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繁露卷十五
繁露》卷十六宋程大昌撰爰契我▯
緜之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毛、郑皆以契为开，非也。古卜卜人令▯，已遂预取吉兆，墨画其上，然后灼之。灼文适顺其画，是为食墨者吉；其兆不应墨，则云不食。不食则▯不従也。故《洛诰》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是▯之所食者，画洛之兆，而河朔黎水之兆不食也。古公亶父之改居，经始而谋度之，未敢以为可居也。以墨令▯，而兆与墨同，故曰「契」。「契」者，合也。以谋与▯协合也。上言「爰始爰谋」，以我合▯也。「曰止，曰行」，▯之语我者，可以止，可以行也。
译《繁露》卷十六，宋代程大昌撰写。《诗经·绵》中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毛亨、郑玄都将“契”解释为“开”，这是不对的。古代占卜时，占卜者命令龟甲，事先就预先选取吉兆，用墨汁画在上面，然后进行烧灼。如果烧灼出的裂纹恰好顺着墨线，这就叫做“食墨”，是吉兆；如果裂纹不顺应墨线，就叫做“不食”。不食就意味着龟甲不听从（人的意愿）。所以《洛诰》说：“我在河朔黎水占卜，我在涧水东边、瀍水西边占卜，只有洛水之地是‘食’的。”这就是说，龟甲所“食”的是洛水之地的兆象，而河朔黎水之地的兆象则是“不食”的。古公亶父迁移居所，开始规划并测量，但不敢断定那里可以居住。他用墨汁在龟甲上画线来命令龟甲，而裂纹与墨线相合，所以称为“契”。“契”的意思是“合”，指人的谋划与龟甲的兆象相协调。上文说“爰始爰谋”，意思是我与龟甲相合。“曰止，曰行”，这是龟甲告诉我的话，可以停止，也可以行动。
铁劵
唐代宗纪功臣，皆赐铁劵，藏名太庙，画像凌烟阁。钱镠家在五季世，尝得之，而《唐文粹》有赐王武俊铁劵文，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予按唐辛齐炅《玉堂新制》：铁劵半缺，形如小木甑，上有四窍，可以穿绦，凸面镌字，防金以焕之。従齐炅所记以想其制，是劵也，铁质金字，本形正圆，而空虚其中，镌勒制文于外，已乃用古传别法，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诸得劵之人，故今存于世者，形如半甑，正与契劵两别之理相应也。《周礼》少宰聴称责以传别，二郑谓大书于一札中，字别之两家各得一者，是其证也。周之传别主市易要约，故其札以木，老氏所谓如执左契者是也。后世铁劵要之取録功坚久之义，故以铁为之，其谓形如半甑者，正是一札而两分之也。是命以铁为劵，无有辨其所始者。按《汉高帝纪》与功臣剖符作誓，册书铁劵，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其殆铁劵所始耶？至功臣表所载“山河带砺”等语，乃铁劵丹书文也。汉曰契，后世曰劵，皆结约之谓也。
六州歌头
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声为吊古词，如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者是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之，闻其歌使人怅慨，良不与艳辞同科，诚可喜也。本朝皷吹止有四曲：十二时、导引、降仙台，并六州为曲。每大礼宿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为警场。真宗至自幸亳，亲飨太庙，登歌始作。闻奏严，遂诏自今行礼罢乃奏。政和七年，诏六州改名崇明祀，然天下仍谓之六州。其称谓已熟也。今前辈集中，大祀、大防，皆有此词。
检
检校函检皆従木，今従手，非是。唐韵谓捡乃敛字，非检字是也。急就章曰：简札检署椠牍。家顔师古曰：检之言禁也，削木施于物上，所以禁闭之，使不得辄开露也。署谓题书其上也。古制如此，其字従木，审也。以顔言推之，则检之者，以木为函，纳书文其中，而签题其上。自唐及今，匦检皆其物也。
木兰
乐府有木兰，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归，不受爵赏，人为作诗。然不着何代人，独诗中有可汗、大防兵语，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为许事，其义且武，在缇萦上，或者疑为寓言。然白乐天题木兰花云：“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曽作女郎来。”又杜牧有题木兰庙诗曰：“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曽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既有庙貌，又曽作女郎，则诚有其人矣，亦异哉。
鼎子
今卫士扈驾清道者，其着籍名为“等子”，误矣。《东方朔传》夏育为鼎官。”顔籀注曰：“夏育，卫人，力举千钧。鼎官，今殿前举鼎者也。”然则今之卫士以力选，而谁何犯跸者，当为“鼎子”，不应为“等子”也。若谓“等”为差等之等，而取其躯干中尺寸，则凢今军人不以长短率中等，乃得刺补，何以独于此曹名“等子”也欤？
九卿
