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藏顾校第五卷以下有何校元丰本朱字的证验
（４）凡吴管本双行夹注小字，皆朱勒。表示宋刻无之。如二页十八行「按《后汉书》曰」以下双行小字，至三页十三行「按《后汉》本传……复如此矣」之类是。惟二页「公孙系」以下「《后汉》作八ㄙ子系」七小子夹注不勒。足知宋椠所固有。盖吕大防校语也。
（５）朱校吴本，有许多字改来反转不通。如上举３条的李熊，改作雄，即与《后汉书》不合。又如七页四行「屯阆中御鲁」的阆字，朱标作「郎」。同页十行「不义之事」句，朱标义字作「羲」。十页八行「何者之谈，阿谁为失」句，朱标何字于阿字旁。十一页十六行「迁璋于南郡之公安」句朱标「江」字在公字侧作江安。皆只能是表示吕刻异字。若竟照改，便反转不通了。何焯岂能不通至此。即其他任何校书的人也不会作如此不通的窜改。唯何焯校书，才是如此尊重异本原字。从而可以定此为何氏校本之证。又如有些吴本原字，与朱校异本字，本可通用的，朱校亦皆认真地写出该本异字来。这也是何义门校勘的风格。例如卷五二页九行，「置铁钱官」句，铁字旁，朱标「铁」字。四页五行，「募兵得伍千余人」句，伍字旁朱标「五」字。同页十行，「日中饥」句饥字侧标饥字。八页十四行，「欲以客宾待之」句，于客宾侧，朱标「宾客」二字。同页十六行，「璋一无所纳」句，于一字旁朱标「壹」字。十一页三行「牵去砍头」句，砍字旁朱标「斫」字。如此之类甚多，颇似其人谬妄无聊，改古字为今字（如铁）。又改今字为古字（如壹），或颠倒同义字（如宾客），皆属多事，并无足取。不知此正是何义门校书矜慎，毫厘不苟的特点。为考版本者必须重视之处。其字与嘉泰以来刻本每多不同，即可证其所据为元丰本也。
（６）向藏此本中，又多有用朱圈删字，亦表示为宋椠所无。如卷五六页八行，「焉意渐盛」句，渐字上加朱圈。示吕本无渐字。又卷六《刘先主志》第三行，「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贩履、织席自业」句，朱圈早亡二字。又于其侧再划两小圆朱圈。其所表示，为吕刻本于「父弘」下空两格。无「早亡」二字。如此之类，对于审订旧文，大有好处。查钱写李▯本亦作「焉意盛」，《函海》本同，而小注云「此下何本有渐字」，足见渐字乃张佳胤所加，吴何本遵之，《
常志》原所无也。就文义言，「焉意盛」实较「焉意渐盛」为佳，夫上文既已言刘焉「阴图异计」矣，兹又已平定任歧、贾龙反抗之师，则当僭意更盛，何得为「渐盛」乎？《函海》、《先主志》，「父弘」下小注云：「刘、吴、何、李本作宏。」又次「早亡」二字下小注云：「此下刘、吴、何、李本下无空位。」足见「早亡」二字，是李▯就吕刻空位添补字，吕刻所无，即常璩原文亦不应有，有则与下句「先主幼孤」文义重复矣。《三国志?先主传》云：「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未言刘弘何官，而径言「先主少孤」，则弘早卒未仕可知。正因未仕，所以家贫至于「贩履织席」。也正「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所以刘备虽贫而意气摄人。陈寿号称「良史」，行文精简，省言刘弘早卒而早卒之意自见。不言刘弘未仕，而未仕之意自见。常璩用《陈志》为文，于弘下加有字句，取在通俗易解，亦只可能于弘下加「未仕」二字，以明上文「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不应再加「早卒」二字，致与下文「幼孤」重复。由于吕大防所据本二字漫漶，刻本作空二格。张佳胤以八股取科名，未治古文，遂妄补「早亡」二字。何义门得元丰原刻校之，圈去「早亡」还为空位两格。这是他专门注重版本这一优点的一个例证。类似此例之处甚多，就不悉举了。只此一例，亦即可知何焯所据为吕大防刻本，和这一校本的价值之高了。
（７）向藏此本，朱改吴本之字极多，不可胜举。其改最多者，为卷六《刘先主志》。从第七页第六行
译（4）凡是吴本中原本双行夹注的小字，都用朱笔勾勒。这表明宋刻本中没有这些内容。例如第二页第十八行“按《后汉书》曰”以下的双行小字，直到第三页第十三行“按《后汉》本传……复如此矣”之类都是。只有第二页“公孙系”以下的“《后汉》作八ㄙ子系”七个小字的夹注没有勾勒。足以知道这是宋刻本原本就有的。这大概是吕大防的校勘语。
