书版零落，慷慨地说：“这是雨村（李调元号）不朽的业绩，怎么能让它中途废弃呢？”询问缘故，立刻拿出三百两金子交给我的弟弟检讨李鼎元（号墨庄），让他购买书版回来。适逢我也蒙受总制袁清恪公保奏，得以赎回通永道。于是利用公务羁留的空闲，修成此书。凡是校勘工作，责成我的弟弟墨庄。取舍方面，由我独自承担。虽然前序说：成书于壬寅年冬，实际上成书于甲辰年春。它之所以能够完成，

译这确实是蕴藏着山力的缘故。善行不可埋没，因此将事情的始末叙述在后面。

译十二 函海华阳国志附录

《晋书·李势载记》记载：“大司马桓温率领水军讨伐李势，兵至成都城下，放火烧毁其大城的各个城门。李势的部众惊慌恐惧，不再有坚守的意志。其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等劝李势投降。”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记载：“常璩字道将，蜀郡成都人，年少时喜好学习，著有《华阳国志》十篇，叙述从开天辟地以来直到李势时期的历史，都条理清晰。”

《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类》记载：“《汉之书》十卷，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十二卷，常璩撰写。（梁代有《平蜀记》十卷，《蜀汉伪官事》一卷，已失传。）”

《古今正史·十六国春秋篇》记载：“蜀国起初国号为成。后来改称汉。李势的散骑常侍常璩撰写《汉书》十卷，后来收入晋朝秘阁，改名为《蜀李书》。常璩又撰写《华阳国志》，详细记载了李氏兴起与灭亡的历史。”

《旧唐书·经籍志·乙部·史录·伪史类》记载：“《华阳国志》三卷，常璩撰写。《蜀李书》九卷，常璩撰写。”

《（新）唐书·艺文志·乙部·史录·伪史类》记载：常璩《华阳国志》十三卷。又有《汉之书》十卷。《蜀李书》九。”

《宋史·艺文志·史类·别史类》记载：“常璩《华阳国志》十卷。”《霸史类》记载：“常璩《华阳国志十二卷。”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部·伪史类》记载：“《华阳国志十二卷，晋代常璩撰写。华阳，是梁州的地方。记载汉代以来巴、蜀地区的人物。吕微仲在跋文中说：‘从汉代到晋初四百年间，值得记载的士人女子有四百人，也可以说是繁盛了。再从晋代到后周显德年间，仅仅七百年，而史书所记载的却没几个人。忠义之魂，与尘埃一同埋没，哪里能数得尽。岂不令人深深叹息。’”

郑樵《通志·艺文略·史类·霸史》记载：“《华阳国志》十二卷，晋代常璩撰写，以巴汉的风俗以及公孙述以后占据蜀地的人各自立志。《汉志书》十卷，常�撰写。《蜀李书》九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记载：“《华阳国志》二十卷，晋代（应作蜀代）散骑常侍蜀郡常璩字道将撰写，记载巴蜀的地理、风俗、人物，以及公孙述、刘焉、刘璋，（蜀国）先主、后主，以及李特等人的事迹。末卷《叙志》说：‘始于开天辟地，终于永和三年。’”

王应麟《玉海·艺文·杂史》记载：“《唐·艺文志·乙部·史录》，其类别有十三种。第三种叫伪史类。从《华阳国志》到《三十国春秋》，共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伪史·霸史》记载：“《华阳国志》十二卷。一作二十卷。”

刘知几《史通·杂述篇》记载：“史书的流派，殊途同归。推究而论，其流派有十种。第九种是地理书。九州土地，万国山川，物产适宜不同，风俗教化各异。如果各自记载本国，足以明了这一方之地。如盛宏之的《荆州记》，常�的《华阳国志》，辛氏的《三秦》，罗含的《湘中》，这就是所谓的地理书。”

杨慎《丹铅录》卷二地志说：“地志各家，我唯独喜爱常�的《华阳国志》。其次，则是盛宏之的《荆州记》。”

焦竑《国史经籍志·史类·霸史》记载：“《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汉书》十卷，常�。《蜀李书》九卷。”

陶�《重辑说�》第五十八卷：“《西州后贤志》，常�。《梓潼士女志》常�。《汉中士女志》常�。”

庚午年（乾隆十五年），还淳方朴山先生主持徽州紫阳书院讲席，说《华阳国志》有足本，让程瑶田在歙县的藏书家中寻求，却找不到。如今在□□京师见到了。而我的朋友丁小山与陈竹厂诸位，广泛搜集宋明以来的各种刻本，互相校勘，成了这个善本。我借来阅读，读完，因此在书末写了几句话，归还给小山。可惜朴山先生没能看到！乾隆戊戌年（四十三年），七月初一，歙浦程瑶田。

