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续稿卷四十

译最初撰写《晋书》的，有何承天、崔鸿、臧荣绪等人，共十八家。到了唐贞观年间，诏令左仆射房玄龄和许敬宗、褚遂良等人删削编纂，共写成帝纪十篇、志二十篇、列传七十篇、载记三十篇。书的体例归属敬播，天文、律历归李淳风掌管，掌故归志宁掌管，纪传则由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负责。宣武二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由天子亲自下诏撰写叙论，最称文辞文雅、内容详备。议论者于是认为，《晋历》只有一百年，不能抵得上东汉一半的时间，文章却多了一倍。各篇载记中，僭号称王者的雄强、凶悖以及灾异祥瑞的变化，往往超过事实；《世说》《语林》《幽明录》《搜神记》中的材料，也都没有被废弃。遵循正统的人把它贬为稗官野史，要求考核事实的人又把它斥为虚妄的史书，于是这部书渐渐受到贬抑。自从正统论盛行以后，晋与秦、隋都被压低为闰统。那些身穿青衿、参加制科考试的读书人，甚至不能概括地谈论它；而士大夫表面上自称好古而博学，内心却害怕它内容繁多，外部又专门挑剔它的瑕疵，认为它不值得诵读。即使从左丘明、司马迁以下，像范晔、陈寿所撰的史书，也有许多不能应答的问题，更何况《晋书》呢？至于李延寿的《南北史》，难道又能怎样呢？我私下实在不敢这样认为。我认为，晋朝当然不能与汉、唐相提并论，它的德政、礼乐也当然不敢望及赵宋；然而自舞阳侯执掌国政，经过四次易代而成为武帝，剪除旧主的人自身没有称王，称王的人又是迫不得已，因此与陈桥兵变的突然建立宋朝有所不同。南渡以后，宋朝君臣还稍能自我表明其统绪，把聪明才智受到屈辱的耻辱洗刷掉，不至于像建炎、开禧年间那样孤弱。《宋史》姑且不论，其中最为显著的没有超过唐史。但《唐书》纪传的主旨近于裁剪，因而失之简略；传记的文辞近于精炼，因而失之艰涩。它虽然列举了人物和事件，却不能使人读来跃然如亲眼看见。《晋书》的缺点固然不能说没有，材料杂取而又轻信；然而读它，能使事件仿佛仍然新鲜，人物仿佛仍有生气。若拿它与陈寿、范晔相比，固然有所差距，难道竟会低于唐史吗？如今它的刻本只存于南国子监，又因为年代久远而有许多脱漏错误，士大夫苦于它不易阅读，于是更加疏远，不加整理。我乡周太学若年，偶然在他的朋友处见到宋代秘阁本，欣然请求借来，交付刻工雕刻。前后总共两年，直到囊空如洗才完成了十八卷。谁知忽然得暴病去世，家人叹息说：「这些不过是烧火的材料罢了。」 但周家顺从了他的遗愿，把书交给一位姓火的丁进士（缺字）处理；此人与周太学友善，叹息说：「我不能毁掉我朋友的志愿，抛弃一代人的事业。」于是把自己的产业交给周家，用来完成刻书。回去后又安排工匠继续刻印。唉，这也实在不容易啊！从今以后，熟悉晋朝历史、又知道晋朝有这部书的人，就从这两个人开始了。假如还有余力，再推广到李延寿的《南北史》也可以。因此我不推辞他的请求，替这部书作序。《郢垩集》序 当初范君任云间司理时，曾受到各台的委任，所到之处都以廉洁公正、通晓大体著称。等到我接触他，才发现他是谦恭厚道的长者；和他谈古今之事，他又滔滔不绝，像串珠一样连贯。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部文稿给我看，说：「希望借您的力量，使我不至于辜负自己。」我读后，里面有骚体、赋以及若干五言、七言古诗和近体诗。我私下认为，从东汉以后，经过永嘉之乱直到大江南北，南北文风才开始分开。北方日日沉浸于骑马征战的事业，没有闲暇调理宫商徵羽、安排文章经纬；他们所发出的叹息和吟咏，成为悲歌慷慨之声，气势完整而骨力刚劲。南方则凭借山泉岩石的闲暇、舟船往来的余晷，背着隐囊、手执斑管来吟咏花鸟；字句编排成句，句子编排成篇，但也不免流于软弱浮艳、徒具外表。大约过了二百年成为隋朝，文章的声调才开始合并，也像这样。又过了将近五百年成为宋末，文章的声调又分开，也像这样。虽然不久便进入元代，地域合并了，声调却没有完全合并。自明代李梦阳、王廷相直到李攀龙，才终于能以北方完整刚健的气势来修饰文辞；而我们吴地的昌谷，也稍稍裁减南方的藻饰辞采而树立骨力，差不多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了。范君是河洛之间的人，考中进士后，离开诸生时代的文章创作不久；但他所作的骚体、赋，宛然保留着楚、蜀文章的遗风。他的诗，难道还不能说处在建安之后、徐庾之后而子安之前吗？乍一翻阅，仿佛展开锦绣、采撷彩色，接近南方诗歌的绮丽；细细品味，却并不失去所谓深沉厚重。浮靡并不损伤气势，华丽也不损伤骨力，以南方的文采来调和北方的气势，很少有不相合的。范君把他的文集命名为《郢垩》；所谓《郢垩》，就是等待郢人来修改。凭着范君正值盛年的时候，不被簿书事务夺去时间，却每天这样从事古文古诗，他若能在南北分合之间融会贯通，进而比肩那几位君子，又有什么困难呢？只要反复研习它，就没有什么需要再涂改的了。瞿文懿公集序

译自西汉的气势衰落，进入六朝末期，韩愈公出现，奋然使文风发生了变化。但他有所折中，还稍稍保存了文章的雄伟华丽；直到庐陵欧阳修公，文章的浮艳色泽才被彻底洗尽。士大夫姑且不论有多少人赞成或反对，往往都把这种文风看作平易、简明、兴盛。庐陵乡里的作家中，杨文贞公最为杰出。文贞公在翰林院时，曾在东宫侍奉仁宗皇帝。仁宗亲手拿一部书交给他说：「这是欧阳氏的书。」又命有关部门刊刻它，用来作为执笔作文者的典范。文贞公的天性本来就接近欧阳修，而且他的乡里前辈又喜欢推重欧阳氏的学说，得到皇帝这句话后更加相信自己，因此庐陵学派把杨公比作欧阳修的风气长久不衰。宪宗朝时，我们吴郡以文化典籍丰富著称，但文风逐渐从质朴转向华饰；吴文定、王文恪凭借制科文章接连考中大魁。假如他们在文章上稍加修饰，天下人一定会像影子追随形体那样归附他们，但二位公仍能坚定地守住原有的文风。文定的详和、文恪的精整，虽然不能说没有小的增益或损减，但不违背文章法则却是相同的。距二公去世六十年，乡里又出了瞿文懿公。文懿公在世时，我们吴地的文采已经极盛，而公又凭制科文章接连取得大魁。天下人愿意像影子追随形体一样归附的程度，难道会低于文定、文恪二公吗？而瞿公又能够坚定地遵守他们的学说。他所处的安稳环境和所获得的成就，仿佛做什么都能得心应手。对于一时的华丽文风，他固然未必全部去除，但他在简易文风方面所作的功劳已经不小了。不要说那些以华丽著称的文章，即使自负继承西汉文风、凌驾韩愈和欧阳修之上的人，历代也没有几个，然而往往禁不起过度雕琢。耳目所接触到的评论，隐约已经把这种现象看作治理时代的忧患。试取瞿公的文章来评定，它的气势舒缓从容而不急迫，文辞通达而不昏暗；对于造化的巧妙，有时含蓄而不全部显露；在人情物理之间，常常揭示其常理，却不穷究它的变异。若说它不是治世之音，这种情况恐怕极少。我有幸与公同榜，年龄最小，按辈分应当把公看作我的伯父一辈；公却不嫌弃我，间或引我一起谈论文章。我当时正拘泥于体裁，而公却宽容自在，仿佛没有什么固定的模仿对象。如今我读尽他的著作，才稍稍窥见其中的头绪，于是按上述情况加以评论。公曾任佐理铨选之职，辅佐礼部，掌握史局大权，是嘉靖、隆庆年间的名臣。我曾经应其子汝稷的请求为公作传。刊刻公集的是汝稷；公的门人耿中丞定向留任，又让令震臣出一份力，帮助汝稷筹措刻书费用。他博学而品行高雅，精通名理，也不愧为瞿公的后人。卓光禄诗选序 当初我的二哥王敬美与卓光禄交游，屡次称赞光禄是既侠义又有儒者风度的人，心里并不愿意把他放在赀郎一类人中。今年三月，光禄来到我的弇园，风采神韵俊美，谈笑风生，我本来就因为二哥的缘故对他另眼相看。和他饮酒时，他又能作文字之饮；谈到诗论，他的议论轻快活泼，能使人开怀，于是拿出一部诗稿给我看，说：「冒昧借您一句话，作为我作文写诗的规戒。」我推辞说自己不敏捷，稍有空闲便读了它。姑且不论它的格调从何而来，单说才情，已经十分斐然。光禄住在塘栖，离钱塘不到百里，北面通往吴会，只隔一衣带水，因此常有长者来往；黄淳父、周公瑕等人又时常与他唱和、评论。他能够自我提升到古人的境界，却不被富贵子弟的习气夺去本色。我曾经感到奇怪，前朝末年，江左的倪瓒、顾瑛等人，不仅凭豪举来施展自己的才艺和文翰，往往还能招纳许多名士，汇集他们的长处；名士们也争相愿意做他们的宾客，并不自行退避。凭借国家崇尚文教的风气，经过二百年，江南富豪有的凭借家族声望，得到一个官职后，便以官势和钱财强行招致宾客，把他们当作奴仆来亲近玩弄；钱财积累起来而无所事事，不肯按自己的爱好来借声色犬马排遣，便假装借着仰慕古人的名义，从事收藏书籍、器物和玩赏品，并在其中垄断牟利；问他们这样做的缘由，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古人。光禄虽然钱财不能与豪富相比，但那些看起来像豪富的人，交游的无非都是名士所托付的人；所钟爱的无非是酒，所撰写的无非是诗，而他的诗又无非取法古人。这样的人，难道是豪富凭财力所能强行拉拢的吗？我听说倪瓒、顾瑛时常请老年的杨廉夫主持他们的诗社；杨廉夫又嗜好声色，所到的聚会必定耗尽钱袋，但二人仍勉强侍奉他而不知疲倦。我作诗比不上廉夫，而且如今也老了；幸好平生没有别的嗜好，日后若拄杖穿鞋去叩访光禄的诗社，不知能否被推举为社长？因此写下这些话，放在他的诗集前面。黄定父诗集序 黄定父原是江都的诸生，进入太学后，本来应当取得官职，却辞谢而不再应试。他年轻时作诗，就凭诗名闻于郡中，所以江都许多豪家中浮慕文才的人争相请他加入诗社，却不敢与他行平等的礼节。在此以前，欧祯伯任江都教授时，江都诸生陆无从先后凭自己的技艺来见我，自称故人，却没有一个人能举荐定父。今年夏天，定父戴着斗笠、穿着草鞋，肩上挑着一个瓢来拜访我。坐定后，从瓢中取出若干首诗，说：「为什么在您活着的时候，我却得不到您一句赞许呢？」我读后赞叹了很久，又进言说：「既然有幸得到您的称许，为什么不再借您一句话，来使我这个晚辈更加受到重视呢？」我想寻找一些话来回报定父，却没有找到。虽然如此，我私下有一句话想对您说：江都是过去的扬州。扬州的疆域横跨江南江北。自从吴、魏势力强盛，扬州分裂为二，江南一带成为世家迁客、佳公子自称衿绅、从事文章翰墨的地方；江北则人人争夺土地，各自把它委弃在那里，用来设置烽火、居住武人甲士，这种情况到了六朝末年更加严重。唐朝兴起后，划江为堑、合为一体，江都日益雄厚重要，却禁不住繁华豪奢的习气。人刚断奶，美酒、精美粮食和肉食便接踵而来，能迷乱眼睛、诱动耳朵的事物千姿百态，哪里还有闲暇谈论诗书呢？如今把江左拿一个郡来作比较，它的财富还抵不上扬州的十五分之一，而文士却多出扬州百倍。定父竟想和一两个执笔作文的人组成偏师，去参加扬州诗文盟会，这是为什么呢？既然认为江左贤于扬州，就应该搜集它的绮丽文辞来铺陈，可是读定父的诗，却完全不是这样。他的乐府、五言七言古诗，致力于保持气势完整，并追溯古代作者的源流；近体诗有的淡雅，有的雄壮，大多发自胸臆，不沾染浮艳色泽。定父参加盟会的只是一支偏师，却已昂然自立而不屑随流俗。当年邾、莒之赋也算雄壮了吧！所以我为他作序，并且期望定父日后成为诗坛领袖。钱东畬先生集序

译德靖年间，海盐有一位钱东畬先生。他任盱眙县令时，盱眙的官吏百姓都把他当作师长、保母、父母来敬爱；他训练士卒、修缮城池，用来抵御强盗，齐、刘两军的勇猛，因此故友魏恭简公赠诗给他，把他比作张睢阳。先生入朝后任南北曹属郎，皇帝进行八骏之役，他和同舍郎一起竭力进谏，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但先生却徘徊不前，以病为由辞职。后来再次出任南祠部郎，直到北比部郎，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和实绩，尤其以任临江太守时最为显著。先生治理临江，不作小规模的苟且治理，而是把一切都用惠爱推行，事情也都办成了，考核成绩最好，正应当升迁。恰逢他不能委曲迁就上官，于是被调到偏僻的思南，便请求辞官归乡。回乡后，临江的官吏百姓请求为先生立祠。先生归乡将近二十年，为乡里施德的事情不止一件，八十多岁时去世。去世后，乡里的父老和各位博士弟子又请求为他立祠。先生擅长写文章，尤其喜欢吟诗；学习先生诗文的人，认为他是才士；诵读他南曹奏疏的人，认为他是直臣；考察他治理临江、盱眙政务的人，认为他是循吏；同他谈论乡里后进的人，认为他是善人君子。然而终究没有谁能用一个方面来概括先生，先生自己也颓然自守，不愿意只凭某一方面成名。距离先生去世已经二十年，我任参政巡抚这一带时，不但想寻找先生的遗迹而不可得，连所谓贤能的儿子，如永州太守钱芹、仪部郎钱萱，也已经不在人世了。又过了十年，先生的小儿子、诸生钱钥带着他的儿子、乡进士钱应晋，拿着先生的遗集来请求作序。过了一会儿，我得到机会看了其中一两篇，于是起身叹息说：知人实在不容易啊！德靖年间，执笔作文的士人意气用事，以先入为主，自称正宗；那些想用华丽文辞来夺取正宗地位的人，又何止一个两个？先生却不求迎合他们的门径，只是直接把自然法则自身流溢出来的东西写成文章；先生所师法的，只是自己的内心。这两家都不能占有他。只是他的从容舒缓的声调，不至于琴弦紧、琴柱迫，不写得局促而错乱；合乎古法的地方，出入于杜甫、张籍之间，往下也不流于元稹、白居易的浮浅。至于他其他的文章，如序、记、传、说，不要说有东西两京的精要，也确实有庐陵、临川的遗风啊！王通称古代闻名一世的人为振奇之士，却惋惜他们思虑艰苦、言辞艰涩，甚至讥刺他们傲慢、矫诞、破碎、急迫、怨愤、怪异、恼怒，似乎一个人便集齐了这些缺点；他确实有所不满。先生难道能够免除这些问题吗？先生的诗，由我的朋友彭辂评论；他的文章，则由薛应旗作序。我的序怎么能超过这两位呢？即使有所超过，又怎么能说真正了解先生，却最终仍只用一个方面来给先生命名呢？重刻《吕氏春秋》序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秦国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和他的门客所撰写的书。书写成后，吕不韦把它悬挂在咸阳市的店铺中，说：「有谁能够增删一个字，就赏给他千金。」但最终竟没有人能增删一个字。这部书如今颇为流行，传刻已久，不可能没有讹误；云间徐太学益孙等人共同校订后重新刊刻，向我请求作序。我读它时，没有一次不掩卷长叹三声。穆叔把立言列在三种不朽中的第三位，执笔作文的人似乎因此略受委屈。然而子桓在鼎革之间以雄豪之气创立事业，反而不以自己的成就自矜，却把继承世代大业、成就不朽盛事的愿望全都寄托在文章上，他确实看到了其中的道理。吕不韦不过是一个商人的儿子，运用商人的权术在秦国周旋而获得志愿，把秦国整个掌握在股掌之间，挟持秦国的强大力量向东进取，把天下像剖瓜一样分割，位居相国，号称仲父，封为通侯，食邑十万户。他难道还有什么不足吗？可是他却孜孜不倦地想建立一家之言，同诸儒生争胜，并割取后世的声名；这还不算什么。吕不韦本来就是庄子所不屑谈论的人。庄子的见识，达到要齐同生死、消除物我之别，把一切有为的行迹都看空的程度，却也孜孜不倦地务求建立一家之言，推想他对于文辞，必定不到精工便不肯罢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所以古代所谓立言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被求名之心驱使的。况且以吕不韦的诡谲和奸诈，他难道真的参与并通晓大道吗？他的门客也都致力于相互夸尚，把权谋奇术错杂排列在鸡鸣狗盗之徒中间；即使间或采集圣贤的精辟言辞来文饰它们，若在半夜心境稍稍平静下来，把他们的言论拿来同实际行为相验证，难道没有令人污秽惭愧、汗流浃背的地方吗？只是他们的机心一触发便化为机巧之言，考核、削改之处近于申不害、韩非，辨析巧辩之处近于张仪、苏秦，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能够彼此合用，这本来就是他们一贯的情形。况且吕不韦所谓用千金，实际上用了两次：第一次使秦王昏聩盲目，割取了秦国的权柄；第二次使当时一代士人昏聩盲目，割取了后世的名声。他虽然得到名利却又奇异地失去它们，虽然失去它们却最终又稍稍得到了一些。吕不韦固然是商人的儿子，但也确实雄强啊！徐益孙和他的几位同伴都能写文章，爱好古学如同口渴，仰慕先圣不因人废言的道理，所以把这部书刊刻流传。正如芙蓉生长在淤泥中，只管把花采来就好，淤泥可以不必追问。沈开子文稿小序 昆山沈氏，是最有文化传统的家族。自他的先祖郎中公直到提学公，世世代代擅长经术，考取甲第。提学公的儿子叫开子，才开始凭古文辞著名。开子为人气概极其豪迈，已经把科举功名看得很轻，认为功名可以俯身拾取。他写古文辞，想要超越宋代文坛的成法而上达更高境界，三吴地区那种柔靡的文风，他一概不屑。然而最终命运多舛，没有成就什么事业，后来又稍稍把兴趣转移到狭邪之事上，最终因病去世。他所著的文章也随手散失了。我虽然因为故交之子的关系结识开子，曾一两次同他接触，但对他的印象很粗疏。然而退下来经过仲蔚那里时，他从未不津津有味地谈起开子。开子去世将近十年，他的朋友陆楚生拿着他的十多篇文章，嘱托我作序并想刊刻流传。我曾读过黄淳父文集中的《报开子书》，他说开子的五篇文章，序、解像庄子的文章，像《禹贡》图书，像左氏序传，也像司马迁的文章；又说弘德年间士大夫洗去了百年来的懦弱习气，而如今还没有主持文坛的人，想把这个责任交给开子。黄淳父自视尊贵，不轻易答应别人，但对开子却如此推重赞赏。如今开子写给淳父的信还保存着，而所谓五篇文章本来就不在这里，想读而求取也没有找到；所谓相似之处，我也没有见到。只是他的文辞气势雄健劲拔、骏爽发扬，虽然还没有完全洗去师门的语言风格，总之已有自己的所得，差不多可以看作文豹显露的一斑。唉！士人生在世上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又没有享有长寿，连所依靠来求得不朽的著作也散失了，这才真是困穷啊！楚生想凭开子文章显露的一斑，使后世重新重视开子，或者借我的一句话替开子作长远打算，也未免迂阔了。但这足以表明他作为朋友的情谊。游宗谦诗稿序

译游宗谦年过四十，却以弟子的礼节来拜见我。我极力推辞，说：「我不敢当老师而端坐受礼，就像太阳在上。」坐定后，他对我说：「我曾经跟随林兆恩先生学习，但没有得到满足。后来又游学于何维柏先生门下，也没有得到满足。如今才有机会事奉徐中行先生；既然先生和先生的儿子本来都坚决推辞、不敢当我的老师，我便又拿出若干首诗来问道：『您怎样教导我？』稍稍读过，觉得清新自然，有新的声调，却不违背古法。由他的文辞，便可以知道他所遭遇的困穷；但他往往能把困穷的变化写入语言，使人悲恻而有所思，哀婉之中又有余味。于是我对他说：『您所事奉的林先生，是怎样的人呢？他是谈论性命之学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深入到什么程度，大概想把一切都归于空虚。您所交游的何先生，则以高尚的品行闻名天下，而修饰文辞这件事就显得浅陋了。如今您舍弃前者而师从后者，等于是亲近所谓空虚的名义，却沉溺于雕虫小技；况且您所选择的老师，有一个徐先生就足够了，又为什么还要借重我呢？』游宗谦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对于您所说的空虚，每天都铭记在心，却还没有真正得到它。高尚的品行，我只是仰慕它，却不能把它用来实践。自从我写诗以来，触景而生兴，借赋来叙述，寄托于比喻，于是充实满足，仿佛有所获得；我的性情又仿佛彼此发挥了作用。如今有人吃粗菜、穿麻布短衣而不感到厌恶，是因为他所沉溺的东西另有所在。困厄穷苦直到死亡，死也不害怕，是因为寄托在名声上的东西没有消亡。执着于相似之处而自以为高贵的人，是在昏暗中盲目前行的人；没有达到相应境界却轻易互相鄙薄的人，是迷失后又走回旧路的人。您怎么能因为这是雕虫小技就轻视它呢？』我说：『说得好。』游宗谦过去已有两部刻稿，都题名为《辟支巗》。辟支，是佛经中对独觉的训释。游宗谦大概有所寄托吧？到了这时，他的谋划已经穷尽，便把前后两稿删削合并后刊刻出来，说：『难道敢凭这部书向后世求售吗？』贫寒士人没有办法准备行卷；我只要刊刻一次，就能立即得到数百上千卷，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天下能执笔作文的人，请他们替我作先容，并加以修改雕琢。即便如此，没有您也没有办法作先容。穷人手里拿着一块璞玉给别人看，看见的人无不认为那只是石头；陵阳君把它封存起来，后来才看出是玉，于是它便成为玉了。我很为他的心意悲伤，所以最终辞去他以弟子相待的礼节，而替他作序，原因就在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卷〕 《徙倚轩稿》序 今年夏天，白屿金先生从建业寄给我一部诗稿，都是五言、七言近体诗。他说：「我老了，您替我作序吧。」我年轻时就听说先生擅长乐府，在德靖年间名声一时喧腾，以至于像杜甫、王实甫那样的人又仿佛出现了。先生曾经到过我居住的乡里一次，我姑且同他谈乐府，他就谈乐府；稍稍谈到人间事务，他也谈人间事务，并不变色恼怒。过了很久，我才得到先生的一两篇作品，感到非常快意。关于我所写的草率言论，还要再申明一番。到了今天，我私下只窥见先生造诣的十五分之一。先生的古体诗暂且不论，当德靖年间承接北地、信阳的创作风气、执笔作诗的人，对于近体诗哪一个不以开元、少陵为趋向？后来他们渐渐厌倦剽窃模拟的习气，转而崇尚初唐；又逐渐厌弃初唐，转而崇尚梁、陈，只吟咏月露；其中拙劣的又跳到空谈理性的路上。李攀龙在济南兴起，振兴了诗坛，我也有幸参与诗盟。金公从头到尾都与这一诗学相伴，却六十多年不稍稍沾染风格变化的习气，始终守住自己的造诣，务求使意义充实于形象，使才华合乎格调；放开时可以歌唱，收敛时可以讽诵。即使遇到豪放的作品，使气势失去本来面貌、华丽的作品失去原有光泽，先生的诗也仍然自如。从前僧人齐己喜爱韦苏州的诗，便写成韦苏州的语言风格拿给他看，韦苏州每次见到都不赞许。后来齐己进呈自己亲手写的诗稿，韦苏州才大为赞叹，说：「为什么舍弃你自己的本色，反而来仰求像我呢？」如今天下不写济南派诗风的人，大概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定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先生。先生有一座轩名叫「徙倚」，面积很小，仅仅容得下双膝，于是用它来命名自己的文集。我替他作序，也和他约定说：「八年以后，您把和卫武公《抑》篇相应的作品给我看，请再得到一篇让我传阅的文章。」先生所作的其他诗以及乐府，应该还会有流传的作品，详情可见前文。《云间二生文义》小序 云间有两位读书人，范显先和鳦先；年长的刚满弱冠。他们各自拿自己刊刻的四书文义来请我指正，并且请求我在前面写几句话。起初鳦先十六岁时，用长笺向我自我介绍，文辞旨趣极其卓异诡奇而不合常规，大意是想舍弃一世而以千古为老师，却唯独不能舍弃我。我于是恳切规劝他，说：你难道能在稿石上树立文章、穿草衣、吃树木果实，自得其乐就算了吗？为什么不稍稍遵循绳墨，以应对制科考试呢？范生则从他的两个父亲直到长兄，都凭经术显贵；他内心却厌倦经书，非先秦两汉诸家的著作不读。恰好他的父兄先后去世，他心中惶惶而不得意，于是同鳦先交游，又得到我的话，便相继写作时文，终于能够成篇。我读后，范生的文章特别精炼劲健，富有典则；鳦先生则能把自己的语言写到常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姑且不论他们的造诣还没有完全合乎要求，总之都没有失去自己的源流，又不违背经传。二人退下后，有门客对我说，立言的人以求不朽为打算，难道他们这样就能不朽吗？训诂之学本来就已经不是圣人的旨意，何况那些割裂时文、修饰辞藻的人呢？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所谓时文，上不能得到圣人的旨意，下又同古文辞分道扬镳，只求获得有关部门的一次推荐；这就是所谓时文的意义。圣人的精神含藏在文字中，仿佛牵引着却没有发出；我们忽然把它发明出来，使先秦、两汉文章的筋脉和步调能够在我手中出入，却不使人察觉。把乳汁比作醍醐，当然相差很远；但由乳制成酪，再由酪制成酥，从酥中取得醍醐，就没有不是醍醐的。用美玉制成的盒子盛醍醐，里面是醍醐；用陶制的瓦罐盛醍醐，里面也仍是醍醐。所以善于写时文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翻译经义、驱使古文为己所用的。门客说：两位先生最终把文章刊刻出来，是为什么呢？我说：你难道没有看见陈正字吗？他宁可捐出价值百金的琴来警告宾客，又把文章散为百篇，大概一天之内便使名声倾动洛下。唐代所有著名士大夫，如韩愈、白居易等人所谓的行卷，大概就是古代的诗文，而今天的时文。士人急于让别人知道自己，实在太厉害了！两位先生的文章刊成后，作为行卷赠送给人，得到百千份也很容易；即使合乎要求而有人赏识我，固然值得庆幸；即使不完全合乎要求而有人加以批评攻击，能够借用别的山上的石头来琢磨自己，又何尝不是幸事呢？我非常惊异于二人的文章，却又担心他们过早成熟，私下希望批评攻击他们的人超过赏识他们的知己，所以作序来勉励他们。《两都纪游》小序

译莫山人公远喜欢作诗。他的诗有时忽然创出新意，有时突然形成新的声调，专门写人们不曾按照常规说的内容。和山人友善的人说，他的诗源自岑嘉州。县尉常惟也认为山人的诗接近岑嘉州。山人年轻时不经营生计，常常到了灶冷烟断的地步。年轻人得到山人的一句话，便拿来拍掌称快；有人得到他的诗，往往认为写得好而刊刻流传。后来他游历两都，士大夫争相迎接，倒屣相迎和闭门谢客的情况几乎相当，而山人作诗的兴致更加浓厚。从登高眺览、酬答赠诗，直到羁旅寄居、牢骚不平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寄托在诗韵之中。我的朋友宋廷尉望之心气高傲，认为天下没有人能与自己相比，却唯独推重山人及其诗，便请冯观察为他作序。当涂某县令为他刊刻。扬子云的辞赋已经够宏丽了，而他所谓玄学的著作，却只有一个桓君山能够坚定地爱好它。虞仲翔是骨相眼光都卓异的人，感叹举世没有知己，甚至想把青蝇当作吊客；如今山人竟有了知己。二三位君子能够理解山人，那么他也不能说是困穷了。山人的文集题名为《两都游纪》。这些诗本来不能称为纪事，难道也是想把眺览酬赠、羁旅牢骚的情状寄托在诗韵中，附会于杜甫所谓以诗为史吗？朱邦宪集序 邦宪家住黄浦，距离我的乡里约有百里，他交游的全是豪杰贤士和长者，却唯独同我结交得晚。虽然结交晚，文酒之交却特别深厚。不久，他来拜访我，请我为他的事作传；不久，邦宪去世；不久，他的儿子们刊刻他的遗诗遗文数百篇，请我作序。我同邦宪交往只有十年，但始终相处，却仿佛隔了一世。只是关于邦宪为人的情况，大体已经齐备。邦宪作诗，虽然不专门学习高适、岑参，却也时时进入钱起、刘长卿的境界；只是意趣清新、声调和谐，远离拘谨苦涩和粗豪放纵这两个极端。至于他写文章，不只是渐渐接近东京后期到初元、竟宁年间的文风，短篇文章削炼峭拔，也不在柳宗元之下。那时我曾暗中观察邦宪：他早晨起床洗脸梳头完毕，门外常常鞋子满地；来请他办事和答谢他的人很多。乡里结社集资，他总是居于首位。乡中三老遇到疑难，凡是需要居中调解、排解纷争的事情，全都交给他。邦宪每天稍稍过了日影西斜的时辰，便沉浸在酒杯之中，不知他在三余之暇怎样考订经传，而精密核实竟达到如此程度。他所写的诗酒之语，慷慨激昂多过舞衣歌扇；大体得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气势充足，辞语有时不能没有累赘，那么他又怎么能使意趣如此清澄、声调如此和谐呢？邦宪虽然没有取得官职，却因为名声很高，前来求他作文的人接连不断；邦宪又不忍心拒绝，一定要让来人满意地离去。邦宪所做的事和饮酒占了十分之九，又怎么能雕琢文章、达到如此精工的境界呢？古人作诗作文，大多不能兼通，所谓工巧，往往要逃到穷谷荒野，闭门苦写、笔毫写坏以后才能得到。上天赋予邦宪的才能，为什么这样不同呢？邦宪最要好的朋友叫沈明臣，这部集子大多由他校订。但明臣曾间或对我说，邦宪虽然不能离开事务和酒，但执笔染翰与斋居时没有不同；一篇文章写成，就让人批评指摘，随听到一句话便立即删改，不达到工巧绝不停止。邦宪真是虚心啊！他所谓的事务和饮酒，是交替应付而精神不受牵累。这正是他能够形成一家之言的原因吗？有人说我实在像邦宪。姑且不论像不像，邦宪有我这样的朋友，也足以称为得到知己了。王参政集序 这是永嘉王公阳德的诗文集。当初王公年轻时考中乡试，一两次参加会试受挫，便辞谢而不再应试，在旸岙中读书。他所读的书，除经史之外，从各山的经书、地理志，到星历、堪舆之学，没有不广泛涉猎的；他的根本意思是不愿意凭雕虫小技来使家族成名。后来被兄长强迫，参加策试而取得上等名次，先后两次治理难治的县，入朝任尚书兵部郎，出任三辅长官，升任江南节度使，所到之处都显著地有循良能干的声名。他在江南任职时，我正罢任郧镇，拜访王公同他谈论，涉及兵政、漕运粮饷、国家大计和朝廷典章，他明白得如同指掌。后来谈到前辈的风范、功业和气节，言辞又隽永芬芳，仿佛香气已经留在齿颊之间。再谈到山林丘壑、名胜古迹，便使人觉得鼻端仿佛阵阵飘出烟霞之想。偶尔谈及《齐谐》《夷坚》以及瑰奇怪异之事，也自得放浪，毫不疲倦。可是谈到品评文章诗歌，谈到古人认为可以不朽的事业时，他虽然微微表示喜爱，却间或像是没有完全投入其中。他在乡里所推许的人，是康从理；在魏地所赏识的人，是魏懋权；在我们乡州所推重的人，是曹子念；在吴地所看重的人，是俞仲蔚。若不是精通其中的深道，就不容易作出这样的鉴别。王公离任后，曹子念才亲手拿一部文集交给我，使我读完了其中所谓的诗文。由此才知道，王公并不是不擅长文章，也不是不能充分品评文章。根本上，他又不愿凭雕虫小技来使自己的官声著名。难道读王公的诗，一定要拿六朝以及初唐、盛唐的格调来衡量吗？只是他的诗大多声调流畅和谐，合于我的性情；间或有像天籁自然发出而精深高妙的作品，如果说它不像嘉、随二州的诗语，这样的说法恐怕很少。王公的文章尤其不拘守古人的形式，却以深厚积蓄为根本，以见识加以裁制，切实详尽，悠然出于自然法则，当然不是刻意雕肝镂肺、东施效颦的人所敢企望的。于是曹子念认为是这样，请我为它作序。王公功劳已经很高，嫉妒他的人无法压倒他，便诬陷他说沉溺诗酒、忽略正事。王公笑着答谢那些攻击他的人，说：「你们诋毁我本来是应该的，只是你们应当排在我前面，因为我不会作诗，而且平素也不喝酒。」其实公文簿册的事务，从鸡鸣开始一直忙到二更，还不能停止；酒一到嘴边，他便瑟缩着想逃开，整天也喝不完一小壶。我本来就甘愿承受这种劳苦，可是凭什么说我沉溺诗酒呢？我对曹子念说，王公的文集流传以后，天下人该不会又认为王公酒量很大吧？只是王公将要出仕还是不出仕，以及他不喝酒的那些日子，全都是他写诗作文的日子。即使是雕虫小技，也没有辜负王公了。休阳史序

译休阳，就是休宁。为什么称作“休阳”？这是记述其建置源始的意思。源始于何时？源自汉代。为什么称“史”？是采用史书的体例。史书体例有两种：编年、纪传、志、表，详尽者各有其体例，简略者则编排而成。凡称“志”的，就是采用纪传、志、表的体例。巢父称休宁为休阳，是史书的称法，也就是采用编年体例。编年体例有两种：《左氏春秋》的编年，是为了记事；《春秋》的编年，是为了彰明法义。史书写休阳，属于哪一种？若说是为了记事，那么为什么又采用彰明法义的体例？它比《左氏春秋》简略，却比《春秋》详尽。想来是采用《竹书纪年》的体例吧。休阳只是县邑，为什么还涉及郡？又为什么旁及其他县邑？想来是采用《春秋》记盟主和诸侯的体例吧。它为什么不采用彰明法义的体例？因为天下如同一家，法度已经在天子之上，所以不敢冒充《春秋》的体例。既然是记事，又为什么不采用《左氏春秋》的体例？这是因为讲究文辞。它讲究文辞，为什么裁定取舍竟达到这种程度？巢父爱好奇特的写法，实在太过分了。他曾经拿诗文来拜谒我。没有办法，又拿《休阳史》来对我说：“天下或许会有知己的人吧！即使没有，您又将怎么办呢？”大概他自叙时还寄望于后世。我将把它收藏在天鄣山。《宋诗选》序 自从杨亿、刘筠创作而有了西昆体，欧阳修、梅尧臣想用平淡来改变其裁制；黄庭坚出现后又有了江西诗派；眉山苏氏在其中睥睨群雄，最被称为雄豪，却也不能没有高下优劣。南渡以后，陆游、杨万里等人的诗也终于文采斐然。离开宋代到了元代，诗风渐渐以轻快俊秀取代了宋诗。明朝兴起后，各位先辈大夫的作品不能不兼采宋、元两代的成就；而从李梦阳、何景明以及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以来，古体诗、乐府诗上承东京，直到三谢；近体诗上承显庆，直到大历，这些全都不必再说了。宋、元两代的地位也因此降低了。吴兴慎侍御子正唯独选取《宋诗》刊刻，请我作序。我过去曾跟随几位君子，后来又抑宋扬唐。子正为什么要刊刻它？我为什么接受子正的请求来作序？我之所以抑宋，是因为爱惜诗歌的格调。然而一个时代不能废弃宋诗，人人的作品不能废弃，篇篇之中也不能废弃句子；其中可取的，实在不只是前面所说的几位诗人。这些话说的是格调以外的价值。如今把最看重饮食男女的人同轻视礼义的人相比，岂止是饮食男女更重要？医生不会因为有人参、茯苓就丢弃地肤子、狼毒，大官不会因为有八珍之食就丢弃胡禄；关键在于善于使用它们。即便如此，把彼方当作我方来用可以，把我方当作彼方来用却不可以。子正不是想替宋诗伸张名位，而是想善于使用宋诗。那么，他为什么不刊刻元诗？是子正还在等待时机吗？还是因为元诗轻快俊秀、声韵文采太多，不能抵得上宋诗的充实根柢吗？这样看来，信阳的评语确实准确，他说：“宋人看似苍老，实际上疏略粗率；元人看似秀美峻拔，实际上浅薄俗陋。”这两句话，难道就是对宋、元两代的定评吗？后来的读者只要认为子正是借宋诗来抑制元诗，或者认为信阳没有把宋、元列入其中，也就可以了。《弇州续稿》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四十二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台中奏议》序 明朝兴起后，嘉靖末年进谏言事的道路颇为受阻。当时侍御张公巡视山西，唯独上疏请求召回旧日谏臣吴时来、董传策等五人，认为他们能够揭发严嵩父子的奸恶，这是曲突徙薪、防患于未然的功劳。奏疏上呈后，触犯圣旨，张公被逮捕关进诏狱，受廷杖六十，贬为编氓。没过多久，到了隆庆初年，天子依照先帝遗诏，把曾经直言进谏的人全部召回，恢复官职，言路才大为舒展。张公再次任御史，感激皇恩，又自认为得到世所罕见的机遇，于是所条陈的国事，其中重要的如恢复殿名、勤勉圣学、责成宰相建功、重视缇骑统帅等，都明确地揭露弊病。不久他出任三辅巡按，勤勉体恤民间疾苦，又两次请求减免赋税、节省开支。其中最为艰难的一件，是上疏请求特意召回旧日谏臣石星；左右近臣说张公违抗、蒙蔽明诏，进谗诬陷他，张公几乎再次被逮捕。最大的一件，是揭发强悍宰相的奸诈欺骗，请求依法处理；天子为了抑制私情，勉强将那宰相罢免。海内都一致认为：张公难道真是汉代御史纲的后身吗？不然，怎么能触犯当权者的威势到这种地步？张公从此升迁掌管尚玺，辅佐太仆寺，仍然迟疑不肯骤然升迁，急忙请求回归故里。而所谓强悍宰相又重新起用，终于按照大计考察的条例把张公罢逐了。恰逢张公曾经论奏旧陕西巡抚不应任副宰相，因而使其罢职；后来那位巡抚又显贵当权，张公从此不能振作。即使是了解张公的人，也只能用成例来限制他，徒然掐指叹息、发怒而已。所谓“成例”，大概是每六年考察京官和朝官，斥退贬谪他们，作为通常的条例；至于因改朝换代、灾异，或因言官建言而考察官吏，则称为非常例。非常例本来也是成例，明白的人还怀疑这是借机报复；可是如今考察张公的理由，一条也没有。一个宰相掌握太宰的权柄，说：“请允许我得到一名言官，来决定他的去留。”另一个宰相主持御史台，说：“不行，恐怕会让他对素来怀恨的人称心如意。”御史台的意见虽然没有实行，但天下都归功于御史台正直，而不归功于太宰，这又怎么能说是成例呢？只知道大计考察是成例，只知道大计考察之后弃置不收也是大计考察的成例，却不知道不是出于故意而进行考察，反而不应算作成例。如今不拿成例来限制报复者，却拿成例来限制受冤者，这是什么道理？元祐年间的贤臣攻击元丰年间的党人，不能取胜；那些人在绍圣年间掌权后，为了向元祐一派泄愤，把他们流放到无处不至，却没有立即使他们终身禁锢；即使被禁锢，也没有不获解除的。凭张公讲明学术、阐明道理的修养，他把一个官职看得如同破草鞋；即使没有得到重用，他所提出的建议对国计的补益也不浅，他的文章也差不多足以与元祐时期的刘器之、陈了翁相提并论。足以流传永世。计算张公的奏疏，大概有几十篇。唯独他推举我，实在是过分抬举了我。然而我不敢因为私交而替张公惋惜。我所惋惜的，是惋惜国家的体统，也惋惜那些类似张公而同样不再被任用的人。《念初堂集》序

译嘉靖年间，掌管外制诰命的人，专门用骈偶、割裂、缠绵的方式写文章，言辞对皇帝有所顾忌，却向执政大臣献媚，于是朝廷推举公与两三位学士共同讨论，而公所起草的文章最为简约精要、淳厚古雅，推本于经术，文采斐然，具有两汉风格。当时馆阁中的士人争相以诗酒装点太平，唯独公不这样做，专心考究国家典章旧事，以至边防、财赋等各项大计，都明白得如同亲自掌握，因此他表现在文章中的内容都明切而能揭破弊病，俊逸厚重而余味悠长。公一共主持文衡一次，三次主持南北成均，心里一定要选得真正的人才来供国家使用，所以他谆谆教导、提携后进的，无不是亲近实际、敦厚践行的学问，这些都记载在各种说部中，可以考察。公既不屑于被花鸟月露之类役使，而对当时雕虫琢玉的文辞技巧也像对异趣一样惭愧躲避；但凡是发自性情而止于文明的作品，他都能做到内在充实、外在有文采。我从年轻时就喜欢读古代文章家的著作，私下认为西京以前，谈论义理的推孟子，善于抒写情感的推屈原，筹划政事的推贾谊；这难道是有意修饰文辞吗？可是他们的文辞何尝不工整？关键在于内中有敦厚的气息和孔门的精神，夜间存思，仿佛在夜气清明、黎明将至之前剖取玄珠；那种洞察先机、齐同万物的妙处，或许也可以从《吊屈原》《鵩鸟赋》两篇中略见一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后世才开始分歧为两三派，各自建立门户，互相争高。文辞……而不能胜，便归结到义理；义理穷尽而一无所得，又重新趋向文辞。抛开事实而谈义理，就会空疏；抛开义理而筹划事实，就会鄙俗。他们之所以分歧为两三派，是因为并不能真正达到自己所承受学问的境界。公所达到的境界是真实的，因此能够默默贯通而不受阻隔；正因为默默贯通而不受阻隔，所以能兼收并蓄而没有偏颇短处。公大概是接近大成的人吧！了解公的人还认为，公没有在经筵侍讲，不能凭文章资助皇帝启发圣明；没有担任内阁及六部大臣，不能凭文章确定国是、以圣人的德政来辅佐皇帝宏图，因此认为这是缺憾。我却不这样看。孟子退居后写成七篇，荀卿、文中子也都有著述，都是为了等待后世有王者兴起时，能够从我的言论中有所取用。取水饮河的人，只求喝饱一肚子；公的文集流传后，天下和后世难道还会没有能够喝饱的人吗？以一时的显赫来彰显公，作用是有限的；以异时流传的言论来彰显公，作用却是无限的，又有什么可遗憾？公今年七十岁，精神矍铄，超过壮年时；即使遭遇西河之戚，也不至于像子夏那样因此笃信圣学到这种程度。从此以后，一切都将化为坦途。我虽不敢说自己能守护玄理，公所达到的境界难道与玄理相等吗？公字子难，别号稚川先生，他所命名的文集叫《念初堂》。《陈子吉诗选》序 子吉以太学生身份参加京畿考试，于是考中了经学第一名。子吉本来凭经术进身，又擅长古文，喜欢作诗。当时前宰相兴化李公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便同他讲论钧礼，称他为上等宾客。各种应制诗、篇章、笺表，大多由子吉起草。子吉晚年屡次命运不济，多次上京应试，总是被报罢。但他所作的诗却更加精工。李公既然被元宰相起用，回到故里后，常常称病，让掌故谢绝宾客；即使有客人代他接待，也不敢随意来见，唯独子吉出入幕府之中，自由自在。李公将为他的诗作序以便刊行。今年秋天九月，子吉经过我的弇园，拿出来给我看。我过去在吴兴见过子吉，已经十年了，却还只把他看作经学之士，不知道他能作诗，更不知道他的诗竟精工到这种地步。若不是子吉来访，我几乎就错过它了。诗道在弘治、正德年间开始开拓，到隆庆、万历之际，已经盛大而达到极点。然而其中高明的作品，以气格、声调、音响互相争高，却不根植于真实情感；骤然吟诵，仿佛合于宫商音律，阅读起来又仿佛经纬齐备。等慢慢寻求其中的内容，却什么也没有。至于低劣的作品，则不过是巴人下里之曲而已。唯独子吉能在其中斟酌调和，使格调总能规范情感，使质实总能驾驭华饰；所谓寻求起来确实有内容的作品，往往就出现在声色形式之外。他在五言古诗和近体诗方面，尤其可以称为长城。然而他带着束修来拜见我时，过分谦抑，自以为少年人只求自娱，喜欢作骚赋、乐府；后来又被经学夺去了精力，再后来又被应制诗和骈偶言辞夺去精力，不能在学问上大力钻研，这实在使操笔作文的人感到惭愧。他刚脱去青衿，就假借辞藻通达；戴着宽巾、穿着宽衣，便冒称山人，纵谈汉唐语言。他哪里是真正拥有这些，只不过姑且用来使自己快乐罢了。子吉才华很高，却为什么过分自谦自抑？这不正是子吉所谓笃实谨慎的长者吗？于是我们的太守张君把他的诗选取出来刊刻，说：子吉，将来能从这部书得到益处吗？如果能，那么现在就可以刊刻；而我知道它不会白白损坏木版。《真逸集》序 这是我们吴地人毛文蔚豹孙的诗。豹孙的祖先，曾祖父白手起家，做到御史中丞；众多孙辈都拥有豪富资财，以衣食、车马、声色互相争比，唯独豹孙内心厌恶这些，只穿破旧衣服、吃粗劣食物而已；他也不问家产，家产反而先行散落。年轻时擅长经生义理，久而久之也厌倦了，便努力写古文辞来表现自己，希望等待后世知音。他的诗文可以留待后世。吴地是天下最大的府，富有豪杰贤者和长者；豹孙虽然不常常同他们往来，偶尔与其中才华出众者交游，也有许多人能够称述他的才华。蜀郡张中丞巡视地方时，曾聚集各位名士，在他住宅的门楣上悬匾表彰，以显示其卓异。豹孙获得“真逸”的称号，于是把自己的诗命名为《真逸集》，请我作序。我曾说，诗所谓“格”，就像器物有格一样，也有止境的意思，即事物达到此处便止。如今天下著名的诗人，没有谁比得上我们吴地；吴地诗人大致有三类：下等的取巧拼凑，因而陷入陈套浅易，尚且谈不上达到格调，只是在格调之外停滞；上等的探寻月胁、穿透天心，专门追求常人不曾说过的境界，想超越格调而更上一层，却不知道最终归宿；至于才思敏捷的人，驰骋于声情，以迅疾取胜，反而越是接近，越是坠入格调之外。豹孙却稍有不同，大致能够调剂华饰与充实，约束事物与景象；他遇到事物触发兴致，不取法于别人，而取自于自己，因此有恒定的声调，却不越出格调。至于五言古诗和近体诗，更是文采斐然、意味隽永。豹孙作诗总共有数百上千首，他的文章也同样多。我想到他家境贫困，不能把全部作品交付刊刻，所以只刊刻其中尤其奇异的诗，另附骚体一首、七言诗一首。从前华阳陶弘景隐居时，获得“真逸”的名号，他的文集也称《真逸》，与豹孙同有这个声名；流传到后世的诗作却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豹孙的诗当然不必担心会少了。《茶陵颜氏族谱》序

译颜氏的先祖，从春秋时代开始。可以考察的，是鲁郡公颜真卿亲自撰写的《王友碑》开头所说的：“系出小邾子。”孔门通达的弟子有七十二人，其中颜氏有八人，但没有说明他们是哪一人的后代。到了汉、晋时期，颜氏在经术、政事、文章技艺方面人才辈出；到齐代，御史中丞颜见远因哭悼和帝去世而悲伤至死，于是又以忠节显名。到了北周，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没有署名。隋文帝辅政时，下诏追寻并守护旧日的玉玺，颜之仪不肯交出，因而被排斥在外，又以忠节显名。到了唐代，颜真卿与堂兄太子太保颜杲卿倡议起兵，抗击安禄山。颜杲卿在河北被磔死，家中跟随殉死的有十多人；颜真卿又两次抵抗叛将李希烈，最终自缢而死，大概又是以忠节显名。到了宋代，安抚判官颜雷歘跟随大帅曹彬守卫潭州，多年抵抗胡元之锋；城池陷落后，全家自焚而死，于是又以忠节显名。一千多年间，颜氏在经术、政事、文章技艺方面当然不乏人才，但其中最显著的，世世代代都称为忠臣。唉！忠臣之所以成为忠臣，本来已经不顾自身了，难道还能顾及子孙吗？而颜杲卿、颜雷歘两位先辈，一人死去而全家随之殉难，那么要使他们的子孙不至断绝，只剩下一线气息罢了。然而这一线气息延续下来，并开启了后代，渐渐昌盛，渐渐显明，颜氏的支派于是遍布天下。唉，真宰的安排为什么如此深厚周到，仿佛亲自来到这里呢？如今茶陵的颜氏，是颜雷歘的后代；居住在梅院的，是攸县的一支；居住在南冲的，是露水的一支；居住在盘陂的，是墟塘的一支。大小数千百人，都能以祭祀礼乐为事业；出仕后历任内外官职，都有能吏的声誉。元代的杰出文宗又制定家规来整齐他们，明代的杰出人物孔思又加以效法并扩大。其子州别驾颜志邦又能编纂先祖至今日的族谱，于是向我求序。世人给宗谱作序，往往夸耀门阀、记述功勋；这些我都不谈，只谈忠节的危险。希望后世即使不顾惜自身而仍有能够保存下来的人，后世之人不要害怕忠节的危险，而要善于践行忠节，使它世世代代不断绝。俗话说：“天下太平就是良臣，天下动乱就是忠臣。”如今天下已经极为太平，凡是名为颜氏的人，时时追念先世所行的忠节，成为良臣就可以了。颜氏旧有黄门侍郎颜之推所作《家训》，族谱遗失了；又没有列入各位颜氏人物及颜杲卿的传记。我家有善本，全部赠给别驾，让他刊刻。《金华府志》序 除京畿二府之外，成为大藩镇的有十三个，其中浙江最为重要。浙江的大郡有十一个，处在上游的有三个，其中金华最为重要。金华这个地方的建置由来，在秦代只是一个县邑，但后来地域逐渐扩大，人口也逐渐增多，已经分割为若干支邑，由郡统领。至于名称的由来，则从梁武帝时开始。婺是婺女星的名称，也是星精；婺女所统辖的扬州分野，名城数十上百，而金华以一个小小的郡来对应它，地位的重要难道不是十分明显吗？宋绍兴甲戌年，洪遵洪文安公来任通守，编纂了府志。元至正改元时，瞻思以佥廉访事的身份来此分署，又续修府志。然而其大体只是草创，备于采集记述而已，各县也还没有完全归属。到了元末明初，天地雄厚广大之气偏偏汇聚于此，文明之光又独自在这里开启；各旁邑前来归属的，连同郡城一起编入乡里。亭邑之类有数百处，山冈仿佛培土而增高，河流仿佛疏浚而加深，原野低湿之地仿佛开辟而更加广大。一时的俊彦才杰，如黄文献、宋文宪、王忠文等，又从四方兴起而共同文饰光大此地，于是金华以郡名闻于天下。到了成化庚子年，周宗智来任太守，又续修了府志。大约过了近百年，如今太守王侯懋德到任，政事办成之后又续修前三部志书，于是叹息说：“周志以前的记载已经核实了，我担心还会有遗漏的材料；周志以后的情况日新月异，我担心最终散佚而没有记录。”于是同僚丞廷龙、倅之梦、司理键共同谋划，又把修志之事请示巡抚司马徐公、按察侍御王公、分守徐公、分巡胡公、督学乔公，众人都答复说可以。于是下令金华县，命名藩延请左给事中陆君凤仪主持修志局，把任务交给章一阳等十名诸生。大体上由陆君负责搜集整理，而王侯实际从中主持。经过一年，书稿完成，共三十卷，从建置一直写到艺文，共分三十八条。王侯说我过去曾任兰溪县令，最近又有牵连，便托人来请我作序。我私下认为，志书记地理的，详于地而略于人；记史事的，详于人而略于地。如今这部志书所记的分野、灾祥、山川、土田、官师、人物，各方面都文理斐然，三才之道全备了。从前杞、宋是夏、殷之后裔，属于天子之邦所降居承继的地方；至于它们的礼制，孔子能够谈论，却受阻于杞、宋的材料不足以考证。如今一个小小的郡，处在越地分支采集之地，经过将近两千年而逐渐昌盛、逐渐显明，这是谁的力量呢？君子认为，金华因文献而闻名天下，是从洪公开始的；帮助他的是瞻思和周宗智。金华因文献而居于首位，并且世世代代不衰，则是王侯、陆君以及当时卿大夫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我不推辞，写下这些话。《南桥徐氏族谱》序

