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篇第七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
纵情性，安恣孳，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
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也。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着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如是，而不服者，则可谓訞怪狡猾之人矣，虽则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诗云："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
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孳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埶之嗜者也。
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而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
译非十二子篇第六
在当今世道，有人粉饰邪说，文饰奸言，用以扰乱天下，用其诡谲宏大又琐碎的言论，使天下人浑浑噩噩，不知是非治乱究竟在哪里。
放纵情性，安于恣意纵欲，行为如同禽兽，不足以符合礼法、通达治理；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有根据，所说的话成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它嚣、魏牟。
压抑情性，极度偏激狭隘，苟且以标新立异为高尚，不足以聚合大众，彰明名分；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有根据，所说的话成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陈仲、史▯。
不知道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权变原则，崇尚功利，夸大节俭，而抹杀等级差别，曾不足以容纳辨别差异，确立君臣名分；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有根据，所说的话成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墨翟、宋钘。
崇尚法度却没有固定的法度，下面修身却喜欢妄作主张，对上则听取君主的意见，对下则顺从世俗的风气，整天谈论已成文的典籍，反过来仔细考察，却空荡荡没有归宿，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有根据，所说的话成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慎到、田骈。
不效法先王，不认同礼义，却喜欢治理怪诞的学说，玩弄奇异的言辞，明察秋毫却不仁爱，善辩却无实用，多事却少功效，不可以作为治理的纲纪；然而他们所持的观点有根据，所说的话成条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这就是惠施、邓析。
略法先王却不知道其统绪，虽然才能出众、志向远大，见闻杂博。依据往昔旧事制造学说，称之为五行，非常偏僻乖谬而没有条理，幽深隐晦而没有解说，封闭简约而没有解释。修饰他们的言辞，只恭敬地对待，说：“这是真正先君子的言论。”子思倡导它，孟轲附和它。世俗的浅陋糊涂的儒生，喧嚷着不知道它的错误，于是接受并传播它，认为仲尼、子弓对后世恩德深厚；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
至于那些总揽方略，统一言行，归一统类，而聚集天下的英才，告诉他们上古的道理，教导他们最顺应的法则，在深邃的居室里，在席垫之上，收敛着圣王的典章制度完备地呈现，太平盛世的习俗兴起，那六种邪说不能侵入，那十二个异端不能亲近。没有插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他争名；在一个大夫的位置上，那么一个君主不能独自容纳他，一个国家不能独自容忍他，名声显扬于诸侯，没有谁不愿意以他为臣，这是圣人没有权势的情况，仲尼、子弓就是这样的人。统一天下，财用万物，养育人民，兼利天下，通达的类别没有不服从的，六种邪说立刻停息，十二个异端改变转化，那么圣人得到权势的情况，舜、禹就是这样的人。