《华阳国志》十二卷，比俗本（指当时江南流行的吴、何版本）多出卷十上、中两卷。大概是书商只知道按顺序刊刻卷数，没有审察第十卷内又分为上中下三卷罢了。这个本子，是苏州朱文游所藏，有惠氏的印章，是红豆斋的旧物。乾隆戊戌年仲秋，金榜并记。

这个本子从丁小山处得到，是从来未见的足本。新安程晋芳字鱼门写信告知。与《汉魏丛书》（此指何允中版本）相比，几乎多出一半，考校精详，博雅典核。小山因为我本是蜀人，此《志》是蜀地诸志的源头，割爱

译用来赠予他人。我将各种志书与之参校，更加深深信服并铭记于心，于是刻印并刊行它。其中的偏旁字画，全都依照丹棱李氏的宋本，不随意改动一个字。如果有与其他刻本不一致的地方，就在下面分别加注。至于各家刻印的《华阳国志》，体例各不相同，最终仍以李叔廑的版本作为定本。所以卷首仍然采用《李序》，将各家的序言附在卷末。乾隆辛丑年（四十六年）十一月中旬，绵州人李调元字雨村在□直隶通永道署的心如水斋写下此识。

译十三 汉魏丛书江西本《华阳国志》王谟跋

右边是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十二卷。《史通》说：“常璩担任李氏的散骑常侍，撰写了《汉书》十卷。后来进入晋朝秘阁，改名为《蜀书》。常璩又撰写了《华阳国志》，详细记载了李氏政权的兴起与灭亡。”现在考察这本《志》共十二卷，前四卷记述巴、蜀、汉中、南中的地理沿革；中间五卷记述公孙氏、李氏的僭越窃位，以及刘氏偏安一隅的事迹；最后三卷记述梁、益、宁三州自汉、晋以来的士人女子，并非专门记载李氏的兴亡。所以《史通》又将它与盛氏的《荆州记》、辛氏的《三秦记》一同归入地理书类，而从隋、唐的目录志以及《通考》开始，都把它归入霸史、伪史类。总之，把它归入杂史类比较恰当。这本《志》多采纳前人的传记，但确实具备史家的“才、学、识”三长。我曾读左思的《蜀都赋》：“碧玉出自苌弘之血，乌鸦生于杜宇之魂。”李白《蜀道难》说：“四万八千年，不与秦地相通人烟。”我常怀疑那里的山川风气幽暗怪异，与中原大地大不相同。常璩却能援引经典、依据典籍，辨析各种言论，使之归于中正平和，并用典雅驯顺的文辞加以修饰；如果不是学识兼备，能做到这样吗？可惜蜀地偏僻、国运短促，无法施展他的著述才华，所以不能（与陈寿一起）被称为良史。《蜀书》已经亡佚，《国志》也残缺不全。现在的《李志》是前明蜀人张佳允所补。其中第十卷《先贤论赞》，只保存了汉中、梓潼两地的士人女子，而巴、蜀、广汉、犍为等郡的士人女子传记都缺失了。中间的人名次序前后，又多有颠倒错乱；这又是后人传抄脱漏错误，并非原书杂乱驳杂。过去，阁学翁覃溪先生任江西提学使时，曾对我说过“家中有《华阳国志》全本”，可惜没有带进行装，没有凭据抄补。现在只好仍然依据原本校勘刻印。只是丛书旧编的典籍，现在归入别史类。汝阳王谟识。

