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繁露卷四

译服役三天的人，到了这里减少为三年，却只承受一年的劳役。唐朝的制度向百姓征收租、庸、调三种赋税，其中所说的“庸”，是一年中使用民力不超过二十天，如果劳役不满二十天就缴纳绢三尺，这叫做“庸”。如果有紧急事务而增加劳役二十五天的，就免除其“调”。“调”指的是缴纳绢、银之类。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及汉、唐赋税劳役增减的大致情况。“庸”字虽然单独出现，不添加“立人”旁，是因为与庙讳意义相同，只【缺】租、役、调。

译就像明亮的太阳一样。

《诗经》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有这明亮的太阳为证。”意思是说我的心志像太阳一样光明皎洁。到了《左传》，晋文公与舅父狐偃发誓，也用了这个意思。狐偃说：“如果我不与舅父同心同德，有这条河为证。”他立誓的语言也仿效《诗经》，但意思和度量却完全不同。所以《史记》阐明了其中的意思并加以修改，说：“如果回国，如果不与子犯共享，河神看着。”于是把玉璧投入河中，与子犯结盟，这就是重要的信物。让河神来监督这个约定，语意却非常明白。郤克出使齐国，齐国人侮辱他，郤克愤怒，回到河边上说：“如果不报复齐国，河神看着。”【出自《史记·晋世家》】这也是司马迁所记载的话。到了祖逖击楫发誓，则说：“如果不能肃清中原，有这大江为证。”那么它的意义属于哪一类呢？

麒麟

《春秋》记载捕获麒麟，孟子说：“麒麟对于走兽，这麒麟，自然是瑞兽，不是马。”唐代用麒麟来命名马，马厩中的骏马，是马中有德行的。骐则是马的毛色。命名马厩的意思，大概是兼取吉祥的麒麟和有德的骏马，以重视这件事。字既然改为从马旁，就失去了本意。不仅唐代马厩的错误如此，世间凡是援引麒麟来比喻的，都写成骐驎，人们也不察觉。

卿

后世君主对臣下，不问是三公九卿还是普通官员，一概称为卿。只有在大朝会上，上公参与事务，典礼官在殿阶上宣布回答说：“某庆与公等共之。”唯独这里称公，其他则不称。前辈也曾辨析过。据我所见，这话应当出自战国时期。战国时代，那些陪臣中尊贵的人达到卿就达到极限了，所以他们的国君称那些人为卿。这是极致不可超越的体制。等到呼唤已经熟练，所以秦汉以后的君主也就沿袭而称他们，因此不问官职的高低，一概称为卿。《赵广汉传》中，赵广汉推功归善，归于下属说：“这是某掾卿所做的。”这时赵广汉担任京兆尹，身为九卿，不开封国，不立臣仆，他的属官怎么会有卿呢？只是取当时人互相尊重的话作为礼仪罢了。赵广汉又曾对弹劾苏回的贼人说：“京兆赵君、谢君两位卿。”又对亭长说：“京兆不忘你的厚意。”王尊担任太守，出告示告诉属县说：“希望各位卿努力端正身心。”都是这类情况。后世称为卿，就像《春秋》时称人为君、为公一样。

生祠

于定国担任东海郡决曹，断案公平，郡中为他立生祠。活着就立祠，这似乎没有意义。人死了，才需要立庙享受血食；现在活着就立庙，谁来享受呢？然而于公听任而不推辞，是因为习见时事，认为理所当然。秦始皇自立极庙，汉朝各位皇帝都活着自立庙。所以贾谊回答文帝说：“顾成之庙号为太宗，那么生祠大概也是这类例子。”