（5）朱笔校勘吴本，有许多字改来反而不通。如上举三条中的李熊，改作熊，就与《后汉书》不合。又如第七页第四行“屯阆中御鲁”的阆字，朱笔标作“郎”。同页第十行“不义之事”句，朱笔标义字作“羲”。第十页第八行“何者之谈，阿谁为失”句，朱笔标何字在阿字旁。第十一页第十六行“迁璋于南郡之公安”句，朱笔标“江”字在公字侧作江安。这些都只能是表示吕刻本的异体字。如果竟然照改，就反而不通了。何焯岂能不通到这种地步。即使其他任何校书的人也不会作如此不通的窜改。唯有何焯校书，才是如此尊重异本的原字。从而可以确定这是何氏校本的证据。又如有些吴本原字，与朱笔校勘的异本字，本来可以通用的，朱笔校勘也都认真地写出该本的异字来。这也是何义门校勘的风格。比如卷五第二页第九行，“置铁钱官”句，铁字旁，朱笔标“铁”字。第四页第五行，“募兵得伍千余人”句，伍字旁朱笔标“五”字。同页第十行，“日中饥”句，饥字侧标饥字。第八页第十四行，“欲以客宾待之”句，于客宾侧，朱笔标“宾客”二字。同页第十六行，“璋一无所纳”句，于一字旁朱笔标“壹”字。第十一页第三行“牵去砍头”句，砍字旁朱笔标“斫”字。如此之类很多，颇似其人谬妄无聊，改古字为今（如铁）。又改今字为古（如壹），或颠倒同义字（如宾客），都属于多事，并无足取。不知道这正是何义门校书矜慎，毫厘不马虎的特点。这是考版本者必须重视的地方。其字与嘉泰以来刻本每多不同，就可以证明他所依据的是元丰本。
（6）向藏此本中，又多有用朱笔圈删字，也表示为宋刻本所无。比如卷五第六页第八行，“焉意渐盛”句，渐字上加朱圈。表示吕本无渐字。又卷六《刘先主传》第三行，“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贩鞋、织席自业”句，朱笔圈早亡二字。又在其侧再划两个小圆朱圈。其所表示，是吕刻本于“父弘”下空两格。无“早亡”二字。如此之类，对于审订旧文，大有裨益。查钱写李〇本也作“焉意盛”，《函海》本同，而小注云“此下何本有渐字”，足以看见渐字乃张佳胤所加，吴何本遵循它，《常志》原本所无也。就文义而言，“焉意盛”实较“焉意渐盛”为佳，上文既已言刘焉“阴图异计”了，这里又已平定任歧、贾龙反抗的军队，则当僭意更盛，怎么能是“渐盛”呢？《函海》、《先主传》，“父弘”下小注云：“刘、吴、何、李本作宏。”又次“早亡”二字下小注云：“此下刘、吴、何、李本下无空格。”足以看见“早亡”二字，是李〇就吕刻空格添补字，吕刻所无，即常璩原本也不应有，有则与下句“先主幼孤”文义重复了。《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祖雄，父弘。世代在州郡做官。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县令。先主少孤，与母亲贩鞋、织席为业。”未言刘弘何官，而径直说“先主少孤”，则弘早卒未仕可知。正因为未仕，所以家贫至于“贩鞋织席”。也正“世代在州郡做官”至弘而止的意思，所以刘备虽贫而意气摄人。陈寿自称“良史”，行文精简，省言刘弘早卒而早卒的意思自见。不言刘弘未仕，而未仕的意思自见。常璩用《陈传》为文，于弘下加有字句，旨在通俗易解，也只可能于弘下加“未仕”二字，以明上文“世代在州郡做官”至弘而止之义；不应再加“早卒”二字，导致与下文“幼孤”重复。由于吕大防所据本二字模糊不清，刻本作空两格。张佳胤以八股取科名，没有研究古文，遂妄补“早亡”二字。何义门得元丰原刻校勘，圈去“早亡”还为空位两格。这是他专门注重版本这一优点的一个例子。类似此例之处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此一例，也就可以知道何焯所依据的是吕大防刻本，和这一校本的价值之高。
（7）向藏此本，朱笔改吴本之字极多，不可胜数。其改最多的，是卷六《刘先主传》。从第七页第六行
「权遣使」三字起，一直勒去三十五行，至第九页首行「先主遂领益州牧」句，凡六百七十字。另用朱字二百九十改写。合全卷所改一百余处，共三百余字中，此连续删改部分占有四分之三。核所朱改文，皆宋刻及刘、函、廖、顾诸本所有；所氻去文，则皆唯吴、何诸被称为「俗本」者乃有。以此可知是张佳胤所改窜，宋刻固不然也。
译从“权遣使”三个字开始，一直删去三十五行，直到第九页首行的“先主遂领益州牧”一句，共计六百七十字。另外用朱笔改写二百九十字。在全卷一百多处改动、共三百余字中，这部分连续删改占据了四分之三。核对朱笔改写的文字，宋刻本以及刘、函、廖、顾各本都有；而删去的文字，则只有吴、何等被称为“俗本”的版本才有。由此可知这是张佳胤篡改的，宋刻本原本并非如此。
宋刻今可证验者惟钱谷影写本与刘大昌本，皆是依据邛州原本。吕大防本已不可得。此所朱校各字与行款，又与邛州李▯刻及李一公刻本不同，则其为依据元丰吕刻可无疑矣。
只就此三十五行论：所改朱字，全是钱谷写本所有，亦康熙时北京残存的刘大昌、李一公本所有（刘本现在北大图书馆，李本即武英聚珍版本所据），应为何焯所见。乃亦一一楷书全文二百九十字于勒去行间，何不以「另见某本」一句代之，而乃不厌其烦如此？又此卷改吴本獗字为「蹶」（五页十三行），强字为「强」（同页十五行）；崄字为「险」（二十行）；弃字为「?」（六页十四、十六两行）；餐字作「?」（九页十四行）；纠字作「▯」（十四页三行）；秭归作「姊」（十五页四行、五行、七行、十二行）；杰字作「桀」（