汉制九卿，今侍从也。然九卿侍从，为九史，无明制，独可即当时话言以求其何者为卿，尚可追论。顾又杂出甚多，其数不止于九也。汲黯为主爵都尉，传言列于九卿。张汤为廷尉，传言列九卿，取接天下名士大夫。郑当时至九卿，为右内史。杜邺曰：「陈咸为少府，在九卿高第。」王温舒、尹齐更迭为中尉。义纵为右内史。王言三人，以急刻为九卿。刘更生，元帝初为宗正，寻免官，复为中郎。韦▯成、刘更生前为九卿。冯野王为大鸿胪，有司奏王舅不宜备九卿。张敞为京兆尹，亡命，天子召敞，敞上书言：「臣前得备列卿，待罪京兆。」张禹谓子宏官至太常，列于九卿。尹翁归守右扶风，满年为真，传言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萧望之为光禄勋，繋狱，石显使史高言之，元帝下九卿大夫狱。汲黯过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汤拒谏饰非，公为九卿，不早言之，何？」上官桀反，大司农杨敞不敢发其事，传谓以九卿不辄言，故不得侯。顔异以大农议皮币微反唇，张汤奏异当九卿，见今不入言而腹非。毋将隆为
译铁券
唐代宗记录功臣，都赐予铁券，将名字藏于太庙，画像挂在凌烟阁。钱镠家在五代时期，曾经得到过铁券，而《唐文粹》中有赐给王武俊的铁券文，如今世上已经没有铁券的形制了，这也是古代制度的缺失。我查考唐代辛齐炅的《玉堂新制》：铁券一半缺失，形状像小木甑，上面有四个孔，可以穿丝带，凸面刻字，用金粉涂饰使其光亮。根据辛齐炅的记载来想象它的形制，这铁券是铁质金字，原本形状是正圆，中间空虚，在外壁刻写诏令文书，然后采用古代传下的别法，将器物从中间分开为二，一半由官府收藏，一半授予获得铁券的人，所以如今存于世间的，形状像半只木甑，正与契券两半分开的道理相符合。《周礼》少宰听取诉讼以传别为凭据，郑玄、郑众认为是在一张木札上大字书写，文字分开，两家各得一半，这就是证据。周代的传别主要用于市场交易的契约，所以它的木札用木头制作，就是老子所说的“如执左契”那样。后世的铁券取其记录功勋、坚固长久的意义，所以用铁制作，所谓形状像半只木甑，正是一张木札分为两半的意思。至于命令用铁制作铁券，没有人能辨别它始于何时。查考《汉高帝纪》与功臣剖符立誓，册书铁券，藏在宗庙的金匮石室中，这大概是铁券的起源吧？至于功臣表中记载的“山河带砺”等话语，就是铁券丹书的文字。汉代称为契，后世称为券，都是缔结契约的意思。
六州歌头
六州歌头，本来是鼓吹曲。近代好事者依其声调创作吊古词，如秦朝灭亡、天下草创，刘邦、项羽起兵吞并天下之类。音调悲壮，又用古代兴亡的事实来充实，听到它的歌声使人惆怅感慨，确实不与艳丽的辞藻同类，实在令人欣喜。本朝鼓吹曲只有四首：十二时、导引、降仙台，以及六州歌头。每次举行大礼前斋戒，或皇帝出行遇到夜晚，每更奏三次，称为警场。真宗从亳州回来，亲自祭祀太庙，登歌才开始演奏。听到奏乐严厉，于是下诏从今以后行礼完毕才演奏。政和七年，下诏将六州歌头改名为崇明祀，但天下仍然称之为六州歌头。它的称谓已经习惯了。如今前辈的文集中，大祀、大防，都有这种词。
检
“检校”的“检”和“函检”的“检”都从木字旁，现在从手字旁，是不对的。《唐韵》说“捡”是“敛”字，不是“检”字，这是对的。《急就章》说：“简札检署椠牍。”颜师古说：“检的意思是禁，削木施加在物品上，用来禁闭它，使它不能随意打开显露。署的意思是在上面题写文字。”古代制度就是这样，这个字从木字旁，是确凿的。根据颜师古的话推断，那么“检”这种东西，是用木头做函匣，把文书放在里面，而在上面题写标签。从唐代到现在，匦检都是这种东西。
木兰
乐府中有木兰，是女子代替父亲征战十年后归来，不接受爵位赏赐，人们为她作诗。然而诗中不记载她是哪一代人，只有诗中有可汗、大防兵的话语，知道她生活的时代不是隋朝就是唐朝。女子能做出这样的事，她的义气和武勇，在缇萦之上，有人怀疑这是寓言。然而白居易题木兰花说：“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又杜牧有题木兰庙诗说：“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既然有庙貌，又曾作女郎，那么确实有这个人了，真是奇异啊。
鼎子
如今卫士扈驾清道的，他们的名籍称为“等子”，这是错误的。《东方朔传》说：“夏育为鼎官。”颜籀注说：“夏育，卫国人，力气能举起千钧。鼎官，就是现在殿前举鼎的人。”那么如今卫士以力气选拔，而呵斥犯跸的人，应当称为“鼎子”，不应当称为“等子”。如果说“等”是差等的等，而选取他们躯干合乎尺寸，那么凡是如今军人不以身材中等为标准，才能刺补入伍，为什么唯独对这帮人称为“等子”呢？
九卿
汉代制度中的九卿，就是如今的侍从官员。然而九卿侍从，作为九史，没有明确的制度，只能根据当时的话语来探求哪些是卿，还可以追论。然而又杂出很多，数量不止九个。汲黯担任主爵都尉，传言位列九卿。张汤担任廷尉，传言位列九卿，接待天下名士大夫。郑当时位列九卿，担任右内史。杜邺说：“陈咸担任少府，在九卿中高居首位。”王温舒、尹齐更迭担任中尉。义纵担任右内史。王言三人，以严酷刻薄位列九卿。刘更生，元帝初年担任宗正，不久免官，又担任中郎。韦贤、刘更生前为九卿。冯野王担任大鸿胪，有关部门上奏说王舅不宜位列九卿。张敞担任京兆尹，逃亡，天子召见张敞，张敞上书说：“臣以前得以位列九卿，在京兆待罪。”张禹对儿子张宏说，官至太常，位列九卿。尹翁归代理右扶风，满一年转正，传言他在公卿之间，廉洁自守。萧望之担任光禄勋，被囚禁，石显派史高进言，元帝将九卿大夫下狱。汲黯对大行李息说：“御史大夫张汤拒绝劝谏、掩饰过错，你作为九卿，不早说，为什么？”上官桀谋反，大司农杨敞不敢揭发此事，传言因为九卿不立即进言，所以不能封侯。颜异因为大农议皮币微微反唇，张汤上奏说颜异应当作为九卿，看见现在不口头进言而在心里非议。毋将隆担任
