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上
按，《华阳国志》第九卷（何本无此三字。）及《序志》皆云「
述《李特雄期寿势志》」……因续记此云。（此李▯所记，在第九卷末。势志为李▯所补无疑。明本以此记为张佳允语，误甚。又雨村有刊书跋，本书不载，因录于后。）李氏跋曰：「《华阳国志》十二卷，较俗本多卷十中、下，盖书估仅知挨次卷数刊刻，未审中下即在第十卷内复分中下二卷耳。是本，苏郡朱文游所藏，有惠氏钤印，为红豆斋旧物。干隆戊戌仲秋，修撰金榜得此本于丁小山，为从来未见之足本。新安程晋芳鱼门书以相闻……故卷首仍用李序，以各序附于卷末云。」（「录于《童山文集》第十三卷」。）
文光按：《函海》一百五十卷，惟此一种为精校之本。其余不足依据。本欲补《知不足斋丛书》所未备，而卤莽从事，未能相抗。升庵所着与自着者居其半，大抵皆随手钞录，难称着书。……今藏书家亦不甚重。
宋李犍（▯）所刊《华阳国志》第十卷分上中下，惜其刻本不传。《函海》所刻即李▯本而第十卷无上中下之名，不知何故。又，《蜀郡士女赞》第一，五十五人；《广汉郡士女赞》第三，五十七人；《犍为士女赞》第四，三十人；《汉中士女赞》第五，四十四人；《梓潼士女赞》第六，十八人。赞第二，显有阙文。总赞人数共二百四十八人。后贤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而今止二百五人；阙数分明。序云足本，殆未必然。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华阳国志》刻本，向阙卷十中二子卷。干隆癸丑，先君借卢抱经学士本补钞，并校。又，卷八，永康八年『诏征廞为大长秋』一篇下，补『永宁元年春正月廞遣万余人断北道次绵竹』以下四叶。其余字句脱误、异同，补正处甚多。按程大昌《演繁露》云：『后汉传赞、注：梁州北距华山之阳，南距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谓之《华阳国志》也。」
二
以上为耿文光对《函海》本《华阳国志》的丛记。以下为所藏第二种《华阳国志》，系卢弨弓整理成之张佳胤本。（顶格、空格、夹注、款式同前。）
华阳国志十二卷
晋常璩撰
明嘉靖本 张嘉允刊。前有宋元丰戊申吕大防微中序。次目录。十卷以下差谬过甚，卢召弓先生按《自序》重订。末附江原常氏《
士女志》一卷，张佳允补。
卢氏校张本 干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卢文弨校。卷十缺上中二卷，但存下卷。今补足。先《总赞》，次《士女传》。蜀中士女为上卷。《巴郡士女》，宋本已阙。《广汉?犍为士女》为中卷。《汉中?梓潼士女》为下卷。
吕氏序曰：「先王之制……庶有益于风教云。」（「据《吕序》，则张本亦出于宋本而不及李本远甚。」）干隆五十五年，冬十有二月，访卢弓父先生于杭州新桥之抱经堂，借其手校足本《华阳国志》以归。次年七月，寓震泽，以此本对校一过。海宁陈鳣记。
卢氏记曰：「按《魏书?崔鸿传》云，『常璩所撰李氏据蜀时书，寻访不获。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云云。然则，元魏时已阙此卷。抑不知璩本有录无书，不补可也。又按其子子元云：『正光三年购访始得。』是有此卷。」（此条在第九卷。）
佳允案：常璩《三州士女目录》，《巴郡士女》范目以下一十八人，当列蜀郡后为第二卷。今按本志赞传并阙，岂称全典哉。自宋吕大防、李▯二刻已无闻矣。先民往则，宜垂竹素。强识之士不重有感耶！（此条在第十卷《蜀郡士女赞》后。）
佳允曰：江原常氏，代有明德。……今考出士女共十九人。又见道将承源家学，良史称材，常友遐心，蓍龟孔迩。（「《常氏士女志》。」）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既望，寓中吴上津桥石泉古舍，检阅是书，重校一过。鳣记。
「华阳黑水为梁州。」「周文为伯，西有九国。」「武王克商，……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按《巴国图经》，其地周万余里。」「
汉中郡本附庸国。
译查考，《华阳国志》第九卷（何焯校本没有这三个字）以及《序志》都说“叙述《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因此接着记载了这些内容。（这是李焘所记，在第九卷末尾。李势的志传由李焘补入是无疑的。明代刻本把这段记载当作张佳允的话，错误极大。另外，卢文弨有刊书跋文，本书没有收录，因此录在后面。）李焘的跋文说：“《华阳国志》十二卷，比俗本多出卷十的中、下两卷，大概是书商只知道按顺序刊刻卷数，没有审察中、下两卷其实就在第十卷内再分为中、下两卷罢了。这个本子，是苏州朱文游所藏，有惠氏的印章，是红豆斋的旧物。乾隆戊戌年仲秋，修撰金榜从丁小山处得到这个本子，是历来未曾见过的足本。新安程晋芳写信告知我……所以卷首仍然使用李焘的序，把各篇序文附在卷末。”（“录于《童山文集》第十三卷”。）
文光按：《函海》一百五十卷中，只有这一种是精校的本子。其余的不值得依据。原本想补充《知不足斋丛书》所缺漏的，但行事草率，未能与之抗衡。杨慎所著与自著的作品占了一半，大抵都是随手抄录，难以称为著作……现在藏书家也不怎么看重。
宋代李焘所刊的《华阳国志》第十卷分为上、中、下，可惜其刻本没有流传下来。《函海》所刻的就是李焘本，但第十卷没有上、中、下的名称，不知是什么原因。另外，《蜀郡士女赞》第一，有五十五人；《广汉郡士女赞》第三，有五十七人；《犍为士女赞》第四，有三十人；《汉中士女赞》第五，有四十四人；《梓潼士女赞》第六，有十八人。赞第二，明显有缺漏的文字。总共赞的人数共二百四十八人。后贤二十人，合计二百六十八人，而现在只有二百五人；缺少的数目很明显。序文说是足本，大概未必如此。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说：“《华阳国志》刻本，向来缺少卷十中的‘中’、‘下’两卷。乾隆癸丑年，先父借卢抱经学士的本子补抄，并校勘。另外，卷八，永康八年‘诏征李廞为大长秋’一篇下面，补入‘永宁元年春正月，李廞派遣万余人切断北道，驻扎在绵竹’以下四页。其余字句脱误、异同之处，补正的地方很多。查考程大昌《演繁露》说：‘后汉书传赞、注：梁州北边靠着华山之阳，南边靠着黑水，所以常璩叙述蜀地的事称为《华阳国志》。’”
以上为耿文光对《函海》本《华阳县志》的丛记。以下是所藏第二种《华阳国志》，系卢文弨整理而成的张佳胤本。（顶格、空格、夹注格式同前。）
华阳国志十二卷
晋常璩撰
明嘉靖本 张嘉允刊。前有宋元丰戊申年吕大防的序。接着是目录。第十卷以下错误过多，卢文弨先生依据《自序》重新订正。末尾附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张佳允补入。
卢氏校张本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年二月，卢文弨校勘。卷十缺少上、中两卷，只存下卷。现在补足。先列《总赞》，次列《士女传》。蜀中士女为上卷，《巴郡士女》，宋本已经缺失。《广汉、犍为士女》为中卷。《汉中、梓潼士女》为下卷。
吕氏序说：“先王的制度……希望对风教有所裨益。”（“依据《吕序》，那么张本也出于宋本，但远不及李本。”）乾隆五十五年冬十二月，在杭州新桥的抱经堂拜访卢文弨先生，借他的手校足本《华阳国志》带回。次年七月，寓居震泽，用这个本子对校了一遍。海宁陈鳣记。
卢氏记说：“查考《魏书·崔鸿传》说，‘常璩所撰李氏据蜀时的书，寻访没有获得。长久想陈述奏报，请求敕令沿边寻求采集’等等。那么，北魏时已经缺少这一卷。又不知道常璙原本是有目录没有书，不补入也可以。又查考他的儿子崔子元说：‘正光三年购访才得到。’是有这一卷。”（这条在第九卷。）
