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繁露卷三

译饴是一种食物，但与其他食物略有不同。《说文解字》说：“饴，是用米和酒曲熬煮而成的。”《释名》说：“饴，是将米煮至糜烂，使其柔软滑润的样子；饴比饧稍硬一些，其形态怡然自得。”《方言》说：“饴在北方称为张皇，注解说这就是干饴。饴在东方称为该，在南方称为餹。凡是饴，从函谷关以东都是通用的称呼。”现在人们称为白糖的就是这种食物，因为它是由米和酒曲混合制成的。饴就是饧融化后的液体，可以加入食物和饮料中。东汉明德马皇后所说的“含饴弄孙”指的就是这种饴。唐代所食用的粥类食物也属于这一类。张衡在《七辨》中说：“沙饴和石蜜，是远方国家进贡储存的珍品。”这就是现在的砂糖。唐代玄奘在《西域记》中询问西域石蜜的制作方法，得知是用甘蔗汁蒸制而成的。唐太宗让人仿制，味道和色泽都超过了原来的，这大概是中国出现砂糖的开始吧？然而《南史》中已经记载了糖蟹，说：“螃蟹在腌制过程中，躁动不安得更加厉害。”难道是用白糖来腌制吗？白糖一词在前文中已经出现过。

译关于对父亲的称呼

在汉魏以前，凡是儿子称呼父亲，就直接叫“父”。如果是书面语，则称“大人”。后世称呼父亲不再叫“父”，而是转变其读音称为“爷”，又称为“爹”【音低邪】。即使是宫廷禁中的称呼，也同此读音。所以窦怀正被称为“国爷”，就是这类事情。唐代人起草檄文，也说“致使百姓流离失所，自从朱耶氏动荡以来”。查考《唐韵》：“爹，是羌人称呼父亲的话”【音陟耶】，那么它的读音如同“遮”，与现在俗间所呼的不同。不知道以“遮”为读音的，是从哪个时代开始的？查考《资治通鉴》德宗贞元六年，回纥可汗感谢他的次相说：“只仰仗吃阿多的饭，本来不敢参与。”史官解释他说：“胡人称呼父亲为阿多”，那么正确的名字是“多”，不叫“爷”。现在的人不论贵贱，称呼父亲都叫“爷”，大概是沿袭已久罢了。

关于诏书用黄纸

石林叶梦得说制敕使用黄纸始于高宗时，这是不对的。晋恭帝时，王韶之升任黄门侍郎，凡是各种诏书黄纸，都由他起草【见《南史》卷十四】，那么东晋时已经使用黄纸书写诏书了。又《南史》卷十五说，宋明帝时，吏部尚书褚彦回在赭圻办理选拔官吏的事务，这次行动中，都先战时授予官位，官版和檄文不够用，因此有了黄纸札子，那么宋代在军中补授官职、奖赏功臣时，也已经使用黄纸了。沈约在永平八年上奏弹劾南郡丞王源说，王源官品应当用黄纸，却擅自用白简上报，那么弹劾的文书曾经使用黄纸【见《文选》卷四十】。又徐羡之召蔡廓为吏部尚书，说黄门以下的官员都委托给他，蔡廓听说后说：“我不能替徐羡之在纸尾署名。”他所说的“纸尾”，是指黄案的末尾。此时选拔官吏的案卷，黄纸记录事务，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所以这样说。那么宋代已经使用黄纸作为案卷了。到齐代设立左右丞书写案卷的制度，称为白案，那么右丞署名在上，左丞署名在下；黄案则是左丞署名在上，右丞署名在下。虽然年代久远，不知道哪一个是白案，哪一个是黄案，可以知道的是，纸张已经分为黄、白两种颜色了。南齐东昏侯游乐无度，台阁的案卷奏章有时不知道在哪里，宦官用纸包裹鱼肉带回家，都是三省的黄案。那么文书使用黄纸，由来已久。高宗朝凡是誊写诏书以下下发州县的，才开始都用黄纸。一概说诏书使用黄纸始于高宗，是不审慎的。