十四 清嘉庆甲戌南京刻题襟馆本廖寅叙

唐代以前的地方志留存下来的很少，只有《三辅黄图》和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最古老。《三辅黄图》被宋人增补弄乱。《华阳国志》明代刻本都缺失卷十的上、中两卷，近来才开始有补全的本子，（今按：这话不妥当。蜀刻本并非都不全，只是张、吴、何本缺失罢了。）但都错乱错误不可阅读。我家在蜀地，想到搜求考订古迹，没有比这本《志》更优先的。寻求善本却得不到。前十多年，我从中州叶县令升任京江守，唐刺史仲冕告诉我，说阳湖孙观察星衍有季振宜家所录的宋嘉泰四年李〇刻本。打算立即借来刊刻。后来因为升任观察使到豫章，未能实现愿望。等到再次来到江淮，掌管转运事务，在官署闲暇时，翻阅这本书，于是借来几本合校，又参考书传所引用的旧文，订正讹误。根据李〇序称：“凡是同一件事先后失序、本末颠倒的，就考证并纠正它。同一意思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的，就删削去除它。假如字误但文理明白，就保留原样。”可见这个本子已经经过李〇删改。所以《蜀志》中汶山郡与越嶲郡误连在一起，而缺少汶山属县及汉嘉郡。《士女赞缺少巴郡第二。又《三国志》注引用此书有李宓《陈情表》，而现今本子没有。这类情况都加以补正（按：那个刻本并未补正）。或者附按语，以告知学者。虽然元丰年间吕汲公大防所刻的本子不可得见，无法完全恢复常氏旧貌，但比起李〇本，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元和顾茂才广圻，校订诸书，最称审慎严密，耗费半年之力，为我督工开雕，所以能精致古雅，不亚于宋元佳刻。孙观察雅好流传古书，又说近世修志者空无故实，感慨古地理书多散佚，曾想刊行旧本以备一方掌故，先在关中校刊《三辅黄图》、《长安志》，又在江左刊印《建康志》；常遗憾浙中未将干道、咸淳临安两志刊印；又因修志松江，先刊印杨潜《云闲志》。现在这本书成于晋、魏之间，古字古义，尤其足以佐证经史，后来修滇蜀方志的人，依据它作为典则，确实是艺林的盛事。这本书称“华阳”，是因为晋代梁、益、宁三州，是《禹贡》梁州的区域，为今四川省及云南，并陕西、汉中以南的地界。根据《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注疏》认为华是华岳。恐怕这个华在迤东，阳为荆州，不是梁州。《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正义》说：“封宫，在岐州平阳城内也”。那么这个华山在岐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地区，与太华不同。黑水，根据《括地志》说：“源出梁州成固县西北太山”，也与三危的黑水不同。解说经书的人误以为这是滇池的黑水；又说泸水，都是错误的。然而常氏书以此命名，而未记载、辨析。只有《蜀志》说：“五岳则华山表其阳。”特用

译补全其义如下。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戌清明节，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邻水人廖寅作序。

译十五 北京图书馆藏顾广圻校批本前四卷中的主要题记（附说明）

“癸亥年十月，重新阅读一遍，颇有窜改之处。后来得到此书的人，请以此为准。涧泉记。”（行书双行书写，位于吴管本首页标题“华阳国志卷第一”一行之下。）

“顾广圻按：从这一句到‘凡统郡一十一，县五十八’，是总序。十一郡分别是：蜀郡、巴郡、广汉郡、犍为郡汉中郡、梓潼郡、牂柯郡、西城县、永昌郡、建宁郡、朱提郡。”（位于《巴志》首页栏外上方。其下方有小楷娟秀字迹批注“不然”二字，似乎是顾秋碧所书。）

“顾广圻按：这里说的是巴郡一、巴东郡二、涪陵郡三、巴西郡四、宕渠郡五、汉中郡六、梓潼郡七。”（位于第一页下第五行“分益州巴汉七郡”一句之上。）

“十二郡非常明确。”（位于同页第七行眉上，指“凡统郡一十一”一句。其旁边又有小楷批注“不然”二字。）

“顾广圻按：应当提行另起。”（位于同页第八行眉上，指“洛书曰”一句。）

“顾广圻按：应当说统辖郡十二。巴郡、巴东郡、涪陵郡巴西郡、宕渠郡、汉中郡、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梓潼郡、武都阴平郡。五十八个县，是不计算被省并的县。”（位于同页前一条文后。“省”指如乐城、常安、宣汉等县。）

“严遵。《目录》作正思。”

“《目录》记载：徐州牧严羽，字子翼，是王思的儿子。”（以上两条位于第五页下第二行与第五行眉上。是为“严王思”与“其子徐州刺史”两处作注。）

“遗疑匮。与悴韵。”（位于第六页第三行眉上。是为刺史李盛诗中“邻人以言遗”一句作注。）

“冯琨、庞雄、玄贺、赵宏、庞调（《目录》作壮，误）、杨化。”（六人平列，位于同上第七至第九行上。是为“冯鸿卿、庞宣孟、玄文和赵温柔、龚升侯、杨文义”六人作注。）

“顾广圻按：怀疑就是宣汉冯湛。见《目录》。”（位于第七页上第五行眉上。是为“弘农冯尤”一句作校注。今按：钱谷抄写的宋本，此“弘农冯尤”上有“掾”字。那么就不是三巴人冯湛，而是弘农人冯尤在巴郡任掾。顾氏此校有误。）

