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

译其卦象为坤，所以多斑彩文章。其时辰值未，所以崇尚滋味。德运在少昊，所以喜好辛香。星宿对应舆鬼，所以君子精明敏捷，小人鬼祟狡黠。与秦国同处分野，所以多强悍勇猛。在《诗经》中，文王的教化，遍及江汉之地，秦与豳同咏，所以有夏声。顾观光校云：“《长短经》注引作‘秦豳同诗，秦蜀同分’。”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百谷繁茂，四季成熟。桑、漆、麻、苎，无不有之。

二

周朝时，以秦巴为界限，虽然奉行王室的职事，却不能参与春秋时期的盟会，君长们的文书轨制各不相同。

周朝纲纪败坏，蜀地率先称王。有蜀侯蚕丛，他的眼睛竖着，开始称王。死后，制作石棺、石椁。国人跟随他这样做。所以风俗中以石棺椁为纵目人的坟墓。其次为王，叫柏灌。其次为王，叫鱼凫。鱼凫王在湔山打猎，忽然得道成仙。蜀人思念他，为他立祠于湔。

后来有王叫杜宇，教导百姓务农。一号杜主。当时朱提有梁氏女子叫利，在江源游玩。杜宇喜欢她，纳她为妃。迁治所到郫邑。或者治所在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认为功德高于众王。于是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门，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沔、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之地，南中为园苑。恰逢水灾，他的相开明，决开玉垒山以消除水患。帝于是把政事委托给他，效法尧舜禅让之义，禅位于开明。帝登上西山隐居。当时正值二月，子鹃鸟鸣叫。所以蜀人悲子鹃鸟鸣叫。巴也受其教化而致力农务。直到如今巴蜀百姓务农，时常先祭祀杜主君。

三

开明即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打秦国，到达雍地。生保子帝。保子帝攻打青衣，威势扩张于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开始建立宗庙。酒叫醴，乐叫荆。人崇尚红色。帝称王。当时蜀国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起万钧重物。每当王去世，就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作为墓志。现在的石笋就是。号曰笋里。没有谥号序列，只以五色为主。所以他的庙称青、赤、黑、黄、白帝。开明王梦见廓移，于是迁治所到成都。

周显王时，蜀王拥有褒汉之地。因为在山谷中打猎，与秦惠王相遇。惠王用一笥金子赠送蜀王。蜀王回报珍玩之物，物品化为泥土。惠王愤怒。群臣祝贺说：“上天顺承我们了！大王将得到蜀地土地。”惠王高兴。于是制作石牛五头，早晨在它后面泻金，说“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喜悦，派使者请求石牛，

译秦惠王答应了他。于是开始修筑通往蜀地的道路。派遣五个壮汉去迎接石牛。石牛既不能用来冶炼金属，惠王愤怒地让他们返回。于是嘲笑秦国人说：“东边放牛的小儿。”秦国人嘲笑他们，说：“我虽然是放牛的小儿，也应当得到蜀地。”

译武都有一位男子，化身为女子，美丽而艳丽，大概是山精。蜀王纳她为妃。她不适应当地水土，想要离开。蜀王一定要留住她，于是创作《东平》之歌来使她快乐。不久，她去世。蜀王哀悼她。于是派遣五丁去武都担土，为妃子修筑坟墓，占地数亩，高七丈。上面有石镜。后来，蜀王悲痛哀悼，又创作《臾邪歌》、《陇归之曲》。那些亲自埋葬修筑坟墓的人，都立方形石头来标记她的墓。成都县内有一块方形折石，周长大约六尺，长约三丈。距离城北六十里叫毗桥的地方，也有一块折石，也是这样。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土。公孙述时期，武担石折断。所以治中从事任文公感叹说：“唉！西方的智士死了。我大概会应验这件事。”当年就去世了。

周显王十二年，蜀侯出使秦国朝见。秦惠王多次进献美女，蜀王为此感动，所以去朝见。惠王知道蜀王喜好美色，答应将五个女儿嫁给蜀国。蜀国派遣五丁去迎接她们。返回时到达梓潼，看见一条大蛇进入洞穴中。一人抓住它的尾巴，拉扯它，不能拉动。等到五人一起帮助，大声呼喊拖拽蛇。山崩，当时压死了五人和秦国的五个女子，以及随从；而山裂开成为五岭。正值蛇穴处，山顶上有平石。蜀王悲痛哀伤，于是登上它。因此命名为五妇冢山。在平石上修筑望妇堠。现在这座山，有的名字叫五丁冢。

蜀王另外封弟弟葭萌在汉中，号称苴侯。命令他的邑叫葭萌。苴侯与巴王交好。巴与蜀是仇敌，所以蜀王发怒，讨伐苴。苴侯逃奔到巴。向秦国求救。秦惠王正想谋划楚国，群臣议论说：“蜀国，是西方偏僻的国家，与戎狄为邻，不如讨伐楚国。”司马错、中尉田真黄说：“蜀国有桀纣那样的动乱。它的国家富饶，得到它的布帛金银，足以供给军需。水路通向楚国。拥有巴国的精锐士兵，乘坐大船向东进犯楚国，楚国的土地可以得到。得到蜀国就得到楚国。楚国灭亡，那么天下就统一了。”惠王说：“好！”

周慎王五年秋天，秦国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讨伐蜀国。蜀王亲自从葭萌抵抗他们，大败。蜀王逃跑到武阳，被秦军杀害。他的相傅及太子退守到逢乡，死在白鹿山。开明氏于是灭亡。总共在蜀称王十二代。冬天十月，蜀国平定。司马错等趁机夺取苴与巴。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儿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设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仍然强大，于是迁移秦国百姓一万户去充实那里。三年，划分巴、蜀设置汉中郡。六年，陈壮反叛，杀死蜀侯通国。秦国派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再次讨伐蜀国。诛杀陈壮。七年，封公子恽为蜀侯。司马错率领巴、蜀民众十万，大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沿长江讨伐楚国，夺取商于的土地，设置为黔中郡。

译下面有一段长注说：“按，这里有错误。查考《史记》，周赧王二年，公子通被封为蜀侯。赧王四年，蜀相杀害了蜀侯。赧王五年，诛杀了蜀相。秦惠王即位十三年后，第二年改元。又过了十二年。总共二十五年，对应周赧王二年。那么周赧王三年就对应秦惠王二十六年。周赧王四年，对应秦惠王二十七年。这一年秦惠王去世。周赧王五年对应秦武王元年。必定是经过宋人篡改，于是变得无法通顺了。”现在按：廖氏注解说《华阳国志》与《史记》的记载常常相差一年。秦汉时期历法尚不精密，各家推算方法不同，纪年的年度往往有差异。谯周、常璩的著作与《史记》所记载的年度本来常常相差一年。《资治通鉴》从秦始皇元年开始，才具备干支纪年，确定了年度的标识。秦始皇元年以前各书的纪年都纷乱歧异，与干支不合，难以确定谁对谁错，原因就在这里。张仪和若城修筑成都城，周长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长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长六里，高五丈。修筑下仓，上面都有房屋。而应当写作“门”。设置观楼，刘氏本倒写为“楼观”。射兰。应当写作“阑”。张、吴、何、王本写作“射圃”。成都县治所原本在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在内城营建广府官舍，设置盐铁市官以及长、丞。修整里巷市场，市场陈列店铺，与咸阳的制度相同。修筑城墙取土，距离城墙十里，借此用来养鱼，即现在的万岁池，《水经注》卷三十三写作万顷池。廖本说“应当写作‘倾’”。这是对的。秦惠王二十七年。刘氏本此句作双行夹注，没有“也”字。此处元丰本空四格，刘氏本提行，钱、《函》、廖氏本空格，其他本连写。应当连写。城北又有龙池，元丰、张、吴、何、王本写作“坝”。嘉泰、刘、钱、《函》本写作“池”。

译《水经注》作“堤”。廖本作“?”，注云“当作堤”。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这十个字以上至“城北”，文字与《水经注》卷三十三完全相同。而本书缺少“西北”至“径通”十个字。应是宋刻本已经脱落。现补入。其园囿依此而建。平阳山也有池泽，是蜀王渔猎的地方。

周赧王十四年，蜀侯恽祭祀山川，向秦昭襄王进献贡品，应当是昭襄王。周赧王十四年，是秦昭襄王六年。又过了五十年才去世。他的儿子孝文王即位时，周赧王已经死了。恽的后母嫉妒他的宠爱，在进献的食物中下毒献给秦王。秦王将要品尝。后母说：“贡品从两千里外送来，应当先试吃。”秦王给近臣吃，近臣立即毙命。秦王非常愤怒，派遣司马错赐给恽剑，让他自杀。恽害怕，夫妇二人自杀。秦国诛杀了他的臣子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在郭外安葬恽。十五年，秦王封他的儿子绾为蜀侯。十七年，听说恽无罪冤死，派使者迎接灵柩入葬郭内。旧本都有“之”字，在文义上应当是衍文。起初大旱三个月，后来又连续下雨七个月，车马陷入泥中无法行走。灵车到了城北门，忽然陷入地下。此处应当有“因葬焉”三字。蜀人因此将北门命名为咸阳门。为蜀侯恽建立祠庙。他的神灵有灵验，能兴云致雨。遇到水旱灾害就向他祈祷。三十年，怀疑蜀侯绾谋反，秦王再次诛杀他。只设置蜀守。张若于是攻取笮地以及楚地江南一带。其字没有原因。考证《秦本纪》昭王三十年：“蜀守若攻取巫郡及江南，设立黔中郡。”说的是攻取楚地。所以这是“楚”字讹误（参看《巴志》第四章）。“焉”字廖本作“也”。

六

周朝灭亡后，秦孝文王任命李冰为蜀守。秦国灭亡周朝移走九鼎，在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二五五年）。又过了四年，昭襄王去世，孝文王即位。《秦本纪》记载他：“十月己亥即位，三天后辛丑去世。”秦国以十月为岁首，所以史表中有孝文王一年。然而根据《史记》、《索隐》，孝文王即位时已经五十三岁。那么昭襄王晚年，孝文王实际上已经主持秦国政事。以此推算，李冰担任蜀守在公元前二五六年至二五〇年间。李冰通晓天文、地理，称汶山为天彭门；到了湔氐道，治所在今灌县白沙。县，当作道。看见两山相对如门阙，因此命名为天彭阙；仿佛看见神灵。于是从水上建立三处祭祀。祭祀用三牲，将玉珪玉璧沉入水中。汉朝兴起，多次派遣使者祭祀。

李冰于是堵塞江水修筑堤坝。开凿郫江、捡江，分流江水，双水经过郡下，以便行船。岷山多梓树、柏树、大竹，倒塌后随水流而下，坐着就能得到木材，功效节省而用度充裕。又灌溉三郡，开辟稻田。于是蜀地沃野千里，号称陆海。干旱时就引水浸润，多雨时就堵塞水门，所以记载说：“水旱听凭人意，不知道饥荒。”“没有荒年，天下称之为天府”。都引用谯周《蜀记》的文字。外面制作石犀五头以镇压水精。开凿石犀渠于南江，命名为犀牛里。犀牛里唐代设置犀浦县。后来转为耕牛两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于是从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溉江西。在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个石人，立在水中。与江

译神要：水竭，疑本作“渴”，水乏也。不至，《北堂书钞》引作“见”。足，盛不没肩。时青衣有沫水，出自蒙山下，伏行地中，会于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相通。水流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或曰：冰凿崖时，水神怒，神名赑。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至今蒙福。僰道有故蜀王兵阑，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冰又作笮道。

译文」。汶井江，流经临邛。径，犹言通往。与字上省略了“汶井江”三字。蒙溪分流、白木江（刘李本作白水江）汇合，至武阳天社山下合江。此段文字与《水经注》大同小异。仔细比对审视，可知二者均取材于汉魏某书，只是各自依己意修改了文字。所以《志》作“汶井”，《注》作“文井”。《志》作“蒙溪”，《注》作“蒙溪”。后文《志》作“布濮”，《注》作“布仆”。《志》作“朱邑、小亭”，《注》作“朱亭”。《志》说“白木江”（布濮水）在天社山下汇合，《注》则说布仆水流入文井江后“又向东流经江原县”。甚至说“其中一条水向南流经越嶲郡邛都县西，向东南至云南的青蛉县流入濮水”。地理错谬到了极点。常璩生长在江原，应当熟悉这些水源流向形势，以此衡量旧说，得其真实。而后来的抄写刻印者，却妄用《水经注》的文字改窜。起初还只是衍文、脱漏一两个字。积累久了更加谬误，以至于不通顺。至于廖刻本，尚且想全用《水经注》来改易，曾不考察山水形势。这里依据覆勘所及进行改订，使恢复常璩原文的旧貌。〔此其渠皆可行舟〕借用《河渠书》、《沟洫志》的文字补此七字，以阐明常氏的本旨。又导洛水通山，洛水，【或】出瀑口，《水经注卷三十三》：“常璩说：李冰导洛水通山，水流发自瀑口，流经什邡县。”可知“或”字当为衍文，或是“发”字讹误。流经什邡、【郫】〔雒〕县，别江汇合于新都大渡。

又有绵水，出自紫岩山，流经绵竹汇入洛水。东当作合，流过资中，汇合于江阳。绵、洛二水合为沱江（毗河），南流经资中，至江阳汇入大江。所以“东”当作“合”，并重复“江”字。都灌溉稻田，滋润庄稼。因此蜀【川】（旧本皆有此“川”字。应是唐宋人沿袭习俗衍加。）人称郫、繁为膏腴之地，绵、洛为浸沃之区。又识齐音济，古剂字，指盐水。《水经注》引作“察”，非是。水脉，穿过广都盐井，以及各陂池。蜀地于是盛产养生之饶。

七

汉高祖从汉中出兵平定三秦讨伐楚军，萧何征发蜀、汉米粮万船，向南，旧各本作西，廖本改为南。供给辅助军粮，收编其精锐，以补充伤病员。虽然拥有巴蜀，南中地区却不臣服。高祖六年，开始分置广汉郡。高后六年，修筑僰道城，开通青衣道。

孝文帝末年，任命庐江人文翁为蜀郡太守。〔翁〕开凿湔江口，灌溉郫、繁田地千七百顷。这时，世道太平，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安康；承接秦朝之后，学校衰败，风俗喜好苛刻。廖注云，“当作刺。”文翁于是设立学校，选拔官吏子弟入学。派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向东前往博士处，学习七经，回来后进行教授。刘本脱去“教”字，留有空格。李本脱去，不留空格。学徒聚集如鳞次栉比，蜀地之学可与齐鲁相比。巴、汉也设立文学官。孝景帝嘉奖此事，命令天下郡、国都设立文学官。因为文翁倡导教化，蜀地是开端。孝武帝将张叔〔等〕征召入朝担任博士。张叔通晓天文灾异，开始撰写《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此处，钱写本有四空格。刘本提行。张本作“章句”与下八字提为一行。而注云“十字当接‘春秋’下书。”盖所据元丰本提行，李氏嘉泰已改正。

元光四年，设置蜀【四】〔西〕部都尉。旧本皆作“四部都尉”。查《班志》各郡多有都尉治所，蜀郡无，广汉郡有阴平道作为北部都尉治所。刘昭《郡国志》广汉属国注：“故北部都尉，属蜀郡。”蜀郡属国：“故蜀西部都尉。”犍为属国：“故郡南部都尉。”（指前汉犍为郡的汉阳都尉。）是蜀郡原有北、西、南三部都尉，无所谓“四部都尉”。其北部都尉后属广汉郡，南部都尉后来属犍为郡。都应当在分郡时割让。那么武帝元光四年怎能设置四部都尉？其西部都尉，治所在汉嘉，“故青衣”。青衣“高后六年”开通。那么武帝因开通邛筰，于是设置西部都尉于青衣。并非元光四年设置四部都尉，这是明确的。这里改正。元鼎二年，建立成都十八郭。廖本注云：“当作门，见《蜀都赋》及刘渊林注释。”于是郡县多建城楼观阁。

