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演繁露续集》卷一宋程大昌撰制度

译这是经义。太宗开宝年间，李穆推荐王昭素，皇帝召他在便殿应对，赐座让他讲解《易经·乾卦》。太宗端拱年间，皇帝亲临国子监，命令有关部门张挂帷帐，设置单独的座位，让李觉讲解《易经》的《泰卦》。如今位列侍从的臣子能够坐着拿着经书讲解，难道反而让（我）独自站立在前面吗？我认为应当遵循天禧年间的旧制。」判太常寺龚鼎臣等人说：「在君主面前拿着经书，本意是为了便于指明陈述，那么站着讲解为宜。如果说传授道义接近老师，那么现在的讲解都是先儒的章句，并非有作为老师的实质，怎么可以独占席位安稳地坐着，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呢？」起初，孙奭坐着讲解，仁宗当时还年幼，踮起脚趴在案几上听他讲，孙奭因此就站着讲解，议论的人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皇上问曾公亮，曾公亮只说「我侍奉仁宗读书时也是站着的」。后来王安石因为讲解被赐留，皇上当面告诉他说：「你应当讲解的时候可以坐下。」王安石不敢坐下，于是这件事就作罢了。

译殿前三司军职

周恭帝时，李重进出镇扬州，仍领宿卫之职如故。太祖受禅，命韩令坤代为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正是夺去李重进所带的军职。建隆二年七月，凡担任禁卫军职的将领一律罢免，全部改任节度使，只有石守信兼领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实际上也是让他带这个职衔，原本并不统领军队。到了建隆三年，石守信也上表请求解除军职，皇帝准许了，这说明石守信终究也是不自安。

殿试不落人

《长编》说：“嘉祐二年，赐进士章衡等人及第出身，共三百八十八人。这一年的进士与殿试者，开始都不落第。”李复圭《纪闻》说：“这一年春天，因为进士们集体侮辱欧阳修的原因，殿试没有落第一人。”查《实录》记载，参加进士考试的李实等四百人，而及第的有三百八十八人，所谓“不落一人”，不过是举其大概而言罢了。只是不知道礼部奏名的实际人数，所以其留取与黜落的人数无法参考。查皇祐元年廷试录取四百九十八人，五年录取五百二十人，到了嘉祐四年所录取的又只有一百六十五人，六年一百八十三人，两届科举才共录取三百四十八人。虽然是因为当时初定制度，隔年才开科举，所以约略以此意指，似乎是礼部奏名先减少了名额，所以廷试虽然不落人，但及第者少，这也是朝三暮四的比喻。又因为当时立制，减去各州解额的一半，礼部以一半的数额来录取，所以奏名已经很少，等到廷试时也就不再淘汰黜落了。

阶级法

《阶级法》本文说：“一阶一级，全归于伏事之仪。世传太祖圣语，所以著于令中。”现在《长编》却把它记载在真宗时期。查司马光嘉祐七年上疏论礼法说：“太祖申明军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阶级，稍有违犯，罪皆殊死。”那么这种制度不是起于真宗时，恐怕《长编》没有审慎考察。

乡兵保捷义勇等

咸平四年，选取陕西税户为义军，每家出一丁，号称保毅军。四年，吴蒨防得六万八千七百余人，官府供给粮食戍守边疆。那么这种义军行用于陕西，尚未及其他路。那年五月，集合近京各州丁壮，选入军籍，则已将陕西之法行用于其他路了。那年，将河北乡兵命名为忠烈、宣勇【未见命名始于何时】，并将代司兵命名为广锐。祥符六年，将雄、霸所调的命名为忠顺指挥【命名始于这一年】。庆历元年，概于近边招募土人为之，命名为防塞。二年二月，简选河北强壮勇猛者，刺手背为义勇指挥【嘉祐四年，大名府路安抚使李昭亮言河北州军现缺义勇，乞令两年内补足，那些强壮者因为不属于教阅，想要等义勇补足之日，也令补复，即是强壮别是一法，却在强壮中选补义勇】。三月，简选河东弓手不刺面为义勇，陕西弓手为保捷。治平元年，宰臣韩琦乞于陕西路选乡兵富户三丁，拣取一丁，仍刺手背，以义勇为名，派遣徐亿等人前往，共刺十三万八千四百余人，而河北义勇之制才开始达于陕西。司马光陈请，现在只是怪陕西没有义勇，不知道三丁已有一丁充任保捷【即是庆历二年所创制的】，这是实情。然而《防要》记载保捷始于庆历二年，而天圣五年已有臣僚言，秦州十年不曾拣选保捷，曾令秦州分析，那么在庆历之前已有保捷了。熙宁八年，夔州路提刑言，乞派遣黔州义勇往泸州界防守，没听说黔州自置义勇，现在所指的黔州义勇，应当是从陕西抽戍来的吧？那年，兵部言，陇、成州义勇应援熙河不足，乞派遣保丁充数，那么义勇之外又派遣保丁。