“顾广圻按：枳是县名。下面脱漏了史名。”（位于第七页下第七行眉上。大概是因为“户曹史枳”一句下有脱文。今按“史枳”也可以自成姓名。此校与上一条都不必有。这是顾氏不参校版本的失误。）

“《续汉志》注引有明月峡、广德州屿，就是这里。”（位于第十二页第一行“临江县”眉上。并用旁注将“枳东西百里”中的“西”改为“四”字。又在“接朐忍”上面添加“东”字。类似的校注还很多。已取入正文的从略。）

“巴郡七 江州 枳 平都省 垫江 乐城省 常安省

巴东郡

涪陵郡

巴西郡

宕渠郡 宕渠 汉昌 宣汉”（这五行，五郡名平列，位于《巴志》第十六页后的空行间。大概是顾氏初步整理吴本郡县的文字。“巴郡”下有小“七”字。又下空格，依次抄写七个县名。三个“省”字，也是小字。中间三郡无属县。因为原本明白无误。）

“刘昭注此处作《巴汉志》。”（位于吴本卷第二《汉中志》第一页眉栏线处。）

“李合、李固、陈雅、李历、陈若，字申伯。”（位于《汉中志》第二页眉上，是为“司徒李公”、“太傅子坚”与“陈伯台、李季子、申伯之徒”三句校注。所依据的是本书《士女目录》。以下类似的不再记录。）

“顾广圻按，此处应当误衍一县。”（位于《汉中志》第六页“上庸县郡治”行眉上。谓上文说“属县五”，而此处下面又有北巫、安乐、武陵、安富、微阳五县。又因吴本原注有“《晋书》上庸郡有上庸、无安”十一字，故判断说“误衍一县”。指安乐县。）

“应当有四个字。现在脱漏。”（位于《汉中志》第八页第八行眉上，指“新城郡”。又划去，更批云：“当有四至，今脱。顾广圻按，当云郡治，今脱。”则谓“房陵县”下也有脱文。）

“依据《晋志》有剑阁县。必定是汉德一县误分。”（位于《汉中志》第九页“广汉县，德阳县，有剑阁道”的一行眉上。又将“依《晋志》有剑阁县”七字圈删，楷书旁批：“桓温所置，此处不得有。”似乎是顾槐三所加。）

“汉中郡 南郑 沔阳 褒中 城固 蒲池 西乡

译魏兴郡：西城、锡、安康、兴晋、郧乡、洵阳。

上庸郡：上庸、北巫、安乐、武陵、安富、微阳。

译新城郡：房陵、沶乡、昌魏、绥阳。

梓潼郡：梓潼、涪、晋寿、白水、广汉、德阳。

武都郡：下辨、武都、上禄、故道、河池、泉街、沮、平乐、修城、嘉陵。

阴平郡：阴平、甸氐、武平、刚氐。（这七行位于《汉中志》第十二页末尾的空白处，横向排列。这是顾氏整理汉中郡县时的初稿。）

“《战国策》、《史记》中写作陈庄。”（位于卷三《蜀志》第四页第十二行“以陈壮为相”一句的页眉上。）

“依据《水经》，此处有脱漏的文字。”（位于《蜀志》第五页第四行“又有龙池”一行的上方。）

“广圻按语：应当说也叫做笮桥。依据《水经》的说法是正确的。”（位于《蜀志》第九页第十六行“夷里桥上曰笮桥”的页眉上。并将“上”字改为“亦”字。向觉明收藏的顾氏原校本只有这十四字。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顾校本，在其下方还有“笮，夷也。又按语：应当是郦氏数升仙道数永平罢了”十七字。这应当是顾氏在癸酉年再次研读时添加的。）

“广圻按语：这条校勘语误入了正文。”（位于《蜀志》第十页第六行的页眉上。应当是指“作石室，一作玉堂”这一句。）

“广圻按语：有脱漏。后文多次提到四姓。”（位于《蜀志》第十一页第九行的页眉上。“有脱漏”指刘庞“复为成都”一句，有指示符号。后句指第十行“大姓有柳、杜、张、赵、郭、杨家”一句中的“大姓”应当作“四姓”，行间旁批有“四”字可以证明。然而《常志》中也多次出现“大姓”的说法。这种解释不足以遵从。）

