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若徒阿顺谄谀，虚美隐恶，岂所匡失弼违，醒迷补过者乎。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余无取焉。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欲令心口相契，顾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后也。否泰有命，通塞听天，何必书行言用，荣及当年乎。夫君子之开口动笔，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倾邪，磋聋流遁之暗秽。而着书者，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有似坚白厉修之书，公孙刑名之论，虽旷笼天地之外，微入无间之内，立解连环，离同合异，鸟影不动，鸡卵有足，犬可为羊，大龟长蛇之言，适足示巧表奇以诳俗。何异乎画放仓以救饥，仰天汉以解渴。说昆山之多玉，不能赈原宪之贫。观药藏之簿领，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鸡以厉天，不如三寸之车辖；管青铸骐骥於金象，不如驽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与易也。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竟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喻蔽抱朴子曰：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有同门鲁生难余曰：夫琼瑶以寡为奇，碛砾以多为贱。故庖牺卦不盈十而弥纶二仪，老氏言不满万而道德备举。王充着书，兼箱累帙。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词比义，又不尽美。所谓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徒见述作之品，未闻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谓窜巢穴之沈昧，不知八弦之无外。守灯烛之宵曜，不识三光之晃朗。游潢洿之浅狭，未觉南溟之浩汗。滞丘垤之位埤，不寤蒿岱之峻极也。两仪所以称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缅邈无表也。山海所以为富者，以其包笼旷阔，含受杂错也。若如雅论，贵少贱多，则穹隆无取乎宏焘，而旁泊不贵於厚载也。夫迹水之中，无吞舟之鳞；寸枝之上，无垂天之翼；蚁垤之颠，无扶桑之林；潢潦之源，无襄陵之流。巨鳌首冠瀛洲，飞波凌乎方丈。洪桃盘於度陵，建水竦於都广。沉馄横於天池，云鹏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骇，不能细其响。黄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骐騄追风，不能近其迹。鸿鹄奋翅，不能卑其飞。云厚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王生学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贵，石以多贱。夫玄圃之下，荆华之颠，九员之泽，折方之渊，琳琅积而成山，夜光焕而灼天，顾不善也。又引庖牺氏着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礼乐。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过於庖牺，多於老氏，皆当贬也。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即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羲和升光以启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林并生而异用，百药杂秀而殊治，四时会而岁功成，五色聚而锦绣丽，八音谐而箫韶美，群言合而道艺辩。积猗顿之财，而用之甚少，是何异於原宪也；怀无铨之量，而着述约陋，亦何别於琐碌也。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瞽旷之调锺，未必救解於同世。