译徐氏的先祖凭医术显名。最初是公熙，后来有秋夫、道度、叔向。叔向之后，居住在南方的有文伯、嗣伯、雄；居住在北方的有成伯、之才、之范。他们虽然历任内外官职，官至二千石，显贵者登上高位，享有声望，却不愿舍弃医术，甘愿以方技名家。雄的后代，经过几十代、上百代，才开始形成南桥徐氏。有一位郡医学提领德者，又凭医术在当时闻名。从此以后，提领德者的儿子振宗，提领的儿子子旸，子旸的儿子可豫，世世代代传承医术而不废。可豫尤其被称为医术神奇。他的下一代是院使公枢，历事五位皇帝，赐金紫之服，告老还乡后以高寿去世，诏令赐祭并安葬。再下一代是院判公彪，凭六品官得以任子；他的儿子季名墱，入宫供职于中秘，屡次升迁至水部员外郎。他的叔父埙从史职转任武职，做到锦衣卫千户。诸孙中杰出的有鏔、鋘、鎜，曾孙中杰出的有源，他们相继在太医院学习并担任官职。名叫济的，考中科试，两次出任岩邑县令，又任大府训导。从此南桥徐氏在州县之间更加有声望，离开医术而从事儒业的人也逐渐增多。儒业中杰出的是益孙，为太学生。益孙曾经考察并总括祖先的事迹，叹息说：“炎帝治理各种药物，解除百姓的疾病；轩辕氏与岐伯所讨论问答的医道，被称为经典，与伏羲的《易》并列。医学所起的功劳多么伟大啊！我们徐氏的先祖熙公，把医道传给子孙，在南北两地都显达。大概传了几代便断绝了，断绝后又由提领德者承继。到了院使公，所受到的皇上宠遇恩泽，卓越显著，是台辅大臣也不敢奢望的。如今以后，穿宽衣、束大带的儒业兴盛起来，而我们家的医道却渐渐消亡了。况且我们徐氏世代并不缺少文献，怎么能任其散佚而没有记录？于是亲手创作族谱。自熙公至雄公，作为耳祖，称为‘创始’；自德者至第十二世，称为‘世系’。提领公以后有声闻的人，列述其事迹，称为‘贻’。院使公以后，上方赐予的制诰、敕书、御诗，记载为‘恩纶’。诸位名公大夫所作的志、述、表、传、记、序、歌、诗之类，系录为‘征信’。其他传承下来、称述后代的，仍叫‘世系’；另附传疑之文。这样一来，族谱完成，徐氏所谓文献就清楚明白地具备了。从前我家有才华的诸子少卿、同卿，白手起家做到大官；然而之才还说他们不学无术，叹息道：‘终究恐怕会同广陵散一样失传。’这是为家声衰落而伤心。今后徐氏的后代，进则从事儒业，退则从事医业，如果存心爱护万物，以成就自己的名声，并把声誉施及后世，那么一切都有族谱可以凭据。不要让徐氏成为之才所讥讽的那样。益孙与我友善，有史家的才华，这部族谱也可以由此看出一斑。《文起堂续集》序 我们郡的张幼于，从十多岁成为诸生起，到现在总共三十多年，没有一天停止过著述写作的事业。凡有编撰的作品，甚至游戏之作，一经刊出，人们便喜爱而传播，因此刊行的文集有十几部。最为宏富壮丽的叫《文起集》，共十多卷。这部是它的续集。幼于既然仰慕周武王、姜太公的风范，所作箴、铭一百十篇，最为古雅而切合义理与事理，放入《楚书》《汲冢书》中也难以辨别。他的赞颂以及责己、诫子、赠妻等篇，也同样如此。至于他答复袁太常的书信，以及规劝少卿、中散的文章，都是从胸臆中发出，又显得文采斐然。幼于的文采和才思举世无双，各种即兴酬答，运斤成风，舒缓充沛而又幽深寂静，遍及海内。即使鸡林的商人，也很能仰慕喜爱它。可是这部集子难道还没有收尽他的作品吗？为什么呢？曲调越高，能够唱和的人越少。魏文侯因此害怕入睡，汉高祖因此轻视雅乐，说的都是世俗的缘故。可是我认为，这部集子一旦完成，其他文集就应当捧着盘盂来跟随它了。幼于有《秣陵游稿》，曾经来请我作序，那实在是这部集子的一个分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章〕 《梁伯龙古乐府》序 凡是有韵的言辞，能够配合管弦乐器演奏的，都叫乐府。风、雅衰微而铙歌、鼓吹兴起，听的人还怕会困倦。燕、魏、齐、梁的曲调兴起后，丝竹乐器不能完全协调，肉声歌唱又以绝句为限，正是由此宣泄而出。绝句婉转却不能长久，于是《花间集》《草堂诗余》中的峭丽清新显现出来。花间、草堂之音不再入耳，北方声调便变得劲健；北声不能长久留在耳中，南方声调便兴起。伯龙所作的是南音，只要还不至于荒芜，轻薄少年和游荡女子都能学习吟诵它。但伯龙心里不高兴，说：“这哪里足以使我成名！”如今古乐府与今词，源流本末相差很远。古乐府的声音发自自然声籁，文辞则因循情感而生，古代原本没有把二者分开。于是伯龙稍稍取法建安、六代的作品来模拟，写成若干首。伯龙的才华常常有余，所以不能完全返回根本源头；他的质朴又不能驾驭文采，所以时时出入于古今之间。然而有时用正面直说来表明志向，有时用婉转言辞来引发情感，总归于平和雅正，希望能够洋洋然充满耳中。有人还说，文园令司马相如的赋，班兰台班固尚且要等曲终之后演奏雅乐，何况伯龙呢！我不敢认为这是正确的：不取他结尾的雅正，却因他开头的曲调而责罪他，这是法家苛刻深刻的说法。伯龙毕竟还知道返回古道。柳屯田、张秘监的才华，难道会骤然低于伯龙吗？只是安于偏嗜而不知节制，所以奸巧之辈用“三中”来指称柳永，又用“三变”来讥讽他。他大概想为自己辩解，却没有做到。黄豫章比这两个人贤明。到了后来，他竟借佛教来作谶语，以替自己解释。若真是后悔，为什么不像伯龙那样以古乐府作为谶语呢？所以我说：伯龙还知道返回古道。《苏长公外纪》序

译如今天下以四姓来指称文章大家，唯独苏公的作品最为便捷爽利；而他所写的论、策一类文章，在当时最为切近时务，所以操笔作文的士人很少有不学习苏公文章的。虽然议论苏公、品评其文章的人不可能没有稍微挫伤他的地方，但假使天下有能够完全读尽四家文集的人，万中也难有一人。苏公才华极高，积蓄极博，表达出来极其通达，而且又极为平易。三家人的奇异之处，都尽在各自文集中；苏公的奇异之处，却没有尽在文集中，所以天下若有能完全穷尽苏公奇才的人，亿万人中也未必有一人。苏公没有尽行押韵之作，而在词方面，温庭筠、韦庄胜过他；在雄健言辞和诙谐方面，侯白胜过他；在雅正文笔以及书信、题署方面，黄豫章胜过他；在俊逸游戏之文以及书法方面，颜平原、李北海也难说不胜过他；在古木竹石画方面，文与可胜过他；在遁入佛门方面，裴相国、杨学士的禅学胜过他。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三位君子，苏公有一项吗？没有。当苏公生存时，即使荒僻州县，儿童妇女也没有不想见他一面的；他的言论流传到北方幽州、朔方，向东到三韩，向西到羌戎，向南越过鸡林、马人之界。然而禁止他的，竟在高堂华屋、细旃之上；同他对立的，是谈论经术道理的人；急忙驱逐、又急忙想杀他的，也是一时有才智的贵臣。唉，真是奇怪！等到苏公去世很久以后，高堂华屋、细旃之上的人对他的憎恶渐渐转变为喜爱，学士大夫直到今天仍然仰慕谈论他而不衰。即便如此，若问他们凭什么能够完全了解苏公，那么除了他的论、策以外，也没有多少了；这就是我说亿万人中未必有一人的原因。当我年轻壮盛时，和王于鳞一起学习古文辞，对四大家实在不能相契合；晚年才渐渐安适。不必说苏公的文章，即使是他的诗，最被称为雅正、变幻而驳杂，虽不能成为我的法式，却也足以被我取用；他感发节义，以及聪明才智流散而成为风调才技的地方，有时正合我的心意。因此我取来苏公的年谱及传志，略加保存，又辑录苏公的短文，采录各家评论，连琐碎的记述也一一附录，约成十卷，命名为《苏长公外纪》，放在山房几案的闲暇处，每天抽取一卷佐酒一杯，它的滋味大概不亚于山珍海味。《皇甫百泉庆历诗集》序 百泉先生从二十岁时诗道便已成熟，四十多年间的作品，到世庙在位之日已经全部流传于世，当时已有刊行的集子。自隆庆改元到万历年间，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他的名望更加隆重。天下想得到先生文章的人更加迫切，带着礼物和名帖来求诗文的人早晚都满溢门庭；一等他出游，捧着纸笔跟在他后面的人便接踵而至。先生慢慢倚着几案，有时在酒席间应答他们，他们都各自满意而去。凡先生所用的典故、寄托的旨意，即使纷纷而出、无法穷尽，却没有不精确而雅正合宜的。那些以诗题或韵脚来难为先生的人，即使成群而来、多得无法计算，也不能找到他一点瑕疵。他所作的体裁有五言、七言古诗和近体诗等许多种，但都不落入开元、大历以后的旧套。因此那些求文的人又时时想看到先生的全部作品，而先生估计无法一一应付，才开始谋划刊刻。书成后把信交给我，请我作为糠秕之前的先导。我曾说，古代那些精于言辞的人，在年少时，往往强迫自己有限的精神，努力达到难以达到的境界；有时借助外界遭遇，凿开自己原本不受雕琢的天性，所以往往不能享尽本有的寿命。幸而活到老年，智慧穷尽而无法再思考，气力衰耗而不能充实志向，所以才华又往往不等到寿终便耗尽。从东西两京到建安、六朝，只有扬中散、扬子云、颜光禄、谢灵运活过七十岁。然而扬子云遁入玄学以休息，谢灵运遁入饮酒以休息；他们没有领悟自己的智慧已经穷尽、气力已经损耗，只姑且凭借雕虫小技，那是壮夫不肯做的事，而他们的才思也已经衰晚了。至于江淹才华枯竭、谢朓思绪耗尽，更是比他们还要差。拿先生来看却独独不是这样。当先生的兄、弟、季氏几人相继以文章闻名东南时，他们中较早去世的已经将近三十年，最近的也有十多年，而先生却独自挺立，如同鲁灵光殿一般；可见他的精神本来还专一凝聚，没有到达尽头。这六十年中，若不是遭遇重大变故忧患，他没有一天停止读书。他吸收时仿佛输送，释放时仿佛倾倒，又怎么会使先生的智慧穷尽、气力耗损呢？先生把作品寄托在《庆历》这个题名上，是因为庆历为二圣的年号。如今万历长久无疆，而先生的诗正如太阳每日升起、河水日益盈满一样不断增长；他的诗集卷帙将多得无法计数，我姑且先作序，等待以后再看。《伐檀集》序 我所友善的张将军，平日说话喏喏，仿佛难以出口；可是他统率剽悍士卒、拉开强弓、跃马回顾时，却有凌驾广武君的气概。至于命亲朋好友畅饮，举起大杯，像鲸鱼吸水、牛饮一样，酒还未停便飞快喝下，俨然是高阳酒徒。酒后耳热，慷慨谈论天下大事；有时意见有所不合，便翻白眼辱骂席间众人，大家渐渐都躲开了。这样的人本来不可能作诗，即使作诗而得到一两句《易水歌》那样的言语，头发竖起、骨气飞扬，也只能附会于燕赵诗人之后罢了。然而他所读的书，一定是在西京以后、开元以前；他在格调上努力攀登武德、贞观的境界，又稍稍用齐、梁的月露之辞加以柔化。他的语言力求出于常人未曾说过的境地，宁可有瑕疵的玉璧，也不要完整却粗劣的石器。这种语言存在于天地之间，人人都能得到，却也人人只会彼此剽窃，像太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要淘汰它使之精粹，创新它使之新颖，不经过深沉而精刻的思考，很难做到。如今我把那些所谓精粹、新颖的作品举出来，不归之于一般人而归之于张将军，正确吗？唉，士人本来就不能只看外表。我平日常常奇怪，那些脱去铠甲、头戴貂蝉冠的人，按常例不能写文章；即使写了，也像沈约授意口述、曹学佺故作险峻的文笔，偶然有所发挥，也不过是偶尔胡言乱语而碰巧说中罢了。前面只有一个孟德，后面只有一个处道，光彩琅琅，兵戈之间仿佛盘龙般呈现正始风流，却很快因文章而败坏了。如今天下有幸承平无事，所以张将军不必治理军务，能够利用闲暇作诗；但最多只能以一个诗人的名义使张将军闻名，而他统率悍卒、挽开强弓、回顾睥睨、凌驾群雄的气概，只能收敛在伊吾嗫嚅之地罢了。然而假使张将军凭一个诗人的名义流传于天下后世，他本来会甘心吗？为什么呢？他在同僚中睥睨群伦，又多次在东海之上跟随我，不因我困顿卑琐而产生厌倦之意，可见他确实有真正的爱好。诗共六卷，命名为《伐檀集》，大概因为他的书斋名如此；另附《羁淮》二卷。将军名元凯，曾经负责漕运，任千艘帅，又两次掌管卫所印信；他几次起伏失意，也与诗歌有关。《史记纂》序

译以栋已经把他的《史记评林》刊刻发行，我曾为它作序。现在他又刊刻所谓《史记纂》，为什么呢？后世研究太史公的有两类人：按照纪、传、志、表纲举目张，编列史籍而写成一代史书的，这种工作不容易做；摹取句子、摘录字词，交错综合史料而自成一家之言的，世上本来不乏其人。《评林》发行以后，从馆署直到郡邑学校的学官，没有不研究太史公的。想来是不是因为书帙太重而不能远行？费用太大而不能惠及贫者？编排太繁而不能适合阅读？以栋对此忧虑，所以凡是叙事而略于文辞、讲文辞而少于法则的，不敢编入；只有褒扬赞美而没有精神散发的，不敢编入；只有提纲指示而没有关键、眼目、筋骨、照应、步骤的，也不敢编入。这部《纂》，能使穿着儒服的士人稍微懂得学习读书，使执笔作文的人获得寄托耳目之处；不必深入探究，文章法则便灿然齐备，机锋也跃然若有所领会。因此《史记纂》发行以后，研究太史公的人本来不必都依靠显贵亲近和有权势的人。有人说，以栋这样做，岂不是把文章割裂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是昭明太子的滥觞，也是真文忠公汇合发展的做法。金属精炼到神妙之处，熔化后取其精华，用来铸造普通铁器，便都成了镠金。精于酿酒的人把酒澄清，取出其中的酒母，用来调制清水，清水也都成了醪酒。这是作文的要诀，也是以栋想要惠及天下士人的用意。至于编列史籍而写成一代史书，则有最初刊刻的《评林》在那里。《杏山续集》序 我掌管郧地节镇时，所辖内乡有位李先生，此人卓异奇特，与常人不同。门人上前通报，说有乡贡士来拜见；只见他身着金绯官服，光彩耀眼，白发如霜，骨相如鹤。稍稍交谈，他谈论千古事业，滔滔不绝，仿佛珍珠贯串一气呵成。他的《杏山集》中，五言古诗最为遒劲高上，俨然有建安、康乐的风调；七言歌行出入于杜少陵、李太白之间；近体诗则如所谓武库中的兵甲，森然排列而刺眼。然而他的气势总是完整，运用典故总有余裕，间或发挥出一句独到的话，往往出人意料。我非常惊异，不久便辞别离去。后来我拜谒太岳玄帝宫，他写信来说，我整衣登上天柱山，向西眺望就是峨眉山，稍向北方看仿佛是二华山；向东所居住的王使君那里，都是人间的宏伟景观。先生还作了几章歌诗，语言更加奇异。过了很久，我解除郧地节镇之职，刚下到均州，先生已经在江岸等候我了。酒席上慷慨谈论不止，不久他患病，昏沉眩晕，病势危急，赶紧呼唤取药。服药清醒后，他还说：“病马仍然可以日行千里，何况我已经老了，又怎么能再见到王使君呢？”谈到半夜才分别。又过了将近三年，我乡的徐中丞入朝任司寇，回乡后，先生托他带信给我。又过了三个月多，先生再次专门派使者带信来慰问我的困厄。我确实更加感到情意深切，正当他壮年且已经把《续稿》全都装在箱中拿来给我看时，才发现其中赠答、怀人、寄意之作全都收在里面。只是他的遣辞更加精工，用事更加广博，铿然如庖丁奏刀发出的声音，又如骏马奔驰在康庄大道上而不曾失蹄。像我这样在世上不得意已晚而且更加卑污的人，却与先生有深切的契合，因此把不朽之事托付给他。先生即使微不足道，我难道又能使他不朽吗？如果先生的文集流行后稍有异议，大概是因为他居于江左吧？江左的气质激越而清劲，所以篇章有余而字句较少；中原的气质雄壮而质朴，所以字句有余而篇章较少。总之，不能用那一种来替代这一种。先生曾经有官职封赠，称为大夫；那么为什么还称“乡贡士”呢？他没有等到通过公车选用便厌弃而离开，后来又不能完全释怀，而且他的本意是不想以官职封赠来加重声望，那么又为什么要以乡贡士来加重声望呢？所以我舍弃那些称号，只题作《杏山续集序》。《心赋》序 《心赋》是永明禅师寿老所著。梵语称为“质多耶”，又称“波茶震”；汉语称为“心”。佛教所说的觉悟，不过就是觉悟这个心罢了。真正的心之外，都是妄心。天竺的古先生说法四十九年，到最后却没有一法可以说。没有觉悟时，万语也不算多；觉悟以后，一个字也不算少。唉！寿老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话呢？这不过是为了给求学的人作引导罢了。在四十九年说法中，同一法门在各部经书里名称不同。求学的人若追逐这些名称，反而离真义更远。寿老作这篇赋，是想说明古先生所说的其实无法可说，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心”；求学的人若能觉悟此心，便知道无所谓心，也无所谓法。它所采录的见闻似乎很广，措辞似乎很详尽，然而实际上只是用反说来作简约说明罢了。为什么用韵文来写古先生的教法呢？因为佛教多用梵音作悲悯慈爱的声调，使人从听觉根门进入道。中国的学问则开始借助文字来流传。听觉根门比视觉根门更容易入道，寿老大概已经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把一切内容都纳入韵文，使听者容易专心领会，诵读的人也能从言语中得到意味。这样一来，这篇赋流传以后，求学者把虚妄当作真实的错误，我知道可以避免了。至于把识见当作觉悟的人，则不能不暗自忧虑。天下人向佛求佛，马祖便开示说：“即心即佛。”但人们又不免向心求佛，于是马祖再次破除这种执著说：“非心非佛。”如今“非心非佛”的教法大为流行，而“即心即佛”才是真正的所得。唉！悟到这一点以后，才可以读寿老的赋吗？如果已经悟到这一点，那么又有什么可读寿老赋的呢？从前宣律师注释《楞严经》，还让那吒进入兜率天请慈氏菩萨印证，之后才成书；我没有人可以印证，只能以自己的心来验证罢了。《弇州续稿》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四十三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少保张文毅公集》序

译张文毅公考中进士时，在南宫名列第一；后来被选为中秘书读书，也名列第一。天下执笔作文的人争相趋附于他的门下，但公只是自己努力学习，逐渐剖析千古治乱的原因，又旁及国家礼乐制度；至于一般文艺辞章，在贤者看来全不值得一提。估计确实不得已而有所应酬时，他一定内在穷尽道理，外在符合事实；文章写成后若对世道没有益处，就不撰写；稍微不合古法，也不撰写。因此公的文章一出，从缙绅到读书士子，取来阅读的人各自都得到饱足而离去，喜欢妄加褒贬的人也闭口不敢为难他，因为他的文章能够穷尽事理，而且合乎古法。然而公从未有一天受到世人爱好的驱使，舍弃了雕章琢句的风气。我还记得自己二十岁左右时被公选为门生，却不能多次拜见，也从未敢贸然把自己的文章拿去请教。有一次公偶然看了看我，说：“这篇文章，大概有内容也有法则，不是你们这些少年卖弄才气的东西。”随即又皱眉说：“少年想做的事情很多，给他的时间却不够，为什么还要做雕虫小技呢？”大概公自己想到，他身在禁署，担任掌管文史、优游清闲的职务；君主端坐清明之中，他不能承受顾问以舒展自己的志气，因此对吏治仍然庞杂、武功不能振作、司法权旁落而忧虑，对百姓生活多艰而怜悯，这些忧思大概片刻也不能释怀。任职不久，公便受到天下人的重用，大家正擦亮眼睛等待看他施展作为，公也振奋起来，仿佛有所作为。然而又没有多久，公便去世了。况且天子对于公，并不只是暂缓任用而已：他读中秘书时因病请求归乡，学业尚未完成，便授为编修；编修任职刚超过一年，便升为赞善；赞善尚未到考核期限，便升为谕德；有边疆事务出使时，便越级从谕德升为学士；有水镜之思时，便越级从学士升为少宰；有心腹重任时，便越过南六卿而拜为宰辅。我估计当时各位公卿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然而他出使未能完成使命，担任少宰和入阁拜相都受到执掌国政者的压制。他最后日夜受到困扰的，正是不能从事雕虫小技之类的文章。公最终因此忧郁而死。这究竟是人的原因，还是天意？公本来专心于自己的学问，深究理性，却厌恶这种名声，不愿著述，以至于经纬裁成天下的志向，也都受到压抑，不能完全施展。最终长久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他不愿流传的东西。公刚毅而富有大节，风采在公卿之间隐约可见，有不屑采食粗粝、蔑视权势的气概。他的才能虽未能完全施展，但前后两次主持公车考试，又两次主持分试，两次主持南畿考试，一次主持武试，一次主持“诲吉”。读书士子中若有人能够完成公的志愿，也许就有希望了吧？古人所谓的贤能大臣，难道一定要等到公亲自把一切都完成吗？我在公的门下最为年少，又最为不肖。公的文集流传于世已经三十年，他的儿子礼部君某托亲密姻亲颜倅某重新刊刻，嘱托我作序。我也已经老了，沉沦无成，正为有愧于公当年的话而惭愧，哪里还敢再拿雕虫小技进献呢？不过，我还能够沿着公的心意来说明它。公的文集收诗二卷、文四卷，应制诗和笺表一类约十四篇。天下人急于得到公的文章，结果却如此寥寥，是因为公本来就不轻易作文，而且性情严肃冷峻，多拒绝而少应允。拿着贽见和润笔钱，到了车门口便被拒绝的，已经有好几次了。这也是我更加惭愧的地方。《山泽吟啸集》序 我任尚书刑部郎官时，同署的郎官济南李于鳞、吴兴吴峻伯、天台王新甫等人相互唱和作诗。上海孙君元之以进士身份来学习政务，元之与我是同乡，推荐后不久便得到新淦县令的任命而将要出发，我应当赠他一篇文章。当时朝廷士大夫已经互相告诫不要作诗，认为作诗就会妨害吏治；我没有什么可赠给他的，姑且举出《豳风》中能够把政事写入诗歌的事例来勉励元之。元之此后又两次更换县令，在大县考核中名列前茅，入朝也任刑部郎官；我则出任山东按察副使，后来罢职归乡。元之任刑部郎官不久，也辞官居乡。此后彼此二十多年没有音信，我因事经过上海，去拜访元之。元之面色更加红润，谈论古今更加娴熟，只是颇少谈诗；然而偶尔从一两个朋友那里读到元之的篇章，总觉得爽朗而有情致。今年初夏，元之忽然写信来，带着他的五世祖节轩公的《山泽吟啸集》共六卷，请我作序，书中还附有元之父亲如山公的《观国吟集》。大概节轩公以诸生身份贡入朝廷，名列第一；后来任望州教授，不久便拂袖归乡。他一生喜爱吟咏，下笔就有奇气；当时乡里的先生如徐武功、钱文通，已经稍稍把他视为前辈；张南安、吴文定诸公则是他的后辈，估量他们的诗，没有谁能够胜过节轩公。然而在节轩公当世，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诸公那样举出他的姓名和诗篇呢？难道是因为节轩公在诗歌本身已经满足，不需要借名声来装饰；在内心已经满足于欣赏，也不需要借助他人的耳目吗？以至于他把俸禄和官位看得如同脱掉鞋子一样，得到一个官职没有多久就立即离去；五代以来仍然如此，这种心意大概可以由此推想。即便如此，元之能够轻视官位，自己把诗歌藏起来，不像他的祖先那样求取名声，却又不忍心始终把祖先的诗和名声藏起来，我不敢奢望他能像武功诸公那样。然而我年轻时还能作诗，便写来赠给元之；晚年还能沿着元之的心意为节轩公的诗作序，也差不多还算贤能吧？至于如山公，前面有节轩公彰明他的美德，后面有元之传扬他的盛名，即使诗歌不多，我也知道他不会默默无闻。因此不拒绝他的请求，姑且像上面这样为他作序。《万姓类谱》序

译先王根据人的出生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并命名氏族。那么，姓是用来统系血统的吗？氏是因为尊贵而开始用来区别的吗？杨用修解释《尚书》时，引用黄东发的论说，认为五帝时代百姓没有姓，尊贵而做官的人才开始有姓。“百姓”的意思，是把他们同普通黎民区别开来。又有人说，“姓”字从“生”、从“女”而来，姓就是女子出嫁后有所区别的标志。所以有姚、妫、姒、姬、嬴、■〈女畐〉、姞等姓，它们的偏旁都是“女”。自从命氏之说流行以后，周代王族、诸侯公族以及卿大夫的别子，往往各自建立姓氏。隋唐以前的贤者智士，也往往轻率地改动自己所见到的姓氏而背离源流。有因义而改的，有因读音而改的，有因字形而改的，有把读音和字形结合起来改的，有仰慕古人而改的，有担心祸患而改的，也有因一件事情而改的。这样任意改动，经过两代以后，若不是缙绅先生，谁还能知道源流？这些人彼此残害、互相禽兽般扰乱，又有谁能够制止他们？如今人们在姓氏问题上昏昧到极点：区别姓氏来通婚，区别源流来立宗，区别祖先来成族。刘姓的郡望最多，有二十五个王；其次是张姓，有二十一个郡望；再次是李姓，有十四个郡望；又其次是有十一个郡望的姓氏，然而并不会因为郡望不同就彼此通婚。彼此不通婚，本来是应当的。但彭城没有谱牒，弘农、琅琊没有谱牒，太原、清河没有谱牒，南阳、赵郡没有谱牒，陇西各自依据自己的郡望来奉为宗族。虽然奉为宗族，却因为关系疏远；若没有谱牒贯通源流，就不能成为一族。成为一族，就因亲近而区别；通婚，则因关系疏远而更加严格。如今人们在姓氏问题上昏昧到这种程度，即使先王在世，又能增加什么呢？大概自唐宋以来，编纂姓氏谱牒的，不下数十家；吴兴凌大夫才开始把它们合并为一部。它分别考察各姓的源流、郡望，逐条著录排列，凡是能够以姓氏显名的人都附录其中。凌大夫说：“我不是为了炫耀繁靡，而是想使探求源流的人油然而生仁厚之心，不彼此残害；坚定自守，不至于互相禽兽般扰乱，这对于世道或许有一点补益吧！”即使如此，拿这部书来考察古今显著的姓氏，称它为《姓史》也是可以的。凌大夫名某，壮年时辞去郡职归乡，回来著书，成为一家之言；这也是其中卓然不凡的一部。《周易韵考》序 研治《周易》的人，自从伊川先生传授义理、紫阳先生传授象数以后，其他注疏几乎都被废弃了。我的朋友张幼于独能在这两家传注之外，援引旧说，发掘幽微，撰成《三易说》，已经流行于世。幼于又说，古代卜筮之书没有不押韵的。关于龟卜的，如懿氏卜妻、楚丘卜子、晋献公卜姬、秦徒父卜战；关于《易》的，如晋史筮成王、东方朔和管辂射覆、京房和焦赣系繇，都音韵流畅，可以诵读。为什么唯独到了文王、周公这里就不是这样了呢？难道是崇尚古人而不敢议论吗？还是拘泥于方形格式而不能贯通呢？或者相信文字而不考察舌齿发音呢？于是幼于订正其中韵脚正确的部分，又广泛搜求其他史籍，援引古代押韵之例以及可以叶韵的材料，于是文王、周公的卦辞、繇辞将近十分之九，孔夫子的彖辞、象辞也得到十分之六。题名为《周易韵考》，嘱我作序。我认为，古代通晓《诗》义的，难道只有《易》吗？《尚书》的辞句也是这样。尧、舜、禹相互禅让时，少则数言，多则数十言；又有《益稷》《皋陶》一类的训诫，全都押韵，最后还以赓歌结束。所以《乐记》说：“歌，就是把言语拉长。”心中有想法，便用语言说出来；语言还不足以表达，于是把它拉长来歌唱。乌漆的竹简以及鸟兽虫鱼形的篆书，既繁复难辨，而耳提面命之时，从声音进入人心，就容易使人顺从领会。那小小的西天竺尚且认为梵呗的声响比经典更能深入教化，何况《易》用来说明阴阳，阴阳的作用贯通五音、十二律，而圣人所系之辞，难道没有不可讽诵、可以吟咏的吗？世人自称研治《易》，平时只守着训诂，因此把文辞当作求取仕途的工具；其中最高明的，不过是玩味消息盈虚的道理，以此成就自己的德行，这两端就把《易》的意义穷尽了。即使是所谓《三易说》，也还没有读完半部《韦编》，哪里有时间考订韵脚？即便如此，我深切怜惜幼于的用心，姑且说明它对世间的作用，不要因为玄奥难解就把它当作可以覆盖酒瓮的废纸。《华孟达集》序

译无锡有个叫华孟达的人，一天之内写来数百上千字的书信自我介绍，并且带来他的诗文三卷，说：“如今天下称为龙门的地方，一定会把您比作那座龙门。那龙门两侧夹峙而上，直达霄汉；西来的水流经过万里奔流而下，冲击三级排列的石齿，水声如霜雪，轰鸣如雷霆。加倍寻长的鲤鱼一旦越过它，神灵便从鳍鳞之间升起，上帝享用它而封为应龙。可是我的鲤鱼却不同，您如果有幸替我淘汰它，岂不是我的幸运吗？我将离开这里去攻治自己的缺点，您又能否姑且为我记下几句话呢？我还要离开这里进一步锤炼自己的资质，以等待将来。”我已经对他的话感到惊异，便稍稍读了读他的书，其中有与同族人往来的文字，也大多如此。他的族人喜爱并仰慕古文辞，他就鼓励他作古文辞；但族人想把它刊刻流行，他却不敢答应，说：“我还要把自己的文章同衡量文艺的标准折衷比较。远的以左丘明、司马迁、庄子、屈原以及建安作家为师，近的以北地、济南为法度。但没有像王先生这样处在我当代的人，我将以他作为折衷的标准。”我更加惊异，于是替他完成了诗文的编定。诗歌体式出入于中古，越过长庆而兼取永嘉，清楚、冲淡、平和，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意味。文章笔力尤其峻拔洁净，裁剪简约时像骃邕的小品，铺陈畅达时则有昌黎、河东的盛大风格。至于他的尺牍，萧散自如，简直超出常人的意料。孟达的造诣已经超过这个境界三舍了。难道他仍有所等待的，是才华吗？他的才华大概已经接近这个境界了；难道他仍有所等待的，是学问吗？学问是用来充实才华的，才华又是通向见识的途径。我姑且把这些记下来，孟达也姑且听取。即使如此，孟达若因我的话而相信自己确实可取，也可以；这部集子也将要刊刻流行了。它流行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自己交给世人批评。过去文信侯把《吕览》布置在咸阳市，并在上面张榜说：“有人能增减一个字，赏给千金。”但没有人敢增减，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暗自讥笑他。异代的扬子云听说后惊叹说：“可惜没有让我去，我一定把那些金子席卷回来。”人们为什么又讥笑扬子云呢？因为文信侯是在故意设诈，而扬子云看出事情的本质太晚。如今孟达处于贫贱之中，名声还没有立即成就，不足以用来胁迫世人的耳目、改变天下人的真实判断；如果有人相信他，那才是真正的相信。他还可能遭受批评的地方，正是孟达可以不朽的所在。这究竟是什么时代啊？像孟达这样的龙门，实在太多了。孟达屡次称赞有文才而郁郁不得志的人，那些是鲤鱼吗？还是龙门呢？请你自己验证，不要因为不同意就否定它，于是我姑且为此加上序文。《汪禹乂诗集》序 禹乂小时候，家境已经稍稍富足。徽州的风俗看重世代积累的财富，人们纷纷说：“禹乂难道不是不善于守住家产吗？”禹乂笑着说：“我不能装饰冠剑，车骑相连，去结交游乐闲适的公子，以博取名声。读书人要施展志向，靠的是科举功名。”于是闭门读书，通晓经术，成为诸生，在学宫领取廪米，多次应试，成绩优异，颇有才名。到了乡试，却总是压过他的长兄；又因为豪强任性，使次兄的产业减少。禹乂叹息说：“我难道要坐着等到白头，只希望被选为博士吗？况且大丈夫只要不死就行，何至于拘束地老在一隅，与樊哙一类人为伍？”于是放下经书，游学太学，考试时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都同诸生较量。禹乂最终厌弃了经学功名而作诗，估量自己剩下的钱财有多少，赶紧买来先秦、东西京、建安、六代、开元、大历各时期名家的著作。读这些书时，到了睡觉、起身、吃饭、休息、枕卧、漱口的时候，都没有一处觉得合宜；对于不是这些名家的人，他简直像同他们以师友相交，彼此较量高下。他所作的诗，凡是内心有所感慨，无论忧喜悲乐、可怪可惊，便都抒发出来。禹乂还是诸生时，他的乡俗已经暗中嘲笑他；他放弃诸生，又放弃太学生，穿上山人的服装，而家境更加贫困。但他常常手里拿着一卷诗，有人来往拜访时，客人车骑、冠剑和仪态都十分雍容华贵，惊讶地问禹乂：“为什么不去拜谒吏部，参加铨选呢？” 禹乂叹息说：“我是山人。”客人又问禹乂：“你二哥的产业长期积累，难道还没有超过从前五倍十倍吗？”禹乂举起手中的诗稿说：“我的产业全都在这里了。”客人也笑着离去了。禹乂作诗，既能合乎古人的法度，又不拘泥于古人的格调；准备材料务求宏富，征引史事务求核实；色彩和声调相互配合，意象也协调一致。他起初把诗拿给陈六水先生看，觉得不足，又拿给汪司马先生看，后来又拿给王先生看。王先生对禹乂说：“你回去告诉那些看重世代积财的人，其他地方往往都有人能谈诗。隆庆、万历年间，帝王的功业显著，诗歌也兴盛；如果你的郡中有能作诗的人，那么天下就没有不会作诗的人了。然而天下人谈诗，是因为地位尊贵；你乡里的人谈诗，是因为家产富有。如今你抛弃家产作诗，家产日益轻微，诗歌日益重要。这样看来，你已经不是你乡里的人了。”于是拿着他的诗稿为他作序，并赠言说：“努力吧！你的产业全在这卷诗中，千秋万代的声名正在那里。” 《王世周诗集》序

译起初我和世周的父亲沂州君在京师交游，关系很好。世周刚超过童年，便捆束经书，带着礼物拜师，因此又同我的弟弟敬美交游。敬美比世周年长四五岁，每次所作经生文章，二人都同样出色，人们认为有文考子安一流的才华。又过了几年，世周忽然从燕中回来，颇为厌弃经生学业；他在燕中结交的诸生，也将要抛弃，渐渐拿出自己的诗来。大体上爽朗俊秀，不作平庸之语。当时沂州君年老而困顿于文书事务之间，不肯归乡。我内心已经惊异于世周，又不能不为他惋惜，作诗一章赠给他，希望借此呼唤沂州君，也勉励世周。又过了几年，沂州君已经去世。世周完全放弃经生学业，诗歌日益进步，家境日益衰落，但他的心意却很不在乎。偶尔遇到人，有时宾客不织之，即使不再询问姓名；即使记得对方，也不能作寒暄，言语、神色仿佛同外界没有关系。遇到酒食送到面前，他举杯取匙便立即吃尽；慢慢询问他时，只见喉咙间略微发出喃喃之声，大概没有片刻停止过凝神精思。世周本来不愿向人显露自己名家的身份，别人也无从给他安上名号；有一天，他汇集自己的诗若干卷，来请我指教，并且希望我能写几句话作为卷首。我读了这些诗，觉得已经文质彬彬而大体完备了。小赋源自梁苑、邺中一带，润泽如月露，也自成一家。乐府尤其长于抒写情事，仿拟古作的篇章轻快灵动，仿佛拍掌低语，清冷的辞句足以沁入肺腑。古选诗既不失节奏，且时时有独到之处。歌行尤其奇特超逸，鲜明地有青莲高鼻的风貌；七言律诗和绝句潇洒超拔，几乎要用五言诗的小规模来撼动长城。然而当他得意时，也有钱刘诗歌的造诣。大概莫廷韩、张仲立的评论已经大略完备了。明代兴起以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年间，作家层出不穷；除北地、济南占据正始一派之外，吴中如蛇珠昆玉，最为盛大，但人人自成一家，诗语自成格调，正变纷扰，识者以为忧。只有徐迪功、昌谷以偏师夺取诗坛旗帜，前面没有衡、垒等诸家争相主持的盟会；这难道是在世周身上吗？这难道是在世周身上吗？汉代人亲眼见到扬子云时，因他的名位、相貌相似，便说他的《太玄》不能流传；何况世周同时代的人，哪里能够相信我为他留下的话呢？即便如此，世周既不求取名声，我也不求替世周制造名声，只是各自记下他的成就罢了。敬美离开世周后考中进士，逐渐通达显贵，他的诗也早已成熟；得到我的序文后，应当拿去让他评定。《插柳全孤诗》序 记载金华人物，大概有胡廉一公。廉一公名麒，字德仁。他的祖先从汴地迁居金华兰溪。父亲惟二公入赘刘家，于是定居汤溪。当时惟二公客死外地，廉一公年仅十三岁；还有两个弟弟，名凤、名麟，刚刚换牙。廉一公从小喜爱读书，谨慎守礼，能够不废弃节俭勤劳来振兴家业。他侍奉母亲刘氏尤其孝顺，以慈爱抚养两个弟弟。不久，凤夭折。廉一公更加牵挂弟弟麟，为他娶妻后不久，麟患瘟疫；廉一公日夜守在汤药旁，向上天请求以身代替，却没有成功。病情稍稍安定后，他又向天祷告说：“先人有三个儿子，次子夭折，已经没有后代了；小弟又将夭折，幸好他的妻子怀孕已有五个月。麒如今幸有两个儿子，愿意减去一个儿子来成全这个遗腹男孩，只求延续小弟一线生机。”到了预产期，弟媳果然生下男孩。三个月后，弟媳因患乳痈再次去世。廉一公十分悲痛。过后又恐惧地说：“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孩子而连累了他吗？”他同妻子江媪商议说：“我的次子虽然还在吃奶，却可以寄养他人；小弟只有这一个儿子，怎么能让他寄养、让别人哺乳呢？”江媪说：“好。”于是把他的次子寄托给邻妇哺乳，而江媪亲自哺乳弟弟的儿子。廉一公时时观察江媪的心意，发现她似乎不太尽力，便故意对她说：“你也听说过算命先生的话吗？这个孩子命中注定显贵，是我们两个儿子赖以成家立业的人。”估计江媪的心意稍有动摇，便又对她说：“你听说过倒下的树木还能生长吗？”江媪说：“没有听说过。”廉一公说：“我想用这个来验证孩子的贵命，选个日子，取一根柳条，倒插在井旁的地上。”到了春天柳条长得十分茂盛，他便笑着夸奖江媪说：“孩子果然没有违背算命先生的话。”江媪于是更加早晚谨慎地奉养这个孩子。又过了很久，廉一公又生了两个男孩，小的名叫荣，以博学、文章和品行著称。大约又过了二百多年，胡氏族人有四万多人，其中大宗是廉一公的后代，而麟的子孙也占四分之一。历任内外大官的有好几人，以名声和品行见于《金华志》的也一样多。如今在郡学、县学就读的学生有七十多人。即使是天下所称文献之族、显贵富裕之家，大概也没有比胡氏更多的。因此太保杨文襄公特意为他作诗并作序；廉一公的耳孙、前任通守某又征集我吴地能作诗的人来作诗，并嘱托我作序。我私下听说，古代舍弃自己的孩子而抚养兄弟之子的人，晋代没有谁比得上邓伯道，唐代没有谁比得上元紫芝。邓伯道躲避兵乱时，估计自己的儿子不能和哥哥的儿子一起保全，便把自己的孩子系在树上而离去。既然不能两个都保全，舍弃一个还可以理解；但至于把孩子系在树上，这就超出了人情。元紫芝的哥哥留下的孩子，襁褓中便失去父母，家贫不能供养乳母，于是元紫芝亲自给他哺乳。几天后乳汁充足，孩子便能进食。男子怎么能有乳汁呢？这又超出了人理。廉一公的作为，虽然比这两位君子稍微平常一些，但总之他能够施行仁术，大概仍然处在常理与人情之间吧？元紫芝因为没有亲自赡养父母而被罢免，妻子因为邓伯道误伤亲戚而被休弃，妾又因此一同斩断后代。对于贤者，也不能不责备求全。至于上天用来报答廉一公的方式，同二位君子相比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呢？这又不能拘泥于常理来解释。我曾经为《金华志》作序，而通守君多次殷勤地同我交游，因此不推辞，记下这件事。《何仁仲诗》序

译故少司寇何吉阳先生谈论道理最为高深。嘉靖年间，人们称颂先生，先说他的道德，次说他的政事才能，再次说他的诗；而先生的儿子仁仲独能承继先生的诗，并且加以精进。己卯年秋天，仁仲请我为先生撰写神道碑文。第二年夏四月，仁仲从陆路奔走二千里，到我的草堂来拜访。我坐定后，他拿出自己所作前后诗篇若干卷让我阅读：如卞和之璧、隋侯之珠，大概已经有润泽了；如沅水的芷草、澧水的兰草，大概已经芬芳而洁净了；如九疑山岭、三湘水面，大概已经磊落而浩瀚了。仁仲于是说：“已经刊刻了，冒昧借先人的余荫，请您写一句话作序。”接着又说：“并不是想急于成名，而是要借此求得益处。刊刻它，是为了接受批评。”我对仁仲说：“你要寻求益处，不一定要靠我；但你要接受批评，必定是在燕中。燕中是天下才士聚集的地方。从前执政者按照考功法考核文士，约束士大夫，谁不是因为声律而有所顾忌？如今已经不必顾忌了。从前我同两三个朋友稍稍讲论诗文，退下后却被庸俗官吏像依据丹书条文那样约束，如今也不以此为罪了。不必说执笔作文的人，即使是普通人，能够谈论汉唐台阁文章的俊秀之处，也都低头趋向二李、何、徐了；平民中的豪杰，能够轻视太初、茂秦而不以为意的，已经做不到了。即便如此，那些见识狭窄、听闻浅陋的人，少年时偶然得到一句相似的话便感到快意，放纵地炫耀自己的长处，眼中没有古人；却不知道合于古人的地方，是古人一向称道的，不合古人的地方，是古人不屑称道的。他们的见识不足以探究二李的源流，便仓促地以格调卑下斥责作者；学问不足以穷尽三余，便仓促地以事理可疑怀疑作者；思考不足以深入九渊，便仓促地从表面路径窥测作者。这些人连自身飘荡沉溺、沦落坠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有能力来批评你呢？那么我给你的建议是：应当怎样精心求取呢？有建安、开元在前，仍然只是反求于自己的内心罢了。你能修治并承继父亲的事业吗？再进一步求取，有洙泗圣学在前，也仍然只是反求于自己的内心罢了。”又过了几年，仁仲的儿子道成把诗集拿给我看，我再次请我为它作序。《编注王司马宫词》序 《诗经》三百篇，往往出自妇女之手，而宫中作品最为完备。难道是善行就成为教化的开端，恶行就成为祸乱的枢纽吗？当然如此。她们有所求而作《关雎》，有所思而作《卷耳》，持守而作《螽斯》，变故而作《柏舟》，用来寓含劝诫就足够了。至于副笄六珈、天子、帝王，不过是容饰盛大的描写。发展到“有泚”“有茨”，上下淫乱如禽兽聚集，这同宋玉、司马相如所称述的相比，又怎么样呢？圣人于是采录并编纂它们，称为“风”；所谓风，就是说它能够感化人。又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是史书，史书能够涉及事情，却不能立即涉及情感。诗歌如果能够涉及事情，就称为诗史，杜少陵便是这样的人。然而杜少陵早年疏远卑贱，晚年又被废弃，寄食于西方诸侯，足迹不能抵达京师，所记载的不过是政令的败坏和丧乱离散的变化而已。只有王可、马建二人生于贞元以后，因宗族关系而偶然进入宫廷，对宫中情况有所熟悉，因而记录其事，得到诗辞一百首。穆宗、敬宗助长淫乱，这姑且不论；元和年间有所成就，能够在藩镇施展志向，却有这些诗；太和年间锐意进取，不能在宦官权势中实现志向，却也有这些诗，实在令人感叹。至于王建诗歌的词格，我不能辨析；但就赋和兴而言，大概具备其中两种。他在诗中对这些事情说得很详尽。如果孔夫子降低身份来采录它们，那么可以接续《国风》的作品，难道会少吗？无锡顾玄暐深深懂得《国风》诗人的旨趣。他年轻时侍奉世父太保公在京师做官，脚步接近玉清之地，听到天子的咳嗽声；但当时即使敲问温室树木，也不敢回答。晚年读到王建这些诗而有所领会，于是为它们作注。因此不但把王建诗中的情事解释得纤毫毕现，没有遗憾，而且旁征曲譬，还有超过诗篇表面内容的地方，这同刘孝标对《世说新语》的义理阐释有什么不同呢？玄暐的儿子某把书拿给我看，我说：“合起来流行吧，合起来流行吧。”这究竟是把它当作宫词，还是又要把它当作宫廷史呢？难道不是吗？就是这样。《白坪高先生诗集》序 我任郎官时，就听说白坪高先生是嘉靖年间的名臣。先生刚过二十岁便考中进士，平素已经喜爱作诗。先生的仕途足迹没有不显扬历练的地方，他的诗也没有不与之相应的地方。但大体上被官务夺去了时间，因此能够穷尽诗歌的变化，却不能使这些变化回归自然。最后，他辞去豫方的左辖职务归乡，天下人正拍指叹息，惋惜未能完全发挥先生的才能；先生自己内心却十分欣喜，庆幸天地间仍有长久的时日，能够完成自己在诗歌上的志愿。先生作诗，外在触发于所遇之境，内在发于心中之情；不受题目役使，不被格律困窘，情意到了便舒展，情意尽了便停止。我不知道他是否穷尽了诗歌的变化，但他能够由变化出发而进入自然境界，本来就已经很富足了。王先生说：我大概是从先生的儿子、桐乡县令某那里得到先生诗集的。先生是蜀地内江人。我听说蜀地有玉垒山包围岷山、峨眉山，重重险阻、陡峭山坂直入云天，高大的山冈遮蔽阳光；中间分流出两条江，嶙峋破碎的岩石束缚江流，百转千回形成险势，水流潜伏奔涌、飞瀑倾泻，盘旋的漩涡水声细碎；稍稍平缓，便成为锦官城中简珠、瑖英，金沙、银砾般的光彩。这些山水秀美而孕育人物，人物又秀异而成就文章；如司马相如、扬子云，以及近代的用修，大概都把山水的姿态写尽了，成为奇诡华美、绚丽多彩的景观，已经达到极致。一千八百年间，陈正字用冲淡平和的诗风来调和它；其次是眉山苏氏兄弟，庄严如平林曲折延展、烟云缭绕，又如平湖浩荡而淡泊，舍弃险峻而趋向平夷，去掉雕饰而保存质朴。就气韵而言，与司马相如、扬子云相比，我不知道应当怎样排列先后。如今让先生同明代的用修相比较，谁不会惊异呢？然而难道能因为司马相如、扬子云，就废弃陈氏、苏氏吗？先生时时能够写出少陵的语调，但从陈、苏两家得到的更多。晚年又像白香山；谈儒家道理时，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宽广地处在方寸之内；谈老庄、佛教时，表面挺立而意味隽永，悠然地超出方寸之外。自七十五岁以后，我不知道先生还能活多少年，但知道先生的诗还没有结束。桐乡县令说：“好，请允许我刊刻此集，并为先生诗集作序。” 《大业堂尺牍》序

译玉叔已经把他父亲宪副公的著作全部整理刊刻了。后来又刊刻他的尺牍，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有人说：“你的尺牍有什么值得刊刻的？”等到完成编刻，我叹息说：“难以言说啊！”我大概明白其中的缘故了。嘉靖年间，国家多事，南北用兵，边疆大臣不足以符合皇上的意旨，以至于停止大司马的巡边，改由左司马代行其职。宪副公从其他曹署的郎官中选拔出来，调任职方左司马，于是众人屏息静听，唯公命是从。各边疆大臣从督抚以下直到监司，有事请示，往往同赤囊白羽的急使一起到来；公筹划事务，众人便执行。那时担任督抚的人，内心畏惧公的意志，表面上又称赞公的尊贵；公有时委婉开导，使他们听从，有时用正直的言辞授予他们约束。公深思熟虑、劳心苦心之处，是传檄文书所不能完全表达的；相隔不过几步，却仿佛面对面议论万里之外的事情。对方接受谋策而告成功，又仿佛声音一发便有回响。从前刘穆之、朱龄石承担军国重任，文书堆积如山，却能在中午以前写成答复；刘穆之一天多至百函，朱龄石省减后也将近八十函，并且都以此为快。我不知道公同刘穆之相比，是否把朱龄石看作并驾齐驱，大概相差不远吧。即便如此，这两个人同宋公的心腹才能相比，又怎么样呢？公以一个职方郎官的身份，处在权相父子相互争斗的局面中：事情对父亲有利而对儿子不利，就会危及父亲；对儿子有利而对父亲不利，就会危及父子；对事情本身有利而对父子不利，就会危及公。因此他从各方面委曲调和，办法有百端；又有许多事情不是尺牍能够完全表达的，往往谋策虽显得不足，机变却极其灵活，大概仅仅凭职方郎官的职位得以保全，而刚刚得到量移，排挤毁谤又随之而来。公归乡后闭口不再谈论旧日政事，天下有识之士都为他惋惜。莫方伯子良来访，题写堂名为“大业志感”，意思是感念公的大业。玉叔刊刻尺牍，便把这个堂名附在书上，大概也是采用子良的意思。即便如此，天下人的惋惜，也不如我对公的了解深。至于其他叙述寒暄、谈论风雅的尺牍，同晋人所说的长者风范相比，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我再说的了。《项伯子诗集》序 嘉靖年间，我在燕中谈论文艺，故友王揖元肃屡次称赞项伯子贤能，而且能作诗，我当时便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不久，我罢官归乡；伯子才通过铨选得到上林苑的一个官职，却立即辞去。我再次起用，任吴兴太守时，属下多方访求伯子的品行，往往同王揖所称赞的一样；伯子似乎也知道我，却总是自行引退躲避。我离开吴兴以后，伯子有时传来声音想来拜访我，未能实现，最终竟然去世了。大概项伯子是江南项氏中最显著的人；他的先祖有襄毅公，以器量、才业和功勋冠绝朝廷内外；他的子孙奋力参加科举，门第和仕途屡屡显达，数也数不清。项氏作诗，则从伯子开始。伯子的家产本来丰厚，有两个弟弟，排行仲、季；伯子喜爱书籍，仲、季也喜爱书籍。仲考中进士，只有伯子没有中进士。季善于积累财产、靠产业起家，只有伯子不善于积累财产、靠产业起家；又因为喜爱作诗而使家产大为衰落，但最终也没有人能责问他。他花尽儿子的资财，母亲的饮食也几乎无以为继，继而靠借贷维持；房屋破败，便迁居到墓田旁的偏舍。但客人来访，他总是接待：会作诗的人就以诗相酬，不会作诗的人就以酒相待，也从未追问酒器空乏的羞耻。当伯子作诗时，二李的诗道尚未传入，因此他不拘泥于格调，只凭自己所长，遇到境物便抒发出来。大体说来，山林隐逸之作的文辞淡泊，朝廷廊庙之作的文辞丰赡；抒写性情的文辞婉约，征引事实的文辞核实。我不知道这同古人相比如何，但距离大历、长庆之间已经不远了。伯子去世后，他的儿子某搜集他的诗作，按原来题署的篇目编为《市隐》《游燕》《墓庐》等，共若干卷，请我评论。我于是题作《项伯子诗集》，并作序来回应他的心意。某也喜爱作诗，功力不能达到他父亲的程度；其风格在当时可与王揖相比，任沂州上佐直到去世。他的为人以及好客，也大致相当，只是诗作未能完全如此。他有个儿子叫伯稠，很有才华，我也曾为他的诗作序。《弇州续稿》第四十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第四十四卷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汉书评林》序：凌际叔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唯独喜欢书。他所爱读的书，最喜欢司马子长，其次是班孟坚的两部史书。他不只是喜欢，而且能够精心研究。际叔研究司马子长的《史记》，把古今各家用朱笔、墨笔作训释考证、斟酌评议，乃至增删其事的著作，凡数十上百家，汇集编成一书，题名为《评林》。《史记评林》完成后，士大夫中喜爱此书的人纷纷聚集到际叔门下。际叔更加自得，于是依照评论《史记》的体例评论《班史》。又过了两年，评论《班史》的《评林》也完成了，共一百一十九卷。他知道我王世贞也曾研习此书，斋戒后带着书来请我，请我写一段话标明它的宗旨。我读完后，感叹道：“如果一切坚实的东西都亡失了，后世难道就没有史书了吗？不是没有史书，而是人人都不能写史了。为什么会不能写史呢？班孟坚所写的史，并不全是班孟坚的史。汉高祖以后到汉武帝以前，采自太史公；汉武帝以后，则有叔皮参与；十志又有十位大家共同参与。志书固然不必说，其他如本纪、列传，有的增繁而删损，有的简略而增益，有的因袭旧文而裁削，有的质朴而加以润色，如果没有班孟坚，谁来替它们作折中裁定呢？帝纪雍容而有法度，列传整齐简洁而丰赡显明，文采斐然，已经可以同太史公并列了。”

译凌际叔一生没有什么嗜好，唯独喜爱读书。他所喜爱的书，最推重司马子长的《史记》，其次是班孟坚的两部史书。他不只是喜爱这些书，而且还能精心研治。凌际叔研治司马子长的《史记》，把古今各家用朱笔、铅笔校注训释，以及褒贬评议、增删进退其中史事的著作，凡数十家乃至上百家，全都汇集起来编成一书，题名为《评林》。《史记评林》完成以后，喜爱这部书的学士大夫像麇鹿聚集一样来到凌际叔门下。凌际叔更加自得欣喜，又按照评《史记》的体例来评班固的史书。大约又过了两年，班史的《评林》也完成了，共一百一十九卷。他说我王世贞也曾学习过这种方法，斋戒后拿着书来请我，请我写一句话来标明它的宗旨。我读完这部书后，感叹说：“尽坚亡，后世难道就没有史书了吗？并不是没有史书，而是人人都没有能力撰写史书了。为什么会没有能力撰写史书呢？因为班孟坚所撰写的史书，并不全是班孟坚自己的史书。后元以后、前太史公时代的史事，是他和太史公共同完成的；始元以后，则是他和叔皮共同完成的；十篇《志》，则是十位大家共同完成的。《志》暂且不论，至于其他的《纪》《传》，有的增繁而有所损减，有的删略而有所增益，有的因袭旧文而加以裁剪，有的质朴而加以润色，如果没有班孟坚，谁能对这些材料作出折中取舍呢？《帝纪》从容舒缓而有法度，《列传》整齐简洁而又丰赡显明，其文采斐然，已经可以和太史公并列而行了。” 才华未必胜过太史公，因此有的人虽然稍逊，却能争先；见识未必胜过太史公，因此有的人观点歧异而招致诋毁。这是形势所造成的。历来作《班史》的人，前后有许多；最初是服虔、应邵、郑德明、韦昭、苏林、如淳、晋灼、蔡谟一类人，直到唐代颜师古以后，才精密而完备。历来研究《班史》的人，有三个方面：一是书中文字艰僻而不易认识，例如古文奇字、转借通用字之类；二是事情年代久远而不易考证，有的又不是出自一家一人；这两方面都必须广泛搜求典籍，来考明其事；三是义理深奥而不易贯通，就必须精心思考来训释。因此，从服虔、应邵直到颜师古，他们的功劳是首要的。叙事有宾主，有本末，有节次条理；有的伏笔，有的照应；有的开启，有的收合，其中有极严密的法则。像杜当阳研究《左氏传》那样，际叔专心致力于此，能够窥见其中隐微，这已经是第二等了。再往上，能探究它的旨意；中等的，能衡量篇章；下等的，只能攻治文辞。有的指出自己认为可疑可信之处，有的指出不正确之处；在赞扬之外，又加以褒贬评断。这是宋代士人所创立、明代士人所擅长的。取用事实、组织文辞来阐发它的意义，力求形成一家完整之言，这是宋代士人的长处，也是明代士人所继承的。有见识的人说，际叔一定会极力删削这些内容；但际叔并没有极力删削。大概是宁可过度保留，也不愿过度删去吧。际叔还算有厚道的一面。”谈论者说，西京时代的史学事业，只有班氏在东京继承了它。自此以后，六代以来那些闭口不言、执笔作文的人，对于史书不能借助班氏的文章来写文章，反而把史书写成了文章，所以文辞鄙俗而枝蔓，杂乱而没有次序；对于文章又不能借助班氏的史书来写史，反而把文章写成了史书，所以华丽而浮靡，肤浅而不能成立。大约七百多年，蒙昧之气已经郁积得很深了。昌黎、河东，在传记方面有近似于班氏的心意；《毛颖传》《段太尉逸事状》等作品，也可见一二分神髓。然而用《顺宗实录》《龙城录》的标准来衡量，又何其疲弱拖沓、不能振作啊！宋代士人只能在言论上寄托这种精神，不能在笔墨上真正寄托。到了我朝明代，才文采彬彬，颇有可称道之处。又有际叔这样的人，左右扶持，超越东京史学，而能同司马、班氏相抗衡，实在屈指可数。假如追随司马氏的精神来修撰古代《史记》，那么建武以后保存下来的事迹仍然可以清楚考见，把腐臭化为神奇，谁能非难他呢？即使不这样，而只是感慨一代之事，我高皇帝的功德远远胜过汉高祖万万倍，文献方面即使稍有不足，也不低于汉武帝、汉宣帝以及叔季时代。当年班孟坚所草创的不过是私人史书，县官不忍心依法治罪，反而加以褒扬奖借，供给他笔墨纸张，让他在兰台继续修撰，终于成为官修史书。如今世人号称古文极盛，那么金匮石室所藏典籍的副本，难道没有一两部流传在人间吗？如果有人能够整顿编纂这些事业，向上接续班氏，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的头发已经斑白，不能替际叔完成这件事，只能等待后来的人；不要让后世认为明代没有人才。” 《合刻管子韩非子》序