“广圻按语：脱漏了茂字。蔡茂在《大同志赞》中，又在《士女赞》中。”（位于《蜀志》第十三页第五行的页眉上。指吴本“有刘感、孙宾、蔡、陈宠”一句脱漏了茂字。）

“广圻按语：麈，见《广韵》注释。”（指第十四页第六行原刻“麋尾”中的麋字。）

“广圻按语：应当作羕，见《士女赞》及《目录》。”（指同一页“彭义”中的义字。又同一行，“晋世”之下，行间批注“广圻按语：中间有脱漏文字”七字。）

“蒙，应当作●。彭冢，见《水经注》第三十三卷。”（位于第十五页第六行的页眉上。所指为“彭祖家其彭蒙”一句。向达家藏的顾校本没有这条眉批。又同一行上文，原刻“西接广汉”一句，顾氏就原件圈出“广”字，补上“嘉”字，作“汉嘉”。并在其下有“癸酉校定”四个小字批注。明显是癸酉十月重读后所加。）

“广圻按语：王延世是资中人，此处有错简。”（位于第十六页第十七行的页眉上。指“先有王延世……少种稻之地”三十六字不应当接在“江阳郡”之后。）

“广圻按语：衍生了两个字。犍为郡说：东接江阳。广汉郡说：东接巴郡。”（位于第十七页第二行的页眉上。指江阳郡四至范围，原刻“西接广汉犍为”一句，广汉二字应当是衍文。加有圈删符号。）

“广圻按语：此处应当说符有先络、僰道帛，寻求其夫父、无有配偶。络、帛押韵，父、偶押韵。”（位于第十八页前两行的页眉上。又删去了原本“无有其偶者矣”一句下夹注的二十字按语。旁批“《士女赞注》无张字并者矣”。又在第三行下的空白处，有“西楚僰道四字未详”。大概是因为没有见到宋明蜀中刻本，仅就吴、何本推断而产生的失误。）

“宋白《续通典》茂州下注释引用《华阳国志》说：‘宣帝地节三年，武都白马羌造反，派遣骆武平定。文山吏民到骆武处自诉：一次征发再度更赋太重，边地百姓贫苦，无法供给，请求撤销郡治。于是罢免汶山郡，重新设置都尉。’现在从文山吏民以下都没有这些内容，大概又不是宋白所见的版本了。因为‘因’字下缺失了页面，金修撰依据《寰宇记》及《续通典》引用的《华阳国志》，知道‘因’字下是妄自归属。”（这条原已写在《蜀志》第十八页的页眉上，又用朱笔写在《蜀志》末页的空白纸上。大概顾氏前后两次批语，都已经看出《蜀志·汶山郡》第九行“因”字以下接在越嶲郡之后的错误了。）

“汶山郡所属县不记载。汶山、升迁、都安、广昤、兴乐、平康、蚕陵、广柔。”

“尚有汉嘉郡地，所属县不记载。汉嘉、徙昤、严道、旄牛。”（以上三条，都在《蜀志》第十八页下一页上方栏外。下方栏外也有批字几乎写满。因为拍照未能拍到全文，仅各行首字，不记录。又该页第十九行“杀苏祈邑君冬逢”一句，旁批“广圻按语，即苏示”六字。这是顾氏校勘远胜前人之处。是他才开始看出李氏所谓整理吕刻删削残缺的错误。）

“《李志》有四部斯叟。《索隐》说：‘《华阳国志》说：”

译邛都县有四部斯叟也。』（在吴本《蜀志》十九页第七行“又有四部斯儿”句眉上。并于行间斯儿字侧批一“叟”字。乃加此眉批。）

译《续汉书·郡国志》注引文说：黄河有唪嶲山，又有温水穴，冬天夏天常常炎热。又圈去原批注的一条说：“这里应当改用司马贞《史记索隐》所引的内容，在阙中，不是在此处。”（这条批注位于第十九页第八、九行的眉批上。意思是引用《续汉书》注应当改用《史记索隐》的引文。这应该是癸酉年重新阅读时的批注。）

“不详。怀疑是堂螂县。”（这条批注位于第十八页第十六、十七行“住狼县”的眉批上）

“应当依据《水经》所说：‘有县子胎铜，用羊祭祀它就可以取得。’”（这条批注位于第二十页首行“河中有铜船”的眉批上。顾氏校勘《水经注》时常常省略“注”字，称《水经》）

“广圻按语：青蛉县隶属于云南郡。”（这条批注位于“渡泸得青蛉”的眉批上。）

“这段文字多有错误。”（这条批注位于“右益州”的眉批上。指的是第十八页“拜越嶲太守”一句以下的大段文字。行间夹批的小字很多，没有收录。）

“广圻按语：应当改为‘三州三十二郡’。”（这条批注位于第十八页第十七行的眉批上。意思是原刻本“蜀于是有州四，十二郡”一句应当这样修改。其赞曰文字后的空行有《蜀志》各郡县的目录，也像《巴志》、《汉中志》那样。照录如下。再合并《南中志》的郡县，就是此数。）