颍昌府顺昌军

神宗初为忠武军节度淮阳郡王，后封颍王。查：忠武军即许州，所以元丰三年升许州为颍昌府，是因为曾领节忠武。后封真王而国于颍，则是颍州。所以元丰二年升颍州为顺昌军，是因为王封之旧。军后升府，即顺昌府。张舜民言：熙宁初升颍州为顺昌军，久知其误，遂升许州为颍昌府。《长编》辨其误，盖升颍州为顺昌府在元丰二年，不在熙宁，而神宗之为郡王乃淮阳郡，亦非颍州。舜民两说皆误。

宻院进入文字押字

我在馆中，见秘阁所藏，有太祖时宰执进入的文字，上有御笔自加处。而赵韩王辈奉行以出，则皆押字，不书名，不书臣。常疑之。后因阅实录，见元丰五年五月诏三省枢密院，自今后应入进文字用押字者，并依三省例书臣名。乃知至神宗时，犹存押字例也。

外人得分同居物产

元丰六年，提举河北保甲司言，乞义子孙舍居、婿随母、子孙接脚夫等现为保甲者，分居日比有分亲属，给半。诏着为令。按今令文，外人曾与本家同居

译长久以来，允许给予一定的比例。担心立法因此如此，深入详细地考察这一法令，这特别是要优待设立科条，使得外人愿意用其他姓氏的人来替代充任保甲罢了。

译配流法

太宗以前，凡是犯罪应当配流的人，不论距离远近，都押送到京城，恐怕是想挑选其中强悍的人作为士兵。后来多次有人反映，他们在路上耗费传送费用或者逃亡，这才开始根据里程数来分配配流地点。神宗认为流人远离家乡，又有弊端，如上所述，于是效仿古代犯罪应流之法，加上决杖刺字，随所在地方配给军队服重役。元丰八年八月，御史中丞黄履进言，于是颁布防令进行配流。又有王岩叟深刻陈述其危害，涉及本乡及报复仇敌之事。

差除行词

旧制，凡是有任命，按规定应当撰写任命文书的，并没有。现在初次任命，信札都立即称为命词，词命发出便给予告身。所以唐代制度五禁中，稽留迟缓居其一。王震为《曾巩集》作序，叙述他撰写词命敏捷迅速，说：“元丰官制刚开始实行时，有很多任命词头，到了曾巩那里就写好了，词命交给院吏，院吏上马离去。”又熙宁年间，司马光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正好入宫应对，神宗当面告诉他：“告身已经在阁门了。”由此看来，凡是有任命，就立即撰写词命，词命下达就给予告身，不拖延时日。到元祐二年五月戊辰日，殿中侍御史孙升被罢免知济州，谏议大夫梁焘知潞州。这个月壬子日是初一，那么戊辰日就是十七日。这一天，右丞刘挚上疏议论孙升、梁焘的处理太重，文中说：“十五日吕公着送示内降批防，因为孙升、梁焘罢免台谏，请求留下这两人。现在虽然已有成命，但命令还未下达，等到进呈告身，还需要一两天。”根据刘挚这话，就是十五日下达命令，其进呈告身应当在十九、二十日之间，那么这时已经相隔几天不给告身了。不知道不授予告身，先下达札子供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说在南渡之后。

