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原发微卷之十八

译比如一年裁分为四时，一时裁分为三个月，一日裁分为十二时，这是变。阴阳相互变化，如果不加裁截，哪里会有确定的形体？往来没有穷尽叫通；根据变化而处置得恰到好处，就是通。通就不会穷尽。化是顺其自然而变化，裁是人为裁定，变是使它发生变化。化有一种连续不断、逐渐过去的意思。天气逐渐转凉，到立秋时便截断，此后成为秋，这就是变。又如子、丑、寅、卯等十二时，都是逐渐变化而看不见其进程，到了亥时之后的子时便截取出来，归入明日，这就是所谓变。又如星辰运行，一刻也不停息；如果按每个时刻和每天逐一记录，一日差一度，也难以记载，所以只按月份裁断。通，是从某月某日的黄昏到某月某日的清晨；逐日记录便是如此。化到达这个月份，便成为变。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每天逐渐向前，到达圆满之时，这就是化。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圣人把它截成四时，这就是变。又说：使变化畅通，可以使百姓不感到疲倦；必须有一个人能够通达变化。如果听任它自行变化，怎么能行呢？比如“亢龙有悔”，就是没有通达变化。处置得当而没有悔恨，就是通。使变化畅通，只是要经常使它流通而不穷尽。人处在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之中，这些是变；无论处在富贵、贫贱、夷狄、患难，都能安然自得、无所不适，这就是通。就变化之处加以裁截，就是变；在裁定之后处置得好，就是通。天下事物的变化，只由阴阳二者决定。它自然由阴转阳、由阳转阴，人只能顺着它。圣人即使到了善的极点，也自有一个道理。还没有到“履霜，坚冰至”的地步时，阳中刚出现阴，便要用各种办法裁抑它，确实应当如此；但如果一向只有阳，万物又怎么能够生成？它自有一定的趋势，国家气数也有盛衰。尧到在位七十年时，也自然衰微了，所以寻求舜，把政事交付给他，使局面重新转动。如果一直这样发展，到死后文王、武王也会衰微。很快到了成王、康王时，也只能懈怠地守成；发展到极点以后，所以昭王便一直衰败，扶持不起来了。汉朝到了宣帝以后，也一直衰落下去。直到光武帝，又只经历一两代便一直扶持不起来，国统屡次断绝。刘氏的光武帝，正如康节所说，是“秋天中的春天”，只是时节如此。又说：观察人在天运之中，没有一刻是闲着的；吉、凶、悔、吝，一刻不停。好比大车一样，一直急速地转动而衰落下去。圣人只是随着它观察道理如何：在这里就用这里的道理处置，在那里就用那里的道理处置。乾卦六爻都是阳，逐爻取象，是说圣人所处的阶段不同、所居的位置不同。潜、见、惕、跃、飞、亢，都随所处的位置而各有适宜：应当潜藏时，就隐居下位而尚未施用；“田”是平地所在，即使有水也只是浅渊；“渊”是深处，无法测知；“跃”已经离开地面行动，却还没有达到飞翔。行走还要用脚，跃起便不用脚；一跳而起，脚不再踏地。跳得起来便上到天上，跳不起来仍然在渊中，都是不可测知的。下方已经离开行走，上方又接近飞翔；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间也不在人位，不像九二那样安稳。这是进退都不能自主，只能听凭天时。用圣人的事来说，就是舜历经考验，文王占三分天下之二，汤在鸣条、武王在牧野。到了上九又是亢，九三则是伊尹、周公的地位，但已经很艰难了。看来人在天运之中，没有一刻是闲着的。跳得起来就去做，即使有德而没有地位；事情做不彻底，也不失为潜龙。吉、凶、悔、吝，没有一刻停止，就像大车车轮一样急速转动；圣人只是随着它而行动。所谓先于天时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时行动而奉行天时，其中哪里有一丝私意呢？又说：乾是天下最刚健的。如今人们只在坐着时观察它健不健，不必等到做事以后才看得出来。朱子说：某人记载，刘元城每次与人相见，始终坐着，很少交谈。要起身时，常常挽留来客，但最终也不交谈。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刘元城说：“人坐久而身体不倾斜，是贵人。”所以观察一个人坐着的姿态，可以知道他的贵贱、寿夭。后来我见到草堂先生，他又说刘元城非常喜欢说话。刘元城住在南京这个四方交通的要冲，东南士大夫往来者没有不去见他的。宾客挤满门庭，他放开言论尽情交谈，无所顾忌。他死时是宣和二年，七十八岁，距离靖康之祸只有三四年。刘元城与陈了翁在同一时期去世，不知道如果二人留到靖康年间，当时任用他们，会怎样处置政事。