张佳允按：常璩《三州士女目录》，《巴郡土女》范目以下十八人，应当列在蜀郡之后作为第二卷。现在查考本志赞传都缺失，怎能称为全典呢。自从宋吕大防、李焘两次刻印以来就没有听闻了。先民的往事，应当垂范于竹帛。博闻强识之士能不深受感动吗！（这条在第十卷《蜀郡士女赞》后。）
张佳允说：江原常氏，世代有明德。……现在考出士女共十九人。又见到道将承源家学，良史称才，常怀远大之心，蓍龟近在咫尺。（“《常氏士女志》。”）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既望，寓居苏州上津桥石泉古舍，检阅这本书，重新校勘了一遍。陈鳣记。
“华阳黑水为梁州。”“周文王为伯，西边有九国。”“武王克商，……所以吴、楚及巴都称为子。”“查考《巴国图经》，其地周围万余里。”“汉中郡本是附庸国。”
「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郡，皆夷越之地。」
「《大同志》者，《蜀后志》书其大同及其丧乱。」
「司马相如、严君平、杨子云、阳城子元、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住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而陈君承祚别为《耆旧》……终乎永和三年，凡十篇，号曰《华阳国志》。」
文光案：《华阳国志》十二卷，陈仲鱼以卢氏校本录于张本之上端，楷朱书。后有识语。不知何以归于吾家。予欲以此本付梓，忽见赞中一条，至「名齐吴王」止。张本旁注下有阙文。卢校云：「
名齐吴玉耳。非阙文也。」乍读之，疑王字是玉字之讹。名齐吴王，实不成句。因取《函海》本对勘之，果是吴玉，校注云：「或作王。」（「偶见张刻《御览》引《后汉书?方术传》『吴玉善医』。后阅毛本《后汉书》乃是郭玉。校书如扫落叶，此条尤当细考。」）玉下空四字，实为阙文。而卢校反逊《函海》之刻，遂置之。精校如召弓先生，不免臆度之词。他可知矣。时又得王玉二字之误于沈括《补笔谈》，因录于左：
自古言楚襄王梦与神女遇。以《楚词》考之，似未然。《高唐赋》序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则「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字误书之耳。
文光案：《补笔谈》第四卷，皆考证之文。此其中之一条。依沈说读之，文理甚顺，可发千古之疑。又《齐论语》有《门王》、《知道》二篇，以问王为「问玉」。此亦王玉二字之当辨者也。
考证家宏征博引，不难于取而难于弃。故蔓延如《五礼通考》，采及天文。《学海堂经解》，多收算学。虽嗜奇者割爱诚难，而按之体例不免疵累。予有所得，即写于书目之额上行间。有与本书无涉者，弃之可惜，遂并存之。昔金陵盛仲交家多藏书，前后附叶上必有字，或记书所从来，或记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钤记。常熟赵定宇阅《旧唐书》，每卷末必有朱字数行……文光记。
二十一 悔过斋重刻题襟馆本华阳国志陶浚宣题记
扉页底精刻：「廖氏题襟馆原本光绪庚寅十月板归邻水李氏悔过斋陶浚宣题记」二十七字。
第四册末，有陶题记手迹精镌，全文如下：
《华阳国志》成于魏晋之间，古方志最为完善，而明以来无善本。吕汲公刻，世莫见者。邻水廖氏是书，据宋李叔廑本斠?（刊）。元和顾先生为之寀（审）订，旁引旧文，多所补正。自谓「不减宋元佳刻」。海内珍之。粤燹以还，久乏传本。不期此本尚在人间，展转至予。中有脱板及漫漶虫蚀者五十余篇。为补刻完竣。时予校经广州南园，今南海令李铁船同年征庸，为廖都转邑人，且有连，欲得是以存乡邦文献。因举板归之。垂六七十年，转徙一万余里，楚弓获反，完好如昨，亦艺林胜事也。《廖序》以干道、咸淳临安二志当时未刻为恨。今并刻于吾浙，而明越、吴兴宋元各志亦先后削青矣。顧先生刊定是書，足稱審密，唯卷弟三越嶲郡下有佚文一百五字，據《御覽》所引，足資校補，?（附）錄於後。光绪庚寅十一月，会（稽）陶（浚）宣记。
张翕，字子阳，巴郡人，为平阴郡，布衣疏（蔬）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曰：「吾将步行矣。」夷汉甚安其惠爱。在官十九年卒。（原有小字双行注「《后汉书?邛都夷传》作在郡十七年卒」。）百姓号慕，送葬者千数。天子嗟叹，赐钱十万，为立祠堂。后太守数烦扰，夷人叛乱。翕子端（原注「当作湍」），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嶲太守，迎者如云。《太平御览》卷六十引《华阳国志》。
二十二 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
清代校勘《华阳国志》的着作，这是别开生面的一派。其特点在于广泛征引，务求博洽，为未来研习《常志》者提出深入的路向。全文约三万字，已有《武林丛书》本，存古书局单
译宁州，在晋泰始六年初次设置。蜀地的南中各郡，都是夷越居住的地方。
《大同志》这部书，是《蜀后志》记载了蜀地的大同盛世以及后来的丧乱。
司马相如、严君平、杨子云、阳成子元、郑伯邑、尹彭城、谯大夫、住给事等人各自搜集传记来撰写《本纪》，大概列举了其中的部分。而陈君承祚另外编写了《耆旧》……直到永和三年，共十篇，称为《华阳国志》。
文光按语：《华阳国志》十二卷，陈仲鱼依据卢氏校本抄录在张本的上方，用楷书朱笔书写。后面有识语。不知道为何归到了我家。我想将此本付梓印刷，忽然看到赞中的一条，到“名齐吴王”为止。张本旁注下面有缺文。卢氏校勘说：“名齐吴玉罢了。并非缺文。”刚读到时，怀疑“王”字是“玉”字的讹误。“名齐吴王”，实在不成句子。于是取《函海》本对照勘验，果然是“吴玉”，校注说：“有的版本作‘王’。”（“偶然见到张刻《御览》引用《后汉书·方术传》‘吴玉善医’。后来查阅毛本《后汉书》却是郭玉。校书如同扫落叶，这一条尤其应当仔细考证。”）“玉”字下面空了四个字，实在是缺文。而卢氏的校勘反而不如《函海》刻本，于是搁置不管。精于校勘如召弓先生，尚不免有主观臆断之词。其他可想而知了。当时又在沈括《补笔谈》中得知“王”“玉”二字的讹误，因此记录在左边：
自古以来都说楚襄王梦见与神女相遇。用《楚辞》来考证，似乎并非如此。《高唐赋》序言说，“从前先王曾经游览高唐……”。那么“当夜君王就寝，梦见与神女相遇”中的“王”字，乃是“玉”字罢了。第二天“以白玉”者，是以白王也。“王”与“玉”二字书写讹误罢了。
文光按语：《补笔谈》第四卷，都是考证的文章。这是其中的一条。依照沈括的说法来读，文意非常通顺，可以解开千古以来的疑惑。又《齐论语》有《门王》、《知识》两篇，将“问王”作为“问玉”。这也是“王”“玉”二字应当辨析的地方。
考证家广泛征引，不难于选取而难于舍弃。所以像《五礼通考》那样蔓延，甚至采集天文内容。《学海堂经解》，多收录算学著作。虽然嗜好新奇的人割爱确实困难，但按照体例不免有瑕疵和累赘。我有所心得，就写在书目的额上行间。有与本书无关的，舍弃可惜，于是并存。从前金陵盛仲交家中藏书很多，前后附页上必定有字，或者记录书的来源，或者记录其他事情，往往写满整页，都有钤记。常熟赵定宇阅读《旧唐书》，每卷末尾必定有朱书几行……文光记。
二十一 悔过斋重刻题襟馆本《华阳国志》陶浚宣题记
扉页底部精刻：“廖氏题襟馆原本光绪庚寅十月板归邻水县李氏悔过斋陶浚宣题记”二十七字。
第四册末尾，有陶浚宣题记的手迹精镌，全文如下：