〔建元〕六年，旧本俱脱“建元”二字。查《班志·犍为郡》云“建元六年开。”则此云“六年”是建元六年。上文叙述蜀郡建设，已至元鼎二年。此处叙述分郡建置，为另一分节，故自建元起另起。旧传抄者误连写之，碍于“建元”二字，妄删，作为元鼎之六年，大错。这里补正。分〔蜀〕、广汉设置犍为郡。《巴志》已说：“高帝分巴、蜀设置广汉郡。武帝又两次割让设置犍为

译郡。」说的是牛鞞、资中起初隶属于广汉郡，后来与蜀郡的武阳、南安、僰道合并设立犍为郡。因此补上“蜀”字。元封元年，从犍为郡分出一部分设置牂牁郡。张、吴、何、王、浙本均作“牂牁”，李本作“??”。廖本注云：“按《地理志》，元鼎六年开辟。”今按《武帝纪》，“平定西南夷，设立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文山郡”是在元鼎六年。第二年十月改称元封元年。开辟土地设置郡县，从头到尾跨越了一年，史家将其合并叙述，并非错误。二年，从牂牁郡分出一部分设置益州郡。此处之下，廖本又注：“按《地理志》元封二年开辟。”既然没有不同之处，就不应当加注。【六年】将广汉郡西部〔白马地区设为武都郡〕，蜀郡南部邛地设为越嶲郡，北部冉、駹地区设为汶山郡，〔西部〕【邛】笮地区设为沈黎郡，合计设置二十多个县。这段文字旧刻本错乱特别严重。现根据《史记》《汉书》《西南夷传》以及两《汉志》考订常氏原语，详细说法见本注。删除“六年”二字的原因是，武帝开辟这些郡县始于元鼎六年，经过用兵、设置县治、上报、定案，到元封二年全部完成。常氏接着叙述设置益州郡，都是承接上文元封二年之事完结而言，与《西南夷传》称元鼎六年开辟这些郡县是一回事，只是所举的起始年份和完结年份不同罢了。旧传抄者妄依《

译《西南夷传》中混入了“元鼎六年”这几个字。后来辗转抄写的人，又因为元鼎在元封之前，便删去了元封二字，以符合二年的记载。下文各种脱漏的字、衍生的文字，大都是由于传抄讹误混乱所致。宋代刻本对地理不明，忽视校勘，混淆年代，沿袭了错误的文字。清代校勘的各家，大都迷惑不解。顾广圻最先在校稿中提出疑问，廖刻本据此在“越嶲郡”下注曰：“按《地理志》，元鼎六年开辟。考证《汉书·西南夷传》，武帝建元六年，设置犍为郡。又二十四年即元鼎六年，设置牂柯郡及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又二年即元封二年，设置益州郡。《地理志》相同。用此来订正此文，先后错乱特别严重，必定经过宋人改窜，于是变得不通顺了。”又在“广汉西部”下注“应当有脱漏”，在“汶山郡”下注“应当有西部二字”。这些都不能得到常氏原本的本意。顾观光将“西部邛笮”句改为“西部笮都”，但不能在“蜀南部”下补上“邛都”二字，在广汉西下补上“白马为武都郡”字样。这也是因为对地理实际不明，不敢肯定史文。然而已经得其大意了。他的《校勘记》说：“原脱西部二字。笮都误作邛笮。按《汉书·西南夷传》……那么越嶲治所在邛都，沈黎治所在笮都，不能连称邛、笮。现在改正。又上文广汉西部，下面脱漏‘白马为武都郡’六字。‘蜀南部’的部误作郡。又脱漏邛都二字。冉駹的駹误作庞（指张、吴、何、李本），都应当依照《汉书》改补。”这些是可以采纳的。天汉四年，废除沈黎郡，设置两部都尉：一部治所在旄牛，主管外羌；廖本注说“应当有徼字”，没有可取之处。一部治所在青衣，主管汉民。

孝宣帝地节三年，废除汶山郡，设置北部都尉。当时又开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处，增置盐铁官。

八

蜀地自从汉朝兴起，直到张、吴本作“于”。何、王、浙本作“于”。哀帝、平帝时期，皇德兴盛，地方长官仁爱明智。宣扬德行建立教化，风雅英伟的人士，应运而生，感念帝王的恩思。于是玺书在斜谷之南往来飞驰，玉帛在梁、益之乡堆积如山。而西部俊彦兴盛，有的飞黄腾达进入朝廷，得以升任高位，有的隐居乡野，修养高尚的品德。所以司马相如以文章闪耀京城，扬雄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李仲元湛然如岳立，林翁训诰玄远，何君公谋明弼谐，王延世在河平年间建立功勋。其次，杨庄、何显、得元之徒，恭谨温良。这大概是华岷山的灵秀标志，江汉的精华所在。所以益州刺史王襄喜爱他们，命王褒作《中和颂》，让学子唱《鹿鸣》之歌，以歌颂孝宣帝。皇帝说：“这是盛德之事，我哪里承受得起。”随即任命他为郎官。下到建武以后，直到灵帝、献帝，文化更加纯粹，道德更加完善，赵志伯三次升迁至高位，子柔兄弟相继成为宰相，司空张公宣扬皇极，太常仲经是天下的人才精英，广陵太守张文纪，号称天下治理得最好，武陵太守杜伯持，能决断天下疑难，王稚子震名华夏，常茂尼在京尹流传美名。其次，张俊、秦宓，英明善辩博通，董扶、杨厚，探究知晓天文，任定祖训徒，与洙泗之风相同。其孝悌则有，姜诗感动万物唤醒神灵，禽坚精诚感动异俗，隗通石横中流，吴顺赤乌来巢。其忠诚坚贞，则王皓陨身不倾，朱遵缚马必死，王累悬颈州门，张任用节守故主。其贤淑女子，则有元常、纪常、程玦及吴几先络，郫之二姚，殷氏二女，赵公夫人。从那时以后，龙宗有鳞，凤集有翼，士大夫之流，比肩而进，世代记载其美。因此四方有志于述作的人，无不仰慕其高风，效法其遗则，独擅名于八方，成为世人的师表。那些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说不尽写不完。即使是鲁地咏唱洙泗，齐地礼遇稷下，也不足以比得上。所以“汉朝征召八位贤士，蜀地占了四位”。

九

然而秦惠文王、秦始皇，平定六国，就把他们的豪侠迁徙到蜀地；凭借我们丰饶的土地，家家有盐铜之利，户户独占山川之材，生活富足，以富有相夸耀。所以工商致富，结驷连骑，豪族穿着王侯的美衣，娶妻设太牢之厨膳，

译女子出嫁有百辆随嫁的车队，送葬必定修筑高大的坟墓，用陶土制作椁室，祭祀时宰杀羊猪作为祭品，赠送的衣物兼而有之，助丧的财物超过礼制，这就是他们的过失。推究其由来，是因为受秦地风俗影响所致。像卓王孙家奴仆数以千计，程、郑两家各有八百人；而?公外出打猎，街巷中没有行人；箫、鼓、歌、吹等乐器演奏，钟磬悬挂陈列；财富比得上公室，豪奢超过田文；汉代关于经济物资的记载，以他们为首。这大概也是因为当地土地肥沃，奢侈之风不期而至。此处以下属于蜀郡的文字，旧本都错误地连在一起。而廖本原作分章另起，这里分为一篇。

译蜀郡，是州的治所。辖有五个县。旧版各本都写作五。廖本注解说“应当是六”。现在考察：后文提到的成都、郫、繁、江原、临邛广都，明确是六个县，而这里说五，是因为常璩原本没有将成都计入。李氏将京邑比作长安、洛阳的令，不同于其他县，所以如此。国家灭亡后重写，偶尔没有改正罢了。应当是六。户数，汉代二十七万，晋代六万五千。距离洛阳三千一百二十里。东边连接广汉。北边连接汶山。西边连接汉嘉。南边连接犍为。“南接”二字原本脱落。叙述郡治城市，应当另起一行。

州治大城。郡治少城。西南两江上有七座桥：正对西门的郫江上，有一座桥叫冲里桥。西南石牛门处叫市桥。其下，是石犀潜藏的深渊。大城南门处叫江桥。向南渡过流江，叫万里桥。向西上去叫夷里桥。再上去叫笮桥。从冲里桥向西折向北，叫长升桥。郫江上，西边有永平桥。长老传言：李冰建造七座桥，上应七星。所以光武帝对吴汉说：“安军适宜在七星桥之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的馆舍。司马相如初次进入长安，题写市门说：“不乘坐高车驷马，不过你门下。”于是江中多造桥，所以蜀地设立里多以桥为名。那大江，从湔堰下到犍为有五个渡口：第一个叫白华津；第二个叫里津；第三个叫江首津；第四个叫涉头津，刘、李本作“步”，钱、函、廖本作“涉”，元丰与张、吴、何、王本作“沙”。顾广圻校稿说，“《李志》说，从沙头津渡河，就是这里。”现在考察，西南夷语，渡头叫步。或者加水作涉。仍读如步。“涉头”，犹如现在说的渡口。本书《李志》沙头津，是字讹误。刘璋时，召集东州人居住在此，改叫东州头；第五个叫江南津。进入犍为，有汉安桥，玉津，东沮津。桥、两个渡口都在犍为郡界。因为叙述蜀郡津梁一并提及。当时蜀地桥少，所以列举殆尽。渡口很多，常璩列举其中特别著名的。

起初文翁设立文学精舍，讲堂建造石室，在城南。永初后，讲堂遭遇火灾。太守陈留高恂重新修建，又增建两座石室。州夺取郡的文学作为州学，

译郡治在夷里桥南岸、道路东边建有学宫，设有女墙。那条道路通向西城，西城就是原来的锦官城。织锦的工匠在锦官江中漂洗，锦缎就会鲜明亮丽；如果在其他江中漂洗，效果就不如锦官江好。因此这里被称为锦里。西面又有车官城。元丰本将“车”字改为“军”，这是依据下文产生的讹误。车官城的东、西、南、北四面，都有军营垒城。这一句，旧本都错误地将其与上文连读，此处予以分开，意思是说郡城的四方各自有驻军的营垒城。郡城向四个方向延伸出大道，实际上每隔二十里就有大路交汇。现在说十八里，是因为从前蜀王的女儿尚未出嫁，二十岁时就去世了，蜀王哀悼她，不忍心说出“二十”这个数字，所以说十八里。蜀王女儿的墓在城北，现在的王女陌就是那里。

译十一

那些太守中德行显著、政绩卓著的人，在前汉时期未曾听闻。文翁的事迹，前面已经叙述过。自建武年间以来，有第五伦、廉范字叔度，特别施予恩惠仁爱。百姓歌颂他们说：“廉叔度，为何来得这样晚。来的时候我穿着单衣，离开的时候我有了五件厚衣。”此后，汉中赵瑶，从扶风太守调任到蜀郡，司空张温对他说：“第五伯鱼从蜀郡升任司空。如今我打扫我的府第来等待您。”赵瑶与广汉郡互调。陈留高诩也宣扬文教。太尉赵公，当初担任九卿时，适逢儿子赵宁回到蜀地，高诩任命他为文学掾，撰写《乡俗记》。能够如此屈尊士人。广汉王商，犍为杨洪，都被写入咏怀诗中。等到晋朝在西夷设立府署，太守大多升迁为西夷校尉。也有升迁为益州刺史的。

十二

成都县 郡治所在地。有十二个乡，五个部尉。汉代有七万户，《前汉书·地理志》记载：“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户”。晋代有三万七千户。名声难以治理。顺帝时，广汉冯颢担任县令。太守京兆刘宣不遵守法度。冯颢上奏免去了他的官职。设立文学官，学徒有八百人。实际户口一万八千。开辟稻田一百顷。治理的政绩尤其优异。后来有广汉刘庞担任县令，大姓豪强放纵，诸赵倚仗权势，所以多犯法，濮阳太守赵子真，父子强暴横行，刘庞惩治他们的罪行，没有人不震惊肃服。承接上文以大姓为句。郫县百姓杨伯侯奢侈，大建坟墓和营宅。因为刘庞担任郫县令，杨伯侯于是迁徙占据成都。刘庞又担任成都令，此处应当有脱漏的文字。怀疑脱漏了“召见杨伯侯教导并宽恕他”七个字。不召见无法称颂他的明智。不教导，无法称颂他的尽职。不宽恕，无法称颂他的德行。豪强右族敬服。有蜀侯祠。四姓，有柳、杜、张、赵、郭、杨家。此处钱、《函》本有空位。《函海注》说：“吴、何本空处写有豪字。”大概是元丰本模糊不清，张本补写。富有，先前有罗裒、程、郑。程、郑在临邛。罗裒在成都。都见于《货殖传》。之后有郭子平。奢侈豪横，杨伯侯兄弟。

郫县 郡西北六十里。冠冕大姓有何、罗、郭氏。

繁县 郡北九十里。有泉水，稻田。三张家为甲族。

江原县 郡西，渡过长江，濒临文井江，距离郡城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称为江祠。此处，钱写本有空位，刘、《函海》二本直接空到行末。怀疑有脱漏的文字。张、吴、何、王、廖、浙各本连写。安汉，上、下朱邑出产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此处，刘、钱、《函海》本有空位。其他各本连写。东方，常氏为大姓。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上有天马祠。

临邛县 郡西南二百里。本来有邛民。秦始皇迁徙上郡百姓充实此地。有布濮水，从布濮流来汇入火井江。有火井，夜里火光映照向上昭示。百姓想要它的火光，用家火投进去，顷刻

译（井中）发出如雷的声音，火焰喷出，光芒照耀数十里。用竹筒盛装这种气体，收藏起来，可以拉着走一整天也不熄灭。井中有两种水，廖本在“二”字下注说“应当有误”。现在考按：二水，应当是齐水，即盐水。已在第六章的注中详细说明。大概是因为火井的百姓，习惯于省略“齐”字的写法，只用了字头，常璩沿用了这种写法，流传中讹误成了“二”字。用井火煮盐水，一斛水能产出五十斤盐。用家用火煮，则几乎产不出盐。这里有古石山，出产石矿，大如蒜子。用火烧炼熔合它们，成为液态的铁，元丰本作“铁”，下文同。铁质非常坚硬。因此设置了铁官。有铁祖庙的祠堂。汉文帝时，将铁、铜山赐给侍郎邓通。邓通向百姓卓王孙借贷，每年收取千匹布。所以卓王孙的资财累积到万亿，邓通的铜钱也遍布天下。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擅长鼓琴。当时有位司马长卿，临邛县令王吉与他交往，来到卓王孙家，卓文君因此私奔跟随司马长卿。汉代，县民陈立，历任巴郡、牂柯、天水太守，政绩卓异。陈氏、郑氏（“刘”字当是“郑”字的讹误）是当地的大姓，官宦众多。考按《士女目录》，临邛的仕宦，只有陈立、郑廑。刘氏没有记载。所以怀疑“刘”字是讹误。

译广都县，在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设置。怀疑原本有“本治樊乡。元朔二年徙”九个字，在传抄过程中脱落讹误。《蜀王本纪》说：“蜀王原本治所设在广都的樊乡，后来迁到成都。”本书也说成都、新都、广都是蜀地的三个都城。又李冰开凿广都的盐井以及各种陂池，那么秦朝时应该已经设置了广都县。或许是因为汉初曾经废除合并，汉武帝时重新设置并迁移县城，世人于是传说是新设置的。常氏错误地援引了这个说法吗？这里有盐井、渔田的富饶。大豪族冯氏，拥有鱼池、盐井。【县内共有小井十几处以及渔田的富饶】《函海》注：渔“何本作鱼”，田“应作井”。按这十三字是后人批注的话，宋代刻本误入正文。大井、小井的名称，出自五代时期，晋朝时没有。江中有鱼钱、《函》本作鲁。刘、李、吴、廖本都作鱼。鱼、鲁，古文中经常混淆。漕梁。山中有铁矿。江西有稻田，开凿山崖渡水二十里。汉时，县民当作县人。朱辰，字元燕，担任巴郡太守，德行恩惠非常显著。朱辰在任上去世，郡中獽民北送灵柩直至墓地。獽蜑人击鼓挥刀、跳跃痛哭，感动了路人。于是埋葬处的草木顷刻间都模仿着曲折的形状。直到如今蜀地的人，没有不赞叹朱辰的德行灵验，认为这是感应所致。现在朱氏是首屈一指的家族。