东乡

古今宾主的位置，宾客都在西边，主人都在东边。不是因为尊重东边而轻视西边。东边比西边卑下，所以自己处于卑下的位置，把西边尊贵的地方让给客人。《曲礼》说：“主人走东阶，客人走西阶。客人如果等级较低，就走主人的台阶。”那么客人和主人对等行礼的，就居西对东，与主人匹敌，这就是所谓分庭抗礼。只有客人的身份卑下，比主人低一等，就不敢正当对等行礼，而跟随主人之后，走向东阶。那么居东就是自卑，道理明白了。现在人通称主人为东道，尚且无害。指东为尊，就错了。《左传》的话说：“如果舍弃郑国作为东道主，供应使者往来。”这大概是郑国在秦国东边，郑国人作为秦国土地的主人而言，所以叫东道主，不是说在厅堂之上，位在柱子东边就叫东道。庙法中太祖西坐而正面向东，作为各庙的首领，正是这个道理。韩信得到广武君时，面向东坐，面向西而师事他，这是让左车的位子在西而面向东，韩信位子在东而面向西。这就是他被称为师事的原因。这又可见居东是卑下的。田蚡担任丞相，让他哥哥盖侯面向西坐，而自己面向东，认为汉相尊贵，不可以私情扰乱。王邑传楼防，曾经担任王邑父亲的客人，王邑特别尊重他，坐着的有几百人，唯独让楼防坐在西边，让他面向东正坐。近代相承，分两位丞相为左右，而阶衔的分左右。有出身的人冠左，无出身的人冠右，这又是因坐位导致错误。古人得罪被贬迁的，都叫左迁。汉朝法律中仕于诸侯的，名为左官，那么古代不崇尚左，由来已久了。

男生小运起寅女生小运起申

《通典》第五十九卷说：男人三十岁娶妻，女人二十岁出嫁。注说：许慎说：包字像怀孕，巳在其中。这是胎儿尚未成形的样子。元气起于子，这是人所生的。男人向左行三十，女人向右行二十，都立于巳，作为夫妇而在巳怀孕，巳就是子【子是阳气发生的开始，人都于子禀受生命。所以男人从子向左数，经过三十位到巳，这是男人娶妻的年龄，所谓男人三十而娶。女人从子向右数，经过二十位到巳，这是女人出嫁的年龄，所谓女人二十而嫁】人十月而生，男人起

译从巳位向右行至寅位，女子从巳位向左行至申位，所以男子起运始于寅，女子起运始于申【男子从巳位向右边数去至寅位，正好是十个月。女子从巳位向左边数去，历经十个月即到达申位】。按：这里所说的男子起运始于寅，就是当今三命家所说的男子一岁小运从寅位开始。女子起运始于申，就是女子一岁小运从申位开始。这种说法如果出自附会，但如今世间的命术普遍采用，其预测祸福都很灵验，不知许氏是从哪里得到的，大概汉代已有推命的方法，而许氏得到了它呢？或者是许氏自己推演男女的生理，而日者（占卜者）拿来应用呢。然而史传中记载的，如许负、马季主，那些能事先命中的人，都是靠占卜相术，而没有听说有推命之术。到了隋代杨操注解《八十一难经》，详细阐述了这种说法，并说：人生男女，阴阳出于自然。这就明确是推命了。

译用脚踩踏路边马匹的草料，要受到责罚。

《曲礼》说：“用脚踩踏路边马匹的草料，要受到责罚。”诛，就是责罚的意思。就像孔子说：“对于宰予，我还能责备什么呢？”中的“诛”字，就是这个意思。在国家法律中，即使是轻微的责罚，都可以称为“诛”。汉代法令规定，不得下殿门，罚金四两这类处罚，也被称为诛责。因此，看见路边马匹的草料而用脚踩踏，就是不敬。不敬的人受到处罚，这就叫做诛。至于其他马匹与路边马匹同行，官方的马匹不收敛退让，竟然与它们并排同行，这就叫做“齿”。“齿”的含义，如同“三年不齿”中的“齿”，齿也有处罚。所有这些处罚，都可以称为诛，就像五刑都可以称为刑一样。旧说认为“齿”是查验马齿来确定马的年龄，然后加以诛责，这是错误的。