《华阳国志》成书于魏晋之间，是古代方志中最为完善的，而从明朝以来没有善本。吕汲公刻印的版本，世人没有见到的。邻水廖氏的这本书，依据宋李叔廑本校勘刊印。元和顾先生为之审订，旁引旧文，多有补正。自认为“不亚于宋元佳刻”。海内珍视它。广东战火之后，长久缺乏传本。没想到此本尚在人间，辗转到了我手中。其中有脱板及漫漶虫蚀的五十余篇。我补刻完毕。当时我在广州南园校经，今南海县令李铁船同年征庸，是廖都转的同乡，且有姻亲关系，想要得到这个版本以保存乡邦文献。于是将书板归还给他。历经六七十年，转徙一万多里，楚弓复得，完好如昨，也是艺林中的盛事。《廖序》以干道、咸淳临安两志当时未刻为憾。如今一并刻印于我们浙江，而明越、吴兴宋元各志也先后刊刻了。顾先生刊定此书，足以称为审慎严密，只是卷三越嶲郡下有佚文一百五字，依据《御览》所引，足以资以校补，附录于后。光绪庚寅十一月，会稽陶浚宣记。
张翕，字子阳，巴郡人，任平阴郡太守，穿布衣吃粗食，以节俭教化百姓。自己乘坐两匹马去上任。过了很久，一匹马死了，一匹马病了，张翕说：“我将步行上任了。”夷人和汉人非常安于他的恩惠仁爱。在官十九年去世。（原有小字双行注“《后汉书·邛都夷传》作在郡十七年去世”。）百姓哀悼仰慕，送葬的有上千人。天子嗟叹，赐钱十万，为他建立祠堂。后来太守多次烦扰，夷人叛乱。张翕的儿子张端（原注“当作湍”），刚察举孝廉，天子起用他拜为越嶲太守，迎接的人如云。《太平御览》卷六十引用《华阳国志》。
二十二 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
清代校勘《华阳国志》的著作，这是别开生面的一派。其特点在于广泛徵引，务求博洽，为未来研习《华阳国志》者提出深入的路向。全文约三万字，已经有《武林丛书》本，存古书局单独
行本，《龙溪精舍》与《志古堂》两种《华阳国志》附录本流传。此不全录。只录其《巴志》前十行，以见一般。
译行本，《龙溪精舍》与《志古堂这两种《华阳国志》附录本流传。此处不全部收录。只摘录其《巴志》前十行，以窥见大概。
卷一 《巴志》 （括弧内字为原校语，小字双行）。
历夏殷周 （廖刻本云：「当作历虞、夏、殷。脱虞字，衍周字。」） 甄其宝利（惠校「货利」。） 迄于秦帝（迄，原误起，宋本不误。后凡依本补正者，并不着。） 元康六年广汉益州（廖云：巴汉七郡者，巴一，巴东二，涪陵三，巴西四，宕渠五，汉中六，梓潼七也。所广益者，武都八，阴平九，新城十，上庸十一，魏兴十二。） 前徒倒戈（原脱前徒二字。） 封其宗姬于巴（宋本「以其宗姬封于巴」。） 给客橙▯（宋本●。廖云橙当衍。●当作▯，即橙字。） 竹木之贵者（宋本贵作▯。） 彼牺惟泽（牺原误仪。） 令闻令望（宋本闻作问。） 蜀王弟苴私亲于巴（廖云苴下当有侯字。） 分其地为三十一县（宋本脱去三十二字，俗本改一为二，廖校遂欲删去此字，皆失考也。今依路史太昊纪注补正。） 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此处有脱文，《御览》三百四十八有：「一白虎常从群游巴蜀伤害千余人。」又四百八十，《书钞》百二十五，并节引。） 邑万家（《御览》两引，邑上并有赏字。） 于是夷朐忍廖仲……
二十三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一校明刘大昌刻本华阳国志跋
《华阳国志》一书，自廖氏题襟馆本刊行后，世之读者，意谓可无遗憾。以原书为顾千里所手校，要为订正可传也。然余曩见同年邓孝先太史所藏顾氏校本，为付刊后所重勘。所据为常熟冯氏空居阁本。其校语溢出刊本者至多。保山吴佩伯曾假临一本，今尚寄寒斋中。余每披阅及之。卷中多识其疑误，而改订之处乃绝少。缘所见冯本外仅有钱磬室写本、何义门校本而已，于明代嘉靖以前旧刻似未寓目也。顷北平馆中，新收得嘉靖甲子刘大昌刻本，极为罕觏。因从赵君斐云许假归，以廖刻对勘一过。自八月二十二日起，至十月二十三十止，凡两阅月，仅乃讫功。行止不常，丹铅屡辍，良用自恧。然全书订正之字多至四百有奇，咸前人所未发，又殊自?矣。兹举前数卷最胜之处言之。
如卷一「树有荔支」，支不误芰（第二叶）。「仪贪巴道之富」，不作巴苴。（三。省原有第、叶二字下同。）「取商于之地」，不脱之字。「曰虎历四郡」，曰不误白。「从高祖定秦有功」，秦不误乱（均四）。「此武王伐纣之歌也」，此不误比（五）。「家中无可与」，与不误为（六）。「凉州羌反，入汉中」，不脱反字。「贫者无以自支」，支不误久（均七）。「严子农代为都督。农解后」，二农字不误丰（十一）。「朐忍徐虑」，虑不误惠（十三）。「大破之。阐、咨退」。不脱阐字（十三）。「人多戆勇」，不脱多字（十五）。「李雄，宕渠之厮伍」，厮不误斯。
卷二佳字，如：「上昭于天」，昭不误照（一）。「文秀暐晔」，晔不作玮（二）。「姜济、陈巳」，巳不误巴。「不得过，过多云鬼病之」。不脱下过字。「学道永信者」，永不误未。「其供通限出五斗米」，通不误道。「张修攻固城」，城不作成（均四，下叶城同）「鲁益骄恣。璋怒」，不脱璋怒二字。「皆以祭酒为治民」，不脱民字（均四）。「大姓李、程、赵氏」，程不作郑（五）。「更始即祚」，祚不作位（六）。「诸军足办」，办不误辨（十一）。「梓潼郡」，潼不误橦（九，下同）。「秦州遂荒无晋民」。州不误川，晋不误留（十二）。
卷三佳字，如：「故多斑彩文章」。斑不作班（一）。「鱼凫王田于湔山」，不脱鱼凫二字（二）。「天奉我矣」。奉不作承（三）。「王哀念之」，不脱念字（三）。「歌龙归之曲」。龙不作陇（三）。「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焉」。焉字不脱（四）。「玉帛戋戋乎梁益之乡」。戋戋二字不误践（八）。「英辩博通」，辩不误辨（九）。「则有元常、元化、程玦」，玦不误●（九）。「火井江有火井」。上火字不误文（十二）。「拔雒城，援襄阳」，不
译卷一《巴志》（括号内文字为原校勘语，以小字双行排列）。
经历夏、商、周三代（廖刻本说：“应当作‘经历虞、夏、商’。漏掉了‘虞’字，多出了‘周’字。”）
甄选其宝物与利益（惠栋校勘为“货利”。）
直到秦朝皇帝（“迄”字，原误作“起”，宋本不误。此后凡是依据底本补正的地方，都不再注明。）
元康六年，广汉、益州（廖氏说：巴汉七郡是指：巴郡第一，巴东郡第二，涪陵郡第三，巴西郡第四，宕渠郡第五，汉中郡第六，梓潼郡第七。所扩充增加的郡县是：武都第八，阴平第九，新城第十，上庸第十一，魏兴第十二。）
前方的士兵倒转兵器（原脱漏“前徒”二字。）
将他的同姓女子封在巴地（宋本作“以其宗姬封于巴”。）
供给宾客橙子〇（宋本●。廖氏说“橙”字应当衍余。●应当作〇，即“橙”字。）
竹子与树木中珍贵的品种（宋本“贵”字作〇。）
那些牺牲与沼泽（“牺”字原误作“仪”。）
美好的声誉与威望（宋本“闻”字作“问”。）
蜀王的弟弟苴私下亲近巴国（廖氏说“苴”字下面应当有“侯”字。）
将其土地划分为三十一县（宋本脱漏“三十二”三字，俗本将“一”改为“二”，廖氏校勘于是想删去这个字，都是没有考证清楚。现在依据《路史·太昊纪》注补正。）
白虎为害，自从秦、蜀、巴、汉以来都以此为患（此处有脱漏文字，《艺文类聚》卷三百四十八有：“一只白虎常常跟随群虎在巴蜀游荡，伤害了一千多人。”又卷四百八十，《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五，也都节录引用。）
万户的城邑（《艺文类聚》两次引用，“邑”字上面都有“赏”字。）
于是夷人朐忍的廖仲……
二十三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一 校明刘大昌刻本《华阳国志》跋
《华阳国志》这本书，自从廖氏题襟馆本出版发行后，世间的读者，以为可以没有遗憾了。因为原书是由顾千里亲手校勘的，主要用来订正错误以便流传。然而我过去见到同年邓孝先太史所藏的顾氏校本，是付梓刊印之后重新校勘的。其所依据的是常熟冯氏空居阁本。其校勘语超出刊本的内容非常多。保山吴佩伯曾经借抄一本，现在还寄存在我的书斋中。我每次翻阅时都会看到它。书中多识别出可疑错误之处，而实际改订的地方却极少。因为所见冯本之外，仅有钱磬室的写本、何义门的校本而已，对于明代嘉靖以前的旧刻本似乎未曾阅览过。最近北平图书馆，新收藏到嘉靖甲子年刘大昌刻本，极为罕见。于是从赵君斐云那里借回，用廖刻本对照校勘一遍。从八月二十二日起，到十月三十日止，总共花了两个多月，才完成工作。行止不固定，校勘工作屡次中断，实在让我感到惭愧。然而全书订正的文字多达四百多个，都是前人所未发现的，又特别让自己感到欣慰。这里列举前几卷最出色的地方来说明。