十七页二行）之类，几如是不知古今字变的多余劳动。甚至如十三页八行，改「洛书宝号命」为「洛宝书号命」；十五页十七行，改「后追已至为」以至；又十六页十行改「是为太宗」之宗为「中」字，则是改通语成不通。如此之例，他卷亦不少。惟亦改出佳字甚多。如改「张飞翼德」为益德（卷六一页十九行，六页十八行，十二页十行）；改「柳柱」為「?柱」（二頁三行）；改「高堂尉」为高唐尉（同页四行）；改「糜竺」为麇竺（三页七行）；改「令关羽入益州」为「下益阳」（十页三行）；改「君马何駃」为「何驶」（十一页八行、九行）；改「图曹仁于樊城」之图作「围」（十二页二行）；改「
羽美须髭」之须为「●」（同页十二行）；改「举兵拒守」之兵为「
郡」（十六页八行）；改「元▯汉祚」之元为「克」（十七页六行），全书如此佳改亦甚多。应皆只是机械地依据元丰本改，非如他人之意为改窜。此何校可贵处也。
以上七点说明向达（觉明）所藏，是何焯用内府朱砂将宋吕大防元丰刻本校录于吴管刻《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残卷上的真迹。其可珍处，端在于保存了吕刻的形貌。这也并非认为吕刻就是正确的。自晋永和至宋元丰，已经九百三十年，《常志》被传钞窜乱若干次了。吕氏所得，并非善本，除已全阙《巴郡士女赞传》外，错、讹、衍、脱字句亦多。但不至如张佳胤之自作聪明、信手妄改耳。元丰至今又已九百余年，窜刻纷纷、展转诱误。纷厖诸刻，实皆自元丰本一源所出，而元丰本久绝于世，无凭订正！甚至明刻如张佳胤蒲州刻本亦不可得，仅赖吴管《古今逸史》本存其形骸。《四部丛刊》影印之钱叔宝钞本，与明代的刘大昌刻本，亦保存得嘉泰邛州本原貌。张佳胤自称得元丰本，乃与钱、刘本大异。至干嘉世，通儒辈出，始识张、吴、何本之谬，訿为「俗本」。然因元丰旧刻绝迹，莫有能知「俗本」之所以为谬者。尤可怪在：何焯校存之元丰本真迹，人亦不识，至于已入名校雠家孙星衍、顾广圻、顾槐三之手，亦不之识，涂批其上满?。又至于书估得其后八卷残幅，已知其为何焯校真迹矣，而不能售，再伪造何焯题记以欺世，而后展转入藏向家。向觉明先生极其珍视，初未愿借出，由徐中舒先生介绍恳请，乃因谢国祯先生赴川大讲学之便携致，约定讲学完毕携回。还书时，余曾建议用原件拍照，分朱、赭、墨三色套印行世。值十年混乱，未克如愿。甚愿此宝物重光于世也。
十七 向藏本之顾批及其他干嘉名流题记。
此八卷中，除何焯用内府朱工楷真书和符号部分鲜明易辨外，又有用市售下品朱批校文字与符号相混。其色黯淡，笔带行草，粗大，非何焯原有甚明。而与顾广圻墨校笔致和款式正同。可以估定为顾广圻先后多次批校真迹。其证如下：
（１）卷五，三页，十八行「自是莫有言者」之下，鲜朱有两小方圈，表示当空二格。其上眉墨批「当连」二字，行书。此外无字。显然是顾广圻谓朱校空格于文未合。未知原校人与其校例所致。
（２）鲜朱校无额
译宋代刻本如今能够考证验证的，只有钱谷影写本与刘大昌本，二者都是依据邛州原本。吕大防本已经无法得到。这里朱笔校改的各字与行款，又与邛州李某某刻本及李一公刻本不同，那么它是依据元丰吕刻本，就毫无疑问了。
仅就这三十五行来说：所改的朱字，全是钱谷写本所有的，也是康熙时北京残存的刘大昌、李一公本所有的（刘本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本即武英殿聚珍版本所依据的底本），应当是何焯所见到的。于是也一一用楷书将全文二百九十字写在削去的行间，为什么不以“另见某本”一句代替，却如此不厌其烦？又如这卷将吴本的“獗”字改为“蹶”（第五页第十三行），“强”字改为“强”（同页第十五行）；“崄”字改为“险”（第二十行）；“弃”字改为“? ”（第六页第十四、十六两行）；“餐”字作“? ”（第九页第十四行）；“纠”字作“〇”（第十四页第三行）；“秭归”作“姊”（第十五页第四、五、七、十二行）；“杰”字作“桀”（第十七页第二行）之类，几乎是不知古今字变化的多余劳动。甚至如第十三页第八行，将“洛书宝号命”改为“洛宝书号命”；第十五页第十七行，将“后追已至为”改为“以至”；又如第十六页第十行将“是为太宗”的“宗”字改为“中”字，则是把通顺的话改成了不通顺。这样的例子，其他卷中也不少。但也改出了很多好字。如将“张飞翼德”改为“益德”（卷六第一页第十九行，第六页第十八行，第十二页第十行）；将“柳柱”改为“?柱”（第二页第三行）；将“高堂尉”改为“高唐尉”（同页第四行）；将“糜竺”改为“麇竺”（第三页第七行）；将“令关羽入益州”改为“下益阳”（第十页第三行）；将“君马何駃”改为“何驶”（第十一页第八、九行）；将“图曹仁于樊城”的“图”改为“围”（第十二页第二行）；将“羽美须髭”的“须”改为“●”（同页第十二行）；将“举兵拒守”的“兵”改为“郡”（第十六页第八行）；将“元〇汉祚”的“元”改为“克”（第十七页第六行），全书如此好的改动也很多。这些都应当只是机械地依据元丰本进行改动，不像他人那样有意篡改。这是何焯校勘的可贵之处。