格言高文，岂患莫赏而减之哉。且夫江海之秽物不可胜计，而不损其深也；五岳之曲木不可訾量，而无亏其峻也。夏君之璜，虽有分毫之瑕，晖曜符彩足相补也；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事义高远足相掩也。故曰：四渎之浊，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讥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发口为言，着纸为书。书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书事。若用笔不宜杂载，是论议当常守一物。昔诸侯访政，弟子问仁，仲尼答之，人人异辞。盖因事记规，随时所急。譬犹治病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却寒以温，除热以冷，其於救死存身而已。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财不一物者，丰也；云梦、孟诸所生万殊者，旷也。故淮南鸿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术。庄周之书，以死生为一，亦有畏牺慕龟，请粟救饥。若以所言不纯而弃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疗湿痹而刖足，患荑莠而刈谷，憎枯枝而伐树也。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竟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百家
译如果只是阿谀顺从，虚夸美好、隐瞒丑恶，难道能够匡正过失、辅弼错误、使迷惑者醒悟、补救过错吗？因为担心少有人应和，就废弃《白雪》这样的高雅乐曲；因为嫌它难以售出，就轻视价值连城的宝玉，我是不取这种做法的。并不是我不能写华美艳丽的文章来取悦人，也不是不知道直言抗争会有许多阻碍；然而我不忍违背真实情感、曲意落笔，混淆真伪。希望使内心和言语相契合，回顾自身而不愧对身影，并希望后世有知音。命运有否泰，通塞听凭上天，何必一定要著书流行、言论被采用，荣名及于当年呢？君子开口动笔，必定要警戒蒙蔽，整治雷同附和的偏邪，斥责聋昧、流遁的暗昧污秽。可是著书的人只顾修饰玩弄华丽辞藻，夸张铺陈迂阔之论，写出难以验证而无益的言辞，治理的只是浮靡虚言的文饰。那就好像公孙龙关于坚白的著作、名家关于刑名的论说：虽然能够把天地之外都纳入空泛的笼子，细微处深入无间，解开连环，分离同类、合并异类，说鸟的影子不动、鸡蛋有脚、狗可以变成羊、大龟能变成长蛇之类的话，不过是炫示机巧、标榜奇异来欺骗世俗罢了。这同画粮仓来救饥、仰望天河来解渴有什么不同？谈论昆仑山有很多玉石，不能救济原宪的贫困；查看药库的簿册，不能医治危急的疾病。墨子刻木鸡来激励天，不如三寸长的车辖实用。管青把骏马铸在金制的形象上，不如驽马能够周遍实用。言论即使高如秋天，却不能施行，孔丘也不会同它交换。《抱朴子外篇》卷第四十二完。《抱朴子外篇》卷第四十三。喻蔽。抱朴子说：我一向认为王仲任所作《论衡》八十多篇，是同辈中最杰出的才子之作。有同门鲁生责难我说：“美玉因少而珍奇，砂砾因多而低贱。所以伏羲的卦不满十个，却包罗天地两仪；老子的言论不到一万字，却把道德全部阐明。王充著书，装满了箱子、累积成册，却一会儿出于此、一会儿入于彼，有时讲儒家，有时讲墨家；遣词造句、比附义理，也不全都优美。这就像坡地和平原上的蒿草莠草，终究不如脚下近处的黍稷。”抱朴子回答说：“创作的人称为圣，继承阐述的人称为贤。只看到著作和述作的品类，却没有听说有多少的限制。您所说的，不过是躲进巢穴的昏暗之人，不知道八方天地并无外界；守着灯烛的夜光，不认识日月星辰的光明；游于浅狭的积水洼地，不曾觉察南海的浩瀚；困守低矮土丘的位置，不知道蒿山、泰山的高峻极顶。天地两仪之所以称大，是因为包容八荒，遥远得没有边际；山海之所以富足，是因为包罗广大空阔，容纳各种错杂之物。若像您所说，贵少而贱多，那么高高隆起的苍天就不值得以广泛覆盖为宏大，广阔承载的大地也不值得以厚重承载为可贵了。水迹小洼之中没有能吞舟的大鱼；一寸树枝上没有垂天的翅膀；蚂蚁丘顶上没有扶桑之林；小水洼的源头没有冲毁山陵的水流。巨鳌昂首，头顶瀛洲，飞腾的波涛越过方丈；洪桃盘踞在度陵，建水高耸于都广；沉馄横卧天池，云鹏飞翔于玄象。况且雷霆震骇，不能使它的声响变得细小；黄河奔腾激荡，不能局限它的水流；骐騄追逐疾风，不能接近它的足迹；鸿鹄奋翅高飞，不能贬低它的飞翔。