吕公著论台谏

元祐二年，监察御史张舜民说：“夏国封册使刘奉世，是文彦博想要有所润色，所以用起居舍人的身份出使藩臣，下诏罢免御史。”不久台谏王岩叟、傅尧俞等人救援他，屡次上章不停。右仆射吕公著上奏请求稍微给予优厚的升迁，让他解除言职。王岩叟等人都改任其他职务，出台另用贾易为司谏。贾易于是议论苏轼说：“文彦博实际上是主使。”太皇太后想要严厉责罚，贾易说：“不责罚我，这也难做。”吕公著力争说：“不先驱逐臣下，贾易的命令也不能实行。”于是只罢免了谏职。退朝后，吕公著对同僚说：“主上正年轻，将来会有进献谄媚之说，来迷惑主上的人，在那时，正依靠左右尽力诤谏，不可以预先使主上轻易厌恶言事。”吕大防、王存都说：“这是仁者的勇敢。”按此，吕公著先请求移调台谏，既然已经实行，那么宫中认为理所当然，所以不到一天就径直想要严厉责罚贾易。吕公著察觉了，所以借贾易之事尽力诤谏，希望以后不这样。其实吕公著之前失策了。到三年二月，正言刘安世议论不当罢免言事官说：“用美好的升迁作为阳饵，暗中剥夺其言责。如果出于大臣的私意，我认为这是奸人用事的开始，任用台谏来折挫其谋略。等到祸根已经形成，圣贤也不能挽救其危害。”刘安世于是借宣仁太后询问司马光门下关系最厚的人吕公著，以刘安世的回答，于是从正字升迁为正言。这里所指可见，前辈不结党营私。

三年六月，内批王觌议论不当，罢免谏议大夫，给予外任，不给职名，因为王觌议论胡宗愈任命右丞不当。第二天甲子日，吕公著议论疏文未行，内批之后，又与文彦博、吕大防、范纯仁等人相继议论。曾肇封还词头，范纯仁不敢签书。赵挺之、杨康国都请求留下王觌，最终不许，仅加直龙图阁，知润州。这又起于轻易对待台谏。

两制

苏易简《续翰林志》：晋天福年间，听从宰臣冯道奏请，下诏翰林学士院公事应当都归中书舍人。从此舍人白天值班的，当中书；夜间值班的，当内制。到开运元年六月，下诏说：“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为两制。偶然自近年权停内字，况且司掌诏命必在深严之处，应当恢复设置学士院。”这是桑维翰所建议的。凡是现在合称两制的，都始于此时。此时还没有权侍郎，所以外制是从官的初始。

濮王

太宗儿子鲁王赵元份的第四子，就是濮王。祖宗之法，天子的儿子封王。赵元份已经封鲁王了，而濮王是赵元份的儿子，太宗的孙子。到仁宗庆历四年，封汝南郡王。嘉祐四年去世，追封濮王，谥号安懿。英宗治平三年，以王陵为园，即在园立庙，让王子孙主持祭祀事务。不久以王的儿子赵宗悫为濮国公奉祀。后到元丰七年，才有嗣王。那年下诏说：“朕以上承仁宗宗庙的重义，不得兼奉私亲，所以只在园立庙，让王子孙世袭濮国，自主祭祀。”

读疑

明道二年，集贤平章事张士逊加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不知道同时加二馆职是什么意思？

试衔

明道二年，怀安军判官熊文雅请求以三任告身回乡，请求母亲封号。下诏给予，仍授家便试衔知县。这样的试衔，也是任事受俸吗？

译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下令让她在家优厚奉养呢？

庄献太后没有入祀景灵宫

译明道二年，将庄献明肃皇后的神御安奉于慈孝寺彰德殿，庄太后则安奉于景灵宫广孝殿。那么，庄献皇后不进入景灵宫吗？

政和官制

题目称为“政和官制”，是沿用旧有的名称罢了。书中记载了元丰年间的新制度，与宋朝旧有的制度参杂排列，厘清变革，简明洁净，容易看清。到了大观二年，因为元丰改制还有未尽善之处，比如寄禄官不区分左右，那么叙爵制禄的等级稀少，人们容易达到，于是从朝议大夫到金紫光禄大夫，增设创立新的名称。于是用光禄大夫代替原来的右银青光禄大夫，用宣奉大夫代替左光禄大夫，用正奉大夫代替右光禄大夫，用通奉大夫代替右正议大夫，用中奉大夫代替左中散大夫，用奉直大夫代替右朝议大夫，另外又设立武选郎大夫的新名称，全部替换掉旧的某宫、某使、侍禁、三班之类的名称。政和三年，又设立选人七阶，替换旧的州县节察、推判之类的名称，以及妇人爵位封夫人以下的，革去郡县君的称号。五年，又创立设置贴职。五年道职，比照文臣的品级，有诏书规定。