成都市官，原本设有县长，建武十八年撤销。

蜀郡，太康初年，按《晋书·武帝纪》及《成都王颖传》，初应当作末。隶属于王国，改称号为成都内史。国王改封后，才恢复旧称。

十三

广汉郡，高帝六年设置。辖县八个。汉朝户口十七万，晋朝四万。距离洛阳三千里。向南距离成都一百二十里。西面连接汶山。北面连接梓潼。东面连接巴郡。〔南面连接蜀郡、犍为〕。原本脱落南面连接的一句。大概是用向南距离成都一句代替蜀郡。然而广汉西南连接犍为的牛鞞、资中边界。这里不应当省略。原本治所设在绳乡。《水经注》引用作乘乡。又作沈乡，说姜诗居住在那里。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安帝永【和】〔初〕年间，阴平、汉中的羌人反叛，羌乱爆发于安帝永初元年。汉中羌乱爆发于永初四年。永和是顺帝的年号，上距永初三十多年。羌乱已经平定了。所以改一个字。元初二年迁移到涪。《水经注》引用作“永初二年”，也是错误的。后来治所设在雒城。王莽改称为〔新〕【就】都。公孙述命名为子同。益州以蜀郡、广汉、犗为为“三蜀”。土地肥沃美好，人才杰出，一州称颂仰望。【然】似乎为多余的文字。汉朝选拔蜀郡、广汉太守，常常看重德行高峻的人。所以从前〔有〕赵护、第五伯鱼，后来有蔡、陈，表彰礼制，不同于其他郡。其中太守有显著功德的，有刘咸、孙宝、蔡茂、陈宠。蔡茂从郡守直接升任司徒。陈宠也到了三公之位。而讽、尹睦、鲜于定、赵瑶都是公卿声望的人。薛鸿辈，是卿佐之才。【而】许靖也位居上公。【及】何祇、常闳都有称誉。以此处于州中，益州常治理此郡。

初平年间，益州牧刘焉从绵竹迁移到雒县城。修筑阙门，说此地不宜称王。乃留下孙子刘循据守。建安十八年，刘先主从涪县进攻包围，将近一年。军师庞统中流箭而死。先主痛惜，说话就流泪。广汉太守南阳张存说：“庞统虽然可惜，但违背了大雅的体统。”先主愤怒地说：“庞统杀身成仁，不是仁者

译，这里依据钱本等补入。乎。」随即免除其存官之职。十九年夏天，雒城被攻克。何本作“牧”，其他旧本都有“雒城援”三字相连。廖本没有。这里遵从廖本，删去三字（“援”字，李本作“接”）。襄阳马良写信给诸葛亮，刘、李本作“诏”，吴、何本作“诣”。《三国志·马良传》作“与”。“诒”同“贻”。诸葛亮说：“得知雒城（何、王本作“县”）已下，尊兄继承先业（光旧各本作“先”。《函海》说“应作‘光’”。廖本改作“光”。良本作“固”，作“光”），国家的气象显现了。”当时州治所有时在成都，有时又在雒城。成为蜀地的根本重镇。

译十四

雒县，是郡的治所。旧各本“泛”字讹误，廖本注解说应当是“沈”字。乡，旧各本在“泛乡”之上连写，下面留空格，甚至另起一行，将“郡治泛乡”连成一句。这里予以移正。这里有孝子姜诗的田地宅院，是大姓。有镡、李、郭、翟四姓。

绵竹县，是刘焉最初设置的治所。绵竹与雒县，各自出产稻谷，每亩收成三十斛，有的达到五十斛。旧各本都写作“十五斛”。廖本改为“五十斛”，这是对的。汉代时，任定祖，旧各本此处下面有“安”字。廖本删去，这是对的。他以儒学教化百姓，名声比得上洙水泗水（指孔子讲学之地）。有很多读书人，秦、杜两姓是首屈一指的大族。

什邡县，旧各本作“仿”，廖本作“仿”。山中出产好茶。杨氏是大姓。田地肥沃。有盐井。

新都县，蜀地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称名城。有金堂山，应当是峡。水路通向巴地。汉代设有五仓，名叫万安仓。有枣树，鱼梁。有很多名士，有杨厚，应当是“序”。董扶，应当有误。又有马、史、汝、郑四姓。

五城县，在郡的东南。有水路通向巴地。汉代设置五仓，征发五县百姓，由尉部主管。“尉部”应当颠倒。后来因此设立为县。此处原有脱漏。用《寰宇记》引文补入二十字，相当于旧写本的一行。出产龙骨。云龙升上此山，恰逢天门关闭，无法到达，坠落死在这里。后来沉入地中。钱写本脱去“中”字。所以挖掘得到龙骨。

郪县，有山原田地，富国的盐井，濮，疑当重复“濮”字。出产好枣。宜君山出产麋鹿，顾观光校勘作“麈”。尾巴特别好，进贡朝廷。大姓是王、李氏。又有高、马两家，世代掌管部曲。蜀汉时，高胜、马秦，旧本都作“泰”。廖本依据《李严传》改为“秦”。都叛乱，被诛杀。

广汉县，有山原田地。蜀汉时，彭羕，廖本注解说“应当是羕”。《三国志》传文没有错误。有杰出的人才。晋代，旧各本都只有这个“改”字。廖本注解说：“应当是段。下面应当有‘容’字。段容见《后贤志》。”段容号令有德行；所以这两姓是甲族。

德阳县，有青石祠。山原肥沃，有沼泽渔猎的利益。士人女子贞洁孝顺。唐百川校勘说：《御览》五百五十六引，作“山原沃美，有泽原之利。士多贞孝。”喜爱山水，土地容易谋生。车骑将军邓芝，此处下面，顾观光依据《御览》补入“方之邓林”四字。很有终老于此的想法，后来就葬在这座山上。太守夏侯纂，《三国志·秦宓传》作“慕”。未确定哪个是对的。当时，古濮担任功曹。康、古、袁氏是四姓，是大族中的甲等。钱写本没有“也”字。

刘氏延熙年间，划分广汉四县设置东广汉郡。咸熙初年废除。泰始末年，《晋书》作泰始二年。又划分设置新都郡。太康年间废除。末年，又设置新都王国，晋代没有“蜀王国”。按《后贤志·常骞传》应当是“新都王国”。蜀郡常骞担任内史。永嘉末年废除。按《晋书·成都王颖传》：“永嘉年间，立东莱王蕤的儿子遵为颖的继承人，封为华容县王。”这是颖最初封为成都王，失权后降封为新都王。到永嘉年间继承绝世，才立遵为县王。然而新都王国已经废除。应当在永嘉五年，颖败死时国除。

十五

犍为郡，孝武，晋代人应当称汉武。大概李寿国号汉，所以凡是汉帝都不加“汉”字。建元六年设置。当时治所在鄨。此处下面廖本注解说“应当有‘属’字”。现在按《汉志》十二县没有鄨。如果治所在鄨时就不是属于十二县。应当是下面脱去“其后”二字。是说鄨属于牂柯之后，才成为十二县。其后，县十二，户十万。鄨，是原来的犍为地。鄨有犍山，见《保干图元丰本此处下面空五格。刘、张本另起一行。武帝初年，想要开拓南中，让蜀地通往僰、青衣道。建元中，旧各本都作“是元年”。廖本改为“建元年”，又注解说“年”应当是“中”，这里从廖本。僰道令打通道路，耗费功力没有成功，百姓愁怨。司马相如讽喻他。司上当有“帝使”二字。使者唐蒙将要南入，因为道路不通，逮捕县令，将要斩首。县令，廖本无“令”字，此处依据钱本等补入。叹息说：“愧对官职在益州，遗憾没看到成都市。”唐蒙就命令送到成都市而杀了他。唐蒙于是斩断石头开通阁道。所以世间有谚语说“思都邮，斩令头”。后来唐蒙担任都尉，治理南夷道。元光五年，郡治迁移到南广。太初，二字旧脱，廖本依据《水经注》补入。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阳。昭帝元年，郡治僰道，后来于是迁移到武阳。到晋代，属县五，户二万。距离洛阳三千二百七十里。东接江

译阳。南边连接朱提。北边连接蜀郡。西边连接【

译广汉（嘉）。旧各本都作“广汉”。顾广圻校勘稿本，圈出“广汉”，改为“汉嘉”。批注“癸酉校定”字样。廖本未改，注解说“应当是汉嘉”。这里直接改正。王【桥】〔乔〕，浙本、廖本作“桥”。登上它北面的山。彭祖葬在彭蒙。元丰本作“蒙”，其他各本作“蒙”。廖本在“家”字下注解说“应当有误”。此处下注解说“应当是冢”。查顾广圻校勘稿说：“蒙应当是冢。彭冢见于《水经注》。”现在考察，彭蒙，是山名。《岑彭传》作彭亡。《恒温传》作彭模。刘昭引用《南中志》作彭望。《元和郡县志》说“也叫平无”。《寰宇记》作“彭女山”，“又名彭亡山，也称平模山。”《水经注》：“江水从武阳向东流到彭亡聚落，……称为平模。”下文说：“这地方有彭冢，说的是彭祖的坟墓。”并不是说山名叫“彭冢”。蒙、蒙、模、亡、无、汝读音相近，蜀地人的山名不应当混同为冢字。白虎仁于广德。宝鼎出现在江溉。刘、李本作江流。绥和、何、王本误作缓。和【五〕〔元〕年，绥和只有二年，成帝驾崩。五字应当是元字的讹误。又献上宝磬十六件。刘向认为是美德所降下的祥瑞，用来建立辟雍。此处下面，旧本都有“而”字，连接下面的八字承接上文成句。大错特错。这里删去“而”字，将“士、女”八字归入下文。说法在注中。【而】士人多仁孝，女性贞洁专一。王莽改名为西顺，郡人不服从。更始帝定都南阳，远方进奉贡赋职事。等到公孙述占据蜀地，郡中抗拒守卫。公孙述攻打它。顾观光校勘说：“《北堂书钞》卷一百十八，伐作攻。与《太平御览》相合。”郡功曹朱遵迎战，众寡不敌。朱遵绊住马匹死战。应当倒过来作“战死”。于是被公孙述兼并。而任君业闭门不出，费贻素隐居。光武帝嘉奖他们说：“这是士大夫的郡啊。”

郡距离成都一百五十里，渡过大江。从前人建造大桥，叫汉安桥。顾广圻校勘稿批注“安汉。《水经注》”五字。现在考察：安汉，是巴西县名，犍为郡不至于袭用。其他类书也未见作安汉桥的，《水经注》也是误倒罢了。广应当是长。一里半。每逢秋夏水势盛大，桥梁断绝。年年修理，百姓苦不堪言。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阳人李严，于是开凿天社山，钱写本误作柱。沿着江水开通车道，车字，元丰本作东。顾广圻批注说“《水经》州三无”。廖本注解说“应当是衍文”。现在考察：车字没有错误。后汉末年，成都平原与彭眉平原间已经通行鹿车了。省去桥梁，〔渡〕三津，旧本都作“省桥梁三津”。廖本删去梁字。都与地理实际不合。审察旧本梁字是渡字的讹误。意思是省去汉安桥，改由天社山下渡过三津以通车道。说法详见注与图。官吏百姓喜悦。李严于是改建府寺，观〔楼〕壮丽，旧本脱漏楼字。观楼、射兰，见本卷第五章。（成为）一州的胜景。二十四年，黄龙出现在武阳，钱写本武下衍出功字。赤水九日，蜀地认为〔是〕刘氏的瑞应。那里的太守，自汉兴以来，很少有显赫的人。

十六

武阳县 郡治。有王【桥】〔乔〕，浙、廖本作桥，钱本等作乔，这里依据改正。彭祖祠。蒲元丰本作藉。廖本批注说“应当是藉”。江此处下面廖本又批注说：“应当有为字，见《水经注》。”大堰灌溉郡下。六〔水〕门，水字用《水经注》补。有朱遵庙。山出产铁和白玉。疑当作土。特别多大家族，有七杨、刘、钱，《函》本作阳。五李等姓共十二家。疑“大姓”下有脱文。

南安县 郡东四百里。治理青衣江交汇处。县溉，县字《水经注》作“悬”。古字通用。有名滩，一叫雷垣，二叫盐溉。李冰所平治的。《水经注》引此作“悬溉有汉名垒坻。也叫盐溉，李冰所平治的”。顾广圻校勘稿据此反改本书。廖本也据此列入注中。这里不采纳。有柑橘官社。柑字应当是衍文。汉代有盐井。（南安、武阳都出产名茶，多池塘。）这十一字，是常氏自注语。原本应当是双行小字，不妨碍正文。这里加括号。西有熊耳〔峡〕。旧本脱漏一字。廖本批注说：“应当有峡字。《续汉书志》引用无误。”南有峨眉山，山距离县八十里。《孔子地图》说，有仙药。汉武帝派遣使者祭祀它，想要得到那种药，不能得到。这二十三字，疑是后人窜入。有四姓，能、宣、谢、严、五。大族：杨、费。“有四姓”至此句疑有脱误。又有信士吕孟直，记载他的至行。

僰道县 在南安东四百里。距离旧各本作拒。廖本改为距。二字古通用。郡〔八〕百里。根据南安县文推断应当有八字。高后六年筑城，治理马湖江交汇处。水路通往越嶲，本来有僰人，所以《秦纪》说僰童

译那里的富饶。汉朝百姓众多，逐渐将他们驱逐迁徙。那里出产荔枝、芰荷、张、何、《函海》本写作“支”。刘、钱本同廖本。姜、蒟蒻。江边有兵栏，刘、钱、《函海》本写作“栏”。张、吴、何、王本有注说：“《后汉书》注引本志说：‘有玉兵栏’，怀疑‘兵栏’是误写。”现在考察：栏、兰古时通用。蜀王的兵栏，已见于前本卷6章的注。李冰所烧的崖壁有五种颜色，红色和白色映在水中，黑色和黄色交织。鱼从楚地（廖本注说：“应当写作‘僰’，见《水经注》。”）而来，到这里就停止，因为畏惧崖壁映在水中的景象。《函海》注说“何本缺少‘所’字。”又空缺此字。张、吴本已然如此。有韩原素祠。又有孝子隗通（旧皆作“裔”，廖本注说：“应当写作‘膂’，见《水经注》。”是对的），为母亲到江边汲水，上天为此在江中生出平石（生元丰本写作“至”）。廖本在“江”字下注说“应当有‘膂’字。”现在石头在马湖江。而孝子吴顺（廖本写作“奉”）奉养母亲，赤乌在他的门上筑巢。崩容江（浙本无“容”字，作空位），出产好磨石。【崩】江（廖本删去“崩”字。是对的。）多鱼害。张、吴、何、王、浙本就无“害”字。张误删也。百姓迷信征巫，喜好鬼怪妖异。大姓有吴、隗。又有楚、石、薛、相等姓氏。

译牛鞞县，接纳新都江。距离郡治三百里。元鼎二年设置。《水经注》作元封。【相】〔有〕旧本都写作“相”，应是“有”字的讹误。廖本注说：“当作‘有’。下属。”有阳明盐井。程、韩两姓是冠盖之族。此处以下，刘、张、吴、何本接着写资中县，不另起一行。《函海》本有小注隔开。钱写本与廖本另起一行。