现在仁爱的人，将要致力于什么呢？对上效法舜、禹的制度，对下效法仲尼、子弓的道义，以致力于平息十二子的学说。像这样，那么天下的祸害就消除了，仁人的事业就完成了，圣王的功绩就显著了。
相信该相信的，是诚信；怀疑该怀疑的，也是诚信。尊重贤人，是仁爱；轻视不肖之人，也是仁爱。说话得当，是智慧；沉默得当，也是智慧，所以知道沉默如同知道说话一样。所以多言而合乎法度，是圣人；少言而合乎法度，是君子；多言而不合乎法度，而放纵无度，即使善辩，也是小人。所以劳力而不符合民众的事务，叫做奸事；劳心而不遵循先王，叫做奸心；辩说譬喻，敏捷便利，而不顺从礼义，叫做奸说。这三种奸邪，是圣王所禁止的。智慧而阴险，残贼而神妙，行诈而巧妙，说话无用而善辩，善辩不仁爱而明察，是治理的大祸害。行为邪僻而固执，粉饰错误而喜好，玩弄奸邪而润泽，言语善辩而悖逆，是古代的大禁忌。智慧而没有法度，勇敢而没有畏惧，明察善辩而操守邪僻，淫乱宏大而使用它，喜好奸邪而与众人同流，利足而迷失，背负石头而坠落，这是天下所抛弃的。
兼服天下之心：地位高贵，不以骄慢待人；聪明圣智，不以困窘待人；敏捷通达，不争先于人；刚毅勇敢，不以伤害待人；不知道就问，不能做就学，虽然能也一定谦让，然后才是德行。遇到君主就修习臣下的道义，遇到同乡就修习长幼的道义，遇到长辈就修习子弟的道义，遇到朋友就修习礼节辞让的道义，遇到卑贱年少的人，就修习教导宽容的道义。没有不爱的，没有不敬的，没有与人争的，恢弘如同天地包容万物。像这样，那么贤人尊重他，不肖之人亲近他；像这样，而不服从的，就可以说是妖邪怪诞狡猾的人了，即使是子弟之中，刑罚加于他也适宜。《诗经》说：“不是上帝不时，殷商不用旧法；虽然没有老成人，尚有典章刑律；竟然不听，大命因此倾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代所谓仕士的人，是忠厚笃实的人，是合群的人，是乐于富贵的人，是乐于分施的人，是远离罪过的人，是致力于事理的人，是以独自富有为羞耻的人。现在所谓仕士的人，是污浊漫漶的人，是贼乱的人，是恣意纵欲的人，是贪利的人；是抵触的人，没有礼义而只嗜好玩弄权势的人。
古代所谓处士的人，是德行盛大的人，是能静的人，是修正自己的人，是知道命运的人，是彰明正道的人。现在所谓处士的人，是无能而说能的人，是无知而说知的人，利心无厌，而假装无欲的人，行为虚伪险恶，而强行高言谨悫的人，以不俗为俗，离经叛道而跂訾的人。
士君子所能与不能为：君子能做到可贵，而不能使人一定尊重自己；能做到可信，而不能使人一定信任自己；能做到可用，而不能使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不以被污蔑为耻；以不诚信为耻，不以不被信任为耻；以不能为耻，不以不被任用为耻。因此不被赞誉诱惑，不被诽谤恐吓，遵循道义而行，端正自己，不为外物倾斜：这就叫做真正的君子。《诗经》说：“温和恭敬的人，是德行的基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士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俨然，壮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进，其衣逢，其容悫；俭然，恀然，辅然，端然，訾然，洞然，缀缀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
吾语汝学者之嵬容：其冠絻，其缨禁缓，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礼节之中，则疾疾然，訾訾然；劳苦事业之中，则儢儢然，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謑诟－－是学者之嵬也。
弟陀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僈，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于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