云层厚，降雨必然猛烈；弓力强，箭必然射得远。王生学问广博、才智宏大，又怎么能少呢？您说玉因少而贵、石因多而贱。可是玄圃之下、荆山华山之巅、九员之泽、折方之渊，琳琅美玉堆积成山，夜光宝珠光耀灼天，难道就不好吗？您又引用伏羲著作不多为例。周公既演绎《大易》，又增加礼乐；孔仲尼作《春秋》，又加上十篇《论语》。他们超过伏羲、多于老子，难道都应当贬低吗？言辞少，道理就不完备；文辞简略，众多事务就不能畅达，因此必须篇章累积、卷帙繁多而纲领才能完备。羲和升起光明以开启清晨，望舒照耀光景以照亮黑夜；五种林木一同生长却用途不同，百种药物杂然开花却功效各异，四时会合而年功得以完成，五色聚集而锦绣更加华美，八音和谐而箫韶更加美妙，各种言论汇合而道术艺业得以辨明。积聚猗顿那样的财富，却使用得极少，这同原宪有什么不同？胸怀没有衡量的容量，著述却简约浅陋，这同琐碌之人又有什么区别？声音因为知音者而珍贵，书籍因为有识者而流传。师旷调校钟声，未必能在同时代救济世人。高明的格言和优美的文章，难道会因为无人赏识就减少价值吗？江海中的污物多得数不清，却不损害它的深度；五岳中的弯曲树木多得无法计量，却不损害它的高峻。夏禹的玉璜即使有些微瑕疵，光辉色彩也足以补偿；数千万字的著作即使有些文辞不够艳丽，事理高远也足以遮掩。故此说：四条大河的浑浊，不能同一瓮清水相比；巨象的瘦弱，也不同于羔羊的肥壮。您又讥笑它时而涉入、时而退出，有时讲儒家、有时讲墨家。开口说出的是言语，写在纸上的是书；书是用来代替言语的，言语是用来记载事情的。若下笔不应夹杂不同内容，那么议论就应当永远只守一种事物。过去诸侯询问政事，弟子询问仁，孔仲尼回答各不相同；这是根据事情记下准则，随着当时的急需而变化。譬如治病的药方有千百种，而针灸的穴位并不固定；驱寒用温法，除热用寒法，目的只在于救死保生。难道到达目的地的人，也要沿着一条固定道路，像齐国、楚国那样，而不能改变路线吗？” 陶朱公、白圭的财富不只来自一种物品，是因为丰富；云梦泽、孟诸泽所生的物类万般不同，是因为广大。所以《淮南鸿烈》开头讲《原道》《俶真》，同时也有《兵略》《主术》。庄周的著作把死生看作一体，其中也有畏惧献牲、羡慕灵龟，以及请求粮食来救饥的内容。若因为所说内容不纯一就抛弃其文章，那就像为了治疗眼中的翳膜而挖掉眼睛，为治疗湿痹而砍掉脚，因担心田里有荑草莠草便连禾谷一起割掉，因憎恶枯枝便把整棵树砍掉。《抱朴子外篇》卷第四十三完。《抱朴子外篇》卷第四十四。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虽不皆清翰锐藻，弘丽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而学者专守一业，游井忽海，遂 踬於泥泞之中，而沈滞乎不移之困。子书彼引玄矿，眇邈泓窈，总不测之源，扬无遗之流，变化不击於规矩之方圆，旁通不沦於违正之邪径，风格高严，重仞难尽。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赏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辩其神也。先民叹息於才难，故百世为随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岭，而捐曜夜之宝；不以书不出周孔之门，而废助教之言。犹彼操水者，器虽异而救火同焉。譬若针灸者，术虽殊而攻疾均焉。狭见之徒，区区执一，去博辞#1精思，而不识合锱铢可以齐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数於亿兆。惑#2诗赋琐碎之文，而忽子论深美之言。真伪颠倒，玉石混殽，同广乐於桑间，均龙章於素质。可悲可慨岂一条哉。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竟#1『辞』原作『乱』，据校本改。#2『惑』原作『或』，据校本改。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文行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则着纸者，糟粕之余事；可传者，祭毕之刍狗。卑高之格，是可讥矣。抱朴子答曰：筌可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筌；文可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若夫翰迹韵略之广逼，属辞比义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韫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方其轻重。