比如卷一：“树有荔枝”，“支”字不误作“芰”（第二叶）。“仪贪巴道之富”，不作“巴苴”（第三叶。省略原有的“第”、“叶”二字，下文同）。“取商于之地”，不脱漏“之”字。“曰虎历四郡”，“曰”字不误作“白”。“从高祖定秦有功”，“秦”字不误作“乱”（均在第四叶）。“此武王伐纣之歌也”，“此”字不误作“比”（第五叶）。“家中无可与”，“与”字不误作“为”（第六叶）。“凉州羌反，入汉中”，不脱漏“反”字。“贫者无以自支”，“支”字不误作“久”（均在第七叶）。“严子农代为都督。农解后”，两个“农”字不误作“丰”（第十一叶）。“朐忍徐虑”，“虑”字不误作“惠”（第十三叶）。“大破之。阐、咨退”，不脱漏“阐”字（第十三叶）。“人多戆勇”，不脱漏“多”字（第十五叶）。“李雄，宕渠之厮伍”，“厮”字不误作“斯”。
卷二佳字，如：“上昭于天”，“昭”字不误作“照”（第一叶）。“文秀暐晔”，“晔”字不作“玮”（第二叶）。“姜济、陈巳”，“巳”字不误作“巴”。“不得过，过多云鬼病之”，不脱漏下“过”字。“学道永信者”，“永”字不误作“未”。“其供通限出五斗米”，“通”字不误作“道”。“张修攻固城”，“城”字不作“成”（均在第四叶，下叶“城”字同）。“鲁益骄恣。璋怒”，不脱漏“璋怒”二字。“皆以祭酒为治民”，不脱漏“民”字（均在第四叶）。“大姓李、程、赵氏”，“程”字不作“郑”（第五叶）。“更始即祚”，“祚”字不作“位”（第六叶）。“诸军足办”，“办”字不误作“辨”（第十一叶）。“梓潼郡”，“潼”字不误作“橦”（第九叶，下文同）。“秦州遂荒无晋民”，“州”字不误作“川”，“晋”字不误作“留”（第十二叶）。
卷三佳字，如：“故多斑彩文章”，“斑”字不作“班”（第一叶）。“鱼凫王田于湔山”，不脱漏“鱼凫”二字（第二叶）。“天奉我矣”，“奉”字不作“承”（第三叶）。“王哀念之”，不脱漏“念”字（第三叶）。“歌龙归之曲”，“龙”字不作“陇”（第三叶）。“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焉”，“焉”字不脱漏（第四叶）。“玉帛戋戋乎梁益之乡”，“戋戋”二字不误作“践”（第八叶）。“英辩博通”，“辩”字不误作“辨”（第九叶）。“则有元常、元化、程玦”，“玦”字不误作●（第九叶）。“火井江有火井”，上“火”字不误作“文”（第十二叶）。“拔雒城，援襄阳”，不
脱拔字，援不误拔（十四）。「汉时，任安定祖」，不脱安字（十四）。「省桥梁三津」，不脱梁字（十六）。「有王乔、彭祖祠」，乔不误桥（十七）。「孝子吴顺养母」，养不误俸（十七）。
译“脱”字被误作“拔”，而“援”字没有误作“拔”（见第十四条）。“汉时，任安定祖”一句中，“安”字没有被脱漏（见第十四条）。“省桥梁三津”一句中，“梁”字没有被脱漏（见第十六条）。“有王乔、彭祖祠”一句中，“乔”字没有误作“桥”（见第十七条）。“孝子吴顺养母”一句中，“养”字没有误作“俸”（见第十七条）。
卷四佳字，如：「发运兴役，费甚多」，不脱兴字（二）。「方为先主问代」，为不误亡（四）。「柔远能迩」，迩不误尔（六）。「破坏郡县，役吏民」。役不误殁（九）。「人但焦草炙鼠为命」。焦不误樵（九）。「逊使使督护云南姚岳」，不脱下使字（十）。「
少威仪」，仪不误棱（十一）。「学图纬，通三才」，才不误材（十一）。「升麻县」，升不误牧（下文即云「山出好升麻」，十四）。「俗妖巫，惑禁忌」。不脱惑字（十六）。「天所贵也」，所不误之（十六）。「度兰沧水」，沧不误仓（下同，十七）。「谓诸耆老曰」，不脱诸字（十六）。「大姓陈、赵、谢、杨氏」，不脱谢字（十六）。此皆廖校所遗其他诸卷尚多，不能悉举也。
又廖氏所附校语，有引据史传以证本书之误。今以刘本勘之，多与之合。如卷五，「以功曹李雄为大司徒」（二），廖校云：「雄当作熊，见《后汉书》。」此本正作李熊。卷六，「先主还解」（四），廖校云：「沛下不当有解。即今廨字。」此本正作廨。「不可背之，立效」（四），廖校云：「之下当有要当二字。」今本正有此二字。「尽封其物」（五），廖校云：「尽上当有羽字。」今本正有羽字。卷八「地名观阪，上自观下」（三），廖校云：「当作自上。」今本正作自上。「广汉太守张微」（八），廖校云：「《后贤志》、《
目录》皆作征。」今本正作征字。卷十「同穴斋定」（二十三），廖校云：「误，未详。本或作窆字。」又，「▯榖二石」（二十三），廖校云：「误。未详。本或作蜀。」今本正作窆蜀字。凡此，皆廖氏所疑，而未敢遽为订正者；今得此本，若合符契。益可恍然矣。至如人名之舛失，如祝苞，祝不误程。贾●。●不误栩。杨厚，厚不误序。贞玦，玦不误●。皆见于卷十中《先贤士女》，所关至巨。赖有此刻足以正其差误。校竟为之忻快无已！
夫《常志》自元丰间吕微仲始刻于成都。嘉泰间李叔廑再刻于临邛。然李氏授梓时已言其多所缺漏。迄明以来，并此临邛补葺之本亦绝迹于天壤，惟恃诸家传钞延此坠绪。据刘氏《后跋》言：「笥中所藏，出于旧录。祇取《范史》订正十一，献之郡斋。」则当时未睹宋椠可知。尤可异者，杨经守成都，以此书授梓在嘉靖甲子。而张佳胤有张四维《序》，亦署嘉靖甲子元日。以数百年来堙郁不传之籍，而一年之中有两刻本，且皆出于蜀人之手。书之显晦，信有时耶？张氏蒲州所刻，观其《自序》，乃「得抄本于澶渊晁太史家，嗣在江阳假得杨用修本。又在大梁假得朱灌甫本，交互取质，参证脱讹」。余库中亦藏?是本，取以对勘，凡刘本改正之字，张本一一皆具。可知二公校订之精审，视后世所传恶钞迥然大异。宋本既不可得见，得此嘉靖初元善刻，据以纠正流俗之失，虽与天水旧椠等量齐观可耳。
然余窃有未解者，闻廖氏题襟馆开雕此书，本出孙渊如之手，而顾千里为之一一经理，以成其事。孙氏既富于收藏，顾氏夙精于校勘，宜其尽罗众本，择善而从，藉杀青之役以竟扫叶之功。今观其书，夺讹盈幅，转不若李氏《函海》之较为审慎精严也。盖雨村所据以付梓者为钱叔宝写本，而又得此刘大昌本，及天启李一公本，考订其异同；而廖氏刻本时，不特嘉靖张、刘二本及天启李氏本均不及见，即李氏《函海》本亦似未经寓目，殊不可解。右方所举前四卷异文，检视《函海》本，均注其异同于本字下。千里若见及之，必不至略而不采也。昔黄荛圃校书，多兼收众本，一书手勘至于再三，不惮其烦，所谓「遇本即较」也。余为之进一解曰：凡校书之法，切勿笃信前人。世人偶得名家校刊之书，辄笃守其本，谓已决无罅漏。岂知异钞秘椠，海内方迭出不穷，吾辈览玩所及，或为昔人耳目所未经；刻意寻求，往往后来居上，正不必詟于前贤而自画也。
此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阑。前有嘉靖
译卷四“佳”字，例如：“发运兴役，费甚多”，没有脱落“兴”字（二）。“方为先主问代”，“为”字没有误作“亡”（四）。“柔远能迩”，“迩”字没有误作“尔”（六）。“破坏郡县，役吏民”，“役”字没有误作“殁”（九）。“人但焦草炙鼠为命”，“焦”字没有误作“樵”（九）。“逊使使督护云南姚岳”，没有脱落下边的“使”字（十）。“少威仪”，“仪”字没有误作“棱”（十一）。“学图纬，通三才”，“才”字没有误作“材”（十一）。“升麻县”，“升”字没有误作“牧”（下文即说“山出好升麻”，十四）。“俗妖巫，惑禁忌”，没有脱落“惑”字（十六）。“天所贵也”，“所”字没有误作“之”（十六）。“度兰沧水”，“沧”字没有误作“仓”（下文相同，十七）。“谓诸耆老曰”，没有脱落“诸”字（十六）。“大姓陈、赵、谢、杨氏”，没有脱落“谢”字（十六）。这些都是廖校所遗漏的，其他各卷尚多，不能全部列举。