资中县，接纳牛鞞江。此处以下，宋、明旧本有“江阳郡”三字，另起一行。《函海》本、廖本就接着写“先有”以下三十六字。先前有王延世在河平年间建立功勋。后来有董钧为汉朝制定礼制。王、董、张、赵是四大族。两县位于中〔水〕，旧各本脱去“水”字，即不成文。这里补上。中水，就是沱江。这里所说的牛鞞江。多山田，少种植水稻的地方。廖本此处注说：“以上三十六字，旧本错简混入《江阳郡》下，现在移正。”不知道《函海》本是否已经先移正了。

十七

江阳郡，旧刻本此处以下错入了资中县“先有王延世”至“种稻之地”三十六字。《函海》本与廖本先前已经移正。本为犍为枝江都尉，建安【十】年设置郡。原衍“十”字。汉安年间，程〔征〕、石谦向州牧刘璋请求设立郡。刘璋听从了，任命都尉、广汉人成存为太守。隶属县四个。户数五千。距离洛阳四千八【百】〔十〕里。廖本“十”作“百”，不对。东接巴郡。南接牂牁。张、吴、何、王本作“牂”。下同。李本作“牂”。西接犍为。钱、《函海》及张、吴、何、王、廖本都作“西接广汉、犍为”。《函海》注说“刘、李本无‘广汉’二字。”廖本注“当衍‘广汉’二字”。查郡西界也不应当与广汉相接。直接省去。北接广汉。出产荔枝、芰、巴菽、桃枝、蒟蒻、给橙。廖本注说：“当有‘客’字。”风俗喜好文饰雕刻，廖本注说：“当作‘刺’。”少儒学，多质朴野性，大概是天性如此。

江阳县，郡治所在。治旧各本不重。廖本有“治”字。江、雒二水汇合。有方山兰祠。刘昭《郡国志注》引用此文，无“方”字。江中有大阙、小阙。季春三月，黄龙堆淹没，阙口就平了。从前说，光武帝微贱时，经过江阳，生有一个儿子。望气者说：“江阳有贵儿之气。”王莽寻找他，县里人杀了他。后来光武帝为儿子立祠，责罚江阳百姓不让他们戴冠系带达数代之久。有富【义】〔世〕盐井。原名富世盐井，后周因此设置富世县。唐人避讳作“富义”。又郡下百二十里者，当是“有”字讹误。曰当衍“伯涂鱼梁”，云旧各本都作“六”。廖本改作“云”。当作“云”。伯氏的女儿为涂氏之妇，建造此梁。张、吴、何、王本无“造此”二字。其他各本有。浙本挤刻有。四大姓，王、孙、程、郑。八大族，又有魏、赵、先、周。钱写本此处以下有小注说：“‘有荔枝、巴菽、桃枝、蒟、给橙’字，与上文《巴志序》所称果木名大同小异。”大概元丰本已有之校批语。嘉泰本保留。张本移到郡序下。李本在书头。《函海本》注说：“李本，小注在上段书头。是江阳县云云接上段为一，故置小注在‘魏赵先周’句下。”

汉安县，郡东元丰本作西。五百里。顾广�校稿据《一统志》改此句为“在郡西五十里”。廖本于“东”字、“百”字下都注说“当有误”。今按，当作“郡东三百里”。土地虽然狭隘，山水特别美好。适宜养蚕种桑，有盐井。鱼池数以百计，家家都有。一郡丰饶肥沃。四大姓，程、姚、郭、石。八大族张、季、李、赵辈。而程、石的杰出人物，郡里常秉持议论选拔他们。

符钱写作苻。县，郡东二百里。元鼎二年设置。治安乐水会。此处以下廖本注说“当有‘水’字”。东接巴【蜀】顾广圻朱笔改“蜀”作“郡”字。又批“癸酉”字。廖本注说“当衍”。乐城。南【水】廖本注说“当衍”。通平夷、旧都作“羌”。廖本改作“夷”。是。鄨县。永建元年十二顾广�校稿改作“一”。批说“据《水经注》州三”。按朱、赵本作“十一”，官本仍作“十二”。这里不改。月，县长赵祉派遣官吏先尼和《搜神记》作“叔先泥和”。《后汉书·列女传》作“孝女叔先雄”。《水经注》作“先尼和女络”。疑当作“先尼叔和”。先为姓，名尼字叔和。拜受檄文去巴【蜀】〔郡〕顾广�校稿改“蜀”字作“郡”。廖本注说“当衍”。守，经过成【瑞】〔湍〕滩，《水经注官本》作成湍，朱、赵本作“成濡”。《范史》作“乘船堕湍水物故”。都足以证明原是水旁字。死。儿子赵贤寻找丧柩，没有找到。

译“女”字，《范史》中写作“雄”。年龄二十五岁，〔有两个儿子都只有几岁。〕依据《

译“句”属于《越嶲郡序》中张璊的事迹。中间脱漏了汶山、汉嘉、越嶲三个郡的文字，大约相当于宋代刻本六页的篇幅。明清时期的校勘刻印各家，都没有察觉到这一点。顾广圻在校勘稿中开始指出这一问题，并辑录了几条各书的引文。廖本有长达六百一十五字的长注加以说明，并继续辑录了佚句。现在又进一步搜求《史记》、

译《汉书》、《三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以及各方志、地理书和汇编书籍中所记载的关于三郡的文字，凡可能出自《常志》及常氏所引用依据的，都拿来补缀。极力遵循常氏的格局、语调和编纂方法，以便形成《蜀志》的全文。〔慰劳汶山郡。官吏及百姓到武处申诉说：“一年两次服役，更赋太重。边地人民贫苦，无法供给。请求撤销郡治。”该郡建立以来已四十五年了。武将情况上报，于是撤销郡治，恢复设置北部都尉。〕以上依据金陵刻本，用《寰宇记》卷七十八所引《华阳国志》文字补入，原误将“诣”写作“谓”，“役”写作“度”，“郡”写作“部”，并据其他版本改正。又“都尉”之上脱漏“北部”二字，用《后汉书·冉駹夷传》补入。〔孝安帝延光三年，再次设立为郡。〕这十二字用《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所引《华阳国志》补入。〔后来仍作为蜀郡北部都尉。灵帝时再次设为郡。〕这是根据《后汉书·冉駹传》的意思补入。原传记载“灵帝时再次划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那么延光年间之后曾再次作为都尉。〔不久又作为都尉。先主平定蜀地，陈震担任都尉，于是将郡名改为汶山太守。〕根据《三国志·陈震传》文字补入。〔后主延熙十年，平康夷人反叛。卫将军姜维讨伐平定。姜维凭借此郡，屡次出兵狄道。〕这是根据《三国志·后主纪》及《姜维传》补入。〔晋平定蜀地，郡中人不归附。泰始七年，各屯兵杀死督将叛乱。十年，白马胡人叛乱。刺史皇甫晏讨伐他们，到达都安，军队叛变，皇甫晏被杀。后来刺史王浚讨伐平定。〕这是根据《大同志》补入。〔当时属县有八个，户口一万六千。〕这是用《晋书·地理志》补入。〔元康八年，西夷校尉曲炳征讨兴乐叛乱的羌人，被羌胡大败。群羌都叛乱，太守只退保都安。永宁元年，刺史罗尚派遣牙门将王敦征讨。被羌人所杀。李雄进入成都，汶山太守兰维跟随罗尚向东逃走。李雄放弃此地，将都安划归蜀郡。〕依据本书《大同志》补入。

十九

〔汶山县 郡治所在。〕这是用《晋书·地理志》补入的。原作“文山”。〔本是汶江道，〕依据《后汉书·郡国志》。〔蜀国时更改。〕根据《三国志·廖立传》。〔汶山在西方，有玉轮阪。〕用《水经注》文字缀补。原作“〇山”，字古通用。〔濊水、駹水从这里发源。〕这六个字，是刘昭《郡国志》注所引《华阳国志》文字。濊，《前汉书·地理志》作渽，《水经》作涐。〕〔这是原来冉駹的界邑。〕依据《后汉书·冉駹传》的意思补入，解说在注中。〔他们的王侯颇懂文书。而法律严厉。尊重妇人，袒护母族。死后，就焚烧尸体。〕用《冉駹传》文字补入。〔山岩间多石室，深的有十余丈。〕用《寰宇记》卷七十八条“汶川县”文字割补。〔有盐溪。山中出产咸石，煎煮可得盐。〕这是根据《太平御览》卷五十二所引《华阳国志》文字，参酌《寰宇记》卷七十八条文字补入。

〔都安县 本是湔氐道。〕根据《前汉书·地理志》。〔李冰修筑堰坝的地方。〕根据《蜀志序》文字。〔蜀国时叫湔县。有观阪，后主登上它，观看汶水的流淌。〕根据《三国志·后主纪》建兴十四年记载补入。〔县城东南都是肥沃的田野，〕这是用《史记·货殖列传》文意补缀。〔有大芋头像蹲着的鸱鸟。〕这七个字根据颜师古《货殖列传》注所引《华阳国志》文字补入。张守节《史记正义》同样引用，“都安”误作“安上”。蹲作踆。

〔广阳县 郡北一百里。〕这是根据《元和志》。《水经注》文字为“一百二十里”。〔本是绵虒道。〕依据《郡国志》。前汉没有“道”字。〔北部都尉治所。太康初年更名。〕根据《水经注》文字推定。〔有玉垒山，出产璧玉，是湔水的发源地。〕《郡国志》注“绵虒道”所引《华阳国志》文字。〔连绵的山岭有九座山峰，通称为岷山。夏天含着霜雪，是昆仑山的支脉。〕这是用《寰宇记》所引王羲之《与谢安书》中论述岷山的文字，并《一统志》缀补九峰句补入。〔一叫沃焦。安乡山，垂直向上六里，是岷岭中最高的。遇到大雪融化，可以望见成都。〕这二十六个字是《寰宇记》卷七十八条所引《华阳国志》文字，《四川通志》作“其高直上六十里，山有九峰四时常积雪”。〔山中出产青珠。〕这是《初学记》卷二十七所引《华阳国志》文字。

〔广柔县 郡西百里。〕依据《元和志》推定。〔有石纽乡，是大禹出生的地方。〕根据《水经注》卷三十六文字补入。〔夷人共同守护那片土地，方圆百里，不敢居住放牧。有人犯错，逃到其中，不敢追捕，〕《水经注》作“捕之者不逼”。〔说是畏惧大禹的神灵；能藏匿三年，被人捉到，就共同原谅他，说是大禹神灵保佑他。〕这二十三个字，是《郡国

译《志注》引用了《华阳国志》的文字。最后一句在《水经注》中写作“大禹之神所佑也”。

译〔蚕陵县，在郡北二百二十里。〕这是根据《水经注》中“蚕陵到北部一百二十里”的记载计算后补入的。〔这里本来是蚕丛的邑地。汉武帝元鼎年间开辟为县。〕这是依据《元和志·翼州》的记载补入的。〔王莽时改名为步昌。〕这是《汉书·地理志》的原文。〔有蚕陵山。〕这是根据《旧唐书·地理志》补入的。

〔升迁县，在广阳西面一百里。〕这是根据晋升迁县位于今黑水位置的推定。详细说法见注。〔蜀汉时期设立。〕这是依据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补入的，下面三个县的情况相同。

〔平康县，在郡北三百里。〕这是推测补入的。〔有岷阜山，是长江的发源地。〕这是《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七引用的《华阳国志》原文。岷字原本讹误为●。《水经注》说：“汶阜山在边境之外，是长江所导出的地方。”这也应当是引用《常志》（即《华阳国志》），岷、汶二字古时通用，《禹贡》写作岷。《汉书》写作〇，又写作岷。《史记》写作汶。《三国志·秦宓传》说：“蜀地有汶阜山，长江从其山腹流出。”怀疑常氏原来的话是“有汶阜之山”，《书钞》漏掉了两个字。〔长江刚流出时，水浅不能浮起酒杯。到了北部，宽度才有一百多步。又向西一百二十多里到达汶山，宽度才达到二百多步。〕这是引用《水经注·江水》的原文补入的。原本引用《益州记》，怀疑也出自《常志》。

〔兴乐县，在郡东北五百里。〕这是依据南坪的位置推算的。〔蜀地开辟时，称为白马县。晋朝平定蜀地后，更改了名称。〕这是根据《宋书·州郡志》引用《太康地记》补入的。文中说“元年更改名称，原本叫白马”。

二十

〔汉嘉郡，本来是筰都夷的地域。〕这五个字借用《后汉书·南蛮·筰都夷传》的原文补入。原本有“都”字，应当是衍文，说法在注〔一〕中。〔从嶲地往东北方向，君长有几十个，徙、筰都最大。从筰地往东北方向，君长有几十个，冉、駹最大。他们的习俗有的定居，有的迁徙，在蜀地的西边，〕上面四十一字，借用《史记·西南夷传》补入。〔这就是所谓的西夷。〕这是根据《西南夷传》的意思补入的。〔秦朝时曾经开通并设立郡县，到汉朝兴起时废除了。〕这十二个字，借用《司马相如传》的原文。〔元鼎六年开通南夷道，邛、筰的君长听说南夷与汉朝相通，得到的赏赐很多，大多愿意成为内地的臣妾，请求设置官吏比照南夷。〕这是《西南夷传》的原文。〔于是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前往出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随人，乘坐四匹马拉的传车，凭借巴蜀的官吏、财物来贿赂西夷，趁机平定西夷。邛、筰、冉、�、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内地的臣民。撤除边关，关口逐渐扩展。向西到达沫水、若水，向南到达牂柯作为边界。〕这一节选取《史记·司马相如传》的原文。〔等到汉朝诛杀且兰、邛的君长，并杀死筰侯，冉、駹都请求称臣、设置官吏。于是将邛都设为越嶲郡，筰都设为沈犁郡，冉、駹设为汶山郡。〕这是借用《史记·西南夷传》的原文。《汉书》相同。〔沈犁郡，治所在筰都，距离长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管辖二十一个县。〕这是根据《汉书·武帝本纪》颜师古注引用《茂陵书》的原文。〔天汉四年，并入蜀郡为西部，设置两个都尉。一个驻在旄牛，主管边境外的夷人；一个驻在青衣，主管汉人。〕这是借用《后汉书·莋都夷传》的原文补入。〔邛来山本名邛筰，是邛人、筰人所来的地方。〕这是依据刘昭《郡国志》注引用《华阳国志》的原文修改了三个字。“来”字原本写作“崃”，依据李贤《后汉书》注引用的文字修改。“筰”字下面的句子，原本作“故邛人、莋人界也”，两注相同。考察这座山是今天的大相岭，在汉代是旄牛、严道两县的边界，不是邛人、莋人的边界，邛国尤其远远达不到这里。但是邛人、莋人进入蜀地，则必须经过这座山。应当是原本解释邛来的含义，作“邛人、莋人所来的地方。”刘昭或许依据了错误的版本，或者错误地将“本名邛莋”的含义理解为界山，将“由来”改为“界”字，李贤又因为核对刘注而沿袭了这个错误，这里予以订正。〔有九折阪，〕推测补入四个字，以引出下文。〔山势险阻峻峭曲折，经过九次转折才到达山上。夏天凝结着冰，冬天则极其寒冷。〕这是继续引用刘昭注引用的文字。李贤注引用的“回”字作“回”。又重复了“山上”二字。〔宣帝时，琅邪人王吉字子阳〕这是根据《汉书》卷七十五《王吉传》的原文，以郡、姓名、字连称的常氏语格缀补刘注引用的文字。刘注有“王阳巡视部属到此退却”的句子。〔担任益州刺史，巡视部属到这里感叹说：“奉养先人留下的身体，怎么能屡次乘坐这种险途。”后来因病离职。等到元帝时，涿郡人〔王尊字子赣担任刺史，来到这个阪，问官吏说：“这不是王阳所畏惧的道路吗？”官吏回答说：“是。”王尊呵斥他的车夫说：“赶车！王阳是孝子。王尊是忠臣。”王尊在任两年，怀柔边境外的地区，蛮夷归附他的威信。〕这是借用《汉书》卷七十六《王尊传》的原文补入。稍微增加了字。〔公孙述占据蜀地，青衣人不归附。光武帝嘉奖他们，建武十九年将他们设为