以上七点说明向达（觉明）所藏的，是何焯用内府朱砂将宋代吕大防元丰刻本校录在吴管刻《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残卷》上的真迹。它的珍贵之处，在于保存了吕刻本的形貌。这并非认为吕刻本就是正确的。从晋代永和到宋代元丰，已经九百三十年，《华阳国志》被传抄篡改了多少次了。吕氏所得到的，并非善本，除了完全缺失《巴郡士女赞传》外，错字、讹字、衍文、脱漏字句也很多。但不至于像张佳胤那样自作聪明、信手妄改。元丰至今又已九百余年，篡改刻本纷纷，辗转误导。纷杂众多的刻本，实际上都出自元丰本这一源头，而元丰本早已失传于世，没有依据可以订正！甚至明代刻本如张佳胤蒲州刻本也得不到，仅依靠吴管《古今逸史》本保存其形骸。《四部丛刊》影印的钱叔宝钞本，与明代的刘大昌刻本也保存了嘉泰邛州本的原貌。张佳胤自称得到元丰本，却与钱、刘二本大相径庭。到了乾嘉时期，通儒辈出，才开始认识到张、吴、何本的错误，斥之为“俗本”。然而因为元丰旧刻绝迹，没有人能知道“俗本”之所以错误的原因。尤其奇怪的是：何焯校存的元丰本真迹，人们也不认识，以至于落入名校雠家孙星衍、顾广圻、槐三之手，他们也不认识，在上面涂批满纸。又至于书商得到其后八卷残幅，已知其为何焯校勘真迹了，却卖不出去，再伪造何焯题记来欺骗世人，而后辗转进入向家收藏。向觉明先生极其珍视，起初不愿借出，经由徐中舒先生介绍恳请，才因为谢国祯先生赴四川大学讲学而携带前往，约定讲学完毕后带回。还书时，我曾建议用原件拍照，分朱、赭、墨三色印刷出版。正值十年动乱，未能如愿。非常希望此宝物能重见天日。
十七 向藏本的顾广圻批注及其他乾嘉名流题记
这八卷中，除了何焯用内府朱砂工整楷书和符号部分鲜明易辨外，又有用市售劣质朱砂批校文字与符号混杂。其颜色黯淡，笔迹带有行草，粗大，显然不是何焯原有的。而与顾广圻墨校笔致和格式正同。可以估定为顾广圻先后多次批校的痕迹。证据如下：
（1）卷五，第三页，第十八行“自是莫有言者”之下，鲜朱有两个小方圈，表示应当空两格。其上方眉批墨书“当连”二字，为行书。此外无字。显然是顾广圻认为朱校空格于文意不合。不知原校人及其校例所致。
（2）鲜朱校无额
批，黯朱校与墨校则额批甚多，皆顾氏笔迹，且有明文属于顾校之证。例如：卷七、（《刘后主志》）十九页十二行，王崇论后主「外拔四屯之奇将」句，淡朱画△号于屯字旁，而于额上批云：「屯当作七，《东都赋》曰：授钺四七。」并双行小注其下云：「丁卯五月得此一条。」此为顾氏初校最得意处真迹甚明。又同页十四行「内无骨肉之谋」句，骨肉二字旁黯朱书「?附」二字，额上有行书墨批「?附见《诗》」四字。?即今胥字。「见《诗》」谓《小雅?角弓》「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胥读如疏，与《大雅》「
译批校中，淡朱笔校与墨笔校相比，眉批的数量非常多，都是顾氏的笔迹，而且有明确的文字证据表明这些校勘属于顾氏。例如：卷七（《刘后主志》）第十九页第十二行，王崇论述后主“外拔四屯之奇将”一句，在“屯”字旁边用淡朱笔画了三角形符号，并在页眉上批注说：“‘屯’字应当作‘七’，《东都赋》说：‘授钺四七。’”并在下方用双行小字加注说：“丁卯年五月得到这一条校勘。”这是顾氏初次校勘时最得意之处的真迹，非常明显。又如同一页第十四行“内无骨肉之谋”一句，在“骨肉”二字旁边用淡朱笔写了“?附”二字，页眉上有行书墨批“?附见《诗》”四字。“?”就是现在的“胥”字。“见《诗》”是指《小雅·角弓》中的“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胥”读作“疏”，与《大雅》中的
余曰有疏附」同义。此应是顾氏初校认为「骨肉」字当作「?附」，为廖寅或其友人所不解，询之，乃又用墨批此四字。皆足为两种朱校分别出于何顾二氏与顾氏曾多次校批之证。钱谷写本字作「骨附」，足见李▯刻本亦讹?为骨。张、吴、何本更讹作「骨肉」。顾广圻乃校还王崇原字。这是顾氏校书的最大优点。何焯只顾版本，不问文义。顾氏只顾文义，不问版本。皆有偏废之憾。今此书会两长于一册，使长短相补，美满无憾，亦校雠界之快事。
（３）又，卷八（《大同志》）十一页二行，「而绵竹降，涪陵民药绅、杜阿应尚」句，药字侧鲜朱楷写一「乐」字。其上额先有黯朱行书批：「本涪陵民而降于绵竹也。赤祖在绵竹」十五字。又有墨批「《通鉴》是药字」五字，在此十五字旁（即第一行上方）。显然，乐字是何据元丰本改之异字。额上十五朱字，是顾千里初校时体会「
绵竹降涪陵民」文意，并指出上文「赤祖」为体会线索。其旁五墨字，则是其后重校时所得，以指旧校药为乐未是。这也是何、顾二校各自为政，与顾前后校汇于一处的证验。如此之类还多。
（４）又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一页十七行上，「
乃将民入郪王城食谷芋」句上，先有黯朱批「王当作五。郪县、五城县，皆属广汉。癸亥十月，千里校」二十字。复用墨圈，而另墨批云：「《通鉴》太安二年注引宋白：郪王城基址见在。然则郪旧有此名耳。癸酉三月。」二十九字。又复有「郪、五城，又见《蜀后主志》。意以前说为长。宋白恐未足据」二十一朱字，未注年月。按笔迹，亦当出顾氏手。是顾氏既已肯定「郪王城」当作「郪、五城」。十年后重校，又自推翻前说，更从宋白。又阅时，复自疑而两存之。其矜慎之处，至足钦佩（何焯此处无校迹）。如此之类亦多。大体皆采入本书校注中，不一一举。