关于仪鸾殿

显庆四年，高宗因为群臣祝贺桃树上长出李枝，皇上说：“隋炀帝时，常有野雀聚集在殿上。当时校尉唱道：‘这是鸾鸟。’有卫士报告说：‘田野之中，有很多这种东西。’于是鞭打卫士，上奏认为是祥瑞，仍然将此殿命名为仪鸾殿。至今被人嗤笑。”查考高宗所指的校尉，乃是高德儒【另一版本说是马德儒】。高祖起义时，抓住高德儒数落他说：“你指着野鸟说是鸾鸟，来欺骗君主，获取高官，于是将他斩首。”高祖斩高德儒认为他是妄言，高宗认为指鸾为诈，而仪鸾殿所设置的仪鸾司，到现在没有改变，喜欢它名字的美好，不追究它的由来。《大业杂记》中所指的鸾鸟，是孔雀。

关于七牢和百牢

僖公十五年【卷五】，秦国改变馆舍，晋侯馈赠七牢。注释说：“牛、羊、猪各一头为一牢。吴国要求晋国馈赠百牢，也是累积这个数目来说的。牛、羊、猪具备为太牢，只有羊、猪而没有牛则为少牢。现在的人唯独用太牢来命名牛，是错误的。”

关于太庙先在阶下向西拜

凡是在太庙行礼，执事行事的官员都还没有登阶，先在阶下望着西方拜两次。即使是君主亲自祭祀，也与群臣同样拜。相传这种礼仪，名为“防神”。查考徐锴《岁时广记》记载东汉君主上陵的礼仪说：“皇帝从东厢下来，太常引导向西拜山陵。”随即登上阼阶，引用《谢承书》说：“蔡邕担任司徒掾，跟随公到陵墓，询问上陵的礼仪。有人说：‘以前京城在长安时，那礼仪不能完全听闻。光武帝就是开始【〇】，才创立这种礼仪。’即根据蔡邕的记载而参求。”这是说西汉各陵都在长安，光武帝开始【〇】东都，所以明帝上光武陵时，必定先望西致敬，才敢接着拜光武帝。这个说法稍有道理。然而《唐会要》记载太宗拜陵，也先向西拜两次。查考太宗时，唐家刚有五陵，献陵、懿陵都在赵州，赵州自在长安东北，本来不应该向西拜。景帝神尧陵在三原，三原是汉池阳地，又在长安正北，也不应该向西拜。只有元帝陵在咸阳，咸阳也在长安西北，本来不是正西。况且如果尊崇这个而先拜它，这五陵中，四个在北，一个在西，凭什么唯独尊崇其中一个呢？那么太宗向西拜，不仅仅向着元陵，也已经明白了。我查考《汉郊祀志》：“东方是神明的居所，西方是神明的坟墓。”所以凡是事奉鬼魂必定以西为尊。太祖的庙唯独向东，大概是依据西来统御东，就是这件事。向西拜，大概就是说神墓在西边，不专为某一代的陵墓而设。

关于秸服

《禹贡》五百里甸服，甸服的赋税专门缴纳秸。杜佑说：“甸，是为天子治理田地。从百里到五百里，以远近差别分为五等，而轻重则是五服的通例。那么它的制度有可疑的地方。三百里相比，四百里、五百里则近了，而缴纳秸的纯粹是禾秆，按价格计算，比缴纳粟米反而轻少，”

译这所制定的制度是依据什么原则呢？」杜佑说：「服，是指服劳役，这种说法是对的。凡是因缴纳秸秆而服劳役，那么缴纳秸秆虽然轻，但服劳役却很重，用两者相互补充抵消，轻重才得以平衡。」秸秆的用途很多，祭祀时铺在地上的席子，人们借以睡觉的寝具，都以秸秆为材料；祭祀用的牛、驾车的马，都以秸秆为饲料。凡是编列供应、就近添加饲料，都由服劳役的人承担。所以甸服五百里内的土地，耕种王田的人，其赋税缴纳的物品不是粟、不是米、不是总、不是铚，专门以供应秸秆作为赋税，因为秸秆的价格虽然低廉，但所供应的劳役费用反而更重。杜佑曾经参考周代的制度，发现郊、甸、县所征收的赋税高低相差悬殊，有的十分取二，有的二十取五，其差别有时超过数等，完全违背了十一之税的原则。于是总括起来解释说：「周代对近处征税轻、对远处征税重，因为近处劳役多。用轻的赋税来弥补多的劳役，使之达到平衡，那么秸秆轻而劳役重，正是为了求得适中。这是古人的深意。」