我说：绍兴初年，维扬的马永卿编写语录，说自己亲眼见到刘元城时，他大约六十三四岁，容貌堂堂，精神饱满，言语雄伟爽朗。每次见客，无论寒暑、早晚，都戴冠束带出来。即使谈论超过时间，身体也不倾斜，肩背挺直，身体一点也不动，连手足也不移动。真是令人敬畏的人。马永卿记述这些话时，距离当时已经二十六年；也就是说，绍兴五年距离刘元城去世已有十五年。刘元城最初跟随司马温公学习，从来不妄说一句话。他一旦进入这个境界，便终身坚定地守持，德行成就，品行尊高，天下人都仰望他。过岭以后便戒酒绝欲，遍历水土恶劣之地而身体独无恙。精神、寿命，都不是常人所能比及的。邵子的先天方图、圆图中，四象相交而成十六种情形；八卦相荡而成六十四卦。这是交感的妙理，万物和人的化生都由此产生。

译天地之气交合而产生万物和人；观察它们交合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气所到达之处，也可以知道同类事物从哪里产生。天气与地气交合，对人来说就是男子，对物来说就是牡；地气与天气交合，对人来说就是女子，对物来说就是牝。男女、牡牝又彼此交合，于是生生化化，种类无穷。万物和人生成以后，气随着天地之气升降交感。人得到天地的中和之气，所以四方之气没有不能感通的；万物得到天地偏于一方的气，也各自随着所感而变化。因此，观察天地之气的交合，可以知道万物和人最初的生成；观察天地之气的感应，可以知道万物和人如何相互生成。天地有形体，它们交合凭借乾坤；乾坤不起作用时，它们交合凭借坎离。不懂道的人，谁能认识这些？一日之气分为十二时，一月之气分为三十日，一年之气分为十二月。气所到达的地方，万物各自禀受其气，随着所禀受的不同而承受天地之气，作为生生不息的根本。人得到天地的中和之气，所以同天地一起运行，并把万物之气收摄于一身。这就是人比天地尊贵、比万物有灵的原因。有人能够得到天地之道，掌握它的机要而运用它，那也就成为天地本身了。又说：得到天地中和之气而成为人的，四方之气无不具备。所以人是天地所尊贵的，是万物之灵。人的头部圆而象征天，双足方而踏着地；面向南、背向北，左边是东、右边是西；耳朵聪敏、眼睛明亮，手能举、足能行，没有一处不合于正道。人居于天地中央，处在子午的位置。君臣、父子以及五典的伦理，仁义礼智以及五常的道理，都根植于心而显现于外。禀得清正而通达之气的，成为圣人、贤人；禀得浑浊、偏斜而闭塞之气的，成为愚昧、不肖之人。至于接近东方的，多仁厚而柔和；接近西方的，多讲义而刚强，这也是气禀不同，不得不如此。夷狄也是人类，之所以悍暴而没有礼义，是因为所得到的地气尤其偏，所以禀受的气也偏。这是气使然，不是本性。人直立而生，禽兽横向而生，草木侧向而生。横生的得到的气更加偏，所以头朝西、背向天、足向地；但在这种偏性之中，也仍有仁义。得到东方之气的有仁，得到西方之气的有义，所以分别处在卯、酉的位置。禽类虽然横生而头高昂，与兽略有不同；得到东方之气的也有仁，得到西方之气的也有义。鳞甲、毛羽、介壳之类，则是气逐渐深入大地的类别。侧生的得到深入地下的气；得到西北之气的刚强，得到东南之气的柔和。天下各类大致都包括在这里了。龙得到正东方之气，虎得到正西方之气。所以东方有苍龙，西方有白虎。《说文》说：“麟是东方的仁兽，骋虞是西方的仁兽。大凡得到东方之气的动物都有角，得到西方之气的动物都有牙齿。长角的动物通常仁厚；气不足的，也柔顺而容易驯服，如牛羊一类。气太过的，就刚猛而多害人，如豺、狼、犬、猪一类。西方的兽类都在夜间行走，东方的兽类到了夜间就昏暗难见。只有龙不受这些规律限制，因为它是神。鸟类横身而头昂起，凭借气息离开地面，越向上越接近天空，所以头昂起而能飞。然而东方、南方的鸟，是从下向上升的，头短尾长，羽毛多有纹彩，将要飞时必定腾跃向上；西方、北方的鸟，是从上向下降的，头长尾短，羽毛多为黑白色，将要飞时又坠落到下面。这其中也有仁义的差别。上升类中较小的，是鸡、雉，飞不离地；大的，是鸾、凤，飞可冲天。下降类中较小的，是鸰、鹤，飞得接近天际；兔、鸭一类飞行贴近地面，甚至进入水中。东方、南方的鸟夜间昏暗，西方、北方的鸟夜间飞行。从戌时到酉时逐渐进入地下，从寅时到卯时逐渐出地。因此西方属甲虫、蝶虫，这些虫多蛰伏，因为气息逐渐内收；东方属鳞虫、羽虫，这些虫多生长，因为气息逐渐外发。所以龟、鳖一类善于伏藏休息，鱼、蛇一类善于变化。” 这是阴阳变化、升降运行造成的。草木得到进入地下的气，所以都倒着生长，与人正好相反。这是因为气有逆有顺，不可能不是这样。生长在东方的植物柔和，秋天凋落，春夏繁茂；生长在西方的植物刚硬，春天凋落，秋冬繁茂。枝叶朝向阴处，叶子不离开地面，所以兽类在树下栖息并吃它的叶子。树木高入天空，所以禽鸟在上面栖息并吃它的果实。