译您的老师研究诸子，在学道方面喜欢庄周、列御寇；在学术方法方面喜欢管子、韩非子。他认为他们的文辞高妙与否姑且不论，但所撰述的主旨，深远的地方出人意料，浅近的地方也能替人从不能说出的地方说出想说的话。只是《管子》《韩非子》在世上流传不广，即使流传下来，传本也多有脱漏错误，读起来使人不胜校改，往往还没有读完一卷就把它搁在高阁上。于是他竭尽财力，前后购买善本数十种，穷尽校勘之力，然后交付刊刻。书刻成后，他对我说：“您替它作序吧。”我说：“好。”敬仲想在齐国建立自己的功业，没有成功，便改而依附小白，终于成为他的宰相，给天下万世留下荣耀；韩非想挽救韩国于秦国，没有成功，便改道逃往秦国，最终反而受辱被杀，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受人荣耀和受人嘲笑之间，岂止相隔云霄与深渊？虽然如此，这两位君子当初难道不曾想以出奇制胜、舍生取义来殉身于自己的事业吗？然而奇谋有时不得不屈服，奇谋屈服而生命又有不得不爱惜之处；爱惜生命而又想有所表现，就不能始终躲避仇敌，只得甘心屈服，臣事仇敌。这两位君子爱惜生命的原因相同，可是一个成为宰相，一个受戮而死，为什么呢？” 齐国尚未形成称霸的形势，而齐桓公的霸业之心已经萌发，于是时机相合，时机相合，管仲就不得不被重用；秦国兼并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没有什么事业不是为了兼并天下，而韩非想以兼并天下来游说秦王，想胜过秦王原来任用的臣子，独自占有功劳，于是时机不合；时机不合，韩非就不得不被轻视。难道仅仅是轻视而已吗？秦国因韩非而得到的好处，远不如虞非之计给韩国带来的好处。如今秦始皇固然暴虐刚愎、嗜杀成性，但他的明智难道会在齐桓公之下吗？鲍叔牙一推荐管仲，管仲便被立为相；李斯稍加离间韩非，韩非便遭受杀戮。并不是这两个人善于推荐和离间到了这种程度，而是形势如此。形势所在，就是天意。上天不愿让南方的楚国、北方的戎狄侵吞周室，于是把管仲托付给齐国，让他成为周室的屏障；上天不愿让韩国像硕果、幼芽那样保存下来，五国放弃韩国而把它交给秦国，秦国又把它转交给汉，因此听任韩非被囚禁服毒而不加怜恤。鲍叔牙，是帮助上天施行福泽的人，并不是自己能制造福泽的人；李斯，是帮助上天施行暴虐的人，并不是自己能制造暴虐的人。那么管子和韩非子的才华相等吗？回答说：“怎么会相等呢？”管子，是仅次于太公的人。太公所辅佐的君主父子都是圣贤君主，他所使用的国土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面对的是必然崩溃的商受王。” 管子所辅佐的是普通人，他所使用的国土只有天下的九分之一，却要面对正当强盛的楚国和戎狄。因此太公得以伸展抱负而使周王天下，管子受到压抑而只能使齐国称霸。周朝如果没有太公，不会废除商而建立王业；齐国如果没有管子，也不能稳固称霸。若不是这样，那么《管子》一书还存在，其中谈论四维、辨析心术，难道不会有一两条关于敬与怠、义与欲的精微旨意吗？孔子大概深知这一点，所以感慨地赞叹说：‘像他的仁德，像他的仁德！’世上本来没有不赞美其德而只赞美其功的人。韩非所说的话，虽然句句明白强劲，衡量名实，推究显见之事直到极隐之理，但他的才术终究只用在使国家富强上。秦国不采用他，并不妨碍秦国兼并天下；但如果用秦国原有的统治方式来守成，必然灭亡。采用韩非可以兼并天下，兼并天下后仍用秦国原有的方式守成，也无法挽救灭亡。兼并天下和最终灭亡既然同样归于失败，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所以说，韩非对于称霸，似乎有所不足；而管子对于称霸，大概是有余力的。既然如此，他们的文辞有区别吗？回答说：没有区别。管子是齐国的高级卿大夫，各种法令言论、名臣事迹、门人家老都能为他记录；稷下的士大夫又能替他润饰。因此他的文章明辨而核实，奔放而典雅，能够成为战国文章的开端。韩非子是韩国疏远的宗室公子，有所著述，是为了发抒胸中积蓄，鸣发自己的不平。他的文章峭拔而深沉，奇警而能击中要害，能够成为战国文章的终结。不要说我们洙泗一派的学说，即使拿它同鲁地儒者左准右绳、拘守尺度的文章相比，也不太相像；但怎么会像惠施、公孙龙那样的名法家文章，苛细明察、迂曲错杂而泛滥诡辩呢？他们的著作各有十多万字，估计不可能没有附益，只是略有助益；总的说来，并不是西京以后附会增益的文字。所以我说：二者文辞没有区别。大概管子的言论后来被孟子淘汰，到了宋代又发展到极致；韩子的言论，太史公似乎很喜欢它，还把他列入《老子韩非列传》。唐代因为尊崇老子而把二人分开，宋代因为排斥老子又把二人合在一起；分开或合并，总不是为了成就韩非子。唉！儒学到了宋代才达到中正。他们轻视三代以后的一切，认为末世没有一样可取，却不能不从心底折服于诸葛孔明；可是孔明自己把管子作为比拟，并劝后主阅读《韩非子》。为什么呢？因为宋儒所得浅，而孔明所得深。宋代只取名义而舍弃实际，所以小规模遭遇辽国，便稍有挫败；大规模遭遇金国，便大受挫败。孔明取其实际，所以弱小的蜀国能够同强大的魏国抗衡，而且始终占据上风。唉！您的老师之所以把这两部书合刻，他悠然抱膝，难道不是在思考世事吗？您的老师说：‘不是，我只是喜欢它们的文辞，就像进献三种肉脯的人，只是因为喜欢它们的滋味而进献罢了。’ 《琅琊法书摹迹集》序

译炎汉以后，有世代承袭的爵位，却未必有世代承袭的官职，因此宗族门阀之论稍受抑制，而江左的势力逐渐振兴。然而它的盛况没有超过王氏，而王氏的盛盛又没有超过我们琅琊王氏。琅琊王氏自太保睢陵公兄弟以声名德行显赫尊贵，又有许多优秀子弟，但其势力还不能超过太原王氏。江左的社稷，如果不是丞相始兴公，几乎就要倾覆；而他的同宗子弟纷纷兴起，从旁辅佐，因此琅琊王氏的地位提高，太原王氏才不能与之抗衡。前后总共五代三百多年，台阁、宰辅、枢要等重任，很少再转到别的家族。朝代虽有更替，私门前的戟卫却依旧如故。至于书法不过是一种技艺，却也因此冠绝古今。北方则有司徒浚冲、太尉夷甫，直到少司空子渊；江左的书法本来由丞相创始，而在右军、大令那里达到极致。所谓同宗子弟前后临池学书的俊才，不下四十人。当时太子詹事元礼曾说：‘崔氏所谓雕龙之才，不过父子两三代罢了；从未有七代之中声名德行相继、每个人都有文集像我们家族这样。’这话确实如此！只是他所谓七代，前面从始兴公算起，却没有包括睢陵公及睢陵公之子；后面只算到本人，也没有包括少司空以及司空之父文侯咸明，所以称为七代罢了。如果全部列举，称得上同宗一脉的，大概有十一代；旁支中寄居外地而显贵的，如魏司空宣简公、恭懿从子司空文宣公国章、司徒文献公文舒以下，也不只是可以与之匹敌而已。千余年后，到了不肖的我亲身经历、亲眼见到的时候，我吴郡王氏和姚江一带的王氏遥相对望，稍稍凭自身寒素的根基取得成就而形成光彩，暂且不论在道术、文学艺术方面的名位，若说还有一两项能够扩大门第声望的事业，唯独临池学书的传统竟没有毁坏，反而仍有振兴。近来我的弟弟以及他的后嗣器，在笔札之间稍稍显露出继承家学的迹象，因此我对前人感慨不已，便搜尽箱箧中秘藏的法帖，取宋代摹本中的定武、淳化、太清、秘阁、临江诸帖，命善于摹写的章藻等人摹写，共十卷。右军独占五卷，其中还有一些笔迹并不十分惊绝而颇多驳杂的作品。通人一卷，大令二卷，始兴公至元礼合为一卷。隋代僧人智永，自称是右军后裔，另为一卷；其中右军真迹一件，唐人临本两件，宋人临本一件；大令真迹一件，也一并摹写附入。记载唐万岁通天年间，凤阁鸾台平章事石泉公曾在侍奉太后宴饮时谈论书法八法，并夸耀自己的家世。石泉公于是把从丞相到少司空的手泽，裒集成代际九人、人物二十八人的作品，上献太后，太后又留下拓本。宫中加以修饰，把原来所用的法锦和良玉制成装饰轴头，又命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作序，然后归还给石泉公。当时石泉公因此使我们琅琊王氏得到皇帝的宠荣，也使墨池书法的盛况更加显大，就是这样。如今能够考见的仅有九张纸。我不自量力，私下取《宝章集》的意思续作此集。难道敢拿零落残破的遗余，去冒犯本朝美盛的典章吗？即便把刻在石上的都定为真迹，收入摹本的又都是定武、淳化、太清之类的名帖，摹写者也都是名手，我尚且认为其中有三番转换、两次摹写，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何况实际上并不能全都如此呢？然而如果后人由优孟而想到孙叔敖，由接舆而追念鄱阳，那么还可以从高贵的面貌中考见其遗意吧？周朝的子孙修治祖庙、陈列重器，像《大训》《河图》之类，都列在其中，用来表示不要忘记先世留下的手泽。这部书不敢说保存的是亲笔手泽，说它保存了典范法式，也就可以了。《刻陈生注〈阴符经〉〈道德经〉叙》

译《阴符经》旧传说，黄帝同蚩尤交战不能取胜，退兵后感通九天玄女，玄女把太上道君所撰的经书赐给他，于是天下大定一百年，后来黄帝成仙而去，这部书的来历便无人知道了。到了显庆、贞观、永徽年间，已经有虞世南、褚遂良、石本等传本。至开元年间，李荃假托骊山老姥的旨意作注，因此此后为《阴符经》作注的共有数十余家。至于《道德经》，我仿佛见过老龙公，他在周定王时代将要向西出函谷关，被关令尹喜挽留，于是写成五千言。他的门徒列御寇、庄生，也似乎都能举述它，但往往同原文不相符合。到了汉文帝时，河上公为它作注，于是才大为显著。有人说河上公的注本本来就是讹误的；然而从此以后为它作注的人，几乎是《阴符经》注家的三倍，而且往往都没有完全探究两位圣人立言的旨趣。两位圣人的旨趣，大势看似险峻而归趋却极其平坦，言辞看似偏颇而内涵却极其完备。凡是其中所说的私、欲、翕、夺、盗、贼、杀、机等字眼，拿给拘泥方术、死守文句的人看，他们一定会认为极其怪诞，是在欺骗自己。于是讥刺、攻击根本的议论兴起，而两位圣人的旨趣便长期郁结，不能宣明。幸而有能够阐说它的人。在方内得到它的，大多把它归结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涉及谷神、玄牝、雄雌、黑白、窍妙、子母等精微之处，他们也都认为粗浅而不加探究。更低一等的，则把它贬低为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的权术。在方外得到它的，则全都归结为立命安身；即使涉及慈、俭、不争先以及如何克敌取天下，也强行把它说成精微之理。更低一等的，则把它贬为采炼、吐纳之术。于是两位圣人的旨趣虽然似乎稍稍得到宣明，实际上终究还是郁结着。我从家中迁入道观，住了三天，恰好从外面回来，看守道观的人拿一部书给我看，说有一个穿道服、身材魁伟的人，头发已经全白了，托他把书送给王子，说我读过之后一定会设法寻找他。我读后果然觉得奇异，原来是他所注的《阴符经》。我让人寻找他，在隆福寺、招提寺的丙舍找到了他，同他交谈并设酒饭款待他。他又拿出自己所注的《道德经》，并且说：‘我姑且用它来印证我的心意罢了；如今请您替我印证。’我反复读了一两遍，觉得他的文辞十分雅正驯顺，不离开正轨和时宜，也阐发了各家未曾阐发的地方；有时浅显，有时深奥，仿佛能调和方内、方外的说法。即使他所订定的章句，也不必完全因袭河上公、李荃的旧说，有时分开，有时合并，总有独自使人心领神会、恰中要害之处。我于是对陈生说：“陈生，你难道就是锺士季吗？而且还拿四本论来使我害怕，掷下我便赶紧离开了。”陈生笑着说：“不是这样。以我的眼光来看，■〈目冓〉子重没有谁能比得上；按照我的话来说，■〈目冓〉子重就是这样。”于是告别离去。过了几个月，陈生又来了。我完全了解到他的为人：他曾经作为领取廪饩的博士弟子员参加科举，考试场中的声望正要使他成为贡生，却因为言语上的过失而未能如愿。后来又为了躲避仇家逃到海上，依靠替人染色、削刻等手艺居住下来，出入两家的学术门庭十年，此后才把书写成。我于是又对陈生说：“你暂且还不要谈大道。凭你的才干，如果生逢开元年间，采用老子的学说来考试选士，与六经相比，你必定会成为其中最出众的人选；如果不这样，而是跟随郭汾阳，以《阴符经》参加武举考试，你也必定会成为其中最出众的人选。如今为什么竟然困顿到这种地步？难道你要让自己老死，做一个黄冠道士吗？”陈生于是大笑说：“不是这样。我因为没有采用我老师的教诲而遭受祸患，却又因为采用我老师的教诲而得以免祸。即便如此，这些学问是用来应对世事的，所以我把它们刊印下来。您想要得到的是使自己超脱尘世的道术，为什么还要拿世俗范围之内的事情来要求我呢？”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退下来后便把他说的话记写了下来。《朱在明诗选》序 我在丁卯年伏阙时，在公车署中结识了靖江朱在明公。当时在明年轻俊逸豪迈，负有风采和操守，家中收藏《小二史》。饮酒间他能作吴地歌调，以此压倒众人，十分欢乐。从此以后，我虽然勉强出仕，却屡次请假，而在明也屡次因出使之事归来，来东海之滨探访我。我逐渐看到他的诗作。在明虽然不常作诗，但每写一首，便立即脍炙人口。后来他最终从大官丞任上出任，内史王国不得志，拂袖归去。恰逢我也解去山南节度使之职归来，在明来访更加频繁；我已经看遍了他的诗，他把诗稿交给我说：‘您将要隐居了，请勉强替我作序。’在明才华很高，气势很畅达；发而为诗，语言十分秀美，声调十分飘逸，风声清冷，余音不绝。总的说来，他只任凭自己的性情适意，不完全拘守古人的程式；但拿它同古人协调比较，没有不相合的。靖江处在大江之间，作为城邑，北面是淮南各城的戍守之地，苍茫而丰厚；南面是京口、毗陵、吴郡，秀润而妍丽。西面连接三峡九派的水流，东面同大海的潮汐相接，吞吐日月，孕育奇珍、产生异物。在明居住在那里，属于极其尊贵的家族，财力足以使田园池苑雄厚，射猎垂钓的乐趣足以使人忘却年老年少；但他到了中年便辞去任侠生活，而同四境之外的贤豪长者交游。他又能探究千载以来的学术事业，著述成一家之言，这也是值得重视的。有人或许说，在明酬答唱和的篇什非常丰富，为什么却寂寥到这种地步？不是这样。如今天下才士大夫结伴谈论文学艺术，必定趋向唐代；而唐代篇什最丰富的，只有少陵、香山，其次是李供奉、元武昌而已。即使是极其深奥灵异的作品，普通人也不过保存十多篇；初唐盛唐四杰的全部作品，也非常微小，不能使洛阳纸贵；崔员外的《黄鹤咏》标举一时，无人能和；杨东川的《兰亭》诗句压倒当时英才；孙主簿说‘精锐骑兵三千，足以抵敌疲弱步卒数万’，难道作品是以数量多而显得贵重吗？如今即使让在明同元白比较作品数量，或许有所不暇，但他若同优游员外、东川相比，也已经高高飞举、光彩照人了。因此我认为，在明既然早早辞官，悠闲无事，就应当更加深思，穷尽变化，以达到不可限量的境界；否则，就把一切洗涤净尽、归于空寂，共同印证太上的道理，也就可以了。我已经隐居了，所以为您作序说到这里。《叶雪樵诗集》序

译无锡是天下险要而富庶的城邑，那里的人文物产足以统领一世，富户的丰足足以凌驾各州郡；车船往来汇聚，却并不喜欢作诗吟咏。到了嘉靖、隆庆年间，才渐渐有人涉足此道，平民中仅有我的雪樵子。雪樵子对于吟咏，大概出于天性：饥饿时仿佛借诗来充食，口渴时仿佛借诗来当酒，寒冷时仿佛借诗来作衣裘。天下万事都没有什么能同他这种爱好相争。雪樵子本来贫穷，自从精于作诗后，反而更加贫困。他住在偏僻狭窄的巷子里，当地人没有人能去过问他；而其他郡的贤豪长者，脚步相接，终于寻到他的住处，同他结交，昼夜畅谈，然后才告别离去。起初当地稍有名望的大富人家听到他的名声而仰慕他，礼请雪樵子，空出左席等待他。雪樵子便坐在左席上；主人敬酒，他饮白酒就饮白酒，直到喝尽，于是纵论古今名胜以及经国不朽的事业。豪绅突然不知道如何回答，惭愧之余故意同他亲昵，并用别的话讥刺他。雪樵子愤怒而不接受，说：‘唉！小子想用一张皮面具来蒙骗老夫吗！’于是拂袖起身，不再回头。雪樵子因此更加困顿，而当地士绅中只有方伯秦梁、御史胡孝两位先生素来懂得诗，渐渐把雪樵子当作宾客，同他相互唱和。秦先生甚至想刊刻他的诗来流传，但不久两位先生相继去世。雪樵子仰天叹道：‘唉！我难道是猫头鹰吗？为什么竟成了这样一个不祥之人！’秦先生的儿子、太学生某，认为雪樵子是他父亲的宾客，而且曾经受到父亲特别礼遇，于是像从前约定的那样大笔拿出资财，刊刻成书；友人王穉登替它作序，写了数百千字，推重雪樵子的用意十分深厚，文辞也很修美，只是迂回绵长，似乎没有完结。雪樵子却心里不高兴，说：‘我有什么能力，能承受王君这样的宠爱？如果真像他说的这样，那么天下没有不奔向王君七寸笔管的，他所谓抬举我就让我上天，压抑我就让我入地，难道不是特别厚待我吗！’即便如此，假如现在真如王君所说，那么青莲、少陵又凭什么超过他呢？他已经对我说，诸位虽然想勉强等候我写一篇话，但这样一来也足以不朽了。雪樵子出生在江左，却能够完全摆脱江南绮靡柔弱的习气，努力使自己的气格完备。无锡本来不喜欢作诗，雪樵子又没有师友切磋砥砺的力量，却能努力同古调谐和；他的气格完备，所以诗句工整而不使全篇疲累；他的声调和谐，所以篇章精工而不使格调受累；文气畅达而能沉着，华美而有收敛，质朴而能驾驭。天下不难在有才，难在有才而没有调剂它的东西。雪樵子大概知道有所调剂吧！王君的话足以使雪樵子受到重视，而又特别重视雪樵子到这种地步；我的话局促在很小的范围内，更不足以使雪樵子受到重视，雪樵子为什么要取用它呢？” 大概也只是取用其中调剂才华的意思罢了。雪樵子姓叶，名某，字茂长。他的其他品行又详细又美好，我所涉及的仅仅是他侠义刚强的一面而已。《陈于韶先生〈卧雪楼摘稿〉序》明朝兴起以后，谈论文学艺术的人，不论几十家还是上百家，往往依附当时风气来建立自己的格调，而嘉靖末年尤其兴盛。我任郎官在燕京时，很有幸同各位名士交游；而名士之中，庚戌年参加公车考试的诸人尤其兴盛，如吴兴徐子与、武昌吴明卿、广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实在都是以气节情谊相互激励，往来交游直到穷尽早晚，没有多久，豫章余德甫、铜梁张肖甫、郢上高伯宗、我同郡的徐子言也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整治宴饮、诗酒、文章之事，这六七位君子并不因为我无能，便拒绝接纳我。只有阆中陈于韶先生，我只见过一面，随即失去联系，匆匆之间也记不得他的相貌。后来于韶入朝任郎官，接续诸君子结盟论诗、较量文力，几乎成了其中的主要主持者，而我因奉使向东游历，漂泊宦海，不能回来。于韶出任地方官，是因为兵事；武林一带强劲的烽火、彭蠡湖上的狂啸，他用一篇长檄文扫除平定，替文士雪除了不被任用的耻辱。而我又遭遇家难，像屈曲的虫一样伏处田野。自从我错误地被推举为备位之臣以后，内外职位都缺乏才能，于韶遭受无休止的谗毁，离开江西节度任所已经很久了。我同于韶之间，姑且不说我不敢相比，单看行迹，却好像巧妙地彼此回避。今年辛巳年夏天，我因为避世扫迹，居住在庵中已经两年；有从蜀地来的商船，带来了于韶的书信和礼物。书信读完后，又得到《卧云阁诗》十卷；我把它全部读完，便惊讶感叹道：‘唉，这是我的浅陋啊！陈于韶这样的人活着，我竟不能认识。’危险啊！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幸运；否则几乎要错过于韶，几乎要错过于韶了！如今天下那些互相扼腕谈论文学艺术的人，无不认为开元、大历以后，诗歌的成就很难再有超越。明代自弘治、正德以来，也不能超过嘉靖末年。即使嘉靖末年几十上百家盛极一时，真正名副其实、足以主持诗坛的人也屈指可数。诗实在太难说了！为什么呢？擅长写事，便容易排比堆塞而伤害性情；擅长写情，便容易婉转绵丽而损伤气格；气势畅达，便容易刚厉直露而损伤思致；思致深沉，便容易沉简而损伤姿态；姿态优美，便容易妖冶浮靡而损伤骨力。维护格调的人担心文采，维护文采的人担心格调；真正合乎内心的，往往少了一倍；只求声调和谐的，又使内心惭愧。确实很难兼备。即便如此，难的不是诗本身，而是能够兼备这些方面。之所以难，大概难在才华。于韶作诗，从古乐府到近体诗，不下十余种体制，没有一种不达到极致，因此平生的游历和感慨，全都寄托在吟咏讽诵之中，没有什么不能表达。至于他兼备前面所说的几个方面，没有一样不美。上天确实放纵了他的才华，又加上岷山、峨眉以及川蜀巴地的秀美，只是稍稍吝惜他的际遇，却丰厚地给予他岁月，这哪里是浅薄短少的眼光所能窥见的呢？各篇为于韶作序的人，往往拿他的伯父玉来比拟他的气节，认为两人的学识经纬略相近。然而不过是因为同乡同宗的缘故才这样比较。伯玉居于清雅，于韶居于雄奇；伯玉善于运用小题材，于韶善于运用大题材。这难道不是偶然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有蜀地寄居的少陵氏了。我既然已经采用于韶的诗，便替他的诗作序。我私下认为，自己虽晚年才得到于韶，却能够读尽他的诗，不能不说是幸运；于韶晚年才得到我，但我正有戒除绮丽言辞的要求，为于韶破例一次。三尺长的侧理纸，七尺长的秃笔，奋然写作，成为延津双剑合璧之势，难道不是幸运吗？于韶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不知道；我从于韶那里得到的，则前面所说张、余二甫的优点，也时时可以见到。《水竹居诗集》序

译大鸿胪、麻城周先生把一部诗集寄放在我山中，说：‘我听说能够评治诗歌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您。请您替我试着评论一下，让我洗清眼目，接受删削。’我当时正有笔砚，告诫自己不能推辞，于是诵读起来不能自已，便兴奋地赞叹道：‘美啊，盛美啊！《诗经》三百篇中，最为兴盛的，大抵都承受了文王教化；而江汉之间，号称南国，在接受这种教化方面最为深厚。然而田野农夫、织布女子，难道能够苦心钻研声律名物吗？他们脱口而出的诗歌，却汇聚了天下最正确的规范。王者的事业衰落以后，风诗也随之下降；但详密的《楚辞》、简略的乐府、华靡的建安五言，仍然没有完全废弃。它的璞质初时妖冶而华美，后来在月露、骈偶之风中更加显露；到了严羽、四杰之后，璞玉才开始雕琢。璞玉雕琢之后，诗的用途更加广泛，而体制反而更加不确立。偶尔有一两个研究经术、谈论性理的人，把诗看作无用之物；否则就借口诗可以达意，用来文饰自己的浅陋。这两种人相互攻击，谁也不肯退让。如今周先生，是精深于经术、性理的人，偶尔有所吟咏，只是用来寄托自己不得不发的情感，本来不借助腐笔刻叶来求功，也不以左准右绳作为规范。然而他的天才流露出来，竟然像大国的辞赋；他独自冥思而创造出来的诗句，突然间又有如偏师突出的劲健。忽然急骤起来，仿佛鞭打长风、驾驭雷霆；收敛之后，又像庆云、祥风。既不专门经营某一体，也不涉足偏僻路径，古人所谓本质充实而具有文采、文质彬彬的君子，不正是这样吗？难道南国文王的教化经过二千五百年，到今天还仍在江汉之间吗？’先生曾任名御史，巡视、主持江左学政，因为秉持正道触犯权贵，长期沉浮于外任，后来逐渐得到进用，以至于位列九卿、声名显达。然而他仍把自己的诗集题作《水竹居》，表示不忘隐居生活。他的其他文章和奏疏稿本有若干卷，另行流传。《胡元瑞〈绿萝馆诗集〉序》我从束发起就喜欢谈论诗歌，同海内豪杰俊士交游，没有谁不是凭借诗歌来进身的。随着年岁增长，我逐渐看见他们的论著；那些豪杰俊士自己乐意流传自己的诗作，很少有人不来请我作序。我既不能善于逢迎，又不能让人人都尽意地以请求序文为难，因而想着辞谢，几乎要烧掉笔砚；最后却为胡元瑞作了《绿萝馆诗集》序。元瑞说：‘您对我能确定的一件事，是我最遗憾的两件事，以及我不辜负您的两件事，各有两件。您很幸运啊！我拿自己的敝帚来求您一句华美的评语，这是可以确定的。您一旦答应我，便是立即施加宠爱于我；但您一旦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这就是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我虽然年纪晚，却还幸运地能赶上您；若不能始终承受您的恩惠，使后世怀疑我们在不同时代并不相称，这就是我最遗憾的第二件事。即使您过分称许我，而我竭尽脚力去实践您的称许，不能辜负您有所弹劾批评的地方，我便会警惕地把您当作磨刀石；这难道不是我没有辜负您吗？您认为我究竟怎样呢？’我于是对元瑞说：‘不要急切催逼了，请暂且歇息，我替你作序。’我通过我的弟弟得到元瑞，不过半年；元瑞拿出他的诗作，我每次读到，都没有不击节三叹的。上天并不吝惜把才华给人，人却偏偏取用其中平凡的；气的流行本来没有选择，人却取用其中浑浊、微弱而相互依附的。古人并不把格调秘藏而不给后人，却有人偏偏取用其中下等、中等的；上天也不秘藏声色，本来是用来供我们作诗的，却有人只取其中呱呱的声音，只取其中黝暗的色彩。意象每天同我接触，我却淘汰其中精华英气；情感从我心中发生，我却不让它发自肺腑。这样来作诗，又这样向人宣称：‘我善于作诗，我善于作诗’，这究竟算什么呢？元瑞才华高，气势充足，意象一定同心意相副，感情一定表达得畅达；歌唱起来，声音合乎宫商而能穿透金石；收取它的色彩，淡薄星汉而舒展云霞。拿它同开元、大历的格调相比，没有不相合的。我曾对我的弟弟说：‘在我以前的诗人中，才华涵容洪大而兼及纤细、滋养万物而与我相合，所以我推重献吉；但不能不承认他有污浊尘滓。我又推重昌谷，因为他能脱离尘俗而行于空中，文采灿烂如云气；但不能不承认他有轻浮如鸣鸾佩玉、把万象视为唾余的一面。我又推重仲默，但不能不承认他雕琢过甚，舍弃陈旧而追求新奇。我又推重子业，但不能不承认他急促如鞭风驾雷、以险峻为绝妙。我又推重子相，但不能不承认他疏放融会而超脱过度，近于脱离常轨。大概可以说接近完美了，但仍时时可见各自孤特的造诣。在我以后作诗的人，大概就在这个人了。就在这个人了啊！’ 用今天的事实来验证，难道不是完全相合、没有差错吗？’不久便有一位讥刺者说，从前鞠傅称赞田光说：‘智慧深沉而勇敢。’沉而不深，玄而不幽，沉着而不凝滞，坚实而不固执；进入时深沉，出来时自然；整体纯粹美好，如同大冶铸造万物而看不见工匠的痕迹，如同美玉在夜间发光而磨灭了雕琢的痕迹。这样的境界，难道就是《诗经》三百篇、西京、建安的美善吗？这部诗集已经打下了基础，却还没有完全达到。您的乡君中有赏识您的人，让他刊刻此集吧，并把我的话作为质证。《徐鲁庵先生〈湖上集〉序》

译从前周朝衰落而文章日益兴盛，兴盛到了极点，几乎遮蔽了本质。但并不是一定要有放纵情欲、败坏性情的言辞，或奇异邪僻、偏颇坚执而没有根基的议论，老子仍然想把它扭转回来，说：‘大丈夫处在真实之中，不居于浮华。’我的老师孔子也坚持这一点，说：‘文章方面我还同别人一样；但我退让谦逊，甘居于亲身实行君子之道者之后，并且赞美那种自己不能达到的境界。’文章是治理世事的大事业，也是不朽的盛事，难道能因为它属于小道就把它看作无用吗？世间小人所作的文章，不探究文章的根源，又不能达到它最终的功用，只求苟且完成眼前的制作，这难道只是老子的纠正超过了适当限度吗？在我看来，孔子也将有不能忍受的地方。如今天下号称太平无事，不像衰落的周朝那样；百姓放下战争之业，称说诗书，在尊贵的礼器、衣冠之间从容揖让，超过二百年，文章也因此随之发展。文章的盛况稍稍舒展开来而形成声色，就必定探究六雄，援引先秦，依据西汉、东汉，取其中的要领；徐徐调和五音，又尊祖于屈原、宋玉，尊父于扬雄、司马相如，同建安、黄初的俊才交游，希望稍稍止息颜延之、谢灵运的文风，然后束敛加以整饰；偶然又必定放开，最终归向开元、大历的渊薮。那些作品又散佚流传出来，彼此牵连、相互浸染，吟咏月露之声，组合成任昉、沈约、温子昇、邢邵那样的文辞。然而他们还喧嚷着说：“我宁可磨损三寸笔毫而不肯入墨，也不做宋氏那一派的文章。”大体说来，天下所谓盛世，没有超过嘉靖、隆庆年间的；嘉隆之盛，又没有超过江左；江左又没有超过我们吴郡，而郡中最杰出的县邑是吴江。吴江的俊彦，是徐鲁庵公。公考中进士，入中书省读中秘书，出任夕拜司谏，在嘉靖末年进谏，不到两年便辞官离去，退居吴江田野耕作。天下人艳羡公的声名，私下料想他所撰写的文章一定符合他们所谓的盛世文风，然而公却偏偏不是这样。公生来没有别的嗜好，只独爱读书；对于书籍，喜爱六经、诸子、史书，尤其精通《易》以及三礼，对诸圣贤精神、心术的精微之处，都能探究幽隐、剖析确切，然后写入书中。书写成后，邻近州县的读书少年有的未必完全喜欢，但公绝不会因为一时的好恶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公为人恭谨温厚，是位长者；出仕或退处，多取退避而少求进取，宽然把自己置于不争之地，善于隐藏自己。然而偶尔有所持论，便一定务求坚持自己的见解，不迎合世俗：如表彰让位而称贤于朱，均立正统而屈于赵，宋代辨明王道而归功于周历，标举吴国祭祀而贬抑范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即使让商汤、夏禹一类的人拿着公文，自以为能够推究事物、达到幽隐之处，读了公的文章，又有谁不会吐舌收手、感到惊服呢？否则，以公避迹自守，便说他孤僻而忘世，那么他在叙论江左邮传道路和徭役时，为什么又是那样忠厚恳切、通达国体呢？况且公并非不能写华美文章，也不是厌恶华美而强行去掉它，只是想探究文章所由以产生的根本，并达到文章最终的实际作用罢了。大概嘉隆以后，到了万历年间，掌权的大臣本来就担忧文风盛极，足以酿成衰败，这一点多次见于他们向朝廷上奏的诏令中：“宁可质朴，不要浮华；我所看重的，只是士大夫明白事理、适合实用而已。”那么公即使已经去世，未能充分伸张自己的主张，也必定会与这种见解相合吧？如果只把我们吴郡所谓嘉隆间的盛况当作标准，那就够了，也就没有必要有公和我的这篇序文了。公名师曾，字〔阙〕。公去世后，郡中父老和诸生推举他，在学宫中祭祀。《俞仲蔚先生集》序 我在嘉靖癸丑年因维扬审理案件，向俞先生投赠诗作而与他订交。过了三年，到丙辰年，又遇到三辅的案件，便略为刊刻俞先生的诗作流传，并为之作序。又过了二十四年，到今上庚辰年，俞先生年老病逝，我以〔此上夕下〕哀悼他，后来又记述他的安葬。第二年，郡丞刘君某谋划把他的诗文全部刊刻出来，交付钱财；歙县人程汝义又拿出全部积蓄接续资助，并请我作序。我过去评论俞先生，虽然有先后不同之处，大体认为：他的五言古诗，能够步趋建安诗风，到了齐梁体制错杂之处也不违背诗格；七言歌辞，轻快洒脱，或深或浅，不拘于一家；只有近体诗稍显羸弱，但绝句有时自能会心。文章以东汉为宗主，语意间又融入晋宋旨趣，不一定以奇峻取胜，却骨力蕴含于文辞组织中；不一定以华丽取胜，却以质朴为胜。他在泉石山水方面最能合乎本色，难道不就是布衣文人中的一面红旗吗？自从我的评论发表后，俞先生的诗名渐渐得到定评。唯独他隐居的品格，虽然天下人都仰慕喜爱，却没有人能够说清他的格调。古代的上等隐士，生来便声名受挫，含辛茹苦，在鹿麋之外刻苦自放；樵夫牧童可以亲近他，却不能敬重他；贤达之士可以意会想象，却无法追踪他的踪迹。俞先生本来是故搢绅的子弟，年轻时也曾学习博士业，因为屡遭科场挫折，后来放弃了它。他筋力柔弱懒怠，常患头风病；不能像鹿门的庞德公那样耕作，也不能像皋桥的伯鸾那样交游，不能像禽息、向子平那样远游，于是屡屡寄居在十室小邑的一所房舍中。他平日常说：“我不迎合别人，也不躲避别人；我不厌弃世道，也不侮慢世道；我不靠名声去求取名声，也不借无名来钓取名声。”不过如此而已。俞先生因为多病，脚不能走出百里之外。即便如此，纵然不能游历五岳，难道不胜过游走于五侯之门吗？况且隐逸到了俞先生这样的程度，也已经足够了。何必一定要和古代上等隐士完全相同，甚至抹去自己的踪迹，然后才称为上隐呢？有人说，俞先生文集中酬答赠送的诗，多是给官场上显贵的人写的；这件事只有我知道其中缘由。因为我是凭诗作与俞先生订交的，而我所友好的吴兴徐子与，来往游历的道路遍及天下，从此仰慕喜爱俞先生，争相想得到俞先生的文章。俞先生从不拒绝，但也从不借此求取援引。过了很久，有些乘车持旌的官员来拜访俞先生，俞先生不拒绝，却也没有什么回报。俞先生年轻时贫穷，常常只能吃半碗豆类，有时甚至隔日才能做饭，但从不取人一文。晚年声望逐渐加重，有人出于情谊馈赠他，他也不写饰词答谢；但大礼不超过一束帛，小礼不过是计算器物和食物罢了。过去，许玄度卧居在永兴南面的幽穴，却能得到四方诸侯赠送的礼物。有人因此讥笑他是箕山隐士，他却说竹筐、竹篚和苞苴之物，比天下的珍宝轻微，用这话作了解释。传写奇闻的人也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废弃对他栖隐逸居的记载；这哪里足以拿来衡量俞先生的高下呢？俞先生离开诸生身份后，便为许多高士作赞，以寄托隐微的意旨。他所持的议论，唯独不喜欢郭林宗舍弃自己而迎合天下人的好尚，以布衣身份干预大司徒权柄的做法，认为那是不合宜的。总之，俞先生虽然没有最终完全在隐遁中自我隐藏，却差不多能够持守公正的尺度。因此借程氏请我作序的机会一并说出这些，等待后来撰写《文苑》《隐逸》传记的人加以折中评定。《弇州续稿》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四十五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译《壬午江南武举序》《齿录》后序。万历壬午年秋，御史与兵使者联合吴郡、云间、晋陵、京口四郡，命令精于骑射、策试的士子若干人参加考试。经过三场考试，我州那位出类拔萃、名列第一的是徐某氏。考虑到应当像诸生会试那样编录名册，但请求未获准许，于是又把众人的年龄以及爵位、籍贯、世系一并列出，请示兵使者。不久，兵使者便指示向我王世贞询问序文。我对徐某氏说：“你们这次来，前任御史和兵使者认为你们确有才能，准备把你们推荐给天子，采纳你们的谋略，发挥你们的武艺。身披雕饰胸甲，背着弓囊，手执锋利的长矛，只把敌人当作仇敌，只求年轻力壮，又何必议论年龄呢？在呼吸之间，披甲执羽先登陷阵；披甲而争先冲击的人，便能获得战功，又哪里用得着谦让？”徐某氏说：“是这样吗？不，不是这样。您难道没有看到晋文公的事吗？文公是著名的盟主，狐偃、赵衰是著名的谋士。他整治军队、准备迎纳周王时，考察众人，没有一个不符合奏用条件的，但仍然没有立即任用他们。等到他们年少年长之间懂得礼节之后，才任用了他们。年少年长而有礼，这同一次战斗有什么关系？可是文公仍急切地把它放在首位，用来教化激励远近之人。因此，刚强而无礼的子玉，刚一交锋便全军溃败；到他死后，世世代代仍利用他的遗教来主持齐国、晋国的盟会。” 所以在饮酒庆功、论定功劳的时候，士燮向书、向各位统帅谦让；接受赏赐之时，原季以谋略功臣的身份推让而自居其后。到了七士匄任中军副将时，又因为伯游年长而让他居先。即使像栾黡那样骄纵的人，也不敢在这两件事上争斗。到了子孙衰微之时，廉颇将军想凭借自己的勇武先于蔺相如大夫，然而蔺相如终于只用一句话就使他折服，两人反而彼此谦让。难道要同始皇帝所说的王翦相比吗？王翦老了，李将军果然势力强盛、出兵有用；那么最终擒获楚王的究竟是谁呢？抛弃礼让、崇尚首功、尊重年轻而轻视年长，这是亡秦旧习的延续，也接近狄人的作风，我不取这种做法。”我无法回答，只说：“您的话说得有理，请让我拭目等待。你们将来遇到缓急、需要推举人才时，年长者献谋略，年轻者效力；箭矢飞驰、刀刃交接时，年轻者冲锋，年长者持重；行赏授官时，年长者称自己年老不能任事，年轻者推说自己阅历未深。这样从容谦让的风气洋溢在甲胄和貂蝉冠服之间，难道仅仅使士绅中的俊杰感到荣耀吗？况且岂只是晋国以及我们吴地起初本来就是文身断发、椎结发式的地方？泰伯却实在因为让位而使君位的祭祀得以延续，昧、僚、光相互禅让，百战为国，而季子又退让徘徊、在其中谦让，竟没有因此受到伤害。” “确实如此，你们所说的年龄谦让，是不可停止的。”徐某氏的父亲说：宁阳令君曾与先司马一同做诸生，参加文社，后来某君归田。近日我又多次与他共饮，往来交接，差不多可以讲论世代交谊了。这次编录名册、按年龄排列，也将用来修明世代交谊。因此我不能推辞，便在册末为它作序。《报庆纪行小序》汉代有两位司马，都曾任侍从官，掌管文史职务。其中一位游历江淮、会稽，探访禹穴，泛舟沅湘，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都城讲学，最后又有出使蜀地的经历。另一位则从蜀地向西南通往夜郎，平定邛、筰、冉駹、斯榆等地；他们都能借助山川胜景来激发文章，盛名高蔽天地。然而在当时，却没有听说他们写过一句话来记载所谓的山川胜景。直到钱塘宋代，范致能、陆务观等人才开始写纪行文章，但文辞又多鄙俗杂乱，不能相称。我本来就为这种不相称而感慨叹息。如今终于得到信阳王太史所撰的文章，他一路经行所见、登临眺望、聚散宴饮、土地风俗、名胜景物，都像清楚地展现在掌中。幸而没有被两位司马抢先，也没有落入次一等的境地。拿它同范致能、陆务观相比，他们难道不也只能远远落在后面吗？或者说，汉武帝时，天下正疲于征讨，而司马氏出使蜀地，都是在兵革中行进，甚至睡觉吃饭都不得安适，哪里有闲暇洗砚濡笔从事著述？至于范、陆的时代，他们出使北方不过以淮水为华夏边界，前往楚地便以长江划分南北。即使假设他们能够洗砚濡笔从事写作，胸中气势也会先于笔砚消尽，所以他们的文章鄙俗杂乱而不相称，也是应当的。王太史离开疏远之职而在王上身边侍奉，充任法从官十多年；因为皇子的大庆，停止在经筵讲读和史馆执笔，奉命出使两个藩国。藩国的贤王手持扫帚迎接，修筑宫室让他居住；往返舟车万里，没有丝毫边疆警报来劳烦他的神色。他又得到便道回到故乡，在太夫人面前举杯祝寿；这作为太平盛世的伟大际遇，比古人实在胜过千万倍。因此，感慨忧劳的意旨减少了，而和平典雅的声音得以伸张，使天下后世诵读它时跃然产生想要亲历那个时代的念头，正在这篇纪行中。太史渡江后到弇州来拜访我，当时我还能够煮羹、削雪桃来做东道主；如今辗转迁徙到了荒野，已经不能这样了。然而还有一丸墨汁，足以濡润我潦倒的笔，写下几句话为太史的纪行作序；超过这些，我也做不到了。太史不要再来搅扰我。《曾子清〈孙武注疏〉序》

译三代以后，能够真正得到兵法之理的人，没有超过孔子、老子。孔子解《易》说：“地下有水，这是师卦；君子因此容纳百姓、蓄养众人。”又说：“刚健居中而得到响应，行于险境却能顺利；凭此使天下承受战事，百姓便会跟从。”老子则说：“兵器是不祥之物，不得已才使用它，以恬淡为上。”又说：“以正道治理国家，以奇变用兵，以无为无事取得天下。”又说：“行动时如同没有行动，挥击时如同没有手臂，面对敌人如同没有敌人，拿着兵器如同没有兵器。”又说：“祸患没有比轻视敌人更大的，轻视敌人，几乎会丧失我的宝贝。”这些见解大概也达到了精微的极致吧！其次便没有谁能超过孙武。他说：“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的军队屈服而不必交战，攻取敌人的城池而不必强攻。”又说：“预见胜利若不过是众人都能知道的，就不是最高明的胜利；交战取胜而天下人都说好，也不是最高明的胜利。善于作战的人取胜，没有智谋的声名，也没有勇武的功劳。”像孙武这样的人，差不多可以说真正得到了兵法之理。此后，即使强悍如项籍、勇猛如韩信、白起，也只能说懂得军事，不能说得到了兵法之理。为孙武作训释注解的，共有十多家。连强悍如项籍、勇猛如韩信、白起的人，尚且不敢把得到兵法之理归于他们，难道这十多家注家就能真正得到兵法之理吗？这十多家得到的是谈论兵法的言语，却没有得到这些言语所以成立的根本；而它所以成立的根本，就是道理。我的朋友曾子清，年轻时做过诸生，在商城山中读书，学业有成，准备通过公车考试入仕，却中途厌恶地说：“这只是龌龊文士使用的东西。”于是他跨上铁制裲裆甲，骑着烈马，左右开弓射三石弓，佩七尺长剑，能够在五步之内连续击杀敌人。他又厌恶地说：“这只是抵挡一个人的本领，大丈夫应当学习抵挡万人之敌的本领。”于是把古代兵法全部研习一遍。当时天子正对岛夷用兵，大将军幕府认为子清贤能，征召他入幕；他慷慨作长揖，脱下儒士衣冠，换上皮甲和战袍。第一次觐见便取得金印紫绶，第二次便取得偏将军印，几次把贼寇困在肉鲵的山岙岛屿而擒获，按功劳本来已经多次应当封爵。然而他受到忌妒者罗织的罪网，几次上书自我申辩，才得以解脱，仍以偏将军候补。自从子清候补以来，那些任用人才的人往往以礼相请；稍微深入交谈，便大为惊叹说：“同他共事，他一定会坐在我上面；这样的人最终必然会坐着支使我。我又怎么能亲手拿着通侯的绶带授给他呢？”子清料想自己终究不会被任用，便又回到商城山中，更加旁通佛教经典。三年前，我卧病在弇州园中，子清戴笠挑担来拜访我，于是我们畅谈西竺古代先生的教诲和菩提达磨的心法旨意，纵横驰骋、蜂拥而起，不能穷尽；我认为他是真正遗世独立的人，过了几天才领会他的宗旨。他大概没有一顿饭不想到兵事。我于是起身向他道歉说：“我不过是一个留着头发的和尚，没有一定的心水来平息你的心火，又扬起尼连河的尘土，助你谈论，实在力不能及，只好离开。”今年我已经迁居恬憺观，子清又来拜访，谈论西竺之学更加精深；他间或拿出一篇文章，题为《孙武注疏》，给我看说：“勉强替我读一读。”我读完便合上书对他说：“你为什么要侮辱我？我早晚将要化为枯槁灰烬，这都不在意了，你为什么又激起我的壮心，诱使我遭受这种侮辱呢？不过，我过去认为孙武得到了兵法之理；我不敢说您已经得到孙武的兵法之理，但如果要说胜过项籍、韩信、白起，我敢说您得到了孙武的道理。世上若有人任用您而坚持这一点去做，用来安定天下也可以；否则，您的注疏流传并得到任用，用来安定天下后世也可以。您做您的事，我做我的事罢了。”座中有人诋毁子清说：“等到福建使用偏将军时，您没有拿出一个计策，便剪灭那些寇贼，然后才吃早饭；又没有拿出一个计策，便使文冈在先而将敌人分离，难道是当时您的用兵还不成熟吗？恐怕如今只是空谈罢了。”我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姑且替你们谈谈孙武。” 孙武的兵书在吴王阖闾时显名，不久便被任用来攻破郢都，功劳确实清楚地记载在史籍中。然而，他为什么在秦国援救楚国时再次受挫，既不知道军队已经疲老，又不知道凭借奇兵取胜呢？这是为什么？檇李之战时，他又为什么把吴王阖闾置于越国之中？郢都之战，吴王阖闾因屡胜而骄傲，伍子胥任意发泄愤怒而滥用兵力；檇李之战，吴王阖闾轻视越国，自恃强大。他对于孙武，大概是用了他的兵法，却没有完全采用它。既然用了却没有完全采用，那么孙武尚且会受挫，何况子清呢？”又有人说：“孙武本来就说，取胜的人没有智谋的声名、勇武的功劳，子清怎么会有这些呢？”我又没有回答。《冯佑山先生集》序

译我十八岁时成为州里的诸生，恰逢故府主冯公与他的儿子、如今的参政冯敏功生于同年。冯公每次考诸生经义，常常评定甲乙，因此与我相处得很是欢洽。当时，冯公以著名谏官的身份被举荐任职，出任外官，几次改任大州大邑，有清廉能干官吏的声誉；而且仪貌伟岸秀美，谈论慷慨激昂，见到他的人无不认为他应当做到三公。可是冯公性情特别高朗，不能忍受委曲琐屑之事，上级官员只让他升迁两次，他便离职而去。冯公离职后回到平湖故乡，那里距我家不到三百里，很近；我闲暇时步行前去，两次拜访他，在他别墅的山池间畅饮，随后告别。最后一次我解除郧州节制职务经过他那里时，冯公已经获得参政封号，但当时已经病重，仍勉强出来握着我的手说：“以后再会不能再有了，这将把我怎么办呢？”神情仿佛有所托付；不久，冯公果然寿终正寝。安葬以后，我才从参政那里得到冯公所著的若干卷文集，全部读完，便叹息说：“世人竟然这样不能了解冯公吗？不要说世人不能了解，就是我也自以为了解他，却仍不能完全了解他；从今以后，才算差不多完全了解冯公了。”起初我辞去诸生学业后，便喜爱写古文辞，和一两个朋友坦率谈论西京、建安的文章事业，认为后世已经没有谁配得上它们；可是如今握笔作文的人，也往往能够举说这些风格。大体说来有两端：柔媚瑰丽的文辞占优势，便被看作有才情；但弊病是使人流于肤浅，挺立不振。感慨激昂、声势凌厉的文辞占优势，便被看作有风骨；但弊病是使人意气外溢，喜欢争竞。这两种文章骤然略读，都会以为不是治理天下的正声不可；然而它们之所以能成为治世之音的根本，其实并不在此。冯公所撰的文章和诗歌，格调方面本来无需多说；我私下略窥一二，像斥邪之文那样简峭正直而深刻周密，何异于刘子政、蔡中郎筹划论事的文章，几乎切中要害；差不多可以比得上陆敬舆、苏眉山的叙记、志传，含蓄而疏畅，其中又以庐陵风格为多。诗歌无论古体、近体，都温厚尔雅，洋溢着钱起、刘长卿遗留下来的声韵；概括说来，归结于孔子的一句话：“文辞只要能够通达意思罢了。”让有见识的人反复读它，想求出其中所谓不是治世之音的地方，却不可得。近来大宗伯屡次向皇上进言，想大力端正文体；而岭表策士却极力辱骂写文章的人，说他们文辞钩棘、偏僻闭塞，那么为什么表面上赞成、暗中却反对呢？他自身的文章难道不是更加钩棘偏僻、闭塞不通吗？为什么不取冯公的文集加以尊崇显扬，颁布到法令和取士标准中，使文风回转而趋向治世，这一定会有合宜之处。所谓“佹尽”，是说已经几乎全部得到，却还有一点没有完全穷尽的遗憾。冯公有计然的谋略，可以使国家称霸，使屈地仅仅保全自己的家族；有容成子的道术，可以长久保全一世。屈地仅靠它来祛除疾病的事情，我过去也曾听说过。人们最终还是仓促忙乱，不能向冯公求问，所以才说对他的了解近于“佹尽”。冯公去世后，他的乡人建祠并在乡里为他作记；他所任职过的州县，也都在当地建祠祭祀。参政又禁不住对他的思念，于是为他树立表识，使他的声名更加显大。如今这部文集流传于世，冯公的一生就算有了完整的记录；了解冯公的人，也没有什么需要再请我补充的了。《方鸿胪〈息机堂诗集〉序》我从甲戌年起在燕中认识方先生，那时先生已经很有声名。文章会试中，他负责考核功名，综核百官名实；我不敢拿雕虫小技来显露自己，但内心十分仰慕他。郧襄战事时，我又两次写信表达殷切问候。不久我罢职归乡，先生转任选部，主持选用官员；因不能得到执政者的心意，后来升任佐理容台，言官一旦寻到他的过失加以攻击，他便辞职而去，在隆中隐居了几十年，后来勉强起任大鸿胪，分司建业。此时他才派人把自己所著《息机堂集》送给我，请我写几句话作序，并说不要吝惜修改意见，希望我读后加以删改。我才识不敏，伏案读先生的诗作；其中五言、七言古体，虽不以繁富见长，也不孜孜追求模仿他人、拍掌称赏的相似，大体上气势完整而文辞流畅，发于才情，止于格调，不能把他简单归为大历以后的一类。至于近体诗，声调铿锵，色泽苍劲，不张扬却高峻，不压抑却深沉，确实是中原山川所钟聚的灵秀，也是盛世的声响。先生是南阳人，他的北面是洛阳，东面是汝南，大概都是伏羲、周公所指为天地中央的地方，而南阳正处在其间；山川秀美，有丹霞山、大胡山、列仙遗迹、桐柏山高耸入天，淮水从其下流过，形成四渎之一。人才之盛，则有吴、邓、岑、贾、卓、褒德一类的人物，以武略和政治才能辅佐英主，成就平定、安抚、镇守的功业；后代人才也不乏其人，如张睢阳那样的节操，光明地高悬于白日，灿丽地映照层霄。只是南阳对于文士并不多见，大概仅有张平子、岑嘉州罢了。难道是一时的贤人都艳羡功名显达、认为这样便足以不朽，因而无暇从事笔墨吗？还是天地的美好灵气尚未完全发泄出来，仍有所等待呢？如今天下号称极为太平，即使没有完全推举文士，也不至于禁止诗书。凭天地中央所钟聚的英灵，先生难道不能凝聚并承受它吗？距离先生所居之地较近的，有大梁李献吉、高子业、信阳何仲黙，都是铮铮有声的人物。先生不要只满足于自己。且不说其他方面，写古诗必定要融会而趋向建安；写近体诗必定要淘汰芜杂而取法王维、杜甫。由此再往上追求，舍弃权宜的筏子而探问《风》《雅》的津渡，又有什么困难呢？我老了，内心惭愧于所谓雕虫小技，而且也将放弃它。如果一定要让我作序，请向先生同乡张助甫询问，看他认为如何。《徐天目先生集》序

译徐天目先生，曾任江西左使中行。家居天目山南面，因此自号天目山人。先生在豫章去世时，遗稿大多散失；我的弟弟敬美前往办理丧事，搜集起来只得到十分之六，便交给他的门人郭造卿。大约过了三年，才从郭造卿那里送达；当时张司马肖甫正在镇守浙江，便把它刊刻流传。先生的侄子徐咏等人说，了解先生没有谁比得上我，应该由我作序。我本来已经厌倦笔墨，又听说有人在策问诸生时说：天下大概有些文章家，口中吟咏先秦，字句讲求声韵而鄙薄大历；一旦拿起笔，便说是千古盛事；一句话稍微相合，便说是屈原以来未见的秘传；意趣偶然相同，便喋喋不休地说要努力振兴中原、鞭策当世。起初倡导这种说法的只有一两个人，后来附和的有几十人，再后来人人都会这样说。那些人人都会说的人，实在荒诞，最终却凭此迎合时俗，还拿来讥笑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两个人吗？我年老，忽然忘了以前的话；于鳞或许可以算其中之一，但除于鳞之外，这所谓一两个人中应当也有先生，否则也有我。于鳞已经去世，先生如今又去世，而我再次为先生的文集作序，不要说不能替先生在后世增重声望，反而会因此招来讥毁；既然如此，我写了序又有谁相信呢？徐咏等人说：“不是这样。没有您，知道我们家先生的人不会更多，不知道我们家先生的人也不会因此更多。不要说是我家先生倡导的，即使是您倡导而我家先生附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您善于称许我家先生，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因为一时的嫌疑而回避、抛弃他的声名呢？”我无言以对，于是对徐咏等人说：“还何必等待我的话呢？你们家先生评论文章而取其中正的文字，没有超过何信阳碑文的。其大意说：鄙人的话，怎么能因为文士往往品行少有可取，便以此概括天下人呢？贤者如果被说成不能与节义之士同列，就会投笔叹息。士人能够经纬天地、弥纶三才；其次能够扩展宏大的谋略，润饰伟大的事业；再次能够忧虑时政得失，以文章委婉进谏，使劝诫之道显明。节义只是其中一支，为什么说不能同列呢？那么，所谓士人能够作文，譬如农夫使用耒耜、工匠从事贸易，是其本业；难道本业的重要与轻微，竟有如此悬殊吗？先生虽然重视文事，却从来没有自高自夸、结党同调、攻击异己、彼此坚持而搜摘瑕疵、不能相互退让的行为，像何信阳所说的那种情形，先生完全没有。我同先生交友三十年，他平生从不露出趋利钻营的脸色，也不仰面作傲视人的眼神；他谦逊自守，广泛爱人、包容众人，亲近仁者而和煦待人；遇到一个人只要能执笔作文，便倾心相交，不必要求对方品行处处相同，只要有一处合乎自己的心意便可。听到有话便激赏并推荐他，不必要求完全同调。自己有所撰作，拿出来与古文相合，便惭愧地说：“我还不敢自比执鞭随从。”进而遇到古人从未说过的内容，又更加怀疑地说：“莫不是偏离正道了吧？”随即急忙加以约束。因此，先生在文章上有实际的胜处，却没有虚高的声名。如今他的文集完整存在：诗歌都抒发情感而归于性情，运用比喻、象征和意象；有的清新和平，有的深沉雄健；节奏有缓有促，变化多端，但都能以前有准绳、右有规矩来检验，没有不合乎法度的。议论文章，明辨而不激烈；叙事文章，峭拔而能简洁；发抒意旨的文章，流畅而归于典雅。不知道同西京相比如何；但从东京以后，应当再没有比先生更贤能的了。况且屈原没有写近体诗，而先生与于鳞又没有写《骚》体，那么难道始终彼此不能相见吗？说还没有达到，为什么呢？堆砌古文奇字，只求惊骇眼目、刺激情思而已；若用这一点来苛责于鳞，或许可以。先生的文集完整存在，即使让他坦然袒腹接受弹劾，也必定正中要害。唉！既然这样，倡导文风又有什么困难呢？我同先生以文章成名，已经三十年；然而天下人相信他的为人，不会因为忌妒而废弃对他的称誉。长者去世那天，来不及调理棺木、办理殓葬；他的乡人到乡里哭吊，前后任职的官吏和百姓到当地哭吊，曾受他一顾一盼的客人，也赶来丧所哭吊，大家都像同一个人一样。这正是何信阳所感叹的“文士少有品行”三叹，而先生深深领会了其中的旨意吧。俗话说：“与人结亲却反目争斗，谁知道其中的缘故？”如今那些骤然显贵的人受到他人攻击，便表示自己舍弃旧交，传扬绛侯、灌婴那种朴实作风来树立自己；那些追逐时好的人则增加口舌，肆意发言，挫败与自己相对的敌手，以此显示亲附，这就是其中的缘故。难道能不加以辨明吗？不过，先生的这部文集流传于天下后世，其中必定有清楚明白、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地方。还说什么呢？我多余了，实在多余了。《张伯起集》序