译更防

一夜分为五更，是因为以五夜交替更换来命名。颜之推说：“五夜是指用甲、乙、丙、丁、戊来标记次序。”防，则是以下漏滴水来命名，每一更又分为五防。张衡的赋中说：“守卫依靠严更的值班。”凡是史家记事，称乙夜、丙夜之类，依次而言，从甲到戊，五次更换次序，就是五更了。颜之推《家训》所载的次序是正确的。五夜依次进行，击鼓作为节拍。《南史》说“紞如打五鼓”就是这个意思。五夜又分为二十五防，每防又击防来记录。《唐六典》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因此文人写作，只要涉及更防，都以钟鼓来说明。《南史》记载景阳楼有钟，专门用来记录晓漏，并不是用来记录防的。只是不知道一更又分五防，是从哪个时代开始的罢了。《水经》记载洛阳有金墉城，城东有丰置一钟，用来和鼓漏。又南齐宫城有却敌楼，楼上设置鼓，持夜以应更唱。高帝因为鼓声多惊扰睡眠，于是改用铁磬。怀疑记录防以钟鼓的制度，应当是从这里开始的【通典二十三】

秉心塞渊马三千

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心怎么与此有关，却记载作为效验呢？这与“思无邪，思马斯徂”正是同一个道理。凡是作为人君而存心审慎得当，那么遇事没有不周全细致的。畜牧虽然是末节小事，也依靠这颗心来使之繁殖，所以马也众多。这大概是庄子履豨的议论。豨，是猪。猪的一身，最难长肥的莫过于蹄脚。践踏猪足而看见其丰肥，就知道它通身没有不肥的了。这是由末节观察本源的议论。如果直接说这颗心可以感动马，那就是虚谈没有实际了。晋代郭展担任太仆，留心于养生，而马厩里的马充足众多，征讨吴国得以成就大事。潘尼担任太仆，箴叙列举这件事，都推崇养生而推及于马，即这种说法有根据了。庄子说：“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所以喂牛而牛肥。”孔子曾经担任乘田，而牛羊茁壮，长皆是一个道理。《尧典》谈论历法，而鸟兽的繁殖、换毛、长羽，顺应时节没有差错。伊尹明确说明烈祖的德行，而说“鸟兽鱼鳖都这样”，都是举末节以明本源，来显示没有细微之处不涉及的。

寝庙防衣冠

古代不在墓地祭祀，祭祀一定在庙里。庙都有寝，所以如此。凡是庙排列诸寝，前寝则位于庙后，用来象征人君的前朝后寝。凡是寝中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的，就是在庙的寝中。高庙衣冠每月一次防，是防其庙寝的衣冠。秦人开始在墓侧立寝，汉代沿袭它，各陵都有园寝，又有宫人随着鼓漏整理枕头，并且盥洗陈设严具，这又是推演庙寝的制度以及陵寝。陵寝也像庙寝，其衣冠每月一次防。诸侯王表说：“太常孔臧因衣冠稿坏而失侯”，就是这件事。那么魏武帝在铜雀台设置宫人，令每月初一、十五望陵上食，其由来有自了【通鉴四十九】陆机作文讥切它，只知道搜剔其过错，不再审察其由来。

颂琴

左氏襄公二年，穆姜选择美槚，自为颂琴。杜预说：“琴名也，犹言雅琴。”查考《周礼》有颂笙、颂磬，我常怀疑它。如果说这两种乐器以写颂为名，那么大小雅也曾在内了，而其乐器唯独不记载于《周礼》。因为阅读杜预的话，才领悟“颂”字，乃是其笙磬的名称。唐代李勉所珍爱的琴有两把，一名“响泉”，一名“韵磬”，其意义也是取这个吗？

折俎

享有体荐，体者，是牲的全体。荐是进，谓举全体以进。宴有折俎，俎者是用来盛肉的。折者，是解牲体而析之，只供其肉，不供全体了。《周亚夫传》独自放置大胾而没有切肉，又不设筷子，本是以此为戏，不让他得食罢了。如果究其实，即像古之体荐了。现在列郡防客有不供食馔而准价以饷者，书辞例云“折俎”是错的。折俎之折，音舌，言破碎也。现在之折价而饷者，其读如浙，言价与馔相当也。