执金吾，哀帝制诏：「毋将隆位九卿，无以正朝廷之不逮。」按此即主爵都尉、廷尉、右内史、少府、中尉、宗正、大鸿胪、京兆尹、太常、右扶风、光禄勋、御史大夫、大司农、执金吾，凡十四职者，实皆正为列卿矣。而时人所举，独以九卿为言，故难晓也。《百官公卿表》第列公卿位行，凡十四等，自丞相以至列将军，自不与九卿交杂矣。至从奉常数之，以至左右内史，凢十品，每一品中又有数更其名者，总而数之，又为二十六名，则其十品二十六名者，又不与九数相应，愈益难解。又如奉常之与太常，廷尉之与大理，本一职也，而名称前后不一，则犹可谓其两出。至宗正与治粟内史、水卫之与右扶风，同列一等，则职位殊不相入。只如左冯翊可与京兆内史参附，而又不与右扶风相属。如此之类，殆不可以意推定之也。盖尝反而求之，则班固尝明列九卿矣。《百官公卿表》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是固之立九卿总目也。而十品二十六名者，族而防之，悉卿列于卿，则数距止九哉？然班固虽本汉语，而达之周制，杂数三孤六卿以为九卿，而周制实不然也。《周官》固尝列孤于卿矣，如曰“孤卿特揖”，“孤卿位于棘”，是尝比而同之矣。然此其谓为孤卿者，盖朝廷位于棘是着所列，取其降于三公一等而下，与六卿同位，故连文以为之称，本无三孤六卿絫数以为九卿之文也。若曰三孤已行卿事，而得絫絫言之，则三公未尝不为冢宰，如周公为师，而位冢宰，正百官，是公亦为卿，何以独孤于卿而并为九名九哉？则固语亦未惬。又予尝质之迁史，而得其归也。迁之传张汤而及赵禹曰：禹为少府，比九卿。夫“比”之为言，犹视也。五岳视三公，非三公矣，而品秩得与之同，故曰“比”、“曰视”，明非本品，特比附之耳。夫少府既非九卿，而得比九卿，则九卿本九，后不啻九，何足疑也？固书率多因迁，而务在简文，故其传禹直曰：“禹为少府九卿”，刋一“比”字，而汉世非卿比卿之制遂不可推寻。至其列表以志公卿，亦自杂数无别也。乃知夏五郭公，圣人不肯加损，其有深意也哉！今世二府本取府第东西对立以为称谓，后虽宰相执政絫多至七八人，亦止以二府目之，则汉之列卿数溢于九，而槩以九卿命之，亦语例交熟，自无他説也。
译执金吾一职，哀帝曾下诏说：“毋将隆位居九卿，却无法纠正朝廷的缺失。”按照这个说法，主爵都尉、廷尉、右内史、少府、中尉、宗正、大鸿胪、京兆尹、太常、右扶风、光禄勋、御史大夫、大司农、执金吾，这十四个职位，实际上都正式属于列卿。然而当时人们所列举的，只以九卿来说事，所以难以理解。《百官公卿表》只列出公卿的位次等级，共十四等，从丞相到列将军，并不与九卿混杂。至于从奉常开始，一直到左右内史，共十个品类，每个品类中又有几次更改名称的情况，总计起来，又有二十六种名称，那么这十个品类、二十六种名称，又与九这个数字不相符合，更加难以解释。又如奉常与太常，廷尉与大理，本是同一个职位，只是名称前后不同，还可以说是两者兼出。至于宗正与治粟内史，水衡都尉与右扶风，同列一个等级，但职位却完全不同，互不相干。就像左冯翊可以与京兆内史参附，却又不隶属于右扶风。像这类情况，几乎不能凭主观推测来定论。我曾反过来探究这个问题，发现班固曾经明确列出九卿。《百官公卿表》说：“少师、少傅、少保，称为孤卿，与六卿合为九卿。”这是班固确立九卿总目的说法。而那十个品类、二十六种名称，如果归类防范，全部列为卿职，那么数量怎么会仅仅止于九呢？然而班固虽然依据汉代制度，却推演到周代制度，将三孤和六卿混数作为九卿，而周代制度实际上并非如此。《周官》中确实曾将孤列于卿，比如“孤卿特揖”，“孤卿位于棘”，这是曾经将他们并列等同。但这里所说的孤卿，大概是因为在朝廷位于棘的位置上，取其低于三公一等，与六卿同位，所以连文作为称呼，本来没有将三孤和六卿累加作为九卿的说法。如果说三孤已经行使卿的职事，因而可以累加计算，那么三公未曾不做冢宰，比如周公为师，位居冢宰，正百官，那么公也是卿，为什么只将孤与卿合并为九名九呢？那么班固的说法也不恰当。我又曾考证司马迁的史书，从而找到了归宿。司马迁在张汤传中提及赵禹时说：“禹为少府，比九卿。”这里的“比”，意思是相当于。五岳相当于三公，并非三公，但品秩得以与之相同，所以说“比”、说“视”，明确表明不是本品，只是比附而已。既然少府并非九卿，却能比附九卿，那么九卿原本就是九个，后来不止九个，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班固的书大多沿袭司马迁，而力求文字简练，所以他在传中直接说：“禹为少府九卿”，删去一个“比”字，于是汉代非卿比卿的制度就再也无法推寻了。至于他列表记载公卿，也是混杂计数没有区别。这才知道“夏五郭公”这样的残缺文字，圣人也不肯增减，是有深意的啊！如今世上的二府，本是因为府第东西对立而以此称谓，后来虽然宰相执政累加多达七八人，也只以二府来称呼，那么汉代列卿数量超过九个，而一概以九卿来命名，也是语言习惯使然，自然没有其他说法了。
建康新亭
今建康新亭在朱雀航西五里许，南傍小山，北枕小浦，俗呼为鹅项。鹅项者，盖江水分▯而下，以与秦淮防于城外者也。萧衍之入建康也，东昏命李居士屯新亭拒曹景宗。居士既为景宗所败，请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尽。据此则曹景宗自上流而下，李居士出据新亭拒之，新亭固当在建康之西矣。然其请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而新亭以北皆尽，则新亭之北当大有邑屋乃与之应。今之新亭北据鹅项，鹅项之外去大江絶不逺，縦江堧流涨，古今稍有不同，而大江正▯未之有改。鹅项之外即皆涨沙，涨沙之外即是大江，安得更有邑屋？以此考审，晋之新亭计当在长干寺南，不当在鹅项河侧矣。又按《晋刘氏世説》新亭，吴之旧基先已沦隳，隆安中丹阳尹司马恢之徒创今地。夫晋时指谓今地者，乃王导正色言尅复神州处，此时亭址已非吴旧，则今亭又异于晋，其更革固不足怪也。