这都是同类相应的道理。亥、子、丑三个方向不生长万物，其余方向都生长万物。正因为有不生长万物的时段，天地才得以相互生养；这正是天地能够长久、万物能够不断生长的原因。年中的冬季、月中的晦朔、日中的夜晚，都是天地运行的规律。张观物说：人的寿命以百岁为限，从阴气增长的数目来说，一年就增加一岁；从阳气分化的数目来说，一年就减少一岁。天以一、三、五、七、九开始创造。由子时到巳时，从六增加到九，由少变多，这是阳气增长、阴气消退，气从下向上运行。阳气在下方产生，是阴中之阳。这就是所谓先分配阳气，以建立大的限度。阳气分化则虚，虚属于阴；阳气达到极点，阴气就产生。地以二、四、六、八、十承接而终结。由午时到亥时，从九减到六，由多变少，这是阴气增长、阳气消退，气从上向下运行。阴气在上方产生，是阳中之阴。这种阴气就是使事物增长，以充足其细微数目的力量。阴气增长则实，实属于阳；阴气达到极点，阳气就产生。先建立阳气的大限，就像人的寿命以百岁为定数，早已有确定的数量。阴气来消减阳气，是消减已经确定的数量。若从阴气的形体数目来说，似乎一年增长一岁；若从阳气的分化数目来说，实际上是一年减少一岁。所以说：阳气来就生，阳气离去就死。并不是阳气自行离去，而是阳气被阴气消尽了它的数目罢了。朱子说：说话贵在有次序；言语没有次序，就不能有所作为。艮卦六五爻说“艮其辅”；“辅”就是面颊和牙床。约束自己的面颊和牙床，就是说话不随意出口而且有次序，这样别人容易听从、容易实行，悔恨也可以消除。汉代贾谊有才华、有文章，也很雄伟，只是胸襟十分狭窄；遇到事情不能容纳，稍有一点便全要一下子说出来。他只管跳跃急躁不止，失去了进言的次序，难怪因此而招致祸患。绛侯、灌婴向汉文帝进言，也只是谦让而来不及充分陈说，最终还是不能成事。像韩信、邓禹、诸葛孔明这些人，他们说话都有次序，所以他们的君主容易听取，并且终身实行，不改变平素的原则。哪里只是没有悔恨而已，他们本来就有确定的规模。有人问：咸卦上六为“辅”，艮卦六五也为“辅”，为什么？回答说：咸卦以上兑为口，艮卦以九三为心，所以以六五的阴爻为辅。邵子说：人之所以比万物灵秀，是因为眼睛能够收纳万物的颜色，耳朵能够收纳万物的声音，鼻子能够收纳万物的气味，嘴巴能够收纳万物的滋味。

译声音、颜色、气味和滋味，是万物的形体；眼、耳、鼻、口，是人的作用。形体与作用相互交接，人与万物的道理就完备了。天下万物没有不具有理、性、命的。把它们穷究、穷尽并推究到极处，然后才能运用。把天下人的眼、耳、鼻、口，都当作自己的眼、耳、鼻、口，那么眼睛没有什么不能观察，耳朵没有什么不能听见，嘴巴没有什么不能言说，鼻子没有什么不能感通。这样，就把天下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心没有什么不能谋划，所以能够用一颗心观察万颗心，用一身观察万身，用一物观察万物，用一世观察万世。不是用眼睛观察，而是用心观察；不是用心观察，而是用理观察。天下万物，哪一样能超出这个理之外呢？所以说：“静观万物，都能自得其理”，就是这个意思。又说：从天地的角度观察万物，万物就是万物；从太极的角度观察天地，天地也只是万物。人若能尽行太极之道，就能包容、规范天地，使万物各得其所，而造化也就在我掌握之中了。难道能把千千万万的物看成微小的物，把千千万万的百姓看成微小的百姓吗？又说：天下将要太平时，人们一定崇尚实行和义理；天下将要混乱时，人们一定崇尚言辞和利益。崇尚实行，笃实的风气就会流行；崇尚言辞，诡诈的风气就会流行；崇尚义理，谦让的风气就会流行；崇尚利益，争夺的风气就会流行。因此，三王崇尚实行而归于义，五霸崇尚言辞而归于利。难道世人只是鄙薄伯夷而已吗？实在不忍再说下去。三代世道太平，没有不是以治理人伦作为治道的；三代世道发生动乱，也没有不是以扰乱人伦作为乱道的。抛弃人伦，就成为夷狄了。自古以来杀人很多的，没有像秦朝这样严重。杀人多，不一定要用刀剑；如果让天下人没有可以求生的道路，难道不是比用刀剑杀人更多吗？朱子说：人心、道心，以及精一、执中，不过十六个字罢了；但一身的是非得失、天下的安危治乱，没有不系于此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传给孔子、孟子的，就是这个道理。三代有道之世能够长久，是因为人以此建立心志，国家以此建立治理。自孟轲去世以后，这种学问失传，功利之说乘虚而入。汉、唐以来一千五百多年间，始终免不了东拼西补、勉强维持。时间虽然过去，社会也不是没有达到小康，但二帝、三王以及周公、孔子所传的学问，从来没有一天真正实行于天地之间。世上的学者稍有才气，便不肯低心下意去做儒家的事业、下圣学的功夫。