又廖氏所附的校语，有引用史传来证明本书错误的。现在用刘本核对，大多与之相符。例如卷五，“以功曹李雄为大司徒”（二），廖校说：“雄应当作熊，见《后汉书》。”此本正好作李熊。卷六，“先主还解”（四），廖校说：“沛下不应当有解字。即现在的廨字。”此本正好作廨。“不可背之，立效”（四），廖校说：“之下应当有‘要当’二字。”今本正好有这二字。“尽封其物”（五），廖校说：“尽上应当有羽字。”今本正好有羽字。卷八“地名观阪，上自观下”（三），廖校说：“应当作自上。”今本正好作自上。“广汉太守张微”（八），廖校说：“《后贤志》、《目录》都作征。”今本正好作征字。卷十“同穴斋定”（二十三），廖校说：“错误，未详。原本或许作窆字。”又，“〇榖二石”（二十三），廖校说：“错误。未详。原本或许作蜀。”今本正好作窆蜀字。凡是这些，都是廖氏所怀疑，而不敢轻易订正的；现在得到这个版本，如同符契相合。更加让人豁然开朗了。至于人名的错乱缺失，如祝苞，祝没有误作程。贾栩。栩没有误作栩。杨厚，厚没有误作序。贞玦，玦没有误作玦。都见于卷十中的《先贤士女》，关系重大。依靠这个刻本足以纠正其差错。校勘完毕为此欣喜快乐不已！
那《常志》自从元丰年间吕微仲开始在成都刻印。嘉泰年间李叔廑再次在临邛刻印。然而李氏交付刻版时已经说它有很多缺漏。直到明朝以来，连这临邛补修的本子也在世间绝迹，只依靠各家传抄延续这垂绝的线索。根据刘氏《后跋》说：“书箱中所藏的，出自旧录。只取《范史》订正十分之一，献给郡斋。”那么当时没有看到宋版可知。尤其奇怪的是，杨经守成都，将此书交付刻版在嘉靖甲子年。而张佳胤有张四维的《序》，也署嘉靖甲子元旦。以数百年来埋没不传的书籍，而在一年之中有两个刻本，且都出于蜀人之手。书的显赫与晦涩，确实有时运吗？张氏蒲州所刻，看他的《自序》，是“在澶渊晁太史家得到抄本，随后在江阳借得杨用修本。又在大梁借得朱灌甫本，交互取质，参证脱落错误”。我库中也藏有这个本子，拿来对照勘验，凡是刘本改正的字，张本一一都有。可知两位公校订的精审，与后世所传的劣质抄本截然不同。宋本既然不可得见，得到这个嘉靖初年的善刻，据以纠正流俗的失误，虽然与天水旧版等量齐观也可以了。
然而我私下有不能理解的，听说廖氏题襟馆开雕此书，原本出于孙渊如之手，而顾千里一一经理，以完成此事。孙氏既然富于收藏，顾氏向来精于校勘，应当尽罗众本，择善而从，借着刊刻的工作以竟扫叶之功。现在看他的书，夺误满幅，反而不如李氏《函海》较为审慎精严。大概雨村所据以付梓的是钱叔宝写本，而又得到这个刘大昌本，以及天启李一公本，考订其异同；然而廖氏刻本时，不仅嘉靖张、刘二本及天启李氏本都没有见到，即使李氏《函海》本也似乎未经过目，实在不可理解。右边所举前四卷异文，检视《函海》版，都在本字下注明其异同。千里如果见到，必定不至于忽略而不采纳。从前黄荛圃校书，多兼收众本，一本书亲手勘验至于再三，不嫌其烦，所谓“遇本即较”也。我为此进一步解释说：凡是校书的方法，切勿笃信前人。世人偶然得到名家校刊的书，就笃守其本，认为已经决无漏洞。岂知异钞秘椠，海内正层出不穷，我们阅览玩味所及，或许为昔人耳目所未经；刻意寻求，往往后来者居上，正不必畏惧前贤而自我限制。
此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无黑口），四周双阑。前有嘉靖
甲子知成都府昆明杨经序。后有大昌自序。钤有「尊生父修绠图书」白文印。又「淮」字朱文印。遍检各书，自李雨村引校外，诸家均不着录，洵可云罕秘矣。至张氏蒲州刻本，则并雨村亦未之觏也。余昔年曾得抱经楼藏本，缺第十一卷，嗣与友人易得完帙，今宝藏于双鉴楼中，异时当更取以覆勘之（注）。
译甲子年，知成都府事的昆明人杨经作序。后面有大昌的自序。钤有“尊生父修绠图书”白文印，又有“淮”字朱文印。遍查各书，除了李雨村引校外，其他各家均未著录，确实可以说罕见而秘藏了。至于张氏蒲州刻本，连李雨村也未见过。我早年曾得到抱经楼藏本，缺少第十一卷，后来与友人交换得到完整版本，如今珍藏在双鉴楼中，将来应当再拿来覆校勘定。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录二
莫与俦着作两篇
一 牂牁考
汉武帝元鼎六年，置牂牁郡。郡所以名，《华阳国志》谓：「楚威王（原注：「《汉书》注引作楚襄王。」此下凡引原注，皆加括弧与引号。）遣将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柯系船，留王滇池。以系船，因名且兰为牂牁国。」《后汉?西南夷传》云：「楚顷襄王遣庄豪泝沅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而说在二家以前者，《汉志?牂牁郡》注引应劭曰：「牂柯江也。」考《史》、《汉》《西南夷传》，谓「
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又谓：「夜郎者，临牂牁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又谓：「夜郎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越一奇。」《汉书?武帝纪》谓：「元鼎五年，遣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是牂牁江实在夜郎，而椓船牂牁名国者乃且兰。其可疑者一。且马、班并言庄蹻循江。常、范乃云泝沅。可疑者二。而郦道元《水经注?温水》云：「豚水东径牂牁郡且兰县，谓之牂牁水。水广数里。县临江上，故且兰侯国也。一名头兰，牂牁郡治也。楚将庄蹻泝沅伐夜郎，椓牂牁系船，因名且兰为牂牁。」盖已不得其解，姑主常、范，而移班、马夜郎之牂牁江以就之，非有实据。既读管子书，乃知常、范并误。郦氏改班、马以就常、范，又误中生误。《小匡篇》云：「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注：「皆南夷国号。」然则桓公定霸时，南夷已有牂柯矣。庄蹻在后约四百年，安得其时始改名？常氏盖漫记传闻之辞，范氏固未深考，不知即与《史》、《汉》乖异也。意牂柯有国之始，必犹不自齐桓时，当与雕题、黑齿，周初即着号荒服。且以吴、越、巴、荆并称，其国必大。今其疆宇大略已不可得闻。而据《史》、《汉》「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及「夜郎临牂柯江，广百余步」推之，首尾二千余里皆得牂柯之名，则其国当自夜郎、且兰直接南海，能约束群小国，如秦西呕（同瓯）、汉南越之比，恐汉牂牁一郡不足以尽其地也。春秋以后，此国遂微，而西呕、夜郎、滇争相雄长。故《史》、《汉》言西南诸君以什数者，皆不及牂牁。盖已降于夜郎「旁小邑」中，惟江水于旧国之名无所改称耳。逮约置吏夜郎，又诛且兰，平南夷以立郡，而不取最大之夜郎为名，岂不以牂牁为最古且大之国欤？惟牂牁本系船之称，师古以释郡名。《说文》：「弋，橛也。」《尔雅》：「樴，谓之杙。」《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云：「遣船兵于岘山东斫牂牁材。」《太平御览》引《浔阳记》，载陶桓公牂牁成杨树。又引《豫章记》载聂友用樟木作牂柯，遂成树。又引《异物志》云：「牂牁者，系船筏皆是也。」其取以名国者，《水经注》又云：「牂柯，亦江中两山名也。」引左思《吴都赋》云：「吐浪牂柯」者。……（「今左赋无此文，岂在初稿删削中邪？」）《通鉴》注引《后汉志》注亦云：「牂柯，江中名（石）山。」（「今《后汉志》注亦无」。）意：国境内江中必有其山，似系船之牂柯，故取之。特今未详所在耳。《