（５）顾氏不问版本，但凭淹博古笈，校得佳字甚多。其得意时，每自标注名字、年月于校语下。如「广圻按」（卷五的七页，六卷四页，七卷十页，十五页，八卷五页，十二页，十五页，直至十二卷尚有三处），「涧苹校定」（七卷五页，九卷六页，十二页）；「癸亥十月，千里」（八卷十九页）；「癸酉三月」（见上条）；「癸酉」（十卷三页）；「癸亥十月」（十卷八页）；「癸酉五月得此条」（
十一卷十一页，谓吴本「太子中庶子」句下「傅从后」的傅从字「当作转徙。指愍怀太子废后，自金镛城徙许也」）；与「癸酉五月得此」（十一卷十八页，谓吴本第十三行「曩日失策江陵」句「当作西陵，指羊祜救西陵，督步阐为陆抗所败也」）。如此诸处，渊雅博通，精辟深透，而着字不多，实为从来校勘家所仅有，无怪其能名驰全国也。
（６）顾校真迹，未自着名字、年月者更多于上条十倍。由其字体、文体和格式，极易分辨。最后在吴本「附江原常氏《士女目录》」和「张佳▯辑录」两行额上批云：「坏《华阳国志》者张佳允也」十字。又于其第二十行「便敬宾妇常元常」条之上常字画×，批其眉上云：「不通至此」。足见其识力和气魄。他原不注意版本，目中固无张佳胤，徒因吴刻依张本有此附篇，与所辑「女三人」之不通，乃判断蓝本与张佳▯刻有关而下前条判语，竟与张、吴本有关各方面史实符合。是亦其识力可钦之处。
（７）觉明向氏所藏此本，除已镕合何焯、顾广圻两大名校外，又复参有顾槐三校批。明着「秋碧按」字者一处（未署名者不计）。又复有李调元、段玉裁及未署名等人题记，皆小字细书于脚栏外。因与校注无关，不录。举此以见此八卷明刻底本，自何焯校后，经阅人物之多。
十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载记类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常璩撰。璩字道将，江原人，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晋书》载劝势降桓温者即璩，盖亦谯周之流也。《隋书?经籍志?霸史类
译我说“有疏附”与“同义”二字。这应当是顾氏初次校勘时认为“骨肉”二字当作“疏附”，廖寅或其朋友不理解，询问后，顾氏又用墨笔批注了这四个字。这些都足以证明两种朱笔校勘分别出自何焯和顾广圻二人，且顾氏曾多次校勘批注。钱谷抄本中文字作“骨附”，足以证明李兆洛刻本也将“疏”讹误为“骨”。张、吴、何刻本更是讹误作“骨肉”。顾广圻于是校订还原了王崇原的字。这是顾氏校书的最大优点。何焯只顾及版本，不探究文义；顾氏只探究文义，不考究版本。二者都有偏废的遗憾。现在这本书将两者的长处汇于一册，使长短互补，完美无缺，这也是校勘学界的一件快事。
（3）另外，卷八（《大同志》）第十一页第二行，“而绵竹降，涪陵民药绅、杜应尚”一句中，“药”字旁边用朱笔楷书写了一个“乐”字。其上方先前有暗红色行书批注：“本是涪陵百姓而降于绵竹。赤祖在绵竹”十五个字。又有墨笔批注“《通鉴》作‘药’字”五个字，在这十五个字旁边（即第一行上方）。显然，“乐”字是何焯根据元丰本改出的异文。上方那十五个朱字，是顾千里初次校勘时体会“绵竹降涪陵民”的文意，并指出上文“赤祖”作为理解的线索。旁边那五个墨字，则是他后来重新校勘时所得，用以指出旧校将“药”改为“乐”是不对的。这也是何、顾二人校勘各自为政，以及顾氏前后校勘汇于一处的证据。此类情况还有很多。
（4）又，卷九（《李特、雄、期、寿、世志》）第一页第十七行上方，“乃将民入郪王城食谷芋”一句上，先前有暗红色批注：“‘王’当作‘五’。郪县、五城县，都属于广汉。癸亥十月，千里校”二十个字。又用墨笔圈出，另用墨笔批注说：“《通鉴》太安二年注引宋白说：郪王城基址尚存。那么郪地旧有此名。癸酉三月。”共二十三个字。又有“郪、五城，又见于《蜀后主志》。我认为前一种说法更合理。宋白恐怕不足以依据”二十一个朱字，未注明年月。根据笔迹，也应当出自顾氏之手。这说明顾氏既然已经肯定“郪王城”当作“郪、五城”，十年后重新校勘，又自行推翻前说，转而采纳宋白的说法。又过了一段时间，再次自我怀疑而两说并存。他这种谨慎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何焯此处没有校勘痕迹）。此类情况也很多。大体上都已采入本书校注中，不一一列举。
（5）顾氏不考究版本，仅凭渊博的古籍知识，校订出许多佳字。他得意时，常在批语下标注自己的名字和年月。如“广圻按”（卷五第七页，卷六第四页，卷七第十页、第十五页，卷八第五页、第十二页、第十五页，直至卷十二还有三处），“涧苹校定”（卷七第五页，卷九第六页、第十二页）；“癸亥十月，千里”（卷八第十九页）；“癸酉三月”（见上条）；“癸酉”（卷十第三页）；“癸亥十月”（卷十第八页）；“癸酉五月得此条”（卷十一第十一页，谓吴本“太子中庶子”句下“傅从后”的“傅从”二字“当作转徙。指愍怀太子被废后，自金镛城迁徙到许昌”）；与“癸酉五月得此”（卷十一第十八页，谓吴本第十三行“曩日失策江陵”句“当作西陵，指羊祜救援西陵，督步阐被陆抗击败”）。如此各处，渊雅博通，精辟深刻，而用字不多，实为历来校勘家所罕见，难怪他能名扬全国。