他们只在意捕获禽兽的数量，不以不正当的“诡遇”为羞，反而拿这种收敛功利的儒者来讥笑。这正是正学不能彰明、世道日益衰落的原因。又说：君子和小人向上通达或向下沉沦，只在最初用心时有丝毫差别。遵循天理，所以叫作上达；只管不断向上贯通，一天比一天进步。顺从人的欲望，就一天比一天污浊卑下，所以叫作下达。小人只管向下，一天比一天沉沦，被人的欲望拖坠下去，就像人掉进水里一样。大体说来，上下的分别，最初只争一点点；时间稍久而走到最后，差别就越来越大。即使有智慧和力量，也无法补救扶助他了。古今人们记述孔子的话说：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通过学习才知道的，是次一等；遇到困惑才学习的，又次一等；遇到困惑却不学习，这样的人就是下等百姓。又说：中等人以上，可以同他谈论上等的道理；只有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不会改变。班氏说：自从文字契刻产生以后，先民中能够听闻其事的人，经典和传记所称述的唐、虞以前诸帝王，虽有名号，辅佐之臣却已无法称说；诸子也多有论述。他们都归结于彰显善行、昭示恶行、劝善惩恶，所以后人传录采集下来。解释经义的文字称为“传”。传中说：譬如尧、舜、禹、稷，愿意同他们行善，善行就能实行；鲧、共工、三苗、驩兜想同他们作恶，就会被诛杀。能够同他行善，不能同他作恶，这叫上等智慧。桀、纣、龙逢、比干，若想同他们行善，反而会被诛杀；至于莘地的勇士、崇侯虎以及纣的佞臣，同他们作恶反而能够成功。能够同他作恶，不能同他行善，这叫下等愚昧。齐桓公，有管仲辅佐就成为霸主，有竖貂辅佐就发生祸乱。既可同他行善，也可同他作恶，这叫中等人。因此依此排列九等次序，穷究经传，按世代相承的次序总括古今人物的大略。上上等的圣人：太昊帝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汤殷商氏、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伏羲、神农、黄帝，是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是五帝。《尚书序》已经说过了。禹、汤、文王、武王，是三王。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他制定礼制、创作乐章，亲自实现太平，圣德已经无可增加。仲尼以尧、舜为祖述，以文王、武王为法式；上遵循天时，下取法水土。所制作的六经，垂示训诫于万世。自伏羲以来直到孔子，圣道至此集大成。班氏排列古今人物品第，分为九等，把这十四位圣人列入上上等，当然是正确的。为什么还要把上中以下再分成八等，以致名实不相称、次序错乱颠倒呢？我把张氏、颜氏二家的辨论一并记在后面。张氏说：老子的沉默，是仲尼所师法的；他虽然不在圣人之列，终究是大贤。文伯的父亲通晓礼典，举动常受到圣人赞叹，言论成为后世准则，却列在第四等。田单凭借即墨一座孤城，恢复了齐国的强盛；鲁仲连博学通达而不以荣利为意；鲁仲连在秦王面前显示威势，使秦王退让廉颇；这些人却列在第五等。兰子在秦王面前显示威势，退让廉颇；大姬迷信怪异，喜好祭祀鬼神，陈国人受其影响，国内多有淫祀；寺人孟子违背《大雅》的道义，以保全自身；既然遭受宫刑，又作怨刺之诗，却列在第六等。缪毒的行为淫乱，扰乱礼法制度，罪恶不堪听闻，却列在第七等。其余人物的排列也有不少差错。著述本业尚未完成，又遇到窦氏之难，难道是因此造成的吗？颜氏说：六家的议论，轻重各不相同；各种德行所存，取舍很难一致。张氏擅自申述自己的见解，杂取班氏史书。然而他所编排的内容，本身又有不少差错，大概只是知道古代帝王的名号而已。各位在史传中出现的人物，不必等待解释；其中幽深难明之处，偶尔也会涉及。邵子说：人的品类有十、百、千、万等不同，共有四四十六等。从上面的皇、帝、王、霸，到下面的士、农、工、商，贤与愚相差极其遥远。

译所谓人，是万物中最完善的；所谓圣，是人中最完善的。由一个个物而面对兆兆万物，难道不就是人吗？由一个个人而面对兆兆万民，难道不就是圣人吗？所以，千千万万的百姓中，只能分担一个人的作用，是微小的百姓；一个士人若能兼容兆民的作用，就是伟大的人。万物有大小，百姓有贤愚。所以说：有只能代表一个人的人，有能代表十个人的人，有能代表百人的人，有能代表千人的人，有能代表亿人的人，有能代表兆人的人。又说：人有三种品级，善恶由此而分。上品之人不用教导就善，中品之人教导以后才善，下品之人即使教导也不善。不教就善，不是圣人又是什么？教导以后才善，不是贤人又是什么？教导也不善，不是愚人又是什么？