译汉嘉郡。〕根据《水经注》卷三十六的记载补入。〔后来，又设立了都尉。〕这是根据《郡国志》中蜀郡属国的注释推定出来的。〔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梁国人朱辅喜好建立功名，在任多年，宣扬汉朝的恩德，以威势和恩惠安抚远方的夷人。自汶山以西，前代未曾到达，朝廷正朔未曾施加影响的地区，白狼、盘木、唐菆等一百多个国家，户数一百三十万，人口六百万以上，全族进献贡品，称臣服役。朱辅上疏说：‘臣听说《诗经》中说：‘那岐山之路，平坦易行。’《传》中说：‘岐山道路虽然偏僻，但人们并不觉得遥远。’诗人吟咏，将其作为祥瑞的验证。如今白狼王唐菆等人仰慕教化归顺正义，创作了三首诗。路途经过邛来大山、零高阪，陡峭险峻，危险程度百倍于岐山之路。他们背负老幼，如同归向慈母。远方夷人的语言，辞意难以准确表达。草木种类不同，鸟兽类别各异。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他们熟悉亲近，颇通晓他们的语言。臣便让他询问当地风俗，翻译他们的言辞。现在派遣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他们到京城，并呈上他们的乐诗。往昔圣明的帝王，曾让四方夷人的乐舞表演。如今所呈上的，或许能完备其中一种。’明帝对此加以嘉奖。此事下达给史官记录他们的歌谣。〕这段全部采用《莋都夷传》的文字补入。《常志》既然记载了邛来山，必定附有这三个故事。《东观记》中有《朱酺传》，现存残文说：‘朱酺，梁国宁陵人，明帝时任益州刺史，发文书给所属各郡，用圣德晓谕他们。白狼王等一百多个国家通过多重翻译来到朝廷。进献了三首诗。’〔当时部尉的官署房舍，因为管辖混杂的夷人，应当加以炫耀震慑。于是雕刻装饰城墙，华丽地绘制官署寺庙及各个门楼，画有神仙、海灵、穷奇、凿齿等形象。夷人出入时感到恐惧。骡马有的因害怕而退缩不前。〕这段采用《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引用的《华阳国志》文字补入。“御”原作“御”。“恐”下原本没有“惧”字。《后汉书》作“画山神、海灵、奇禽、怪兽来炫耀震慑他们。”〔延光二年，旄牛夷反叛攻打零关，杀害了长官。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败了他们。于是分设蜀郡属国都尉，管辖四个县，职权如同太守。〕这段采用《后汉书·莋都夷传》的文字。〔灵帝时，又将蜀郡属国改为汉嘉郡。〕这段采用《莋都夷传》的文字。加上“复”字以呼应上文。〔四个县共有十一万户。〕依据《郡国志》蜀郡属国的户数。〔太康年间有一万三千户。〕依据《晋书·地理志》。

译二十一

〔汉嘉县，郡治。〕依据《晋书·地理志》，此处采用《太康地志》的文字。〔故青衣羌国也。〕此处采用《水经注》卷三十六的原话。〔高后六年开为青衣县。〕此处依据《蜀志总序》与《汉书·地理志》。〔有蒙山。〕此处采用《后汉书·郡国志》汉嘉县条的文字。《前汉书·地理志》记载与此相合。〔青衣水所发。东径县，南于沫水会。〕此处采用《水经注》的文字。删去了“县”字前的“其”字，以及“会”字后的“于越嶲郡之灵关道”八个字的错误文字。〔沫水从岷山，西来，出于灵山下。其山上合下开，水出于其间，至县东与青衣水合，东流入于江。〕此处采用《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的文字，并参考《水经注》的文字进行整补。刘昭在此注中引用《华阳国志》，文字非常错乱，无法断句。大概是依据错误的版本又自行篡改。所以与地理实际情况相悖。《水经注》的文字也有很多篡改之处，所以用当今地理文字参考订正。〔土地多山。〕这是刘昭注引《华阳国志》的原话。〔产名茶。〕此处采用《寰宇记》引《九州记》及《茶谱》补充。详情见注释。〔灵山下有灵关，在县北六十里，有峡，口阔三丈，长二百步，关外即夷邑。〕此处借用《元和志》的文字。〔安帝永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长官令西，与徼外三种夷人三十一万口，携带黄金、旄牛尾毛，举土归附汉朝。安帝增加令西的田地和爵位，封号为奉通邑君。〕依据《莋都夷传》的文字。〔延光二年，设为属国都尉治所。阳嘉二年，改县名为汉嘉。〕节取《莋都夷传》的文字。〔沿用建武年间的郡名。〕意补。〔自那时以后，人文兴盛。王元泰州里无人继承。〕依据《三国志·杨戏传·季汉辅臣赞注》补充。〔樊叔达号称吏师。〕采用《樊敏碑》的文字补充。〔向举为一时的表率。〕依据《三国志·先主传》，劝进表中名列第二。〔张休、王晖都是俊彦之称。〕均依据现存墓铭等文献补充。

〔严道县，邛来山，邛水所出，东流入青衣。有木官。〕十四字采用《汉书·地理志》班固本注的文字。〔秦开邛来道，置邮传驿站，隶属于临邛。〕右边十一字依据《司马相如传》与《淮南王传》参合意补。〔始皇二十五年灭楚，迁徙严王的族人以充实此地，汉朝设为县，所以叫严道，隶属于蜀郡。到文帝时，又迁徙淮〕〔南王的族人于此。〕这四十字，采用《寰宇记》卷七十七的文字。将“汉为县”三字倒置在“故曰”之前，以阐明“严道”取义。秦朝与前汉都不避讳“庄”字为“严”。常氏不应有此说法。然而《读史方舆纪要》及《清一统志都有与此相同的文字，称出自《华阳国志》。可见唐宋人的书中引用《华阳国志》保留此说的还有其他种类。乐史也是实际转引可知。所以应当记录补充。〔道路通往邛筰，非常险峻。有长岭、若栋、八渡的艰难，杨母阁的险峻。从前杨氏倡导建造阁道，所以以此命名。〕这是《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的文句。原无“通邛筰”三字，依据《水经注》卷三十三再次增补。〔有铜山，是文帝赐予邓通铸钱的地方。〕取《史记·汉书·佞幸·邓通传》补充。〔其人士，则李盘画像在府庭，〕见于《先贤志》，前汉时隶属于蜀郡。〔高颐在锦里树立石阙。〕依据现存雅安姚桥的《高君碑》与石阙。雅安，是汉严道县地。〔卫继在蜀地做官，官至奉车都尉、大尚书。〕见于《三国志》附《杨戏传》。

〔徙阳县，本斯榆邑。汉武帝略取斯榆，设为徙县。〕依据《司马相如传》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徙音斯。”〔晋改名为徙阳。〕依据《晋书·地理志》。〔山出丹砂、雄黄、雌黄、空青、青碧。〕依据《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文字，增加“山”字。

〔旄牛县，在邛来山外，本旄牛王之地。邛人、筰人入蜀必经此山，非常险难，南方人厌恶它，常在此地停止交易。〕此处采用《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外志》文字，改“旄地也”为“本旄牛王地”，改“邛人自蜀入”为“邛人筰人入蜀必”七字，增加“恒止市于此”五字，补全文义。前人引文多因意为删减增衍，所以失之。〔有鲜水、若水〕五字依据《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出徼外，南至于大莋入绳。〕九字采用《前汉书·地理志》旄牛县注补足。〔濊水又名洲江，合于沫水，自南安流入江。〕《郡国志》注原引脱落“濊水”字，于是失去《常志》本旨。此处采用《前汉书·地理志》青衣县注，再补后八字。并将“渽”字改为“濊水”，以便与“汶山县”引文相符。

〔晋乐县〕此处依据《宋书·州郡志》补充。详情在注释。

译二十二

译越嶲郡，任命越嶲太守，迎接的人像云一样多。后来蜀郡人赵温，也显出治理的政绩。十八个字应当向后移动。这里是原来的邛都夷国。这句话采用了《后汉书·南蛮·邛都夷传》的文意。秦朝时曾经开通并设为郡县。这句话插补了《史记·司马相如传》的话。汉武帝再次开辟，这句话采用了《邛传》的文，增加了“汉”字和“复”字。把它设为邛都县。不久土地塌陷成为沼泽，因此命名为邛池，南方人认为是陷河，《邛传》原文作邛河。这里依据刘昭注引李膺《益州记》改为陷河。李膺晚于常璩，应当依据《常志》，《范史》文字有误。后来再次反叛。元鼎六年，汉军诛杀邛君，把它设为越嶲郡。《邛传》在“汉兵”下有“自越嶲水伐之”六个字，是依据应劭的说法修改《常志》的话，这种说法没有可取之处。这里采用《史记·西南夷传》“诛邛君”三个字来替换，参看注释。那里的土地，平原有稻田。以上都采用了《邛传》的文。那里的人椎髻、耕田，有聚落。这句话用《西南夷传》的文补入。风俗大多游荡，而喜欢唱歌，大体与牂柯相似。豪帅放纵，难以制服。这句话采用了《邛传》的文。

王莽时，郡守枚根征调邛人任贵担任军候。《邛传》原文本作“长贵”。这里依据宋椠残文改为“任贵”，以下同。更始元年，任贵率领族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这句话采用了《邛传》的文。将“更始二年”改为元年。说明在注释中。王莽派遣任贵为镇戍大尹守卫那里。这十二个字是宋元丰刻本所谓“略加整理刻之”所保存的旧本讹乱中的残文。原文作“遣任贵”，改为用“以”字。又投降公孙述。公孙述失败，光武帝封任贵为邛王，建武十四年，任用派遣使者上报三年的计簿，天子随即授予越嶲太守印绶。十九年，武威将军尚击益州夷，路经越嶲。任贵听说后，怀疑尚已经平定南边，威法必然施行，自己不能独自放纵，于是聚集军队，建立营台，招呼各位君长，大量酿造毒酒，想要先用来慰劳军队，趁机袭击尚。尚知道他的阴谋，于是分兵先占据邛都，于是突袭任贵，诛杀他，迁徙他的家属于成都。以上都是《邛传》的文。

自建武以后，多次反叛。这六个字也是宋椠所保存的旧本讹乱中的残文。永平元年，姑复夷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伐击败他们，斩首其渠帅，传送首级到京师。后来太守巴郡人张翕，政治教化清平，得到夷人的和睦。在郡十七年去世，夷人爱慕他，像丧父丧母一样，苏祈叟二百多人，携带牛羊送丧到张翕的本县安汉，起坟、祭祀。诏书赞美他，为他建立祠堂。这句话采用了《邛传》的文。《太平御览》卷六十引《华阳国志·张翕传》作“在官十九年”，另详《补巴郡士女轶文》。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的夷人大羊等八种，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六千七百二十，仰慕道义内属。当时郡县赋税繁多。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人反叛，杀害遂久令。第二年，永昌、益州及蜀郡的夷人都反叛响应他们，众兵于是超过十万，破坏二十多个县，杀害长吏，焚烧城郭，掠夺百姓，骸骨堆积，千里无人。诏令益州刺史张乔选拔能干的从事讨伐他们。从事杨竦率领军队到达楪榆，大败他们。封离等人恐惧，斩杀同谋的渠帅，到杨竦处乞求投降，杨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都来投降归附，各郡都平定。州中评定功劳，尚未上报，恰逢杨竦因病伤去世，张乔深深痛惜他，于是刻石勒铭，图画他的像。以上都采用了《邛传》的文。删省与《南中志》相同者及战略部署七十二字。保留常氏刺守令不良，激成夷乱与表彰扬竦功勋之意。天子因为张翕有遗爱，这句话采用了《邛传》的文截缀《御览》引文。张翕的儿子张璊，刚被察举为孝廉，天子起家拜为越嶲太守。迎接的人像云一样多。这二十个字，采用《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二引《华阳国》文。璊原作端，《范史·邛传》作“湍”，本书《士女目录》又作张璊，《巴》同，这里改从本书。后九个字也保存于宋椠讹乱残文中。足以证明《御览》引文原在此处。原来所谓“略加整顿”者妄以上接于汶山郡骆武事“因”字之下，时次列王莽前，错误很大，这里移正于此。说：“郎君仪貌像我府君。”后来张璊颇失其心，有想要反叛的人，各位夷人长老互相晓喻说：“应当为了先府君的缘故。”于是得以安定。这句话是《邛传》的文。“曰”上原有“夷人欢喜，奉迎道路”八个字，删去。后来顺桓间，广汉人冯颢为太守，十个字采用《邛都传》的文。也显出治理的政绩。《邛传》文作“政化尤多异迹云。”本书宋刻本有讹舛略加整顿残文本作“后蜀郡赵温，亦着治绩”。应当是妄人用残

译动乱之后，“字”与“亦着治绩”四字，以及湍急残存的文字，被妄加引用赵温的语句缀连而成。这也足以证明《常志》此处原本就有这四个字，是范晔修改了原文。参见冯颢对第十二章的注释。

译章武三年，越嶲高叟大帅张、吴、何、王高定称王，恣意妄为，派遣都督李承之将军梓潼焦璜，攻破并吞没了郡地。丞相诸葛亮派遣越嶲太守龚禄驻守安上县，遥领太守之职。安上县距离郡治八百里，徒有郡名而已。建兴三年，丞相诸葛亮南征，恢复了郡治。蜀安南将军马忠讨伐越嶲郡夷，郡夷刚狠，皆如鸱鸟般窥视。军队离去后，又杀害太守龚禄叛乱。延熙初年，以安南将军马忠率领张嶷为越嶲太守。张嶷率领所部军队进入郡中，诱杀苏祈、邑君冬逢及其弟隗渠等人，安抚聚集各部落，威信显著，各部落逐渐归服。又斩杀斯都耆帅李承之的首级，李承之正是杀害焦璜、龚禄的人。又讨伐叛乱的边鄙，降服夷人，安定部落，蛮夷全都归顺。张嶷起初因为郡城房屋颓败，另筑小坞居住。延熙五年才回到旧郡。《张嶷传》说：“在任三年，迁回故郡。”重新修筑郡城，夷人男女无不尽力。恢复七个县。张嶷调离后，又多有奸邪违犯法度之事，虽然有四部斯儿以及七营军队，不足以固守。于是设置赤甲、北军两个牙门，以及斯儿督军中坚，守卫夷地边界。旧本记载这段文字，错乱不堪，不再重叙，姑且考证事情的始末，略加整顿刊刻。记字，《函海》本作纪，并注云：“李本此注在书头。刘、李本作记，刘、吴、何本亦有此注，似吕氏语。”按，这二十三字，各本皆有，在“更筑小坞居之”句下，大字、提行，低一格排列，作两行。其下“延熙二年”，乃提行作正文。这明显是吕大防付刻时，因前页脱落，存文虫蛀损坏，漫无条理，妄以所能辨识的残字拼凑而成。廖本刻作双行夹注，在“小坞居之”句下。循此以求原文，参合历史文献本易得其大致，却竟将“拜越嶲太守”句上接汶山郡骆武事下的“因”字，而又将残页末行“更筑小坞居之，延熙二年乃还旧郡”的不可分割之句割裂为两段。现将它们移至章末，保存其原形，以助了解校补移易的意义。二十三。邛都县，郡治，因邛邑得名。邛，邛二字古通用。《史记》、《汉书》及宋、明各本皆作邛，《函海》与廖本作邛。邛地起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又有四部斯儿。南山出产铜，邛河有唪嶲山，又有温泉穴，冬夏常热，其温可烫煮鸡、豚。下流澡洗治疗疾病。其余多是恶水，水神护持，不可污秽及沉溺乱发，否则使人遭受恶疾，全郡都这样说。台登县，有孙水，一曰白沙江，流入马湖水。山中有砮石，火烧成铁，刚硬锋利。《禹贡》“厥赋砮”说的就是它。又有漆，汉末，夷人皆有之，张嶷取用。