北堂书钞》引《异物志》云：「有一山在海内，小而高，似系船筏，俗人谓之越王牂柯。远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高数丈，名为牂柯，在海中。」是其类矣。至牂柯二字，《汉书》凡数十见，牂并从丬、柯并从木。《唐书?志》、《元和郡县志》同。牁有从丬作牁者，《史记》、《后汉书》及《补汉志》、《三国志》也。《三国志》牂从牛，作?。《隋志》同。晉、宋、齊三書志二字並從牛也，作??。《華陽國志》?亦從牛。船杙之名，或用戕●（当作●●，原刻讹）。《玉篇》弋部云：「●，子郎切，系船大弋也。
译《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录二
莫与俦著作两篇
一、牂牁考
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牂牁郡。郡之所以得名，《华阳国志》说：“楚威王（原注：‘《汉书》注引作楚襄王。’以下凡引原注，皆加括弧与引号）派遣将领庄蹻逆流沅水而上，经过且兰去讨伐夜郎。树立牂柯来系船，留在滇池称王。因为系船的缘故，所以把且兰命名为牂牁国。”《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楚顷襄王派遣庄豪逆流沅水去讨伐夜郎。军队到达且兰，把船系在岸边而徒步作战。因为且兰有系船用的牂柯之处，于是改其名为牂牁。”而在两家说法之前的，《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注引应劭说：“牂柯是江名。”考证《史记》、《汉书》的《西南夷传》，说“牂牁江宽数里，从番禺城下流出”。又说：“夜郎，临近牂牁江，江宽百余步，足以行船。”又说：“夜郎的精兵可得十万。乘船沿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这是制服越人的奇计。”《汉书·武帝纪》说：“元鼎五年，派遣驰义侯遗另带巴蜀的罪人，征发夜郎的军队，沿牂牁江而下，全部在番禺会合。”由此可见，牂牁江实在夜郎境内，而因系船牂牁而得名的国家却是且兰。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况且司马迁、班固都说庄蹻沿江而行，常璩、范晔却说逆流沅水而上。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而郦道元《水经注·温水》说：“豚水向东流经牂牁郡且兰县，称为牂牁水。水宽数里。县临江上，所以是且兰侯国。一名头兰，是牂牁郡的治所。楚将庄蹻逆流沅水讨伐夜郎，树立牂柯系船，因此把且兰命名为牂牁。”大概已经无法理解其中的缘由，暂且采纳常璩、范晔的说法，而把班固、司马迁所说的夜郎的牂牁江移过来以迎合他们，并没有实际的依据。既然读了《管子》一书，才知道常璩、范晔都错了。郦氏修改班固、司马迁的说法以迎合常璩、范晔，又是错误中生出错误。《管子·小匡篇》说：“桓公说：我乘车会盟九次，兵车会盟三次，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向南到达吴、越、巴、牂牁、越、不庾、雕题、黑齿、荆夷等国，没有违背我的命令。”注解说：“都是南方夷人的国号。”那么齐桓公确立霸业时，南方夷人中已有牂柯了。庄蹻在其后约四百年，怎么到那时才开始改名？常璩大概是随意记载传闻之辞，范晔本来没有深入考证，不知道这与《史记》、《汉书》相违背。推测牂柯有国的开始，必定不始于齐桓公时，应当与雕题、黑齿一样，在周初就已著录于荒服。况且它与吴、越、巴、荆并称，其国家必定很大。如今其疆域大致已不可得知。而根据《史记》、《汉书》“牂柯江宽数里，从番禺城下流出”，以及“夜郎临近牂柯江，宽百余步”来推测，首尾两千多里都得到牂柯之名，那么其国家应当从夜郎、且兰直接延伸到南海，能够约束众多小国，如同秦时的西瓯、汉时的南越一样，恐怕汉朝的牂牁一郡不足以涵盖其全部土地。春秋以后，此国于是衰微，而西瓯、夜郎、滇争相称霸。所以《史记》、《汉书》说西南诸君以十数，都不提及牂牁。大概已降为夜郎“旁侧的小邑”中，只有江水对旧国之名没有改称罢了。等到大约设置官吏于夜郎，又诛灭且兰，平定南夷以设立郡，却不取最大的夜郎为名，难道不是因为牂牁是最古老且最大的国家吗？只是牂牁本是系船之称，颜师古以此解释郡名。《说文解字》：“弋，橛也。”《尔雅》：“樴，谓之杙。”《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说：“派遣船兵在岘山东砍伐牂牁木材。”《太平御览》引《浔阳记》，记载陶桓公的牂牁长成杨树。又引《豫章记》记载聂友用樟木作牂柯，于是长成树。又引《异物志》说：“牂牁，系船的筏子都是。”那些用来命名国家的，《水经注》又说：“牂柯，也是江中两座山的名字。”引用左思《吴都赋》说：“吐浪牂柯”的……（“现在左思赋中没有此文，难道在初稿删削之中吗？”）《资治通鉴》注引《后汉书·郡国志》注也说：“牂柯，江中名山。”（“现在《后汉书·郡国志》注也没有。”）推测：国境内江中必有其山，形状像系船的牂柯，所以取此名。只是现在不详其所在罢了。《北堂书钞》引《异物志》说：“有一座山在海内，小而高，像系船的筏子，俗人称之为越王牂柯。远望很小很高，不像山，近望之高数丈，名为牂柯，在海上。”就是这类了。至于牂柯二字，《汉书》中数十次出现，牂都从丬、柯都从木。《唐书·志》、《元和郡县志》相同。牁有从丬作牁的，《史记》、《后汉书》及《补汉书·地理志》、《三国志》如此。《三国志》牂从牛，作牂。《隋书·志》相同。晋、宋、齐三书志二字都从牛，作牂牁。《华阳国志》牁也从牛。船杙之名，或用戕弋（当作弋弋，原刻讹误）。《玉篇》弋部说：“弋，子郎切，系船的大弋也。”
」又「●?郡，亦作?。」「●，各何切。」●●即??也。《广韵》七歌云「牁，所以系舟。」又「牂?，郡名。●，陆云上同。」（「●，本作牂，误。」）十一唐云：「●，●牁。亦作牂。」（「●，本并作戕，误。」）「●，又或作?。」《广雅?释宫》云：「●●，杙也。」●，又或书作●。《佩觿》云：「●，各何翻，地名。」校者曰「《
译又说：“牂牁郡，也写作牂牂。”“牂，各何切。”牂牁就是牂牁。《广韵》七歌说：“牁，是用来系船的木桩。”又说：“牂牁，是郡名。牂，陆云说同上。”（“牂，原本写作牂，错误。”）十一唐说：“牂，牂牁。也写作牂。”（“牂，原本都写作戕，错误。”）“牂，又有时写作牂。”《广雅·释宫》说：“牂牁，是木桩。”牂，又有时书写为牂。《佩觿》说：“牂，各何翻，地名。”校勘者说：“《
玉篇》作●。又作●。●●，即??也。」今按：船杙、郡名，并当以《汉书》牂柯为正。牁因牂从丬而别。??愈不知所從。盖同丬而误牛。●●又因杙增制。●、●，笔小异。●又●之别。皆向壁虚造之书也。牂读如《诗》「其叶牂牂」，《尔雅》「太岁在午曰敦牂」之牂。柯，读如《记?礼器》「不改柯易叶」之柯。牂有壮大之义。柯犹大木枝之谓。牂柯者，言杙牂样壮大如枝柯也。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源》，唐、歌两韵并有牂柯字，云出《李翊碑》。考洪适《隶释》载《翊碑》，有云：「牂柯太守曾孙。」是二韵即以郡名两字分入。据汉人所书，亦作牂柯为正之一征。而《广韵》、《集韵》以系舟专属之牁，而以柯为「通作」。娄氏于柯下更列牁文，而以柯系其下，云「即牁」，皆已不知柯为正字也（注）。 （录自莫氏文集。标点分段）
二 庄蹻考
楚将庄蹻，将军（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降夜郎，定滇池，以属楚。今贵州黎平、镇远、思州、铜仁诸府有武陵郡、镡成、无阳、辰阳诸县地，即有秦、楚黔中地。思南一府，有汉巴郡、涪陵县地，即有秦、楚巴地。然则，诸府倚西州县，以西余府，即皆其兵威所属。间摭其事，考而一之。