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便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锺子，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绝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专清声之称；厩马千驷，而骐骝有邈群之价；美人万计，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盖远过众也。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也。八卦生乎鹰隼之被，六甲出於灵龟之负。文之所在，虽且贵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托 石，云雨生於肤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诚若兹，则雅论病矣。又曰：应龙徐举，顾眄而凌云；汗血缓步，呼吸而千里。故蝼蚁怪其无阶而高致，驽蹇惊过己之不渐也。若夫驰骤诗论之中，周旋一经之内，以常情览巨异，以褊量测无涯，始自髫乱，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贵古昔而贱当今，敬所闻而黩所见，同时虽有追风绝景之骏，犹谓不及伯乐之所御也；虽有宵朗兼城之璞，犹谓不及楚和之泣也；虽有断马指雕之剑，犹谓不及欧冶之所铸也；虽有生枯起朽之药，犹谓不及和鹊之所合也；虽有冠群独行之士，犹谓不及於古人也。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竟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正郭抱朴子曰：嵇生以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学无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则哲，盖亚圣之器也。及在衰世，栖栖惶惶，席不暇温，志在乎匡乱行道，与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与不智，存於一言。枢机之玷，乱乎白珪。愚谓亚圣之评，未易以轻有许也。夫所谓亚圣者，必具体而微，命世绝伦，与彼周孔其间无所复容之谓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翘特，鉴识朗彻。方之常人所议，固多引之上及，实复未足也。此人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於四方。故能挟之见准慕於乱世，而为遇听不核实者所摧策。及其片言所褒，则重於千金；游步所经，则贤愚波荡。谓龙凤之集，奇瑞之出也。吐声则余音见法，移足则遗迹见拟，可谓善击建鼓而当揭日月者。耳非真隐也，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则非所安。彰惶不定，载肥载臞。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统其神。故遭雨巾坏，犹复见效，不觉其短。皆是类也。俗民追声，一至於是。故其虽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学涉知人，非无分也，然而未能避过实之名，而暗於自料也。或劝之以出仕进者，林宗对曰：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运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盖盘桓潜居之时，非在天利见之会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流横，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案林宗之言，其知汉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辩审矣。法当仰隮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岭，寻渔父於沧浪。若不能结踪山客，离群独往，则当掩景渊洿，韬鳞括囊。而乃自西祖东，席不暇温，欲慕孔墨栖栖之事。圣者忧世，周流四方，犹为退士所见讥弹。