译这里直接补上“张”字。

译【阐】〔阑〕县，旧本皆同误，本《郡国志》作“阐县”。此处依《前汉志》改正。

故邛人邑，李本作“也”。〔治〕邛【都】〔部城〕，旧本皆只有“邛都”二字。此处依《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文字，补“治”、“城”两字。此处依《元和志》将“邛都”改为“邛部”。〔地〕接【寒】〔零〕关，旧各本皆作“接寒关”三字。“寒”为“零”字讹误甚明。依《司马相如传》改正，并补“地”字。

〔零关道〕，依《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补充。

〔有铜山，又有利慈渚。太始九年的黄龙〕〔出现在利慈，县令董玄之率领官吏百姓观看，以此报告刺史王浚。王浚上表奏报，改名护龙县。〕前七字，采用《郡国志》注引文字。并援引《水经注》卷三十六补充“渚”字及其下三十五字。今省略。此二字保存宋椠旧文，元接“阑县”条。

苏示县，钱写本作“汉示县”。《张嶷传》作“苏祁”。汉末，夷王〔冬逢〕，依《张嶷传》补充此二字。及弟隗渠，数偝刘、李本作“背”。吴、何、王本作“偕”。钱、函、廖本作“偝”。浙本剜改作“偝”。叛。以服诸种，张嶷先杀其王。【弟】隗渠又叛，逃入西徼，派遣亲信二人出使张嶷。《张嶷传》说“诈降张嶷，实取消息”。张嶷知悉奸计，以重利诱使，使杀隗渠。《嶷传》说：“许以重赏，使为反间。二人于是合谋杀隗渠。”隗渠死后，夷徼肃清。【县晋省】，此三字，当是后人批注，吕刻收入正文。

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住狼县】，廖本注：“住，‘当作堂。’狼，‘当作蜋。《南中志》作螂’”。今按：此十字，当倒置于末，以故濮人邑句上承“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闭”字宋明旧本皆作“开”。清刻本皆同《郡国志》注引，作“闭”。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吉。有天马河，“天马”，《郡国志》注引讹作“元马”。下文同。〔天〕马日行千里，依《郡国志》注引文字补充“天”字。后死于蜀，葬于江原小亭，今天马冢是也。

【县】〔山〕有天马祠。“山有”是常氏文例，“县有”非例。《郡国志》注所引文字，固然多有改字，不足全遵。此处还“县”字为“山”字，与下文“山下”字相应。山，谓天马河侧的天马山也。【初】，旧本皆有此字，于文不适。《郡国镇》注引亦无。民家马牧山下，或生骏驹，云天马子也。今有钱、《函本作“其”，廖本作“有”。天马【径】〔径〕，刘、《函、廖本作“径”。不取。厥迹存焉。河中有铜胎，“钱、《函》、廖本作“胎”，《郡国志》注引作“船”，张、吴、何、王本同作“船”，《水经注》作“具子铜胎”，顾广圻校云：“当依《水经注》。”今以羊祭祀之，可取，河中见存。

土地【时】〔特〕产〔好〕犀牛，“犀”当作“兕”。〔东〕山【色】〔出〕青碧，依《郡国志》注所引《华阳国镇》文字补充“好”字与“东”字，改“时”作“特”，“色”作“出”。顾广圻顾观光二校稿已先见到。

大筰县，旧各本作“笮”，廖本作“筰”。汉末省也。刘、李本无“也”字。

定筰县，《函海》注云：“前后《汉书》、《晋书》作‘莋’。”

筰，笮夷也。“笮”字，廖本注云“当衍”。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蜀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类也。县在郡西。渡泸水，至刚徼，【白】〔曰〕旧皆作“白”，此处改作“曰”。摩沙夷。有盐池，《郡国志》注引用此文，作“盐坑”。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烧之，《郡国志》注引作“而后焚之”。“其后”字当衍。成盐。汉末，夷人皆禁锢之，张嶷往争，夷帅狼，旧无此“狼”字，廖本补，并注。岑，是盘木王舅，旧各本作“盘木明”。廖本依《张嶷传》改正，有注。不肯服，张嶷擒获，鞭打杀死。厚赏赐，其余类皆安，官府迄今有之。【北沙河是】，四字可疑当衍。

三缝县，《前汉志》作“三绛”。

一曰小会无，音三播。旧本此处下皆有“小注”云“音三播字疑误。”唯刘本多注“缝音播”三字。通道宁州。渡泸，【得】〔接壤〕蜻蛉县。“得”当作“接”，谓县境越泸水，接蜻蛉县界，处有长谷。蜻蛉在云南郡。

有长谷石，刘李本作“古”。【时】〔猪〕旧各本皆作“石时坪”。顾广圻校稿依《水经注》改正。“坪”，张、吴、何、王本作“平”，依元丰本也。刘、李、

译钱本、《函》本、廖本作“坪”，是依据嘉泰本。其中有一群石猪，母子共有数千头。长老们传言说：夷人过去曾在这里放牧猪，有一天猪忽然变成了石头，直到如今夷人不敢在这里放牧。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作“不敢前往放牧”。

译卑水县，距离郡治三百里。水流通向马湖。《郡国志》注引写作“水通马湖”四字，应当是“水通马湖江”五字被删削，详见注释。

潜街县，《函海》注说：“刘、吴、何、李本作‘溪’。《汉书·地理志》作‘灊’。”汉代末年设置，《前汉书·地理志》已有此县，“末”字是衍文。晋朝初年废除。《后汉书·郡国志》已无此县，那么应当说“后汉废除”。而说“晋初废除”的，大概是因为蜀汉时期曾经重新设置。

安上县

马湖县，水流通向僰道汇入长江。晋朝初年废除。刘、李本没有“初”字。

二十四

以上为益州，汉朝初年统辖五个郡。按，指的是巴、汉中、蜀、广汉、犍为五郡，都是高祖王汉中时的故地，截止到武帝建元六年为止，不计算武帝新开辟的各郡。后来逐渐分设，蜀郡和巴郡，又分出了五个郡。“为”字应当作“出”。意思是蜀郡分出汉嘉、江阳二郡，巴郡分出了巴东、巴西、涪陵三郡，合计为五个郡，都在建安以前。不计算汶山郡，因为它不是汉王的故地。〔刘二主时，又自〕广汉、汉中和犍为、〔巴西分出了六个〕【为四个】郡。意思是自广汉分出梓潼、阴平，汉中分出了西城、上庸、房陵，巴西分出了宕渠，犍为分出了朱提，也都是故汉中王的故境。〔武帝〕【又】开辟益州五个郡，这里指的是武都、汶山、越嶲、牂柯、益州五郡，沈黎随即废除不予计算，益州后来改名为晋宁。〔明帝开辟永昌郡，丞相诸葛亮分置建宁、兴古、云南郡〕，合计二十五个郡。蜀汉时期有这二十五个郡没有错误，但上文缺失的字很多，即使不能合并，各郡的文字本来还在，可以依据来补正。南中的平乐、南广二郡也是蜀汉设置的。平乐随即废除，南广是丞相诸葛亮后来设置的，所以不应当计入。旧刻各本奇怪其数目不合，不知考订补正，廖本注说“以上错乱驳杂，未能详细考证。”等到宁、【州】〔荆〕、梁州建立，又增加了七个郡，蜀于是有【三】州四个，及字《函海》注说“何本误作‘又’”。顾观光校勘说“原误作‘又’”。大概元丰本与张、吴、何本都作“又”，刘、李、钱、《函》、廖本作“及”也。又“于是有”下面“州四”上面，各本都没有“三”字。廖本有，并注说：“旧脱此字，今补正。”现在按：李雄曾经设置荆州，见《大同志》，常氏原本有“荆”，为州四个。降服江左后，嫌荆州与晋朝抵触，删去，改“荆”为“州”以掩盖，而“州四”二字来不及改。后来的传抄者于是从“州”断句，把“四”属下句。这里改回“荆”字，从“四”断句。〔凡三〕十二郡，旧刻错误地把“四”字属下代替“三”字。这里补上“凡三”二字。三十二郡是，上面二十五个郡，加上李雄与王逊所增立的平夷、夜郎、平乐、南广（李孝复置），河阳、梁水、西平七个郡以及荆州的建平郡。由于常氏去掉“荆”字删去建平郡，所以历来抄传与镌刻者不能得出三十二的数目而作四十二，连同上面各数字疑惑不明，听任其错乱驳杂，甚至把四州改为三州，三十二郡改为四十二。一百九十六个县。各本文字相同。查本书所列郡县，总共只有一百七十四县，还差二十二县，怀疑都在原荆州郡县中，合计省并的县计算，不是常氏原文有误，只是没有详细考证。州分后，《函海》作“为”。益州凡新旧郡【九】〔七〕个，旧刻都作九，应当是七字的讹误，说法详见注释。县四十八，户夷、晋二十【二〕〔四〕万。廖本作“二十二万”。

撰写说：蜀作为邦国，天文方面，〔则〕井宿星络光辉照耀其上。地理方面，〔则〕岷山、嶓冢镇守其地域。五岳方面，则廖本有“则”字，其他本没有。华山标示其南面。四渎方面，则旧各本有。汶江出自其边界。所以上古圣人，则大禹生于其乡。婚姻方面，则黄帝娶其女。显赫家族，吴、何本没有“女”、“显”二字，吴本作“墨巴”，何本空格。怀疑是张佳胤删去，以“族”代替“女”字，意思确实胜过嘉泰本，然而我怀疑“显族”下有脱文，应当是原有表扬各大族的文字被删去。大贤方面，彭祖养育于其山。列仙方面，王乔升于其冈。而宝鼎光辉照耀于中流。离张、吴、何、王本写作“骊”。龙、仁虎跃当脱有一字。于渊陵。自开辟及汉朝，国家富裕人民殷实。府库腐烂谷物布帛，家中蕴藏积蓄。《雅》、《颂》的声音，充满天空道路，中【林】〔穆〕旧本都作“穆”。廖本作“林”。的咏叹，等同于《二南》。繁衍三州，土地广阔万里。相比九州，在这里最为兴盛。固然是干坤的灵囿，先王所规划治理的地方。

附一

蚕丛考

蚕丛的名字，开始显扬于扬雄的《蜀王本纪》，该书现在散佚，只有辑本。所辑录的魏晋以来杂史、地书及汇书，文字稍有不同，大意相同。无非出于扬雄所传。这里在《常志》之外选录几种以便参订：

《文

译《蜀都赋》注：“蜀王的祖先名叫蚕丛、柏濩、蒲泽、开明。”那时，百姓头发椎结、言语左异，不懂文字，没有礼乐。从开明往上追溯到蚕丛，累计有三万四千年。（左言，是指不同于汉语。六朝时期有“左郡”，指的是语言不同的郡县。）

译《艺文类聚》卷六记载：“蜀王起初叫蚕丛，其次叫伯雍，再次叫鱼凫。”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记载：“蜀地先称王的有蚕丛、柏灌、鱼易（凫）、开明。那时的人椎结发髻、衣襟向左掩，不懂文字，没有礼乐。从开明往上直到蚕丛，共经历了四千年。”（左衽并非羌氐的风俗，应是“左言”的讹误。）

又卷八百八十八记载：“蜀王的祖先名叫蚕丛，后代名叫柏灌，再后名叫鱼凫。这三代各自经历了数百年，神化不死。他们的百姓也随着君王的教化而离去。”

综合分析，以求得扬雄原本的话，那么蜀王先世最先著名的就是蚕丛氏。那时与中原风俗不同，没有文字，没有礼乐，年代久远荒渺，连坟墓也没有。直白地说，还是原始社会的初期或中期，或者说中石器时代以前的社会。从蚕丛氏开始，才有了氏族组织。所谓的“王”，是后人加给其氏族首领的称号，正如称伏羲氏、神农氏为“帝”一样，并不是已经有了国家制度的王号。

常璩在《序志篇》中，用特别的笔法反对扬雄所传的说法，说：“世俗间横生有《蜀传》的人，说蜀王、蚕丛之间周回有三千年。……查考《蜀纪》，‘帝居房心，决事参伐’，参伐就是蜀地的分野。意思是说蜀地在帝议政的方向。帝不议政，那么王气就流于西方。所以周朝失去纪纲而蜀地先称王。七国都称王，蜀地又称帝。这就是蚕丛自称为王，杜宇自称为帝，都是周朝衰微的时候，哪里能得到三千年？”所依据的《蜀纪》三句话，与《三国志·秦宓传》中“请为明府陈其《本纪》”的文字相同。常璩本来就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待、任给事等人各自收集传记来撰写《本纪》。”那么从前汉到魏晋，撰写《蜀本纪》的共有八家。扬雄只是其中之一。常璩与秦宓所依据的《蜀本纪》，出自星象家的言论，并非扬雄的话。扬雄“怀铅握椠遍访故老”（《方言序》），传述他的《方言》。他记载蜀王的事迹，应当也是如此。凡是民族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大都有口诵其先代历史的能力。（近代彝族奴隶主，有能诵其祖先名氏达七十代以上的人。）扬雄生于蜀地，与故老熟识，记载其传说如此。虽然其真实性不能很大，但也应该比那些其他学者专门依赖书本、进行推断的人更可靠。所以常璩用来驳斥扬雄说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从而可知对《华阳国志》相关的各种话语，也应当有所抉择了。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旧籍所传关于蚕丛氏的资料，可以肯定其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的首领。其到周末的时间，说三千年，是保守的数字；四千年，是近似的数字；估计万余年也不是很夸大。这是结论之一。

为什么称为蚕丛？凡是古籍记述原始社会的氏族名称，有录音的，有录意的。“蚕丛”是录音吗？必定不会取用如此繁画的两个字。意必也像“伏羲”、“神农”、“有巢”、“豕韦”那样是录意；或者由其饲养原蚕成功，创制缫丝法，为民族兴利，所以号称“蚕丛”。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说：“蜀地有蚕市，……老辈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百姓没有定居，随着蚕丛所在的地方设置市场居住。这是他的遗风。”这是蜀人相传蚕丛氏时还没有都邑，随着桑林所在，聚集其人，教以养蚕缫丝，所以叫蚕丛。然而宋代距离蚕丛已远，晚于扬雄一千多年，既不是秦汉人的传说，更难信赖。我怀疑蚕丛的意义，是说把蚕聚集在一个箔上喂养，共同结茧，不像原蚕那样蜎蜎独生，分散结茧。这是原始人类的一大发明创造。所以成为氏族的专称。现在蜀人还称结茧的草树为簇，语音作丛的入声。怀疑就是蚕丛语的演变。

古史相传，黄帝元妃嫘祖，教导百姓养蚕（出自《世本》）。《史记·五帝本纪》依据《世本》与《大戴礼·帝系姓·五帝德》撰成，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的女子，这就是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了两个儿子，……青阳降居江水。第二个叫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族的女子叫昌仆，生了高阳……这就是帝颛顼。”蜀山氏居于何地，暂且不论。论蜀这个字，大概就是原蚕的本称。就我国文字发展过程而言，先只有象形，其次是会意。周秦以后，谐声字才多。蚕字，从虫，朁声。其非原始的蚕字很明显。比蚕字早出的，有蜀字；古文作●，后加虫字象形兼会意。所表示的是蛾类的幼虫。蛾类幼虫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的莫过于蚕。所以蜀字是古人专为原蚕制造的。象巨目之虫。又加虫为标识者，是象形末期的字；更加

译虫，用以表明它不是其他种类的巨目动物。原蚕的眼睛其实很小，但有大黑斑作为假眼，所以它的造字就是这样。（家蚕经过人工改良变化，大多失去了眼斑。）我国的象形文字，在渔猎经济时代开始产生，在畜牧时代大为兴盛。进入农业时代后逐渐衰落，于是渐渐进入会意、谐声的阶段。估计“蜀”字的制成，就在黄帝时代。这个字，也就是当时的“蚕”字。后世就用“蜀”指代原蚕，而对于人工改良的蚕种，则造出“蚕”字来加以区别。所以《淮南子》说：“蚕与蜀相似但爱憎不同。”其中所说的“蜀”，就是原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野蚕。