厠

《汉书·卫青大将军侍中》记载，汉武帝在厠中接见卫青。注释说：厠就是厕所。这种说法不对。汉武帝本来就把卫青当作奴仆对待。卫青当时已经是大将军，也不应该受到如此深重的侮辱。凡是说厠的，都是指在两物之间。汉文帝住在霸水北岸，临厠，让慎夫人弹奏瑟。韦昭说：“高岸夹水为厠。”《水经》说：“现在斯原夹着两条水。”原，就是白鹿原。霸水从北原流下来，靠近长安与浐水汇合【有人说长水阻挡霸水，总之都在两水之间，两种解释都通】。所以这个原在霸水和浐水之间，文帝临视它，这就叫做临厠。按照这个道理推论，凡是厠，都以两间为义。虽然厕所的名字也叫厠，也是同样的道理。《诗经》说“夹其皇涧”就是如此。水在两土之间，可以叫做涧，那么凡是厠的含义，都以两间命名，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古书记载，如说“豫让改变姓名做刑人，进入襄子的厠。襄子去厠，心中不安。”又如“管宁自首说曾经去厠不戴帽子。”诸如此类，那就是真正的厕所了。而厕所的含义，大概也是同样以两间为义。又如《郅都传》：“贾姬去厠，有野猪。去厠，命令郅都击打它。”这里的去厠，正是因为它在两土夹中，不是厕所。君主接见臣下，不一定都在宽敞的庭院坐着，即使在便殿闲适的御座之前，也必须有空地，让接见者能够从容进退，才符合礼仪。现在汉武帝接见卫青，站在陡峭的岸边，让卫青匍匐在陡峭的岸边之下，仰视威严的脸色，好像在天上一样，可以说是不合礼仪了。所以史官因为汉武帝礼遇汲黯，而对卫青说临厠。

铁甲皮甲水犀鲛鱼

夏商周三代、秦、汉以来，军队多用皮甲，所说的犀兕就是如此。然而史传记载，已经有锻造金属为甲的了，只是使用的还比较少罢了。《管子》说：“葛卢山，开采出黄金，蚩尤接受它用来制作剑铠，铠就是甲。”注释说：“说的是开始，用金属做甲，从蚩尤开始。”那么三代之前，已经有金属甲了。至于军队通用的，数量极多，就直接锻造皮革制作。许慎《说文解字》：“铠，甲也。针臂，铠也。铔，鍜头铠也。”这三个字都从金，就可以知道一定是用金属铸造的。《周礼》函人所管理的，犀甲、兕甲、合甲共三种甲。这三种甲，大都是用皮革制作，制作完成后用火加固，所以函人说：“凡是锻造不紧密就不坚固，已经破旧就柔软。”就是这样。这里所说的皮，就是牛、犀、兕三种兽的皮，都坚韧可用。牛就是耕牛，犀就是独角的，兕就是青色像牛的。这三种只有牛可以饲养，就可以随时需要随时有了。如果犀和兕都不是可以饲养的兽，它们的皮也不能经常得到。孔子说：“虎兕从笼子里出来，笼子用来饲养它们，尚且可能撕裂出来，”那就是不可豢养的了。所以《国语》记载叔向的话说：“唐叔在徒林射杀兕，杀死它做成大甲。”葛洪也说：“屠杀犀牛做甲。”贾逵说：“用兕皮做大甲。”它们平时不可使它们出圈柙，而临用又须屠杀射杀，那么它们的材料怎么可以常有？至于牛，既可以豢养，那么临用不担心难以办理。华元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说我的牛都有皮，皮都可用，除了牛以外，犀兕也不缺乏。”这虽然是夸张的话，然而也可以看出犀兕比牛少。勾践又有水牛甲，就是用牛皮制作的。《荀子》说：“楚人用鲛革、犀兕做甲，坚硬如金石。”鲛鱼，皮上附着砂，其锋芒可以磨擦，用来做甲，也与犀兕同样坚硬。于是就命名为水犀，就是本来鲛鱼是水产而取之，以此命名。《晋书》记载马隆讨伐凉州时，夹道堆积磁石，贼人背负铁铠，行走不得前进。马隆的士兵就穿着犀甲，毫无阻碍，贼人认为神奇。那么就是马隆军有铁甲可以穿而不穿。王隐《晋书》也记载这件事，却说：“马隆士兵都穿着牛皮铠，得以通过，”那么就是实用牛皮制作，而命名为犀罢了。