“蜀郡：成都、郫、繁、江原、邛、广都。”

“广汉郡：雒、绵竹、什邡新都、五城、郪、广汉、德阳。”

“犍为郡：武阳、南安、僰、牛●、资中。”

“江阳郡：江阳、汉安、符、乐。”

“文山郡”

“《水经注》卷三十六：‘沫水，向东北与青衣水会合。《华阳国记》说：两条水在汉嘉郡东汇合成一条河。以下也称之为青衣水。’”（这条批注大概是为了说明上述五郡之外还有“汉嘉郡”存在。这是顾氏初校时的批注。没有来得及涉及越嶲郡。后来也没有补出。但加批有“此前《续汉志》引‘通于汉川有金，民洗取之’”十六个字，则应当是校勘《汉中志》梓潼郡、晋寿县的文字，误批在此处。又顾氏在旧刻本上校勘批注，每当引据较多，各页栏内外不能容纳时，也另外批注在卷末的空白处。例如下条，就在末页。）

“欧阳修《集古录》跋文，引用颜有意《益州学馆庙堂记》所引《华阳国志》：‘文翁担任蜀郡太守，建造学堂，修建石室，一名玉堂。汉安帝永和年间，发生火灾，堂及寺□□都被焚毁。只有石室独自保存下来。到汉和帝兴平元年，太守高?在玉堂下又建造了一座石室。作为周公礼殿。’其文字与此略有不同。大概这本书传写已久，又经过不学之人删节，已经不是颜有意当时所见的版本了。依靠这篇记文，才知道是高?建造的。”（这条批注应当是《蜀志》第十页上，“此校语误入正文”条的补注。另外写在这里。）

“这在《后汉书》中。”（批注在《南中志》第二页第十七行“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裔”句的眉批上。）

“这里必定有错误。”（这条批注位于第三页第七行“何霸为中郎将”的眉批上。有指示符号。）

“《三国志》作高定。”（这条批注位于第四页第十六行“高定元”句的眉批上。）

“广圻按语：七字句。东汉人的语言常常如此。”（在同页第十九行，“张府君如瓠壶”三句上。）

“在建宁郡。”（指第六页首行，李恢“移治味县。分建宁、越嶲设置云南郡”等句。）

“广圻按语：这是‘报’字的错误。”（指第七页第十六行“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执仇”的“执”字。廖刻本直接改为“报”字。现在按：宋明各本作“执”没有错误。“执仇待报”，与“杀人报仇”含义有别。否则官吏执法，都应当被夷人所杀了。）

“五苓。癸酉。”（这条批注位于第八页第三行“走依遑耶五茶夷帅”的眉批上。癸酉，是顾氏“重读”时订正的。又第十页第九行“五茶”句上，也批注了这四个字。）

“广圻按语：后来写作?。”（指第十页第十四行“李易”字。）

“愍。癸酉。”（指第十二页第五行“晋元帝”字“元”应当改为“愍”。）

“《水经》卷三十六说：现在夷人名字叫雍无梁林。梁，夷语意思是马。”（这条批注位于第十三页，第十七行的眉批上。）

“广圻按语：建宁有新定，没有兴迁。”（这条批注位于“平乐郡”行上。又有“愍癸酉”字，仍然指建兴是愍帝的年号。）

“广圻按语：平乐四县，全部脱漏。”（这条批注位于第十四页第三行的眉批上。）

“广圻按语：就是‘背’字。”（指第十五页第九行，“陪龙坐”的“陪”字。同页“永昌郡”上，有“秋碧按：事见《风俗通义》”九个字。秋碧，就是顾槐三。由此可知这个本子确实是廖寅购得供二顾校勘批注的本子。）

“不韦与《水经》卷三十七不同。

译（在第十五页第十八行页眉上方。）

“帛迭、轲虫，都见于《后汉书》。”（在第十六页最后一行页眉上方。）

译“《郡国志》引作‘同’。”（在第十七页第十一行“有周水”句旁。又将第二行“南里县”改为“涪里县”，眉批说：“涪，是《魏志》的文字。”）

“顾广圻按：脱漏了三个属县。”（指第十八页的河阳郡。）

“顾广圻按：脱漏了属邑的数量。”（在同一页梁水郡的眉上。）

“顾广圻按：‘十一’，怀疑是‘七’字误分。”（在同一页“兴古郡”的眉上。）

“《晋书·陶璜传》。”（在第十九页第三行眉上。）

“顾广圻按：应当有脱文。”（在第二十一页第四行上。指“遥为之援”句下有脱文。画有符号。顾千里对《南中志》除了引用旧籍指出异文外，没有其他贡献。著述寥寥如此。卷末空白处，也录有郡名表及县数，没有县名。对于属县数量确切的，加小圈。其格式如下。）