译抱朴子说：诸子百家的言论，虽然不全都清俊精锐、宏伟华丽、广大深厚，但都是才士寄托心思、独自澄澈思虑的成果。正经是道义的深海，诸子书是使它更加深广的河流。仰望相比，它们像景星辅助三辰；俯视相比，它们像林木草莽补益嵩山。可是求学者专守一种学业，把井看得重而忽视大海，于是跌陷在泥泞中，沉滞于不能前进的困境。诸子书有的引用玄妙的矿藏，深远幽邃，探寻不可测量的源头，扬起没有遗漏的水流；变化却不违背规矩所定的方圆，旁通却不沦入违背正道的邪径，风格高峻严正，重重深厚，难以穷尽。偏爱酸甜滋味的人，不能欣赏它的味道；思虑有限的人，不能辨识它的精妙。先民感叹才难得，所以百世以来才士接踵而出。不因为璞玉不产于板桐之岭，就抛弃夜光宝玉；不因为书籍不是出自周公、孔子之门，就废弃辅助教化的言论。这就像取水救火的人，器具虽然不同，救火的作用却相同；又像针灸治病，方法虽然不同，攻治疾病的效果却一样。见识狭窄的人，拘拘地执守一端，舍弃博大的文辞和精深的思考，不知道把极小的锱铢合起来可以同山陵相比，把成百上千聚集起来可以达到亿兆之数。却迷惑于诗赋琐碎的文辞，忽视诸子论说深厚优美的言论。把真伪颠倒，把玉石混杂，把《广乐》同《桑间》混为一谈，把龙纹同素色看作相同。可悲可叹的事情，难道只有这一条吗？《抱朴子外篇》卷第四十四完。#1“辞”原作“乱”，据校本改。#2“惑”原作“或”，据校本改。《抱朴子外篇》卷第四十五。文行。有人说：德行是根本，文章是末节。所以四科的次序中，文章不居首位。这样说来，写在纸上的只是糟粕之外的余事，可以流传的只是祭祀完毕后丢弃的刍狗。把文章列为卑下，把德行列为高上，这种标准实在值得讥笑。抱朴子回答说：捕鱼的竹器可以抛弃，但还没有捕到鱼，就不能没有竹器；文章可以废弃，但道还没有实行，就不能没有文章。至于笔迹声韵、文理的宽狭，遣词造句、比附义理的美丑，学说源流和造诣的深浅，含蓄蕴藉、引导发挥的深浅，它们彼此悬殊，即使说天外与毫端之间的距离，也不足以比喻其辽远；它们彼此倾差，即使日月星辰光耀，也不足以比拟其大小。龙渊宝剑和铅锭，尚不足以比喻文章的锋利与迟钝；鸿毛和堆积的黄金，尚不足以比拟其轻重。可是世俗之士只看见能够蘸墨写纸，便把文章一概而论。这就是伯牙长久思念钟子期、郢人举斧却不再挥动的原因。砍削木材的人很多，但班输、墨翟享有绝技之名；弹琴的人极多，但夔、师襄专有清声之誉；马厩中有千驷之马，但骐骝有远超群马的价值；美人以万计，但威施有超越世人的容色：都是因为远远超过众人。况且文章同德行的关系，就像十尺同一丈的关系。说文章是余事，我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八卦产生于鹰隼背上的纹理，六甲出自灵龟背负的图象。文章所处的地位，即使重视根本，也不必因此就疏略末节；末节也不必全都轻视。譬如锦绣要依托于素地，珠玉要镶嵌在石上，云雨从微小的气象开始形成，江河从咫尺之地开始发源。道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所谓高雅的议论就有毛病了。又说：应龙徐徐举身，回头顾盼便凌驾云端；汗血马缓缓迈步，呼吸之间就能奔驰千里。因此，蝼蚁惊怪它没有阶梯却能登高，劣马跛驴惊讶它超过自己而并非逐渐进步。至于在诗论之中驰骋，在一部经书之内周旋，用寻常的情理来观察巨大的奇异，用狭隘的见识来测量无边的境界，从头发初长直到须发斑白，也不可能理解它。世俗之人又往往尊崇古代而轻视当今，敬重所听闻的而轻慢亲眼所见的。即使当时有日行千里的骏马，仍说比不上伯乐所驾驭的马；即使有光明照耀一城的宝玉，仍说比不上楚国卞和哭泣所献的璞玉；即使有能斩断马腿、雕刻精妙的宝剑，仍说比不上欧冶子铸造的剑；即使有能使枯木复生、使朽骨起死的药，仍说比不上和、扁鹊配制的药；即使有超越众人、独自行事的士人，仍说比不上古人。《抱朴子外篇》卷第四十五完。《抱朴子外篇》卷第四十六。正郭。抱朴子说：嵇生认为，太原郭林宗始终没有恭敬地接受三公的征召，学问无所不涉，名声超过前代，加上又有知人的才能。能够知人就是聪明明智，大概是仅次于圣人的器量了。他处在衰乱的时代，忙碌不安，坐席还来不及坐暖，志向在于匡正乱世、推行道义，这一点与仲尼相似。我回答说：是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往往就在一句话之间。关键之处一旦有瑕疵，就会扰乱白珪的纯洁。我认为，把他评为亚圣，并不是可以轻率认定的。所谓亚圣，必须是圣人之道虽具备而规模稍小，能够承当一代重任、才德绝伦，使周公、孔子之间再没有容纳别人的位置，才叫作这样的人。像郭林宗这样的人，又哪里足以达到这种标准呢？林宗才华出众、卓异不群，识见明彻。