六帖
白乐天取凢书精语可备赋词制文采用者各以门目类粹而总名其书为《六帖》。白既不自释所以名，后人亦无辨者。偶阅唐制，其时取士凢六科，科别其所试条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经试至十帖，而説文极于六帖。白之书为应科第设，则以帖为名，其取此矣。白书不止六类，而帖之取数止于用六者，説文小学也。试小学又试之小者也，取极其严，而名其书者兼取其少也。
度
古帝王必用度量，后世所传商尺、周汉尺不相参同，盖世异而制殊，无足怪也。今虽国有定度，俗不一制，曰官尺者与浙尺同，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者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随事致用，元无定则，予尝怪之。盖见唐制而知其来久矣。金部定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为则，凢横度及百黍即为一尺，此自其一代之法，不须较古今同异也。然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别名大尺，又因着为之令曰：「钟律、冠冕之类则用秬尺，内外官司悉用大尺。」则国立之制明为二体，其与古人同度量之义乖矣。唐帛每四丈为一匹，用大尺凖之，盖秬尺四十八尺也。秬尺长短不知合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为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凖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国朝事多本唐，岂今之省尺即用唐秬尺为定耶？不然，何为官府通用省尺，而缯帛特用淮尺也？
鱼袋
六典符寳即载随身鱼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银，佩以金饰，刻姓名者去官而纳焉，不刻者傅而佩之。注云：符上皆题云某位姓名，其官止一贪者不着姓名，并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若在家非时及出使别敕召检校，并领兵在外者不别给符契。若须囘改处分者，勘符同，然后承府。按此而言，即今之鱼袋，虽沿唐制，但存形模，全无其用。今之用玊金银为鱼形附着其上者，特其饰耳。今用黒韦方直附身者，始是唐始世所用。以贮鱼符者，是之谓袋。袋中实有符契，即右一而与左二合者也。凢有召或使令，即从中出半契合验，以防诈伪。故不别给符契者，凭袋中半符为信。本朝命令多用敕书，罕有用契，即所给鱼袋特存遗制，以为品服之别耳。其饰鱼者，固为以文而革韦之，不复有契，但以木楦满充其中，人亦不复能明其何用何象也。然唐制有二种：有随身符，即以给其人者，故书其人姓名，及其致仕即以纳官；有传符，即不刻某官姓名，但言某司符契。大典注文所谓皆须递相付十月内申礼部是也。白乐天尝暂为拾遗，佩银鱼，已而不为此官则不佩，故其诗曰：「亲朋相见问何如，物色恩光尽反初。无奈娇痴三嵗女，绕腰啼哭覔银鱼。」即六典谓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者，而白虽暂借，寻亦归之于官也。黄繙绰服绯无鱼，故取獭尾垂着腰上，作俳语谓明皇曰：「赐绯毛鱼袋毛，语反即无为也。」帝喻其意以言，却止之曰：「鱼袋者，五品以上入閤合符即用之，汝何可得？」六典非五品不佩，又敕召不别给契，止用鱼符为契，皆典之合
译建康新亭
现在的建康新亭位于朱雀航以西约五里处，南边靠着小山，北边濒临小浦，俗称为鹅项。所谓鹅项，大概是江水分流而下，与秦淮河在城外汇合的地方。萧衍进入建康时，东昏侯命令李居士驻守新亭抵御曹景宗。李居士被曹景宗打败后，请求焚烧南岸的城邑房屋以开辟战场，结果从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的地区都被烧尽。据此推断，曹景宗是从上游顺流而下，李居士出据新亭进行抵抗，新亭本来应当位于建康的西面。然而，他请求焚烧南岸的城邑房屋以开辟战场，而新亭以北的地区都被烧尽，那么新亭以北应当有很多城邑房屋才能与此相应。现在的新亭北靠鹅项，鹅项之外距离大江非常近，纵然江岸的流涨情况古今稍有不同，但大江的主流方向并未改变。鹅项之外全是涨起的沙洲，沙洲之外就是大江，哪里还能有城邑房屋呢？以此考证审察，晋代的新亭估计应当在长干寺以南，不应当在鹅项河旁边。又查《晋刘氏世说》记载，新亭是吴国的旧基址，先前已经毁坏，隆安年间丹阳尹司马恢之迁移并在今地重新创建。晋代所指称的今地，是王导正色直言收复神州的地方，此时亭址已经不是吴国的旧基，那么现在的亭子又不同于晋代，其变迁更替本来就不值得奇怪。
六帖
白居易选取各种书籍中的精妙语句，可供赋词制文采用者，按门类分类编纂，总称其书为《六帖》。白居易自己没有解释命名的原因，后人也没有辨析的人。偶然查阅唐代制度，当时选拔士人共有六科，各科分别规定所试的条件，每一件事称为一帖，多的如明经科试到十帖，而说文科最多到六帖。白居易的书是为应对科举考试而设，所以以“帖”为名，大概取义于此。白居易的书不止六类，而“帖”的取数只用到六，是因为说文属于小学。试小学又是试小科，选取极其严格，而命名其书也兼取“少”的意思。
度