译张伯起是吴地人，比我小一岁。当初我任郎官，奉命出使归来吴地时，伯起在乡里的名声已经很大。吴人论古今文章，推重王文恪公；论诗，推重徐迪功；论书法，推重祝京兆文待诏。伯起一到，便把这些都集中在一身。伯起还在祝待诏任职时，已经年老长寿而无恙。每当伯起来一次，祝待诏总是倒穿鞋出门迎接，挽臂促膝交谈，尽情使用你我之间的亲昵称呼，并且感叹自己到晚年才有幸结交伯起。我所友好的彭年、孔嘉常对我说：“我们不遗憾伯起不认识您，只遗憾您不认识伯起。”然而我一直匆忙，始终没有机会认识他，又过了几年才终于与他订交。交往相投后，十分欢快。伯起的才华不能全部施展出来，便创作乐府新声；天下人喜爱伯起的新声，超过喜爱他的古文辞，伯起却平淡看待，毫不在意。他参加应试的时文，从诸生升入太学上舍，屡次考试都名列第一，但仅仅凭此取得京兆荐举，送到公车，便总是被报罢。因此没有人不称赞伯起的才华，又叹息他的困顿；伯起仍然平淡看待，毫不在意。唯独对古文辞有所构思撰写时，他更加精工。各地岳牧、令长办理事务，如果得不到伯起的文字，便没有什么可以使父亲荣耀；得不到伯起的文字，便没有什么可以使子弟荣耀；得不到伯起的文字，便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为弟弟办理吉凶庆吊；得不到伯起的文字，便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夸饰自己的事情。因此伯起撰写的文章日益繁多，流传也日益广远。有人说，伯起的才华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如果纵情发挥绮丽繁缛，就可以凌驾六朝文章而为三都赋作声援；如果发挥辩才，就可以使张仪、苏秦奔走，役使犀首；如果发挥诡奇之辞，就可以同庄子、列子、邹衍、慎到并列宾主。高雅的可以醉心于月露，下等的也不会失去烟花之雄健。但为什么偏偏拘拘守着这些绳墨呢？我替伯起回答：“我不知道。我从自己的性情出发，也以性情为止；从自己的意趣出发，也以声调为止。反省自己觉得畅快，拿它同古人相比又相合，便认为这样已经够了。”况且文辞只要通达意思，是孔子的训诫。一横一竖，理意自然完整，再加上文饰，我不敢做；一宫一商，声调自然悠长，再加繁复，也不敢做。这就是伯起的见解。有见识的人说，伯起不是有才难，而是有才却不求把它用尽难；不是求名难，而是不巧妙地设置诱饵去猎取声名难。我也这样说。最近是庚辰年，伯起又应公车征辟；想到太夫人年老，他不肯前往，说：“怎么能因为一个科第就改变我奉养母亲的菽水之乐呢？” 从此他闭门谢客，闲暇扶侍母亲时，常常收敛视听，反观内省，以求在清静中探寻心灵的端倪；对于玄牝、橐钥的旨趣，似乎也有所领会。当时我名义上说自己弃家出世、无所成就，听到这些却深感奇异。于是有一天，他把所撰文章收集成若干卷，对我说，希望我一定吝惜几句话来惠及他的身后名声。我暗自奇怪伯起为什么会有这种请求。唉！魏文帝是雄主，威势无所不加，尊贵富有无所不极，却独独对文章这一方面感慨说：“治理世道的大业，是可以不朽的盛事。”丰儒便跟着讥笑他，但这其实不值得讥笑。若一定要凭借义理才能不朽，又怎么能够接续六经呢？况且不能出仕于世，便思考凭什么流传于后世，也是常情。我姑且写下这些来回答伯起。有人说：“您只是替自己的嘲弄作解释罢了。您不能像君苗那样焚烧笔砚，伯起将要责怪您了。” 《兵车心见序》嘉靖末年，天下北方有骑兵作战，南方有水师活动，士大夫多喜欢谈论兵事；但他们的见解没有超过戚少保、俞都督。二人都屡次拜为大将，有楼船水战的功劳，却极力谈论车战的好处，并且遗憾不能亲自用车战抵挡敌人。我当时没有办法驳难，退下来思考，终究不敢完全相信。按我的想法，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行军时用偏箱车，驻止时用武刚车，以此作战、以此防守，确实有利。然而还有陈涛斜那样的地势；如果不幸遭遇包原的险阻，左边是竹林，右边是阮地，进军被迫面对井陉，退军又受阻于阴陵，我们凭什么施展呢？可是两位将军都是名将，难道会欺骗我吗？今年春天，故人之子王元周寄给我一部书，说：“这是扬州丘大夫所著，书名叫《兵车心见》。”起初我妄自猜想这是两位将军酒后之言，几乎要唾弃而不看。过了很久，我慢慢读它，明白了他的说法，才惊讶地说：“这不是车，而是盾。盾是各种兵器中的一种，为什么能够说成车？因为它不是车，却占有车的好处。车的形体方正，而用途偏于一面；盾的形体圆转，而用途广泛。它占有车的好处，除去车的弊害，强行给它加上‘车’的名称；车本来就不能把这些作用全部做到。如今我以偏师抵挡强敌，敌人从四面进攻我军，我军并列坚立而应战。” 前锋举着茅旌，考虑到中军可能不能及时应援；后军以强弩作翼来增强力量，箭矢的道路和目标一致。我军四面都是车，披羽先登、超越险阻；陷入坚阵、弯弓暗中袭击以及伏兵突然发动，都不能使我受到丝毫损伤。我军人人都是车，乘着飞黄马向上奔驰，像暴风闪电一样突进，不必依靠铠胄铁甲，也能免受圉人之责。骑兵也是车，轻捷的刀锋踏浪而行，深入敌船，焚烧积聚、斩获首级，不必凭借楼橹便能抵挡箭石；舟船也是车。因此书名叫《兵车》。不过，贵在善于使用它；不善于使用，始终也只是一面盾罢了。丘大夫精通的是它的形体，神妙之处在于它的使用。经过百炼的镠金，既轻又坚，中间制成相连的环节，分合无所阻隔，这是它的形体。机关、刀刃、火炮，没有不能穿透、烧灼的；矛、槊、刀、剑，都锋利坚实，这是形体所产生的余力。无极五行、偃月龙蟠，变化开合，顷刻呈现万种形态；进攻时使敌人误判防守，防守时使敌人误判进攻，这就是它的使用。丘大夫能够精工细致地说明这些，所以书名叫《心见》。《心见》，说的是独自创见。丘大夫曾自称这是神灵传授的。为什么称为‘心’？心不是别的东西，是精神的居所；精神也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心的精华凝聚专注而成的。这部书写成之后，说是神授可以，说是独创也可以。有人说，如今皇上神圣，蕃部进献珍宝厚礼，越裳、肃慎相继来朝，翻译传达而来；这样一来，即使五种兵器也可以横放在武库中。丘大夫正在淮南有清廉能干的声誉，为什么不从容进入朝廷，取得颍川那样的褒德封号，却要写这种喋喋不休、喜欢生事的文章呢？事情不是这样。轩辕氏并没有因为杀死蚩尤，便焚毁《虎钤》；太公也没有因为剪除殷纣，便废弃《六韬》。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一定危险。丘大夫所以准备破衣败絮，是为了告诫人们防备意外。我又说：“您说得很美，但千万不要使我敲击唾壶；唾壶一旦敲缺，少年人就要窥视您了。”难道自称以学道为名，心中却还有残酷好斗的意志吗？我于是说：“我学习道，所以正是由此得到这种见解。”正如老子所说，轻视敌人便会丧失宝物；宝物就是保全之道。这既是为盾、兵车作的说明，也是养生的说明。王元周记录下来，私下交给丘大夫。《冯咸甫诗》序

译诗真的对世道毫无益处吗？高则不能用来演奏清庙之乐，充备疏越之音，不能像唐山夫人、邹子乐那样用数语承担一代的盛美；低则公车考试不以诗文衡量士人，不能像钱起、李肱以及那些出类拔萃的诸生一样，偶尔一进入仕籍，绛侯、灌婴一类的人便虎视眈眈地窥伺，稍有嫌隙便加以打击，大的削夺名次，小的斥退，不达到目的便不停止。然而学士大夫却越来越喜爱诗；其中爱得最深的人，拿诗来自我偷取快意，把天下的事情看得没有什么值得承担；才劣的人甚至借诗树立门户，徒增口舌。我幸而能够活着回到故乡，准备焚弃笔砚，而金华胡元瑞带着他的诗作来拜访我。我看见他的风格高雅畅达，宏阔华美而内含充实，便喜爱它。恰逢他请求我写几句话作序，我于是粗略考察近代名震天下的诸公各自的得失，勉强替他调和取舍，并不是敢于褒贬谁。那些替元瑞说话的人沾沾自喜，不替元瑞说话的人便睊睊不平。这两种态度都过分，使我不能不约束自己的言语。云间冯咸甫又带着自己所作的诗来相赠，于是我又看见他的诗和平畅达，能够在深浅、浓淡之间斟酌；高处不至浮泛，低处不至柔弱，只要稍加沉思，便可以揖让高适、岑参，凌驾钱起、刘长卿了。想到咸甫和元瑞都还滞留在京城，怎么能像郦食其游说左师那样，促成晋楚的和议，使交往畅达、盛况重现呢？今年三月，元瑞从燕地来，正赶上我病得很重，便倚着几案来问我：天下那些掌管文书、参与计议的人全都聚集了，如果不把为官之道和考据文章等事务全都做尽，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符合你的心意呢？元瑞首先屈下一根手指说：“汝南张观察助甫。”我回答说：“从前他是我所敬畏的人。”接着他又屈下一根手指说：“云间冯先辈咸甫。”我回答说：“近来他是我所偏爱的人。”我问元瑞还有别人吗？元瑞说：“确实还有，只是不敢马上告诉你。”我不觉推开几案站了起来。五月，咸甫也从燕地来，把他新编的诗文大加刊布出来，像元瑞一样请求我写一篇序言。我对咸甫说：“我想让你自鸣得意，难道不是反而使你更加遭受嫉恨吗？你姑且替我去见元瑞，让他不要吝惜降低身份，广泛寻求变化。你按照程式而又致力于使构思深沉，那么古人又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虽然如此，我已经老了，在世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了；声名将追随着你奔走，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这不是很可怕吗？你还是托庇于树荫下休息为好。大概和咸甫一同来的，是诸生章子敬所作的诗，句意也清新雅致，足以讽诵，我很赞同我的话，便把这些意思记下来。《陶懋中〈镜心堂草〉序》苏子瞻先生给自己的文章所作的比喻说得好啊：文章像有万斛泉水，取用不尽，只是随着应当流行的地方流行，在不得不停止的地方停止。这句话，庄生、司马子长在诗文中本来就很充分，李白差不多也能达到。苏先生大概只是偶然得到这种境界，却还没有完全达到。一般人的文章，由内在情境发出而与外在情境相接的，十篇中常常只有二三篇；由外在情境进入而与内在情境相接的，十篇中常常有六七篇。它们相接是出于自然，与我个人无关，这就是在应当流行处流行。意思已经完尽便停止，不由我替它续缀，这就是在不得不停止处停止。我从开始执笔时，就已经拿这个说法作尺度；而恰好有一二位和我共同从事、互相切磋的君子，都尽力锤炼雕琢，想求得像作家的法式。等到真正的法式出现后，却不能不稍稍有所索求。人的技巧不能同天然的技巧相匹敌。人的技巧，人能够理解，也能够评论辨析；可是读到那些评论辨析的言辞，往往好像掉进荆棘的沟堑，无法在天然的技巧面前施展，这是为什么呢？人的技巧表面上艰难而实际上容易，天然的技巧表面上容易而实际上艰难。会稽陶懋中，是苏先生一流的人物。他十五六岁时侍奉先文僖公，所作制科义已经完全压倒同辈；但懋中内心厌弃只在六经之外求学，于是更加研读诸子、《左传》《国语》、先秦诸家的文章，以及下至大历、开元时期的韵文，仿佛把美酒酝酿在腹中，成熟后倾泻而出，奔放纵横，无法遏制，芬芳甘美充满人的口鼻，众人争相夸赞它的盛美。等到他成为进士、任职郎曹，在刻烛限时、击钵催诗之余，才力足以压倒韩愈、孟郊，使仝异等人黯然失色，正如周弘禴所称许的那样。我虽然已经因病废居乡里，仍时时听到他的声名。又过了十年左右，懋中来任常倅，带着他刊刻的《镜心堂草》拜访我，前后经过我这里若干次，文章也都达到这种水平。凭我所听闻的情况来看，像周氏所说的那样的人，即使装满五辆副车也还不足以载尽，而懋中却仅仅如此。有人说这是因为懋中删汰取舍得当，也有人说不是。它与外境相接出于自然，停止也出于自然，这就是所谓在应当流行处流行、在不得不停止处停止。懋中的诗，从乐府、铙歌十九首以下，没有不加以比拟的；然而离合开阖、操纵变化，往往在骊黄牝牡之外显出自己的旨趣。近体诗和其他文章尤其明朗流畅而有气势。那万斛泉水，只要稍稍澄清源头，不让浊泾侵染混杂，它对于苏先生来说，哪里只是偶然得到这种境界呢？又哪里只是偶然得到而已呢？陶氏的先世，世代都不是平庸之辈；以节操气概、政治才干、文章事业显名的人接踵相继。懋中刚过二十岁，做一般官员时，就想上疏弹劾权贵；后来被排挤出京，却不以屈身事人为耻，所到之处都留下声名。这实在是因为他在文章方面尤其卓异不衰，继承了家族的声望。只是我听说你们乡里的前辈有王文成公，他常说：“假使我把这三件事全都废弃，而去追求最高的境界，难道不可以吗？”这样看来，对懋中就更加有所期待了。《国香集序》

译闽地盛产兰花，赵时庚、王贵学都是闽人，所以前后都能编写兰谱；关于兰花的事，他们已经说尽了。可是我的老友张应文又能续写兰谱，他所说的兰花之事远远超出那两部谱书之外，并且还能写歌诗、古体诗和近体诗几百篇来铺陈它，就像杲禅师悟道后妙语迭出而没有穷尽一样。张君是我们吴地人，郦道元是高阳人而为江南作《水经注》，欧阳永叔是庐陵人而编写洛阳牡丹谱，也不过如此。我不能跟随稽含去了解南方的花木，本来也不太喜欢它们，只是独独喜欢兰花，却不很懂得栽培兰花的事情和道理。朋友有兰花送给我，到了冬天总是枯萎衰败，我也只能任其如此而已。如今从张君的兰谱中稍稍懂得了一些事理，却因居处狭小、力量不足而无法得到兰花。现在似乎另有一个办法：只把陶靖节《栗里谱》和他的诗各编一部，陆羽、张又新的水谱各编一部，蔡君谟《茶录》编一部，用来辅助张君的两部兰谱；每天同它们在峭拔青翠、葱郁茂盛之处徜徉，间或吟唱陶诗，口渴时便随意拿起茶水谱来读，觉得此身仿佛已经进入阳羡，饮用了中泠泉水。慢慢翻阅张君所编的兰谱，吟咏其中得意的句子，鼻中不断闻到芬芳，两腋仿佛生风飞举，产生了如同天际真人般的想象；又何必一定要左边拥着陈良紫，右边侍奉鱼魫白，才觉得快意呢？有人说：兰花的传说从屈子的《离骚》才开始，你为什么不取法《离骚》而援引陶靖节，并且不怕菊花嫉妒吗？我说：不是这样。兰花是君子，无论身处尊贵的大国，还是卑微的幽谷，香气都不会改变。屈子的才华高于兰花，但志趣并不相同，所以我取陶氏。如今的菊花虽然美丽，却不是陶氏所爱的菊花，因此不能同兰花相伴；兰花也不接受它的嫉妒，否则东篱怎么会没有几枝菊花来陪伴我的九畹兰花呢？我取兰花来陶冶自己，也取陶氏来比拟兰花，这正是屈子都不能嫉妒的，何况菊花呢？张君赞同我的话，把它记下来并写在书的前面。《弇州续稿》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四十六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古今名园墅编序》

译我在长安任郎官，前后累计多年，除了官署中的文书事务，很想游览林泉园圃，以此尽情舒展心怀；可是官俸微薄，不能置办游览的器具，别人也轻视我，没有合适的人来做主人，因此只常常到韦园去。韦园是从前中贵人霦的别墅，在崇文门外六七里左右，挖沟引来西山的水环绕园子；园中建有佛寺，右边是墓地，左边是居室，十分壮丽。屋后挖有大池，榆树、柳树环绕四周，池中蓄养鱼鳖之类，水藻荇菜明净清洁，野鸭水鸟飞翔游泳，也是一处令人畅快的地方。稍远处是寗园，寺宇宽敞整齐，有古松、长寿藤之类，丰碑高耸，偏房幽深，却缺少远大的情趣。城西有水头庄，几位中贵人居住在那里，旁边可以泛舟，就是于鳞想要投水的地方；又有崔都尉庄，深邃宏大的侯门府邸，前面是一条大溪，溪中种着红色荷花，万枝荷柄托着一座亭子。溪南都是水田，庄后有几千竿修竹，按畦计算的菜地大约有十万。那时都尉因病一个多月不能起身，过了三个月我再经过那里，已经焕然一新，门前设置了行马，呵斥禁止游人进入，大概已经成为陆锦衣炳的产业了。锦衣去世后，又归属了别人。我离开京城将近二十年后，又任太仆，只过了半年，缇帅刘君守有邀请我和兄弟们游览一座庄园。它靠近从前的水头，没有别的奇景，但园中有几亩大的池塘，四周都是修竹，挖笋捕鱼，用来助兴饮酒，也足以畅快。池塘右边有水从西山流下，筑闸调节水势。我又曾出西直门，拜访谢司徒所居的朱锦衣别墅，有人说已经归属冯常侍。那里的寺舍堂室瑰丽壮观，严整华美，连尚方的建筑也比不上；延伸绵亘的围墙全用青石砌成，里面栽种的桃、李、枣、杏、林檎之类，以万计数；菜畦也以十万计，却没有奇石清池可以澄澈愉悦人的心志。大体说来，京师公侯和中贵人的园墅，如成英、黄、冯等家的园子，屈指难数，整天也游览不遍。然而我曾笑着说：这些人有朝廷廊庙，却没有山林；而且早晨依附秦国、晚上依附楚国，不能不使人产生杜少陵《秋兴》那样的感慨。从前宦游所经过的地方到了济南，我拜谒德藩，游览真珠泉。泉水东西有十多丈，南北约三丈，东边有一座亭子临靠着泉水；亭下琴瑟声一齐响起，拍掌跺脚，泉声便更加连续不断地向上涌出，水面空明澄澈，与日月争辉；泉中有百条金鲤，小的也有三尺长。真珠泉西边有泉眼从宫墙下流出，汇成大池，四周都用白石砌成；池中有水殿，前后各五间。彩绘的船悠然游荡，箫鼓声四面奏起，藩王有时慰劳赏赐酒食，往往直到半夜。再向西是长沟，曲折流向后园，园中有几百株芍药，高楼坐落在它上面。泉水流出后宫墙，推动水碓和水磨，最终流入大明湖。湖上的景色尤其清丽。我所治理的青州，也是王国，如今已经废亡，能够游览的地方在后面。我又分治吴兴，袖中带着徐献忠所草拟的地方掌故，想访求芗林、盘山二沈的遗迹，却未能找到。大概当地百姓都以养蚕为业，得到一丈见方的土地就种桑树，因此虽然富裕，却俗气难免。只有南浔董尚书府第后的一座园子可以游览；但所见只是高堂杰阁、雕饰屋脊和朱红亭榭。池边有几十株垂柳，千株牡丹、百株建兰，开放时芬芳秀美，十分可爱，却没有一座培塿小丘。所搬来的陈氏洞庭峰石三四块，冠绝天下，却全都横卧在苔藓之中，这是最令人不解的地方。钱塘只有洪襄惠之孙有两座园子。一座在城前，有五间厅堂，十分壮丽；山池台馆依托在它后面，一眼可以全部看尽。另一座在西湖胜景之处，却又被陆炳这个锦衣夺去，借此祭祀他冒充祖先的宣公贽，并在前面塑造自己的像。那座楼阁不久因事败露而被毁弃，钱塘人至今还以此为快。至于我们郡城内外可以游览的地方，王文恪的孙子太常王有壬和徐封的园子，佳石很多，但水竹不相称；徐参议廷祼的园子，因吴文定东庄的旧址而加以修整，水竹很多，但石头不相称；徐鸿胪的佳园，因王侍御拙政园的旧址而建，按照自己的意思增删，失去了原来的真实面貌；松江上海潘方伯允端的园子，空旷而未完备；顾尚玺的露香园稍微精致，也容易完成。按我所见，显著出众的只有这些。总的说来，它们都只是以廊庙气象取胜罢了。李使君颐任职广西时，却向我极力称说靖江王府园圃的美好：它笼罩着独秀山，山势像玉簪一样，从平地直插千丈，盘旋道路向上通到梵宇琳宫。山前是浩渺的大水面，水田有数百亩，叫渔夫捕鱼，农人插秧，让优伶在万花丛中歌舞，十分快乐。金陵士大夫无不称道徐氏东西二园：东园以廊庙气象取胜，西园以山林景致取胜，见于周公瑕所作的记赋中。有人说公瑕得到的润笔很多，像《子虚赋》《上林赋》中所说的那样，这未必是真的；然而也足以使园子雄伟了。我的弟弟从溧阳回来，津津乐道彭氏园，口中说个不停，认为山林中那种空旷、明朗、幽深、青翠的情趣，彭氏园独得十分之七。我请臾令把这些记下来，如今全都编入书中。弇山人说：我居住在自己的园子里已有数年，每天游览，逐渐得到它的大概情趣，认为住在市井中难以忍受喧嚣，住在山谷中又难以忍受寂寞，那么不如寄托于园林之中，可以开阔眼目、怡悦性情，也可以会合同年。何观察把《游名山记》送给我，我很喜欢这件事，便拿旧日收藏的若干部书投入其中，合编成一集；又仿照何君的做法，搜集古今记、志、赋、序中写园林的文章几百篇，诗歌古体、近体几百上千首，凡依傍山水而建的别墅也附在其中。书编成后，有人笑我说：“何君记载名山，而你只记载有名的园墅，像枋榆之间的狭小眼界，难道不怕被九万里高空所嘲笑吗？”我便回答说：“你不了解《逍遥游》，这是一层。况且世人说高岸变成深谷，那只是妄言；所谓名山，是千万年景观都不改变的山，何必等到文人、牧童、樵夫去指引，才能指出它来追寻它的本来面目呢？至于园墅，转眼之间就可能改换主人，不待换一个时代，就可能使它留下的踪迹遗迹泯没在荒烟夕照之间；不仅绿野、平泉如此，所谓上林、甘泉、昆明、太液等园林如今又在哪里呢？后来的君子如果想谈论园墅的胜景，使人眼睛忙乱，仿佛亲有所见，双脚跃跃欲试而想登临，又从哪里能够得到这些材料呢？” 只能从文辞中得到罢了；文辞实在不可废止。虽然如此，凡是写山水的文辞，多半不能胜过山水本身；而写园墅的文辞，多半反而能够胜过园墅。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人的技巧容易施展而高明，天然的技巧难以措置罢了。这一点也不可不辨明。《任玄甫〈渌水编〉序》

译一天，我躺在弇园中，有客人拿着名帖进来，说：“任先生隔着门偷偷窥看，是一位魁梧七尺的大丈夫，两颊像紫玉，目光炯炯，我以为是河朔的大侠。可是慢慢同他说话，他却十分和善，而且操着吴地口音。不久他拿出见面礼，原来是紫丹、白药之类，全都是吴地的物产；又拿出他的诗，仍然用吴地的韵，而且十分清雅。我才稍稍安心，和他饮酒，他的酒德也十分温和庄重。于是我笑着对他说：‘士人果然不能只看外表啊！起初我以为你像令先公子那样是钓鳌的人，不然也会是那种倨傲豪放、拔刀砍断坐席、不肯和骑奴同桌吃饭的人。你家世代是北军使者，如今你却亲近渔父和下层饮酒人，以吟咏自娱。’太史公赞美留侯的事迹，却看到他的画像，容貌像妇人美女，于是称引孔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感慨叹息了三次。既然如此，他若遇到任先生，一定会拉着手谈论天下事；如果谈论起来不能契合，也一定会茫然若有所失。如今我正对世俗感到厌倦，一切事情多半躲避而少有周旋，和太史公的心意不同，所以我应当同任先生交往。从此任先生每年都来一次，而我正忙于称扬他，百姓辗转迁入昙公靖之处拜访任先生；有时见到，有时见不到，即使见到，也不能像在弇园时那样留他饮酒。” 然而任先生的兴致还没有尽，便把他的诗全部拿来托付给我，说：“冒昧请求您写一句话来为它增重。”读他的诗，觉得更加好了；探究他的旨意，却仿佛不能忘情于所谓声名。郭解、翁伯都是身材很矮小的人，却以侠义闻名天下。太史公为他们立传并评论，感叹说：“人的相貌和声名，哪里是可以穷尽的呢？”他对于留侯相貌的惊异如此，对于翁伯的感叹又如此。这样看来，天下不能忘情于声名的人，没有谁比太史公更甚。如今你不幸没有遇到太史公，又不幸遇到了我；我正忙于挫抑声名，像躲避影子一样躲避名声，而且又最为不肖，哪里能为你增加声望呢？不过据我听闻，东方曼倩身高九尺，赵元叔也身高九尺。曼倩对汉武帝说：‘侏儒吃饱了想死，方朔饥饿得想死。’元叔的歌唱道：‘满腹文章典籍，还不如一袋钱。’凭这两人的才华，本来足以使自己不朽，却一生忙忙碌碌地追求口腹，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任先生不能忘情于声名，反而是值得称许的。去吧，我不能替你扬名，你的声名从此自然会兴起。《华仲达诗选序》无锡华氏中才俊有孟达、仲达。孟达擅长写文章，同我友善，我已经为他作过序。仲达生来明朗俊拔，却尤其孤高耿介；年轻时依靠祖父居住，不肯学习应试入仕的文章，只同诸生郁人文友善。郁生在《檀弓》《左氏》中偶有一二篇写得好，便仿照《尚书》，彼此雕琢作品，只为互相偷取快意而已，别人没有谁喜欢。晚年才渐渐同我们吴地的顾武部弘任友善，韩侍读也时时同他往来。仲达喜欢谈论仙道，自己说呼吸能够同神灵相通，别人都不相信，只有孟达认为是真的。去年我才设法把他请来。他外貌清瘦，精神却十分清冷；眼睛少有的碧色，炯炯有神。同他连续谈了一个晚上，叩问之下，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玉晨、蕊珠仙界流传下来的话，没有一句是方士所说的拄杖头上的俗语。后来他完全拿出自己的诗来，又有飘然如霞举飞升的神采。他的五言、七言古诗，有谢灵运和李贺的情致；绝句则仿佛李白。有时构思艰难，有时灵感来得容易；有时取譬于事，有时兴发于情，有时兼用比兴而忘掉了比兴的痕迹。大体上不能用固定的典式来束缚它，时而险峻，时而平坦，忽而沉郁，忽而高扬。拿它比作柏宗攻治璧玉，虽然瑕疵和美玉交相出现，但其中的美玉最终自可价值连城。沙苑出产的骏马，即使有蹄子踢人、嘴会咬人的毛病，也不妨碍它日行千里。我试着把这个比喻说给仲达听，仲达说：“我也怀疑自己正是这样。灵感到来时，片刻之间就能写出千言；写成之后，又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灵感不来时，连续几个月也不能写出一句话。我究竟是我吗？不是我吗？它符合道理吗？不符合道理吗？”只是过去我曾向神灵询问，以为已经有所收获；你的文章足以不朽，请替我加以删改，并在篇首写一句话。我开玩笑对仲达说：“你已经使自身不朽了，为什么还要使自己的声名不朽呢？”陶弘景说，有创作才华的鬼胜过顽固的仙人，我起初对这话感到奇怪。毛仙翁得到元稹、白居易等贤人的诗，便拜访韩愈，请他作序，我又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当世如今难道又有这样的人吗？难道是玉清帝都借助这种尘世文章来作介绍吗？我不能拒绝你，姑且为你记下大意。你暂且把它收藏起来，我早晚还要焚烧笔砚逃走了。这些诗总共有若干首，如今保存了十分之四；我把其中稍有闲暇、较为从容的编次出来，等仲达自己斟酌。《华容刘氏族谱序》

译我自从废居乡里，准备同笔砚断绝往来；华容刘氏计部刘克和从留守官署写信请求我说：“我的祖先从鲁地迁播到楚地，已经十八世了。靖康、建炎年间，我的先人统制公刘宝，奉着他的父亲辗转跋涉渡过长途，无法安居，又遇到杨么之乱，宗族将要毁灭。统制公带着七尺长刀，奋勇跟随岳忠武王讨伐平定叛乱，功劳屡次上报大司马，本应受封；恰逢忠武王因谗言获罪，统制公把自己的部众全部遣散，退下来为父亲服斩衰，当时人们都认为他仁义，却没有人询问他。统制公从此不再做官，临死时把那把七尺长刀埋在住宅北面，说这是用来作记号的。后来有一位刘氏先人，因义烈闻名；蒙古军抢掠华容，抓到他想让他做将领，他一直不停地辱骂，最终死去。从此刘氏诸人隐伏在乡里，不以求仕进为乐。直到明朝兴起，才开始修习应试入仕的学业。宪副公刘仁宅考中进士，历任内外台官，都有声望；宪副公之子忠宣公刘大夏，于孝宗朝终于显贵受重，受到天子的眷顾和恩德，恩泽遍及中外，在明代名臣中无与伦比，于是我们刘氏更加显赫。这难道只是华容地方把他推为全楚第一吗？” 我们的统制公年老以后有五个儿子，其他登记在户籍中、免于兵役的人也与此相称，统制公便为他们编谱并作序，说：‘记载华容刘氏，从我开始。’刘用■〈术上灬下〉又加以增补，过了几代刘汉英又增补，到了第十一世刘天源又增补，刘行简又增补，刘居敬又增补；到了宪副公时，谱牒已经十分完备而明晰。距离现在又有一百五十年，子孙兴盛繁衍，以千计数。如今同族相遇，却不能全都互相认识；给孩子命名，也不知道彼此避讳，这实在使我忧虑。因此我把续修族谱的事托付给外祖家中亲戚、擅长史学的孙生孙斯亿，希望他续成族谱，我也冒昧地把内心的想法告诉他。族谱的起始就断定从统制公算起。有人说，刘氏难道不应该称为豢龙氏吗？况且汉代有同姓诸侯王的世系表，唐代有宰相世系表，都可以逆推考查。我不敢照此追溯，认为刘氏的郡望最高也不过二十五处，而天下人无不援引彭城；如今我只根据自己知道的来写罢了。狄氏不会因为没有梁公而卑贱，郭氏也不会因为有汾阳王而显贵；这就是我继承统制公遗志的原因。我于是把族谱的纲要全部征集来，读后很有感触。唉，如今海内的士人，即使头发已经干枯，也没有不知道忠宣公的；能够举出宪副公的，已经很少；能够再举出统制公和刘用■〈术上灬下〉公的，就更少了。国家不可能把每个家族的事情都据为己有，史书也不可能把每部族谱都记载详尽；族谱编成后便潜藏不显。这样一来，德行大概就不至于湮没无闻了吧？或者从今以后，作为刘氏的后代，知道统制公的品行义举，就会慨然思考而不敢轻薄；知道刘用■〈术上灬下〉公舍生赴死，就会坚定地想着不受侮辱；知道忠宣父子的名声和功业，就会明白地想着成为名臣；知道计部君编修族谱的用意，其中贤者将油然而生追念远祖、承受庇护的想法，其他较弱的人会想到和睦，年少的人会想到谦让，这其中的关系难道浅薄吗？孔子赞说《易经》时说，要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使隐微的显明、幽深的显露；用来说明刘氏族谱，也是恰当的。克和名叫某，其他作为也不会使家族声名衰落。《郭鲲溟先生诗集序》郭鲲溟先生开始做官时任袁州司理，就能提出奇谋，击破瓦解大奸大恶，天下听闻后都为之称壮。后来升任吏部郎，多次上书议论政事，如裁抑左道、打击权贵、阻止压制侥幸之徒、平衡升迁授官，直到请求依照考功法出任郡守，每一项都确实出人意料，没有人不认为是贾长沙、陆敬舆再世，而绛侯、灌婴、裴度、卢杞一类人不能不侧目。他出任江西省政参议后，飘然请求告归，临近被召回任用时因病去世。天下没有不推重他的品行的，却都惋惜他的才能没有完全施展；然而还没有人能够为先生的诗命名。我同先生虽然相交较晚，自从初次见面以来已经超过十五年。饮酒闲暇时，我们拿着拂尘、击打唾壶，慷慨谈论古今之事，远到八方之外，近到乡里琐碎小事，无所不谈，唯独没有谈到诗。我以为先生难道是厌弃诗，还是认为我不是可以谈诗的人呢？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某拿出先生囊中的诗，大约有一千多首。我惊异地读它们，发现五言、七言古体和近体无所不有，其中近体尤其丰富，足有十分之八。诗辞和旨趣都调畅清丽，句子稳妥，字词恰当，不显露门径；近体诗尤其声韵流转，值得吟咏。按照编排杜少陵诗集的体例考察，先生在困穷时作诗，在显达时作诗，游览休息时作诗，有所感触时作诗，顺意时作诗，忧闷时作诗；或赋、或兴、或比，形式并不相同，而酬和、赠答、祝贺、饯行、送别的篇章不到十分之二。这些诗全都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怀，使自己的情意得到畅快而已。这样我才知道，世人不能给先生的诗作出评价，是因为见得太少；一旦见到它，就没有不能评价的。唉，先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遇到不可避免的事情，必定能够表达自己的志向；所以他在任事时所说的话，即使会招致别人忤逆，也毫不顾忌。他的志向不在声名，所以有韵律的文章即使足以使人称许，也不拿出来流行。假如他果真厌弃诗文，那么先生平日就应当焚烧笔砚、追逐微末利益，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诗呢？我同先生交往已久，雕琢辞藻的声名颇能传入人的耳中，却不能用一句话打动先生，这大概几乎要错失先生了。唉，我果然不是那个懂他的人。如今某人准备刊刻流传，嘱托我作序。有人说：‘刊行它难道不是先生的心意吗？’某回答说：‘不是这样。《诗经》三百篇并不都是明堂、清庙中的雅诗颂诗，往往出自奇特人物和游女之口；太师采集它们，圣人记录下来作为《国风》，不敢废弃。《春秋》创作之后，秦朝失去了掌管诗乐的官职，诗仍然没有流落民间。到了陆敬舆的时候，局势已经危急得连站稳脚跟都谈不上了。凭贾长沙那样的才华，他的牢骚和感慨，难道只有《鵩鸟赋》《吊屈原赋》两篇，竟然如此寥寥吗？一定还有人承担了保存它的责任。’先父本来就不把声名放在心上，他对于声名的态度，当然也不只体现在诗文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既然如此，怎么能把他一生寄托其中的作品视为草芥而抛弃呢？姑且请把它刊刻出来。天下广大，一定会有像钟子期那样真心欣赏它的人。我说：“好，你姑且把它刊刻出来。”我想，蔡中郎的女儿，难道还比文园令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更贤明吗？《湖西草堂诗集序》

译江南一带的名门大族推重华氏，华氏家族的衣履冠盖遍布天下；然而他们往往以政治才干自负，不大多涉及诗歌。自从我的座主华学士先生开始擅长写五言古诗和近体诗，他的各位从弟中有善于继承、发扬的人，又凭诗歌得到声名。他们的诗我曾经为之作序。于是他们的从伯父湖西翁感奋自励说：‘我过去本来向学士学习诗歌，晚年收得善继、善述二人，同他们唱和。二善尚且能够得到王先生作序，我为什么不能得到王先生作序呢？’于是亲自写了几百字的信，托二善为介绍送给我，说：‘我已经经历了四百四十七个甲子，承蒙上天怜悯，赐给我的日子还剩多少呢？难道还不能得到先生一句评定吗？我为什么不为身后考虑呢？’二善也进言说：‘这件事确实是吴人王百谷为伯父诗集作序所指望的，但心里还不满足。他说，一定要等王先生为之作传；可是王先生将要抛弃笔砚了。伯父也说：笔砚将要抛弃我了。你们不能替我请求，就不要来见我。’我很为他的心意惋惜，说：‘士人迫切希望不朽，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听说二善老人年轻时曾经研治经术，快要完成时却放弃了，说：‘怎么能因伊忧而成为老博士呢？’后来便督促奴仆耕作，稍有收成就满足了，说：‘为什么还要再增加劳役呢？’ 我没有无穷的力量来供养有穷的生命。于是才开始研治诗歌，年老以后反而更加喜爱它。然而他的诗大旨在于因兴触发，止于事情；接触外境而产生意趣，意思尽了便停止；不凭空凿造奇险之语来求胜过别人，也不因此伤害自己的性灵。所以湖西翁的诗写成后不能突然获得声名，但保存下来的作品平和爽朗流畅，有君子的风度。即使把它放在唐代长庆年间、宋代元祐年间，也差不多不会感到惭愧。湖西翁不凭空制造奇险来求胜过别人、不损伤自己的性灵，这对养生家来说很重要，所以他年老了而精神智慧的运用仍不衰退。我即使不立即抛弃笔砚，也想采用湖西翁的方法；如今我却已经抛弃它了。能同湖西翁偶尔在晚年安闲游乐，进入甘蔗般渐入佳境的境地，不也是很大的快意吗？湖西翁家在湖西有一座草堂，便据此把诗集命名为《骋游》。湖西翁向北游历不过金陵，向南没有出吴会；况且司马长卿刚壮年时，从梁苑回来就已经厌倦游历。湖西翁老了，却还借游览寄托心志，难道不是有纵情驰骋的愿望吗？因此我把书名改为《湖西草堂诗集》，并为它作序。《章子敬诗小引》章子敬的诗，婉转而富有才情；拟作乐府、选诗，能够在古调中写出新语；歌行纵情放达而又自得；近体诗尤其滔滔不绝，遇到写得合意的作品，确实足以使精神畅快。今年春天，他请冯先辈咸甫作介绍，拿一部诗集给我看。我点头称许，并且说：子敬的美玉已经辞别璞石，可以望见并辨认出它是琬琰、瑚琏一类的美玉了；今后所要做的，只是更加雕琢它，使它发出光彩。不久，子敬便将诗集刊刻出来，又来拜访我。我说：‘难道不是完成得太快了吗？’子敬惶恐地说：‘不敢这样做。我将凭借您的话接受雕琢，只是贫穷，不能像陈射洪那样写百行长卷；朋友怜悯我，替我付诸刻印，说：以此可以化身百亿。’唉！借助您的名望，是我不敢希望的；但接受雕琢，我没有什么不愿承受的。我暗自考察其中微妙的旨意，心想，子敬真是贤者啊！你凭什么要借助我呢？我不能像皇甫玄晏那样把文章赠给你，姑且替你作一张射洪琴，把它诱入名士诗文集；但若把琴打碎，又怎么样呢？于是把这番话写在卷首。《观世音大士六部经咒序》

译越过这里向西十万亿万土，有一尊佛名叫阿弥陀。辅佐阿弥陀佛推行教化，像国相，又像储君一样的，名叫观世音大士。观世音，梵名阿那婆娄吉低输略，又称婆娄吉低税，又称观自在，梵名阿縳卢枳多伊湿伐罗；又称观世自在，梵名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又称光世音，梵名廅楼亘。这三个名称，大概是根据功德而标举名号，用来显明其无方无尽的作用，意义本来是一致的。我们大士得道，实在开始于无央数恒河沙劫以前的某一时刻；世尊也以观世音之名度化并教导他，使他从闻、思、修进入三摩地，动相和静相都明白地不再生起，能与所圆融，有与无都通畅无碍。所谓向上同诸佛本来微妙的觉心相合，共同具有慈悲之力；向下同十方众生共同怀有悲切仰望之心。从此成就三十二种应化身，进入各种国土示现；从此使众生获得十四种无畏功德；从此善于获得四种不可思议、无作而自然成就的妙德。这大概是道已成就后，世尊为他印证，使他同享观世音这一师号。至于《大悲经》则说，大士在千光王静住佛时接受大悲陀罗尼并持诵它，忽然出生。所谓千烁迦罗首、母陀罗臂、清净宝目，《受纪经》则说，他同大势至一起，以童子身份从金光师子如来那里听闻偈颂而证得菩提。《宝积经》则说，他在无央数劫以前已经成佛，名为正法明；因为度化众生的愿力深重，所以同曼殊室利一起不取涅槃之乐，而发愿受生于人间，又安处在阿弥陀、释迦二位世尊之下，帮助他们阐扬佛法、推行教化。这个阎浮提世界，相对于大士所应化示现的广大范围，不过是恒河中的一粒沙；而中国震旦，相对于阎浮提，也不过是其中一个聚落罢了。只是大士对这里的怜悯在圣心中格外深切，寄托于众生根机因缘也格外迫切，因此拔济幽冥、拯救灾难，显著地示现出来的事例不胜枚举。如今四天下大概没有不知道大士的人；人们敬畏依赖他的神明，就像臣子对于大君，依靠仰仗他，就像赤子对于慈爱的父母。偏偏有奸僧蠹尼创作俚俗偈语和街巷歌谣，说大士是妙庄王的第三个女儿，大概是为了蒙蔽妇女和寺院中的耳目，以求得到衣钵之外的余资；这种说法一旦流行，就牢不可破。妙庄是哪一代的王，所谓高州等地是哪一个古代郡国，只要认识一个丁字的人都能辨别。可是元代有个名叫万松的僧人，竟然跟着附会这种说法，说这是劫前的事情。万松并不是劫前的人，劫前的事情，我释迦婆伽婆能够说，他却不能说。根据大士的愿力，凡是比丘尼、优婆夷、国夫人、命妇、童女等应当得度的人，大士都可以示现相应的身体，为她们说法。推究这一点，又有什么值得辨析的呢？只是人们相互跟随而忘了大士本来的面目，甚至把他的庙貌装扮成妇女，把称谓说成姑母、老妇，实在可笑。大士作为宝，是早在童子身份时便侍奉金光师子如来的。他所处的国土名叫无量德聚安乐示现；那个佛国土尚且没有‘女人’这个名目，何况真有女人呢？大士现在所居的极乐国土，也说尚且没有‘女人’这个名目，何况实际有女人呢？况且发愿往生西方的人，即使是女身，也会在一刹那间化为男子；难道大士将要成道，反而要由男子化为女身吗？菩萨的面容像满月，大概也是三十二种相之一；低眉娟目，是因为思念并慈悲怜悯众生；宝冠华鬘，是梵天贵人的装饰。为什么偏偏说他是女子呢？近来度化我的昙阳师，有时也显现女相，那也是三十二种应化身之一。只是担心学人不能明察，因而相互怀疑诽谤，所以我不自量力，在大藏经诸经中寻求我大士微妙光明的本体，得到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寻求圆融通达、广大的作用，得到的是《法华经·普门品》。把本体和作用合在一起，使其广大而精微，并且用来证明它的开始，得到的是《楞严经·二十五行圆通章》；要证明极乐世界的界相和道路，并由此证明它的终结，得到的是《二菩萨受记经》。秘密教法虽然不翻译，但种种心印可以奉持，得到的是《大悲陀罗尼经》《姥陀罗尼经》两部经。这大概可以作为大士的本纪了。云间善知识徐元普见到后很喜欢，便可以谋划刊刻流行，请某人为它作引。我说：太阳高照天空，火把就失去光辉；应龙在天上吟啸，青蛙便停止喧叫。这些经书一旦流行，先前那些疯狂叫嚣、奔走散播的人就会霍然清醒。功德难道浅薄吗？假使四天下的人都知道大士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相信前一种说法的人固然会明白，原先相信后一种说法的人也能知道大士是真正的大士，而把后者看作他的示现和应化之迹，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此我不推辞他的请求，姑且把上面这些话作为序引。《貌工来序》

译《貌工来》是拟作古乐府的题目。嘉靖年间，我们州里的乡先生周子仪任绍兴郡倅，分署会稽，对百姓施行仁政。他又曾为当地修建三江堰闸，蓄水灌溉田地，使原来贫瘠的田地变得肥沃。周君政绩完成后，多次受到表彰推荐，本应得到特别升迁，却因为不能把侍奉上官的事情做到最后，只得到云南的一任守官职位，便弃官归乡。归乡几年后，绍兴太守张明道因为百姓思念周君，想建祠祭祀他，却不知道他的相貌，便让画工画出他的像带走。当时同周君友善的陆伯子的箕、仲子的裘，各自写作乐府辞来铺陈此事，给它命名为《貌工来》。文待诏文征明又用古隶书写在卷首，至今将近五十年。周君的儿子祥麐请我王世贞叙述这件事。王世贞考察汉代郡太守以下的官制，只有一名丞或一名都尉，其政绩事务同太守共同承担。可是《班史》所载循吏、能吏，往往只写太守而不及丞尉；太守的属官中有县令，也往往详写太守而略写县令。难道太守的政绩独自施及百姓，而丞尉受到太守压制，不能充分施展吗？如果说真正施及百姓，那么谁能超过县令呢？为什么反而独独略写他们呢？这样看来，班氏也没有能够专心广泛搜采，正如扬子云拿着不合规格的笔，跟随轻车使者出行，只取显赫重要的人为他们立传；这样一来，他的记载自然不能没有疏略，也不能完全达到周全。如今周君担任副职，不仅受到太守的压制，又谦让于丞令而能使人称誉他。他的惠民政绩施行在任所和县邑，却能使百姓思念他，甚至到庙中为他塑像。周君本来就是贤者；百姓能够不忘周君，不因周君去世已久而追思并为他塑像，百姓也同样贤良。张守根据百姓追念周君遗迹的心意，在荒寂之地彰显他的事迹，以此勉励在位者，张守也贤明。昔日朱司农任职的县邑在桐乡，离任后百姓思念他；他临死时还嘱咐后人，死后一定要葬在桐乡，让你们每年按时祭祀我。后来果然如此。但周君去世也已超过四十年了。祥麐兄弟孝顺而有文才，他们能够按时祭祀周君，本来不必等待绍兴人为他设祀。只是，百姓能在荒废已久之后仍为君设庙塑像，那么每年伏腊祭祀的情形也可以推知了。有人说《貌工来》一文与此事不相称，难道不是还有《雁门太守行》《为洛阳令王涣乐府》吗？王涣以县令身份，周君以副职身份，施行县令之事，都能受祀；前后事迹又都载在乐府中，难道还有什么惭愧吗？太师还要采录此事，因此我把它上呈太史公。《临邑邢氏父子赠封省台诗》序 侍御邢先生子愿巡按吴地时经过我在山中的居所，我们谈论文事，十分投契。后来我已略为叙述他的先世，他请我把这件事记下来。他又说：世父担任给事中，直到在左右近臣任上奏报政绩，那么王父赠公就应当得到封赠了。他后来升任吏科都给事中，遇到太庙恩典，又应当得到封赠；但王父起初由诸生贡入，不肯接受，说：“大丈夫如果不能凭一个科名通过公车令而求得荐举，将来凭什么去见岢岚公于地下？”岢岚公，是王父的父亲。他因公车荐举而得官，出守一州，所以这样称呼。但王父最终没有得到公车荐举，只任博野司训而死。世父服丧期满后，向皇上请求，终于得到与自己官职相当的赠封。当时我的父亲封公还在幼年，年龄尚小；他通晓经术，却因奇病早逝，未能完成仕途。病愈后，他便兼治岐黄医术，参加礼部考试，名列第二，本应供奉太医令。因世父正居要职，他不愿留在京城，便到德府任良医。当时太夫人年老，封公应当侍奉赡养，便辞谢不去，留在家中料理事务，并抚养世父的几个孤儿，这些事在前面的志文中已经说过。过了很久，我这个不肖之人由进士授任南宫令，任满三年，考绩最佳，便以本官身份授予封公山西道监察御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皇子出生，普施恩典，于是又以我的官职给封公封赠。大概世父和我这个不肖之人前后相接，先后担任都给事中；而我的父亲承接王父的赠封，也同样如此。当时临邑的中丞、侍御持节掌符巡行所属地区，我们临邑人共同夸赞这件事，并在住宅门里立表，题作“临邑邢氏父子赠封省台”。按理，给事中在唐宋时隶属门下省；御史旧称台官，如今仍沿用旧称。各位缙绅先生中善于作诗的人，都作诗来记载此事，我的儿子，请你为他们作序。我于是说：给事中、御史都是重要职位，却集中出现在邢氏叔侄父子之间，这是第一难得。两人的职责都在进言，若不能进言而离职的人，往往不能得到封赠；如今都获得了封赠，这是第二难得。又都是因国家庆典而获得封赠，这是第三难得。受封赠的是父子，而他们本人原来又各自有官职，这是第四难得。难怪中丞、侍御要盛赞此事并为之表彰。赠公原本凭自己的官名获得封赠，却没有以给事中的身份受封，而是以赠官受封；如今封公已经获得正式封赠。赠公原本凭自己的官俸生活，没有得到以给事中的身份奉养父母；如今封公却能得到奉养之荣。这样看来，封公的遭遇确实更胜一筹。虽然如此，立身行道，使名声传扬后世，我的老师孔子说这是孝道的最终成就，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能够显扬父母。像端木赐一类的人，即使不称说官职门第，也能知道他的显达了。封公在一乡施行德政，田亩收成的丰歉关系到外府库的收入，他却与乡人共同承担。乡人给他取名叫“佛子”。所谓“佛子”，就是十地菩萨的果位，难道不比封赠御史更加尊贵吗？而子愿又以文学和政术显名并受到世人重视。他巡按吴地时，春风和秋霜一同吹来；他抚慰百姓，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仁慈的君长，这难道不又比获得“名御史”的称号更加尊贵吗？这还不算完，如果子愿成为君子，成为大贤，封公也进而被称为君子、称为大贤，那么父亲的七命、九命之类官阶，全都是次要的事情了。这样来为邢氏增光，大概才差不多。子愿说：“说得好，请让我回去把这些话进献给家大人，我们共同努力。” 《沈纯甫行戍稿》序

译纯甫考中进士，任县令时就已有良吏的声誉。入朝任比部郎，任职没有过失。他和同舍郎艾穆先生等人相互唱和，创作诗文，于是又有才子的声誉。当时宰相挟持天子，借重父亲的丧事谋划夺情起复，朝廷内外骚动，却没有人敢于坚持反对。言官群起进言，请求让他守丧，只有纯甫和艾先生联合上疏争辩。与纯甫联合进言的，有吴、赵两位太史、邹进士，他们都受了廷杖。纯甫受杖八十，随后被贬戍在高州东南方向，那是左领、炎瘴之地。纯甫戍守共五年，等到宰相死后，才得到赦免归来。不久又被召回，恢复原官。纯甫有诗若干首，文章也相称，于是整理为两编。他在戍所写的，称为《行戍稿》，友人王世贞为它作序说：“自古以来，远行服役的艰苦，没有比征戍更严重的了。即使周公亲自统领军队，也不能不因斧钺破损而忧念；至于不能及时奉养父母，以及苍天没有可以依靠、没有可以诉告的人，这悲苦深重又是多么令人哀痛啊！他们都是奉命出师，并非因获罪而远行，却尚且如此。孔子还说，这样的诗可以寄托怨情，并予以肯定。贾谊被贬为长沙太傅，俸禄不过二千石，只是因为那里地势低湿、偏远，所以思念自己已经失去的太中大夫之位，并轻率地诅咒自己将死；他写吊屈原和鵩鸟的辞赋，只是姑且用旷达来文饰自己的狭窄浅薄罢了。在贾谊之后，善于作文的人，没有比唐代沈佺期、宋之问、柳宗元这三位君子更出色的了。他们也都是因获罪而远行的人。至于他们失意困顿、志向不得施展，先有不能安然处死的忧惧，后有非分觊觎的念头，在胸中交战而不能停止，于是姑且寄托在诗文中。他们对于道路的艰险、气候的酷烈、世态人情的险恶淡薄，都能巧妙地描写出来，甚至有超过实际的地方。至于山川的奇秀，他们一定贬低它而归结为丑恶；风俗的淳朴，他们一定贬低它而归结为鄙陋；这些都出于心胸偏狭、意气急躁，君子难道会有所取法吗？柳宗元之后，善于作文的人，宋代有苏轼，明代有杨慎。这两位君子虽然也都是因获罪而远行，却并不是因为自身有罪。苏轼年老了，学业也已经完成，所以能从庄生、陶征士那里取得适意；他脱口而出的文章，也很像他们。杨慎年少而学业尚未完成，所以得以穷究笔墨之业，成就一家之言，却不能不借声色酒宴来逃避。他所谓逃避，本来正是苏轼所谓的取得适意，只是稍有不同罢了。纯甫的才华，我不知道应当把他置于谁之上。他本来不如那三位君子那样因获罪远行，也不仅仅像后面两位那样并非自身有罪。他扶持人伦纲常，树立国家大义，天下人都能说出这些，却不自以为满足。他受廷杖，几乎死去；即使不死，也还要戍守在瘴疠之地，瘴气发作，大疫又起，几乎死去。他没有死，也没有因此受阻；奉行大帅的意旨，前后遭受摧折压抑，却不因此动摇。穿着赭色囚衣，手持兵戈，看二千石官员，简直如同仰望深渊高天，却不至于因此悲叹。与屈原、贾谊相比，即使不能不思念双亲，也不至于呼天而说无所依靠、无处诉告。那三位君子的文辞虽然工巧，不必说不足以和我的纯甫相比；即使纯甫淡泊自守，不以声色酒宴累及自身，大概也可以和苏轼并肩了。纯甫日益显贵，掌权而居于天子左右，我本来知道他的淡泊自守不会因处境改变而异于行戍时。孔子删定《诗经》，对于其中有怨情的诗尚且采录。纯甫不作怨诗，又将怎样呢？更何况我这个不才之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弇州续稿》卷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四十七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吴明卿先生集》序 吴明卿二十六岁时经学已经成就，先御史大夫赏识他，使他成为省试第一名。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开始学习古文辞，和我等两三位兄弟友善。第二年，他被推荐给李于鳞，于鳞极力称赞他。入朝参与制诰事务，任中书舍人，任职两年，授兵科给事中。不久古文辞大成，后来受到嫉妒者排挤，任藩王幕府的属官。从此两次补任郡司理，任过一次郡守，又正式任守，再任一次学政，任按察副使，参与省政，又再次受到嫉妒者排挤。明卿是楚人，而历任官职遍及燕地以及东楚、闽粤、贵竹、大梁，足迹遍布天下大半。五十二岁归来，卧居下雉之地将近十年；后来买船顺长江而下，进入吴地，到东海祭哭先父之墓，回来后在我的弇园休息。他的容貌更加丰润，精神更加旺盛，并且把平生诗文全部拿出来，合为若干卷。我得到后全部读完，于是感叹说：文章本来有极致吗？所谓极致，就是法则。抬高它，声调便高亢，直上而不能下沉；压低它，声调便低下，稍有减弱便不能振起；放纵它，便旁逸而无所归止；收敛它，便郁结阻塞而不能畅达。把它比作音乐，轻重失调就不能演奏；把它比作滋味，浓淡失当就不能成为食物。自我束发以来探究这条道路，已经将近四十年，而能遇到这样的人不过两三位。自从有声韵文和无韵文章分途之后，能够兼擅二者的人，遇到的也不过一两位。所遇到的一两个人中，明卿就在其中。当他开始写五言、七言近体诗时，不刻意扬高却能振起，不刻意压低却不沉滞，放纵而不至于泛滥，收敛而不至于郁塞；当时人都认为没有什么大过人之处，然而一遇到他的作品，没有不瞠目落后。这就是明卿所达到的法则。告别明卿不久，他写古体诗也如此了；后来写乐府也如此了；至于编结撰写序、记、志、传一类文章，也同样如此。这就是所谓能够兼通不同文体的人。唉，明卿真是不可企及了。陪明卿出行的王行父在旁边说：“您以为我们先生是楚人，楚地在德靖年间才子最多。如果以我伯父稚钦为发端，又有颜、廖、童、张、孙氏父子作为羽翼，您认为谁能与他匹敌？”我茫然了很久，才回答说：“以您伯父而论，大概差不多吧？但究竟是这样，还是不是呢？”前二千年，楚地有屈左徒、宋大夫，他们谋略、辞令精妙冠绝天下，只是散佚而没有流传，现存的只有《离骚》等骚赋，本来已经足以使当时人的眼界焕然一新，并光照后世。然而那时质朴之气还没有完全雕琢，文体变化也没有完全具备，因此不能亲自表现于五言、七言古体近体诗以及各种序、记、志、传之类文体中。明卿在各种文章创作方面都能与他们相称，唯独在骚赋方面还没有继承他们。把三个人合起来作为一个楚地才子，用一个楚地才子来代表全楚，已经足够了，又何必再作其他比拟呢？不过，假使屈左徒、宋大夫活到今天，他们如果成为明卿，且不说明卿才六十多岁，容貌丰润而精神旺盛，所欠缺的又不是年岁；又怎么知道他不会最终兼有屈、宋之长呢？行父说：“说得好。日日更新叫作盛德，富有充实叫作大业，请借这些话来题写在卷首吧。”愿以此勉励我先生日日更新，并助成他富有充实的大业。《龚子勤诗集》序