市马

从吐蕃购买马匹，古代记载没有，然而已经有这样的事。《盐铁论》说：“齐陶的丝绸，南汉的布，中国用一端缦得到匈奴累金之物，驴骡骆驼可以使它们衔尾进入”

译塞。」那么汉代就已经曾经拿出缣帛在塞外购买马匹了。只是当时匈奴不知道中原缣帛的真实价值，所以能够用一匹缣或一匹布就换得价值连城的宝物。到了唐代，人们就苦于付出的缣帛太多了。

译以往省括于度则释

机，是弩的触发机关。牙，是用来阻挡弩弦的部件。括，是箭尾的末端，分叉为二，可以扣住弩弦。度，是确立分寸标准，以便瞄准，从而确定靶心的位置。因此必须等待尺寸准确无误，力量才能发动。虞，就是度【读入声】。往，是指箭还在弩弦上，没有离开弩臂。因为目光已经集中在机括上，这就叫做“往”。钦厥止，是弩手度量机括的时候。所止之处已经确定，就遵循法则行动，从而将箭从弩弦上释放出来。释，是触发机括、激射箭矢的时候。扬子说：“安置妥当后再发射，发射必定命中。”后汉愍王宠，擅长弩射，十发十中，且都射在同一位置。李贤注释说：“宠的射箭秘诀说：‘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配合，是百战百胜的方法。’但关键在于机括。”考察这一点，那三微三小，就是安置箭矢的分寸标准。目光所注视的地方，有分寸可以校准，那么箭矢发射出去，必定不会有毫厘之差。弓和弩的原理是一致的。正因为有分寸可以校准，所以虞度的施行，正是在拟射而未射之间。三微三小，分寸在弩弦上，而十发十中，以往必定射中靶心。这是因为机括的分寸，必定与靶心的分寸相对。目光注视于此，而推度及于彼，这就是“往省”的意思。

什一税

夏、商、周时期的赋税、助法、彻法，实际上都是十取其一。鲁哀公说“二”，我还不够用，那就是十二取一了。秦始皇多事，征发戍守繁重，横征暴敛。董仲舒说：一年的力役是古代的三十倍，田租、口赋、盐铁之利是古代的二十倍。到了班固《食货志》总述其概况，又说收取泰半之赋，泰半就是三分取二。三分取二，那就又增加了一半，但也未达到三十倍，不知道两者哪个是确数。高祖平定天下后，约法三章，减轻禁令，田租十五税一，那么比起十一税一的方法，已经减轻了许多。文帝采纳晁错入粟的对策，实行几年后，边境积蓄丰饶，于是下诏赐给百姓十二年租税的一半。所谓赐半，是指这一年应当缴纳一斗的，只缴纳五升，这是官方赐给百姓减半的税额。第二年又免除百姓的田租，这叫做“除”，那么连应当缴纳一斗之类的全部免除不收了。然而这种减免，都是以高帝十五税一作为标准，来作为减免的数额罢了。后来到了孝景二年，命令百姓减半缴纳田租，这是在文帝所定税额的基础上正好减去一半，比如高帝时应当缴纳一斗的，每年常减五升，而征收的更加轻少了。史家计算确定其数额，就说三十税一。三十税一，是从古代十一税一的方法中三分免二，如果向上追溯以比较古法，那么应当缴纳三斗的只取一斗。民间种田三十亩，只收一亩的收成交给官府。汉朝的赋税制度到此才定为三十取一。中间经过王莽时期，税额固然加重，但东汉奉行宣帝的法令，不敢增改。因为减改太多，所以遇到国家有事，就不免停减官吏俸禄来资助边防费用。所以仲长统大约其中而论之曰：二十税一，名之为貉，何况三十税一呢？削减官吏俸禄以丰裕军用，事情沿袭秦汉继承其业，于是没有更改。根据仲氏这个论点是说，征收太轻，所以收入不供支出，以至于削减官吏俸禄来补充用度，这不是中制的做法。孟子论十一税一说：重于十一税一的是大桀小桀，轻于十一税一的是大貊小貊。反复研究论述，那么十一税一是天下中正、不可更改的论断。