古代帝王必定使用度量衡，后世所传的商尺、周尺、汉尺互不相同，大概是时代不同制度也就不同，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现在虽然国家有确定的度量标准，但民间制度不一，说官尺与浙尺相同，仅比淮尺短十八分；而京尺又比淮尺长十二分。公私事务随事使用，原本没有固定的准则，我曾经对此感到奇怪。后来看到唐代制度，才知道这种差异由来已久。唐代金部确定度量标准，以北方中等大小的秬黍为准则，凡是横排一百粒黍即为一尺，这是一代自己的法度，不需要比较古今的同异。然而这个尺确定后，又在尺上加二寸，另称为大尺，又因此颁布法令说：“钟律、冠冕之类使用秬尺，内外官府全部使用大尺。”那么国家确立的制度明显分为两种，这与古人统一度量衡的道理相违背了。唐代丝帛每四丈为一匹，用大尺衡量，大概是秬尺四十八尺。秬尺的长短不知道符合现在的什么尺，然而现在官方的丝帛也以四丈为一匹，而官方丝帛却是现在官尺的四十八尺，用淮尺衡量正好是四丈。本朝事务多沿袭唐代，难道现在的省尺就是采用唐代的秬尺作为标准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官府通用省尺，而丝织品却特别使用淮尺呢？
鱼袋
《六典》中关于符宝郎的记载就包含了随身鱼符的制度，左二右一，太子用玉，亲王用金，一般官员用银，佩带金饰，刻有姓名的在离官时上交，不刻姓名的则附着佩戴。注释说：符上都题写着某位某姓名，其官职只有一贪（疑为衍文或特定官名，此处依文意略过或理解为特定情况）的不写姓名，都用袋子盛放。其袋子三品以上用金装饰，五品以上用银装饰，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带。如果在家非办公时间以及出使另有敕令召见检校，并领兵在外的人不另外给予符契。如果需要返回更改处分，勘验符契相同，然后才接受府衙的命令。按照这个说法，现在的鱼袋，虽然沿袭唐代制度，但只保留形制，完全没有其实际用途。现在用玉、金、银做成鱼形附着在上面的，只是装饰罢了。现在用黑色皮革方形贴身佩戴的，才是唐代初世所用的用来盛放鱼符的袋子，这才叫做袋。袋中确实装有符契，就是右一与左二相合的那部分。凡是有召见或使令，就从袋中取出半符进行合验，以防欺诈伪冒。所以不另外给予符契的人，凭借袋中的半符作为凭证。本朝命令多使用敕书，很少使用符契，所给的鱼袋只是保留遗留制度，作为品级服饰的区别罢了。那些装饰鱼的，本来是用纹饰皮革，不再有符契，只是用木塞填满其中，人们也不再能明白它的用途和象征意义了。然而唐代制度有两种：有随身符，就是发给本人的，所以书写本人的姓名，等到退休时就上交官府；有传符，就是不刻某官姓名，只说某司符契。《大典》注文所说的都须递相付十月内申礼部就是这种情况。白居易曾经暂任拾遗，佩戴银鱼，不久不再担任此官就不佩戴，所以他的诗说：“亲朋相见问何如，物色恩光尽反初。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这就是《六典》所说的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戴的情况，而白居易虽然暂时借任，不久也归还给官府了。黄翻绰穿绯色衣服没有鱼袋，所以取獭尾垂在腰上，作诙谐语对明皇说：“赐绯毛鱼袋毛，语反即无为也。”皇帝明白他的意思，制止他说：“鱼袋是五品以上入阁合符时使用的，你怎么能得到？”《六典》规定五品以下不佩戴，又敕召不另外给予符契，只使用鱼符作为符契，都符合典章制度。
也。又按赵上交云：自武徳时正员帯阙官始得佩，而添置员外试判检校官皆不得佩，其后随事许佩，増益滋多。垂拱中以给都督刺史则非京官亦佩，神龙元年刑部王嗣玊，景龙三年特进，皆许佩。金则散职亦佩，开元九年用中书令张嘉正奏，而致仕及以理去官，皆许仍佩朱紫，因之亦益以多。
译又据赵上交说：从武德年间开始，只有正式编制且有空缺的官员才能佩戴鱼袋，而额外设置的员外郎、试官、判官、检校官等都不能佩戴。后来随着情况变化允许佩戴，人数增加得越来越多。垂拱年间，因为授予都督、刺史，所以连非京官也佩戴鱼袋；神龙元年，刑部尚书王嗣玊；景龙三年，特进，都允许佩戴。金印则散官也佩戴，开元九年采纳中书令张嘉正的奏议，退休或因故离职的官员，都允许继续佩戴朱色或紫色的鱼袋，因此佩戴的人数又进一步增多。
麒麟
古有麒麟，非马也。其字亦不従马。鲁诗有麒。説文云：青骊，文如博棊也。类篇有麟，引尔雅为説曰：青麒麟，驒马之斑文也。是古虽有麒麟字，皆以其毛色命之。至淮南子始曰：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皆生于庶兽，则汉世已用马之上品配麟龙而加马其旁矣。故唐廐遂以祥麟院为名。老杜诗：近闻下诏宣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是用天上石麒麟为事，则正以骐驎为麒麟矣。
天鹿辟邪
乌弋有挑拔。孟康曰：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西域传】
嶓冢