译唐代以诗赋考核士人，士人凭科举进身的，往往沉溺于诗歌；而他们最终取得功名，多半也专力于诗歌，却不善于政务。到了明代，考士必考经义，考核官吏则必考政术。大概弘德以前，一旦接受符命去试任郡县，便日夜忙于文书事务，没有人能顾及吟咏。少数几个豪迈俊杰虽然稍微不受考功法令约束，但他们最终还是长于政务而拙于诗歌。唐代诗人中，只有韦左司、白香山都连续治理繁剧郡县，都做过苏州刺史；白公又做过杭州刺史，都有惠民利民的政绩。他们的政务没有夺去作诗的能力，而在诗歌方面反而于大历、元和年间卓然出众。韦公冲淡高雅，白公宏阔爽朗，我不能评定他们和李白、杜甫相比如何，但本来不是十才子所能并肩的。如今天下各郡国中，繁盛而交通要冲、政务繁剧的地方，没有超过苏杭的；唯独嘉兴处在两地之间而与之相抗，而守嘉兴的是无锡人龚君子勤。龚君自进士授官后，便任得本郡的附城令；后来稍稍升迁为户部郎，前后都在繁剧的曹司任职，并且都有贤能的声誉。至于任嘉兴太守时，他尽心为民，革除弊端，兴办便利，搜查隐伏，洞察隐情；有空便延请学士大夫讲究经籍，往来的驿传使者前来拜访，他也从不拒绝。因此大江以南众口一词地称他为神明之君，这足以掩盖几十位太守、监司的声望。不过龚君年轻时就喜欢作诗，他的诗才没有被政务夺去。从他第一次任县令，到三次任郎官，再到一次任太守，积累诗篇已有数百上千首，我近来才得到并熟读。他的诗调和谐流畅，滋味俊逸，使人容易理解而难以忘怀。至于古体诗，像韦左司；近体律诗，像白香山；当他得意之作，不能说甲胜于乙，但也不至于彼此相差悬殊。史书本来称韦左司性情高洁简淡，所到之处多焚香静坐，超然于尘世思虑之外。白香山多次因直言被贬出京，晚年与僧道往来，通晓其中道理，知足少欲，无愧于他的名号。我曾一两次接触龚君，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为人，却能从他的诗中窥见一斑。作诗作文的人中，偶尔有人偏向韦左司，因为认为左司淡而香山俗；但他们所谓的淡，是在淡泊中寄寓极浓的意味，所谓的俗，是在通俗中寄寓极高的雅意，本来不能只看表面来判断。应当与龚君共同品味这些诗。《周氏族谱》序 我们这个州原本从昆山分割出来，天下的姓氏没有比周姓更多的，而周姓又没有比昆山周氏更盛的。昆山周氏中，有大司寇，有少司寇，有宪佥，有郡牧，也有我们州任大参、任郡牧的人，各自凭本族显赫兴盛，却彼此不相贯通。然而还没有像舂陵周氏这样，源流最古而且最没有荒废家业的。周氏在舂陵，其中留居营道的，是元公惇颐一辈，以道学显名；分支迁到水明的，是金紫光禄大夫尧卿一辈，以政术显名。到了承直郎世德，为避乱向南居住在晋陵；过了两代，有个儿子叫邦彦，又从晋陵迁到我郡，医术更加精深博大。他有四个儿子，都凭辞赋取得功名。第三子天骥，又从本郡迁到昆山的茅家桥。从此葬地在大虞浦，南北有两座坟陇。天骥生待补进士津，津生教谕大任，大任生教谕良能；良能又迁到太仓的八府桥，就是今天所称的大桥。他享年八十一岁。良能的儿子维新，又因医术显名，寿数也和他一样。维新生子祯，这就是坦斋翁，享年九十三岁。祯的儿子砥，这就是容膝翁，因荐举历任郡幕，前后四十多年，多次迁调而官秩不变，也没有官场过失，享年八十二岁。他有个儿子叫康，早年去世。康的儿子叫颐，颐生深，深生奎，奎生炜。炜为人厚重，有个儿子叫应元。应元一只脚跛，性情倜傥，喜欢待客，客人来了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擅长作诗，读书有俊才的声誉。应元的儿子叫铿。自铿的先世以来，世代都是嫡长子，因此在同辈中排行最卑，却独自称为大宗。颐之后到铿，都是单传，共六代；因此称为叔祖父、兄弟的有若干人，但都已经不在五服之内。自砥以后，世世代代虽然接受儒学，却没有废弃医术；只是儒业被医术压过，所以不能取得官位，而医术到应元时更加显赫。应元所居住的地方，仍是良能所置的宅第；他的药铺匾额，是赵承旨孟俯所书。我过去和他友善，常常在楼中饮酒。应元偶尔拿出容膝翁编纂的族谱，想请我作序，但我还没有答应。应元去世后，铿才让人续成此谱。唉，吴郡富贵华美之家，大半是从中原迁来的，往往世代连续取得高位，家产可比素封，崇楼高屋相连，炫耀人们的耳目；然而往往不过一世便不能保全家业，再过一世又不能保全坟墓。铿的先世从中原迁来已经四百年了，迁到太仓也有二百五十年了，而铿的故居仍然巍然存在，两座坟陇也仍然郁然完好，又能编纂容膝翁的族谱以合聚族人；族人即使未必能拥有车马。骑着盛饰的车马，穿着盛大的冠冕服饰，却仍恭谨温厚，具有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勤于农事的风气，难道不也是一种幸运吗？铿作为大宗之子，要努力啊！只有恒心才能从事医术，只有礼和信才能保持恒心。以礼和信保持恒心，既可以行医，也可以治儒学。况且，能够使周氏世世代代不断绝，难道一定要让自身倾覆一邑，或者让宗族迁到清颍才行吗？《澹游编》序

译来不疑，名叫相如，“不疑”是他的字。有人说并不是来不疑这个人。他从豫章经过我这里时，曾泛舟彭蠡湖，横渡大江，尽览钟山、石城的胜景，在金焦一带停留休息了很久，然后回去。回来后又再次出游，向西登上白岳、黄山的山顶，下山访问谼中的汪伯玉兄弟，路上遇到李本寜，便一起到西湖避暑两个多月，才来到弇园。他把袋中的诗全部拿出来，命名为《澹游编》，对我说：“您知道我为什么把它命名为‘澹游’吗？人的脚步踏出自身范围之外，便都是游历。虽然如此，游历却没有能够淡泊的。圣贤寄托游历，是想拯救世人；追逐事物、求取名声的人，想得到的只是所谓名声；追逐利益的人，想得到的只是所谓利益。欲望从内心生起，又受到外物感动，这怎么能够淡泊？如今淡泊之人的游历，就像浮萍漂在江湖上，恰好彼此相遇而已。我过去戴冠远游，却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四肢好像被湿绳捆住，以为天下的苦处没有超过我的。如今幸而能够穿粗布衣、离开疏远喧嚣之地，跟随钓鱼老人、耕田农夫的后面；山峙立，水流动，花木静止，人物活动，所见的一切都供我取乐，而我并不参与其中。我从今以后才知道游历也有淡泊之处，而天下能够懂得淡泊的，没有人像我这样了。”我十分称许他。后来读他的诗，说：“您自称淡泊，那么您的诗为什么浓厚而且富有意味呢？难道您所说的名声，其实另有所指吗？”不疑说：“不，不是这样。诗从我的胸臆中流出，而我也没有参与其中。您自己认为它浓厚有味，我却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浓厚有味。”我于是更加佩服，说：“淡泊啊，淡泊啊！”我指着我弇园的南面说，那里有我弟弟的园圃，再往南有我老师的靖舍，说：“这些都是在您之前已经达到淡泊境界的人。您可以终身留在这里了。” 《四游集》序 京山李本寜先生，弱冠时便考中进士，在中秘书省读书，后来掌领太史职务将近几十年。他间或出入燕赵一带，纵览西山八陵以及禅林、莲勺的胜景；因此，他宴饮送别、记事题咏的篇章占十分之八，登临眺望的篇章占十分之二。他的编集叫《北游》。后来终于因失去绛灌之意，被调出任关中紫微省官，升任副臬，专门督理学政，往来于三辅、秦陇之间，得以遍览终南、二华以及昆明、太液的遗迹。大概官署中的文章和使者采录的作品，各占十分之五。他的编集叫《西游》。后来又调任中州，因方伯父亲去世而服丧；服丧期满后不再出仕，买一叶轻舟向东，凭吊鹦鹉洲，歌咏黄鹤楼，登临匡庐山，泛舟彭蠡湖，转入谼中，会见汪伯玉，于是宿在黄山、白岳山下；又在钱塘三竺、六桥之间游赏两个多月，轻快地来访我东海。于是眺望游览的篇章占十分之六，酬赠送别的篇章占十分之四，而官署中的文章不在其中。他的编集叫《东游》。本寜来访我时，把前三编全部拿出来，说：“请您为我作序。”随后又泛游太湖，登上缥缈山、莫厘山的山顶，观看日月出没；又转到阳羡，探访张公、善权、玉女等幽深奇异之处；回来后接受书信，补足《东游》中尚未完备的内容，然后回去。回去后，他沿洞庭湖而行，登上衡岭，越过大庾岭，计划在罗浮山住宿，并且将岭右的名山大川游遍；把它们写成篇章，应当名为《南游》。四编合起来，称为《四游集》。这部集子的序，本应嘱托您来写。但我听说您出行时带有笔札，曾告诫说既然让您作序，恐怕不能像对待别人那样等待您；以后再写，又怕赶不上您。没想到我竟然能够完成这件事。我读到他的《北游》篇章，宏大俊爽而流畅，好像司马相如新近进献的辞赋；《西游》一编，宏丽沉雄，可以和《上林赋》争胜；到了《东游》，则精神超逸而志意凝聚，完全驱除朝市的尘翳，纳入山川的灵气，几乎达到化境。于是我写作并感叹说：“从前严夫子说，天下九州有九次游历，其中八次大概就是本寜所记吧！可是没有听说他能像本寜这样铸炼辞藻、抒发胸中蕴藏。司马子长的游历，大概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他自己叙述说：“十岁时诵读古文，二十岁南游，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窥视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都城讲习学业，观察孔子遗留下来的风俗，在邹峄举行乡射礼；在蕃、薛、彭城困厄受难，经过梁、楚后回去。后来出仕任郎中，奉命向西征行至巴蜀以南，向南略取卭笮、昆明，再回来复命。当时不知道他所记述的是什么地方、所吟咏歌唱的是什么地方。只是《史记》写成后，儒林先生似乎认为游历有助于著述。”后来李白从翰林供奉任上出走，浪迹于太行山以东，随后下到金陵，栖居匡庐，航行牛渚，南到武昌、北到夜郎，无处不寄托畅意；他的诗于是成为唐代神品，又怎么知道不是得益于游历呢？本寜是当今的太史公，又姓李；他从供奉任上出走以后，行迹也与李白相似，这一点我无暇辨析。他的诗和文章，比起这两位君子如何？想来大概兼有二人的长处。至于《南游》，现在还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但他见到的景物日益胜妙，思考也日益奇特，凭此达到那两位君子的境界，又有什么困难呢？本寜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位至上大夫，官位远高于那两位君子；我本想借此夸赞本寜，本寜应当不会接受。《岑少谷集》序

译岑君是岭南的正直言官。他的父亲是方伯公万。嘉靖末年，岑君以著名司理的身份入朝补任南垣，恰逢世宗驾崩。穆宗初即位，他首先上书论说赞扬圣德，陈述时弊，主张革故鼎新，所说都切中要害。至于奖赏忠臣谏官、征召年高隐逸、表彰节义，大概他尤其三次着意陈说。早晨上奏，晚上无不得到批准。至于白简弹劾揭发的对象，一定是有贵势凭借、天下人不敢进言的大奸臣。岑君的声名日益提高，而敌人也日益形成。任职年资已久后，他出任绍兴太守；而他所弹劾的大臣正当显贵掌权，且与宦官结交，便假借皇上旨意而在非规定时间进行考察，得以彻底修治旧怨。岑君因此被削减官秩，外调离去，任闽海八品幕官，默默不得志。岑君死后，大臣败亡，各位外调官员依次升进；直到今天，还有人能从田间破例起用而恢复旧官，唯独岑君竟至死也没有重新振作。当岑君在职时，我兄弟隐居田间，不能了解他；岑君的奏疏却提到我们，甚至说我们可以充任左右史的末席。这样我们才稍稍得到机会读到他的各篇奏疏，认为那是中兴时期谏官中的杰出选作。后来我遇到他的同乡、如今任虞部郎的欧桢伯，他很能讲述岑君志向光明、操守苦节，欣然仰慕并称说那些有文学、节操和气概的人，他所撰写的文章也称许岑君。岑君去世十多年后，我的朋友支某某任岭南学政，慨然仰慕岑君的风范功业，取出他所上的奏稿，又从旁搜集他的诗文，全部刻印流传，并写信给王世贞，请我作序。然而所谓诗文只有一百多篇，书信奏牍却占了一半；这些作品虽然都清雅而有法度，但突然看起来，似乎会让人认为数量寥寥、没有什么作用。我曾考察陆敬舆的奏疏，他在翰林中书任职时所论述、建议、陈说、封驳的奏疏将近数百篇，而其他文集收录的诗文却少到不能列举一篇。难道敬舆还有什么短处吗？可是他十八岁便高中进士，又考取博学宏词，入翰林，奉诏应制酬和，敬舆难道还会有不足吗？或者是敬舆自己起草，自己删削，认为那是雕虫小技，壮士有所不为罢了。否则，也许是他的家族不能保存，或者被中人忌恨而故意散佚。然而直到今天诵读他的奏疏，光彩仍焕然如新；有志之士和有才之臣把它们作为蓍蔡、作为指南，时间越久越不衰微。由此可知，敬舆所凭借而流传后世的根本就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岑君是敬舆一流的人物，他的文章不需要依赖其他作品，这一百多篇的数量确实不少。至于后来族中兴起的贤才采风之士，更有值得取法之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姑且为此作序。《喻邦相杭州诸稿》小序 曹子念送来喻邦相在杭州所作的若干篇诗文，我读后不觉爽然叹道：“咄咄逼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从前君苗看到陆机士衡的文章，便想烧掉笔砚，我也几乎要烧掉笔砚了。后来再看到士衡的文章，我虽然不能像君苗那样畏惧它，却乐于有所寄托。邦相的文章气势雄健，格调古雅，驰骋开合，不拘泥于法式却自有法度；他的立论往往出人意料，歌辞也一样。杭州是东南的大都会，试牍、讯牒比其他郡多百倍，来往使车几乎像织机一样密集。置酒、修馈，夜间送来还没有完；而且还有三台、九监司之类的人，都面南而坐，责令限期办完事务。即使邦相分身应付，仍然有所不足，他怎么还能在古文辞方面如此从容充沛呢？古代办事敏捷的官吏，没有比刘穆之更强的。他早晨发出一尺长的文书，到中午便收到一百封回函；耳听、眼看，口头裁决，亲手批答，又间或参加宴会应酬，谈笑议论，都能做到有意义、有条理；可是没有听说他还能写古文辞。白乐天、苏子瞻任杭州刺史时，也都以善办吏事闻名，同时不废弃古文辞，最为博大华美。然而他们地位尊贵、声望隆盛，没有上官限期催办事务来夺去写文章的时间；这样说来，邦相的才能岂不是更加难得吗？后世的君子一定会说：“我看到邦相这部文集后，即使烧掉笔砚，也心甘情愿。” 《郑獧庵先生集》序 徽州地势险要而土地肥沃，当地人经商遍及天下，彼此以财富相倾轧。高宗、成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年间，才有程克勤先生出现，凭古文辞闻名于世。程先生的文章宏大恣肆、辨析广博，诗也和文章相当；但他不肯精心构思，以求超出一代文章的规范。当时与他唱和的人，不知本乡有多少，也不再有能和程先生并称的人。过了一个甲子，到了嘉靖、隆庆年间，汪司马伯玉才开始大力倡导古文。他的格调不是达到西京以前，便不肯作；他的语言不是达到先秦以前，便不肯写。他左手拿着弓弩，右手拿着鞭子和弓梢，长驱直入中原。于是徽州的风俗完全弃置锥刀小利，专心从事文章写作，文采斐然，盛大兴盛，几乎和从前稷下、西湖的雅集相提并论。自从有了汪司马，程先生的名声几乎被掩没。今年秋天，我将要辞去这个职务，有一天从弇园弯腰步行回来。昙靖路旁有个人伏地拜见我，头发斑白了，穿着楚服，摘下头巾，不停叩头。我奇怪地问他：“我是郑绮的再从弟叔夏，郑绮是同年中年长者。”我问他来求什么，他说：“假如我有所求的是口腹，那么我们歙县的水就足以让我解除饥渴，何必奔走千里来拜见您呢？” 他伸出脚说：“这些脚都磨出厚茧了。”又从袖中拿出草稿说：“这是我王祖獧庵公的诗和文章，若不是您，哪里能使它流传？”我接过来读完，原来他过去是程克勤先生的门客。他年龄比程先生小，而程先生喜爱他，彼此唱和很多。推量郑公的才华虽然不能像程先生那样高，但根基在义理之道上，有法度，善于立论，也有足以相当之处。我于是叹道：“凭您祖父的事业，在程先生当日显名时尚且没有显扬，如今想在这个时代显扬，实在困难。当您祖父在世、想凭自己的事业显名时，本来容易；而您祖父把它藏在箱中秘不示人，这是很厚道的做法。您不以困难为忧，偏偏想趁自己在世时使祖父显名，这是很孝顺。况且您的兄长是世人称赞的循吏，而您的先世又是胜国为节义而死的待制臣，这些共同构成您的家族职责，却越来越遥远了。况且我想忍下不做，您却不能忍。您从千里之外跋涉而来，虽然如此，我又怎么能替您祖父显名呢？您赶快回去，把稿本拿给汪司马氏看，并说：程先生在当时足以称为大国的辞赋大家，却没有留下后继之作；那么郑公成为邾、莒那样的小国之才，又有什么困难呢？” 《欧虞部桢伯归岭南诗卷》序

译南海人欧桢伯任虞部郎中，任职留都三年后，上书请求辞官归乡，天子为此下诏，太宰大人爱惜他的才华，惋惜了很久，于是准许他休假回去。命令下达后，燕中士大夫中敬重桢伯归乡的人，争相作诗赠送他；共有若干人。留都士大夫大都集资，在龙江岸边为桢伯饯行，赠诗的又有若干人。他从京口进入晋陵，最终到达我吴郡，执笔唱和的人又有若干人。桢伯途中访问我东海，把箱中所有作品都拿出来，诗将近五百篇，文章也相当多。从此向南，经过钱塘进入豫章，泛舟彭蠡，翻越山岭，随后叩开五羊城的大门，那里执笔响应而作诗的人，又不知有多少。杨巨源，是唐代诗人，七十岁时辞去国子司业，有丞相爱惜他的才华，便上表请求让他担任都少尹而不截断俸禄，又作歌诗劝勉他；京城中善诗的人也相继唱和。昌黎韩愈拿这件事与汉代二疏相比，却说二疏离去时是否有这样的事还不知道。当二疏时代，尚且不知道有用歌诗来助兴送行，自然不能和杨巨源相比。杨巨源的时代，天下早已盛行诗歌，然而他的诗流传下来的，除昌黎一篇序文外，为什么如此寥寥？不必说送杨巨源的诗，就是杨巨源自己所作的诗，也不能超越元和、长庆时期而更上一层；况且流传下来的又为什么如此寥寥？明代兴起以来，一代诗歌没有比今天更盛的了，人们无不称道大历、追宗黄初，也无不知道有桢伯。桢伯年轻时就精于诗歌，他在岭南与黎民表齐名，岭南士人因得到二位而奋发兴起，人数多得不能屈指计算。黎君比桢伯早三年归乡，归乡后便去世了；如今虽然不能把他从黄泉下起死回生，使他与桢伯唱和，但由他所激发而成长起来的后进之士，应当不会让桢伯孤单寂寞。桢伯年龄虽小，却与杨巨源相当；而且饮食精健、步履强健，精神和才智没有衰退。将来近处到越台的云气，远处到罗浮的白雪、大庾的梅花，只要他的杖履所到之处，都能留下足迹；哪里会像杨巨源那样，行迹只限于一乡，所能指点顾盼的不过某座山、某条水、某株树呢？推想桢伯所拥有的条件，事事都胜过杨巨源。至于太宰爱惜桢伯，请准许他休假归乡，与丞相爱惜杨巨源、请求不截断其俸禄相比，尊重贤才、崇尚文人的意旨是相同的。只是我王世贞为诸位的诗作序，文辞不能像韩愈；桢伯如果不认为这是辱没，姑且把这篇序置于卷首吧。《汤迪功诗草》序 汤迪功，就是我们吴中前辈汤珍、字子重先生。先生比文待诏征仲小几岁，两人友善。与待诏同辈的，有翰林蔡孔目九逵；比先生小几岁的，有王履吉、禄之、袁永之；再年轻些的，有陆子传。被称为门人的，有待诏的儿子寿承、休承，以及彭孔嘉等人，他们先后努力作诗，都得以列入名家，而先生在其中与他们抗衡，没有退让。众人相互唱和、联缀诗篇，彼此切磋不倦，向来为年轻人所称道仰慕。先生在太学很久，依次等候吏部选官，本来应当得到京官，却因没有权势者为他援引，只授了县丞而离去。我任尚书郎时，先生奉檄来到京城，穿着青衫，骑着瘦马，用二尺绢遮住脸离去；他面色黧黑、满脸皱纹，几乎辨认不出。胡须头发骤然看去好像浓黑，但根根聚拢，实际已经像白蚁聚集一样斑白。先生在我祖父一辈人面前，每次来访总是徘徊退立，不敢接受平等的礼数。和他谈起官场事务，他默然不答；稍微谈到诗，他便像风起浪涌一样喷发，牙齿和脸颊之间芬芳的辞藻纷纷吐出，大半个晚上也不疲倦。所以我赠先生的诗中有句说：“遇到人便羞于谈作官，整天只是坐着谈诗。” 这确实是如实记载。不久先生便辞官归去，又过了不久便去世了。屈指算来，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而他的孙子少参聘尹才开始刻印他的遗集，请我为它作序。唉！先生壮年时，天下谈诗的人已经争相趋向北地、信阳，最后又推崇济南。不是黄初以来、开元以前的作品，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几乎不知道有文待诏这一派，更何况先生呢？然而先生的诗虽然如此，声音响亮而不协调便不能和谐，格调尊高而没有真情实感便不能称为好诗。即使是天下争相趋向的诗派，急忙读来似乎可以称道，慢慢考察也并不全对。先生与文待诏的诗，声调和谐，情感真实，又怎么可以因为浮泛的声响、空虚的格调而轻视它们，最终将其废弃呢？不只是诗，我从前曾和先生交往，所谓待诏一派的诸位君子也有一半接触过。如今这三十多年中，待诏老寿已死，禄之、子传、寿承、休承、孔嘉相继去世；其他如陆叔平、俞仲蔚一流的人也死了，硕果仅存而未被采食的，只有周公瑕一人。后来的士人难道不会也鼓动唇舌、张扬旗鼓，在作家文人的领域纵横驰骋吗？然而辞藻一天比一天华丽，器识一天比一天浅薄，想要像先生与待诏诸君子那样，成为真诚敦厚的长者，哪里还能得到呢？” 《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而有德望的人，尚且还有可以作为典范的遗制。”所以我为先生作诗集序，在所谓“典范”这件事上寄托了我的感慨。如今刊刻先生的诗仅四百篇，而且还有缺漏；七言歌行、五言律诗，散佚的应当不少。书名叫《汤廸功集》，是因为先生官阶为正八品，采用了徐昌榖的先例。另有一部名为《小隐堂集》。《诗纪》序

译嘉靖年间，已故光禄卿北海冯惟讷先生，汇集古诗中从三百篇以来遗漏而未被收录的作品，直到孔子去世至秦代的诗，共十卷；汉代十卷；魏代九卷；吴代一卷；晋代二十卷。从此以下，南宋十一卷；齐代八卷；梁代三十四卷；陈代八卷；北朝魏一卷；齐二卷；周八卷。又合为隋代十卷。另有外集四卷，收录仙人、真人、神灵、鬼怪之类的诗作。每个人都为所收诗作作了简略叙述，并说明诗歌创作的缘由。后来又采录前人总论、品评以及各种解释、辨证，并重新记载其遗文，共十二卷。合起来命名为《诗纪》，共一百五十一卷。冯惟讷耗尽一生精力编成此书。书成后，由御史甄敬在陕西行台刊刻。那次刻本既不精良，又没有人为之校订，文字讹误接连不断。大约到了万历年间，古鄣吴管氏和同乡谢陛氏、江都陆弼氏、吴郡俞策氏共同校勘，又在金陵重刻。大概吴氏出资，谢氏、陆氏、俞氏出力，于是此书完整无缺，再无遗憾。适逢不才王贞为它作序，序中说：“从前孔子删定《诗经》三百篇，各国的风诗都在其中，还把它们与雅、颂错杂编排；又告诫门弟子说，怎么能不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情感，可以观察风俗，可以使人群居相处，可以抒发怨愤；远近臣民侍奉君父的事情，以及广泛认识鸟兽草木名称，也都不能废弃。到了孟子时，他也感叹说：“王者的事业消歇了，《诗》也就亡佚了。”于是孔子门下的弟子便尊《诗》为经，不敢把其他有韵的文字与它并列。过了一千多年，河汾王氏出现，慨然把两汉、魏代宗庙乐歌以及曹植、刘桢以下的诗歌删定、编次并加以叙述，用来续接三百篇之后。天下和后世的人群起攻击他，说：“王氏这样做本来就是僭越，而天下后世终究不敢把他的诗同三百篇相比。”唉，雅、颂固然不敢谈论，但各国的风诗难道全都出于真情而一定合乎礼义吗？孔子所以没有把它们全部废弃。如今试取汉魏诗歌中较为合宜的，与《国风》中稍有偏离的相比，难道真会相差很远吗？况且时代的盛衰、风俗的敦厚与衰薄、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变化，都可以约略从中看出。假使孔子出生在河汾，他的取舍与王氏是否相同虽然不可知，但总之未必不会像王氏那样删定。然而三百篇以外，竟没有完整的一篇诗作流传下来；虞、夏之间，时代本来极为淳朴而未受雕琢，太平时有《明良喜起》之歌，乱世时有《五子之歌》，世间难道没有一两篇兴起的作品，却一定要到殷、周才说有诗吗？孔子去世后进入战国七雄时代，那些人天天忙于战争，没有时间顾及篇章，难道也没有一两篇可以流传的作品，却一定要到汉代才说诗歌兴盛吗？况且区区一个夷狄僭越的楚国，说着侏离的鸟语，尚且有屈原、宋玉之类为它抒发文采；那么齐、鲁两国穿着宽衣大带、在宾客宴席上唱雅歌，难道没有一两个能作诗的人吗？可是竟然如此寥寥无几，难道不是孔子以前本来有诗，只是太师没有采集，因此我们未曾见到吗？三百篇被舍弃的作品，以及孔子以后那些作诗的人所写的诗，是否都因兵乱焚毁于秦火而没有保存下来？或者也是因为竹简、漆书卷帙重大，制作困难，保存也不容易，所以才造成这种寥寥无几的局面？汉朝兴起后，竹简改用缣帛，鸟足书改用笔，篆书改为隶书，似乎稍微容易了些，但若不是富有势力的人，仍然不能制作，因此不能普遍收藏于市肆，只能流传到车船所能到达的地方。自唐代直到五代，才开始把五经、诸子、史书之类刻在木板上，交给刻工雕版，然后印墨传播。母版只有一种，而子版的用途可达数百上千，同一种文字的教化于是遍及四海。如今冯氏能够搜集古诗的遗佚，以及汉魏以后直到隋代的诗歌，经过一千多年而全部汇合起来。吴、谢、陆、俞四氏又能校正甄敬所刻的本子，重新刊刻。这样一来，不必等富有势力的人节省一个月的粮食，也可以买到；不必从全国大都市、从鸡林以西到玉门以东，用一辆车载来，便可以得到。唉！且不论这些诗是否都能使人兴发感情、观察风俗、和群相处、抒发怨愤，或了解远近臣民侍奉君父的事情，总之不会没有丝毫益处；至于鸟兽草木的名称，也应当不缺少。我非常赞赏冯氏和吴、谢、陆、俞四位，能够得到孔子遗留下来的旨意，给后来的学者以嘉惠，所以为此作序。虽然如此，假如孔子还在世，我仍希望被他删定的和未被他删定的能够一并保存，不要像古代那样寥寥无几而没有什么可叙述的。《冯子西征集》序

译冯子的文集为什么称作“西征”？是因为他从武部调任而去主持贵竹学政吗？那已经是南方边界以南、直到最西边了，所以称为“西征”。读他的文集，武部任上的文章都在其中，为什么唯独称作“西征”呢？总的说来，冯子在武部所作的文章没有不好的，但成就没有超过贵竹时期的，所以这样命名。冯子天资秀异峻拔、明朗超逸，独自得其极致，又以专心精力追求文章，整天用心经营，仿佛同千古相接，而不再把当世放在心中。只是武部的写作不能不被事务扰乱，又被各种应酬牵制，所以不能完全使才性发挥出来。到了贵竹，他的天性才完整呈现。因此，他就像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一样。我起初读他的三篇《纪行》文章，便惊惧不已，古代从未有过这样的作品。欧阳氏是源头，范氏、周氏、陆氏则如洪流；但他们的文辞枝蔓繁多，如今冯子的文章却像雕镂一般精致，像绘画一般鲜明，达到极致时又像造化描摹万物那样逼真。确实可与古代《路史选》相比。《纪行》诗后面附有酬赠诗，出于机杼，深入渊奥；五言诗尤其是长城一般坚固。就像八珍调成的美味，入口甘美，越咀嚼越舍不得停止。真是古代《诗选》那样的作品啊！那些记、序的典雅和裁剪，志、传的笔法和纵逸，表、启的华美和法度，尺牍的旨趣和俊逸，贵竹时期占了七成，武部时期占了三成。至于奏疏、移文的广博明辨，以及议论政事的明晰，那么武部和贵竹时期就相差不多了。我认为冯子的才华接近柳子。柳子离开礼部而游历岭南时，冯子也很像他。然而柳子因为忧虑谗言、劳苦奔波、留恋故旧以及羡慕新奇的念头而受到阻碍，所以冯子的天性完整，而柳子的天性却经过雕琢。如今冯子深深以世务为累，拂衣归去，隐居在泰伯、季札的遗墟，说：“从前我在武部学习，是有所作为并且有所求取才去做；在贵竹学习，是有所作为却没有什么可求取。如今造物者把闲暇的日子赐给我，而不再以事务胶扰我，我将无所作为却无所不能，又岂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呢！”我私下认为从今以后他的天性才开始完整；然而这件事，我还不敢断定。能使人不被世俗任用，是才性完备而德行不显露。考察冯子留下的话语和所作所为，难道没有明白的地方吗？不过贵竹这个地方早已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像戏弄蜣螂一样，德行的机锋已经显露了。冯子能够不为世俗所用，却不能使世俗一定不用他；世俗将要嫉恨并夺取他，那么又怎么办呢？他说：“不得已而建立功业、发表言论，正是把两者调和起来，也就是所谓无为而无不为。” 《弇州续稿》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四十八 （明）王世贞撰 ○文部 △表序 同姓诸王表序

译意义深远啊！班固引用《诗经》说：“亲近的人是藩篱，同宗的人是栋梁，心怀德行才能安宁，同宗嫡子就是城墙。”难道只是为了彰显亲亲、敦睦的情谊吗？大概首先广泛建立皇室亲信作为辅佐，来夹辅王室，其中有深远长久的考虑。然而天子的称号只是王，王畿不过千里；诸侯的封地还要削减十分之九。因此，即使是至亲、勋臣和有德者，也没有两个周公，爵位吝惜到九命，土地仅有百里，卫、郑以下的情形就可以推知了。自秦代开始把天下据为私有，孤立自己来逞强，诸公子的土地没有尺寸之大，只能拱手看着关东诸侯的势力形成。汉高祖深刻鉴察其弊，所以让襄王为齐王，元王为楚王，刘濞为吴王，如意为赵王，文帝为代王，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一并按照京师制度设置。明白的人讥讽这是矫枉过正。改朝换代以后，形势不得不分割他们的土地，降低他们的官属，又用法律苛刻责罚、削弱他们的权力。到了东平宪王，终于兼任骠骑将军，虽然因王爵而位在三公之上，却已经隐约列入臣民之中。魏晋以后，入朝担任常伯，出任岳牧，积累资历声望，才升任宰辅之职。当时无论一字王还是二字王，都是同等的国封，没有高下差别。隋唐时期，才开始以一字为国王，天子的亲子弟担任正一品；二字为郡王，关系稍疏的宗室担任从一品。直到宋代，大体沿袭这一制度。大概国邑不及两汉，实际权力也不及六朝，只是用俸禄供养他们，用空虚的名器尊崇他们，如此而已。元朝兴起于沙漠，从太祖以下，都分部于西北，有的把行国作为游牧自娱，有的控制西番，以城郭赋税作为食邑，又竭尽府库中的金帛、绵、钞资助他们。到了世祖的子孙，才大略像唐宋时期，爵位稍高，实际职责也稍重。明朝兴起，高皇帝损益百代制度，制定常法，而根本宗旨在于分封皇室本支，使其像磐石一样辅卫王室。即位第一年，册立皇太子；第三年分封诸王：秦王建都西安，晋王建都晋阳，燕王建都燕，周王建都汴梁，楚王建都武昌，齐王建都青，潭王建都长沙，鲁王建都兖，从孙靖江王建都桂林，都据有著名藩镇、控制要害，以分制天下。到第十一年，又分封蜀、湘诸王国，设置相、傅以下官属，配给仅次于京师的护卫精兵一万六千人，牧马数千匹。他们的冕服是九旒九章，车旗服饰仅比天子低一等。靖江王岁禄虽少，冕服也按次等设置，并设置官署、护卫，宗庙社稷俨然如同亲王。天子的臣属，即使贵重到太师、丞相、公、侯，也不能同亲王讲论尊卑。行礼时伏地拜谒，可以说尊崇到了极点。亲王的支子尚且可以封为郡王，郡王的支子才封为镇国将军，从一品。镇国将军的儿子为辅国将军，从二品；辅国将军的儿子为奉国将军，从三品；镇国、辅国、奉国将军的儿子为镇国中尉，从四品；镇国中尉的儿子为辅国中尉，从五品；辅国中尉的儿子为奉国中尉，从六品。从此即使是旁支庶子也都可以称中尉，不降为平民。亲王的女儿称郡主，娶郡主的人称仪宾，从二品。女儿依次为县主、郡君、县君、乡君，仪宾从三品到六品，都可以世袭冠带，享受俸禄，承受推恩，可以说范围很广了。高皇帝既然厌恶群臣辅佐太孙执掌政权，而二十三位藩王都是他的叔辈，各自在封国中任意行事，礼乐刑政几乎不由天子裁决；约束他们就会伤害亲亲之恩，放纵他们就会损害法度。于是齐泰、黄子澄采用晁大夫的谋略进言，先发制人，趁机袭击并辱杀诸王，接着各位叔王惴惴不安，人人不能自保。文皇帝凭借燕王府原有的基础，挥戈南向，仅三年便改变了天下大势。虽然他神武绝伦，猛将竭力，但大概也有上天相助。高煦依仗从前的胜利，宸濠乘国家有隙，使用螳螂般的斧头、蛙黾般的鼓声，却面对严阵以待的军队，不旋踵便被击得粉碎。虽然顺逆之理悬殊，强弱也确实不同。之所以说他们弱，是因为没有设置护卫，不能任用封国内的一切官吏百姓，进退和机宜一概不能参与，百口人的性命全靠县官供给。即使稍有放纵越轨，早晨一纸命令下来，晚上便被拘系到狱中，百世相传的封国顷刻间连屋舍都没有了。然而宗室子孙繁衍，如麒麟之趾振振有序，螽斯之子日益增多，殷人的后裔，人数何止亿万。即使耗尽大农的钱粮也不足以供养他们；一座城里聚集着大量宗室，俸禄供应不上，仕宦之路永远断绝，农商也不能往来。于是藩王不知道面南而王的快乐，支子反而重新羡慕平民生活。虽然大司马的九伐之法可以不用，但司农、宗伯的办法已经用尽，计策困竭而无从下手。于是有人请求削减岁禄，能够减的有限；宫嫔姬妾，能够减少的也有限；支子一项，终究只是损害天子亲亲的名声，对大计没有帮助。我私下认为天下大省有十五六个，能够分封的只有河南、山东、山西、湖广、陕西、江西而已。蜀地只有一位藩王，不足以造成负担。两直隶以及浙西三个郡都是财赋之地，不可以在那里开放朱门王邸。其他地方，如福建、广东、云南、贵州，以及蜀地的重顺，浙江东南的各个重要郡县，可以容纳周、韩、晋、代等郡王以下的宗室；其中困窘而无法供养的，分批迁徙安置，由官府酌量发给路费、住所和生活资助。迁徙的不是大国，百姓便容易承受；所迁之人都处于困境，宗室也就不会留恋故土。奉国中尉以下，只准建造房屋、娶妻，官府供应资装；不编入宗室名册，不给冠带，不发岁禄，也不限制其居住于城内或城外。有才的人听凭他们补入博士弟子，参加科举；没有才干的人学习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以自给。年满六十岁，才授予本品服色，以示优待。各级仪宾中，镇国将军以上按品级给予冠服，但不发俸禄；辅国将军以下与平民相同，却不切断他们做官的道路。这样或许可以辗转维持一百年。亲疏有别，下级不干预上级，这件事只能由天子独断施行，不是臣下可以参与的。《易经》说：“穷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这一点也不能舍弃而不详加考虑。因此作《同姓诸王表》。《公侯伯表》总序

译分封是古代的制度，而周代最为详备。周天子只称王，他下面有公、侯、伯、子、男，不能封为子、男的则为附庸。命数从九到五，区别有同姓和异姓；封地依据功德而不依据亲疏。秦始皇兼并天下，创设尊号为皇帝，废除分封制度，皇族没有尺寸土地，但仍保留侯爵，分为三等，用来等待有功之人。列侯如武城侯、通侯之类，伦侯如建城侯、武信侯之类，都有邑名而不称国。等而下之的是关中侯，有封地和食邑却没有邑名，但都佩金印紫绶。列侯、伦侯甚至做到丞相，丞相中最尊贵的没有超过李斯；九卿中最受宠而有大功的，没有超过蒙恬兄弟，但他们都不能享有更加尊贵的封爵，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汉高祖胸襟开阔，把天下分封给诸子弟和大功臣；其次沿用秦代旧制，设彻侯，也有关内侯，共两等。只是功臣封王本来并非他的本意，直到白马盟誓之后，才只保留侯国。汉武帝扩张天下疆域，鞭挞诛伐四夷，不吝惜通侯之印来对待有功之人，即使功劳微小，有时也予以录用。天下的土地不够封侯，而国用却越来越奢侈，于是苛刻地设置禁令，伺察他们的过失，即使过失细小也会被削夺。汉高帝亲自共同创业的功臣，后来剩下的已经不多；封赏不断下达，而侯国却没有日益增加，汉朝的土地也没有明显减少。武帝以后，封赏与削夺都逐渐减少，直到西汉、东汉两京，其制度大略相仿。期间虽有吕氏擅自封王以及王莽增封公爵的事情，但不久便废止。魏末，司马氏专擅国政，才重新设置五等爵：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县子、县男，都可以称为开国爵，佩金印紫绶；关内侯则有的不称开国，反而位在子、男之下。晋代直到齐、梁、陈，都沿袭这一制度。北魏、北齐都重设王爵以等待勋旧；有更大功劳的，则另封郡公、郡侯，有时一人兼有三四种爵位。但同姓、异姓都不能封为国王，郡公、郡侯的地位也更加卑下。后周宇文泰辞去安定王，终身只任安定公；他的儿子篡夺魏朝后，进封功臣为晋、赵等大国的公爵，但都称公而不称王。隋朝沿袭这一制度，到唐代才确定下来：皇室子弟为亲王，正一品；关系稍疏而有功劳的宗室为郡王；有功的功臣为国公，都为从一品。郡公以下直到侯、伯、子、男，依次递降。赵公无忌、梁公玄龄之类，都可以世袭；其他因恩赐而封的，有的世袭，有的不世袭。自安禄山封为东平王后，便破坏了周代的制度，越过了原有等级。然而中兴以后，王公的资格越来越轻，甚至有人佩着弓箭、捧着酒肉，在节度使的庭院里奔走服役，封爵也不再世袭。宋朝兴起，恢复唐初制度，按照宗室亲疏次序授予王爵；关系疏远的宗室以及文武大臣，则从国公以下直到子、男，往往因郊祀恩典逐级晋升，只是用来美化名声而已。户籍不得谈论俸禄，爵位不得谈论世袭，但仍小心翼翼地守住这种吝惜。自蔡京封为两国公，公爵制度就紊乱了；童贯封王，王爵制度就越发逾越。南渡以后，所谓王爵竟然被宰执冒受，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之类。元朝承接辽、金以后，王爵尤其容易取得，即使将相没有勋德，也可以凭一笑一怒得到。只有汉人最高到国公为止。明朝兴起，高皇帝在建业建国之初，草创未暇顾及。吴元年才任命功臣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为国公；其他为国事勤劳而死、镇守封疆的功臣，则追赠国公、郡公、侯、伯、子、男，往往一概沿用元代旧制。洪武三年才大规模实行分封制度：皇帝的儿子为亲王，亲王的庶子为郡王；功臣则分公、侯、伯三等，有世袭爵，也有流爵，废除子、男而不再设置。公、侯位在正一品之上，伯位在正二品之上；朝服用进贤冠，增加笼巾、貂蝉。世袭者领取铁券，流爵则没有。当时封伯的只有两人，忠勤伯的俸禄仅相当于侯爵的三分之一，诚意伯甚至不到侯爵的六分之一，其轻视程度由此可知。十年以后，东莞伯、徽先伯的俸禄才逐渐与侯爵相等。到永乐初年，才确定伯爵居于侯爵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阶品和勋级都与侯爵相等，于是伯爵更加尊贵。凡公、侯、伯的职任，入朝则掌管五府、总领六军，出朝则持将军印为大帅，督管留都的门户钥匙，统辖漕运纲运；只是不能参与九卿事务，大致看来自汉代以来是最为尊崇的了。《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译我读高皇帝洪武三年的功令，没有不反复诵读而感叹的。功令说：“唉！恩厚而又有裁制，有法则便可以长久。”当时封公的有六人，其中魏国公功劳最大，俸禄和品秩也最重。中山侯是宿将，因为一句话说错而没有封公；德庆侯是巨大的功臣，因为一件事办错而没有封公。永城侯虽已封爵又被贬黜，东胜侯虽已封爵又被夺爵，诏词大概严厉得如同斧钺临头。谁还敢任意妄为而触犯法令呢？然而到了吉安、江夏、临川、东平等事例，又为什么死伤残灭、狼藉如此？三年以后继续封侯的，只有西番战役的功劳最大，平定云南次之，其他则把旧功交错封赏。然而到了蓝氏一案株连之后，功臣几乎被一扫而空。凭冯宋公、傅颍公那样的雄才，最终仍免不了因嫌疑而死，说是他们没有替法律遮蔽罪行；即使讳言此事，仍然没有为他们设置后嗣。唉，真可叹啊！太史公说：幽王、厉王以后，见于《春秋》《尚书》的，有唐尧、虞舜时代的侯伯，经历夏、商、周三代，经过一千多年，能够保全自身而藩卫天子，难道不是因为笃信仁义、奉行君上的法度吗？汉朝兴起，受封的功臣有一百多人；天下刚刚平定，所以大城名都中散亡的户口，能够查数的只剩十二三成，因此大侯不过万户，小侯五六百户。几代以后，百姓都回到乡里，户口日益繁息，萧何、曹参、绛侯、灌婴之类有的达到四万户，小侯也成倍富厚起来。子孙骄奢放纵，忘记祖先，淫乱宠溺；到太初年间一百年左右，现存的侯爵五人多，都因犯法而丧命、亡国，侯国也损耗殆尽，法网大概也稍微稀疏了些。意义深刻啊！所谓法网稍微稀疏，是因为君主看不到祖先取得天下的原因，所以轻视功臣而重视土地利益；臣下看不到祖先取得国土的原因，所以容易作恶而难以守成。明代的国邑俸禄微薄，不过是两倍于一般公卿罢了。天子没有什么可从中获利的，然而到了嘉靖一百多年间，最初所封的六位公爵只剩一公，二十八位侯爵中，进封为公的两人也已绝嗣，其余二十六位侯爵连一里土地和四匹马的供奉都没有。后来封的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也只剩西平侯、武定侯在世。原因是什么？当时天子继承明代先世的道义，慨然颁下明诏，太宰、大司马追考旧事，收录已故鄂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卫国公邓愈、信国公汤和的后裔，后来都封为彻侯；诚意伯刘基的后代仍为伯爵，并增加品秩，天下一致归向宽厚。然而当时执行此事的臣子不能推广皇帝的德意，竟使宋国公、颍国公始终不能同曹、卫二公并列，而李韩公、廖德庆，以及吴国公、江阴侯、靖海侯的后裔也都如此。如此寥寥，连一点微薄的恩泽也难以得到，难道后世圣主就没有希望了吗？延续断绝的世系，复兴废弃的国家，是天子用来怀念诸侯的办法。古人早已有记载，难道会欺骗我们吗？所以特意记下此事，并列出诸侯封国兴废的情况。《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序 文皇帝在建文四年七月攻下京师、登上帝位，便把这一年改作洪武三十五年。又到二月，诏令吏部、兵部，依次评定跟随靖难的功臣，于是封淇国公等二公，成阳侯等十三侯，兴安伯等十一伯。后来又录用投降归附的功臣，增加曹国公的岁禄，封永春侯一人、忠诚伯等三人。第二年，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二人为侯，又追录旧功，封丰城侯一人、宁阳伯等五人。第三年，再追录旧功，进封新城侯。到此靖难功臣的封赏才告结束。永乐六年，论定平定安南的功劳，进封新城侯、西城侯为公，增加丰城侯、云阳伯岁禄各五百石。后来进封清远侯一人、安远伯、建平伯二人。文皇帝在位期间，共有两次大规模封赏。到睿皇帝第一年，论定夺门迎驾的功劳，进封武清侯为忠国公，封太平侯一人、兴济伯、文安伯等四人。后来又封武功伯一人。从此直到各代皇帝在世期间，只有一次大规模封赏，其他因破军杀将、平定叛乱而特别封赏的，不在此列。唉！靖难诸将，从藩王府邸起兵，以一支军队、弹丸之地，冒死奋战三年，终于使宗庙社稷稳固如泰山，这功绩确实巨大。然而英明的君主亲自率军攻坚、履险，决断仿佛出于神授；又不过经历十多场大战，平定的军府不过三四处罢了。且不论中山、开平二公，与曹、卫、宋、颍以下功臣相比，差距又是多么悬殊？定兴侯扫平安南，固然伟大，但又怎能超过颍川侯呢？云南、四川后来还长久地收复后又失去。如今高帝白马盟誓，指着黄河发誓，他的功臣已经很少有存留的了。改朝换代以后，所面对的不过是像细线一样微弱的敌人和萑苻之盗，斩获几十乃至上百人，积累封爵从伯升到侯，竟然还有人封公；现在为什么却佩带貂饰、绵带、蝉联之冠呢？拿这些同那些相比，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自孝宗以后，执政者才懂得珍惜、保守名爵，不轻易授予，但又不能不顾虑事情的前后始末，没有时间逐一厘正。然而到了新建伯擒获叛王，不烦天子下玺书，不耗费太仓、水衡的钱财，便把叛王控制在掌握之中；宁远伯击溃西蒙古，累积斩获达到一万多人，他所遇到的敌人固然都有缺陷，但这功绩难道能同其他彻侯等量齐观吗？缙绅大夫却还纷纷争论，留下非议，为什么？见识少而感到奇怪，这是常情。又因为浅陋而不熟悉掌故，所以我把这些列成表，以告诫主管勋赏的人。《恩泽公侯伯表》序

译古代因恩宠而封侯的，大致有三类：一是外戚，如吕氏、武氏封王，以及王氏五侯，丁氏、傅氏、梁氏、窦氏之类；二是宦官，如赵高、孙程、单超之类；三是受宠幸的人，如董贤、赵修之类。这三类人都能干扰、败坏典章制度，改变天象，使在帷幄中谋划、战场上立功的功臣离心而无法收拾，使有志守节之士轻视貂冕，不愿被任用。明朝兴起，高皇帝不让外戚凭借三尺之童便获得爵位，因此王爵和庙貌虽然在扬州、徐州极其尊隆，但除功臣外，朱氏王邸没有第二种情况。其他如李陇西因娶公主而兼有爵位，但也是由于岐阳王的大功所推及。本来成穆皇后椒房中的荣宠，她的兄长楧贵不过任参省，后来又被夺职。只有晚年，梁国公的铁券施给充妃的侄子显，使他出任贵邸的丞相，入内陪侍禁苑。到建文帝时削夺其爵位，有识之士认为这本来就是错误，只是不幸如此。文皇帝即位纂统之际，中宫仍在王府，而他的弟弟已经先行开国。文皇帝本来是怜悯他的祸患，收纳他的忠诚，但执经讲学之臣仍然对此疑虑。然而中山王的功勋遮塞天地，家产百两，公爵祭祀延及百代，不能说是侥幸。昭皇后以母仪流芳后世，几乎可比文王之后太姒，所以张氏得以封为二伯。后来逐渐沿袭这种做法，甚至有从侯爵进为公爵的，有从保傅升为正太师的。然而会昌公掌握兵符，却不能改变君主的喜怒；寿宁侯、建昌侯能够改变君主的喜怒，却不能干预外朝的进退。他们的极致不过是富贵，享乐不过是宫室、犬马、声色，威势和怒气不过施加于街巷、家奴和幼童罢了。世宗对寿宁、建昌长期的奢侈愤怒，将他们拘捕囚禁并诛辱。一时朝廷肃然，又重申考功法令，下令有关部门全部裁撤外戚世袭封爵。只有定国公因中山王的缘故，彭城伯、惠安伯因昭皇后的缘故，以及部分援引帷幄谋划、战场立功的先例而保留。其他人，拥护孝烈皇后有功的，家族只准一人承袭；侍奉、迎接荣恭皇帝有功的，不许世袭。天下人都佩服他的公正，称快于他的决断，不敢以恩薄来责怪他。这正是肃整朝纲的表现。至于宦官擅权，历代严重的情况太多了。幸而明代没有凿开权力的孔窍，他们不敢亲自冒领封爵。但正德年间的乱政中，他们的兄弟宗族直到奴仆都得以滥竽充数。嘉靖年间的败坏，方士中的无赖之徒也占了一个位置。这些人不久都被贬黜削除，后来又把相关禁令写入法令，传之后世。既然明白知道这些不合正道，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因此作《恩泽公侯伯表》。《追封王公侯伯表》序 高皇帝刚开始平定建业时，其他官制都还在草创阶段，却大力增设爵位和封赏，用来激励那些保护君主、为义而死的人，所以对死难之臣一定有所追赠。胡大海、廖永安甚至首先获得公国封号，而当时皇帝还只称吴国公，大概并不嫌弃彼此并列。只是其他郡公、邑侯、伯、子、男，都仍沿用元代旧制，不能升到极品。等到登上帝位，洪武三年才把公、侯提升到一品以上，废除子、男爵位。又同功臣约定：功臣死后，公爵封王，侯爵封公。从此以后，功臣中显贵而善终的不到一半；其他人有的因大过而触犯刑法，有的因小过而违逆圣旨，都按制度不再起用。都督从佥事以下直到指挥，有时取死难之臣，有时追录旧恩，往往越级升为侯爵；但都督同知以上却没有受到追封。到洪武二十年以后，因为皇帝年高，有司懒于修举常法，追封便寥寥无几。永乐初年，大体仍沿用高皇帝旧制；丘淇公因北伐失误，不能追封为王，而朱平阴承袭公爵后北伐失误，却独自得到王爵。其他有开国封邑、并非因罪而没有受封的；有承袭公、侯、伯爵、本人并无功劳却获得封赏的；有都督因恩宠而封伯的，也有立功却不封伯的；有舍弃爵位封邑而追赠三公的；有六卿舍弃三公之位而称爵的。改朝换代以后，不必全都由皇帝独断，政府和掌握裁决权的人，上下只凭自己的意愿行事。俗话说：“后主认为正确的便成为法令。”这话难道真是这样吗？如今考察这些事并列成表，名为《追封王公侯伯表》。《公孤表》序