大凡所谓教导，是教导那些可以教导的人；不可教导的人，不是教导者所能教化的。即使不能教导他，也可以告诫他，希望他多少能够避免形成凶恶的品德。因此，行善的人称为吉人，行不善的人称为凶人。吉人，眼睛不看非礼之色，耳朵不听非礼之声，嘴里不谈非礼之言，脚不踏非礼之地；不是合乎道义的人不与他交往，不合乎义理的东西不接受。接近贤人像饥渴求食饮一样，躲避恶人像躲避陷阱一样。他的善良坚如金石，持重如山丘，仪态如鸾凤，气质如芝兰。有人说：如果不把这种人称为吉人，我实在不相信。凶人，言语险恶急躁，追逐名声、苛责是非，沉溺于酒、喜好女色，厌恶正直、以正人为丑，幸灾乐祸；嫉恨良善如同仇敌，触犯刑法如同坐卧席上。小则损害自身、丧失天性，大则覆灭宗族、断绝祭祀。有人说：如果不把这种人称为凶人，我实在不相信。《易》说：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声名；恶行不积累，不足以毁灭自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南轩张氏说：人有三等，上等和下等通常不改变，能够使世道发生升降变化的，常常是中等人。君子聚集在朝廷中，人人都被感化为善，就是二分君子、一分小人。小人得到任用，中等人都被引用，就是二分小人、一分君子。我说：康节的话，是用来教人行善的；南轩的话，是勉励朝廷任用君子之善的。家庭整齐以后国家才能治理。两位先生的话，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邵子又说：在尧、舜的时代，小人很难成为小人。虽然有四凶，也不能放纵其恶；在商纣的时代，君子很难成为君子。虽然有三仁，也不能最终成就其善。这又取决于居上位的人如何使天下变化。程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距遥远。这句话说的是气质之性，不是本性的根本。张子说：有了形体以后才有气质之性；反过来考察，就可以看见天地之性。因此，气质之性中，君子也有不受其拘限的。朱子说：人在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已经确定、不是后天习染所能改变的，这就是下等愚人。有人问：本性之根本是什么？回答说：孟子所说的性善就是。也是程子所说的穷极根本、探究源头的性，张子所说的万物同一根源，就是天地之性。它是在未受生以前，天理流行的状态。所谓“人生而静”，是语言不能再往上说明的地方，也可以称为命。若从理来说，不夹杂气质而言，这就是天命赋予万物的本然，纯粹至善。降落到人身上，就寄寓在气质之中，所以说它是善。反过来说，天地之性仍然存在，是说天地之性从未离开气质之中。所以说：有了形体以后才有气质之性。又问：气质之性是什么？回答说：天地所生万物的根本道理是理；使万物生成的是气与质。人与万物得到这种气质而形成形体，其中所存在的理，就称为性。然而所谓气质，有偏正、纯驳、昏明、厚薄的不同，所以性存在其中，其品类也不一。告子所说“生之谓性”，程子所说“生质之性”，荀卿所说“性恶”，扬雄所说“善恶混”，韩文公所说“三品”，都是指气质之性而言，却不知道本性之根本。我认为：孟子说性善，是知道根本了；但他没有说明气质，所以才使荀子、扬雄、韩愈产生纷纷争论。因此程子说：只谈性而不谈气，论述就不完备；荀、扬、韩所说的是气质之性，而对于为什么成为性，却不知道。直到孔孟以后过了一千多年，到了濂溪、河南，才开始明白。所以又说：只谈气而不谈性，论述就不明白。黄勉斋说：横渠张子把性分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朱子的学说才由此确定。此话确实可信。又说：气有偏有正，所承受的理也随之偏正；气有昏有明，所承受的理也随之昏明。木气旺盛，金气就衰弱，所以仁常多而义常少；金气旺盛，木气就衰弱，所以义常多而仁常少。这就是气质之性具有善恶。既然有气质善恶之性，就不是天地本然之性了。以子思所说的未发之中来考察，心尚未发动时，其中湛然澄明，各种思虑都没有，这就是天地之性，纯粹至善。此时气虽然偏，理却自正；气虽然昏，理却自明；气虽然有盈有亏，理却没有胜负。等到接触外物而发动，气发动而理也随之；或者理发动而被气挟持，于是至善之理听命于气，善恶便由此判定了。先师曾说：在此心尚未发动以前，气还没有主事。所以有善而没有恶，就是这个道理。又说：本性彼此接近而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距遥远，为什么？从常态来说，本性善的人习于善，日益进于高明；本性恶的人习于恶，日益流于污下。