汉书》误以嘉陵江为西汉，予于《禹贡》论详辨之矣。嘉陵既不为汉，则秦、雅二州及葭萌、金牛有山皆名嶓冢者，不待辨而知其误也。予先著论，姑以意定，谓嶓冢当在汉中发源之北，而不能指其为何地、何山。每一思之，意终昧昧然也。《水经》以为汉中之汉源出武都东狼谷山，予尝询诸经行其地者曰：「由汉中而西，有水焉，发源之地距兴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水又狭，秋冬间仅胜一二十石舟。」而《经》之所次，汉上有沔，沔上有漾，《禹贡》有一二百里间，该载三名，如此其详也欤？予按地书，褒水与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汉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发源是为衙岭，又逺在褒口西北角八九百里之上，则其源流亦既甚长矣。汉时张汤尝剏治褒水以通于斜，而受山东嵗漕，则岂枝流曲港之比哉？禹方叙着水源，自不应舍大取小如此不伦。古今虽异，而人情可以通推也。况有可验者，《禹贡》水例，凢其流迳所及，每以易向则别名，方面以识其变。如河之自龙门而转南以流华隂，则书曰「南至于华隂」；而改东以及砥柱，则又书曰「东至于砥柱」，是其随向书方之例也。今漾汉之文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则是漾源本未流东，至其折东而后始得为汉也。然则嶓冢者，岂其当在汉中之西也哉？《水经》凢叙狼谷水，率皆西出东行，而衙岭褒源悉发北而南行，直至南郑而流委始东，始名汉水，则与经「导漾东流为汉」者，其方向正合也。汉人并褒中置县而命曰「褒中」，吾意「褒中」一语，前世必已久有，而汉人采之以名其县，非剏为若语也。「褒中」「嶓冢」二音全相配附，得非自虞、夏以至战国，世人称为不的，而辄相讹易也乎？然予论《禹贡》，不敢确证者，为其「褒」之名国已先乎秦，不容轻小议焉耳。然地名因声近而譌，古多有之。如《春秋》之邾，虽偏小无足言。然人民社稷，俨然得自名国，不可诬矣。孟子之去《春秋》，为年絶不逺，而变邾为邹，汉儒已不能究，则褒僻且险，自嶓冢而讹为褒中，安得冢志而暇详载矣乎？予终欲主所意见，而未得的据，姑书其槩，以待详攷。
立仗马
司率进马六人，旧仪每日尚乘以廐马八匹，分左右厢立于正殿侧宫门外，▯仗下即散。天寳八载，李林甫罢；十二载，杨国忠复。
铜柱
铜柱，南方处处有之，皆言马援所立。唐《史南蛮传》：「林邑国南大浦存五铜柱，汉马援所立也。」《南诏传》：「▯宗诏何履先以兵定南诏，取安宁城，复立马援铜柱，乃还。」援虽征蛮，未尝渡海，而林邑于唐为环王地，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乃至，岂援之所尝至耶？意者蛮人古有铜柱，中间援因其故制，立之以坚蛮信耶？
两汉阙
史记》髙帝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十年宫成。司马索隐云：“无西南二阙者，厌胜之法也。”秦家旧宫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取其便也。予以为厌胜之説无据，谓秦旧宫在北而立北阙，以便于事理有之也。东阙虽于渭北方乡，不相干。凢汉之朝贡自阙东来者多，则谓立东阙以便事，是也。其后武帝大治甘泉宫，在长安西，故立鳯阙，髙二十余丈，于其东南、北、西三面无见焉，亦便事之义也。后汉都洛，有南宫、北宫，两宫相沓，四隅各自立阙。其曰朱雀、▯武、苍龙
译麒麟
古代有麒麟，它不是马。它的字形也不从“马”部。《鲁诗》中有“麒”字。《说文解字》说：“青骊，花纹像博戏的棋子。”《类篇》中有“麟”字，引用《尔雅》解释说：“青麒麟，是骒马身上的斑纹。”由此可见，古代虽然有“麒麟”这个词，都是依据毛色来命名的。直到《淮南子》才说：“应龙生下建马，建马生下麒麟，麒麟生下各种野兽。凡是长毛的动物都生于庶兽。”那么汉代已经用上等的马匹来配属麒麟和龙，并在“麒”字旁加上“马”部了。所以唐代的马厩就用“祥麟院”作为名称。杜甫的诗说：“近闻下诏宣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这是用天上石麒麟的典故，那么正是把“骐驎”当作“麒麟”了。
天鹿辟邪
乌弋山离国有挑拔。孟康说：“挑拔又名符拔，形状像鹿但尾巴很长，长一只角的，有的叫天鹿；长两只角的，有的叫辟邪。”【见《西域传》】
嶓冢
《汉书》错误地把嘉陵江当作西汉水，我在《禹贡》的论述中已经详细辨析过了。既然嘉陵江不是汉水，那么秦州、雅州以及葭萌、金牛那些名叫嶓冢的山，不用辨析就知道《汉书》是错的。我先前著文论述，暂且凭推测断定，认为嶓冢应当在汉中发源的北方，但不能指出它具体是什么地方、什么山。每次思考这个问题，心里终究还是模糊不清。《水经注》认为汉中的汉水发源于武都东面的狼谷山，我曾经询问经过那里的人说：“从汉中西行，有一条河，发源地距离兴元不过一二百里。源头既近，水流又狭窄，秋冬季节仅能容纳一二十石的船。”而《水经注》所记载的顺序，汉水之上是沔水，沔水之上是漾水，《禹贡》在一二百里之间，记载了三个名字，难道如此详细吗？我查阅地理书籍，褒水与斜谷分属不同的山，南口叫褒，北口叫斜。汉中距离斜口向北有八九百里，而褒水的发源地是衙岭，又远在褒口西北角八九百里之外，那么它的源流也已经非常长了。汉代张汤曾经开凿褒水以连通斜谷，从而接受山东每年的漕运，这难道是支流曲港所能比拟的吗？大禹正在叙述水源，自然不应该这样舍大取小、不合常理。古今虽然不同，但人情可以相通推论。何况有可以验证的地方，《禹贡》记载水流的惯例，凡是流经的地方，每当改变方向就另起名称，用方位来识别其变化。比如黄河从龙门转向南流到华阴，就记载说“南至于华阴”；而改向东流到达砥柱，就记载说“东至于砥柱”，这就是随着方向记载方位的惯例。现在关于漾水和汉水的记载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这意味着漾水的源头本来没有向东流，等到它折向东流之后才成为汉水。那么嶓冢，难道应当位于汉中的西边吗？《水经注》凡是叙述狼谷水，大都是西出东行，而衙岭褒水的源头全部是北发南行，直到南郑之后水流才向东，才开始名叫汉水，这与经文“导漾东流为汉”的方向正好吻合。汉代人合并褒中设置县并命名为“褒中”，我猜想“褒中”这个词，前代一定早就有了，汉代人采用它来命名县，并非新造这个词。“褒中”与“嶓冢”两个读音完全相配，难道不是从虞、夏直到战国，世人称呼不准确，从而互相讹误替换了吗？然而我论述《禹贡》，不敢确证，是因为“褒”作为国名早在秦代之前就有了，不容轻易小看议论罢了。然而地名因为声音相近而讹误，古代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春秋》中的邾国，虽然偏僻弱小不足挂齿。然而人民社稷，俨然能够自称为国，不可诬蔑。孟子距离《春秋》的年代并不遥远，却把邾改为邹，汉儒已经不能究明，那么褒地偏僻且险要，从嶓冢讹变为褒中，哪里会有史志详细记载呢？我最终想坚持自己的见解，但缺乏确凿的证据，暂且记下大概，以等待详细的考证。