黄麻白麻

唐代王言的类别有七，其一为册书，次为制书，又次为劳慰，又次为发日敕。册书只有除拜王公将相才用，白麻纸书封付阁门，阁门集朝士拆封宣读，宣已付有司，书诸竹简，是为册已。所谓择日备礼册命者，即以此麻入之竹册，而涓吉临轩以授其人者也。自制书已下至发日敕，则用黄麻纸书之。老杜所谓“黄麻似六经”者也。若降敕防谕事及敕牒，则用黄藤纸，其礼又降于黄麻矣【六典】

鱼袋

现在的鱼袋，本是唐制。《六典》符宝，即随身鱼符之制。说：“所以明贵贱，应宣召。左二，右一。”其饰有玉、金、银三等。其符题云“某位姓名”。查考此之谓符者，初用一本，对中书，其人官位姓名书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谓“右一”者是

译（这是鱼符制度。）左边的一半收藏在宫内，如果有皇帝宣召，就从宫内取出左边的符契与右边的相合，经过查验确认无误，才能进入。按照古代的制度，那些在宫中拥有通行凭证的官员，到了宫门，由案牍文书核对查验其年龄相貌、官职品级都相符，然后才允许进入。武则天时期，将鱼符改为圆形。所以崔神庆说：“如今五品以上佩戴圆形符契的人，是因为有特别诏令宣召，恐怕有欺诈虚假，所以从宫内取出圆形符契与之相合，然后才应召前往。”这就是当时的制度。随身鱼符的用途大概就是这样。现在的制度，只是沿袭唐朝的旧例，按照官职品级授予，让人佩戴作为装饰罢了，而合符验证的制度不再施行。于是根据现在的制度去推求古代的形制，那么鱼袋上面做成鱼形的装饰，在唐朝是用玉、金、银来装饰的。鱼形装饰下面有黑色皮革包裹的方形木块，附着身体垂挂下来，在唐朝的制度中，是在木块上书写官员的姓名，然后从中剖开成为两半。服饰章纹有紫色、红色、黑色三种区别，而鱼形装饰下面盛放符契的袋子，都使用黑色皮革，这说明它是为了实用而不是为了装饰。唐朝制度中左边的符契有两个，如果那个人在外地，就拿出半个符契作为信物，召他前来。如果这个符契已经发出，而那个人听到命令先到了，那么还有一个符契可以作为验证。这就是右边一个而左边两个的原因。宣召太子，则使用玉契，这件事起源于武则天时期，也是崔神庆所建议的。这个创立玉契的制度，也是源于随身鱼袋的制度。

译蝗虫

江南地区没有蝗虫，那些出现的蝗虫，都是从北方飞来的。我的家乡徽州，水稻刚结穗时，常受虫害困扰。这种虫子形状像蚕，颜色呈淡青色。它既吃稻苗的叶子，又能吐丝缠绕在稻穗顶端，就像蚕在茧簇中一样。稻花和穗子因此无法伸展，对农业危害极大。俗称为“横防”【“横”音户孟反】。记得绍兴庚申年，汪彦章掌管徽州郡政，有人递交文书诉说这种虫害，称其为“横”。彦章对他说：“如今有专门负责救济虫灾的官员，只说徽州蝻防为害，不叫作‘横’。”查考《唐韵》，蝗字有一个读音是“横”【去声】，那么俗称为“横”，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演繁露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演繁露卷五 宋 程大昌 撰