若与普通人的评论相比，固然多有把他推得很高的地方，但实际上仍然不够。他有机敏的辩才和潇洒的风姿，又善于自我抗争、应对和运用，加上好事者为他助势，在四方传播他的声誉。所以他能够凭借这些，在乱世中获得众人的仰慕，却也被那些只听信传闻而不核实事实的人推捧。只要他说几句褒奖的话，分量就重于千金；只要他游历经过的地方，贤愚之人都会受到震动。人们说这是龙凤聚集、奇祥出现。他一开口，余音便成为效法的准则；一抬脚，留下的踪迹便成为模仿的对象，真可说是善于击打大鼓、足以与日月争辉的人。他并不是真正的隐士，只是想入朝时天下已经大乱，想隐伏时又苦闷难耐，想出仕进取又害怕祸患，想坚定自守又觉得无处安顿。他内心惶恐不定，时而显得肥胖，时而显得消瘦。然而世人只追逐他的外在声华，没有考察他的实际；只玩味他的外表，没有把握他的精神。因此，即使后来遭到雨淋、头巾损坏，仍然照旧显出效验，自己也没有察觉其中的短处。这些都是同一类情形。世俗之人追逐声名，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他即使有缺点，也没有人敢指出。林宗涉猎广博而且有知人的才能，并不是毫无长处；然而他没有避开超过实际的名声，也不能正确估量自己。有人劝他出仕求进，他回答说：我白天观察人事，夜里观察天象；上天所要废弃的东西，是不能支撑的。如今时运处在《明夷》卦的爻象中，正当“不用”的位置，大概是盘桓潜居的时候，不是上天让人显现、施展的时机。即使身在原野高地，我还担心沧海横流，自己会成为其中的鱼。何况还能冒着强风、乘着奔涌的波涛前进吗？不如居于山岩洞穴之中保养精神，以彭祖、老子之道娱悦身心，悠然自得，姑且这样度过一生。考察林宗这些话，他知道汉朝已不可挽救，并不是因为才能不足而不能辨察。按理应当仰登商洛山，俯身泛游五湖，追随巢父于高峻山岭，寻访渔父于沧浪水边。如果不能与山中之士结交、离开群体独自远行，就应当藏身深水污泽，收敛锋芒、闭口自守。然而他却从西边到东边奔走，席子还来不及坐暖，想要仿效孔子、墨子那样奔波求道。圣人忧虑世事，周游四方，尚且还被退隐之士讥讽弹劾。
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弹毫属笔，祖述六艺。行自衒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於治乱，退无迹於竹帛。观倾视汨，冰泮草靡，未有异庸人也。无故沉浮於波涛之间，倒屣於埃尘之中，遨集京邑，交关贵游，轮刷策弊，匪遑启处，遂使声誉翕习，秦胡景附。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犹不得复厕高洁之条贯，为秘丘之俊民，而修兹在於危乱之运，奚足多哉。孰不谓之暗於在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优劣乎。空背恬默之涂，竟无有为之益，不值祸败盖其幸耳。以此为忧世念国，希拟素王，有似蹇足之寻龙骐，斥鴳之逐鸿鹄，焦冥之方云鹏，鼷鼬之比巨象也。然则林宗可谓有耀俗之才，无用守之质，见无不了，庶几大用。符采外发，精神内虚，不胜烦躁，言行相伐，口称静退，心希荣利。未得玄圃之栖禽，九渊之潜灵也。自衒自媒，士女之丑事也。知其不可而尤效尤师，亚圣之器其安在乎。虽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难，尼父之所病。夫以明并日月，原始见终，且犹有失，不能常中。况於林宗，荧烛之明，得失半解，已为不少矣。然则名称重於当世，美谈盛於既没，故其所得者则世共传闻，而所失者则莫之有识尔。虽颇甄无名之士於草莱，指未剖之璞於丘园，然未能进忠烈於朝廷，立御侮於疆场，解亡征於倒悬，折逆谋之竞逐，若鲍子之推管生，平仲之达穰宜。林宗名振於朝延，敬於一时。三九肉食，莫不钦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滞。而但养疾京辈，招合宾客，无所进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荐举，何异知沃壤之任良田，识直木之中梁柱，而终不垦之以播嘉谷，伐之以构梁栋，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贡举者，诚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为一世之所式，没则遗芳永播，硕儒俊士，未或指点，而吾生独评其短，无乃见嗤於将来乎。抱朴子曰：曷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当付之於后后之识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贤多亦讥之，独皇主褒过耳。