然而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彼王者则不然：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哉！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广施，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埶，亦取象于是矣。夫是之谓吉人。诗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谓也。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此之谓也。愚者反是：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有功而挤有罪，志骄盈而轻旧怨，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为重，招权于下以妨害人。虽欲无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则必危，任重则必废，擅宠则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竟也。是何也？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术，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立隆而勿贰也。然后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统之，慎谨以行之，端悫以守之，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以事君则必通，以为仁则必圣，夫之谓天下之行术。
译士君子的仪容：帽子戴得端正，衣服缝制得平整，容貌善良；庄重、刚健、安详、温厚、宽宏、广博、光明、坦荡——这是父兄的仪容。帽子戴得端正，衣服缝制得平整，容貌诚朴；节俭、谨慎、辅助、端正、谦卑、通达、紧密、恭顺——这是子弟的仪容。
我告诉你那些坏学者的仪容：帽子歪斜，帽带松弛，容貌轻浮；傲慢、轻慢、懈怠、昏乱、惊惧、琐碎、张目；在酒食声色之中，就蒙昧、昏暗；在礼节之中，就急躁、轻率；在劳苦的事业之中，就懈怠、散漫，懒惰而无耻，忍受侮辱——这是坏学者的仪容。
歪斜他的帽子，夸大他的言辞，像禹那样行走而像舜那样快步：这是子张氏的卑贱儒者。端正他的衣冠，整齐他的脸色，谦恭而整天不说话：这是子夏氏的卑贱儒者。懒惰怕事，无耻而喜好饮食，一定说君子本来就不用力气：这是子游氏的卑贱儒者。那些君子就不是这样：安逸而不懒惰，劳苦而不松懈，遵循根本而适应变化，曲折地得其适宜，这样然后才是圣人。
仲尼篇第七
仲尼的门下，五尺高的童子，言语中都以称颂五霸为羞耻。为什么呢？回答说：是的！他们确实值得羞耻称颂。齐桓公是五霸中最兴盛的人，以前的行为是杀兄而争夺国家；内部行为是七个姑母和姐妹不嫁，闺门之内，淫乐奢侈，用齐国的赋税来供给都还不够；对外行为是欺诈邾国、偷袭莒国，兼并国家三十五个。——他们的行为像这样险恶、污秽、淫乱、奢侈。他们哪里值得在伟大君子的门下称颂呢！
像这样而不灭亡，反而称霸，为什么呢？回答说：唉！齐桓公有天下的重大节操，谁能使他灭亡呢？坦然看到管仲的才能足以托付国家，这是天下的重大智慧。平息他的愤怒，忘记他的仇恨，于是立他为仲父，这是天下的重大决断。立他为仲父，而贵族亲戚没有人敢嫉妒；给他高国的地位，而朝廷的大臣没有人敢厌恶；给他三百个社邑，而富人没有人敢抗拒；贵贱老少，井然有序，没有人不服从桓公而尊敬他，这是天下的重大节操。诸侯有一个这样的节操，就没有人能使他灭亡；桓公兼有这几个节操而全部具备，又怎么能灭亡呢！他的称霸，是适宜的，不是侥幸，是必然的。
然而仲尼的门下，五尺高的童子，言语中都以称颂五霸为羞耻，为什么呢？回答说：是的！他们不根本于政教，不致力于崇高，不极尽文理，不服人心。讲究方略，审察劳逸，积蓄修治战斗，而能颠倒他们的敌人。用诈术取胜。他们用谦让来装饰争夺，依仗仁义而追求利益，是小人中的杰出者，他们哪里值得在伟大君子的门下称颂呢！
那些王者就不是这样：招致贤人而能用来拯救不肖，招致强者而能用来宽待弱者，作战一定能使他们疲惫而羞于与他们战斗，委婉地形成文德，向天下展示，而暴虐的国家自然就会感化了。有灾祸谬误的人，然后才诛杀他们。所以圣王的诛杀极少。文王诛杀四个，武王诛杀两个，周公完成功业，到了成王，就安定而没有诛杀了。所以道难道不行吗！文王拥有百里之地，而天下统一；桀纣舍弃它，虽然拥有天下的权势，却不能以平民的身份终老。所以善于运用它，那么百里之国足以独立；不善于运用它，那么楚国六千里而成为仇敌的奴仆。所以君主不致力于得道，而扩大他的权势，这就是他危险的原因。