（6）顾氏校勘真迹，未标注名字、年月的比上述情况多出十倍。由其字体、文体和格式，极易分辨。最后，在吴本“附江原常氏《士女目录》”和“张佳胤辑录”两行标题上批注说：“毁坏《华阳国志》的是张佳胤”十个字。又在其第二十行“便敬宾妇常元常”条目上方的“常”字上画×，在页眉批注说：“不通到这种地步”。足以见其见识和魄力。他原本不注意版本，眼中固然没有张佳胤，只是因为吴刻本依据张本有此附录，与其所辑“女三人”之不通顺，便判断底本与张佳胤刻本有关而下前条判语，竟与张、吴刻本相关的各方面史实相符。这也是其见识值得钦佩之处。
（7）觉明向氏所藏此本，除了已融合何焯、顾广圻两大名家校勘外，又参有顾槐三的校批。明确写着“秋碧按”字样的有一处（未署名者不计）。又有李调元、段玉裁及未署名等人的题记，都用小字细书于脚栏之外。因与校注无关，不予收录。举此以见此八卷明刻底本，自从何焯校勘后，经过阅览的人物之多。
十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载记类《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代常璩撰。常璩字道将，江原人，在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晋书记载劝李势投降桓温的人就是常璩，大概也是谯周一类的人。《隋书·经籍志·霸史类
》中，载璩撰《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十二卷。《汉之书》，《唐志》尚着录，今已久佚。惟《华阳国志》存，卷数与《隋志》、《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传写误也。其书所述，始于开辟，终于永和三年。首为《巴志》，次《汉中志》，次《蜀志》，次《南中志》，次《公孙、刘二牧志》，次《刘先主志》，次《刘后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记汉晋平蜀之后事也。次《李特雄期寿势志》，次《先贤士女总赞论》，次《后贤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录》。宋元丰中，吕大防尝刻于成都，大防自为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序，称：吕刻刓阙，观者莫晓所谓。尝博访善本以证其误而莫之或得，因摭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前后失序，本末舛迕者，则考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附记，称：《李势志》传写脱漏，续成以补其阙。则是书又于残阙之余，李▯为之补缀窜易，非尽璩之旧矣。▯刻本世亦不传。今所传者惟影写本。又有何镗《汉魏丛书》、吴管《
译《隋书·经籍志》中，记载常璩撰写的《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十二卷。《汉之书》在《唐书·经籍志》中尚有著录，如今早已失传。只有《华阳国志》保存下来，卷数与《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相符。《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为十三卷，怀疑是传抄时的错误。该书所述内容，起始于天地开辟，终结于永和三年。首先为《巴志》，其次是《汉中志》，再次是《蜀志》，接着是《南中志》，然后是《公孙、刘二牧志》，再是《刘先主志》，随后是《刘后主志》，最后是《大同志》。所谓“大同”，是记载汉、晋平定蜀地之后的事情。接下来是《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然后是《先贤士女总赞论》，接着是《后贤志》，再是《序志》，最后是《三州士女目录》。宋代元丰年间，吕大防曾在成都刊刻此书，吕大防亲自作序。又有嘉泰甲子年李〇所作的序，称：吕大防刻本残缺不全，读者无法理解其意。他曾广泛访求善本来考证其错误，却未能得到，于是选取两汉史书、陈寿《蜀书》、《益部耆老传》互相参校，以决断疑难。凡是同一件事前后顺序错乱、本末颠倒的，就考证纠正；凡是同一意思而词句重复、句读错杂的，就删削去除。又在第九卷末尾有李〇附记，称：《李势志》在传抄中脱漏，续写完成以补其缺失。那么这本书在残损缺失之余，李〇为之修补篡改，并非全是常璩的原貌了。李〇的刻本世间也已不传。如今所流传的只有影抄本。又有何镗《汉魏丛书》、吴琯《