《史记?西南夷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汉书》同。《后汉书?西南夷传》：「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通典?边防三》：「史、汉皆云楚威王时，使庄蹻略巴、黔以西。蹻至滇池，欲归，会夺楚巴、黔中，因以其众王滇。后十余岁秦灭。楚自威王后，怀王立三十年，至顷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后汉史》则云顷襄王时庄豪王滇。豪即蹻也。若蹻自威王时将兵略地，属秦陷巫、黔中，道塞不通，凡经五十二年。岂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记》谬误，班生因习便通。范氏所记详考，为正。又，蹻王滇后十五年，顷襄王卒。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负刍五年而楚灭。后十五年秦亡。凡七十年，何故云蹻王滇后十余年而秦亡也。」《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皆袭其说。今按：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见《史记?本纪》。又《六国表》：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拔我巫、黔中郡。」并当周赧王三十八年。杜氏以《史》、《汉》威王时为非，《后书》顷襄王时为正，说是。《汉书》注引《华阳国志》亦云：「顷襄王时。」今本仍作威王，则亦误本也。《荀子?议兵篇》：「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商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强弱未有以相君者也。若其道，一也。」又云：「楚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音耶）？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也。」杨倞注引《史记索隐》曰：「庄蹻，楚将，言其起为乱后，楚遂分为四。」又引《韩子》曰：「楚王欲伐越。杜子曰，臣患能见百步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败于秦晋，庄蹻为盗境内吏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蹻初为盗，后为楚将。」杨氏所引，在《韩非?喻老篇》，云欲伐越者，楚庄王。《商子?弱民篇》：「唐蔑死于垂涉（「沙、涉，形声相近」），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垂涉之事，商鞅死已久。当是后人袭《荀子》搀入书中。」）《韩诗外传》曰：「楚兵殆于垂沙，唐子死，庄蹻起，楚分为三四。」（「元作方为二四，今改。」）《史记?补礼书》：「楚兵殆于垂沙，唐昧（「蔑、昧，音同。」）死，庄蹻起，楚分而为四。
译《玉篇》写作●。又写作●。●●，就是??。」现在考察：船杙、郡名，都应当以《汉书》中的“牂柯”为正字。“牁”是因为“牂”从“丬”旁而分化出来的。“??”更是不知道从何处而来。大概是把“丬”误写成了“牛”。●●又是因“杙”字增加偏旁而造出的。●、●，只是笔画上的微小差异。●又是●的别体。这些都是凭空杜撰的字书。“牂”读音如同《诗经》中“其叶牂牂”、《尔雅》中“太岁在午曰敦牂”的“牂”。“柯”，读音如同《礼记·礼器》中“不改柯易叶”的“柯”。“牂”有壮大之意。“柯”犹如大树枝条的意思。“牂柯”，是说船杙像牂一样壮大如树枝。刘球的《隶韵》、娄机的《汉隶字源》，在唐、歌两个韵部中都有“牂柯”二字，说出自《李翊碑》。考察洪适的《隶释》记载《翊碑》，有说：“牂柯太守曾孙。”这两个韵部就是把郡名的两个字分别归入。根据汉人所写的文字，这也是“牂柯”为正字的一个证据。而《广韵》、《集韵》把系船桩专门归属于“牁”，而把“柯”作为“通假字”。娄氏在“柯”字下又列出“牁”字，并把“柯”系在“牁”下，说“就是牁”，都已经不知道“柯”是正字了（注）。（录自莫氏文集。标点分段）
二 庄蹻考
楚将庄蹻，率领军队沿江而上，攻取巴、黔中以西地区，降服夜郎，平定滇池，使其归属楚国。现在贵州黎平、镇远、思州、铜仁各府，有武陵郡、镡成、无阳、辰阳县等地，即有秦、楚黔中地。思南府，有汉巴郡、涪陵县地，即秦、楚巴地。那么，各府倚靠西部的州县，以及西部其余的府，就都是他兵威所管辖的地方。偶尔搜集相关事迹，考证并统一它们。
《史记·西南夷传》：“起初楚威王时，派遣将军庄蹻率领军队，沿江而上攻取巴、蜀、黔中以西。庄蹻，是楚庄王的后裔。庄蹻到达滇池，地方方圆三百里，旁边平坦肥沃的土地有数千里。凭借兵威平定并归属楚国。想要回去报告，恰逢秦国攻打夺取楚国的巴、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于是返回率领他的部众称王于滇，改变服饰顺从当地习俗来统治他们。”《汉书》相同。《后汉书·西南夷传》：“起初，楚顷襄王时，派遣将领庄豪，从沅水讨伐夜郎。军队到达且兰，把船钉在岸边而步行作战。既然灭掉夜郎，于是留在那里称王于滇池。因为且兰有钉船桩的地方，就改它的名字为牂柯。”《通典·边防三》：“《史记》、《汉书》都说楚威王时，派遣庄蹻攻取巴、黔中以西。庄蹻到达滇池，想要回去，恰逢秦国夺取楚国的巴、黔中郡，于是率领他的部众称王于滇。后来十几年秦国灭亡。楚国自威王之后，怀王在位三十年，到顷襄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派遣军队攻打楚国，夺取巫、黔中郡。《后汉书》却说顷襄王时庄豪称王于滇。豪就是蹻。如果庄蹻从威王时率领军队攻取土地，等到秦国陷落巫、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总共经过五十二年。怎么能如此长久。或许《史记》有误，班固沿袭便通。范晔所记载的详细考证，是正确的。又，庄蹻称王于滇后十五年，顷襄王去世。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负列五年而楚国灭亡。后来十五年秦国灭亡。总共七十年，为什么却说庄蹻称王于滇后十几年秦国就灭亡了呢。”《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都沿袭这种说法。现在考察：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攻打楚国，夺取巫郡及江南地区，设置为黔中郡，见于《史记·本纪》。又《六国表》记载：楚国，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国攻取我们的巫、黔中郡。”都对应周赧王三十八年。杜佑认为《史记》、《汉书》中的威王时是错误的，《后汉书》中的顷襄王时是正确的，这种说法是对的。《汉书》注引《华阳国志》也说：“顷襄王时。”现在的版本仍然写作威王，那也是错误的版本。《荀子·议兵篇》：“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秦国的商鞅，燕国的缪虮，这都是世俗所谓善于用兵的人。他们的巧拙、强弱并没有谁能压倒谁。如果论他们的道，是一样的。”又说：“楚军在垂沙战败，唐蔑战死，庄蹻起事，楚国分裂为三四部分。这难道是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吗？是因为统领他们的人不符合正道。”杨倞注引《史记索隐》说：“庄蹻，楚国将领，说他起事后，楚国于是分裂为四。”又引《韩非子》说：“楚王想要讨伐越国。杜子说，我担心能看见百步之外而不能看见自己的睫毛。您的军队在秦、晋战败，庄蹻在国内做盗贼官吏不能禁止，却想要讨伐越国，这智慧就像眼睛一样（只看得到别人看不到自己）。”庄蹻起初做盗贼，后来成为楚国将领。杨氏所引，在《韩非子·喻老篇》，说想要讨伐越国的是楚庄王。《商君书·弱民篇》：“唐蔑死于垂涉（‘沙、涉，形声相近’），庄蹻在内起事，楚国分裂为五。”（“垂涉之事，商鞅死已久。应当是后人沿袭《荀子》掺入书中。”）《韩诗外传》说：“楚军在垂沙战败，唐子战死，庄蹻起事，楚国分裂为三四。”（“元本作方为二四，现在改正。”）《史记·补礼书》：“楚军在垂沙战败，唐昧（‘蔑、昧，音同。’）战死，庄蹻起事，楚国分裂而为四。”