立仗马
司率进马六人，旧仪规定每天尚乘骑马厩中的马八匹，分列左右厢站在正殿侧宫门外，〇仗下即散。天宝八载，李林甫被罢免；十二载，杨国忠复职。
铜柱
铜柱，南方到处都有，都说那是马援所立。唐代《史南蛮传》：“林邑国南大浦存有五根铜柱，是汉代马援所立。”《南诏传》：“〇宗诏何履先率兵平定南诏，攻取安宁城，重新树立马援铜柱，然后返回。”马援虽然征讨蛮族，未曾渡海，而林邑在唐代是环王的地盘，在交州南海航行三千里才到达，难道是马援曾经到达的地方吗？想来蛮人古代就有铜柱，中间马援利用原有的制度，树立它以坚定蛮人的信任吧？
两汉阙
《史记》记载高帝八年，萧丞相营造未央宫，建立东阙、北阙、前殿。十年宫殿建成。司马贞索隐说：“没有西南二阙，是厌胜的方法。”秦代旧宫都在渭水以北，建立东阙、北阙，是取其便利。我认为厌胜的说法没有根据，说秦代旧宫在北而立北阙，以便于事理是有的。东阙虽然与渭水北岸方向无关。凡是汉代的朝贡从阙东而来的人多，所以说建立东阙以便于事，是对的。其后武帝大治甘泉宫，在长安西边，所以建立凤阙，高二十多丈，在其东南、北、西三面看不见，也是便于事理的意思。后汉定都洛阳，有南宫、北宫，两宫重叠，四隅各自建立阙。其名为朱雀、〇武、苍龙
、白虎者，两宫四面皆有，而亦同名，不复如前汉虚方不设者矣。洛阳故宫名所载，于南宫四阙之外，更添坎阙，曰“此南宫北面之阙”，予疑其误也。按汉蔡质《汉官典职》曰：“南宫至北宫相去七里，以十里之逺，中间各容双阙，则南宫之▯武自应与北宫之朱雀对起。或者见两宫中间有双阙者二，疑其重复，故以南宫之▯武为其宫北阙，而忘其北阙已名▯武，不当复出矣。”
译白虎门，两宫四面都有，而且名称相同，不再像前汉那样在虚位不设门了。洛阳故宫名所载，在南宫四座门之外，又增添了坎门，说“这是南宫北面的门”，我怀疑这是错误的。查考汉代蔡质《汉官典职》说：“南宫到北宫相距七里，以十里的距离，中间各自容纳两座门，那么南宫的白虎门自然应该与北宫的朱雀门相对而立。或许有人看到两宫中间有两座门，怀疑它们重复，所以把南宫的白虎门当作南宫的北门，却忘记了北门的名称已经是白虎，不应当再次出现了。”
玉食
本草陶隐居授仙经服谷玉捣如米粒，乃以苦酒辈消令如泥，亦有令为浆者。祥符中尚药尝用陶法，屑成米豆粒，竟不供御。苏颂因谓难以服食，恐不详古来服玉本防也。书以「玊食」对「威福」言之，则「玊食」云者，惟王者得用，示一隆而无二礼。如古扆用斧，后世御衣独用赭黄之类，不可但従饮食滋味中求义。惟玉府王斋则供食玉，若非斋，恐不常服也。斋而玉食，其斋必变食之义乎？此礼之尊无二上者也，而可求诸滋味之间欤？玉亦未必可服，或于斋时用玉为器，如灌鬯以瓒，取玉气为用耶？
护驾
豹尾以前，比省中尚书、侍郎、御史、令史皆执注以督整车骑，所谓防驾也。
演繁露卷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演繁露》>
钦定四库全书
演繁露续集》卷一宋程大昌撰制度
以兵代民役
建隆二年，以前代传置悉用民夫，至是诏募军卒代之。至三年正月，诏不得以逆旅侨民充递夫。
饥民强盗人谷米
旧法嵗饥强发仓窖皆死太祖真宗多因奏谳特许贷配元不明立为法。天圣三年诏陜西州军持仗刼人仓廪非伤主者减死刺配，非首谋者又减一等，仍令长吏宻以诏书从事。自是诸路灾伤即降不下司勅，而饥民盗取谷食多▯活宥。按此即是矜其迫饥为之，故特贷其死，然不明立之法，亦不明降诏命者，恐人恃此以犯也。宝元二年西川饥馑，诏刼廪谷非伤杀人者并刺配牢城，为首者配出川界。皇祐三年信州民有刼米伤主者当死，上以其迫饥故贷死。至和六年杨安国读《周礼》大荒大札则薄征缓刑，杨安国曰：「所谓缓乃过误之民耳，今众持兵仗刼粮廪，一切寛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饥馑不能恤，至为盗而又杀之，不亦甚乎？」治平四年九月诏：「灾伤州县持仗强盗，不以财物斛斗，但同火三人以上伤人及计赃罪死者，捕获已甞为盗至徒经断，不以赦前后今犯至死者，依元条不用灾伤减等。」则是觉恕贷之不足以戢盗，而改出此令足为至当也。
三司借用内藏钱
景祐元年闰六月，谢绛言：“内藏嵗受铸钱百余万缗，而嵗给左藏库及三年一郊度嵗及九十万缗，所余无防。请以天下所铸钱尽入三司，十年责以移用与夫滞积，大盈利害逺矣。”祖宗时，三司常借内库钱，观此即知当时新铸钱亦入内库，却从而给与之耳。今铸钱数虽少于旧，要之悉入外藏，则难如祖宗时常借矣。景祐四年，内藏库言：“嵗收缗钱三十万，助三司。”天禧三年，诏书切责三司毋得复借。自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所借钱帛凡九百十七万二千，诏戒饬之。治平元年，诏三司用内藏库钱三十万贯修奉仁宗山陵，依干兴例蠲其半，余听渐还。
改官用职司