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刻三本。何吴二家之本，多张佳允所补《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而佚去《蜀中士女》以下至《犍为士女》共二卷。盖▯本第十卷分上中下，镗等仅刻其下卷也。又唯《后贤志》中二十人有赞，其余并阙。▯本则蜀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士女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赞。宇度本亦同。盖明人刻书，好以意为删削，新本既行，旧本渐泯，原书遂不可觌。宇度之本，从▯本录出，此二卷偶存，亦天幸也。惟▯本以序志置于末，而宇度本升于简端。考《▯序》称：首述巴蜀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以西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则《序志》本在后，宇度不知古例，始误移之。又《总赞》相续成文，《▯序》亦与《序志》并称，宜别为一篇，而▯本亦割冠各传之首，殊不可解。殆如毛公之移《诗序》，李鼎祚之分《序卦传》乎。今姑从▯本录之，而附着其改窜之非如右。其张佳允所续常氏士女十九人，亦并从何镗、吴管二本录入，以补璩之遗焉。
十九 章宗瀛校四库全书考证史部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 晋常璩撰
卷一
《巴志》：「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原本封讹以。又：「
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与。」原本阙与字。并据何允中本改补。
汉末政衰条：「业业仰前修。」原本前讹有。据何本改。
江州县、郡治条：「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原本林作休。据何本改。
临江县：「枳东四百里接朐忍。」原本四讹西。据何本改。
朐忍县条：「山有大小石城并灵寿木、盐井、灵龟。」原本并讹势。据何本改。
涪陵郡条：「世号灵义出涪陵县郡治。」原有阙。出字，据何本补。
卷二
《汉中志》：「罽宾、明珠、玳瑁。」原本宾讹宝，据《汉书》改。
南郑县?郡治条：「大姓李、程、赵氏。」原本赵讹公。据何本改。
刘先主条：「又遣副军中郎将刘封乘沔水会达。」原本脱封字，据《蜀志》增。
蜀平条：「去洛一千七百里。」原本脱里字，据何本增。
卷十上
《先贤士女总赞论》：「迁京兆尹，侍中，长水校尉。」原本长，讹张，据《后汉书》改。
二十 山右丛书耿氏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史部九载记类华阳国志丛记两种
一
《山右丛书》，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所见为「初编」，凡三十种，共一百册。其《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百四十六卷，凡三十三册（第十三册至第四十五册），灵石县耿文光撰。首《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稿序》，谓：「创始于光绪五年七月，断手于十四年三月，凡九阅寒暑，四易稿而成。」自注「初?录书名、卷数、撰人名氏，如胡刻《
四库附存书目》之例。次稿略着版本，节录序跋，如《天一阁书目》之例。三稿略辨版本，如《书目答问》之例。有所见及，于三稿中横批侧注，……并各家书目，参互考订，以成是编。时代之先后，尚须订正。」末署「光绪十一年岁己酉，二月十五日，灵石耿文光字斗垣、一字酉山、别号苏溪渔隐撰。」他所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凡四十五类，先制有编制规格。兹摘录其《华阳国志》部分如下（如原式。加标点。原有双行小夹注，兹改用括弧夹注）：
《华阳国志》十二卷
晋常璩撰
《函海》本李调元依影宋本校刊。前有嘉泰甲子李▯（古字塈）叔廑重刊序。……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在《序志》后。明有何镗《汉魏丛书》、吴管《古今逸史》及何宇度所刻三本。佚去卷十之上中。
李氏序曰：古者封建五等诸侯国，皆有史以记事，……《总赞》序终焉。（按：《总赞》为一篇，韵语相承。不知谁氏冠于各名之上。）就其三者之间，于一方人物尤致深意，……而律之。（叔廑序见