译三公是古代的官职。自周公制定一代典章，设置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公；设置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又说官职不一定全部设置，只择取合适的人。因为坐而论道的人，地位确实重要，而选择这样的人也确实不容易。汉朝承袭秦制，设置丞相、御史大夫直到九卿，废除三公，不再设置。到安汉公王莽窃取政权，才自行担任太傅，又以虚名尊崇原丞相孔光为太师。东汉以后，通常只设置一位太傅，位居三公之上，尊贵地位称为上公。到董卓窃取政权，从相国升任太师，位居诸侯王之上，几乎造成改朝换代。晋朝因避讳，把太师改为太宰，但仍在丞相、大将军、大司马、太尉、司徒、司空之下。东晋以后，除了王导、谢安之外，不是宗室或尊贵之人，也不能担任此职。北魏末年，太师与大丞相一同设置，用来待遇掌握国政的大臣。北齐沿袭这一制度，太师、太宰并设。到了太师按资历迁升，太宰却按资历迁升为左右丞相，这就又颠倒了。宇文泰掌握国政后，才开始仿照周官，自任太师、大冢宰，同时总领五官之权。宇文护沿袭了这一制度，他的做法虽然表面上美好，内心却是邪恶的。竟想同三代相比肩，怎么可能呢？从隋代到唐代，大体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称为上公；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宋代也沿袭这一制度，但三公并不经常设置，所谓三师又何其寥寥！太师职位很重，于是有人说太尉次重，宁可授予太傅而不授予太尉。宋徽宗政和年间制定官制，才以太宰代替左仆射，以少宰代替右仆射，成为真正的宰相；太师、太傅、太保为三上公；以少师、少傅、少保代替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孤，无具体职务而有品秩，用来尊崇资历深、功绩高的宰执。南渡以后沿用这一制度。元人取得中原，三公三孤都照旧，又重新设置太尉、司徒、司空，因环卫微劳和言语神色上的亲近，早晨拜官、晚上加官，不可胜数。明朝兴起，高皇帝开始厘正制度，废除太尉以下官职；李韩公善长、徐魏公达凭旧德和元勋担任太师、太傅，但也没有具体职事，不设置属官、侍从。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采纳御史的建议，想特设三公府，最终没有实行，只设置四辅官，位在尚书之上，聘用年高有德的儒者，甚至从平民直接任用，赐座并与之唱和，分四时寄托调和治理的职责。但不久又废除了太师、太傅等官职。自徐魏公去世、韩公遭黜后，这种职位便再无声息。后来向下广泛搜求人才，却很少有合意的。难道这就是所谓没有合适的人便空缺吗？建文、永乐两朝都没有设置这些官职。仁宗刚即位时，对群臣说：“皇祖考神圣，无须借助师傅，即使是我这样微末的人，哪里敢担任这种职位。”于是任命张英公辅为太师，沐黔公晟为太傅，陈宁阳侯懋为太保，蹇吏部义由少保升为少师，娄进由少傅升为少师，杨殿学士奇由少保升为少傅，夏户部原吉升为少保。这样一来，三公三孤的官位就齐备了。但这些只是寄托美名，不一定真有调和治理的实际。只有宣德三年，下诏让太师辅、少师义、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荣都停止原先所领事务，从容参与谋议，随时召见答对，凡皇帝出游都必须跟随，这才差不多像真正授予了职权。然而士奇、荣仍照旧处理内阁事务。此后，三公的官职只授予公、侯、伯，文臣则通常限于三孤。嘉靖二年，大学士杨廷和任一品官满十二年，又有册立功劳，加授太傅；他四次辞让，最后才接受。万历九年，大学士张居正任一品官满十二年，于是授为太傅。后来他病重，又因辽东的功劳加授太师，不久便去世。缙绅聚集起来喧哗，认为这不合旧典。然而嘉靖年间，大同总兵左都督周尚文、锦衣卫总兵左都督陆炳都是武臣，他们所受的加官更不合旧典，却没有人喧哗。为什么呢？调和治理天下的责任如果交给纨绔子弟，谈论治道却让乳臭未干的人来施行，那么即使是公、侯、伯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因此，文臣加授三师，如果德行不能匹配就会引起喧哗；功绩不够崇高也会引起喧哗；年齿不长、资历不重也会引起喧哗。用这些理由来非议江陵，是可以的。既然四项都具备，就不必喧哗。政和年间的制度，又有以太尉作为武官阶品之首的做法，我私下认为可以采纳。《东宫三师表》序 东宫三师是古代的官职。汉代只设置太子太傅，秩二千石；到东汉为中二千石，少傅比二千石，后来也升为二千石。魏晋以后，虽然一并设置太师、太傅、太保三师，但往往并不实授。大致说来，太师、太傅、太保为一品下，少师、少傅、少保为二品上。髙帝初年，沿用前朝制度，从太师到宾客都没有实际掌管的事务；詹事以下直到各坊局，才真正是东宫官属。然而洪武元年，丞相善长、逹、平章遇春兼任少师、少傅、少保，右都督冯胜兼任詹事，平章廖永忠、赵镛兼任副詹事，都督康茂才等兼任左右率府使、副使，御史大夫汤和、邓愈兼任左右谕徳，中丞刘基、章溢兼任赞善大夫。善长、刘基、章溢还要处理省台事务，每天忙得应接不暇；而逹、遇春等众位大将忙于出征讨伐，也没有闲暇，所以这些官职不过是加在他们身上的虚名罢了。真正每日给太子讲授经书的，只有宋濂等人。洪武二十二年，公冯胜、传友徳任太师，公蓝玉、李景隆任太傅，公常升、侯孙恪任太保；尚书詹徽兼任少保，尚书杨靖任宾客，也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实际掌管的事务。永乐初年，任命公李景隆、丘福为太师，朱能为太傅；尚书蹇义、金忠和侍郎墨麟任少詹事；学士解缙等七人都兼任坊学士、庶子、谕徳、中允等官职。只有僧人姚广孝专任太子少师。适逢皇帝巡幸北京，姚广孝与蹇义、金忠、墨麟留在京师辅佐太子，学士杨士奇也以谕德身份停止内阁事务，辅佐太子。从此以后，三师直到宾客仍然只是虚衔，用来授予资历深重或有功的文武大臣。不过，三师的地位高于三孤、三少，在尚书之上；宾客在侍郎之上，所以把它们列出来加以表述，使后人有所考察。《赠公孤宫臣表序》

译髙皇帝平定江左后，沿用前朝旧制，设立五等爵位，用来追赠有功大臣以及文武官员中战死的人。后来有王、公、侯、伯的追赠制度，却停止追赠子、男；至于公、孤等官职，也完全不再作为追赠。文皇帝又沿用这一制度，只追赠爵位，不追赠官职。其间只有一次例外：朱长史曾在藩王府中任职，胡学士广曾在皇帝身边侍奉，两人任职时间都很长，却一直只是五品官，未能升至显贵，所以死后追尊；但也只追赠到尚书为止。大概五十多年中，这样的情形寥寥无几。仁宗即位后，又恢复设置公、孤等官职，用来安置英公以及辅佐尚书蹇义等人。于是姚广孝、胡广获赠少师，马京获赠少傅，墨麟获赠少保；文臣追赠三孤，从姚广孝等人开始。宣皇帝宠信夏原吉，夏原吉死后，皇帝想封爵给他却没有实现，所以特意追赠太师；蹇义也因而获赠太师。文臣追赠三公，从夏原吉开始。嗣黔公斌死时，若封王则功劳不够，若不追赠又于情理不合，于是特意优待，追赠太师；勋臣追赠三公，从黔公斌开始。周太保尚文去世，岳都督懋战死，按理应当封伯爵，却吝惜没有这样做，于是一个追赠太傅，一个追赠少师；武臣追赠公、孤，从尚文、懋开始。邹济任少詹事，王汝玉任赞善，都是仁宗在东宫时的旧臣，因此仁宗即位后追赠他们为太子少保。宾客以及文臣获赠东宫高级官职，从邹济、王汝玉开始。王一寜任侍郎，因为是内阁大臣而获赠太子太师，三品官越级获得三太之职，从王一寜开始。凡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开始时好像只是涓涓细流，后来便滔滔而来，再后来就浩浩荡荡；如今仍然仿佛有所裁定、节制，这都是掌管各项典章的人尽力维持的结果。于是作《赠公孤宫臣表》。《柱国表序》柱国是古代的勋官。战国时期，楚国用它来授予功勋卓著的人，设置上柱国、柱国，作为宰相和令尹候选人的职位；后来就再也听不到这种官名了。北魏初年，因为太尉拓拔嵩的地位和声望尊贵显赫，特意设置柱国大将军来表示崇宠。到尒朱荣时，也沿用这一制度，进号天柱。西魏时期，太师宇文泰以下八人，都因功勋卓著而授柱国，大概是用来彰显门第功勋、排列门荫次序的。宇文周时期，任柱国的人日益增多，地位也逐渐变轻，因此又设置上柱国作为更高一级；但上柱国品秩只是正二品，柱国则为从二品。炀帝末年，又设置光禄大夫，以左右金紫光禄大夫作为一、二品阶，废止上柱国、柱国，不再使用。唐初重新设置柱国，但后来成为三品、四品勋官；再往上只称大夫，大夫之上称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官阶与勋阶也不再严格区分。元代初年，又恢复以上柱国为正一品勋官，加授中书丞相；其他官员即使升到一品，虽可加三公之号，也不能获得上柱国。明朝兴起后沿用这一制度，授予左右丞相李善长、徐达以及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常遇春。后来重新制定官制：正一品，初授为特进荣禄大夫，加授为特进光禄大夫，再加授或追赠为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从一品，初授为荣禄大夫，加授为光禄大夫，再加授为光禄大夫、柱国；并没有所谓左、右柱国。然而洪武三年，各位功臣中的国公，只有李善长、徐逹获授左柱国；郑、曹、宋、卫四公都获授右柱国。左柱国前冠以光禄，右柱国只称荣禄，列侯则都以荣禄冠于柱国之上。当时伯爵只是二品，勋位也只有护军；到了永乐初年大封功臣，伯爵升至正一品，诸伯从茹忠诚、瑺以下都得授柱国。但这种授予也只限于功臣，所谓加授的法令实际上成了虚设；蹇义以少师任职满九年，也只称荣禄大夫而已。正统四年，大学士杨士竒、杨荣都因少师之职加授柱国，文臣有柱国从此开始，但也只限于内阁。成化二十年，吏部尚书尹旻以太子太傅任职考核期满而加授柱国，尚书有柱国从此开始，但也只限于吏部。弘治九年，兵部尚书马文升以太子太保任职考核期满而加授柱国，各部尚书有柱国从此开始。弘治十八年，天子即位推恩内阁，少师刘健因官位已经很高，无法再加，于是特加特进左柱国；文臣的勋阶从此与上公相等。嘉靖十八年，少师夏言因主持册上帝号，加授上柱国。后来世宗又想把上柱国加给少师严嵩，严嵩推辞不敢接受，说臣下没有可以凌驾于上柱国之上的职位，这样做等于显露夏言的僭越放肆。世宗果然非常高兴。后来世宗又想把上柱国加给少师徐阶，徐阶也不敢接受。万厯年间，加授给太傅张居正，张居正也不敢接受。张居正死后，才把上柱国作为追赠。可是言官没有弄清楚，反而说实际上是张居正自己求取的；甚至据此写入弹劾奏章，说他犯有谋逆之罪，却不知道上柱国在唐代并不是很重的官职，而二品勋官中所谓的正治上卿，本来就是如此。文臣达到一品并不常见，柱国也不容易获得，所以特意详细记载。《弇州续稿》卷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四十九 （明）王世贞撰 ○文部 △表序 《内阁辅臣年表序》

译内阁原本是翰林学士的职务。起初髙皇帝渡过长江，披荆斩棘，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后来才渐渐跟随儒生学习经书。当时，弘文学士刘基最受宠幸，皇帝把帷帐之内的事务托付给他，丞相以下无人敢望其项背。后来皇帝更加厌倦骑马作战，任命学士掌管诏旨等事务。等到宋濂等人入仕，又最受宠幸，能够与皇帝同坐同起。他们的职责大体是记录皇帝的言行，准备顾问而已。皇帝有时把旨意授给他们，让他们起草诏书；宋濂独自长期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仿照宋制，又增置华葢、谨身、文华、武英四殿，以及文渊、东阁二阁，都设大学士，秩正五品。征召精通经学的年长者，依次任用提拔。适逢丞相胡惟庸败亡，中书省的权力分解给六部尚书，大学士被称为近臣，却没有设置属官，也没有实际掌管的事务。天子当时亲自掌握赏罚，也没有把裁决事务托付给别人。到文皇帝即位，才在文渊阁召见侍讲等七人，每天入内值班，侍奉左右，后来更加亲近皇帝。皇帝与他们商议的事情，对群臣都极其秘密。他们逐渐升为大学士，所获岁时赏赐与尚书相同。仁宗、宣宗朝，因太子经师的恩宠，官位屡加至三孤，地位更加尊贵。宣皇帝崇尚文治，抑制并削弱内廷权力，大小事务全都交给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负责批答并发布施行，而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因为皇帝随时召见，也轮流入内省察，可以参与六部尚书的事务，与杨士奇地位相当。大学士陈山等人，有的很少参与政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专门职掌，一切都由皇帝斟酌裁决吗？论说内阁职权的体制，起初在仁宗、宣宗时得到尊重，到了景泰、宪宗时，大权才开始集中。如今看来，内阁确实已经成为真正的宰相了。内阁大臣在礼制上极其尊贵傲慢，但面对百司却没有更重的宰相来压制他们，凭什么能够相互匹配呢？他们把喜怒借皇帝的意旨表达出来，所以皇帝不嫌他们逼近权力；他们把威福夹杂在自己的意志中，所以属下屏息畏惧；重大议论都由六部提出，所以不能不让他们参与；又由他们草拟诏令施行，所以众人不敢非议。贤能的人担任此职，不露痕迹便能治理好国家；不肖的人担任此职，还来不及造成败乱，祸患就已经形成了。这取决于君主的选择。从永乐壬午年开始，内阁大臣的姓名和年代都详细列出，以备考察。《翰林诸学士表序》学士不是古代原有的官职，起初只是分散寄寓在中秘诸省。到唐文皇帝开设天策府，才开始有“学士”这一名目。武后时期又设置北门学士，间或任用亲近宠幸的人充任，如同汉代鸿都门学士，而且后来地位更加重要。到徳宗朝，才确定设置学士，系衔于翰林院，与中书舍人共同掌管内制、外制；但没有固定品级，往往寄禄于其他官职。资历深重的人可以升到散骑、谏议大夫，资历浅的则仅为拾遗、参军，尚且不能与舍人相比。只有其中的长官一人最尊贵，称为承旨，往往最终升为宰相；其次也不会低于三司、观察、卿、监等职。宋代全部沿用这一制度，并且更加尊崇，但仍然没有固定品级。元丰改制后，才逐渐有了固定秩级。元朝初年，规定学士承旨为正三品，学士以下依次降级，各有差等。后来承旨升为从一品，地位相当于中书平章政事；学士相当于左右丞。髙帝初年平定江南，各种事务刚刚草创，所征召提拔的人只寄寓名位，用来备顾问而已。吴元年五月，才开始设置院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规定学士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从五品，修撰正六品，应奉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典籍从八品。洪武九年闰九月，下诏规定承旨与六部尚书同等，但班次在尚书之上。十四年改为正五品，废除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检阅、典簿。十二年二月，开始规定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孔目作为首领一人，未入流；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都称为属官。又设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另列为史官，也属于属官。这一年，侍读开始列在侍讲之前。建文初年大有更改设置，但对职掌没有增损。永乐初年仍沿用髙帝旧制，不久提拔史官解缙以下七人进入内阁，参与机密事务，掌管诏令。可是自学士王景死后，解缙、胡广、杨荣等人仍相继掌管翰林院印信。洪熙年间，大学士杨士竒等人骤然升到三孤，地位在六部之上，于是不再兼领翰林院。只是文渊阁内署与各部不同，公文往来仍由翰林院办理。法令虽然逐渐改革，但还有一两项旧制保留下来。例如《史成》焚毁草稿时，宦官仍然传达圣旨。大学士兼任翰林学士时，翰林院公署中左边设置大学士座位三席，学士座位一席，讲读学士分列东西相对而坐，就是这种情况。学士的品秩虽然较低，但职掌与内阁相通，所以把他们的姓名附列在后面。《中书省表序》自从周代六官制度废止，秦以及各诸侯国都设置丞相；地位更重的称相国，负责辅佐天子，治理各种政务。汉代设置一名丞相，以御史大夫作为副手。东汉称为司徒，其职权分给太尉、司空，而权力转移到尚书令、尚书仆射手中。自晋直到宋，这个机构有时称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掌管者有时称令、监、仆射；辅佐者有时称参知政事、左右丞、侍郎。总的来说，都是替君主处理各种政务，无所不统摄，其实就是宰相，只是避开宰相的名号。三公是尊贵的官职，用来加给资历和声望深重的人；南渡以后直到孝宗，才正式恢复左右丞相的名称，其辅佐仍称参知政事。元代沿用这一制度，设置中书省：令一员，正一品，由皇太子担任；左右丞相品级与令相同；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参议正四品。髙帝平定江左直到即位，仍然设置中书省，但废除令，不再设置，其余都如旧。洪武三年废除平章政事，已经领取俸禄的人不在废除之列。洪武十三年，因丞相胡惟庸专权僭越而将其诛杀，于是废除中书省，把它的权力分散给六部尚书，并把这一条写入法令：“以后如果有人请求重新设置丞相，文武群臣应弹劾奏告此人，将其凌迟处死。” 唉，真是圣明啊！一百多年来，天子不能只凭自己决断，必定要有所托付，因而不能不把政务归于内阁；到了嘉靖年间，内阁终于掌握了丞相的权力并凌驾其上，万厯初年甚至兼有君主的尊严和详尽权力，权势太重了。这种情形不能不加以改变和调节。因此作《中书省表》。《六部尚书表序》

译尚书并不是《周官》中的官职。秦代把国事托付给丞相，而宫廷内设置尚书，其长官称令还是丞，已不可考。但它的职掌仅仅是通达章奏而已。汉朝建立后，到武帝时才开始削弱丞相权力，亲自总揽决断，并设置中书令来参与尚书事务。武帝临终时，才任命大将军霍光掌管尚书事务，裁决各种政务，决定可否，辅佐皇帝，兼管宫禁。九卿、将军、郡守所要请示报告的事情，不再送给丞相，而送给大将军。富平侯继承这一职务后，稍稍有所收敛。到大将军王鳯时，又恢复霍光旧例，权力几乎与君主相等，丞相只不过充任名位而已。成帝开始设置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四人，共分四曹，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后来又增加直隶三公曹，成为五曹。但它们不过是大将军的属官而已。后汉光武帝不把政务交给三公，天下章奏都由尚书与皇帝共同裁决，然后下达到三府。孝明帝以后，天子刚即位，往往设置录尚书事，由太傅担任，有时由太尉参与。这个职位有时设置、有时废止，而令、仆射及尚书号称八座；他们裁决各种政务，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内阁。他们还依据考功法责问公卿，这一点也是今天不敢想象的。不过当时尚书的品秩不过千石，仆射八百石，尚书六百石，佩铜印墨绶。尚书令任职时间久、资历深后才得以出任郡守，不能指望升为九卿；尚书甚至有人被补任大县令。因此，虽然皇帝所托付的权力很重，他们却不敢萌生放纵专擅之心。魏晋时期，尚书令、仆射不再外放担任其他官职，往往直接升为三公，如山涛、卫瓘；有的兼任开府，如荀朂，于是公然把自己看作宰相。魏代把尚书分为五曹，称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晋代分为六曹，称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从这时起，尚书才把所掌职务列入官衔。渡江以后，确定为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共五部。历经宋、齐、梁、陈，又增加都官，合为六部，隶属太常。当时六部尚书虽然把省中事务分别寄托给令、仆射，却不称为属官，其中吏部尤其重要。沿袭至北齐、周、隋，有录尚书事的公卿，录尚书事者就是真正的宰相，令、仆射参与执掌；没有录尚书事的公卿，就由尚书令任次相，仆射参与执掌；没有尚书令时，仆射就是正式宰相。中书省负责奉行诏令，门下省负责封还驳正，和尚书省依次形成共同执掌政务的体制。唐太宗任尚书令后，便废止尚书令，不再设置，左右仆射于是成为清闲的职位。开元初年改称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姑且用美称来作为侍中、中书令优待老臣的阶位，并把权重归于文武两方面的长官。后来遂以中书令为右相，兼任文部尚书，由李林甫、杨国忠担任；左相兼任武部尚书，由李适之、陈希烈担任。尚书的地位，大概从来没有比这一时期更重的了。但左相兼武部尚书所掌的权力，不及右相兼文部尚书的十分之二，也只是君主有意造成的。到徳宗以后，侍中、中书令又重新受到重视，所以作为勋臣加官；两位侍郎同平章事才是真正的宰相。资历声望深重的人，也有升到中书令、侍中的。左右仆射有时作为加官，有时作为优待资历的职位。大体说来，省中事务并不涉及天下大计，六部尚书也因此如此。宋初直到元丰、政和、淳熙年间，宰执的更替并不固定，而六部尚书隶属尚书省的制度仍旧。元代制度中，中书省以令、丞相、平章、左右丞、参政分理天下事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则是各曹官，率领属官分别掌职。六部尚书遇到理财事务时，往往由受宠幸的权臣担任，常常因此夺取中书省的权力；但过不了几年就会革除，尚书各部也重新隶属中书省，因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掌颇不相称。明髙皇帝平定江南后，立即设置行中书省，亲自统领；即吴王位后，改设中书省，但六部尚书尚未有条件正式设置。洪武元年才完备设置六部尚书，都是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以下品秩各有差等，并且都隶属中书省，完全沿用元代旧制。唯独户部事务繁多，设置三、四名尚书，不久也废除。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因专擅、蒙蔽皇帝而被诛杀，于是把他的职权分给吏、户、礼、刑、工、兵六部；大都督府分为五府，兵部掌握其中的关键事务；尚书升为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虽然合称政府，但名位并不达到极高，事权也不专一，天子的威权和赏罚没有下移；这大概暗合周代六官制度的优点，只是太宰不掌管国家财政，司徒不掌管国家教化，与周制略有不同。建文帝重视左班官员，因此把尚书升为正一品，增设侍中正二品，侍郎品秩不变，想让他们位居五军都督之上；但权力轻而地位尊贵，升迁任用过于急速，有见识的人认为这并不妥当。到文皇帝即位，便全部恢复洪武旧制。当时把北平原燕国改为北京，设置行部尚书，总管布政、按察二司事务；设置行都督府，总管都司事务。永乐四年，皇帝巡幸北京，驻跸滦河，经营谋划定都之业；虽然准备了行在九卿的印信随行，但皇太子作为太子监国，大小政务全都交给他，只有封爵、大辟，以及任命三品文武官和六科都给事中的事情，才奏报皇帝。户部主管粮饷，兵部主管军队，礼部主管朝廷礼仪。起初，行在尚书夏原吉、方宾、吕震随驾，于是九卿的印信事务往往命夏原吉兼管。当时六部的政务根本仍在南京。十七年，皇太子回到东宫，以皇太孙留守南京，六部政务全部移到北京。十八年，行在六部去掉“行在”二字，留在南京的各九卿和大小官署，都称为南京某部。洪熙元年，天子有意经营丰镐，南方各九卿和大小官署都去掉“南京”二字，而六部重新称为行在。宣徳三年，才确定沿用永乐、弘治、正徳以来的制度；内阁日益重要，六部尚书日益轻微。但年长而功业较重的大臣，如果加授三孤、东宫三师，像吏部、兵部的长官，仍然能够与内阁抗衡。到了分宜严嵩掌权时，六部尚书仿佛成了外府的藏吏；到了江陵张居正当国时，则仿佛只是各部的郎官。唉！君主不可以把太阿之剑交给别人啊！我于是考察六部尚书的姓名：永乐四年以后、十七年以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任职的，都列在本部；十七年以后在南方任职的，才列入南京各部。大概是因为把政务根本看得重要的缘故。《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

译都察院就是古代的御史府。周代设置御史，掌管赞助善政、颁授法令，秦代沿用了这一制度。汉代更加重视，设置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副手，佩银印青绶，位居上卿，对各种政务无不参与处理。每当丞相空缺，御史大夫便依次选补。成帝、哀帝时期，御史大夫遂改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一起封侯，位列三公。后来虽然屡次恢复、改易，但建武以后最终确定与太尉、司徒并列三公，于是三足鼎立，共同承受君命。御史大夫时期，有中丞二人：在朝廷内掌管兰台秘典，接受公卿奏事，举劾审理文书；在外则督察各部刺史，与丞相、司直、司隶校尉一起察举违法行为。大司空设置以后，中丞被废止。献帝时，权臣曹操尊位，把太尉、司徒合并到丞相之下，任命自己总领；郄虑以御史大夫作为副手，但不再设置中丞。魏黄初年间，建立司空官职，仍然废止御史大夫；历经晋、宋、南北朝直到北齐、后周，另行设置中丞掌管御史台事务，御史府从此称为台。后魏直到北齐，又把中丞改为中尉，号称最有威势。像李彪、崔暹这类人，纠察弹劾外戚贵族，威势行于朝廷各省；即使是琅琊帝子的尊贵身份，也还要借助赤棒的威势来扩张自己，由此便可推知其威势之盛。隋代开始重新设置御史大夫，废除中丞。唐初也沿袭这一制度，有时把这一官职称为大司宪，把御史台称为肃政台，但职掌依旧。开元时期，又恢复御史台的名称；御史大夫与中丞不同时设置，但两者的职责都是振肃纲纪、察办奸邪弊病。中丞的品秩虽低于御史大夫，威势却超过御史大夫，甚至有人直接升任宰相。宋初设置中丞而不设御史大夫，其属官有侍御史、监察里行、知杂等，大体以三司使、学士承旨作为班次，以知谏院、司谏、正言作为内外呼应，以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丞郎、佥院等作为升迁阶梯，以监司、牧守作为退居等待的职位。到了元代，更加重视这一职务，设置御史大夫从一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治书侍御史正三品，都作为长官。当时济雅图帝常说：“中书省、枢密院，是我的左右手；御史台，是治疗我左右手疾病的机构。”这话说得很中肯。明朝兴起后，初期制度完全沿用元制。当时左右御史大夫汤和、邓愈多次受命出掌兵权，外出任职；中丞刘基、章溢处理御史台事务。后来汪广洋、陈寜等人都升任御史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惟庸的事情败露，御史台只设置左右中丞，都是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洪武十四年，才改为都察院，但品秩只有正七品。其官职有御史，没有都御史。十六年，恢复为正三品；第二年升为正二品。于是确定设置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职责是纠察弹劾官员的奸邪，申诉辨明冤屈。其所属御史分为十三道，御史巡按各地；至于出任其他公务，则奏请皇帝，返回后进行考核。但御史独立于都察院之外，以表示彼此能够相互纠察的意思。建文初年，改为御史府，设置都御史一员，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员，品秩照旧。十三道御史称为左右两院监察御史。永乐改制后，全部恢复洪武制度。后来都察院迁到北京，留在南京的称南京都察院，大致与六部相同。左右都御史以下，凡总督、提督、参赞、巡抚各镇的官员，起初都由本院派出，称为公差；事务结束或有人替代后，便返回都察院办理事务。后来人数太多，往往由各部佐贰、卿寺、藩臬等官转任，也不再回院，成为固定的职位。现列出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以及出任各镇的左右都御史。《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佥事表序》大都督府，是在枢密院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枢密院的职掌，实际上相当于古代的太尉、大司马和诸将军；但它的名称沿用了唐代宦官机构的旧称。五代时，枢密院托附于皇帝亲信，权力归于宰相；北宋掌管兵政，地位渐渐与宰相相当，号称两府。但这些职位都由士大夫担任。到元代，则任用本族人和以武功显达的汉人，只是往往参用一两名士大夫，帮助他们谋划。明朝兴起后，枢密院截然成为武臣聚集之处。髙皇帝攻下集庆后，设置中书省，随即设置行枢密院，亲自统领。功臣宿将按次序升任同知、佥院、同佥、判官，品秩都沿用元制。到了洪武四年辛丑三月，才改设大都督府，任命皇侄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各军。不久增设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等官；由中书参议李善长兼任司马，宋思颜任参军、经历、都事，都是当时最优秀的人选。同知、佥院中随军出征的人，仍然沿用旧制，没有改变。吴元年甲辰正月即王位后，规定大都督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从二品，副使正三品，佥事从三品。不久，大都督因获罪被废黜，不再设置，以左右都督为长官。同年十月提升品阶，左右都督都为正一品，同知从一品，副使从二品，佥事从三品。洪武三年废除副使，提升佥事为正二品。天下将士兵马的总数、荫授、升迁任免，以及出征、停止进军等军机事务，都归大都督府掌管。洪武十三年，把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表面上似乎品秩仍按旧制，但兵部暗中把权力移走，于是大都督府的权力逐渐分散。到了永乐年间，军务权力全部归于兵部。所谓五军都督府，不过是守着空名和虚数罢了。左右都督以下直到同知，都是用来加授给有功的边将；佥事则用来等待按资历升迁的人；掌印、佥书等职，必定授给勋臣中的公、侯、伯。偶尔有真正由老将担任都督的，但不到十分之一。因此，表格只记到洪武十三年以前，此后不再赘述。《中官考序》

译我读范蔚宗论述宦官的文章，不禁感叹宦官的德行竟然坏到无以复加。竖人刁扰乱齐国，伊戾祸害宋国，赵谈、伯子、延年之类，虽然专擅私权却还没有干预政事；弘恭、石显干预政事却还没有获得爵位，这些还只是小的情形。赵高借助始皇帝遗留下来的威势，祸害嫡长子，杀戮将相，把庸主玩弄于股掌之间；扶植他、打击他，官位升至丞相，爵位封为彻侯。等到自己危急时，竟又想把国家出卖给东方的军队，以便自立为王。至于东汉末年的混乱，正如范蔚宗所说，宦官一举一动可以撼动山海，一呼一吸便能改变霜露；顺从他们的旨意，三族都得到荣耀宠幸；违逆他们的意愿，五宗都要遭到诛灭。头戴高冠、手持长剑、身着朱衣、怀揣金印的人遍布宫闱。获得苴茅分虎符、面南称臣的人，大概有十多人。官府、宅第、馆舍像棋子一样遍布京城内外；他们的子弟和党羽，超过半数分布于各州国。金银珍宝在私藏中堆积满地，歌舞伎乐充满内室；犬马、人食，土木建筑、锦绣服饰，无不搜刮百姓来满足他们的欲望，构陷剪除名贤来树立自己的党羽。唉，也达到极点了！白简所陈列的罪状，偶尔有人挑出一条来弹劾，逮捕流放立即降临；有时借助司隶校尉的权力，有时凭借地方长官的威势，几乎总是希望先发制人，事情只求痛快，偶尔也有一两次获胜；但胜利尚未结束，失败便随之而来。考察他们造成的毒害，最终几乎与战火灰烬一同熄灭。三国鼎立、司马氏代魏篡位以及六朝时期，事情都由君主独断，文臣武将共同参与；虽然国运有所更替，但宦官之祸断绝了。北魏稍微放松防范，宗爱便假传太师命令，刘腾拜为司空，都肆意残杀，深谋胁迫，图谋僭越。唐代宦官势力的根基，开始于杨思勖、髙力士、李辅国；他们幽禁太上皇，血染椒宫，擅自授予真王爵位，被尊称为尚父，权势重到无法挽回。后来又有程元振、鱼朝恩、仇士良、田令孜的专擅，以及俱文珍、刘季述、王守澄、仇士良等人的悖逆；虽然强藩像星辰一样分布，祸患没有波及太远，但宫禁深处仍然惊恐屏息，甘愿与赧王、献帝一样受辱。考察其始终，与汉代没有不同。无法击败宦官时，贤者就成了陈蕃、窦武，不肖者就成了张让、赵忠。计谋穷尽、愤怒到了极点时，何进、崔胤都借助外兵之手，于是造成董卓、朱晃之乱。宋代宣和、政和年间，梁师成在内，童贯在外，沉湎歌舞、纵情饮酒，终于造成靖康之祸。明朝兴起，髙皇帝神明果断，消灭朋党而不亲近私党；虽然设置各监、各局来安置宦官，却不让他们兼任文武官职，不侵犯外朝，不干预外臣政务；宫廷服制大约在十年之间确定，宫廷和外府都安宁无事。文皇帝初年，不能不有所偏私托付，因此俨保的谗言几乎得以施行，抚监的地位也岌岌可危。监军的势力开始张扬，马骐便把交址交给了敌人。天子年幼，太后又不能主持政务，权力必定有所归属，于是宦官王振的势力便滔天而起。他挟持全盛时期的天下和至尊的皇帝，却把权力交给乌合之众。可惜他死在战场上，未能依法由主管司法的官员处置；如果能将其肢解，诛杀其兄弟，全部籍没其财产，也足以发泄胸中的愤恨。■〈艹洊〉开中兴，这难道就是英主的功效吗？可是丁丑年一纸诏令却为他洗刷罪名，这是为什么？吉祥所受的创伤，是骄横日积月累而变成怨恨，又由怨恨积累而变成叛逆。汪直挑起事端，朝廷中囚徒充满，边境上尸骨遍地，难道不是这个制度造成的吗？以孝宗那样仁厚圣明的君主，尚且不能没有李广，何况皇帝昏昧而不省察，只喜欢亲近游乐之人，八虎横行，三老被排斥，刘瑾独自在其中■〈犭牛〉牙。祖宗的法度和恩泽，几乎荡然耗尽。幸好祸变偶然发生，终于取得全胜。可是一个刘瑾死了，百个刘瑾又产生；参差混杂的奸猾武官，内外勾结作恶。如果不是髙庙神灵保佑，鼎命完成而时日迅速，明朝的事情几乎有不可言说的后果。嘉靖初年，不忘商纣覆亡的前车之鉴，全部诛杀斥退宦官首领，又采纳辅臣的秘密建议和言官的弹劾意见，依次收回并革除各镇监军。朝廷内外因此吐气，边疆和腹地也恢复了光彩。虽然晚年不免有所偏向和徇私，但没有达到连续几代弊政的程度；直到今天，即使有隐伏的忧患，也没有明显的祸害。这难道不是远远胜过景帝吗？王振、刘瑾那样凶暴残酷，公卿和台谏像狐鼠一样伏地，亿万百姓像鱼腐烂一样陷入灾难。然而没有成为汉、唐末年的局面，是因为髙皇帝把天下的权力收归一人。即使凶暴如王振、刘瑾之人，君主皱一次眉便令人忧惧，再皱一次眉便有性命危险；一张纸条在半夜发下，早晨就能把他们捆绑起来，左右亲信无不如鸟兽般逃散，所以他们只能作乱而不能改变天下。即便如此，也不可因此有恃无恐。我因此考订撰成上下二编。其中明显称得上贤能的怀恩、覃昌、云奇、何文鼎等人，百人中未必有一个；而王振、刘瑾、吉祥、汪直之类，却多得数不胜数。《亲征考序》古代司马掌管国家军政，用来平定夷狄、寇盗和叛乱。虽然古书说要整顿六军，但难道一定要天子亲自出征才称得上武功吗？周武王在牧野誓师时穿上戎服，战后便倒置战车、包裹兵器，向百姓表示不再使用武力。因此君王垂衣端坐于柔软的屏风之前，天下大概就能安宁无事。汉髙祖灭秦、迫使项羽困窘，削平群雄而称帝，最终却不能自我收敛，逞用余威与凶悍之敌交战。七天吃不上饭，连弩都拉不开，平城被围时的悲歌，使天下人为之悲伤。唐文皇帝凭借百战百胜的智慧，统率亿万精锐，却不能在小小的敌人面前实现志愿；安市之战，几乎把自己作为诱饵。唉，真是危险啊！我髙皇帝已经深刻洞察其中的原因，彭蠡之战以后，不再亲自出征。大将军在受脤出征之际接受筹策，而九州在皇帝赐履之后便如茅草般倒伏。王者本来就无敌，这难道是在欺骗我吗？文皇帝斩断神鳌之足，建立北极，与敌人争雄，亲自驾御六马出征，为将士先导。难道他只是远远仰慕雄才大略，却近处忘记了庙算吗？他也是鉴于弟子战败、载尸而归的教训，并且替万世作长远打算。然而他身披铠甲，骑轻装战马，冒犯霜露，遭遇不可预测的祸患；向北遥望，抱有遗弓之痛，至今仍像刚刚发生一样。宣宗神武，强大的将士和良好的军队，去对付弱小的属国敌人，本来就如山压鸡蛋一般。假如让宦官王振轻率地对待这件事，轻易把万乘之尊交给敌人，即使远方的人因此宾服，皇帝戴着紫盖车回到洛阳，蒙受的国耻也终身无法洗刷。三代更替，仍然习惯于不知警戒，轻信身边宦官和顽劣少年，编缠虎须而侥幸从虎口逃脱，怎么能够再次依靠这种侥幸？俗话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主的身价难道只值千金吗？身居九重深宫，尚且不能忘记戒惧之心；如今却贸然亲临空旷之地，把性命交给刀锋，难道仅仅是坐在屋檐下那么危险吗？所以说：“白龙化为鱼服，豫且便能制服它。”因此略微记载这件事：从髙祖到武帝，共五代；出塞六次，平定内乱三次，用来保存万世的鉴戒而已。科举考序

译两汉时期，文武人才的任用并不只有一条途径，选举、征召、署任属吏、凭资历累积升迁，往往交错并行。晋代开始重视门第，而中正官的设置，还隐约保留着古代三物选士制度的遗意。东晋南朝有王、谢、朱、陈等家族，北方有崔、卢、李、郑等家族，门第势力越来越专擅，难以扭转。隋炀帝试图改变这种局面，设置科举选取士人，使出身寒微、穿粗布衣服的人也稍稍能够吐露自己的才气。唐、宋沿袭这一制度，虽然入仕的范围仍然很广，但科举这条道路日益受到重视。元朝兴起，凭借骑马征战从朔漠取得天下，本来没有完全废弃宋代旧制，但中书省、御史台等重要职位，全都任意交给本族人。科举榜分为左右两榜，右榜录取国族，左榜录取庶姓；属吏纷纷进用，征召任命全凭意愿，因此吏治像乱丝一样无法整理。高帝初年，有的人通过礼聘网罗而来，有的人从杖责之中收取，早晨还在蒿莱之间，晚上就登上朝廷的旃席。洪武三年，录取京畿以内各地贡士，不久还没有举行会试便授予官职。第二年才恢复考试，录取进士吴伯宗等人，认为诸儒生大多还没有脱离诵读章句，对天下大计没有益处，于是停止了这一做法。又过了十三年，才重新公布条文格式，载入甲令。二百年来，公卿大夫的事业，全都由此而出。朝代更替之际，声名显著的名臣，做到孤卿的，应该有杨士奇挑担求学的经历；刘中敷、杨善有修筑城墙的经历；夏原吉、郭进、胡俨、吴中、吕震曾经应乡试取中，然而此后这样的人就寥寥无几了。时代久远，事情已经不同，法网渐渐疏漏，弊端便从其中滋长。大概到了嘉靖年间，掌管考察官员的人，往往彼此勾结，买卖田产，更买逃亡的奴仆；不称职、不合资格的人也能通过关节取得职位，得意扬扬地同经生混在一起。宰相家的纨绔子弟轻视玺郎，晚上受拜官命却不肯就任，甚至敢于扭住皇帝的手臂，夺取状元之位。谈起来令人咬牙切齿，听到便使人扼腕叹息，这种情形直到今天还没有止息。言官们揭发摘举颇为严厉，皇帝也稍稍察觉，但当权者认为这样做不方便，因而没有追究到底。于是作《科试考》。谥法考序 我曾经写有《谥法通纪》三十卷，列举其大要并作序，用来标明先王制定谥法的本意以及历代沿袭、轻重变化的情况，大略已经完备了。至于明代也有记载，却不很详细，于是我遍考金匮、国史所藏以及秘阁的典籍，再参照家乘，之后便没有不完备的了。凡是有释义的，都是秘阁典籍中的内容。按照旧例，大臣去世，礼部请定谥号，皇帝批复准许后，内阁便以两个谥字提出三个方案，请皇帝亲自选择，因此这里具列释义。洪武年间高帝尚在吴王位时，功臣中因战事有功而早死的，都荣耀地授予公侯爵位，并给以谥号。终高帝一世，文臣不得谥号；武臣即使做到都督，也不能追赠侯伯。到了建文年间，待制王祎得到“文节”的谥号，文臣有谥号从王祎开始。给小臣谥号，也从王祎开始。永乐时期制度严苛，太宗一世，文臣得到谥号的只有姚广孝的“恭靖”、胡广的“文穆”和“恭靖”；其中“恭靖”所对应的爵位是公爵，文臣有谥号的仅“文穆”一人。洪熙初年，才大规模追谥旧臣，凡是为国家劳苦、对青宫有功，官至三品以上而获得谥号的，有十多人，此后文臣的谥号才逐渐增多。然而宣德、英宗两朝，仍然小心谨慎地掌握谥法权柄，不轻易赐予谥号。鲁王是皇帝宠爱的儿子，秦王是次嫡子，高帝却给他们分别定谥为“荒”和“愍”，并在册文中说：“不敢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废弃天下公论。”由此看来，他对于宗室诸王仍然有所评定。文臣有获得荣誉的愿望，过失却不能掩盖。“文荣”这个谥号，是因为爵位而给的；“丈愍”这个谥号，是因为事情而给的，或许其中寄寓着贬意。妇人有谥号，皇后妃嫔之外，是从死守节的妇女开始的。公主有谥号，是从仁宗悼念宠爱的女儿开始的。乳母有谥号，是从宣宗开始的。乳母的丈夫有谥号，也从宣宗开始。方士有谥号，是从世宗开始的。谥号竟然用四个字，已经过分了；让方士也得到谥号，就更加过分了。世宗末年，我又知道两件事：夏言掌权时，同列大臣都得到中等谥号；等到夏言本人因罪而死，改朝换代之后才恢复名誉，但得到的只是中下等谥号。后来严氏掌权，他的儿子竟把谥号当作买卖；不是皇帝特别关注的人，一定要行贿才能得到，不行贿就得不到。即使得到，也不过是很差的谥号，不是上等谥号。本人因罪被放逐、削职，也不予赐谥。谥号，是君主评定人物的《春秋》；尊贵的人，便称承上天之命而赐谥，不尊贵的人，就应当与天下人共同评议。怎么可以把它用来让大臣发泄私怨、谋取利益呢？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大概应当略微采用唐宋旧例：遇到大臣请求赐谥，皇帝有批准的诏旨，就由翰林院掌管文书的人拟议，确定两个谥号，交给礼科。礼科详细审核后，再提出意见上报内阁大臣；内阁重新裁定，最后请皇帝裁决。凡文臣二品以上，以及勋臣、亲臣中的公爵，必须赐谥；侯伯统领军府而兼任保傅，也必须赐谥。谥号可以兼顾美德与过失。二品以下，从卿佐直到一般属官，只要有德行、政绩和治术，也可以赐谥。赐谥由言官提出请求，礼部裁定；有美德而没有恶行的，也可以赐谥。自明朝开国直到前代，勋臣如傅友德、徐辉祖；文臣如章溢、唐铎、胡俨、魏源；武臣如刘玉、马永、王效；谏臣如杨瑄、黄巩、王思、杨爵；儒林人物如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文苑人物如李梦阳、何景明、杨慎、李攀龙，都可以追赐谥号。勋臣如李善长、冯胜、廖永忠、耿炳文、丘福；文臣如陈循、徐有贞，追赐谥号时，即使有谥号，也不完全掩盖他们的过失，这样也可以。至于于谦，可以改用上等谥号。万安、刘吉、汪鋐、张瓒，则可以改用下等谥号。以上这些，都是所谓把评议权交给天下人，并把它作为赏罚之外的制度，不让后人再有理由议论他们身后的名声。皇明盛事述序

译我出生得晚，正值世代累积太平的末期；又因为家世历代跟随缙绅之后，私下里一直有志于仰慕并谈论古代公卿将相的盛况。屈指数到西京以来，功臣的后代中，能够进入仕籍的很少，算来只有外戚王、马、梁、窦等家族；他们即使极其显贵，也还不足称道。丞相与彻侯父子相继的，只有绛、条、韦、平两三家。东京还崇尚道义而轻视华贵，黑色绶带、赤色系带和羔雁之礼，施用于年老贤者；征召文书和车驾，偏向寒门，而关西的杨氏、汝南的袁氏，竟然也有四代人做到三公。西京的风气流传到江左，逐渐蔓延；北魏则门荫相承，爵位封赏和道路声望相互凭借，一个人掌握中枢，便乘朱轮而垂下近百轮旌旗；九命官员戴着弁冕、插着貂尾，哪里只是十几个人而已。李唐史书中，还有专门记载宰相世系的篇章；宋代从郊祀恩典所及的三公以下，推恩荫补常常达到数十、数百人，通过指引、援引、荐举而入仕的更不可胜数。到了元代，真王、彻侯、三师、三公直到三省长官，不是大德皇帝的至亲，就是集赛的显贵后裔。朱紫官爵，虽像蝉联不断，也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我明朝的时代，文武分隔，泾渭清浊分明；贵至戴冕弁的人不能参与政务，列身缙绅的人也不能开府封土。经学被纨绔子弟轻视，显要职位局限于科举取士，因此同前代相比，稍稍逊色。至于和气宏大充盈、渊源流传不绝，即使有些人出身卑微、靠自己奋发成才，也有些家族世代积累富贵，踪迹仿佛有所凭借；以至于德行福禄彼此凝聚，君臣相互契合，有的早年便依附风云际会，有的长久承受君主恩泽，俸禄、地位、声名、寿命显赫而善终，历代不乏其人，世上也不乏相逢的机会，其中终究有值得记载的。看见万物繁茂生长，便会想到大地深厚伟大；看见鳞族繁殖滋育，便会羡慕海中的广大。高帝的功德超过尧舜，文皇帝的疆域远胜汉唐；皇帝的仁德既宏大，圣寿又高，维城藩屏和祼将之臣绵延兴盛，这样的盛事，哪里是前代可以相比的？所以略微叙述一二，置于篇首，希望谈论的人知道它的根源。皇明异典述序 一个国家有典章，号令、庆赏、刑罚都包含在其中。为什么称为“典”？因为它记载常道。为什么称为“异典”？因为它记载非常之事。凡是开创国家的人，都不会拘泥于常规。他们的事业可以宏大，制度也可以长久；制度一旦成为习惯，便成了常制，所以称为典。自古以来拥有天下而最盛大的，莫过于唐虞三代。唐尧拥有天下时，举荐田野中的鳏夫，把政事托付给他；他获得政权后，便杀戮天子所任命的岳牧侯伯。杀戮之后，又破格重用他的儿子。后来常常把祖宗的人民和社稷交付给他。商汤拥有天下时，举荐五次进见仍逃避的臣子，把政事托付给他；接受托孤后废掉君主，废掉后不久又恢复其位，尊称他为阿衡，对待他如同不受臣礼约束的人。周代借助国家大业，把政权交给渭水边垂钓的老人，使他与父亲并称，并以师礼侍奉他；又把幼子托付给叔父，使叔父居君位而朝见诸侯。他死后，又用天子的礼乐尊崇他。典章而又奇异的事情，谁能与这些相比？到了衰弱时期，晋文公在定王时退却楚军，还能守住空有名义的隧道而不肯让出；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他的国相仍能守住陪臣的名分而不敢改变。这不是衰世君主贤能，而是开国君主容易改变制度，形势不同罢了。明朝兴起后，高帝平定天下，随着礼乐制度的增损，形势不得不有所更革。天下初创、局势混乱，诸事多凭意旨裁定，来不及详细讨论，到晚年才渐渐整齐明确。开始时不能没有异于常制的地方，但虽有不同，也并非完全背离常道。改朝换代以后，有的改革，有的因袭，顺应时势而变通，再加以润色，这本来不必多说。其他有的因为一时的喜好而得到提升，有的没有考察旧有的法令而有所抵触，有的因宴饮亲昵而偏爱，缺少公允，有的只疑心功劳必须归于最重要的人而没有做到平衡，有的借助无方之人的树立而不一定公平，有的迎合政府意旨而不一定恰当，有的因言路由新进之士开启而来不及详察，有的因各部门急于奉行而来不及坚持原则。主持此事的人感到痛快，旁观者却惊骇；授予者把它当作常规，接受者却把它当作异事。因此我把它记录并加以叙述，其中有抑制、斥退之事，也附在其中。全书共十卷，用来接续后世稗官的记载。皇明奇事述序 我已经有《异典述》和《盛事述》两部书了。《异典述》记载的是由君主造成的事情，《盛事述》记载的是由上天造成的事情。盛事的发生，无不美好；异典的发生，十九分美好，也有一分瑕疵。后来又有一些由上天造成、却不能称为盛事的事情，以及由人造成、却不能称为典章的事情。有的只是人与事偶然巧合，有的则完全相反；因为它们稍有奇异，不忍舍弃，便另行记录成卷，以备《虞初志》《春明退朝录》之类采录。因此不敢称作稗史。《弇州续稿》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五十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左传属事序》

译从前孔子完成《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家辅翼它。左氏曾经接触过孔子，他的好恶与孔子相同；又亲自掌管晋国史书和典故，所以记事最详细，文辞也最华美。公羊、谷梁二家以子夏为私淑老师，能够创立义例，对经学有所补益，因此士大夫大多学习它们。因为左氏而显达的人，有汉丞相张苍、诸王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丞相翟方进等。贾谊甚至为左氏作训诂考证，但左氏最终仍不能与公羊、谷梁二氏同等受重视。中垒校尉刘歆开始笃爱左氏，直到上书移文给太常博士，说明左氏受压抑的情况，几乎因此获罪。后来左氏终于与二氏一同立于学官。晋代征南大将军杜预深入研究并清楚阐明左氏之学，又把它传授下来，称左氏有时先于经文叙述事情，有时后于经文完成义理，有时依循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符合义理。自杜预的传注流行后，左氏学说才灿然明盛，公羊、谷梁反而不能与它并称了。宋代有胡安国，凭借精深见识，认为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孔子褒贬的微妙本意，于三家之说中取舍裁定。自胡氏传注流行后，三家都被抑黜；只有写古文辞的人还喜爱左氏，不能完全废弃它，而所谓喜爱，也只是喜爱它的语言罢了。于是有人称左氏为“左史”，舍弃经义而只谈史书。大体说来，史书体例有两种：左氏采用编年体，司马氏采用本纪、列传、世家体。编年体重在记事，人物有时可以略写，却仍然能够考察；本纪、列传、世家体重在人，事情容易写得详细，但天下大事不能按次序完整呈现。然而自从司马氏的纪传体流行以后，后世写史的人没有不沿袭它的。在左氏那个时代，所谓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直到魏国的汲冢竹书，简略的仿佛经书，详细的便像《左传》。后来被司马氏的纪传体压倒，虽然有荀悦、袁宏一类人，却不太为世人称道；能够仿效左氏编年体的，是司马氏之后的司马光。司马光所写的史书叫《资治通鉴》，文章虽然不敢说达到左氏的精深确切，但也足以继承它；只是上下千余年，事情被年份分隔，不能整齐贯通。建安人袁枢把它按类别分开，命名为《纪事本末》，而称左氏为其祖先。只是还没有等到像袁枢这样的人出现，我同乡傅逊氏年轻时便撰写《春秋》；他虽然因胡氏之学显达，却心里独独仰慕左氏，读了多年才融会贯通，于是采用袁枢的方法加以整理。其大体先写王室，其次写盟主，再次写各国，最后写外夷，把大事同大国相配，小事则附带记载。这样就不必像训诂家所说的那样，安排所谓张本、伏笔、照应，一件事从开始写到结束，便清楚得像看手掌一样。其他句子逐一加以解释，关键字逐一考证；虽不能不借助杜氏的注解，但对错误偏僻之处也一一抉剔订正，一定要做到不辜负左氏才停止。因此，拿杜氏的注解来研究《左传》，十处能得到八处；拿傅氏的著作来研究《左传》，十处不会遗漏一处。而且替杜氏注解《左传》很难，依据傅氏的方法研究《左传》却容易。所以傅氏是左氏的慈爱后代，也是杜氏的诤臣。汉代时，左氏本来不能像公羊、谷梁那样受到高度重视；替它作传注的，如前面所说的三张、贾生等人，都通晓国家大体。公羊、谷梁之学，公孙弘用来约束下属，张汤传承它而形成严酷的文法、决狱之理；又请博士弟子用它来治学，补任廷尉史。即使以董江都那样贤能的人，也不能避免按判例决狱的苛刻，难道是因为记载事情的学问容易通达，而分析义理的学问容易流于深刻吗？假使傅氏在那个时候完成这部书，让三张、贾生看见，那么它对于汉代政治的补益，会怎么样呢？傅氏如今虽然还崇尚墨守成规，墨守学官旧说，但部使者已经按照守令的科目议论推荐了；对于成为循吏，又有什么困难呢？胡子《衡齐》序

译胡子的书名叫《衡齐》。他说：“《衡齐》已经写成，长洲县令曾凤仪刻印它，嘱托不才王世贞作序。”胡子为什么称它为“衡齐”呢？“衡”就是平衡，用来调平高低，使其恰当；“齐”就是调和，用来调和各种味道，使其成为佳味。胡子写作《衡齐》的大意是：“我儒家同其他学说争执，我站在自己的胜处而希望对方失败，便把对方视为异端；对方也站在自己的胜处，希望我失败，并讥笑我没有达到他们的境界。不平之后便有争执，争执而不能调和，就会造成祸害。”他们所谓的佛教、道教、杨朱、墨子、申不害、韩非，都各有自我坚持的道理；我先加以衡量，使之平正，再调剂使之和谐，那么它们都可以为我所用。洙泗之后有濂洛之学，濂洛之后，又有儒者与儒者相争，彼此不求正确，只求胜过对方：有的说应尊崇德性，有的说应致力问学；有的主张以静为本，有的主张致良知；有的主张随处体认，有的主张体察仁德。源头本来相同，后来流派渐渐不同。我加以衡量使之平正，再调剂使之和谐，那么共同的源头仍然清澈如初，所以称为“衡齐”。孔子的话，纯粹的成为《鲁论》，稍有杂糅的成为《家语》；其中有问答，也有自述，都是门人记录的。孟子的话，有问答，也有自述，都是他亲自写下来的。荀子、杨子、文中子，也都是亲自写下来的。庄子、列子，亲自写作，其中间或托为问答。后来周子、张子，直到明代的薛子，也都是亲自写作；二程子、朱子，直到明代的阳明子，则都是门人记录的。胡子写《衡齐》，是亲自写作而间或托为问答。亲自写作，难道没有用意吗？圣人设立卦象来穷尽心意，心意还不能穷尽，便系缀文辞来尽其言。大的以道理立言，次一等的以言语阐明道理。以道理立言叫作经，以言语阐明道理叫作传。胡子的《衡齐》，属于传；它所要表达的“衡齐”之意，正是阐明道理。胡子阐明道理，是想使人得到教化、使世道归于正轨。心意在于阐明道理，有什么妨害？心意不在于阐明，言辞又对道理有什么益处？胡子的用意实在审慎深远。虽然如此，他的文辞难道不嫌过于修饰吗？孔子解释《易经》时说：“修饰文辞以建立真实，真实已经建立了，修饰文辞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况且胡子的学问属于心学，反求内心而果真能够协调吗？即使同葱岭、苦县的学说相同，也不避讳；即使同关洛、闽越的学说不同，也不害怕；如果能作为羽翼相辅，即使是稗史、街谈巷议，也不拒绝采纳；如果可以借来作为弹劾攻击的材料，即使是《齐谐》《虞初》一类，也不嫌其诡异。因此，他辩说像张仪、苏秦，却不是为了逞强；工巧像孔丘、非子，却不是为了刻薄；放达像蒙庄，却不是为了放纵；广博像公孙侨、董仲舒，却不是为了浮滥。所以说：他的旨趣深远，文辞文雅，语言曲折而切中事理，叙事铺陈而含蓄。胡子大概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了吧！我和胡子先后在朝廷任职，却没有相遇。只听说胡子在东南倡导道学，天下有志之士仰慕他，像流水一样奔赴而来。但胡子并不树立门户，只求阐明道理而已。可是我终究因为胡子的文辞过于修饰，担心天下后世只从辞藻方面去求取他。那么，研究胡子的人应当怎么办？应当反求内心，并像胡子对待前代圣哲那样彼此协调。这就是所谓“衡齐”中的“衡齐”。刻印《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序 这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为什么称为“药师”？因为他以药物治疗众生的疾病，是大医王。为什么称为“琉璃光”？因为他的内外晶莹通透，没有不能照耀的地方。如今像耆婆的药木、上池之水，拿来服用，便能洞察肺腑、照见膏肓；直到汾阴的明镜，奉来照察疾病，像水中月光沁入肌骨，没有不立即痊愈的，这些也可以称为琉璃光吗？这些事物必须同人相对待，终究还有局限。只有药师的琉璃光，不需凭借任何外物；不需凭借外物，便无处不能透彻照临。虽然如此，天竺古代的先生端坐莲花座，转动大法轮，一种声音便响彻三千大千世界，一根白毫光便照彻无边世界；各种聋者、盲者、跛残者、受寒者、发热者、脏腑肺部有病者，没有不因他而站立起来的，那又何必专称药师呢？因为愿力自成因缘，因缘产生作用，作用又证成体性，所以特别标为药师。诸佛都是药师，都有这十二大愿。诸佛的世界都是清净琉璃世界，只是薄伽梵偶然举出药师而已。这部经的道理十分明白浅显，容易理解，而居士又为它作注，是把权宜之说引归真实，由显明引导到幽微；这究竟是为了庄严义理，还是为了阐明义理呢？然而我听说，古人所谓四大并不属于我，那么究竟是谁在承受疾病？承受疾病的只是心罢了。我没有一切心念，怎么会有一切疾病？我没有一切疾病，又何必使用一切药物？我就是药师，我的世界就是清净琉璃世界。这部经也不过是渡河用的筏、捕鱼用的筌罢了。居士姓张，名应文，对于各种书籍几乎没有不通晓的，尤其精通养生之术，晚年才完全抛弃这些学问，谈论无生之理。《山园杂著》小序 我经营离薋园最早，但它又最小，而且不能远离喧嚣、另寻他处，所以常常寄身在那里。后来经营弇山园，才开始有山水景致，游观几乎超过离薋园的一半，实际上我同客人吟咏酬答的次数也超过离薋园十倍。后来把离薋园推给敬美弟，自己迁居到昙阳观的偏屋。敬美后来经营淡圃，我有时往来于淡圃。弇园一年去不了一个月，离薋园一年也去不了一个月，于是分别为它们作记。其他岩石、急流、池沼、山峰、台馆、亭榭之类，也各有题咏，而对弇园写得最详细。最后被客人追逐得无处可去，只好搬到村中的旧居；儿子骐筑起土丘，疏通污水，在上面建了一间斗室，勉强命名为“约圃”，我也姑且为它作记并题咏。我回忆住在弇园时，客人经过，必定叫人备酒；酒喝到一半，必定拄杖一同走遍弇园的胜景，客人还指着景物问我：“这是什么水，那是什么丘。”我很苦于应接不暇。如今我已经谢绝宾客，客人也不常来；即使来了，也没有人主持接待，更没有可询问的人，所以整理这一编，分为上下两卷，只是代替我回答罢了。我老了，能够在我之后保存下来的，是这些园子。弇园最大，石头丰富而水面广阔，能够在其他园子之后保存下来的，也就是弇园。即使弇园能够留存到最后，最终也一定会废弃。如今世人不嫌弃我的文辞，时时加以品味，那么能够使弇园之后仍然保存下来的，大概就是这部书了。兰亭之所以成为亭，赤壁之所以成为壁，它们的胜景未必真能与名称相称；但数百上千年仍有光彩的，是会稽的书法和眉山的赋。我不敢偷偷把这部书同二位贤者相比，只希望它不像金谷、绿野那样很快湮没，或许就差不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大隐园集》序