保持宠爱、处于职位，终身不厌恶的方法：君主尊贵他，就恭敬而谨慎；君主信任喜爱他，就谨慎而谦恭；君主专任他，就拘守而详细；君主亲近他，就谨慎比较而不邪僻；君主疏远他，就专一而不背叛；君主减损贬斥他，就恐惧而不怨恨。尊贵而不夸耀，信任而不自谦，责任重而不敢专断。财利到来，就认为好而不及，一定尽辞让的道义，然后接受。福事到来就和顺而处理，祸事到来就安静而处理。富有就广泛施舍，贫穷就节制用度。可以尊贵也可以卑贱，可以富有也可以贫穷，可以杀而不可以使他做奸邪的事：这是保持宠爱、处于职位终身不厌恶的方法。虽然在贫穷徒居的处境，也取法于这个。这就叫做吉人。《诗经》说：“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说的就是这个。
寻求善于处理重大责任，治理重大事务，在万乘之国独享宠爱，一定没有后患的方法，不如喜好相同的人，援引贤人广泛施舍，消除怨恨而不妨害别人。能胜任，就谨慎实行这个道；能而不胜任，且怕失宠，就不如早与相同的人合作，推举贤人让给能人，而安心跟随在他们后面。这样，有宠就一定荣耀，失宠就一定无罪。这是侍奉君主的宝物，而一定没有后患的方法。所以智慧的人做事，满了就考虑谦恭，平了就考虑危险，安了就考虑危机，曲折地重视预防，还怕祸患到来，因此百举而不陷。孔子说：“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谦，必贤。”说的就是这个。愚蠢的人相反：处于重位独揽大权，就喜好专断而嫉妒贤能，压抑有功而排挤有罪，志气骄盈而轻视旧怨，吝啬而不施舍，在上为重，在下招权以妨害别人。虽然想不危险，能得到吗！因此位尊就一定危险，任重就一定废弃，独享宠爱就一定受辱，可以站立等待，可以煮熟等待。为什么呢？因为使他堕落的人多，而支持他的人少。天下的行道，用来侍奉君主就一定通达，用来行仁就一定成圣，确立崇高而不二心。然后恭敬地先行之，忠信地统率之，谨慎地行之，端正诚朴地守之，困顿穷迫就尽力以申重之。君主虽然不知道，没有怨恨之心；功绩虽然很大，没有夸耀的神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这样就一定没有不顺了。用来侍奉君主就一定通达，用来行仁就一定成圣，这就叫做天下的行道。
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是奸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奸道，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辟之，是犹伏而咶天，救经而引其足也。说必不行矣，俞务而俞远。故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
儒效篇第八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埶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主枝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
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仲尼将为司寇，沉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樽，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
译年少侍奉年长，卑贱侍奉尊贵，不贤侍奉贤能，这是天下的普遍道义。有的人，权势不在别人之上，却以处于别人之下为羞耻，这是奸邪之人的心态。心志不能免除奸邪之心，行为不能免除奸邪之道，却想求得君子圣人的名声，打个比方，这就如同趴在地上舔天，或者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这种说法必定行不通，越是努力，离目标越远。所以君子，时势屈辱时就屈从，时势伸展时就伸展。
《儒效篇》第八
大儒的功效：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年幼，周公辅佐成王并继承武王的遗志，来统领天下，是担心天下人背叛周朝。他践履天子的职权，裁决天下的政事，安然自得好像本来就拥有天下，而天下人不称他贪婪。他杀了管叔，废除了殷国的封地，而天下人不称他暴戾。他统辖天下，分封了七十一个国家，姬姓子弟独占五十三人，而天下人不称他偏私。他教诲开导成王，使成王明白大道，能够掩盖在文王武王的功业之下。周公回到周朝，将权位归还给成王，而天下人没有停止侍奉周朝；然而周公却面朝北方朝拜成王。天子的地位，不可以稍微担任，不可以代理摄政；有能力则天下归附，没有能力则天下背离，所以周公辅佐成王并继承武王的遗志，来统领天下，是担心天下人背离周朝。成王加冠，成年，周公回到周朝，归还权位，这是彰显不消灭君主的道义。周公不再拥有天下；从前拥有天下，现在没有天下，不是擅自放弃；成王从前没有天下，现在拥有天下，不是被夺取；这是权势次序自然变化的结果。所以用臣子代替君主而不算僭越；用弟弟诛杀哥哥而不算暴虐；君臣交换位置而不算不顺。顺应天下的和顺，成就文武的功业，彰显君主与臣子的道义，这也算是变化了，天下依然安定统一。不是圣人做不到这些。这就叫做大儒的功效。