高丽境望

海外行程的记录者，南唐章僚记录了他出使高丽所经过和见到的情况。其中引用保大初年徐弼出使的事作为证据，那应当是后主末年。章僚出使时，恰逢女真向高丽献马，那些人仅一百多辈，在市场上因为商物价不相中意，就拉弓瞄准人，人们不敢面对，可见他们向来强悍，高丽对他们无可奈何。高丽君主王建曾经资助他们一万匹马以平定百济，那么各家说女真攻打辽国初期时力量薄弱没有器械的说法是错误的。我查看旧史，自从平定辽国后从陆路趋向高丽的，大多直接向东走，推测高丽与平辽等地对着东边出海，而明人登船商贩到高丽的，都稍微向北并沿着东边前往。现在看章僚所写的水路行程，是从海莱二州出发，必须等到西南风才航行，那么高丽之地与中国相对的已经在山东之东了。而高丽的属郡有康州，又在高丽以南五千里，与明州相对，康州的邻郡叫武州，自己出产橘柚，又明确说其气候正像余姚，那么高丽与明州斜相对，大概是东西相对而稍微偏向西北。

谢花在殿上殿下

阁门旧有的礼仪，大宴时更衣，皇帝降坐，群臣退下。等到再次就坐，群臣先升殿。皇帝就坐后，群臣谢花，在座位旁拜谢。天禧年间，司谏祖士衡上言，请求皇帝再次就坐时，在庭院中谢花。于是引用上【文昌录四庞元英】

忌日只有宰执不入

敕令：大忌日，六曹诸司都不放假，执政官早上出门，官府不得跟随出门【前次凡有皇帝驾临，百官都早上出门。《文昌录》四】

到官呈告敕

现在的人初次到任，带着告敕呈给长官才能视事。这种由来尚久了。《汉书·王尊传》说：“王尊担任东平王相，视事时，捧着玺书到庭院中，王还没来得及出来接受诏书，王尊拿着玺书回到住所，吃完饭才回来，将诏书交给谒者。”那么古代就有呈敕的例子了。

宰执宫观降再任指挥

绍兴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诏令前宰执宫观，难以按理数任满未有除授，就应当依旧担任宫祠。从此宰执曾经得以奉祠的，开始不计年限而长期享受祠禄。在此之前，如范宗尹、富直柔、叶梦得在三年，韩肖胄、徐俯在六年，都是再次降命才得以再任。那时虽然曾经位居宰执，也以二年为任满，二年就再次降差命才能得禄。到了十二年四月，依照朱胜非的请求，宫祠满日再任应当是，有司失引前诏吗？到了十七年四月，前持服人程克俊请求奉祠，诏令依旧，以端明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就是因持服解官，所以必须再次请求而再次降命，不是任满则命。

太祖右文

五代期间，凡是担任节度使，都补亲随为镇将。镇将，就像两京军巡、各州马步军判官一样。这些人既然是武人，又都有所凭恃，得以肆意做非法之事，民间深受其苦。太祖微贱时，深知其弊端。建隆二年二月，对近臣说：“现在的武臣，想要让他们都读书，贵在知道治理的道理。”近臣都没有回答。史臣李沆表记载此事，责备当时的臣子不能顺承。那年十月，诏令吏部流内铨，镇将都注拟选人。又到了三年，每县设置尉一员，盗贼斗讼，不再委托镇将，恢复旧制，都委托给尉。这大概是赵普的谋略。武人多不知书，案牍法令，书判行移，都依赖胥吏。百姓受害既多，而又果于营私，如亲随都成为镇将，这类事不止一件。太祖于是州置通判，明诏州事取决于通判。而武臣担任太守的，不能专执圣见，都出于此。

演繁露续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演繁露续集卷二宋程大昌撰制度

知州

唐代州郡分上中下三等，其结衔分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名称，虽然有高低，实际上都是守臣。于是其衔为某州节度、或观察、或防团的，如果不是遥领，就是真任，这州太守不是虚称了。太祖平定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