景祐三年，详定内外官所举州县幕职官，各有合举员数。其转运使、副提刑不限人数，旧当三人者，止当一人。仍须有本部监司长吏及通判荐举者，始聴磨勘。按此时，监司长吏、通判皆得为职司，今则不可。兼转运使及副提刑一状，当三状，今皆不然也。
张亢
仁宗时，契丹聚兵幽涿间。张亢丁母忧，起为北京使，知安肃军。亢曰：“万一契丹背约，臣请擐甲为诸军先。”既而元昊叛，庆厯元年，亢为鄜延路都钤辖，知鄜州。与部署许懐徳不相能，上令戒谕：“若固为此以求内徙，当悉夺官安置縁边。”既而亢上边事，乞赴阙面陈。如臣言狂率不可用，乞重降黜，不报。本传言：“令驿奏。”据本传，亢乃出力多非避事。
讲读官坐立
皇祐三年诏迩英阁讲读官当讲读者立侍敷对，余皆赐坐，侍于阁中。天圣以前皆坐侍，自皇祐以前皆立侍。至是帝屡面谕以经文义防，须详悉询説，卿等无乃烦倦否？遂有是诏，以为永制。熙宁元年，侍讲吕公着、王安石言：「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干兴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诏付礼官。后韩维、刁约、胡宗愈等言：「赐坐盖出优礼，祖宗或赐讲臣坐者，以其敷畅
译玉食
《本草》中陶隐居传授的《仙经》说，服用谷玉时，要捣得像米粒一样，然后用苦酒等物消解，使其变成泥状，也有让人做成浆状的。祥符年间，尚药局曾尝试用陶隐居的方法，将玉屑制成米豆大小的颗粒，最终没有进献给皇帝。苏颂因此说难以服食，恐怕没有详细考证古人服玉的本意。《尚书》中将“玉食”与“威福”对举来说，那么“玉食”这个词，只有王者才能使用，以示尊崇唯一而无二礼。就像古代屏风用斧形图案，后世御衣独用赭黄色之类，不能仅仅从饮食滋味中去寻求意义。只有玉府在王斋时才供应玉食，如果不是斋戒，恐怕不常服用。斋戒时玉食，这斋戒必定有改变饮食的含义吧？这是礼仪中尊贵无二上的体现，难道可以在滋味之间寻求吗？玉也未必可以服用，或许在斋戒时用玉作为器皿，就像用玉瓒灌鬯酒一样，取玉的气韵来使用呢？
护驾
豹尾仪仗之前，相当于省中的尚书、侍郎、御史、令史都拿着注簿来督促整顿车骑，这就是所谓的防驾。
演繁露卷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演繁露>
钦定四库全书
演繁露续集卷一 宋程大昌撰 制度
以兵代民役
建隆二年，以前代传递公文全部使用民夫，至此下诏招募军卒代替。到建隆三年正月，下诏不得用旅店侨居的百姓充当递夫。
饥民强盗入谷米
旧法规定，年成饥荒时强行打开仓库窖藏都判死刑，太祖、真宗多因奏请审判而特许宽贷配流，元朝没有明确立为法律。天圣三年下诏，陕西州军持武器抢劫他人仓库粮仓，如果没有伤害主人，减死罪刺配，如果不是首谋者又减一等，仍命令长官秘密按照诏书执行。从此各路发生灾荒，就下诏不下达给下属官府，而饥民盗取粮食多被宽恕活命。按此即是怜悯他们因饥饿逼迫而为之，所以特别宽贷他们的死罪，然而不明确立为法律，也不明确下达诏命，是怕人倚仗这个来犯罪。宝元二年西川饥荒，下诏抢劫粮仓没有伤害杀人的都刺配牢城，为首者配流出川界。皇祐三年信州百姓有抢劫米粮伤害主人的当判死刑，皇上因为他因饥饿逼迫所以宽贷死罪。至和六年杨安国读《周礼》“大荒大札则薄征缓刑”，杨安国说：“所谓缓刑是针对过失误犯的百姓，现在众人持兵仗抢劫粮仓，一概宽恕，恐怕不足以禁止奸邪。”皇帝说：“不是这样，饥荒不能体恤，以至于成为盗贼而又杀死他们，不也太过分了吗？”治平四年九月下诏：“灾荒州县持武器强盗，不论财物斛斗，只要同伙三人以上伤人以及计赃罪当死的，捕获后曾经为盗判徒刑经判决，不论赦免前后现在犯至死罪的，依照原条文不用灾荒减等。”这就是觉得宽恕宽贷不足以制止盗贼，而改出这个命令足以作为最恰当的了。
三司借用内藏钱
景祐元年闰六月，谢绛说：“内藏库每年接受铸钱百余万缗，而每年供给左藏库及三年一次郊祀度支及九十万缗，所余无几。请求将天下所铸钱全部进入三司，十年责成移用以及滞积，大盈利害深远了。”祖宗时，三司常借内库钱，看这个就知道当时新铸钱也进入内库，然后从中供给罢了。现在铸钱数虽然少于旧时，总之全部进入外藏，就难如祖宗时常借用了。景祐四年，内藏库说：“每年收缗钱三十万，资助三司。”天禧三年，下诏切责三司不得再借。自从明道二年到现在才四年，所借钱帛共九百十七万二千，下诏告诫整顿。治平元年，下诏三司用内藏库钱三十万贯修奉仁宗山陵，依照乾兴例免除一半，其余听任逐渐归还。
改官用职司
景祐三年，详定内外官所举荐的州县幕职官，各有合举员数。其中转运使、副提刑不限人数，旧当三人者，只当一人。仍须有本部监司长吏及通判荐举者，才听任磨勘。按此时，监司长吏、通判都能作为职司，现在则不可以。兼转运使及副提刑一状，当三状，现在都不这样了。
张亢
仁宗时，契丹聚兵在幽涿之间。张亢遭母丧，起用为北京使，知安肃军。张亢说：“万一契丹违背盟约，臣请求披甲为诸军先锋。”不久元昊叛乱，庆历元年，张亢为鄜延路都钤辖，知鄜州。与部署许怀德不相容，皇上令戒谕：“如果固执这样做以求内徙，当全部夺官安置在边境。”不久张亢上奏边事，请求赴阙面陈。如果臣言狂妄率直不可用，请求重降黜免，没有回复。本传记载：“令驿奏。”据本传，张亢乃是出力多并非避事。
讲读官坐立
皇祐三年下诏迩英阁讲读官当讲读者立侍敷对，其余都赐坐，侍于阁中。天圣以前都坐侍，自从皇祐以前都立侍。至此皇帝屡次当面谕示经文义理，须详细询问解说，卿等无乃烦倦否？于是有这个诏书，作为永制。熙宁元年，侍讲吕公着、王安石说：“旧例，侍讲者都赐坐。自从乾兴后，讲者开始站立，而侍者都坐听。臣等私下认为侍者可以使站立，而讲者当赐坐。”下诏付礼官。后来韩维、刁约、胡宗愈等说：“赐坐大概出于优礼，祖宗有时赐讲臣坐，是因为他们敷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