译《古今逸史》以及明代何宇度所刻的三种版本。何镗、吴管两家的版本，大多补入了张佳允所续的《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却遗漏了从《蜀中士女》到《犍为士女》共两卷的内容。这是因为〇本第十卷分为上、中、下三卷，何镗等人只刻印了下卷。此外，只有《后贤志》中的二十人有赞语，其余的都没有。〇本中蜀郡、广汉、犍为、汉中、梓�的士女一百九十四人，每人都有赞语。何宇度的版本也相同。大概是因为明代人刻书，喜欢凭主观意见删削，新版本流行后，旧版本逐渐湮没，原书于是无法得见。何宇度的版本是从〇本抄录出来的，这两卷偶然得以保存，也是天大的幸运。只是〇本把序志放在末尾，而何宇度的版本将其移到卷首。考察《〇序》说：首先叙述巴蜀南中的风土人情。接着列举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的兴废，以及晋太康年间的大一统，直到李特、李雄、李寿、李势的僭窃。以西汉以来的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和《序志》作为结尾。那么《序志》本来是在后面的，何宇度不懂古例，才错误地将其移动。又《总赞》是相续成文的，《〇序》也与《序志》并称，理应单独成为一篇，而〇本也将其割裂置于各传之首，实在令人不解。这大概就像毛公移动《诗序》，李鼎祚分割《序卦传》一样。现在暂且依照〇本抄录，并将上述其改窜之非附在后面。至于张佳允所续的常氏士女十九人，也都从何镗、吴管两本中录入，以补常璩的遗缺。
十九 章宗瀛校《四库全书考证》史部《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 晋常璩撰
卷一
《巴志》：“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原本“封”字讹误为“以”。又：“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与。”原本缺“与”字。都根据何允中的版本改正补充。
汉末政衰条：“业业仰前修。”原本“前”字讹误为“有”。根据何本改正。
江州县、郡治条：“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原本“林”字作“休”。根据何本改正。
临江县：“枳东四百里接朐忍。”原本“四”字讹误为“西”。根据何本改正。
朐忍县条：“山有大小石城并灵寿木、盐井、靈龟。”原本“并”字讹误为“势”。根据何本改正。
涪陵郡条：“世号灵义出涪陵县郡治。”原本缺“出”字，根据何本补充。
卷二
《汉中志》：“罽宾、明珠、玳瑁。”原本“宾”字讹误为“宝”，根据《汉书》改正。
南郑县、郡治条：“大姓李、程、赵氏。”原本“赵”字讹误为“公”。根据何本改正。
刘先主条：“又遣副军中郎将刘封乘沔水会達。”原本脱漏“封”字，根据《蜀志》增补。
蜀平条：“去洛一千七百里。”原本脱漏“里”字，根据何本增补。
卷十上
《先贤士女总赞论》：“迁京兆尹，侍中，长水校尉。”原本“长”字讹误为“张”，根据《后汉书》改正。
二十 山右丛书耿氏《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史部九载记类《华阳国志》丛记两种
一
《山右丛书》，由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纂。所见为“初编”，共三十种，一百册。其中《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一百四十六卷，共三十三册（第十三册至第四十五册），由灵石县耿文光撰写。开头有《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稿序》，说：“创始于光绪五年七月，断手于十四年三月，历经九个寒暑，四次修改稿本才完成。”自注说：“初稿只记录书名、卷数、撰者姓名，如同胡刻《四库附存书目》的体例。二稿略记版本，节录序跋，如同《天一阁书目》的体例。三稿略辨版本，如同《书目答问》的体例。有所见及，在三稿中横批侧注，……并参考各家书目，参互考订，以此编成此书。时代的先后，尚须订正。”末尾署名“光绪十一年岁己酉，二月十五日，灵石耿文光学斗垣、一字酉山、别号苏溪渔隐藏撰。”他所藏的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四十五类，先制定了编制规格。现摘录其《华阳国志》部分如下（依照原式。加标点。原有双行小夹注，现改用括弧夹注）：
《华阳国志》十二卷
晋常璩撰
《函海》本李调元依据影宋本校刊。前有嘉泰甲子李塈（古字塈）叔廑重刊序言。……西汉以来的《士女目录》，在《序志》之后。明代有何镗《汉魏丛书》、吴管《古今�史》以及何宇度所刻的三种版本。遗漏了第十卷的上、中两卷。
李氏序言说：古代封建五等诸侯国，都有史官记事，……《总赞》作为序言的结尾。（按：《总赞》是一篇，韵语相承。不知是谁将其冠于各人名之上。）在这三者之间，对一方人物尤其深意，……而律之。（叔廑序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