“牂柯郡 四。

平夷郡 二。

夜郎郡 二。

晋宁郡 七。

○建宁郡 十三。

平乐郡 四。

朱提郡 五。

南广郡 四。

○永昌郡 八。

云南郡 七。

河阳郡 四。

梁水郡

兴古郡 七。

西平郡 三。”（顾千里又有《梁益宁三州郡县表》。廖寅将其改名为《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据为己作，刻入题襟馆本。实际上只是综合了《常志》三州郡县的内容，别无新的发明。不予采录。）

十六 向觉明家藏何校顾批《华阳国志》考略

（一）向觉明家藏顾广圻校正批注的《华阳国志》后八卷是顾氏校正的真迹。其配补的前四卷，是过录何焯校正的元丰本。

向觉明（达）先生家藏有朱、墨两色校正的《华阳国志》十二卷。承蒙徐中舒先生代为借得。其前四卷比后八卷短十一毫米，又没有顾广圻的墨校字，只在吴管本上用暗红色朱批字写在行间。其朱字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顾广圻校本前四卷的朱字有一部分相同。如：（1）避宋哲宗以前庙讳。凡是遇到弘、匡、胤、炅、恒、祯、頊等字，都在其旁边用朱书写同样的字而缺最末一笔，（作●、?、●、●、●）。对于哲宗以下帝名（如煦、佶、构、〇等字）则没有朱批缺笔字。这显然是校录元丰本的异字。（2）有些古今通用字，没有校改必要的，也都用朱批异字在旁边。如吴本《汉中志》“元和二年，羌复来。巴郡板楯救”句的“救”字，旁边朱批一个“捄”字。又其下“说固守扞御寇之术”句，“扞”字旁朱批一个“捍”字。其他如吴本的许多“铁”字，都朱校作“铁”字；许多“万”字、“余”字，都朱校作“万”字、“余”字；许多“牂柯”字，都朱校作“牂柯”字。一一校批，通体无遗漏。甚至改得反而不通，如：《蜀志》许多地名“雒”字（洛的别体），都朱校作“洛”字（额的别体）。又“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句，朱校“与”字旁作“于”字；《南中志》“雄遣叔父骧破越嶲，伐宁”州”句，朱校“伐”字作“代”，都是反过来校改得不通了。其字都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顾校前四卷朱字部分相同。（顾校的朱字，但字体与文格都与元丰本字容易区别。）由此，可以判断这配补的四卷，是雍干时人从何焯校正的元丰本过录的朱校字。因为何焽校书总是照录旧本文字，丝毫不苟且。而且元丰本在元明时代已不见于坊肆，内府藏书或许可能有。何焯在内府校书数十年，有可能见到其书，并有可能用当时坊肆流行的吴管本带入内府校批。张佳胤自称其获得见到元丰本，有可能；但他或许没有时间在内府校录全本；故其所刻蒲州本只是偶尔有元丰本字而不能如此全面。杨升庵（杨慎）号称得读皇宬秘籍，然而他谈论《华阳国志》未曾提及元丰本。钱叔宝（钱榖）手写《华阳国志》，也只是李〇嘉泰年刻的邛州本，也应当没有见到元丰本。这都是明代已无元丰本在坊肆间与收藏家中的证据，也就是何焯此校本之所以为贵重的原因。然而这四卷朱校字，都使用的是坊肆售卖的暗色朱，而何焯校正元丰本使用的是内府的鲜洁上品朱；故也可以知道此前四卷配补本只是雍干时人过录的何焯校本，而不是何焯手校本。何氏手校本（即鲜朱校录的元丰本，实即廖寅交与顾广圻核校底本，顾氏即就其上朱墨批写的。

顾氏批写真迹本全十二卷，如何分散

译前四卷与后八卷，分别保存在北大图书馆和向觉明家中，无法得知其流传经过，但可以从两处所藏朱色字迹均为元丰本校勘文字这一点得知。我所依据的前四卷真迹是照片，朱色字迹深浅难辨，因此用向氏藏本前四卷配补本的朱色字迹进行对校，从而审定前四卷与后八卷同样拥有何焯校勘元丰本的朱色字迹。我在前四卷中直接称为「元丰本」的校勘语，就是依据这配补四卷本的朱色字迹确定的。