从变化来说，本性善的人有时习于恶而失去善，本性恶的人有时习于善而失去恶。这四种情况开始时都彼此接近，最终却相距遥远。又引程子的话说：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若从人的才质来说，却有下等愚人不能改变。下等愚人有两种：自暴和自弃。人如果肯以善来治理自己，就没有不能改变的；即使昏昧愚蠢到了极点，也都可以逐渐磨砺而进步。只有自暴的人，以不相信善来拒绝它；自弃的人，以不肯实行来断绝它。即使与圣人同处，也不能被感化而进入善道，这就是仲尼所说的下等愚人。然而他们的资质不一定真是昏昧愚蠢，往往强悍暴戾而才力超过常人，商纣就是这样。圣人因为他们自行断绝了善道，称他们为下等愚人；但考察其最终归宿，确实是愚人。又说：懈怠之意一产生，就是自暴自弃。朱子说：自暴的人，带有强悍的意味。他们诋毁礼义，这是不肯向善，不能同他讲好话。自弃的人，带有懦弱的意味；他也说礼义是好的，也接受别人劝说，只是自己不肯去做。

译张子说：德不能胜过气，人的性命就受制于气；德胜过气，人的性命就受制于德。穷究事理、尽其本性，就使性成为天德、命成为天理。气中不能改变的，只有死生、长寿和夭折而已。所以谈死生时说“有命”，是说气；谈富贵时说“在天”，是说理。这就是大德之人必然承受天命的原因。吕氏说：君子之所以学习，只是为了能够改变气质。德胜过气质，愚笨的人可以进于明达，柔弱的人可以进于坚强；不能胜过气质，那么即使有志于学习，也只是愚笨而不能明达、柔弱而不能自立罢了。大体说来，均有善而没有恶的是性，是人人相同的；昏明强弱的禀赋不齐，是才，是人人不同的。诚实地实践它，是为了复归共同的本性而改变各自的差异。以不美的资质求得改变而成为美善，若不是加倍用功，就不能达到。如今却以粗疏破碎的学习，时作时辍，想改变自己不美的资质；等到不能改变，便说天资本来不美、不是学习所能改变的，这就是决意自弃，成为不仁太甚。大德之人必然受命，德就是理。程子说：顺行天命就是通达天理；必然受命，就是得到相应的报应。上天的报应，都像回声和影子一样相随。得到报应，是常理；得不到报应，是非常理。但人若以浅近狭隘的方式求取，便会产生差误；天命不可改变。不过其中有可以改变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例如通过修养延长寿命、增加世代福祚。析取天命、延长寿命，以及普通人达到圣贤境界，都是这条道路。侯氏说：得到正常命运的是舜；没有得到正常命运的是孔子。舜从平民成为拥有天下的人，是栽培者培植他的结果；桀从天子成为平民，是倾覆者使他覆灭的结果。上天并不是因为舜、桀而改变存亡的道理，这个道理本来如此。由此推论，可以触类旁通。朱子说：变化不是在一天之内突然完成的，人的进德也是这样。“三十而立”，不是到了三十岁才突然站立起来，必须从十五岁立志求学，逐渐变化而来。“不惑”“知命”“耳顺”“从心”，也都是如此。胡氏说：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学的是什么？是《大学》，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就是居于天下最宽广的居所，站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实行天下最正大的道路，不再退转。四十而不惑，不惑的是什么？就是富贵不能使他迷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卓然挺立在万物之上。五十而知天命，知道的是什么？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四种德，实行得光明显著，浩然之气与万物同流，各得其分而不乱。六十而耳顺，为什么顺？所经过的地方都受到感化，所存留的精神都神妙无形，几乎与天相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什么？因为他的行动就是天理。子贡说：老师如果得到一个国家或家族，所谓“扶立他，他就站立；引导他，他就实行；安抚他，他就归附；发动他，他就和顺”，难道不是天才能这样吗？我认为，圣人的学问与天相齐，无穷无极，就像为千万年的基业奠定根基。然而志向要广大而长久，所以三十岁以前，每十五年变化一次：进入大人的学问，以开拓志向；又经过十五年，持守遵循已经长久，所学不再改变，卓然有了成就。从此以后，继续层层推进。每十年变化一次，含有逐渐进步的意思。不惑就是在“立”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所以对事物当然的道理洞然明白而没有疑惑。