译故樊山温懿王在弘治年间伸张大义，对荆地有很大的造福；大概积累德行一百多年，礼乐教化的成效才在今天显现。王升甫自幼禀赋灵异，聪颖早慧，到了舞象之年，便广泛阅读经史百家，自我砥砺，学习古文辞。他每次抚摸几案，便叹息说：“大丈夫既然来到世上，不能佩簪执笔，辅佐明主，使上有嘉美、下有欢娱的治理，那么就只有著书立言来显名于后世。即使被那些龌龊少年讥笑为仰面看屋梁，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否则，假使让我戴上远游冠、穿上朱履，站在吏人之上，每天沉醉饱食于美色之间直到死去，不过是死罢了，岂不是白白浪费一生吗！”于是他全都谢绝王府中所谓的享乐，降低身份礼聘写文章的人；但地方偏僻，客人很少，于是他所应当求取的，便说：“难道我要到古人那里去求吗？”从先秦直到大历以前的书，他没有不窥览的，也没有不加以仿拟的，但不求完全相同，说：“如果不是合乎我内心的真实判断，又能同谁相契合呢？”升甫如今五十岁了，所撰写的古文辞，各种体裁都齐备，共有若干卷。他两次派使者跋涉三千里送来书稿，对我说：“您是一代人的龙门。凭借我的幸运，得以同您共享这片天地；又凭借我的不幸，忝居宗祊寄托之身，不能跟随您到太湖之社。” 虽然形体使我们相隔，精神却可以相通。我先前私下揣度过自己的内心，仍然没有安定。若不是合乎我内心的真实判断，又能同谁相契合呢？我读升甫的书，暗自为他胸中的郁结而悲伤，却赞叹他志向果决。已经通读了他的文辞，又稍稍窥见了他的造诣。升甫的封国叫荆。如今眼前若有一块荆璞，刚刚剖开，工匠只加工了一半，器物还没有完全制成，光彩也没有完全显现，但它仍不失为良玉。等到完全加工好，天下人便会用价值连城的东西来珍视它。珷夫制成的器物，不是没有宏伟的外观；天下人可以称它为器物，却不能称它为玉。如今世上不成为珷夫那样的人，很少。升甫的造诣是璞玉，难道仅仅止于器物吗？还是先成为玉，然后才成为器物呢？由此我知道升甫的志向不只是成为器物。升甫所作古乐府，光彩已经显露，十篇中有五篇达到工妙；近体诗十篇中有八篇工妙；志、传、记、序等文章十篇中有六篇工妙，这些尚且容易琢磨。照这样不停努力下去，世人若不以价值连城的珍宝来珍视他，我是不敢相信的。我年老而且厌倦笔砚，哪里还能连续三天生火作文呢？升甫乡里有一位陵阳君，可以试着问他来验证。升甫虽然贵至人臣的极位，却非常轻视富贵，平日总戴白头巾、穿单层绢衣，行走在田野乡里之间，对客人说“只管称我的字”，若称我为山人，他也有时不推辞。因此我为他题称。升甫说：“我所经营的园子叫大隐，文集也因此命名，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刻印《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二十五圆通、观世音菩萨证圣序

译这是我释迦世尊将要进入涅槃、登上狮子座时的情景。各种大菩萨、弟子、人天众，是智慧、福德、障碍、业力汇聚之处。若问如何觉悟，七大、十八界都能贯通；若选择圣位，二十四地都可以屈居其后。这不仅是为了显明清净声音的真实本体，实际上也是要阐发施行无畏的方便作用。因此我阿那婆罗吉低输菩提萨埵，能够在寂默之际向上契合佛理。开始时像颜回的愚朴，后来却像曾点鼓瑟铿然。私下看他的叙述：在恒河沙数劫以前，观世音佛出世，他发起菩提心，从听闻、思考、修行进入三摩地。外在尘境既已消亡，内在根识也随之灭尽，由三空之智达到灭谛之理，超越世间，获得两种殊胜：向上契合十方诸佛的觉心，同有一种慈悲力量；向下贯通六道众生各不相同的境界，同有一种悲悯仰求之心。慈悲既深切，殊胜的理解又圆满，因此进入一切国土，没有一个世界不显现其身。所谓三十二种应化身，从佛、独觉、声闻以下，直到摩呼罗伽、紧那罗、阿修罗等，凡是愿意接受救度的便使其得到救度，乐于解脱的便使其解脱；以方便之法说法，刹那之间便能应现，变化显现各种身形，遍满娑婆世界。所谓十四种施无畏，一切兵戈、水火、险路、盗贼、狂鬼之害，以及求长寿、富贵、子女等愿望，从粗浅处说，是除去贪、嗔、痴三毒；从精微处说，是获得四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无不竭尽我的愿力，俯身顺应众生的心愿，探取其心意如同开合粮仓，契合如同符契相合。因此世尊默然应允，放出五体宝光，远远灌注十方微尘数如来以及法王子、诸菩萨的头顶。诸如来也放出宝光，来灌注世尊以及会中诸菩萨、大弟子、阿罗汉的头顶。天空降下莲花，五种颜色交错；大地化成法界，平等而平正；彼此光明交织，如同宝丝罗网。梵呗咏歌，胜过天宫的音乐。我的世尊默然应允还不够，又命曼殊室利牵引法王子作偈来分别说明。而我阿那婆罗吉低输，巍峨明亮，像鹫岭的标志；群峰仰望月亮，月光夺去列宿的光彩，正是如此。至于憍陈耶、优婆尼沙陀一类弟子，就不用说了；香严、月光童子一类菩萨，也不用说了。即使从憍陈耶等再向上说，舍利弗、大迦叶、大目犍连等人的智慧和修行，也还不必说；即使从香严、月光童子再向上说，持地、琉璃光、虚空藏等人的心力圆明，也还不必说。普贤的功行广大深厚，等同阿耨海；药王的志愿精纯坚固，超过金刚石。大势至是阿弥陀佛右边的侍者，慈氏尊者是释迦的继承王。难道这些不同的道路可以互相分出高下吗？何况世尊亲口宣说佛法，认为没有优劣、先后之分。法王子另有不同意见，不稍加借助，逐条分析事情的得失，只说三摩提是从听闻中进入的，并说观世音获得了大自在。那二十四位圣者，贤者神色平静地退下，站在旁边注视，没有惭愧之色，反照自心而没有争论之意。这难道不是用贬抑来显出留存，用低劣来彰显圣者吗？上面顺应世尊的深密旨意，下面开启万劫不尽的法门。由此等级的差别不再显现，彼此界限全部消失；一会之中，大概既清楚明白，又圆融和谐。唉！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倾耳聆听，却听不见。然而不敢因为听不见便加以非议。八万四千烁迦罗首、八万四千母陀罗臂、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拨开眼睫仔细观察，却看不见。然而不敢因为看不见便加以非议。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承受佛语。观照却不取著于色，闻音却不受著于听，所以称为观世音，称为观自在。菩提萨埵每天显现在眼前，人们日日接触却不认识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获得最初所发的心。那么，以佛语来证明菩萨，以菩萨来证明观世音，难道还只是末节吗？如今从欲界中圆头方足的众生，没有谁不能称念这位菩萨，并印行、受持、诵读相关经典；但现在仅仅选取《法华经》所载普门品中的一品，大概是因为它简要质朴、容易学习，通常的言语容易理解，福田容易趋向。至于把本体和作用合在一起，完备地以仁智贯通上根和下器，使各种人都得到成就，那就要看这部经的始终了。我不自量力，请善于书写的婆罗门抄写，请工匠刻梓印行，以便广泛示给一切有情和志同道合的人。宋太史诗集序

译友人新安汪道贯拿着一部书，对我说：“这是金华那位老书生某人赠给我的，说是我们郡宋太史的诗。”我的书稿已经年久残破，渐渐像鱼腐烂一样。假如要使它长久流传、刻印成书，必定要请本郡贤能的大夫作序，必定要请王先生作序。我怜悯他的心意，答应了他。宋太史，就是已故翰林学士承旨文宪公宋濂。高皇帝在金陵建立帝业后，宋公首先应征入仕，成为皇帝亲信，很快便把朝廷重大典礼和制作等事全都交给他；天子又多次下诏称赞褒奖，作为一代人的勉励。宋公也自以为遇到百世难逢的机遇，不吝惜自己的学问，全部拿出来供皇上使用。从明光殿、温室殿代拟诏书，到石渠阁、木天馆撰写文章；下至奇人、妇女的细小节操，僧侣、道士的怪异传闻；远至南方异族、鸡林诸国的重译文字，没有不以得到宋公一句话为贵重的。前后十多年间，他写文章大小数千篇，合起来有三十多卷；唯独诗歌似乎不到文章的十分之一。即使以宋公在前朝山中隐居的时间计算，也有两倍那么长，而他的文章仅有七卷。我所作的诗，又不到七卷的十分之一，而且还将逐渐湮没，这正是老书生深深叹息、急于使它流传的原因。我不能完全理解宋公的诗，也不知道他的诗格源自何处，只是从一斑中私下窥见明朝兴起以及宋公在明朝大为显达的原因，大概正在这里。如今士人一拿起笔写诗，便知道五言、七言近体诗；一写五言、七言近体诗，便知道唐诗，却不知道唐诗盛极而衰的祸根，到了懿宗、昭宗时期达到极点。温庭筠、韦庄、韩偓、罗隐等诸位君子不能有所挽救改革，只是勉强使用自己琐小的才华、偏狭的见识、浮泛的学问和苟且的思考，去鼓动聋虫般的耳朵；粗浅的使人快意于事，精巧的只在情感上取悦。那种萎靡纷乱的气象，不等到诗文写完，小人便已经拍手叫好，而高雅之士却掩耳叹息。因此黄巢、齐克让、白马驿等祸乱发生时，浅薄的人得不到任用，被任用的人也不能免祸，于是唐朝被瓜分为六七块，历经数代仍不能安定，这难道不是征兆吗？如今突然诵读宋公的诗，好像并没有什么可以替代那些人的地方，但他在辞藻上典雅而不诡奇，气度宽大而不迫促，处境贫困却不寒俭，经历乱世却没有倾危之态，委婉从容、雍容舒展，俨然有盛世大人的气象，胸中还留有余地。因此英明的君主扫除乱世的阴霾，像云气蒸腾、蛟龙变化一样，走向功名际会，而天下文章归于宋公，难道只是偶然吗？汪生说我评论诗歌不恰当，我回答说：“不是这样，只是时代不同罢了。评论宋公的诗，而宋公的文章也就可以想见过半了。宋公的文集成于元至正十三年，揭文安曼硕已经为它作序。他说：‘太史原本是元代的官职，宋公曾经被召为国史编修，但没有赴任。’刻印这部书的人，是兰溪县令喻均。” 丘谦之《粤中稿》序 谦之把他任潮州太守时所作的五言、七言古诗和近体诗编排成一百五十七章，写信寄给我说：“先生如果有幸，请为我作序。”这时谦之已经离开潮州，迁往蜀地的燕中；他寄居辗转了几个月，书信才送到，而谦之又从燕北向下迁徙了。大概都是因为潮州的事情受到指责。我记得我游历燕中时，谦之多次来往相访；那时谦之以诗名闻于司农署中，到如今已经六年了。谦之的诗日益提高，他的声名和毁谤也日益一同加重，而官运却日益困顿。我没有时间同谦之谈论其他诗作，姑且先谈潮州诗。潮州自古就是流放客的地方；当地官吏所遭遇的，不是因公获罪，就是因私事遭忌；所遇到的，不是瘴气就是盗寇；将来的结局，不是死亡就是流窜。所以凭韩愈那样刚直矫健、倔强不屈的性情，能够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攻击天下人必定要救治的弊病，触犯君主最忌讳的事情，似乎到潮州后心中毫无牵挂。然而他刚一到任，牢骚、忧虑和悔恨便乘隙而入；他上奏推荐乐章，夸饰国家富庶、功业丰盛，希望取得君主的谅解；又用极其卑下的言辞，把自己讥讽佛教的过失归咎于颠狂。至于他在诗歌中抒发出来的情绪，就像恶水、狂风、巨浪、急流的险恶；人们习以为常的道路，仿佛也不能在片刻之间通行。蒲鱼、鲎、蚝、蛤、马甲、章鱼，都是人们所爱吃的东西，却似乎不能用刀叉送入口中。它们萎缩、软塌、拖沓的形状，使看见的人即使有时怜悯它们，也会轻视它们。然而不久以后，征召、任命接连而来。如今谦之所治理的潮州，与古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但那里的风物号称淳朴美好，商贾聚集，仿佛土地也因此缩短、变近了，于是终于成为雄伟而著名的地方。谦之前后所作的诗，和平秀丽而典雅，高亢明朗而深厚，蔼然有太平时代的声音，也是博通之士所能见到的壮观景象。他在郎署任职时，正逢天下太平，没有什么显著表现，但也保持清白的操守；治理郡政，并不比韩愈在潮州时差得太远。只是后来不久，弹劾、排斥又接连而来。唉！鳄鱼不过是一种凶恶的顽物，却还知道韩愈，并甘愿屈服于他。如今朝廷崇尚文治而不猜忌，拥有耳目口舌的人，反而不能识别一个谦之，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我不能充分称赞谦之的诗，只能以微不足道的“鸱食”来鸣不平，也未免太浅薄地比拟谦之了。谦之名叫某，是丘氏，黄州麻城人。《邵弁〈庄子标解〉序》

译如今天下寻求文章工巧的人，没有不暗中熟习《庄子》的；他们诵读谈论孔子门徒的著作，一见到《庄子》便攻击其根本，认为其中言辞夸张怪诞，却都不能探得它的真意。那些名义上推崇庄子的人，说他的旨趣往往超出宇宙之外，把一世的伦常万物视为土芥，不是孔子门徒所能窥见的；那些暗中替庄子辩护的人，则说庄子曾历数十二家的学说，却不敢涉及孔子，所以正是极其尊崇孔子。这两种说法也都不对。庄子是通达生命的人，他所论生命的道理十分精微，甚至对于天机、嗜欲的深浅，以及真人与常人的气息差异，都阐述得深远而明白。他在君臣父子和六经教诲方面与众不同之处，也同样清楚灿然。庄子并非不知道孔子，只是常常超过孔子；他之所以超过孔子，是因为才智太高，不能承受自己无边的智慧。孔子不是说过：“寻求隐僻之理、行事怪异，后世也会有所传述；但我不这样做。”孟子也说过：“仲尼不做过分的事情。”所以，孔子并非不能超过；但超过孔子，并不足以成为孔子。如今《渔父》《盗跖》《胠箧》等篇，难道一定要等到它们全都诋毁孔子之后才怀疑吗？这些篇章的文辞和情趣铺陈而浅薄，是公孙龙、邹衍也不肯说的话，却为什么要把它们诬为庄子所作呢？我的朋友邵弁氏长期因经学困顿于诸生之中，晚年读到这部书，仿佛有所领会，于是作了标解，并以此命名。他没有把全书文章都收入，只选取其中精粹的；没有把全书语句都分析，只选取其中使我感到清楚明白的。删选珍珠的人，淘汰粗劣的部分，珍珠才会精良；琢治玉石的人，削去瑕疵，玉才会完整。唉，这就是邵弁氏的《庄子》啊！起初邵弁氏做诸生时，诸生都推重他，但他从不露出得意骄矜的神色；后来屡次考试不利，诸生暗中有时欺凌他，他也从不显出怯弱的神色。后来他重新受到推重，成为年长有德的人，行为足以充当乡里的祭酒，也没有长者自居的神色；家中炊烟不能按时升起，也没有显出以粗食为苦的神色。进入他的乡里，只觉朴陋而令人敬畏；进入他的居室，简陋如蓬蒿；即使妇女儿童，也听不到争吵声。人们因此认为邵弁氏深得《庄子》之道。他的行为虽然高尚，却不因而放纵任性、旷达无羁；他的文章虽然高妙，却致力于简约有条理，不敢远离先贤的规范。如果都成为庄子所不能契合的人，那么做庄子未必就一定要成为庄子。唉，这才是真正深得《庄子》之处。《有明三吴楷法序》

译这就是《有明三吴楷法》吗？为什么只称书体有九种，而楷书只占其中一种？回答说：大篆、小篆、八分、古隶、今隶、正行、行草、章草、大草。楷书就是今隶。为什么称为“楷”？因为楷书是端正的木材。篆书、八分、古隶，是楷书的源头；由行书而至行草，是楷书的疏散；由章草而至大草，则是楷书更加疏散的形态。书法有楷书，就像房屋有栋梁。为什么称“有明”？因为所收录的作品从洪武到万历，作者都是明代人。为什么只称“吴”？因为吴地擅长楷书的人很多。为什么称“三吴”？因为以吴郡为主体，并附带云间，所以这样称；这比古代所谓吴地的范围还要狭小。吴郡人共有五十八位：郡丞宋克、侍郎高启、太子少师姚广孝、太常卿夏■〈日上永下〉、中书舍人卢儒、尚书杨翥、少詹事刘铉、武功伯徐有贞、太仆少卿李应祯、大宗伯吴宽、翰林孔目蔡羽、应天通判祝允明、翰林待诏文征明、国子博士徐祯卿、选部员外郎王榖祥、右布政使陈鎏、尚宝少卿陆师道、国子博士文彭、学正嘉、太仆主簿许初、少宗伯王锡爵、按察副使杨仪、袁尊尼、我的弟弟世懋、指挥使张元凯、乡进士张凤翼、沈昌期、太学生王宠、陈道复、王穉登、文肇祉、王衡，诸生文从先、顾祖辰、陆士仁、周恭先、娄孟坚、王应宾，山人钱绅、杜琼、陈绍先、黄姬水、彭年、俞允文、周天球、周光、程大伦、王逢年、陈尔见、毛文焕、张元举、钱允治、尤道恒、王慎修，僧二人：大林、明因，女子一人：金用元，宾妇。云间人十一位：郡寮陈璧、学士沈度、大理少卿粲、太宰钱溥、南安守张弼、太子詹事陆深、少宗伯张电、奉化令徐献忠、布政使莫如忠、太学生云卿。其他人物中，邑尉周鼎是檇李人；而寄居郡中的寓公诸生华之方，是无锡人，也属于吴地。楷书而又小巧的，已经合于标准了；楷书而不完全小巧的，是宋克。阁帖跋，是钱溥的；陈氏碣，是吴宽的；吕翁表、蔡羽的辞命议、祝允明的《赤壁赋》和《约斋序》、文征明的《乞休疏稿》、陆深的两篇尺牍，也都收入其中。黄姬水以上，是御史黄的诗。字体小而不完全合于楷法的，有文彭的《东之急》、徐有贞的《哀册》、周鼎的《东原传跋》。不完全合于楷法和小巧标准的，有李应祯的《兰亭叙》、祝允明的《着思序》《劝农图》、以及《梅谷成趣园三记》、王宠的《琴操》。为什么把这些不完全合于楷法的也收录进来？因为它们还没有脱离楷法。楷法寄寓在行书中，就像《离骚》寄寓在赋中一样，其本质仍然存在。吴郡占八成，云间占两成。大凡云间因书法而显贵，吴郡因书法而著名。沈度、粲、张电，都因书法供奉朝廷而升至高官，所以说云间因书法而显贵。天下显赫著名的书法家，没有谁能绕过吴郡的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其次是宋克、徐有贞、李应祯；再其次是许初、文彭、嘉等诸位君子，但他们也都不是下等之才。所以说吴郡因书法而著名。然而也不完全如此。云间有陈璧、沈度、陆深，他们以书法著名的是宋克、文征明、伍某。吴郡有卢儒、夏■〈日上永下〉、李应祯，他们之所以显贵，都是因为凭书法供奉朝廷。即便如此，夏■〈日上永下〉、李应祯仍然会因书法遮蔽了其他才能而感到惆怅。唉，我对此实在有深深的感叹。德靖年间，吴地临池学书的人为什么如此寥寥？然而祝允明鼓舞了他们，文征明吹扬了他们，王宠又使之活跃起来，大概足以与吴兴、越地的书家相媲美，成为两大流派。如今试着在郡中宣称有志于书法的人，过不了早晨，城内就有上千人；第二天，城外又有上千人；再过一天，七县之中又可有上千人。但这些人仍然不能与三位君子匹敌。律氏射箭，射中的越多，他的祖父反而越悲伤。书法不过是一种小技，为什么还要为它作记载呢？回答说：大篆深奥而接近道理，正当它以“无”体现“有”的时候；楷书浅近而接近日用，正当它以“有”发挥“无”的作用。既然结绳记事的时代不可能返回，谁能舍弃楷书？说它是小技吗？我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周叔夜先生集序》

译叔夜还是诸生时，就因文章义理受到推重；部使者和我不才，曾与他一起唱《鹿鸣》。又过了四年，我们一同被征召赴京，曹氏与我交往相接，关系十分融洽。那时我正年壮，喜欢跟宾客豪饮，叔夜却独自不饮；他体质多病，瘦得只剩骨头，所骑的瘦马也骨立。每隔三天我便催他到省中，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影在烈日中奔走；与他谈话时，偶尔说到节操侠义，他就毅然显出三军也不能夺取其志的神色。有时他从袖中取出作品，无论小词还是诗，都用《黄庭经》的结体书写；有时挥笔写散草，作品都妩媚而疏朗，使人自然亲近。我曾戏称他：“贤者真是不可测，竟能如此！”后来叔夜出任平度州知州，人们说他有病，不能胜任知州；不久病就大好了，他更加自我砥砺，保持清白。东方诸侯一致认为他足以与龚渤海、王胶东相比，甚至还超过他们。他入朝觐见时，各县令长为同年凑钱，按例每人三镮，叔夜却只有一镮。又曾与他一起到座主宰相那里，让门生们出来献上帛礼，礼物已经不足常例的十分之二，他便迟疑着跟在后面藏匿行迹，等众人离开后才过去。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开玩笑说：“知州的俸禄难道不比县令长少吗？”叔夜谢绝说：“我的俸禄还寄托在百姓身上，我不忍心向他们征收。” 从此以后，叔夜因治理政务的成绩成为天下第一，升任工部员外郎，督理清源陶务。他所任官署向来号称富饶、容易染上贪污，而叔夜操守更加清廉；只是他的贫困和疾病也更加严重。恰逢我因出使公事经过那里，得以稍稍读到他所写的书；从此分别后，直到叔夜去世，我们再没有相遇。叔夜和我前后都住在忧患之中，彼此相隔不过一衣带水；我曾投给他一封薄礼相赠的信，也只收到叔夜一封回信。那时我困顿潦倒，心中不能没有指望叔夜。如今看来，叔夜正如蝉蜕脱离污浊，独立于云霄之上，而我却卷起蛤蜊来吃，谁能像他那样呢？即使叔夜不抛弃我，我又凭什么配得上他？况且当时县官急于任用叔夜的才干，曾为他从田间起身拜授两个官职，把文书和权柄交给他；叔夜却犹豫不及应命。至于我，死后才从落魄放纵中被重新收用，晚年又勉强做了大官，最终没有成效，只能老死在他人的议论之中。叔夜若不死，难道还会认为我不是那个样子吗？叔夜死后十多年，我认识了他的儿子绍元、绍节，因此得以读完他所写的书，共有诗四卷、文四卷。他的文章我不知道应当归入哪一类，大体有三次变化。居家食禄以后，他出入于眉山一带，父子之气充沛，才华纵横，如风驰电击，使人不能正视。写《东秦》《清源》时，他忽然收敛锋芒而转为抚慰，如同左史叶玉缕虫与造物争巧；写《楚》以及《归田》时，舒展自如而近于孟坚，又进一步舒展而近于昌黎，当然不必完全像孟坚、昌黎，但其意味悠长，法度森严。他的诗也不必完全像盛唐，只要从错综变化中取得效果，便有如岑参、李白遗留下来的风致。他的两个儿子又拿出另行编撰的《学道纪言》，读它便可看出他们见识广博、积蓄德行、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差不多就是老子所说的尊重老师、爱护资助自己的人。他们又时时提出独到的见解加以参验，哪里只是拘守一家之言呢？有人说，人不可以没有年寿；假使叔夜没有果真早死，他继续进取，达到先秦、邺中名家那样的境界，又有什么差距呢？又有人说，不是这样；从叔夜晚年的志向看，他将要把人世间的一切都淘汰净尽，归于最高的境界，正所谓别人将认为他笨拙，我却认为他超越一切，那还用什么先秦、邺中的成就来辱没自己呢？于是对他说：如果不像你所说的那样，而我在三寸笔管之间纵情挥洒，把自己同刘勰、钟嵘相比，对叔夜来说还算有所相称；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那么我所构撰的这些粗陋空话，就像向高山投石还想增加它的高度，向秋季积水的池塘滴水还想增加它的宽广，你认为怎么样？那人退下后，绍元兄弟仍然意犹未尽，便取出这些话，置于文集开头；《学道纪言》另有序文。《弇州续稿》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五十一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邹黄州〈鹪鹩集〉序》

译邹黄州，是我的中表兄弟彦吉。自从尚书工部郎外放为黄州知州时，他在任郎官期间曾把所作诗几十至上百篇拿给我看，说：“请您洗净内心来接受批评。”那时我被这些献来的诗弄得十分困惑，作品彼此雷同，无法选择，几乎使我的眼睛逃避它们才得到安宁。彦吉的诗骤然显得开阔明朗；我已经苦于处理柴薪般繁重的事务，不能替彦吉评改褒贬，只好姑且缀写几句粗话答复，虽然往往出于内心欣赏，且不至于阿谀，但确实还没有击中要害。不到三年，黄州属县令沈黄冈请求得到彦吉的诗，并把它全部刊刻出来。彦吉于是故意压低它们的评价，命名为《鹪鹩集》，又给我看说：“先生难道忘了我以前请求您接受批评的话吗？”我读后笑着说：“我自己的枯杨已经长到肘部了，哪里还能够批评别人呢？况且能够加工的只是璞玉，如今你已经是美玉，又有什么可加工的呢？我从束发起就在文学园地游历，得以偷偷观览作者，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大体说来，没有什么时代比隆庆、万历年间更盛。南方稍稍具备才识的人，一旦被称为从事文章的人，便仰面看天，惊叹自己拥有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其中气势雄伟的，建立旗帜，张扬锋芒，形成一家之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如果他们的力量足以合乎古人以及近代北地、历下诸家的规范，那么都俨然有可取之处。那些不作西施捧心状而能令人击掌称赏的，多得很。我之所以不敢轻易赞许，是因为这类人的心中先有了别人，然后才有自己；这是被格调所驾驭的人，不是能够驾驭格调的人。彦吉所写的诗，各种体裁都难以一一列举，但大体都和平醇厚，悠长深远而含蓄隽永；声音铿锵，色泽深沉，不能只在耳目所经之处寻求，而最深的滋味出现在齿舌回味之外。先有真实的自我，才有真实的诗；那些学诗的人并不能因此就达到通达境界。王维也不过是钱起、刘长卿一类的人；如果据此想用一家之言来概括彦吉，是不可能的。古代善于评论诗歌的人，没有比钟嵘更好的。严仪说某人的诗属于某种格调，某代某人的诗出自某人的法式，如今我才知道并不完全如此。评论诗歌，最好依据《乐记》所说：“太平时代的声音安宁而快乐，乱世的声音怨恨而愤怒，亡国的声音悲哀而思虑。”用这三点观察世道就够了。后来又有王通，从魏晋六朝的文章中辨别出：深厚典雅的是君子之作，激烈浮艳的是小人之作；破碎的是纤弱，荒诞的是夸张，淫靡的是鄙俗，繁杂的是贪多，轻捷的是残薄，虚浮的是诡诈，急切而怨恨的是狷急，怪异而愤怒的是狂放。如果先饮用上池之水再诊察脉象，十次中也不会错失一次。如今试着拿彦吉的文集来验证，遮住他的姓名而称说它，见识者难道会不认为这是君子之作吗？不必说彦吉，现今黄州知州若以世道来考察，见识者难道会不认为这是太平之治吗？大概彦吉为石友周（阙）氏所作的序，论述得非常详尽，却错误地把善于评论诗歌的名声推给了我。即便如此，我所说的也只有这些。假如要把千年的事业归于一个人，又以一个人的品评来抬高或贬低一代作者，广泛运用压抑来显示褒扬，巧妙伸张偏爱来逞弄批评，这不是我敢承担的事情。文集以《鹪鹩》命名，已有吴明卿为它阐发，因此我不再另加赘言。《吴峻伯先生集序》我起初在尚书刑部任职，同舍郎吴峻伯先生与河中王学甫、天台王新甫，都凭精通审判之学，常参与审定尚书的章奏；其中峻伯、新甫尤其有名，也擅长文章。尚书以下各级官员有所撰写，往往左右顾盼，非这两人便不肯承担。诸位公卿上书政事、出镇地方，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一句话，便以为羞耻。恰逢新甫和学甫相继升迁离去，只剩峻伯留下，声望日益提高。那时济南李于鳞性情孤高耿介，很少赞许别人；偶然我幸而与他意气相合，彼此切磋，谈论西京、建安、开元时期的文章。其他同舍郎并不喜欢他。峻伯一见却从内心惊异，便降低身份与他订交。又过了几年，峻伯才由驾部郎拜为按察副使，主持山东学政，而我已经有幸任按察副使。于鳞也从关中辞官归来，做他的乡里人；峻伯多次派人去问候于鳞，于鳞总以有病为辞，不再相见。我得以在二人之间沟通，对于鳞说：于鳞说：“这个病已经深入膏肓；幸好还有一位毗陵人，我又能怎么办呢？替我向吴君道歉吧。他难道能舍弃自己的学问来跟随我吗？”峻伯不完全同意，说：“如果一定尊古而非今，谁肯做今人？况且我们又何必依赖他呢？我将从内心取法古人。” 所以峻伯去世后，新都汪伯玉所写的行状说：“济南以追摹古人而著称，先生也恭敬地以古人为师，但仍然以师法本心为能事。他的议论以毗陵为宗旨，而他独自创造的地方，确实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所谓毗陵，就是武进的唐应德。实录中确实这样记载。峻伯后来任江西参政、江西省长、楚地按察使，直到开府贵竹，足迹遍及天下一半；所到之处必游览名山大川，以开阔自己的思绪，游览必有诗，诗必与真实情感相合，调节声韵气势，大概接近高适、钱起遗留下来的风格。晚年稍稍致力于写得庄重尊贵，至于才情自然流露之处，也不能完全掩盖。文章尤其擅长依据经术中的章法和规范，往往准备材料，遵循班固、范晔的体例，步趋于庐陵、南丰之间。唉，士人一生若能有一次真正相合，写出足以号称名家的文章，也就够了；不要说唐应德，即便峻伯不也是文采彬彬吗？况且他想调和二人的主张，本来就是应当的。峻伯为人清白真诚、恬淡简朴；当他做郎官而声誉正盛时，本已应当很快获得特别调任，但当时掌权者嫉妒他，认为峻伯好议论，因此故意使他不得志二十年，才开始授予金绯之命。后来他屡次升迁，地位将显，却终于因不善于应付言官而受到阻碍；归来时心情仍然平静淡泊。峻伯常说：“如果让我凭七寸笔管猎取声誉、求取权贵，把风雅作为外在托辞，而内心却浮躁狭隘，那就不是我。”即使谈论沈佺期、宋之问，或柳宗元，也终究不能凭雕虫小技获得升迁。真正中正的品格，难道能够实行吗？《峻伯集》共若干卷。其中所缺的是骚赋、古乐府；不多见的是碑志。因为他晚年卧居玉华山南面，打算利用余生完成未竟的志愿，补足尚未完备的作品。可是上天突然夺去了他的生命，实在可惜。学甫是我的长辈，官位最高，曾任少保、大司马；新甫官至少司寇。峻伯虽稍有坎坷，也曾任御史中丞。他有四个儿子，都很有才。俗话说：“诗能使人困穷，果真如此吗？还是不是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丈〕 《二顾先生集序》

译所谓二顾先生，一位是九嵕先生某，另一位是兀然先生某。王子说：我年轻时参加公交车考试，就听说九嵕先生很有声望。参加公交车考试结束后，我侥幸考中一次。后来九嵕先生最终困顿于公交车考试，直到去世。有人说：先生在科举经义方面，已经千里跋涉、步步前进，却在考试中被它夺去了机会。他的古文辞本来就不能驯服地迎合束缚，因此因它而屈居下位；等到征求他的古文辞时，却又寥寥无几，无法数说。有人说：先生不常动笔，古文辞一旦动笔，天下便称赞他，所以那些寥寥可数的作品反而被科举经义夺去了。有人说：都不是，是酒夺去了他。王子又说：我放纵于笔砚之技，已经超过三十年；知道有九嵕先生，却不能全部了解他；却不知道还有兀然先生。晚年我才在支硎深山中找到他，原来他是九嵕先生的儿子。年轻时做过诸生，不久便放弃了。一间房屋、几亩田地，靠自己的劳动维持衣食。与他来往的，只有陆舒枝一人而已。更不要说其他显贵人物了，他们既不知道欣赏先生的文章，即使欣赏，也无从寻觅踪迹。先生有时独坐低吟，呆呆如醉，因此自称兀然子。先生写诗，只是为了使自己徜徉愉悦而已，没有科举义理和酒足以夺去他的兴趣。所以他的著作比九嵕先生多。有人说我看九嵕先生，觉得他流畅自然、任性旷达，天真灿烂如花，却不流于柔靡，也不故意显露骨力。他启发兀然先生，难道不也是像杜少陵所说的必求简约吗？至于颂、诔，则像潘岳、左思、陆机那一类人。至于兀然先生的诗，读来悠然，叩之铿然，品味冲和，大概接近天体运动而神思遨游的境界。他的气质介于陶渊明、孟光之间，语言则近于孟浩然、储光羲；只是时时进入李白境界，才力稍小，不能完全相称。有一位沈生，迫切想传播二位先生的文章，于是来认识我。兀然先生的名声本已受挫而品格应当受到推重，不因外在声色而得意；或者因为推重九嵕先生，就不应废弃我所说的兀然先生。沈生认为怎么样呢？《孙中丞登马鞍山倡和诗小叙》礼制说，登高能作赋的人可以做大夫；《诗经》三百篇的事情，即使田间老者、织布女子，也往往能够做到。难道那些放下宽博学问、背负仕籍的人，反而不能胜任七寸笔管的职责，而一定要等待大夫吗？大概也是顺风呼喊，声音并不会因此延长，而响应的人却在于听者吧？诗歌传播到民间，就成为风采；传播到清庙，就成为雅诗或颂诗。像尹吉甫等大夫那样庄严和穆，用来观察吏民，自然容易做到。大中丞孙公巡视昆山，登上马鞍山峰顶，感慨而作三韵二十八字的诗，交给刘尹，使他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把这种关怀施加于民生；其中实在有深切而未尽的思虑。刘尹拜读教诲后，请求得到孙公亲笔书写，刻在石上，并请各位荐绅先生依韵唱和，又叫我为它写后记。马鞍山成为山，只因奇特险峻，风景在吴中首屈一指。自唐代贤人吟咏它以来，唱和者一代接一代，从未缺少；但大体不过是搜寻奇异胜景，流连美好风光，通达者描写旷达闲适，困穷者抒发牢骚，远眺而怀念旧事者，写出由耳目所接触之物引发的感受而已。从没有人一开口作诗，便不忘施恩于天下百姓，像孙公这样，岂不是美善吗？从前吴季子听十二国的歌谣，听到唐地的歌谣时独自说：“思虑深远啊，大概还有陶唐氏遗民的风俗吧？” 否则，为什么忧虑得如此深远呢？孙公是唐人，他把诗给刘君看，并且所谓极目远眺、关怀忧患的意思，已经充分体现了前面那种旨意。不是有美好德行的后代，谁能做到这样？我不能像吴季子那样理解和称说诗歌，却亲自面对孙公的作品，不必等到它传遍西北，便已经有幸窥见唐风遗韵，实在是幸运，实在是幸运，于是姑且作此文回应刘尹。《州幕刘君四次获得旌奖诗序》刘君辅佐我州幕府，不过两年左右，却四次受到各台的奖励。各台奖励的说法人人不同，但无不把廉洁列为首要。我从束发做诸生起，到忝列朝廷官籍，累计四十年，而居住乡里的时间占十分之七。我所看见的州县官员，从参佐以下，对上司大多苛刻地办理案牍；在迎合之间稍有不满足，就不免遭到呵骂、揪扯；至于馈赠贿赂、请托关说，在白天市场般公然攫取，他们却像没有听见一样，任其过去。甚至有人反而因此得到美言，得意洋洋地向人夸耀。上下之间相互蒙蔽欺骗到了这种地步，想求得吏治的条理，怎么可能呢？如今刘君寅时出门，酉时入幕，穿着青衫，骑一匹瘦马，往来于兵使者的门下；偶尔接受差事，便勤勤恳恳地设法符合贫苦百姓的实情，只是不违背自己的操守而已。他从不说一句奉承话，也不刻意做一个姿态来求取上司的脸色；而上司信任他，简直不亚于刘君自己信任自己。假如各州县的参佐都能像刘君，各级上司又都能像做刘君上司的人那样，那么吏治怎么会不整齐有序呢？刘君的先祖曾跟随靖难起兵，后来积累文官资历，官至大司徒，加太子宾客；他的儿子由光禄卿出任太仆，孙子任太宰、大司马，加太子少保，三代都是卓然有名的大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刘君自己不说，我们也无从知道。知道后替刘君说起这件事，刘君却局促不安，不愿听，说：“我本是公卿之后，如今却成为奔走服役的小吏，实在惭愧。”我并不认为这是正确的看法。陈太丘的后代有人拜为司空、大鸿胪，世人评价他们说：“公惭于卿，卿惭于长。”如今刘君做官没有多久，就已经背负起清廉循良官吏的声名，接连获得多次奖励。他把所赐的金钱置办馈赠，反而以此为羞；先公曾说：“不敢接受百姓间一碗粥的推荐。”由此我知道刘君已经没有惭色了。于是我欣然接受学宫博士弟子的请求，为此作诗并写序。《中泠馆集小叙》

译楚王孙、镇国将军仲和，博通古事，广有见识，酷爱文艺，像口渴时求水一样。他曾在武昌城中修建园圃，筑高楼俯瞰黄鹄矶。楼下有一口井，与大江水脉相通。仲和饮用后觉得甘美，便命名为“中泠”，他的馆舍也称为中泠馆。中泠是天下第一泉，在金山山脚，要用百尺长绳系桶汲取。有人说并非如此，它在郭璞墓稍北的地方，水中有旋涡翻滚沸腾之处。我从仲和那里得到所谓《中泠馆集》和诸位贤士大夫的文章，边读边疲倦，便借枕而睡。梦见一位道士，穿着霓裳，衣袂飘飘，向我作揖说：“我是金山君。自从我的泉水在品评上高于陆羽居士，又受到李太尉文饶的喜爱以来，因为太尉的舌头不亚于易牙，他甚至能够辨别上游金陵石头城下的水；那里相距不到二百里，而他尚且能辨别。况且再从这里向上游行进两千里，才到武昌，竟然能够辱没我中泠之名，实在是错了。”旁边一人解释说：“不是这样。自从李太尉喜爱这水，并入朝掌管中书、镇守海疆以后，使者每月都来运送这种水，邮递供应不胜其苦，于是有了‘水递’这个名目。一天，有位奇异的僧人来拜见，说：‘您不要再使邮递供应为这件事劳苦了。长安某坊的井水，正与中泠泉水脉相通。’太尉于是取来这口井的水和中泠水，又混入其他水十多器，进献给僧人。僧人只取其中两器，说：‘这两器都是中泠水。’太尉让他品尝，自己却无法辨别，于是水递便停止了。如今怎么知道武昌不就是金山，仲和的井不就是中泠呢？”我回答说：“都不对。水没有不是由天一所化生的；水性各异，滋味各异，但它们的源头从未不同。我不以甘苦来区别它们，而以恬淡之心接受它们；让它们通入玄膺，纳入玉池，清冷如太虚之渊，充盈如太和之府。天下的水都是中泠，不要说仲和可以称有它，即使金山君也不能独占它，又何必喋喋争论呢？”醒来后我记下这番话，并作一首诗赠给仲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净土群书类选大成叙》自从佛教传入东方以来，往往只用福田利益的说法来引导众生。像法潜、道林一类的高明之士，不能得到佛法的精髓，姑且用庄子、老子的余绪来装饰它；他们的文辞越修饰，旨意反而越空泛。只有远公兄弟能够取用如来向舍利弗所作的譬喻，创立白莲社；菩提流支又能取用如来向韦提希所作的譬喻，把净土教法传授给鸾法师，于是净土教法大行天下。然而如来的根本意思，是要兼摄上、中、下三等智慧，使权法与实法一同显明。下等智慧的人执着于权法，把它完全当作实法，于是只到佛土去求佛，却不在自己的心中求佛。上等智慧的人怜悯他们，说只是“即心即佛”罢了。如来大概曾说：“随着心的清净，佛土就清净。”他的门徒于是把（阙）全都当作权法，说根本没有所谓净土。唉，不是没有净土。此后两家的学说彼此诋毁排斥，像聚在一起争论；能够兼收并取两者纲要的人，除了永明寿之外，大概寥寥无几。宋代佛教受到障蔽时，关于文字、训诂、典故的著作，不要说儒家，即使奉行西方教法的人，前后撰述也不下数十万言，往往枝蔓繁多而没有根基，夸张铺陈而超过事实。他们比较起来，常想用诋毁异见来逞强，言辞极其放肆。唉，这难道是如来使他们这样的吗？我的朋友左冯王赐绂，独能搜集各家学说中精粹的部分，淘汰复杂繁琐的内容，又为它们创立体例，分条演绎，使人打开一卷便豁然明白，跃然生出仰慕之情。我不知道王君与远公、菩提流支相比功德如何，只觉得他已经在莲花之间显现出光明的报身了。不过，我私下认为，王君汇集这些书来帮助别人，是可以的；若说以此自我获益，却未必必要。我曾暗自嘲笑禅宗人士和奉行净土的人：他们的流派不能统一，却同样讥讽佛教经典文辞漫无边际。如今禅宗的书有成百上千卷，净土的书也有成百上千卷，那么凭什么回应对经典的讥讽呢？王君只须反求自己的内心。随着心的清净，佛土就清净，这不是禅宗人的话，而是如来的话。既然如此，又何必写书，何况再写成百上千卷呢？王君曾使两个县邑有声望，却舍弃仕途而学佛；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已经参加进士考试，却不顾一切，带着一份策论，游历五台、少室，又渡江东行，来昙阳馆拜访我；他们披着僧衣修行，已经三年，不肯回去。他们的出仕与退隐，大致像刘遗民、陶靖节，而精进还超过他们。我非常赞赏他们志向和操行的坚定，所以冒昧为这部书的卷首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丈〕 《潘景升诗稿序》

译歙县过去本来没有诗歌名家，有了诗歌名家，是从汪司马伯玉开始的。自从司马作诗以来，仲氏箎继承他，许多少年才俊相继而起，数也数不清。其中潘景升最为杰出。自从司马作诗以后，喜欢谈论济南、江左；正逢济南已经先于人世离去，于是诸位少年才俊转而趋向江左，也数不胜数，而景升又是其中最杰出的。江左是谁？就是我不才王世贞。景升第一次把诗稿进呈时，题为《蒹葭馆》；后来又进呈题为《白榆社》的诗稿；后来又进呈题为《东游》的诗稿。我看它们光彩灿烂，诵读起来又铿锵合于宫商，于是合上书说：“你的诗，内容和文采已经调和，感情和事实已经协调，抑扬顿挫也足够，可以称雄了。你如今多少岁？”他说：“三十岁。”那么，你所欠缺的是体裁，稍稍没有完成的是变化；而你所不缺的是年龄，又何必问我呢？曹生在旁边请求说：“确实如此。景升已经游历建康、钱唐，今后还要向北走遍都会，观览声名、礼制器物的美好，以及与诸位贤豪在文章艺术上的汇聚；冒昧借先生一句话作序，以使我更加看重景升。”我笑着对景升说：“是你借我来增重自己，还是要使我因你而增重呢？我姑且坐下来告诉你：你的诗不凭借我也会增重，我的话也不能使你的诗增重。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陈拾遗到京城时，拿一张宝琴吸引众贤豪的目光。等众人聚集后，他拿出自己的诗一百卷，便把宝琴捶碎；诗的价值于是大幅上涨。为什么呢？因为宝琴的珍贵不如文章的珍贵真实。如今你的诗就是陈拾遗的诗，我的话就是那张琴，你凭什么借助我来增重呢？我有一位朋友欧桢伯，一位大人物想让他任两制，索要他的文章，得到《浮淮集》后带在袖中，三天没有回音。后来他对亲近的人说：‘不必读他的诗了；替他作序的，原来是一个怪诞妄言的人。’说的就是我。这样看来，桢伯之所以受重视，正因为我被轻视；我又怎么能使你的诗增重呢？”景升不高兴地说：“曹生的请求错了，先生这样坚决拒绝也是应该的。我是来求得益处的，不是来求名声更高的。”我已经说过，你所不缺的是年龄；你从灵机出发而合乎法则，内容充实而光辉灿烂，达到广大而自然化育的境界，这全在你自己。不要说江左，即使是济南以上的风格，天宝、景龙、建安、西京的风格，也都只是捕捉鱼的筌和渡河的筏罢了。我姑且把琴打碎；否则，你回去把这件事拿给汪司马评定吧。《乙酉南都序齿录序》万历乙酉年，南畿乡试结束，众位考试合格、获得荐举的人，先举行鹿鸣宴；宴会结束后又举行私人聚会。其次不按名次而按年龄排列，于是又各自拿出家族世系、祖父、父亲、子弟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以志同登仕途、敦厚世交之情。众人认为我年长一天，便一同来请我作序。我无法推辞，便上前对他们说：“诸位多士如今才知道谦让吗？起初你们夹着书册进考场时，人人都夸耀自己的勇气，争先恐后求取胜利，就像射箭的人争先求着射破靶心。行礼登堂，下堂饮酒，大体是用谦让的礼节矫正争胜之心，所以说这种竞争也是君子的竞争。如今诸位举行这个聚会，完全排除争胜之心而实行谦让，几乎比射箭的竞争更贤善。”况且礼制重视年龄，孟先生曾记载它，把年龄与朝廷爵位、辅佐世道、长养百姓的德行相提并论，而只列为三等中的乡党之礼。却不知道君王的世子才十六岁，就进入太学，和普通百姓按年龄排列；在大祀后的宴饮中，又按照年龄次序排列，也称为序齿。这样看来，按年龄排列的典制在朝廷宗庙中也得到伸张，没有人敢废弃，其重要性竟达到这种程度，难道仅仅是乡党之间的礼节吗？不过，从此参加公交车考试，便按策论成绩高下排列，年龄不起作用；穿着休服、采服出行，按才能高下排列，年龄不起作用；用十年、九年的任职年限考核官员优劣，年龄不起作用；同在一堂上争辩，以公共的是非决定可否，年龄不起作用；只有同道为朋，退朝后共同进食，彼此济济雍雍，然后年龄的作用才显现出来。年龄的作用在于有礼而没有装饰，有厚道而没有私心；从谦逊开始，以和睦完成，不过如此。至于面对仁义，即使对老师也不退让，尚且如此，何况偶然相遇、只因托辞而称作兄弟的人呢？况且你们这次占卜得以参加的地方，是高皇帝的旧都；你们所出生的地方，又是高皇帝的故乡。二百多年间，在这里受到培育而登进仕途的人，不下数千万人，如今竟有三位相国，像夔、龙、伯夷那样在旃履之表相互谦让，诸位多士也可以由此振作起来了。至于区区世交之谊，本来可以略去不说。谨作此序。《乙酉南畿岁贡录序》

译我读到国家用来对待诸生的法令和典章时，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卷长叹三声的。诸生诵习孔子的学说，专心执笔研治经义，于是国家把他们送入学校，让师长教导成就他们；还不止于此，又特设宪臣来考核试验他们，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使他们享受学校的廪食，使他们不必担忧耗费灯火时光。每三年考核一次，再选出其中更加优秀的，列名于乡试录取名册。第二年又举行大试，再选出其中更为优秀者，置于鼎甲，授予京官、州官、县官中的高职，直到公卿辅相。即使没有达到这一层次，也不妨担任郡的副职或州县长官。这样还不算完，每年又从享受廪食时间最长的人中取二人录取一人。享受廪食时间最长的人，不能不流露出日暮途远的神色；而那些资历又次于他们、排在第三等的人，也不能不畏缩几分，稍感沮丧。唉，这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国家为何如此看重他们。按照旧例，凡是各地举子中在南宫考试中最优秀的，天子才亲临殿前考问他们。如今诸生被贡举给天子，也未尝不由天子亲临殿前考试，而且还把评判的目光交给师保、侍从等大臣。他们出仕担任师长时，大宗伯、大冢宰又要考他们三次；留在太学游学，则再次向祭酒、司业学习经书，学业有成后才成为选人。他们所走的仕途，只是稍次于前面两条道路罢了。即使不妄自菲薄，接受考试而被京兆府选取，得到“最优秀”的称号，列入乡试名册，也没有不同。那么，国家究竟是怎样看重诸生的呢？我奉诏书主持南畿学政，到乙酉年有乡试荐举，得以参与观看人才盛盛的景象；刚刚办完这件事，又举行岁荐的惯例，因而接触到诸生。诸生难道会认为使者只是姑且因为资历而推举你们，自己不能振作吗？即使使者是依据资历推举你们，天子却本来就不会以固定资格来限制你们。嘉靖、万历年间，皇帝两次诏旨恳切地同时抬高三条仕途，这一点已经可以推知。诸生应当努力，远的不说，公孙弘、平津侯、董广川，难道不曾被擢升进入高科、升入甲第，步入翰林院吗？再其次，难道没有人被举为县令、长官，或以博士高第入朝，充任台察、郎署官员吗？不过，这只是他们所遭遇的机缘罢了。道路虽有三条，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心却只有一个；仕途虽有显达和困塞，立志施行政务的方法却没有两样。这才是我对诸生的期望。至于立志同登仕途、讲求世俗交游，诸生本来就很富足，不是我的意思。《冯氏家乘序》冯氏原本是姬姓毕公高的后代，其中成为晋国卿大夫的叫万；万的后代分出魏氏，其支系后裔在冯城食采，于是另立为冯氏。春秋时有太叔，自此以后，有在齐国显名的谖，在韩国任亭长的亭，在秦国被劫持的去疾，唐代有奉世，汉代有异，唐代有伉，宋代有京，明代有胜。冯氏本来很少有其他姓氏混入，其族人又最为显贵而贤能。如今按察副使某某甫撰写世谱，记下大略而没有把世系全部附列，说：“我是为了避免粉饰。”当年冯氏从中原迁到江左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自从嘉禾年间由大匏迁到濮地以后，市井之间的情况就清楚了。因此世谱从九世祖节一公开始断定。节一公以后，冯氏便日益繁盛了。只要考察一次，便可以全部了解。世谱之外，还有凡例、行状表、恩典、艺文、宗族规范，合计一共六卷。孔子说：“我读了宗范，便知道宗法可以贯通治理国家的法则，这是很容易的事。亲亲是合乎天理的，长幼尊卑的伦序是合乎人事的，亲情和洽而法度明晰。返观自身而敦厚亲睦的念头，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吗？遵循它而整齐划一的规范，难道不会肃然想到要遵守吗？”古书说：“一家实行仁爱，一国就会兴起仁爱；一家实行谦让，一国就会兴起谦让。” 这部家谱流传到冯氏周围的乡里，那么当地兴起仁爱谦让，便可以推知；流传到冯氏乡里周围的州县，那么那里兴起仁爱谦让，也可以推知。所以我说：“宗法贯通于治国之法，是很容易的事。”历来为家谱作传的人，有苏明允氏，法度整齐却失于简略；有康德涵氏、李献吉氏，文辞古雅却失于苛刻。至于某某甫所作的家谱，即使不论文章写得怎样，既不简略，也不苛刻，我在这里确实有所取法。因此不推辞他的请求，为它作序。《止止堂集序》《止止堂集》，是少保、左都督戚公元敬所著的书。文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诗文，即《横槊》一编，已经有人作过序了；一部分叫著述，即《愚愚》一编，也已经有人作过序了。我有幸读完它，起身叹息说：“我到今天才知道文武之道。在三代盛世，公卿大夫如伊尹、周公、太公望、仲山甫、尹吉甫等人，都通达并穷究道德性命的奥秘，探求最高的道理，先立身立业，然后把所得的条理施行出来成为功业，宣示出来成为文章。他们所谓的功业，做宰相便是宰相，做将领便是将领；所谓文章，诵读出来是训诰，歌咏出来是雅颂。根本不是两条道路。秦汉以后，虽然将相的职责还没有分开，然而他们的学问没有根基，因此实际作用不能彼此贯通。可是营平侯议论屯田，武乡侯上表请求出师，这些都是从刀兵战争中得到的见解，何尝不深厚而通达事理呢？只是他们对于道，有时还能暗中领会它罢了。唉！绛侯、灌婴没有文才，随何、陆贾没有武略。绛侯、灌婴的武略，我不敢妄加评论；但不知道随何、陆贾的文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元敬自束发起从军，超过三十年，南方靖平海疆，北方防备边塞，微小的战功都铭刻在五熟之釜上，终于做到师保，达到人臣的最高地位。三十年之间，他没有一天不身披铠甲、手执锐器，和士卒在箭石交加之下共担生死，哪里有空握笔谈论文学艺术呢？如今看他所著的书，保存下来而且文辞斐然的，有军旅诗文，气势昂扬奋发；闲居时的篇章，清丽婉转、声调流畅；记事的文字，曲折周详、摹写细致；誓师的话语，刚刚写出便能直剖肺腑。然而这些还只是副稿罢了。著述一编，表面上似乎只是巷中的史书、黄初年间的文字，实际上它最大的美处在于推究人情，穷尽时势变化，洞察阴阳消长，验证人事得失；曲折而切中，放纵而含蓄，往往从身心实际出发，机密有时不能隐藏，心念有时不能忍耐，于是才稍稍在兵法中显露一斑。我不敢立即把他同三代之人相提并论，但难道他竟只是像傅修期、杨处道那样，只工于一篇檄文、擅长一首诗歌吗？元敬获准辞职，解下岭南军帅的符信，路过我山中，拿出他的书对我说：“希望用这部书换取你一句话。”我只比元敬年长两岁，弱冠时便沉溺于笔墨，现今将要老了，正有像扬子云那样悔恨雕虫小技，哪里有空为元敬作序呢？不过，元敬即使得不到我的序，也一定会流传下去。那么，究竟是元敬借我流传，还是我借元敬流传呢？” 《六经稽疑序》