」参三书之文，略与《荀》同，皆言唐蔑死，庄蹻起而楚分。考《史记?楚世家》及《六国表》，「秦与齐、韩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重邱而去。」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秦取楚襄城。」三十年，「怀王入秦。秦取楚八城。」顷襄王元年，「秦取楚柝，及十五城。」楚分为三四即谓此。是庄蹻之伐夜郎取滇，当以《后书》顷襄王时为确之明证也。至韩非谓楚庄王欲伐越，而杜子举庄蹻为盗境内以止之庄，怀之讹也。庄王称霸事具《春秋传》及《史记》，安有丧地秦晋之事。唯怀王十七年与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裨将军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怀王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二十年，昭睢又有「王虽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之语，在《史记?楚世家》。可见欲伐越而言丧于秦晋，即指十七年事。其为怀王之误无疑也。盖庄蹻在怀王时为盗。至顷襄时起而为将。故杨倞曰：「蹻初为盗，后为将」也。蹻之略地南中，确年无可见。意只在顷襄王二十年前后。三代用兵，未有淹久至三四年之外者。特无征，未敢定耳。而《困学纪闻》引贾生吊屈原曰：「谓跖、蹻廉。」注：「楚之大盗曰庄蹻。」又引韩非语，谓「蹻盖在庄王时。庄王苗裔王滇，又一蹻，名氏与盗同。」此特就《史记》、《韩非》为说，未加钩稽，殊难取信。又考《吕氏春秋?介立篇》云：「庄蹻之暴郢也。」注：「庄蹻，楚成王之大盗。」又《异用篇》：「跖与企足得饴，以开闭取楗也。」注：「跖，盗跖。企足，庄蹻也。皆大盗人名也。以饴取楗牡，开人府藏，取人财物也。」高诱独以蹻为成王时，与诸家异。盖用《史记》「威王时」转写讹成耳。故《淮南子?主术训》，「分明以示之，则跖蹻之奸止。」注云：「蹻，庄蹻，楚威王之将军，能为大盗。」仍作威王，可证也。至《后书》之豪，《吕览》之企足，与诸书之蹻，虽颇歧出，实无三人。豪、蹻音近。企足近蹻之切音。且《后书》复有「滇王庄蹻之后」之语。吕氏《介立》，亦仍书作蹻。而郭青螺《庄蹻考》（注），必以王滇之蹻为非盗。谓「迁、固既讹顷襄为威王，又恶知不误豪为蹻。当从范氏庄豪为正，马氏豪即矫之说为非。」此特以正德间云南欲祠蹻，因「谓跖蹻廉兮」，李奇注「蹻，楚之大盗」故，不果。思曲为之护。不足辨也。《范书》谓「灭夜郎」，《华阳国志》谓「降夜郎。」降者是。灭，则安有「汉孰与大」者哉。班、马「泝江定滇」，范氏「泝沅克夜郎」，常亦同范。道可兼通，事堪并举，更无他证即当两存也。至杜氏谓《史》《汉》云：「蹻王滇后十余年秦灭。」且为之算年以质其误。考《史》、《汉》言蹻「王滇。」继言「秦时通五尺道」，于此国「置吏」，「十余岁秦灭。」十余岁，谓通道、置吏至秦亡之年，非谓王滇至秦亡之年。杜氏检核偶未审。乐氏、马氏亦因习便书，疏矣。
译参看《荀子》等三书的文字，大致与《荀子》相同，都说唐昧死后，庄蹻起兵，楚国因此分裂。考察《史记·楚世家》及《六国年表》，记载：“秦国与齐国、韩国共同攻打楚国，杀了楚国将领唐昧，夺取重邱后离去。”这是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秦国夺取楚国的襄城。”三十年，“楚怀王进入秦国。秦国夺取楚国八座城池。”顷襄王元年，“秦国夺取楚国的柝邑，以及十五座城池。”所谓楚国分裂为三四个部分，指的就是这些情况。因此，庄蹻征伐夜郎、夺取滇地，应当以《后汉书》所载的顷襄王时期为准确，这是确凿的证据。至于韩非子说楚庄王想要征伐越国，而杜子举出庄蹻在境内作乱来劝阻楚庄王，这是将楚怀王误作楚庄王了。楚庄王称霸的事迹详载于《春秋左氏传》及《史记》，怎么会有丧失土地给秦国、晋国的事呢。只有楚怀王十七年与秦国在丹阳交战，“秦军大败我军，斩杀甲士八万，俘虏我大将军、副将七十多人，于是夺取了汉中郡。”怀王于是倾尽全国兵力再次袭击秦国，在蓝田交战，楚军大败。”韩国、魏国听说楚国陷入困境，于是向南袭击楚国，到达邓地。”楚国听说后，于是撤军回国。二十年，昭睢又有“大王虽然在越国夺取了土地，不足以洗刷耻辱”的话，见于《史记·楚世家》。可见想要征伐越国而说在秦国、晋国遭受损失，指的就是十七年的事。这确实是把怀王误作庄王无疑。大概庄蹻在怀王时期是盗贼。到了顷襄王时期起兵成为将领。所以杨倞说：“庄蹻起初是盗贼，后来成为将领。”庄蹻开拓南中地区，确切年份没有可见记载。推测只在顷襄王二十年前后。三代以来用兵，没有拖延很久超过三四年之外的。只是没有确证，不敢断定罢了。而《困学纪闻》引用贾谊吊屈原的话说：“称跖、蹻廉洁。”注解说：“楚国的大盗叫庄蹻。”又引用韩非子的话，说“庄蹻大概在庄王时期。庄王的后代称王于滇，是另一个庄蹻，姓名与盗贼相同。”这不过是依据《史记》、《韩非子》来论述，没有加以考证，很难让人信服。又考察《吕氏春秋·介立篇》说：“庄蹻在郢都暴虐。”注解说：“庄蹻，是楚成王的大盗。”又《异用篇》说：“跖与企足得到饴糖，用来打开门闩。”注解说：“跖，是盗跖。企足，是庄蹻。都是大盗的人名。用饴糖粘住门闩，打开别人的府库，夺取别人的财物。”高诱唯独认为庄蹻是成王时期的人，与其他各家不同。大概是用《史记》“威王时”转写时讹误而成。所以《淮南子·主术训》说：“明确地展示给他们，那么跖、蹻的奸邪就会停止。”注解说：“蹻，是庄蹻，楚威王的将军，能做大盗。”仍然写作威王，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后汉书》的庄豪，《吕览》的企足，与其他各书的庄蹻，虽然略有分歧，实际上不是三个人。豪、蹻读音相近。企足是蹻的切音。而且《后汉书》又有“滇王是庄蹻的后代”的话。吕氏《介立》，也仍然写作庄蹻。而郭青螺《庄蹻考》，必定认为称王于滇的庄蹻不是盗贼。说“司马迁、班固既然把顷襄王误作威王，又怎么知道没有把庄豪误作庄蹻。应当采纳范晔的庄豪为正确，马融的豪即矫的说法为错误。”这不过是因为正德年间云南想要祭祀庄蹻，因为“称跖蹻廉洁兮”，李奇注“蹻，是楚国的大盗”，所以没有进行。想着要曲意为之辩护。不值得辩驳。《范书》说“灭掉夜郎”，《华阳国志》说“降服夜郎。”降服是对的。如果是灭掉，那么怎么会有“汉朝与谁相比更大”的说法呢。班固、司马迁说“溯江而定滇”，范晔说“溯沅水而攻克夜郎”，常璩也与范晔相同。道路可以兼通，事情可以并举，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就应当两说并存。至于杜氏说《史记》《汉书》记载：“庄蹻称王于滇后十余年秦国灭亡。”并且计算年份来质疑其错误。考察《史记》、《汉书》说庄蹻“称王于滇。”接着说“秦朝时开通五尺道”，在这个国家“设置官吏”，“十余年后秦国灭亡。”十余年，是指从开通道路、设置官吏到秦国灭亡的年份，不是指从称王于滇到秦国灭亡的年份。杜氏核查偶尔不够审慎。乐氏、马氏也因为习惯方便书写，粗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