又过十年而知天命，那么“不惑”还不足以形容了；此心与天命相互流通，没有间隔。又过十年而声音一入耳便通于心，没有任何违碍，不假思索便能获得理解。由此涵养积累长久，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的境地。在这十年之间，安然实行，不必勉强就能合乎中道。大概孔子的学问，就是乾卦大人的学问。前三十年分为两段，是为开创长久广大之根基；后三十年分为三段，是为了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地。志于学，是坚定而不可动摇；三十而立，是排除邪念、保存真诚；不惑，是知道所当知、知道所当止；耳顺，是声气相求；从心不逾矩，是显现天理法则。所以说：大人能够使自己的德与天地相合，使自己的明与日月相合，使自己的行动与四时秩序相合，使鬼神的吉凶也与之相合。这哪里是一日之功所能达到的呢？所以我说，孔子的学问就是乾卦大人的学问。黄勉斋说：如果解释者认为圣人只是为后人立法，把这些话当作谦辞来勉励人，那么圣人的话就全成了架空虚诞之辞，哪里还符合圣人正大之心？这话说得好极了。朱子也说：圣人并不是心里确实已经成为圣人，却姑且这样说；那是退让推托之辞。又说：致知、诚意，是求学者必须通过的两道关口。致知是从梦到觉的关口，诚意是从善到恶的关口。通过致知这一关就是觉醒，否则就是梦中；通过诚意这一关就是善，否则就是恶。天就是人，人就是天。人开始出生时，他从天那里得到禀赋；既然生出了这个人，天也就存在于人之中了。凡是思考、言语、视听、行动，都是天，所以说要顾念、承受天的光明命令，常常看见这个道理昭然呈现在眼前。下学所学的是具体事务，理就在事务之中。如果确实能够把下学的事务完全做好，就能上达，天理便在那里。人的生成，不过是理与气相合罢了。凡是思虑、言语、行为都是气，但其中存在理。所以发出来成为五常、万善的，都是理。西山真氏说：穷理主要从知识方面说，没有一物不是应当穷格的；尽性主要从实践方面说，没有一理不是应当体察实行的。知识穷尽，实践也穷尽，便是达到命。命就是上天赋予我的东西。外圆内窍，是心的形体；虚灵知觉，是心的作用；仁义礼智，是心的道理。五峰胡氏说：本性广大啊！其中具备一切善。天地由此建立。有源头的水，寒冷清冽而不结冰；有德的人，处在困厄穷困中也不会闭塞。太阳落下后看不见，便寄托在月亮上；孔子逝世了，道便寄托在孟子身上。周子说：圣人以天为希望，贤人以圣人为希望，士人以贤人为希望。伊尹、颜渊都是大贤。伊尹以他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一个人不得其所，就像自己在闹市受鞭打一样。颜渊不迁怒，不重复犯错，三个月不违背仁。立志要有伊尹的志向，学习颜子的学问。超过伊尹、颜渊，就可成为圣人；达到他们的程度，就可成为贤人；即使达不到，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名声。

译朱子说：根据用力的深浅，决定所达到的境界；无论远近都不失美名，因为他有实行善行的实效。所以胡氏说：周子劝人不要把发策取科、博取荣身肥家、希求宠爱当作事业，于是说“立志要有伊尹的志向”；劝人不要把知识见闻当作所得而自我满足，不肯等待时机而求用，所以说“学习颜子的学问”。人若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子之学，然后才知道《通书》的言论包罗至大，而圣门的事业没有穷尽。我说：求学者想改变自己的气质，没有比以圣人为希望、以天为希望的学问更大的了。然而这一定从以贤人为希望开始。伊尹耕作于莘地而以道为乐，并非没有颜渊的学问；颜渊居住在陋巷却有治理国家的发问，并非没有伊尹的志向。两位大贤互换处境，也都能如此。士人若能反求自身而真实诚恳，不从事虚饰，真心仰慕他们，就必须这样：立志讲学要有实效，使自身无愧；侍奉父母、顺从兄长要有实效，使家庭无愧；忠信笃敬要有实效，使乡里无愧；入仕后思考尽忠要有实效，使官职无愧。有真实胜过名声的善行，就没有徒有名声的羞耻。这样反复实践、牢牢守持，就可以希望成为贤人；使它成为本性、安然实行，就可以希望成为圣人；使其微妙处不可见、充盈周遍而不可穷尽，就可以希望达到天的境界。立志学伊尹、学习颜子的人，难道可以不从自身寻求实践吗？程子说：若能充实扩展开来，天地就会发生变化，草木就会繁茂；若不能充实扩展，天地就会闭塞，贤人就会隐退。朱子说：“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只管把这道理充实扩展开去，万物就各得其所。