洛阳桥

泉州以北二十里有溪流，溪流通海。每当潮水来临，人们就苦于涉水。蔡端明君谟任泉州太守时，砍伐石头跨越溪流建桥。知道潮水力量巨大，单独的石柱不能承受，于是出新意，堆积石头作为坚固的桥基。它的形制中间宽，两头尖，尖所以不与潮水搏斗，宽所以能承受铺架。桥建成后，蔡公自己在桥旁石上题写“万安渡桥”，又另外写一篇记，来记载始末。现在依然巍然屹立。然而蔡公自命名为万安，而当地百姓以及其他地方都以洛阳冠名。于是桥实在福建，却以洛阳命名，看见的人大多不理解。有人说：“洛阳客人有经过此桥的，喜欢这里山水宽敞，类似洛阳，所以以此命名。”恐怕不是这样吧。福建固然多山，然而向南直到兴化以及泉州南部，平坦之地很多。此地虽然宽敞，不能比别处更广阔，为什么独独享有洛阳之名呢？我查阅《元和郡县志》：“洛阳天津桥，本来是用船连接作为桥梁，后来因为洛水涨水毁坏船只。观十四年，才开始命令石工堆积石头作为桥脚。”那么这不是只用独石作为柱子，而是堆积众石作为桥基。桥基宽而力量厚，这就是万安桥所取法的。那么桥名洛阳，必定是因为这个堆积桥基的缘故吧？

注疏【笺传】

后世称为注疏的，先在上面列出本文，而在下面著述自己的见解。所谓注，是说本文像水的源头，而其派流所分，注如下文所言。至于所谓疏，则是列举注而条列之，其伦理得以疏通。至于古代的传书者，则不是这样。对于本文隐奥的意义，就立说以阐明它，虽然不直接指出本语，但本语的意思自然昭明。《尔雅》

译《诗》《孟子》七篇，《子思》《中庸》之于《论语》，实际上是注疏，但未曾合为一书。于是引出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其著作。列御寇、庄周、亢仓子、尹文子之于《道德经》五千言，也是如此。汉朝兴起，文帝时有申公的《诗》，武帝时有孔安国的《尚书》，有淮南王的《离骚传》，则是正式为之解说，以解释本文，但也未名为注。左氏传《春秋》，依附经文立文，其体例确实是注疏。然而先前也未尝将二者合为一书。到了刘歆非常喜爱其书，才开始各自依附所传的传文于正经之下。所以班固记载说：“起初，左氏多古字古言，学者传习训诂而已。等到刘歆整理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然后辗转互相发明。”那么凡是如今附注于本文之下的，大概是从刘歆开始的。刘歆移书，也曾举出时论而随之驳斥。说：“认为左氏不传《春秋》，岂不悲哀！”据此，就知道班固所记载的，是符合事实的。《周易》十翼，文言也是其中之一。现在只有乾坤两卦附着文言于下，而其他卦有文言的，则聚着于《系辞》，不附于本卦。凡为此者，确实是王弼。这大概是古制的存在，而可以证明的。郑康成解释《诗》，别为注文，附于毛公之下，而自名其语曰笺。崔豹《古今注》说：“毛公曾做过康成乡州的太守，所以康成不敢与他并列，越级而以笺为言。笺犹牋也，与牋记的牋相同。”此说迂腐。古代没有纸，专用简牍。简则以竹为之，牍则以木为之。康成每条自出己说，别以片竹书之，而列于毛传之旁，故特名郑氏笺者，是表明此笺之语已确实言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