辱井

陈后主躲进景阳井，隋军将他救出，因此将这口井称为辱井。曾子固记载他所见到的情况说：“井口的石栏上刻有字：‘辱井在斯，可不戒哉’。”乾道壬辰年，我担任江东转运使，在农历三月与各有关部门一同进入行宫视察是否有需要修缮更换的地方，来到学士院前，掌管钥匙的大宦官指着其中一块石栏说：“这是古辱井的石栏。”走近一看，栏口上方果然曾经刻有“辱井当戒”等字样，侧面则刻满了唐人游览观赏的日期，直到看不见石头本色，而石头的纹理光滑明亮可以照见人影，仍有淡淡的红色散布在上面，略微像朝霞。《建康图经》说这红色是张、孔两位宫人脂粉浸染所致。我仔细查看并根据事理推断，这些都是误传。因为《史记》记载后主与两个宠妃一起用绳子吊上来，那就是三个人了，现在这栏口勉强只能容下一个小孩，那么后主一个人尚且进不去，怎么会有三个人一起用绳子吊上来的道理呢？建康城中铺路的石头，大都是青色质地带有红色花纹，这是当地石头天然的特性如此，怎么能说是胭脂浸染的呢？我早就想辨析清楚，因为缺乏确凿的证据，不敢轻易发表意见。淳熙壬寅年正月十四日，偶然读到欧阳修的《归田录》说：“隋炀帝作景阳井铭，铭文还隐约可读，其中有‘前车已倾，后乘将没’的话。”那么欧阳修所见的铭文，与此井刻文完全不同了。我也曾拓印过唐代刻在井上的文字一份，现在找不到了，但还记得详细内容，原本就没有欧阳修所见的“倾没”等语。那么现在留在建康行宫的，显然不是古物了。只是不知道唐人都指认这石栏为真物，而欧阳修又是从哪里得到“倾没”等语的呢？

印文扁牓添之字

世人传说相国寺门上的旧匾额题写的是“相国之寺”，共四个字，有人觉得“之”字是多余的，于是去掉了“之”字，另外添上一个“大”字，匾文变为“大相国寺”。这添加的一个“大”字，在体制上既完备，在文辞上也不冗余，最值得传颂。然而匾额题字字数为奇数而非偶数的，古今往往都增加一个“之”字，那么这必定有古老的渊源，只是不知道起源于何时？汉武帝太初元年，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崇尚黄色，数字用五。张晏解释这件事说：“汉朝据土德，数字用五，所以印文必须是五个字。比如丞相印就刻‘丞相之印章’，这是在四个字之外添加一个‘之’字，以凑足土德五之数。”下至各卿及郡守、国相的印文，凡是不足五个字的，也都增加一个“之”字来凑足。后世只看到太初年间曾经增字，于是效仿这种做法，凡是印文以及门堂匾额，不论何事何世，一概增加一个“之”字以求符合古制，这就失去本意了。

讳

《左传》说：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君主死后最终要避讳其名。意思是周人平时本来就已经避讳君主的名字，不敢直说了。到了侍奉神灵的时候，即使是平时避讳的名字，也正常诵读不避讳，大概是不敢在神灵面前彰显对君主的尊崇。这就叫作以讳事神，名也。等到继位的君主登基，前代君主的名字也一定要避讳，这就叫作终将讳之。本朝的法令，将名讳分为两类，正对当时君主的名字，称为御名；如果是先朝皇帝的名字，就改称为讳，这叫作庙讳。如果是汉代则没有这样区分，所以汉宣帝将旧名病已改为询，他的诏书说：“古代天子的名字难以知晓却容易触犯避讳，现在百姓上书触犯避讳而获罪的，我很怜悯他们，我将改名询。那些触犯避讳且在法令颁布之前的，赦免他们。”这就是说名讳没有区分。唐太宗朝不避讳“世”字，李世勣都连名带姓地称呼，详见本项。

丁钱

现在的丁钱，就是汉代的算钱。因为按人口征收钱，所以也叫口赋。汉初开始征收算赋，如淳说：“《汉仪注》记载，百姓年满十五岁以上到五十六岁出赋钱，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用于治理库府、兵车、马匹。”到了文帝时，人口众多，丁壮很多，于是采用高帝原来的额度，每年减少三分之二，那么一口人一年输钱只到四十钱。贾捐之说：“文帝偃武行文，民赋四十，丁男三年才服役一次。”如淳说：“常规赋税每年一百二十钱，每年服役一次。文帝时天下百姓众多，所以出赋四十钱，总共三年才服役一次。”这所说的赋，就是高帝时的一百二十钱，到这里减少为四十钱。这所说的事，就是古法一年一丁供役，不超过三天。百姓年满十五岁以上，虽然还未成丁，也输出口钱，这就是所谓的民赋四十。等到已成丁，那么每年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