秦昭王问孙卿子（荀子）说：“儒者对别人的国家没有益处。”
孙卿子说：“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好臣子而让他们的君主尊贵。君主任用他们，那么权势就在朝廷而适宜；不任用他们，就退居百姓之中而诚实；必定成为顺从的下属。即使穷困冻饿，也必定不因为邪道而贪婪。没有安身立命的土地，却明白保持国家的大义。大声呼喊而没有响应，却通晓治理万物、养育百姓的法度。权势在别人之上，就是王公的才能；在别人之下，就是国家的臣子，国君的宝物；即使隐居在穷巷破屋，人们没有不尊重他的，因为道义确实存在。
“孔子将要担任司寇，沉犹氏不敢在早晨喝羊血酒，公慎氏休掉了他的妻子，慎溃氏越境迁徙，鲁国卖牛马的人不预先定价，这是因为孔子修身正己以等待他们。孔子住在阙党，阙党的子弟没有不公正分配的，有父母的人多拿一些，这是因为孔子用孝悌来教化他们。儒者在朝廷则政治美好，在下位则风俗美好。儒者作为下属就是这样。”
昭王说：“那么他们作为上级又怎么样呢？”
孙卿子说：“他们作为上级，广大啊！意志坚定于内心，礼节修明于朝廷，法则度量公正于官府，忠信爱利体现在下属身上。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从而得到天下，也不做。如果这种道义诚信被人知晓，通达于四海，那么天下人响应他就像欢呼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尊贵的名声显扬而天下治理好了。所以近处的人歌唱欢乐，远处的人踮起脚尖快步赶来，四海之内像一家人，所有通达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就叫做人师。《诗经》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没有不想服从的。’说的就是这个。他们作为下属像那样，作为上级像这样，为什么说他们对别人的国家没有益处呢！”
昭王说：“好！”
先王的道，是人的最高准则，要适中地实行它。什么叫适中？回答说：礼义就是。道，不是天的道，不是地的道，是人所遵循的道，是君子所遵循的道。君子所说的贤者，不是能遍知所有人所能做的；君子所说的智者，不是能遍知所有人所知道的；君子所说的辩者，不是能遍辩所有人所辩的；君子所说的察者，不是能遍察所有人所察的；是有界限的。观察地势高低，查看土地贫瘠肥沃，安排五种谷物，君子不如农夫；流通货物钱财，辨别美丑，区分贵贱，君子不如商人；设置圆规方矩，陈列绳墨，使器具完备，君子不如工匠；不顾是非对错的情况，互相推荐吹捧，互相羞愧惭愧，君子不如惠施、邓析。至于根据德行确定等级，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使贤与不贤都得到合适的位置，能与不能都得到合适的官职，万物得到适宜的处理，事变得到恰当的应对，慎到、墨子不能进献他们的言论，惠施、邓析不敢施展他们的明察，言论必定符合道理，行事必定切合事务，这才是君子所擅长的。
凡是行事，对道理有益的，就确立；对道理无益的，就废除。这就叫做适中行事。凡是认知言论，对道理有益的，就实行；对道理无益的，就舍弃。这就叫做适中言论。行事偏离适中，叫做奸邪之事；认知言论偏离适中，叫做奸邪之道。奸邪之事、奸邪之道，是治世所抛弃的，却是乱世所顺从的。至于空虚与实有的相互替换，“坚白”“同异”的割裂，这是聪耳所不能听的，明目所不能见的，辩士所不能说的，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不能一一列举。不知道这些不妨碍成为君子，知道这些也不损害成为小人。工匠不知道这些，不妨碍成为巧匠；君子不知道这些，不妨碍治理好国家。王公喜好这些就会扰乱法度，百姓喜好这些就会扰乱事务。而那些狂妄迷惑、愚笨浅陋的人，竟然率领他们的党徒，辩论他们的言论，阐明他们的比喻，终身老死，子孙繁衍，不知道厌恶。这就叫做上等愚昧，还不如相鸡狗的人可以成名。《诗经》说：“如果是鬼怪，那就抓不到，如果有脸面，看人没有准则。作这些歌谣，来穷尽反复无常。”说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