把它扩展到一家、一个国家、整个天下，自然没有什么不得其所。天地怎么会不发生变化，草木怎么会不繁茂？如果不能充实扩展，出了门就处处有阻碍。《孟子》一书，只是要人扩充善端，并且每天收回放失的心。这是把外面的事物收进内心，每天认识到的都加以扩充；又要从内心向外推行，所以说修养自身而天下太平，都不出一个“恕”字。朱子说：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行为方正。这八个字，一生使用也不会穷尽。树立敬，内心就正直；义显现出来，外在行为就方正，这一生都可以受用。义是心中裁断事情的原则。心在内裁断清楚，外在行为就方正，万物也各得其宜。《丹书》说：敬胜过怠惰就吉祥，怠惰胜过敬就灭亡；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义就凶险。敬使人挺立，怠惰使人倒伏。依照理办事是义，不依照理办事是欲。又可以用“敬”来解释“直”，用“义”来解释“方”。只有敬而没有义，做事就会错；只有义而没有敬，就没有根本。必须敬义并立，才不会偏失。敬以直内，是持守的功夫；义以方外，是讲学的功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没有丝毫委曲；“方”是裁截整齐的意思。敬好比镜子，义就是使镜子能够照见事物的作用。没有义，敬就成为僵死的东西，不是活泼的敬。又说：必须把它作为根本来做，涵养到贯通的时候，就会敬以直内，同时义以方外。又比如即使在静坐时，也必须检验自己是敬还是放纵。敬就是天理，放纵就是人欲。日常居处时，应检验自己恭敬不恭敬；处理事务时，应检验自己敬慎不敬慎。有些人专门在寂然不动上用功，等到应对事务时却七颠八倒，反而牵动了原本寂然的心；又有些人专门在事务上用功，根本处却完全没有工夫。必须上下贯通、表里洞彻才可以。又说：敬就是天德。敬能够贯通上下，与天没有间隔。程子说：无处不敬，就可以面对上帝。范氏说：经礼有三百条，曲礼有三千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处不敬”。朱子说：尧是最初治理天下的第一个圣人，《尚书·尧典》是第一篇典籍。讲尧的德行，还没有特别展开说明，最先出现的字就是“钦”。如今看圣贤的千言万语、大事小事，没有不以敬为根本的。收摄好自己的精神，集中在这里，才能把道理看尽，然后修身、齐家，把它推行到天下。敬有什么具体形迹呢？只是收敛身心，不让任何杂物侵入，就是主一。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也是如此。必须静坐才能收敛精神，遇到事务时才有力量运用。又说：敬贯通动与静。真氏说：冬天气息闭藏得不严密，天气温暖而没有霜雪，来年阳气就没有力量，五谷不能成熟。人心也是这样，静时纷乱，动时怎么能合乎节度？所以周子以主静为根本，程子以主敬为根本，说的都是这个道理。武夷胡氏说：敬这个字，用力实行十年，必定会有不同。朱子说：天地似乎也有一个主宰，有了它才开始使万物变易；这就是天地的敬。成汤之所以能够配得上上帝，是因为从圣敬之心日益进步开始。我考察：东莱吕氏说，敬是百圣相传的第一个字。圣学下功夫的地方，甚至见于《顾命》一书。又说：周公精微的传授，成王得到了；临终时，才把它示教给群臣。孔子精微的传授，曾子得到了；临终时，才把它示教给孟敬子。全都以敬为主罢了。圣人具有太极的完整本体，不依靠修为也能保存，何况求学的人呢？知道这一点而修习它，是君子吉祥的原因；不知道这一点而违背它，是小人凶险的原因。修习它还是违背它，也只在敬与放纵之间罢了。敬则欲望少而理明，欲望再少、再少，以至于完全没有，圣学就可以希望达到了。所以朱子说：程先生对后学最有功劳的地方，就是在“敬”这个字上最有力量。正是如此，求学者难道可以不自我勉励吗？《天原发微》卷之十八完。“而”字，原本作“面”，据《四库全书》本改。“至元”，《四库全书》本作“至今大元”。“飞”字，原本作“殊”，据《四库全书》本改。“此”字，原本作“比”，据《四库全书》本改。“下惠跚跚”，《四库全书》本分别作“柳下惠、盗跖”。“柔”字，原本作“桑”，据《四库全书》本改。“消”字，原本作“渭”，据《四库全书》本改。“所”字，原本作“听”，据《四库全书》本改。“及亥后”，原本作“灾竟时”，据《四库全书》本改。“如”字，《四库全书》本作“只”。“就”字，原本作“变”，据《四库全书》本改。“自”字，原本作“目”；“反”字，原本作“及”；均据《四库全书》本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