故太傅诸葛公元逊亦曰：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於曩时也。后进慕声者，未能考之於圣王之典，论之於先贤之行，徒或华名，咸竞准的，学之者如不及，谈之者则盈耳。中人犹不觉，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绪，高才笃论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将相，出游方国，崇私议以动众，关毁誉於朝廷。其所善则风腾雨骤，改价易姿；其所恶则摧顿陆沉，士人不齿。折其名贤，遭乱隐遁，含光匿景，未为远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时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谈闾阎，无救於世道之陵迟，无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书郎周生恭远，英伟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赞之，则谓之乐道；遭乱而救之，则谓之忧道；乱不可救而避之，则谓之守道。虞舜，乐道者也；仲尼，忧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汉室将倾，世务交游。林宗法当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矫而正之。而身栖栖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时虽诸黄门，六畜自寓耳。其陈蕃、窦武之徒，虽鼎司牧伯，皆贵重林宗，信其言论，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荐有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通逃不仕也，则方之巢、许；废职待客者，则比之周公；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弃亲依豪者，则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实，而大乱滋甚也。若谓林宗不知、则无以称聪明；若谓知之而不改，则无以言忧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为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为仲尼也。於是问者慨而叹曰：然则斯人乃避乱之徒，非全隐之高矣。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竟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弹襧
译林宗的才能并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器量也没有达到绝伦的程度；出仕不能安定君上、治理百姓、移风易俗，退处又不能挥笔作文、阐述六艺。他的行为本来就有自我炫耀之意，也已经过分失当，却收获了赫赫声名，得到的待遇颇为优厚。然而最终出仕对治理乱世没有补益，退处也没有在史册上留下痕迹。看他随波倾侧、随俗沉浮，像冰融草倒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于庸人的地方。无缘无故地沉浮于波涛之间，倒穿鞋子奔走于尘埃之中，游集京城，结交权贵，车轮不停、马鞭破旧，来不及安居，于是使声誉迅速传播，秦地、胡地的人都像影子随形一样归附。街巷中满是达官贵人的车辙，厅堂里排列着身佩赤绂的宾客，轻车充满街道，承载奏章的车接连不断。实在是游侠一类的人，并不符合高逸隐士的标准。即使在有道的时代做到这样，尚且不能再列入高洁之士的行列、成为秘丘中的俊秀之民；而他在危乱的时运中这样做，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谁会不说他不明白天时和人事的否泰，也被自己才德优劣的判断遮蔽了呢？他徒然背离恬淡沉默的道路，始终没有对世事作出有益的作为；没有遭遇祸败，只能算是他的幸运。把这说成忧虑时世、思念国家，想要比拟素王孔子，就好像跛脚的马去寻找骐骥，斥鴳去追逐鸿鹄，焦螟去比方云鹏，鼷鼠、黄鼬去相比巨象一样。