译野蚕，如今四川有桑树的地方都有。桑林年代久远，就会自然繁殖生长。它的蛾与家蚕的蛾没有区别，在桑树的枝干上产卵，并不密集。春暖时自行孵化，靠近叶芽。它们常常分散，很少共用一片叶子。经过四次蜕皮变化后结成茧。身体比家蚕短小，形态质地完全相同。散开在桑树下的枯草、篱笆、墙壁间结茧，或者就在桑树皮皲裂的地方。茧呈淡灰黄色，比家蚕茧小而坚硬。可以煮后抽丝，与家蚕丝没有区别，只是多有结节。习性不群聚。所以“蜀”字的引申义为“独”。扬雄《方言》：“一，蜀也。南楚称之为独。”大概蜀地古语读“一”为“蜀”，其字写作●，像蚕的形状，也就是古代的“蚕”字。我国古代传授养蚕方法的，起初也只称为“蜀”。后来造了“蜀”字。因此“蜀山氏”，就是古人加在蚕丛氏身上的称呼。其含义都是指最先创造养蚕法的氏族。西陵氏的女子嫘祖得到了这种方法，转而施行于中原地区。所以她的儿子娶了蜀山氏的女子。怀疑西陵氏的居住地与蜀山氏相近，所以将技术传授到中原特别早。那么蚕丛氏在黄帝之前就已经养蚕了。

蜀族在蚕丛时代没有文字可以确定。自从他们迁入蜀地，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就不能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字在出土文物中有很多可以验证的，比如手纹是造作的意义，花蒂纹是王的意义，持刀人是兵的意义，舞蹈人是快乐及胜利的意义，只是不知道它们发什么音。那个●字，像蚕的形状，读蜀音，可以根据《方言》确定。又●字，像两只蚕相对望着等待喂食，读蚕音，则可以根据《后汉郡国志》中蚕陵县的字写作“八陵”来确定。《前汉志》写作“蚕陵”。《后汉书》帝纪及《西南夷传》都记载有安帝永初元年，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攻蚕陵”。字都写作蚕。只有《郡国志》写作“八陵”。所以可知这个●字是蜀人习惯使用的“蚕”字。《帝纪》使用汉字，写作蚕，《郡国志》使用地方字，写作●。这是蜀王时期已有的古蚕字，一（蜀）表示单数，音如独。●（蚕）表示复数，是蚕字的音。蜀人已经知道中原称这种虫为蚕，因此将●读作蚕字的音。

由文字发展的时代变化，与区域性的不同，可以证明蚕丛生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他创始发明了养蚕。这是结论之二。

蚕丛氏居住在哪里？《前汉书·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莽曰步昌”，排在蜀郡十五县的末尾，可知它是汉武帝时新开的县。《后汉志》写作“八陵”，可知它是蜀山氏的故地，也是蚕丛的故邑。《元和志》：“翼州，北至松州（今松潘）一百八十多里。……周武帝设置。本是汉蚕陵县地。汉元鼎年间开辟。梁大清年间，萧纪在旧县设置铁州，不久废除。周天和元年，讨伐蚕陵羌，在七顷山下设置翼州。”考察地理的人，都一致定为今松潘县南一百八十里的迭溪。那地方正当松坪河与岷江汇合口，旧有小平原。一九三三年地震，山崩堵塞江水，现在成为迭溪湖。其北山名蚕陵山，见于《旧唐书·地理志》“翼州卫山县”。

县名蚕陵的，大概旧传有蚕丛王墓在这里。就像楚国的夷陵，巴国的故陵。都是因为旧墓而得名。或者说是蚕丛氏所居住的丘陵，与“蜀山氏”的蜀山同义。必定与蚕丛氏的旧居有关。汉元鼎时，距离蜀王杜宇不远。汉武帝时蜀人必定能知道其先王住地所在，所以立县时用此名。

上古人类，原本从牧业逐渐进入农耕。当处于牧业经济时，以草原为乐园，以暖谷为畏途。岷江上游地区，是一片丘低谷浅的大草原，北连陇西，接于河套。西边连接大渡河上游与雅砻江上游的康北大草原，接于析支、洮湟地区。如此连成一片的大草原，兼有浅谷河原，可以种植麦类和牧草，是我国牧畜时代民族活动的中心地区。后来中原农业，与巴蜀吴楚农地依次开辟，兴起为新的经济中心。起初还与这旧的牧业中心有着频繁深厚的经济联系。在黄帝时代，这草原与中原农区，还是一个大家庭。所以黄帝“西至于空同”，而娶西陵氏女。（这西陵应当指陇西某地。与楚国的西陵无关。）他的两个儿子又降居江水、若水地区，与蜀山氏通婚。他的孙子、曾孙颛顼与帝喾，又依次入主中原成为大君。大禹也出生在这江水河谷，而入主尧舜之朝担任“司空”。其后终于建成夏后氏的国家，开始了我国的奴隶社会。而这牧业时代中心的大片草原，受地理条件限制，社会停滞不前。周秦汉以后，差距日益扩大，遂形成夷夏畛域之别；有人论及蚕丛是蚕丝业的发明者，则反而群起怀疑，认为只有嫘祖是养蚕的创造发明人。

译也。

蜀地与华夏最初的交通，原本是以岷江上游河谷为媒介的。绵虒（即旧茂州所在地）与蚕陵，是其中的枢纽。蚕陵以上，地势大体平坦开阔。所以王莽将其改名为步昌。蚕陵以下，河谷深邃狭窄，岸边的道路险峻逼仄，到了绵虒才略微开阔，多有农田。所以秦代的县治只设在绵虒。“绵”字，古义为茧絮。这也与蚕丛的文义有关。从绵虒向东越过土门关（今地名），仅是一道浅岭（属于九顶山脉的凹陷处），沿着湔水（海窝子的白鹿河）而下，到达瞿上（彭县北部的关口，《元和志》称之为天彭门），穿过短峡走出山区，进入成都平原的郫邑。这是蜀王柏灌、鱼凫从蚕陵逐渐迁入蜀地农业地带的道路。另外，从土门关沿着雒水下行至绵竹，一天即可到达。如今仍然通行。远古时期，成都内海尚未完全干涸露出陆地，其东北部已露出的部分，包括郫、什邡、绵竹等地区。这一地区的人物往来于中原的，总是从绵虒、蚕陵出发，溯江源（黄胜关）而上，进入陇西地区，再转入渭水平原。当时蜀地与内地的交通，只能如此。后来，从宝鸡、故关进入武都盆地。再沿着嘉陵江水到达葭萌进入蜀地。这就是殷周时代蜀地与内地交通的孔道。沿线多有桥梁和险峻的山坡。但这比草原旧路要便捷。这必定要等到人民能够开凿山石、架设桥梁的农业经济时代才能开通。所以知道它是殷周时期开辟的。那时，蜀山氏（蚕丛氏）部落也已经推进到瞿上（海窝子）和郫邑了。又后来，巴蜀与中原商业发达，经济联系紧密，政治关系逐渐加强，褒斜栈道于是建成。蜀地与内地的交通孔道便更向东移，而以汉中为枢纽。这已经在秦国图谋统一之初。此时，草原故道便无人再过问了。秦国灭蜀后，于是开辟湔氐道，即从今灌县龙溪出汶川娘子关的道路。这是岷江上游河谷与成都平原之间新开辟的捷径，为汉代设置汶山郡奠定了基础。于是土门关古道也逐渐废弃了。又至蜀汉时期，修成剑阁桥道，南栈新路建成，马鸣阁旧路也随之废弃。不了解这种交通发展过程的人，妄称“三皇乘祇车出谷口”（《秦宓传》中的文字），指的是现在的褒斜谷口。并认为蚕丛氏入蜀称王，是沿着江水出来的。反而怀疑瞿上是蜀王故治的说法。这是不明地理的缘故。

译据此考证古代西部边疆交通路线的发展演变，确定蚕丛氏最初的居住地，也与旧籍中关于沿革的记载相符合。这应作为第三个结论。

蚕丛氏属于哪个民族？从其居住地来看，可以断定他们是氐族。氐族与羌族同源，是最早迁入康区、青海、西藏大草原的人类。由于草原辽阔，食草动物众多，易于猎取；又富含白石英块，形成天然的锋利石器；当地干燥少雨，空气清新，人们很少生病；且无毒虫猛兽为害；因此原始人类乐于在此定居。从而较早培育出卓越的牧业文化。其留存至今的贡献有：培育出优良的牦牛和藏狗，进而培育出乳肉兼用的良种犏牛，以及耐寒的青稞。青稞是世界小麦的始祖。欧洲的黑麦至今仍沿用其音译。我国麦类的名称，都以“来”字为偏旁。大麦、小麦、荞麦、燕麦，如今已广泛种植于世界各地，都是青稞的变种。羊类、马类及玉石类作为商品，没有比羌族更早、更多的。中原文化在畜牧业经济时代，尚落后于羌族。即使已进入农业经济时代，依赖羌族商品的仍然很多。“黄帝以玉为兵”（出自《胡非子》），或许多得益于羌族的产品。后稷的“贻我来牟”（《诗经·大雅·生民》），正是说开始引种青稞。《禹贡》中的“织皮”，指连毛羊皮，古人用来编织粗布。《史记》、《汉书》中的“莋马、旄牛”，秦汉时期仍依赖羌族供应。羌族虽受地理限制，日渐落后于中原。但若论石器时代的经济文化，或许比我国其他民族更为古老。

羌族的原始居住地，是藏北的绛塘草原（羌塘），以及康北的俄洛草原。（《禹贡》中的“析支”，《汉书》称为“赐支”。“赐”古音读如“锡”。）当其鼎盛时期，人口不断增长，向四方扩展：向南进入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是播族（《西羌传》称“发羌”，隋唐时期为吐蕃）。更向南扩展的，是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尼泊尔、哲孟雄、不丹、珞巴等族。向西扩展的，是克什米尔，唐代为大小勃律与西女国。向西北越过昆仑山而下，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后来成为西王母，以及鄯善、于阗、龟兹等沙漠绿洲国族。向东北扩展的，分为党项（秦代为义渠，唐代为党项，宋代为西夏）与玁狁，以及赤狄、白狄、长狄等族。向东南扩展至西康高原的，汉代为旄牛羌，隋唐为附国、白兰、东女（苏毗）；元代称为霍尔、木雅、梭罗；清代为明正、理塘、巴塘、德格等地的土司部族。那些更早迁入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以及云贵高原之间河谷地带的，便是氐族。还有更早远入汉水流域与大巴山区的，则在唐虞时期为三苗，殷周时期为楚芈，魏晋时期为巴氐；他们都已进入农业社会，逐渐与内地民族融合。（楚国芈姓，其字形是“羌”的变体，而读音如“米”，与羌氐语中称呼人为“米”同音。这是羌族语言尚存的证据。）他们未能继续向东南扩展。向东受中原阻挡，向南则晚于越族，因此如此。凡是文化较高的民族，总是向四周文化落后的地区作波浪式扩展推进，规律便是如此。

氐族，是居住在低地的羌族。岷江、大渡河、金沙江等河谷，比起羌族居住的高原地带更低洼温暖，适宜种植，但交通不便。地理不同，经济生活各异，民俗随之变化，形成了新的支派。从武都的白马，汶山的冉駹，汉嘉的青衣，沈黎的莋，越嶲的白狼，都称为氐。蚕丛，大概是居住在岷江河谷最早的一支。蚕丛族人迁徙入蜀，后来冉駹继承居住其地，因此蚕丛氏，虽然是蜀地的先王，也属于氐族。

《诗经·殷武》中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來王。”意思是成汤时期，居住在陇蜀地区的氐羌民族，都与殷商民族建立了友好关系，商品贸易不断。殷墟甲骨文中，刻有大量的“羌”字。其字形从“羊”从“人”，形态多样。有的“羌”字加“石”字旁，它表示羌族贩卖石器（玉器）的商人，最美的石器以古羌族居住区最多，中原古代人珍贵的玉器，大多由羌人运来出售，所以加“石”字旁的“羌”字，仍应读作“羌”字的音。另外还有大量加“系”字旁的字，有人解释为被俘虏的羌人，我私下认为那是表示贩卖丝绸的羌人。蚕丝是羌族所居的温暖河谷才能生产的，岷江上游河谷生产得最早。中原古代人把那些河谷地区的人称作“氐人”。因此从“羌”加“系”字旁的字，实际是指“氐人”，即羌族迁入温暖河谷从事农桑业的人。

附甲骨文中三种“羌”字。

译（依据1934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甲骨文编》）

译●●●●（代表一般羌人）

●●●●（代表贩卖石器〔玉器〕的羌人）

●●●●（代表贩卖丝织品的羌人〔氐人〕）

羌人擅长饲养马、牛、羊。既然居住在河谷地带，不利于饲养牛、羊，行动全都依赖马匹，所以氐族都拥有适合山道行走的良马和驴，销往内地，这被称为“莋马”。蚕丝与马，是殷、周时期氐人与内地商人交易的两大宗商品。因此，秦、汉时期常将蚕与马归为一类。《荀子·蚕赋》称蚕神为“马首”。郑玄注解经书时说：“蚕与马同气，所以在蚕月禁止杀马。”《甘石星经》说房宿四星中，一颗是“天马”，一颗是“天驷”。《协律辨方书》说：“天马是丛神，是掌管蚕命的命神。”《唐月令注》说“先蚕是天驷星”（均依据《辞海》引用）。而隋唐时期以马明王为蚕神。马明王的塑像，额头多有一只竖眼，骑着白马，这大概表示其神祇为竖目人，属于白马氐一类，暗指蚕丛。宋代王钦若驳斥天蚕即天驷的说法（详见《宋史》卷五十五本传），于是朝廷的祭祀典礼改称“先蚕”。废除了烧柴祭天的仪式，只采用埋祭的方式。神像也另做成老翁老妇手持蚕茧的形象，比拟嫘祖。百姓不愿听从王钦若说法的，便依据马头娘的故事，塑造成女子披马皮的蚕神像。或者私下依旧祭祀马明王，只是将庙宇改称为白马庙罢了。马头娘的故事，是唐代人所编造。说高辛氏时期，蜀人被贼寇掳走。他的女儿向众人发誓说：谁能让我父亲回来，我就嫁给谁。家里有一匹马，挣脱缰绳跑出去，驮着他的父亲回来了，父亲不肯把女儿嫁给马。马咆哮嘶鸣。他的父亲发怒，射死了马，把马皮晒在庭院里。女儿经过那里，马皮突然跳起，卷走女儿飞走，栖息在桑树上。女儿化为蚕，吃桑叶结成茧（节选自《太平广记》）。这明显是迷信蚕马同气者所编造的故事。仍称“蜀人”，远托于“高辛氏”时期，其意仍是指蜀山氏。明清人又说蚕神是“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说“蚕丛氏穿青衣”。青衣、白马，都是氐族支系的称呼。这些都足以说明养蚕是由蜀地的氐人所创。这是结论之四。

近世，有西方传教士著书，说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此人不知道蜀地有蚕丛，有原蚕，只是因为山东有柞蚕，有黄丝（颜色较原始的丝），便这样说。如果先前没有天然自生的野蚕来启发远古的劳动人民，就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从岷江河谷进入四川盆地，如今仍有很多野蚕，这也是证据。