译（二）向觉明所藏的顾千里校勘的《华阳国志》后八卷，是顾千里在校勘何焯校过的元丰本基础上的双重校本，但其中第五卷卷首的何焯六十四字题记，疑似书商伪造。

向氏藏本第五卷卷首的白扉页上，有五行共六十四个小字，内容为：

华阳国志十二卷初阅见其讹谬甚

多疑非善本及以新刻对校乃知

后来妄加窜定有使人笑来者此

本尚存旧刻之真而出于钱叔

宝家亦可信也康熙己丑焯记

这则题记是否出自何焯之手，可疑之处甚多。（1）如果何焯留有题记，应当写在《巴志》的扉页上，而不应写在第五卷卷首的白页上。如果说当时何焯所校勘的只是后八卷，那么前述前四卷中元丰本的朱笔校字又是从何而来？由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前四卷与向氏家藏的后八卷，都是顾千里批校在何焯校过的元丰本上的双重真迹，由此可知何焯校过的元丰本原是十二卷全本，绝非仅是后八卷的残本。由此可知，写在第五卷卷首的“焯记”并非何焯真迹。（2）从文风分析，也不符合何焯的语气。何焯在清史馆雍正、乾隆年间已有专传（《清史稿》与《先正事实略》也都有传记），称他“所见宋元旧刻本，一一记录其异同。又擅长楷书，蝇头朱字鲜明地充满书册”。因此何焯的手校本很容易识别。他的文字也独具风格，字字都有依据。而这则所谓的“焯记”，大多含糊不清，无法落实。例如首句“《华阳国志》十二卷”，凡流传于世的《华阳国志》各版本，没有不是十二卷的，这里所说的究竟是指何种版本的十二卷，无法落实。况且这则题记只关联后八卷，并非十二卷全本；即使所指是吴管本，也不能称为“十二卷”。这是可疑之处一。何焯时代《华阳国志》刻本已有宋刻两种、明刻四种，康熙年间并无新刻本。而这里所说的“新刻”与“旧刻”，善本与“非善本”究竟指什么？如果说吴本“讹误很多，怀疑不是善本”，那么用来“对校”的新刻本是元丰本，能称之为“新刻”吗？反之如果说新刻本是吴管本，旧刻本元丰本是“非善本”，那又怎么能说是“后来妄加窜改”呢？何焯怎会毫无版本常识至此！而说它“出于钱叔宝家”，明嘉靖年间的钱叔宝家，竟然能收藏到三百年后顾广圻的手校本，并由二百年后的何焯为之题记，岂不是令人寒心！（3）从书法分析：我抄录向氏藏本时，虽未拍照，也曾摹拟其笔势抄录这六十四字。何焯所写的是科举大卷楷法，从不马虎。这则题记虽然也用鲜洁的朱笔写蝇头小楷，却是废除科举后上海流行兼用隶、真、行、草四种字体融合的海派书法（例如陶浚宣的书法），康熙年间没有这种书法，更不是何焯的字。据此，可断定这是光绪、宣统年间上海书商得到顾校后八卷后，伪造以欺世之作。

这六十四字所占页面很小，同一页上有顾广圻行书大字写道：“重校华阳国志引用书目。癸亥十月涧蘋记。”所列书名十四种，分三列。第一列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史记索隐》”。第二列为“《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第三列为“《文选注》，《世说注》，《通典考异》”。逐列退缩，以避开藏书家的图章。大概顾氏施校之前，世人也珍视何焯手校，先前已有鉴识图章多块，顾氏素来不注意版本，未予重视。

这则何焯题记六十四字虽是伪造，但其后八卷中的鲜红朱字为何焯校勘元丰本的字迹则是真实可信的，以下略举其证据。

（三）向藏顾校第五卷以下有何焯校勘元丰本朱字的证据

（1）首页“《华阳国志》卷第五”（顶格）之下，另起一行低一字写“《公孙述刘二牧志》”。用朱笔划去“晋常璩着”、“明吴管校”两行八字。表示对校两本款式的不同。

（2）第二页首行，“为赤眉贼所败”句下，旁边加两个小朱圆圈，表示宋刻本此处空两格后，才刻“建武元年”句。

（3）同页第二行，“梦人谓己曰公孙系”，“孙”字旁朱笔写“子”字，表示宋刻本此字作“子”。又第六行“功曹李熊”，“熊”字侧，朱笔写一“雄”字。第七行“十层赤楼帛兰”之“帛”字旁，朱笔写一“射”字。又第十七行“受以承相”句，“承”字旁朱笔写一“丞”字。这些都是用宋元丰刻本校勘吴管本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