这样看来，林宗可以说是有炫耀于世俗的才能，却没有适合守道的资质；对于所见之事没有不知道的，或许可以得到大用。他的文采才华显露在外，精神内里却空虚；不能承受烦躁，言语和行为互相冲突，口头上说要退隐清静，心里却希望获得荣华利禄。他并不是玄圃中栖息的禽鸟，也不是九渊中潜藏的神灵。自我炫耀、自我推举，是士人和女子都认为可耻的事情。明知不可为，却还更加效法、更加追随，这样的人哪里有亚圣的器量呢？即使说他能够知人，知人的明察，也是唐尧、虞舜都感到困难、孔子也自认有所不足的事情。即使智慧能与日月相照、能够推究事物的起始而看见结局，尚且还会有失误，不能时时正确，何况林宗只有如荧烛般的光明，对得失只能了解一半，已经算不少了。既然如此，他的名声在当时很重，美谈在死后流传得很盛，所以他的长处世人都共同传闻，而他的过失却没有人察觉。他虽然从民间草野中甄别出一些没有名声的人，指出丘园中尚未剖开的璞玉，却不能把忠烈之士荐进朝廷，不能在疆场上树立抵御外侮的力量，不能解除国家将亡的危急，也不能挫败争相滋长的叛逆谋划，不能像鲍叔牙推举管仲、晏平仲荐达穰苴那样。他的名声震动朝廷，受到当时人的敬重。三公九卿等居官食禄者，无不敬仰重视他；他的力量足以拔擢人才，言语足以起用困滞之士，却只是养病于京城一带，招聚宾客，什么也没有荐进，以挽救危乱和蔽塞。只会知人却不肯荐举，和知道沃土可以种成良田、看出直木可以作梁柱，却始终不去开垦它播种嘉谷、不去砍伐它建造栋梁，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粮食的问题，又能救济露宿的人吗？他拒绝贡举，确实是高尚的操守；但他奔走不休，也正是他的毛病。嵇生又说：林宗活着时成为一代人的榜样，死后遗留下的芳名长久传播，博学的儒者和杰出的士人尚且没有谁指摘他，而我却偏偏评论他的短处，岂不是要被后世讥笑吗？抱朴子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的话确实正确，就应当把它交给后世后世的有识之士，何必忧虑没有人附和呢？况且前代贤者也多有讥评他，只是皇帝过分褒扬他罢了。所以太傅诸葛公元逊也说：林宗隐居却没有修习隐遁之道，出仕又没有给时世带来益处，实际上只是想扬名养誉而已。他把街谈巷议当作辩才，把讥讽君上、诽谤政事当作高尚。时俗之人尊贵他，聚集趋附，正如从前郭解、原涉受到人们追随一样。后来的年轻人仰慕他的声名，却不能拿圣王的典籍考察他，也不能用先贤的行为评判他，只是爱慕虚华的名声，全都争相以他为准则；学习他的人唯恐赶不上，谈论他的人则充斥耳边。一般人尚且察觉不到，何况蒙昧的儿童呢？所以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绪，是才华很高、议论笃实的人，他也说：林宗进入将相的交游圈，出行游历各方国土，尊崇私人的议论来鼓动众人，使朝廷的毁誉都系于自己。他所亲善的人，声势像风起雨骤一样，很快就能改变身价、变换姿态；他所厌恶的人，则受到摧折而沉沦，士人都不屑与之交往。他损害贤人的名声，遭逢乱世便隐遁起来，收敛光芒、隐藏踪迹，这还算不上远大的志向。君子推行道义，是为了匡正君主，也是为了端正风俗。当时君主不能匡正，风俗不能端正；林宗在民间周旋、清谈，对世道的衰败没有救助，对天下百姓的憔悴也没有解脱。又有故中书郎周生恭远，是英伟的名儒，他也说：遇到太平时代而辅佐它，就叫作乐道；遭逢乱世而挽救它，就叫作忧道；乱世无法挽救而避开它，就叫作守道。虞舜是乐道的人，仲尼是忧道的人，微子是守道的人。汉室将要倾覆之时，世上的事务却全在交游往来。林宗按理应当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暗中联络志同道合的君子，共同矫正时弊。但他自身忙碌奔走，成为交游中的雄长，并不是救世的适宜做法。当时即使是诸位黄门，也不过把六畜当作自己的寄托罢了。像陈蕃、窦武这一类人，虽然位居三公、担任牧伯，却都尊重林宗，相信他的议论，把人物的褒贬取舍都交给他决定。对于匡救危难、改变风俗，这不也是可以希望的吗？可是林宗既不能荐举有作为的人，建立哪怕极小的功劳，又不能通达地逃避仕途而不做官；他把自己比作巢父、许由，把荒废职事而等待宾客比作周公，把收养门徒、逃避服役比作仲尼，把抛弃亲人、依附豪强比作子游、子夏。因此世人被名声和实际弄得迷乱，天下大乱也更加严重。如果说林宗不知道，那么就无法称他为聪明；如果说他知道却不改正，那么就不能说他是忧道的人。从前四位豪杰形似周公，却不能成为周公；如今林宗形似仲尼，却不能成为仲尼。于是发问的人感慨叹息说：这样看来，这个人只是逃避乱世的一类人，并不是德行完备的高士了。《抱朴子外篇》卷第四十六完。《抱朴子外篇》卷第四十七。弹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