1976年任乃强再稿。

附二

成都七桥考

常璩《华阳国志》说：“老人传言，李冰建造七座桥，上应七星。”其上文专门记载李冰的事迹，未提及造桥。这虽然是补述，但仍说是“老人传言”，本来就有怀疑。

现在考察，李冰既然开凿二江“双过郡下”，就不能不跨江造桥，以通行旅人。二江指的是郫江，从沱江（毗河）分水，到张仪、张若所建造的成都城西北，绕少城西，折向东流，经过城南的市桥与江桥，到合江亭，与检江汇合。除了灌溉农田外，还兼具护卫城防与转运汶山地区竹木财物的作用。这是二江中的北江。它的遗迹，验证于当今地理，则是从郫县三道堰，经过成都市区的洞子口、九里堤，与现在城内的王家塘、洗马池一带低地，出外东的莲花池，到望江楼附近与检江汇合。秦城在这条江的北边，面积不过现在城市的九分之一、二。其商业繁盛区在市桥附近〔属秦少城石牛门外〕。其下有石犀渊，相当宽深。汉代扩展秦城，合并大城、少城作十八郭，这市场与深渊均仍在市桥门郭外，当时汉族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易，不愿在城内受官吏拘束的缘故。自隋、唐、宋、明，屡次迁移城址。明、清两代修建砖城时，王家塘、洗马池一带已包入砖城内，而另凿护城河以泛运竹木（今称油子河）。城内郫江旧迹逐渐填平，变成街道，每当大雨，街水漫流时，这旧河迹部分常成泽国，有淹没屋基一、二尺深的情况，这是明显的证据。

李冰二江中的检江，远从都江堰内江的宝瓶口外分水，长百余里。即现在的走马河，是灌县、温江、郫县、崇庆、双流、新津各县和成都广大田野的干流。秦时是从现在百花潭、十二桥沿金河一线，到合江亭，与郫江汇合。明代筑砖城包金河后，于是又在南门外开凿护城河，即现在南门大桥下的河，清代相同。城内金河，起初也行船，后来逐渐被沿岸民居侵夺，于是更开拓南门外渠为正流。现在金河逐渐湮灭了。冲积平原开河容易，可以随时依人意改变河道，其都市土城，也屡次倒塌，屡次修筑，

译由于迁徙不定，所以拿着现在的地形去寻找古代地名的位置，往往会导致错误。先了解秦代李冰所开凿的二江旧迹以及大城、少城的位置，才可以考订秦代的七座桥梁。

译现在先汇总七桥的资料，以便审查考证：

1. 常璩《华阳国志》（依据新校本）：“西南两江上有七座桥。正西郫江上的是冲里桥，西南石牛门处的是市桥，……大城南门处的是江桥，向南渡过流江的是万里桥。向西上行的是夷里桥。再往上的是笮桥。又从冲里桥向西北转折的是长升桥。郫江上游西侧有永平桥。”

2. 《水经注》卷三十三：“西南两江上有七座桥：正西门郫江上的是冲治桥。（有一个版本没有‘上曰’二字，‘治’字写作‘里’。）西南石牛门处的是市桥。吴汉进入蜀地，到达广都，命令轻骑兵先行前往烧毁它。……大城南门处的是江桥。桥南边的是万里桥。向西上行的是夷星桥（有一个版本写作‘夷里桥’）。下面（校勘认为应作‘亦’）是笮桥。南岸道路东边有文学……道路西边是城，是原来的锦官城……又从冲治桥向北转折的是长升桥。城北十里处是升仙桥，有送客馆，……李冰沿着水流建造桥梁，向上对应天上的七宿。所以世祖对吴汉说：安顿军队适宜在七桥连星之间。”（这一条明显是引用《常志》，并将笮桥作为夷里桥的别称，把升仙桥计入七桥之数。没有永平桥。）

3. 《初学记》卷七《桥总序》说：“蜀地有七座桥：一，冲里；二，市桥；三江桥；四，万里桥；五，夷里桥六，笮桥；七，长升桥。”（这也明显是依据《常志》，不像《水经注》那样参杂其他书籍，不使用升仙桥。）

4. 《一统志》引用李膺《益州记》说：“一，长星桥，现在叫万里桥。二，员星桥，现在叫安乐桥。三，玑星桥，现在叫建昌桥。四，夷星桥，现在叫笮桥。五，尾星桥，现在叫禅尼桥。六，冲星桥，现在叫永平桥。七，曲星桥，现在叫升仙桥。”（附原注：“按《益州记》与《华阳国志》多有不同。《华阳国志》中升仙桥也不在七星桥的数目之内。”）

现在考察：李膺跟随桓温讨伐蜀地，留在蜀中时间颇长，大概与常璩是同时代人。而他所记载的李冰七桥与常璩不同的原因，在于常璩记载的是“故老”的传说，李膓记载的是当时星象家的说法，《水经注》折衷两家说法来行文。《初学记》则严格遵守《常志》。现在先依照《常志》的顺序，考订各桥的名称和位置如下：

冲治桥 《初学记》写作冲里。《水经注》官本写作治，朱本、赵本写作里。赵一清《水经注释》说：“这是唐代抄本避高宗讳罢了。”现在考察：秦汉制度，县域区划，有乡、亭、里。“乡设有有秩、三老、游徼。”“亭设有亭长，用来禁止盗贼。”“里有里魁，百姓编为什伍，善恶情况以此上报。”（引用《后汉书·百官志》。）《常志》也说：“原来蜀地设立里多以桥来命名。”编户齐民的方法，大约十户为甲。十甲左右为里。土地有兴衰，户口有增减。增减幅度过大时，也常常有分合。先有桥，那么里就因桥而命名；先有里，那么桥就因里而命名，这是大概的情况。秦代已经建桥，汉代才开始分设里，所以可以推断冲里桥，最初应当单名冲桥。冲就是冲途、冲繁的冲字。秦代成都西侧是羌、氐、筰、邛出入的要冲，（当时临邛进入郡城走西门。僰人走南门，賨人走东门，秦人走北门。）所以正西郫江上的桥叫冲。汉代设立里，因此叫冲里。后来就演变为冲里桥。宋代刻书的人以及传抄《常志》的人，常常因为唐代避讳将‘治’改为‘里’，而误以为‘理’、‘里’字是唐人避讳改动的，于是胡乱改回为冲治桥。就像俗本《史记》、《汉书》，将‘元元’改为‘玄元’，解释为黑头的意思。也说是古本为了避讳而改动的。

市桥 秦代少城的正南面是石牛门。门外跨越郫江有桥，叫市桥，是当时各族人民交易的地方。汉代建立益州，称为“州市”，意思是全州最大的市场。《寰宇记》卷七十二说：“市桥，在州西四里。”又引用李膺《益州记》说：“汉代旧时的州市在桥南，《华阳国志》说，后汉大司马吴汉征讨公孙述，公孙述的妹夫延岑假装派遣鼓角旗帜渡市桥挑战，汉军争相观看，延岑纵兵从汉军后方袭击，大破汉军。（在《公孙述志》中）就是这座桥，是七星桥中的第五座。”郑樵《通志》说古市桥“现在叫金花桥”。考证石犀渊大概就是现在的王家塘。石牛门应当在现在宁夏街东武担山与文殊院之间，距离金花街、五福桥不远。宋代还能知道它的位置，现在难以确定具体地点了。

江桥 在大城南门外，曾经估计它的桥址应当在现在城东北方正街、贵州馆街之间。《寰宇记下》说：“南江桥也叫安乐桥，在城南二十五步（按：这是指唐宋时期的府城）。宋孝武帝以桥名安乐，寺庙改名为安乐寺。”现在安乐寺是人民市场，在盐市口附近，祭祀蜀后主安乐公刘禅，不是古代的桥神庙。

万里桥

译在郫江与检江合流处的西侧，横跨检江。成都的水运，从此开始畅通。《元和志》记载：“在县城南八里。蜀国使者费祎出使东吴，诸葛亮在此为他送行，费祎感叹道：‘万里之行，从此桥开始。’因此以此命名。”又记载：“唐明皇入蜀经过这里（《寰宇记》作‘适此桥’，意义更佳），询问桥名。左右侍从回答。明皇感叹道：‘开元末年，僧人一行曾说，再过二十年，我应当远游到万里之外，这就是应验了。’”范成大《吴船录》说：“在合江亭西边。”考证合江亭，应当在今望江公园附近。万里桥应当在今九眼桥附近。检江，也就是锦江，又名流江，《元和志》称为“大江”，说“万里桥架在大江水上”。乘船出行的人从这里开始，所以送行饯别的人常在这里。费祎所感叹的，是说出使路程之远，正如同这座桥的名字，并非因为有了这句感叹才给这座桥命名，万里的名称，在秦代就已经确定，取长江万里之意。《寰宇记》说：“在州城南二里。也叫笃泉桥。桥的南边有笃泉。……是七星桥之二。”现在按，“二里”之上疑似脱漏十字。或者“二”是“八”的讹误。所列举的费祎、玄宗两个故事与《元和志》相同，那么里程不能相差太远。宋代的州城距离这里，也不能只有二里。所说的“笃泉”，疑似就是今天的“薛涛井”，本名“笃泉”，清代人傅会认为是薛涛的旧井。成都郊区都饮用江水、渠水，不挖井泉，唯独这里有一眼井泉，所以知道它是笃泉。万也是姓氏用字，也可疑“万里”是里名。

译夷里桥，其旧址应当在今盐市口以南，横跨金河（检江）。原本叫夷桥，汉代设立夷里，于是称为夷里桥。“夷”字的本义解释为大，解释为平易，又是姓氏，齐国有大夫叫夷仲年，又与“彝”字通用，不一定就是“蛮夷”的意思。

笮桥，常璩将其夹叙在七星桥之间。《益州记》和《水经注》，都认为它就是夷里桥。《寰宇记》说：“笮桥，距离州城西四里，又名夷里桥，也叫笮桥，用竹索制成。”现在考察：李冰修建的七座桥都是木制的板桥，可以通行车马。只有这附郭七桥之外，才依旧使用竹索桥，夷里桥决不是用竹索制成的。李冰在成都通往临邛的道路上的各个渡口都建造了笮桥，明确记载于《常志》。那出少城前往临邛的第一座笮桥，正横跨检江，应当在夷里桥上方前往临邛的方向，怀疑是现在草堂寺外的龙爪堰处，虽然是李冰所造，但不属于七座木桥之内。吴汉进入蜀地，蜀人坚守夷里、万里两座桥，军队无法渡过。所以向上趋向笮桥。延岑于是用鼓角、旗帜，大举从市桥出发，趋向夷里，好像要攻击吴汉的后方，吴汉的军队争相向东抵御夷里的敌军，延岑于是用奇兵向笮桥攻击吴汉的后方，因此大败吴汉，吴汉落入水中，拉住马尾才得救。那时笮桥也已经改造成木桥，而市桥、江桥都改造成石桥了。现在成都南郊四十里，有地名簇桥，也不是秦代的笮桥，秦代的笮桥应当横跨检江。

长升桥，根据《常志》，应当在少城西北，横跨郫江，大约在今洞子口附近。

永平桥，根据《常志》的文字，应当在郫江更上游，今踏水桥附近。旧的地理书对这两座桥没有称述。这里考订为这样的位置，是因为这样才符合“上应七星”的说法。北斗七星特别明朗。其中四颗星排列略呈方形（微呈梯形），这是斗勺。其中三颗星排列微呈弧形，连接在勺上，是斗柄。李冰的七座桥，市桥、江桥两座桥横跨郫江，万里、夷里两座桥横跨检江，也略呈方形，像斗勺。冲里以及西北的三座桥，都横跨郫江上游，配合起来恰似斗柄的形状。这样才与“七星”的形状位置相应，否则就不叫“相应”。这个“应”字，只能是相类似的意思。北斗七星，斗勺前端的两颗星是天枢，从其间作直线延长大约七倍距离处是北极星（北辰），正当天心，自古以来对地面的位置不变。北斗七星与其他星群则每昼夜对地旋转一次（实际上是地球自转所见的天象），每月同一时间，斗柄所指的方位又不相同。每过一年，斗柄回指一定的方位（实际上是地球公转所产生的天象）。上古人类，就依据它转向的方位，制定出年、月、日、时的历法。李冰所造的七座桥，形状位置与斗宿七星相似，只是不能像北斗那样旋转，每天仅在瞬间与之相应。李冰当时随地理形势方便造桥，恰好有类似北斗的排列。后人于是修饰为“上应七星”，在蜀人口中传播，常璩从而采录入书罢了。笮桥的位置与七星排列不相应，而与万里、夷里两座桥同在检江上，所以夹叙提及它。

升仙桥，就是现在的“驷马桥”，本是汉代咸阳城门外的护城河桥。张仪筑城时应当已有木桥，不是李冰所造。只有郫江、检江上的木桥，工程较大，或许是李冰所造。这座桥既然不横跨郫江、检江，又不与七星排列位置相应，就不应当在七桥之内。（《水经注》错误地将其列入七星桥。是因为《益州记》的错误。）

李膺的《益州记》早已失传。唐宋人常常引用它，文字不尽相同。如《寰宇记》称南江桥为“七星桥之一”，万里桥为“七星桥之二”。市桥为“七星桥之五”，其余四座桥没有名次，但有“夷里桥又名笮桥”，不说七星桥的名次，而与《一统志》所传的《益州记》“四，夷星桥又名笮桥”的文字正相同。所以知道它出自《益州记》。然而《一统志》所传的《益州记》的桥序是一万里桥；二安乐桥（按《寰宇记》记载，安乐桥即江桥）；三建昌桥，说就是长升桥，其下突然跳跃到斗柄中间，显然有不合理之处，怀疑原本应是夷里桥；其四为笮桥，而其五为市桥（禅尼桥），顺序才合理，那么李膺原本的话确实将笮桥列入七星桥，与《水经注》相同；其六为“冲星桥”，沿市桥溯郫江而上，次序叙述合理。其七为升仙桥，又不合理如上所述。可疑的是所谓“李膺《益州记》”，也只是后人所妄加依托。就像长、员、玑、夷、尾、冲、屈等星名，也不是天文著作中固有的，不能算是李膺实地考察的话了。

如果《常志》文中，“上曰笮桥”四字是自注语，那么从江桥作为斗魁第一颗星开始，其次万里、夷里、市桥为斗勺。其次冲里、长升、永平三座桥为斗柄，以象征北斗，大概相似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

译下面的结论是：“上应七星”的说法，除了形状相似之外，不能有其他含义。既然说：“（秦城）西南两江有七座桥……上应七星。”那么就不应该有升仙桥（驷马桥），也不应该有笮桥。笮桥虽然也在检江，但与七星不相应，而且也不像七星桥那样是木桥，常璩的原文本来就很清楚。后人辗转引用出现错误，把升仙桥也当作木桥（汉代笮桥也是木桥），而永平桥距离较远（或者已经毁坏），解说的人不知道，也没有仔细审察常璩的原文，导致弄错了七星的含义。

译《五行志》

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日，天水、冀、南山的大石头发出声响，声音隆隆如雷。过了一会儿停止，平襄距离二百四十里也能听到。……这一年，广汉的刑徒谋划攻打牢狱。（颜师古注：“钳子，指戴刑具的囚徒。牢，是关押重犯的地方。”）篡死囚。郑躬等人偷盗库中的兵器，劫掠官吏百姓。身穿绣衣。自称为山君。党羽逐渐扩大。第二年冬天，才被伏诛。自首归降的有三千多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

南中志

（在蜀，《汉书》称为《宁州志》。）

一

宁州，在晋泰始六年初次设置，是蜀地南中各郡，庲降都督的治所。南中在从前，大概是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乡、嶲唐，侯王国以数十计，有的椎髻耕田，有城邑聚落，有的编发、左衽，跟随牲畜迁徙，莫能相互称雄。周朝末年，楚顷襄王派遣将军庄蹻沿沅水而上，经过且兰去讨伐夜郎，树立牂柯，在此系船。且兰既被攻克，夜郎又投降，而秦国夺取了楚国的黔中地，没有路可以返回，于是留在滇池。庄蹻，是楚庄王的后裔。因在牂柯系船，因此把且兰命名为牂柯国。

有竹王者，兴起于遯水。起初，有一个女子在水边洗衣。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脚间，推它不肯离开，听到里面有婴儿的声音。取回家，剖开竹子，得到一个男婴。抚养他。长大后有才能和勇武，于是称雄于夷濮，以竹为姓。把破开的竹子丢弃在野外，长成竹林，现在的竹王祠竹林就是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