译弇山人说：大梁大概有一位周朝宗正灌甫氏。灌甫年轻时便以才质非凡著称，以古文辞闻名于中原，只是内心很不把这件事放在眼里。他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几乎遍览之后叹息说：“舍弃我所喜爱的美味肉食，皱着眉头去嗜好昌歜，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在六经中寻求呢？”于是全面研治六经。孔子删定、述作的教义，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可是孔子门下的弟子不能完全得到圣人精神心术的微妙之处，只能各自依据自己的学识习惯传授训释，其中经过一两次转传，便越来越失真。秦朝焚书使它化为灰烬，孔壁藏书又有损蚀，传抄中的亥豕鲁鱼等讹误更不用说了；即使只论意义，也已经有许多文辞不能完全通晓。于是汉代儒生的注疏兴起，圣人的遗迹依赖它们得以保存，而圣人的内心也一天天晦暗。经过一千多年，二程氏才出现，仿佛能够独自发明圣人的内心，渐渐向上接续圣人的道统。朱氏又更加精密，直到胡氏、蔡氏、陈氏、皓氏等大儒，都各有所训释。因此，圣人的心意固然借此寄托而不至于晦暗，但在文辞和事实方面，也仍有不能完全相合的地方。明朝兴起后，文皇帝大规模召集馆阁大臣修订五经和四书，一时的浅陋儒生却因循旧说，不能作出折中裁定。虽然后来一百多年间，学士大夫凭借这些著述取得功名，但高明杰出的人直接揭旗立牙，彼此争胜；博雅之士也间或指出一两处异同，以显示区别。直到今天，这些争论大概仍然纷纷不止。灌甫全面研治六经后，各家传、疏、训、故，少说也有数十上百家，罗列在眼前，而只取舍于自己的判断：如果是正确的，即使世人忽略遗弃，也不因此废弃自己的正确见解；如果是错误的，也不因为世人趋从沿袭，便放弃自己的错误辨析。他所研治的经文，有讹误的就校正，有衍文的就删去，有错乱的就整理。至于《礼经》若不是出自圣人之笔，便加以辨正，绝不牵强附会，企图求得别人知道自己而免受责备。如今流行的六卷著作，文理斐然；虽然不完全出于灌甫个人的臆见，但在经义方面也足以称为雅正了。过去河间献王仅仅能够不吝惜财力，搜集散佚的经籍遗文，实际很少有所发明。刘中垒稍微有所发挥，然而他的道术有分歧错杂，不能雅正驯顺，尚且显然可以列为汉代贤明宗室的代表。灌甫与他相比，应当怎样呢？大梁虽只是一座城，周朝后裔众多，数也数不清；如果都执经接受灌甫的学业，彻底洗去信陵君、梁孝王的浮华爱好，变得醇厚纯正，那么灌甫所发出的宏大声势就太显赫了。《王给事恒叔近稿序》王恒叔任给事中时，在申、酉年间抗言论列国家大事，天子因此肃然收敛容色听取，整个朝廷都受到震动。一天，他请假归去，隐居在天台山中。过了很久，他汇集所著诗文若干首，交给王世贞说：“我对于前辈所推重的三四位公，未尝不高度赞赏高信阳的才华与迪功的声调，只是惋惜他们有所不足。北地的苍莽雄健、历下的矫拔挺立，难道还不能超越车乘吗？只恨我出生太晚，不能在执弓囊、佩鞬、执鞭持弭的前辈末席从事。难道可以在我这一代失传吗？您如果不立即惠赐一句序言，那就请您为我校改文字，以当作绳墨删削之助。”世贞谢称自己才疏，恭敬地答复他。古代有一位给事中曹子桓，他是豪杰之士。曹子桓挽救当涂县令的卓异声望，以浇灭炎汉将尽的余烬；吴、蜀的美食也不足以使他满足，却恳切地认为文章是不朽的盛事。他与孔融、公干等人在七寸笔管之间较量长短。少陵、昌黎的诗文雄健，他们一生的精力和气概，大略都倾注在辞藻之间，却把文章轻视为小技；他们不尊重稷、契那样的职责，必定要在救房相、排佛骨的两篇文章中表现自己，这些姑且不论。三位君子前后所学习和所立志的不同，总的来说，文武二者都同样看重，彼此并不废弃。我从前读恒叔所上的奏疏，不禁咋舌称叹，认为文章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大丈夫感慨万端，把一腔壮志用在半夜的思考中，早晨捧着黑色奏囊，叩击神虎门；奏疏得到实行，天下便蒙受福泽，不能实行，万世也会归功于他的声名，这难道不是简易而宏大吗？恒叔已经在那里取得了这种成就，却不以此自我满足，反而专心于旷日持久、世人不可能都喜爱的事业。假使他遇到子桓，该是多么投契啊！恒叔对于诗无所不精，丽辞、歌行、古风尤其出人意表。他构思时仿佛深入而玄妙，写成后读起来却天然浑成，看不出道路和痕迹。文章尤其接近西京，出入于《史记》《左传》之间，叙事曲折周详，并以险峻绝妙为工。至于谈论名理、探究禅那，往往有从心中理解、从精神上觉悟的地方。我私下认为，恒叔进于大道是容易的；即使不是这样，他在山中完成学业后，再出而完成少陵、昌黎所谓的事业，又有什么困难呢？那几位前辈公，遗憾的是没有遇到恒叔，而不是遗憾恒叔没有遇到他们。于是恒叔取得此序，把它置于文集之前。《重刻〈幼幼新书〉序》

译上古圣人看待百姓，确实如同一体。稍微知道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便想到除去危害他们生存的因素。因此炎帝刚刚制作耒耜、教百姓种植，就在五谷之外，继续说明各种药物的性味、适宜之处以及对症治疗的方法，讲明君、臣、佐、使的配伍作用。黄帝时代，百姓刚刚从兵革中稍得休息，黄帝便忧虑他们遭受灾害、疫气和疾病，于是岐伯、黄帝《素问》的医道显现出来。他们一天也不忘记保护百姓的生命，正是如此。然而圣人对于百姓，难道会只关心老人而不关心幼儿吗？既然必然先从幼儿到壮年，再到老年，那么关于幼儿疾病的医术，为什么反而这样简略、不完备、不明晰呢？直到秦越人游历秦国，因为那里的人重视小儿，才开始成为专治小儿疾病的医者。张仲景的高足卫泛推衍他的方剂，也只得到一卷罢了。至于仓公、华佗、徐氏父子的医术虽然神妙，却没有人专门称述幼儿医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圣人的仁爱，心思还有顾及不到的地方，而三代百姓并不十分爱护自己的孩子吗？还是因为风俗淳朴美好，先天所得的禀赋不薄，夭折的忧虑较少呢？然而我生长在乡里之间，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情况是：按日计算，孩子出生后能够保全的，十人中还不到七人；按月计算，能够保全的，十人中还不到八人；按年计算，能够保全的就多了。然而一旦痘疹乘隙而来，十人中又连六人都保不住。痘疹对于幼儿尤其危险，而医书中关于它的方剂却远远不足，这是为什么？有人说，痘疹这种病在唐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只是不知道它从何时开始。考察前代史书，里面详细记载人的相貌美丑，唯独不说疹痘，这是真的吗？幼儿患病，难道不像壮年和老年人那样因为七情五欲而焦虑劳形、招致疾病，所以治疗起来似乎稍微容易一些吗？可是孩子不能自己说明痛苦所在和疾病发生的情况，想用手指切按寸口来察看他的脉象，就非常困难。天下为人父母、以父母之道对待子女的感情，往往对老人更加急切，对幼儿反而稍缓。然而按照事理来说，老人所患疾病多是生命所必至，幼儿却更容易受到摧残阻遏，实在值得怜悯。由此看来，凡是唐宋之间能够穷究小儿疾病以及痘疹各种方剂、证候，并把它们写成书的人，他未必是圣人，但他的用心和医术，却就是圣人。宋代旧有《幼幼新书》，长沙刘帅托付善于制方的人，王历、王湜汇集各家方剂并加以编次，李庚为它作序。经过三百多年，这部书完全散佚而不完整了。我郡中精通医术的陈以端，奉行父亲遗留下来的心愿，寻求这部书。二十多年后才开始得到全本；想到它不能广泛流传，便校订其中的错误，删去重复之处，亲手抄写下来，交给刻书人付梓。唉！像以端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圣人的门徒吗？我私下听说，皇上高居深宫，沉静肃穆，每天勤于思考天下百姓，救济灾害、赐予租税，一定要使这个世代登上仁爱长寿的境域才感到快意。那么，这部书流行之后，对于暗中辅佐王政的作用一定不小。因此我有所感动，为它作序。《吴曰南集序》观察使雩都李公对我说：他从前任宝应令时，县中诸生有个叫吴曰南的人，年纪比李公稍长。李公没有把他当作弟子收纳，而是让他坐在宾客席上；吴曰南也不敢自居为宾客。两人彼此谦让，以古文辞相互交谈，十分融洽。不久李公拿出一编书，共有数种，分别是《观槿稿》《竹西集》《白云稿》《折麻集》《水影堂编》《月舫集》，吴曰南的诗文全在其中；又拿出一封题为《上李公》的信，信中处处提到我，请我承担校订之职。我不才，有幸读完这些作品，觉得他的诗文辞旨清丽，神采流畅，开头一定精工，结尾一定遒劲；有色彩、有声调，一定显露出门径。我不知道把他放在大历、贞元年间会怎样，但置于隆庆、万历年间，他显然是巨擘。文章取材尤其古雅，即使降低姿态来迎合时代趣味，也不能掩盖他如左思、司马相如般翩翩的风度。淮南水清土沃，最是文采风流之地。到了明朝兴起，能够以执笔著文的才华著称、追踪古代作者的人，屈指可数。宝应只是濒临湖泊的小县，却有参政朱升之和他的儿子、九江太守朱子价。朱升之擅长何景明、李梦阳，趣味正大平和；朱子价擅长杨慎，所以造诣险峻而绮丽。朱升之的长处在风骨，朱子价的长处在才情；朱升之有体格，朱子价富有姿态。父子二人都振兴文名，但文武所用不同；至于吴曰南，可以说是兼具二者了。哪里只是能够兼具二者，而且还能够加以折中调和。李公说：“我访求淮南各地的名士，很少有合我心意的，只有一个吴曰南。先生为什么还不知道他呢？”我对于天下执笔作文的人，没有谁不是听闻声名、观察风采的；他们的姓名和文章，我都能举出，为什么知道吴曰南却这样晚呢？若不是李公，我几乎就要错过他了；不过，终究还胜过始终不知道他。李公又说：“曰南凭岁荐差一点就得到官职，后来弃置仕途，徜徉于寂寞的野外。难道这也像可以烹煮牛的大鼎不能用来烹煮小菜吗？总之，他内心一定有能够自我信任、自我欣赏的地方。”唉，既然他已经能够自我信任、自我欣赏，又何必借助我呢？李公说：“他并不是借助您之后才自信快乐；他的自信和快乐，应当借助您而更加坚定。而且天下人知道他，并不嫌多；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不算少。”扬子云当时面对鸱夷草写《太玄》，心意仿佛没有什么经营谋求；后来天下人都把它看作只能覆盖酒瓮的文字，却得到桓君山的一句许可，假如子云没有欣然跃起，我是不相信的。于是编次这些话，题作《吴曰南集序》。《弇州续稿》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五十二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王承父后吴越游编序》

译昆仑山人王承甫起初所作的诗集叫《吴越游》，到闽地作《荔子编》，到楚地作《楚游编》，最后作《后吴越游荔子编》。我已经为它作过序了。那时我还不能完全了解承父，我的序也不能完全说明承父的诗。后来我同承父交往更加深厚，对承父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于是作了《昆仑山人传》，自以为可以把承父说明尽了。之后承父拿出他所谓的《后吴越游》，请我作序。我说：“我在《荔子编》中不能完全说明承父，本来是当然的。至于《昆仑山人传》对于承父的生平，已经了解十之八九了；可是承父似乎还有没有尽情表现的地方，这是什么原因呢？莫非就在这部诗编里吗？”于是拿来阅读，整整五天才读完。大为叹息说：“我确实不能完全说明承父，我辜负了承父，我辜负了承父！”立即为它作序。序中说：“我从束发起谈论诗歌，从《风》《雅》以下直到近代，大约经历了数千年。诗体格律的变化升降，大约有数十种；我所考察、借鉴的时代，如黄初、建安六年，以至三唐、两宋、胜国，人物大约有数百上千，诗体也随之变化。到了明朝兴盛的中叶，北地、信阳、历下诸人出现，才凭一个人的宏大见识，把各种诗体的高妙之处尽数采撷，囊括兼并。这就像大力治理六雄之地，可以说诗体已经完备，但功业却很难成就。至于承父却不是这样。他认为，事物和景象是天地本来就有的东西，只是偶然遇见便加以收取；情感和意念是我本来就有的东西，只是偶然触发便把它抒发出来。那些事物是我所役使的，我并不被它们役使。然而承父的才性很高，功力又深，因此句子一完成，色彩自然附着；声音自然合律；篇章一完成，作用常常有余。当它忽然来到、畅快流出时，风驰电击，纵横驰骋于无边旷野之外，使人心惊魄夺而无法抑制；但那种旗帜悠扬、车马侍从安然不惊的气象，又自如存在。等到他剖析心灵来锤炼字句，有时陡峭削立，有时婉转绵丽；猛然读来恍然觉得新奇，反复吟诵又恍然觉得古朴熟悉，这就是人工技巧的极致，如同美玉经过雕琢而与真玉相同，想寻找雕琢的痕迹却不可得。承父对于各种诗体无不精通，歌行尤其出色；五言、七言绝句，五言律诗稍次之，七言律诗又次之。他的诗编大约有十卷，前五卷尚且不能完全摆脱嵇康那种奇巧俊逸的积习；后五卷则既有茂功的不败之处，又兼有万彻的大胜，已经没有遗憾了。评论者还说，承父上不能超越景龙，下不能淘汰咸通以后，认为这是遗憾。唉，这正是承父之所以成为承父的地方。凭承父的才华，如果只浮泛地仰慕名声，要求他具备古人的一切而必然合于古法，那就是牵制他去同三位前辈争胜。那种把前人的三家承袭为第四家的做法，并不困难；但这样一来，承父之所以成为承父的特质就淡薄了。我年老而且厌倦吟咏，给学士大夫的诗作序也常常感到窘迫。如今唯独欣然起草承父诗序，难道只是为了不辜负承父，也是为了不辜负我自己。这部诗编，刊刻流传它的人，是吴江县令徐元君。他最晚认识承父，却最真正了解承父，如今已经以高第拜授御史。《余德甫先生诗集序》吴明卿来访时，带来了余德甫先生的讣告，我们一起悲伤惊叹了很久。于是有意搜集他的遗文诗作，使之流传。又过了三年，先生的儿子棐拿着朱用晦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为地下墓碑撰文，我答应了，而且已经脱稿。可是棐的意思似乎还没有完，又从袖中拿出一部诗集，说：“这是先父的诗，您有意为它作序吗？请为它作序，使它流传。”我说，墓志所写已经把先生的诗说得很详细了；而且我给于鳞作过传，也不会再作序。棐拜了两拜请求说：“从前欧阳永叔对于梅圣俞，作了墓志又作序；对于苏舜钦，作了序又作墓志。世人本来不会因为偏爱艳羡二人而责怪他们，只会把这归于欧阳永叔的友谊。您以李先生的情况推辞固然有道理，难道不能说还有宗、徐二先生的先例吗？这里必定另有原因，否则难道是您厚待二位先生，却薄待李先生吗？况且墓志，是兼记世系、事迹、品行的文字，称述范围比一般文体宽广，不能单独流行；序则是为所撰著作作序，称述范围专一，按体例可以单独流行。因此希望趁我还没有立即死去，求得您的文章。”我于是略取来读它，才发现先生的诗本是一体，但前后几乎有三次变化。起初先生加入我们的诗社时，非常喜爱于鳞；他缓步张弓、抬颏收腹的姿态，都精确地学习了于鳞。然而他后来自己达到的程度，不能胜过他所承受的影响，因此词语组织出来，格调便看重邯郸之学，仍然免不了受旧有门径的束缚。归田以后，对其他念头再无所求，越发深入搜寻、剖析自己的心腑，冥冥中通达于性灵神韵，独自作出的诗句受到于鳞的赞赏。可是这样一来，于鳞反而不能真正拥有先生了。又过了一些时候，他运斤弄丸般挥洒笔墨，往往同自然相合；有时像于鳞，有时像我，有时像大历，有时像贞元，总之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大体上，他突然自成为德甫；但把他放在古人中间，确实也没有惭愧的神色。江右的名胜，有岳山、大江扬起的波澜，鄱阳湖以奇丽冠绝天下；名相宏儒的事业，也有许多不是其他藩镇敢于企望的，唯独诗歌还没有得到相称的声誉。江西诗歌的弊病起于半山，形成于双井。这两位君子的诗源头并非不出自少陵，只是特意取其工巧和老成的相似之处，又添上多余的修饰。半山的工巧，是工巧却流于穿凿；双井的老成，是老成却偏僻艰涩。又不幸有吕居仁一类人为他们结社并奉为宗主，这种毒害深入肌髓，已经无法救治。明朝兴起后，大绅、子启等人狂奔而出，暂且不论；弘治、正德年间，一两个执笔作文的人似乎有所发端，但见识配不上才华，虽筚路蓝缕、辛勤努力，却还没有开辟道路。唉，先生已经去世了。诗社更换、诗坛更新，谁还能舍弃先生而另立宗主呢？先生作诗，古体、近体没有不能写得好的，近体尤其超出众人；近体中的五言、七言没有不超出众人的，七言律诗尤其精妙。我能够把他的诗集大略叙述出来。至于欧阳子因梅、苏二人困穷而不得志所发出的感叹，先生当然也有这种遭遇，但这并不是评论先生的根本所在。《朱宗良〈国香集〉序》

译朱宗良是豫章诸王的后裔，名叫朱多■〈火贵〉。在宗良生活的时代，同姓的诸侯王子闲居在家，少有事务可做，而豫章又没有尊贵的王，地方小吏也不受宗正约束，于是把日子耗费在鸡狗、鞋履、鼓瑟之类的社交游乐中。宗良年轻时也常常受到这种风气影响，后来改变志趣，自我勉励，努力学习古文辞。我罢任青臬归来后，过了几年，宗良的同宗中有叫用晦的，把他的作品寄给我，于是我同他订交。宗良年纪比用晦稍长，但同我相通较晚，我得到他的诗也较晚；然而自从同我交往以后，他的诗歌进步如太阳升起、河流充盈，即使宗良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我已经因病退居，但不能完全放下笔墨；那些年轻而贪求名声的人仍然每天来往，剽窃袭取，像苍蝇一样扰人，讥讽赞誉如蛙声沸腾，几乎使人厌恶得想吐。偶然想到宗良，便写信询问他，说：能把新诗全部送给我吗？我将依照唐人诗集的惯例给它命名为《国秀》。当时宗良正受到危险和忌妒，郁郁不得志，于是把所作各种诗体全部汇集起来，题为《石兰馆稿》，共若干卷，请王先生幸而赐下一句评论，作为日后不朽的凭借。我得到后全部读完，大体上气息清新而声调爽朗，精神完整而体格舒展；用典贴切而典雅，遣字峻拔而稳妥，构思深沉而不刻露，结篇遒劲而余味悠长。即使不能完全舍弃历下、信阳的旧有门径而登上彼岸，总之，他从灵机出发而止于成器的成就，是不能抹杀的。唉！李献吉在大梁时，大梁朱王府何止数百上千天，敲击钟磬、陈列美食美玉来款待献吉，却没有听说谁能继承他的声气、稍稍显露名声；我却在数千里之外坐而得到宗良，实在多么幸运啊！自古称说天子的亲戚，如淮南王、陈思王那样尊贵，戴远游冠、穿朱绂，然而仍不能胜过内心的郁闷；宗良的困顿已经到了极点。他的宏大绮丽固然不敢立即希望达到二人的程度，但能在不朽的领域自得其乐，志趣本来就胜过他们。诗稿起初题作《石兰》，是宗良的志趣。兰花是国中之香，请把书名改为《国香》，于是为它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日〕 《王司业先生文集序》王司业绳武先生的诗，经他的次子逢年删定，我已经叙述过大略。我说先生能够采撷建安六朝的才料，而归于开元、大历的格调；他同吴中前辈相抗衡，显著可数，却还没有人给他恰当的名位。我又认为他的才华很大，只可惜始终没有得到时运。没有多久，先生的次孙、德安太守炳璇，又在中郡刻印先生的文章，并寄信嘱托我作序，说先王父不幸没有在当时得到际遇，幸而在身后遇到知音，因为有先生的序。先生的序独独是说诗的，先王父所看重的是文章，而文章所看重的是章奏，因为章奏可以使胸中所蓄得以安定，并献给君主，以有益于世，于是我把他的文章全部接受过来阅读。读后大为惊叹说：唉，我几乎错过先生了！明朝兴起时，高皇帝凭借武力取得天下，但已经有文章；当时金华、乌伤之士以学问丰富博洽著名，又杂取宋人著作，形成一家之言。改朝换代后，庐陵一派出现，开始专门采用欧阳氏的体格，虽不能完全掌握他的步骤，却以典雅著称。台阁文章的格局几乎已经形成而不可改变；德靖年间，北地、信阳稍稍兴起，倡导西京文章，但不能凭真正的功力胜过旧说，于是双方相持不下。嘉靖末年，华州、内江诸位先生才开始改变这种格局，而它的端绪是由先生开启的。先生阅读中秘书时，一同阅读的共有二十四人，留下来的只有七人。这七个人往往从庐陵以上追溯到韩愈，而先生是其中最出色的。先生又常常整治西京辞赋，并暗中加以增益，因此尊奉西京的人不能完全接纳先生、继承他的统绪，尊奉庐陵的人又不能把先生全部据为羽翼。真正了解先生的人于是很少。先生还认为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轻视它们的作用；所以他再次起用进入宫坊、在成均任职时，感慨激昂，便把自己同贾长沙、刘中垒并列，而以陆忠州自居。适逢边境还不安宁，先生上疏请求出使，带着遗赠的金帛送给别部中强悍的人，使他们成为外援；如果得到机会，便派一军出雁门，一军出居庸，左右夹击、互相掎角，以成就大功。奏疏言辞十分壮烈，却被台谏官以不合适宜为由阻止。先生心中愤懑，恰逢皇帝长久幸临西苑，停止上朝，又发生贽御之变，于是再次上疏极力论说：天子应当深居法宫，左右前后由执戟之士传递警报，以防备非常之变，怎么可以栖止在偏远宫苑之外，拿万乘之尊的身体去试探不可预测的地方呢？” 于是他请求皇上回到大内，改元以更新天下人的耳目，施行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的政令。当时皇上心中忌讳回到内宫，又厌恶改元，认为这不合旧例，于是罢免先生的官职，他屈抑下来，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先生前后所上的奏疏，多涉及国家大计，尤其擅长礼乐方面的议论。因此他曾请求在孔子庙庭祭祀薛文清公，又申明太学的四件事务。关于九庙灾害的奏疏说：“《春秋》记载发生灾害时要哭泣，汉代改变服色，下令到陵墓题写神主，都应当合乎返虞的意义，不得按照吉礼办理。”又说，宗庙石室中所藏的神主叫作宗祏，公羊高说：“神主收藏在庙室西壁；大汉的礼仪把神主藏在西墙的龛中，龛就是石室。”如今修建太庙，应当在北壁凿石为龛，把神主放在其中，以符合古礼。前后有答复，有的只说已经知道，但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的意见正确。长沙、中垒、忠州三人，有的早年被弃，有的中途受挫，有的晚年跌倒；他们虽然并不完全同先生相同，却都做到九卿，取得宰相之位，他们的言论也被君主采纳。没有像先生这样受挫后再也不能振作的，确实是命运。那三位君子都以文章名妙天下；忠州凭宏辞科进身，却没有听说留下篇章；中垒的文章就更加寥寥了。长沙有十多篇赋，如今流传下来的都不是他的最高之作。先生的长处正在这里，所以太守希望得到我的序文来配在他的文章之后，是很自然的。只是我从束发起从事笔墨，唯独不能得到文章最精要、最重要的部分，终身沉没在耳目所喜爱的东西中，尤其因这种缺憾而感到对不起先生。因此只好厚着脸皮为它作序。《张昭甫诗集序》

译大梁张（缺字）甫任晋陵司理，来拜访我，谈论古文辞，非常融洽。不久他拿出一部诗集给我看，说：“这是我的弟弟昭甫的诗，我为他编次。”昭甫在大梁参加考试时，确实比我先成名。如今我有幸再次辅佐大郡，而昭甫仍然身着平民服色。昭甫一向喜欢吟诗，既然在公车考试中不得志，这种爱好就更加深了。这部诗集已经编成，不知道能否借此请先生推荐他呢？我读后说：“可以。”他又说：“不知道能否借先生之力使它流传呢？”我再三读它，说：“可以流传了。”于是他请我为之评改。后来又请我作序，他表达兄弟友爱的情意，实在深厚。我迫于司理的高谊，不能推辞。序中说：“河南古代是天地的中央，周朝建都于洛阳，文献也都随着迁徙而来。到了冠带之民寄居各处的时候，有见识的人便认为诗道亡失了；并不是诗亡失了，而是诗道亡失了。东汉建都以后，仍然如同周朝，但它的诗歌虽稍有畅达，最终不能匹敌西京。五代末年，国都稍稍向南迁移到大梁，大梁也是中州。然而没有听说有人以诗歌著称，大约过了数千多年，李献吉从北地来到大梁，首先倡导这种诗风；何仲默从信阳响应他；后来大梁本地的高子业又辅翼他们。此后又寥寥无几了。昭甫难道对此有志向吗？我不敢立即说昭甫一定能够做到；不过，去燕地的人车辙向北，游越地的人船头向南，只要勤勉地继续前行，就没有不能到达的。昭甫构思一定新颖，出口成章一定俊逸；偏于一端的声韵，警策挺拔而动人；苦心经营的地方，间或能够达到自然浑成。有时篇章的边幅略显不足，有时四声略不协调罢了。这两点，高子业偶尔有百分之一的毛病，北地、信阳却没有。研究诗歌，就像琢治璧玉。昭甫的玉已经从璞石中显露出来，器物完整，纹理也已形成；稍加润色，就会成为价值连城的宝玉。努力追赶并超过三位前辈，振兴衰落的宋诗，使东汉文章重新焕发光彩，不要让千古留下“诗亡”的叹息，这难道会没有昭甫吗？这部诗集，说我凭它就完全了解昭甫，那是不行的；说昭甫仅止于此，也不可以。善于识别千里马的人，取汗血宝马就可以了。” 《刘（缺字）游山诸记序》刘（缺字）是松陵名家之子，凭经学补为诸生；后来又被古文辞吸引，不久却又厌弃了它，把书全都丢下不再研习，改学西竺之言，后来又兼学养生家的学说，很能探究其中的奥秘。但他家本来贫穷，到这时更穷困了，常常叹息说：“向子平是什么人啊！一定要等子女婚嫁完毕才出游，我恐怕要站在这蜗牛壳似的小屋中枯槁而死了。”今年丁亥春天，云间宋生年少而有超脱尘俗的情致，邀请他一同去拜访齐云山，攀览黄山、白岳的高峻景色；回来后又泛舟明圣，放情游览六桥、三竺、两高，把飞来石、屋烟霞等胜景尽收眼底，仿佛都在掌中。不久又击水渡过钱塘江，溯流而上到桐庐，汲饮严滩之水，继而登上雁荡山，攀到山顶，寻访天台石梁，观看瀑布，抵达永嘉后才停下。他恍惚像是遇到了谢灵运、孙绰，所到之处必定作诗，还写了游记。回来后，他打开行囊，拿出游记给我看，向我夸耀，并说要请我为它作序。我曾说，上古以来的文章，没有能超过汉代两位司马的；然而司马迁刚满二十岁，就已经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窥探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讲学，经过梁、楚返回；至于大略平定卭莋、冉駹、斯榆等地，西到沫若水，南到牂牁作为边界，打通灵山的道路桥梁直到孙水，通往卭筰，这些都是司马相如遍历过的地方，也是司马迁任郎中时所到过的。像这样纵横奔走一万多里，与太阳一同西沉，沿途名山大泽不知有多少！可惜上天还没有启发他的心智，他不知道写游记，不能发掘其中的奇景，来同这些山川在天地间争胜；后来虽有了写游记的人，却又多半萎靡庸陋，不相称，只有柳柳州稍有情致，但他偏处荒远之地，而且以牢慅、聊萧之意来对待山川，所以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相遇。某某所写的这篇游记，我不敢马上说它已经足以相配；所谓名山大泽，也不借某某的文章才得以流传，他却想借它们来寄托不朽之名，这志向实在很大。故人何镗大概曾把古今游历名山并写成文章的作品搜集起来，全部刻印流传于世，某某后来写的这篇，或许还在尚未刻印之列。不朽之名，难道将寄托在我的序文上吗？难道将寄托在我的序文上吗？《春秋左传注评测义序》

译为《春秋》作注著书的共有四家，左氏最早出现，而其大旨在于记载史事和言论，时时有所发挥于经文之中，并不完全受经文支配。公羊、谷梁两家则把从孔门弟子那里所得的传闻，各自发挥意见加以解释，大概全书都受经文支配，却不能完全领会经文的旨意。只是公羊、谷梁的弟子能够世世代代守护本家学说，到汉代更加兴盛；左氏却不能这样延续。自胡母生、董仲舒开始研究《春秋》，刘歆独能超出他父亲刘向的见解，尊崇并阐明左氏之学。太常的奏移，几乎被众口纷纭的议论淹没而无人顾及，后来才渐渐受到重视。到了杜预，对左氏的训释更加精密详尽，所以参照各家的学说加以考订。然而他的实际用意是先传后经，因此符合之处，有时用传文来证明经文；不符合之处，却多半修饰经文以迁就传文。精通此学的人仍有不满意的地方。到了宋代胡安国的《春秋传》问世，宋代儒者尊崇它并奉为准则。右文的时代，竟立即采用它来颁行学官，作为士人的规范，于是三家之学都被排斥了。左氏虽然受到排斥，但由于它记事详尽，言辞又精妙华美，编纂史书的人采用它的纲要，写文章的人采摘它的深意，像日月星辰照耀天空，时间越久越加光辉。像顾、杜预这样研究《左氏》的学者，未必全都正确；而各家用来辅翼左氏的说法，又多散见错杂，难以编排。凌以栋少年时就学习《春秋》，尤其精通左氏；中年以后，便把各家相合的说法全部采集汇编，指出杜预不合之处加以针砭。各家评论左氏而精美的，也全都排列收录。左氏中那些错杂出现、不易考查的内容，或是人名，或是字，或是谥号，或是封号，全都放在卷首，一打开书就能查到。这样不仅不使左氏的精神血脉受到阻塞湮没，而且孔夫子的意旨也能得到十之八九。经书用来记志，史书用来记事，这是自古以来的说法；然而王通仍说：“史书的失误，是从司马迁、班固开始的。”史书记事繁多而记志少，为什么唯独不指责左氏？正因为它在记志和记事之间并不偏废。左氏以臣下身份侍奉《春秋》而忠贞，杜预以臣下身份侍奉左氏而忠诚；以栋对左氏、杜预的忠诚来说，他尤其光明显著吧？因为以栋为司马迁、班固都写有《评林》，而这里独称《注评》。《测义》说：“注”，又说“测义”，那就超过一般的评论了。因此我得以为它作序。将来左氏的乡里若有巍然高大的宫室，供奉其中，以栋不会位列两庑，而会在正堂神位之间了。《蒙溪先生集序》嘉靖年间，南昌张公任左司寇，我任尚书郎。张公曾经读过宫中秘藏的书，掌握文坛权柄，有“冰鉴”般鉴识人才的声誉。我自己除了办理文书事务之外，不敢凭雕虫小技求进身。任职才三个月，留都几次遭到倭寇侵扰，红白羽书不断上报。天子心中器重张公，越级任命他为大司马，让他乘驿车赴任。张公到任后便搜集士卒、整顿战马，磨砺铠甲箭镞，加高城上望楼，扩大间谍侦察。倭寇更加躲避迁徙，远远离去，于是平安无事。适逢士卒中强悍的人因少司农的粮饷接济不上而愤怒，喧闹着杀了他。张公驾一辆单车冲入白刃交错之中，只用几句话就缓和了他们的锋芒，随后慢慢施展奇策，捕杀其中凶恶狡黠的人，士卒终于不能取胜。忌恨他的人便趁机挑拨，解除了他的机务职权，让他回去。又过了十多年，他终于在大臣抚恤中去世，所应有的待遇都具备了。张公一向清廉，不经营生计，死后家境日渐衰落。只有著述很多，却不能没有散失。他最小的儿子张繁竭力搜集整理，仅得到十分之二，奔走到岭南大帅、连江吴公那里，请他作序刻印。张繁又奔走到白下，请我作序。我过去有幸侍奉张公，怎么敢推辞？我私下观察，张公中进士以及在朝廷内外任职，都在嘉靖年间。那时天下文风达到极盛。自何良俊、李攀龙诸公的论断确定以后，古体诗无不宗法汉魏晋宋，近体诗无不宗法盛唐，文章无不宗法西京。汉魏晋宋之后，才有降而为梁陈；盛唐之上，有晋代和初唐，也有降而为晚唐。这是诗歌的变化。西京之后，文章有流于靡丽的六朝体，也有收敛而近于四大家的变化，这是文章的变化。不是有句话说：万物有其本体，也有其法则，能够把法则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有所变化也没有什么不可吗？张公对古代文学没有什么取法，对诸公也没有什么依附，却能运用自己内心发出的机锋，在偶然触发的境遇中，于似乎无意又似乎有意之间，取得或离或合的法度。他的诗作仿佛出于钱起、刘长卿，文章仿佛出于庐陵欧阳修。然而若要执着于钱、刘和庐陵这一端来比拟张公，当然仍有所不能尽述。大体上，他温厚和平，不失为太平时代的声音；典雅有法则，风致高雅，不损君子的气度。假如王通要评论一个时代的文盛，难道能舍弃张公吗？或许仍会遗憾没有看到张公著述的全部。青凤、吉光的皮裘毁坏之后，即使只得到一根羽毛，也仍然价值百金；张公的皮裘还没有毁坏。连江公原来是大司马张公的属官，他与张公有旧交，不是我这无能之人敢于企望的。李邺侯的后代中也有名叫繁的人，能够仰慕李邺侯的事业，把它作为家传，直到今天仍脍炙人口。张繁或许可以努力做到这一点吧。《二酉园集序》

译陈左伯玉叔先生二十岁时便侍奉先父在京师做官，所写古文辞一经发表就广为流传，受到文人士林的赏识。考中进士后，任廷尉平，得以尽心经营自己的学业；他所交往的都是父辈一行的人，天下的长者全都降低身份来称誉先生。先生的诗名也由此迅速显著起来。不久，他出任淮安这个股肱之郡的长官，又在西蜀主持学校，督运漕粮于河道，先后任职于闽地和西楚。他乘坐使者车舆所经过的地方，从周地、燕地，到齐鲁；他的家乡处在七泽之间，也都是江山名胜之地，只要到了一处必定游览，游览后必定作赋、记、叙之类文章来抒发感受。当地的贤豪大夫也必定把留下不朽文字的打算托付给先生，请先生一一应酬，从不厌倦。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先生的恩德，便一定请求先生为诗文作序，并请托门人，因此把这些文章刻印流传。先生的文集很多，序文也与此相称；汪司马伯玉和我贞也参与其中。先生仍认为还没有完全满足自己的志愿，于是把前后所写的书和文章全部收集起来，又嘱托我贞和伯玉说：“你们两人再替我作序：从前是记述我的进取，如今将要记述我的成就吗？”我贞说：“是，是。”天地的精华独独赋予人类，而人的精华逐渐充溢，便通过语言显现出来，成为诗或文；这都是顺应天地的自然并为它安排节奏，反过来用文采装饰天地的方式，只有这两种罢了。诗接近方正，文接近圆融，体制稍有不同，但显现出来的功用却是一致的。有的是由外在境遇触动内心，有的是由内在情感向外抒发；它们发生的途径稍有不同，但最后形成于心意则相同。心意，是诗与文的枢纽。情感发动便抒发，抒发尽了便停止；应当抒发的才抒发，不得不停止时才停止，古人已有这样的说法，大致可以说尽了其中的道理。先生所遇到的内外境遇以百千计，他写成的文章有数十万字；接触的事物越繁多，应对起来越无穷尽，大概是深深掌握了抒发与停止的关键并能运用它。因此，他的文字简洁而有裁制，直率而又曲折，淡雅却不令人厌倦，悠然具有太平时代的声音。人们都说，先生的古诗出于建安，近体诗超过钱起、刘长卿，文章有时像左丘明，有时像韩愈、欧阳修，不可用固定的路径和轨迹来衡量。即便如此，之所以成为玉叔先生，自然还是他本来的样子。伯玉宏大绚丽而且擅长精微的文辞，应当与先生相互继承流传，共成不朽。至于我贞，又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先生对于我，固然不用等到握手来表达相交相别之情，而书信往来，也不亚于神交。只是我的弟弟敬美任奉常时尤其得到先生的厚爱，杂编中所说《双凤篇》一事可以作为证明。如今我刚刚起草先生的序文，敬美却突然离弃了我；现在我私下与先生约定，日后再相见。奉常的文集编成之后，先生难道不能不吝惜写上一句话，把它作为美玉来报答吗？那么我为先生文集所作的序，也就无异于为我弟弟文集所作的序了。《魏仲子集序》《魏仲子集》，是故司封郎魏懋权所著的作品。为什么称他为仲子？魏懋权兄弟共有三人，他排行第二，名懋权。三人按次序在朝廷任职，都以文学和气节情谊著称，其中懋权名声最大。两次参加科举都考取高名次，官职又最显达，却有一天因病早逝，所以长兄悲悼他，替他刊行文集。为文集作序的是谁？是吴郡王世贞。起初，隆庆初年世贞出任大名兵使，仲子还是诸生中的一员。太守称赞他是秀才，召来相见时，他刚超过二十岁。这个人丰采美盛，明朗通达。问到他所学的经生之业，尚未完全明白科举文章的体制，然而奇特的思想光彩闪烁，已经超出常人之上。不久他呈上自己的诗，许多诗句苍劲老成，都是常人未曾说过的话。我当时正在邢州办事，便带着他和两三个学生，有空就叫他们来吃饭。坐定之后，他饮食自若，谈论慷慨激昂，毫不顾忌。他的经生之业渐渐合乎规范，诗歌也随之一起进步。我于是给他一首五言排律，他从这里得到了三次启发。我离开大名以后，仲子屡次应试，成为诸生中的第一名，名声传遍三辅之间；但声势虽盛，遇到大试却总是不利。又过了很久，才以第一名被推荐参加顺天乡试；又过三年，以第三名登上南宫榜，随后以第一名传胪，列入乙科。天下没有不称誉仲子的人。这时大相的势力极其强盛，仲子心中不平，常常在言辞神色间流露出不满；又在时事和时才方面有所讥刺。大相急躁地想笼络仲子而未能成功，后来稍稍察觉了他的态度，甚至打算驱逐仲子，使他死去。仲子并没有因为局势稍有平缓就收敛那些危言，反而更加直言不讳；他的操守也更加峻严，道德声望更加尊高。天下那些忌恨他的人最终不能胜过他，了解他的人于是使他得到天部的擢升。仲子也没有因为一次擢升就停止危言，遇到不可容忍的事情将要大加论列申辩时，却被疾病扼住了生命。唉！上天之所以厚重地降生仲子，是有意的吗？还是无意的？无意的话，本不应有仲子；有意的话，又为什么这么快夺走他呢？仲子作诗无所不精，五言、七言律诗尤其高妙。大体上感情真挚，语言刚健，意趣高远，声调和谐。以他的才华，什么都可以写，实际却不愿用江左诗歌的浮艳文藻掩盖河朔诗歌的风骨。大概得到了杜甫的精髓，而略去他的外在形迹。文章尤其典雅简劲，直抒胸臆。譬如赤骥、盗骊，有日行千里、追风逐电的气势，却能够驾驭在车辕和缰勒之下；又如毛嫱、丽姬，洗去人间的脂粉装饰，凭本质显现美丽。可惜，他应酬性的请求夺去了很多时间，未能全部抒发胸中的积蓄，以追配千古，成就不朽的文章。如今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其中一斑罢了。仲子在家中与长兄、三弟并称为三位才子；在朝廷中又与同年顾宪成、刘庭兰并称三才子。长兄名允贞，如今任光禄少卿；三弟名允孚，如今任刑部郎中。刘生大概比仲子早一年，号天云。唉！假如他们都没有过早离世，能够和这三位君子一起在朝廷终老，既不成为诗文方面的名臣，也不成为名家，那么我的这些话就没有用处了。《桂东令马君生祠记序》

译我同宗相交的子弟马君，过去曾与我交游。我见他精研经术，博通艺文，心中很是看重他，却不知道他还通晓吏治。后来马君困顿于公车考试，长久等待选官，终于得到郴州桂东令的职位。桂东远在数千里之外，马君任满三年才上奏考核优异，却因为触犯了别的事情遭到御史弹劾，得以调任。一个县令任职三年反而能够调动，我几乎无从了解他的奇异之处。等他来到白下，我经过他任职的地方，看见墙间刻着生祠记，才知道当地吏民一直追思马君，于是共同建祠祭祀他，并请邻县的曾大理选为他的政绩刻石作记。马君对桂东的恩德，细小的方面多得无法计算，而最大的就在于廉洁守节、体恤下民。他上任之初，就能颁布条教，整治当地的弊病，然后逐项处理百姓的疾苦，为他们办理事务。均平徭役，减轻赋税，公正断刑，平反冤屈；百姓已经稍稍富足之后，再引导他们讲礼让，招集诸生讲习经义，文雅有序，很值得观瞻。考察马君使桂东吏民产生思念的原因，不过是古代循吏通常所做的事情；但别人不能实行而马君实行了，这正是桂东吏民思念他不止的原因。马君受到御史弹劾，不是因为楚地的事，而是因为江西的事。江西巡抚曾在各州县推行乡约，马君奉公委派外出报事，独独迟缓了些，因此巡抚怀恨并急忙弹劾他；但又不能用其他官吏所议定的罪名加罪于马君，所以仅仅得到调任。却不知道巡抚所谓的乡约，马君早已在桂东实行了。我故友李临淮侯言恭，当时统率禁兵，任故都留守，看见马君的碑记后，仰慕并称赞他。由于高大的碑石不容易拓印，便另外写成小隶书刻在横放的玉石上，并为它题写后记，又以自己不能担任治理百姓的重任为遗憾，满怀羡慕，于是请马君嘱托我作序。我曾说，天下的公论，不在上层便在下层；世道太平时，上下都显扬，等到衰败时，往往上层晦暗而下层显明。如今天下名义上太平安定，君主正考核名实，而上层仍有晦暗之处，为什么呢？汉代时，桐乡、中牟的颂声固然喧赫于人们耳目之间，但那里的县令后来都离任成为显贵的公卿，因此声名能够显著而且长久。马君如今不过是一个孱弱的吏部候选官，那么桂东的吏民难道还比桐乡、中牟的百姓贤明吗？这些百姓，正是三代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的根本，我怎么敢把他们全都说成末世之民呢？马君既然成为吏部候选官，将来还会得到一个县邑，我私下告诫他说：只要不要忘记自己治理桂东时所奉行的原则就够了。《邹彦吉玄岳游稿序》我过去在癸酉年夏天，从京口到达武昌，乘一只青雀船，领受江山的胜景，写了不少诗，并且有一篇记行序文。又过两年，到乙亥年春天，我承蒙任郧襄节度使，间或游历玄岳，向北门贵神行礼，于是写了一篇赋和四篇记。其他古体、近体诗还有若干篇，我的赋常常流传人口，这是我不敢当的称誉。我私下想，自有天地以来，执笔作文的人，乘船行江的应当以亿计，登玄岳的应当以万计，难道没有两三个人与我情趣相同，把作品收入行囊，发泄其中奇思，寄托不朽吗？可是远处看来，只有宋代陆太中务观有《江行杂录》，从武昌向上行至江陵，经过峡中才停止；他的叙述比我的更加详细。至于游玄岳，近代有汪司马伯玉、徐宗伯子言，但他们都有记而没有赋。这三位君子的诗，我没有能够全部看到，想来也应当与这些作品相称。距离癸酉到丙戌改年，已经十三年，而我的亲戚邹学宪彦吉才开始接续这件事。彦吉有江行记，有玄岳赋，又都有诗，大略看来与我相等；但他的宏伟绚丽、奔放洒脱，具备良史的规范，又兼有《诗经》风雅的情致，不是我敢于企望的。而且彦吉胜过我之处有四点：彦吉游历创作三十多次，能够助成游览的条件充足；而我当时年纪如犬马，已经接近他的三分之一，老了，才力也将要穷尽了，这是第一点。彦吉一次没有考中，便厌恶那些忌恨他的人，径自离去，不再回头；他戴葛巾、穿野服，作道人装束，而我却不能不受冠带官服的束缚，这是第二点。彦吉经过齐安时，常常被当地父老辨认出来；他们仰慕他的声名，唯恐追赶得不够快，纷纷追随他。至于我，他们一见面便惊惧地离去，只是冷漠对待而已，这是第三点。彦吉和一位道人同行，仿佛支遁、许询相遇，常常从交谈中发出意料之外的言语；而我却没有这种情形，这是第四点。哪里只是我和陆务观不能得到游玄岳的机会、子言和伯玉不能得到江行的机会呢？彦吉本来就超越我，又兼有三位君子的长处；这样看来，我和三位君子都可以废弃自己的作品了。我既然想自行废弃我的文字，彦吉又凭什么迫切地要我作序呢？因为他认为我了解彦吉，也了解江与玄岳罢了。《徐司理表异录序》《表异录》，是松郡徐司理入朝任南度支郎以后，当地百姓思念他而不能忘怀，大家一起塑造他的像，为他建祠并祈祷的记录。为它作记的，是大宗伯陆公和山东按察使张君。题作《表异录》的，是广西参政徐君。为什么称为“表异”？因为徐司理能获得这种表彰，本来就是不同寻常。东汉时，碑记一类文章开始盛行，但往往是用来装饰墓葬，抒发对死者的追思；还没有因为感念活人的德政而为活人立碑的。有这种情况的，始于武都太守李翕、成阳令唐扶、藁长蔡湛；他们都是郡守、县令、县长，能够获得这种纪念，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充分施展，恩惠也能专一施加。至于都尉、治中、别驾之类官员，就很少了；何况是司理，更加少见。徐君为什么能独独以司理的身份获得这种表彰呢？司理这个官职接近上级而远离下民。接近上级，容易迎合上级的喜怒，却难以全面了解下民的愿望和厌恶。容易迎合上级而难以了解下民，因此上面有浮泛的表彰，下面却没有真实的感戴。徐司理不怕披露内心、和缓表达，来向下民求取实情。了解实情以后，便把它奉告上级，并与监察官共同坚持；上级盛气凌人地施压，又拿考核优劣来威胁，他都不加理会。即使徐君家乡的功劳足以说明他没有过失，而司理又多次巡视华亭的政务，这些也全都是县令、县长所应办理的事情。他在下层缓解输纳负担、均平差役、平反冤屈、处理滞留的案件，因此更加接近百姓，却更加远离上级。由于这个缘故，他虽多次得到荐举，却始终没有被废弃；任职六年后，才入朝任郎官，而任的又只是南度支郎。唉，这些百姓，正是三代之所以能够直道而行的根本。百姓为他立祠祭祝，又为他作记、作序，是合宜的。友人徐孟孺、陈仲醇认为我确实了解司理的文集，于是再次托我作序。司理常常跟随巡按使巡视我郡，所以我早已听闻他的事迹。他的善政一桩桩都很清楚；假如我郡有思念司理的人，我尚且不会推辞作序，如今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不过，至于司理入朝后辅佐铨曹，治理台阁事务而声名显赫，这些却不是我敢于预先断定的。司理名叫民式，是万历庚辰进士，福建蒲城人。为什么不称说他现在的官职？正是因为要追念他任司理时的缘故。《尹赵同声录序》

译万历戊子年秋八月，宁国府尹同守立甫、池州司理赵仁甫，一同在考场主持乡试。按照所主持的经学科目，多次完成自己的职务，处在帘外。两位君子素来深于诗学，闲暇无事时相互唱和，共作五言、七言诗歌一百六十篇。溧阳潘令征把它们搜集后刻印，向我询问序文。两位君子一向与我交好，考试结束后，各自带着诗作来拜见我。我吟咏这些诗，只觉得声音和谐流畅。我偶然同潘令谈话，想起宋代庆历丁酉年，欧阳文忠公任永州知贡举，梅圣俞任都官分校；二人本来是交情深厚的老朋友，彼此唱和，诗作也多达一百多篇，当时的名士如王禹玉、范景仁等贤者也有和作，直到今天仍被视为雅谈。不过，当时那些贤者在帘内，所以有人在后来议论说，他们因吟咏诗歌而削弱了校阅试卷的力量。如今两位君子在帘外作诗，不会有这个妨碍。诗歌大多才情疏朗畅达而俊秀华丽，不知道同梅公、欧阳公相比格调如何，似乎还略胜一筹。我又听说，欧阳公在那一年锐意改变轻浮靡丽的习气，使文风归于大雅，因此刘几被黜退，而曾子固、苏子瞻兄弟得以进用。又有程伯淳，是后世百代尊奉的理学宗师。今年大宗伯也急切地上书，想改变奇诡的文风，使它归于雅正驯厚；不知道今年取用和斥退人才的情况同庆历年间相比怎样，其中人物受到称誉与否又怎样？这些我不敢评论，我只评论两位君子的诗罢了。又听说，潘令和休宁丁令元甫都有诗，诗都很好，不在王禹玉、范景仁之下；能不能按照庆历年间的先例，把他们的作品附在后面呢？如今天下名义上的太平安定超过庆历年间，朝廷诸公如果能够修治并振兴韩琦、范仲淹、文彦博、富弼的事业，那么文章也应当重新回到淳厚正大的时代；两位君子又能用雍熙尔雅的声音，在欧阳公、梅公之后继承其美，我怎么可以不加以记述呢？写下这篇序，交还给潘令。《弇州续稿》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五十三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华孟达诗选序》起初我从郧镇罢任回来，无锡华孟达拿他的文章和诗来请求我作序。我已经惊异于他的志向，又预料到他的进步不会停止。起初我只用几句泛泛之言应付他，从此以后孟达多次买船来拜访我，每次必定带诗来求见。他的诗也一定不断进步，这样过了几年，得到一百八十多篇。体裁大体有三类：五言古诗像韦苏州，有时还超过他；七言古诗像高达夫；五言律诗像常建、郎士元；七言律诗像李颀；绝句处在大历、长庆之间，不容易说他才力稍逊。孟达作诗，以淡雅为体，以和平适意为用。他起初写成的并不一定都自然，经过极力淘洗，最后才达到仿佛自然的境界。至于才华无法抑制时，便偶尔表现为奇特警策；感情无法控制时，便一吐而为藻丽飘逸。唉，诗能达到这样也就足够了！建安以来，诗歌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少，因此有人能够自行表达自己的旨趣，这就是阮公、陶令兴起的原因。到了后来，诗歌的用途一天比一天广，变化也一天比一天无穷，于是李白、杜甫的成就建立起来，天下把他们看作正宗和大家，这怎么可以偏废呢？在北地、信阳诸公的时代，并没有废弃徐昌谷、高子业。如今有济南这一派，也不应废弃孟达。孟达把我看作同调之人，一定想让我使他的诗合于正道并得到世人信任，这是我不敢当的。不过我听说，韦苏州任职时，有个僧人灵澈作了几十首仿效韦诗体的作品，带来求教并希望得到契合，韦苏州却完全不理会他。后来韦苏州把灵澈一生所作的诗全部读过，才大为高兴，说：“你为什么要勉强自己所学的东西来跟从我？我几乎失去了真正的你！”既然如此，那么我之所以称许孟达，难道不能正是因为他不会成为另一个我吗？我过去曾把顾山甫推荐给孟达，知道他们志趣相合，试着把这件事托付给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战国策谭棷序》《战国策》不知道是谁编述的，所记地域从两周直到宋国，人物从周安王直到秦始皇，事情和文章则杂出于各位名卿、游士一类人物之手。太史公凭借它已有的材料，编入《史记》的十二篇之中；此书原来属于汉代秘阁。刘向稍加校订，定为三十三篇；鲍彪合并为十卷。鲍彪又同高诱分别为它作注，后来吴师道折衷诸家。它的作用延续到今天，但仍有未能明白之处。仁和张子文家三代从事校勘著述之业，他自称对其他书只视为鸡肋，唯独对于这部《战国策》不减杜预研究《左氏》的精力，必定要援引古证，反复推求，直到心中对一个字也不安才肯罢休。书成之后，杨氏诸人中精于此业者都来加以赞扬，于是题名为《战国策谭》。棷来向我请求作序。我曾经学习诸位儒学先辈的说法：天下的乱局到了战国时期达到极点。周王畿那么大的土地，被诸侯一点点蚕食，竟不能抵挡一个小郡，而原有的一千八百个诸侯合并成了七国。百姓天天困于战争，他们的风俗是有壮年却没有老年，有丧事却没有葬礼，这样延续了十多代。早晨还在合纵，晚上便转为连横；小处是买卖官职，大处是买卖国家。明处用武力，暗处用智谋，奸巧到了极点，甚至改换国姓，而人们还不知道。凶猛毒害一旦发作，即使自身毁灭，也还能够发泄仇恨。即便有稍可称道的，不过是替市井首领、盗贼、侠客之流奔走，替他们讲仁义罢了。如今天下称为极盛的太平时代，收敛双手奉戴一个皇帝，已经十多代了；街市之间讲诗书，士人穿着儒服，谈论礼乐，称颂唐尧、虞舜，服膺周公、孔子，这种情况并不只是齐鲁才有。假使老子处在这样的时代，尚且会因不能看见古代而遗憾，那么还用得着把这种揣摩权变、互相倾轧的书作为子文研究它的理由吗？从皇考以上直到王父，三代人更加精研此书，难道只是因为喜爱它的文辞吗？文辞对时代的补益很浅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况且在诸位儒学先辈所推重、谈论义理而雄健有力的人中，谁能超过孟子孟轲呢？其次就是荀卿。假如让仪、秦、犀首一类人代替他们，鼓动嘴唇谈论天德王道，只要确实发自内心，他们痛快直率、切中人心的言论，必定会更加厉害。幸而他们善于分析利害的才能深入国君耳中，因此在一时之间显露出来；不幸的是，如果恰好迎合了君主，施展放纵横暴、煽惑鼓动的技巧，给天下后世留下讥评，那也不是他们才能的罪过。再说，叙述史事有了《战国策》，它对于太史公一类人物来说，左氏可以与之匹敌。这三位君子若产生于殷周之际，担任左右史的职务，对于兴衰治乱的原因以及帝王心迹的幽微之处，一定能够委婉曲折地描摹得形神俱似，使人读来心神跃动。然而能够由此兴发感慨的人为什么竟如此少，一直到今天仍然寥寥无几？唉，这不是因为诸位儒学先辈遭遇得太晚了吗？凡是搜集、谈论《战国策谭》的人，都是偏袒这部书的人；子文家三代人，又是偏袒《战国策谭》的人。因此我不推辞而为它作序。有人赞同我，有人怪罪我，我又何必在意呢？《张孟孺诗稿序》

译我的故友孟孺的祖父张将军，在嘉靖年间很善于作诗，官职显达至于统领军队；后来他同孟孺的父亲、今任将军的左虞交好，他的诗便更加精工，但仕途稍稍滞涩，中间只做到都纲、统领漕船的万夫将而已。如今孟孺将要承袭为将，他的诗虽然不能像左虞那样宏伟瑰丽，但气息清朗，格调高雅，将来应当会有偏至一方的评价。有人说：“诗歌不能给人带来利益已经很久了，即使士大夫子弟也不能凭诗歌求得一次称意的授官，如今你却在刀光剑影之中弯腰苦吟，难道还能从中取得万户侯吗？况且你的父亲显达还比不上你的祖父，你的诗又不如你的父亲，诗究竟有什么用呢？”如果你的诗胜过你的父亲，就可以立刻看见你的仕途不再滞涩了。孟孺不理会这些话，说：“我将要往东海去，向王先生请教。”见到王先生后，他拜了两拜，请教说：“我家世代都是守臣，难道敢因为诗歌就废弃将领的事业吗？不过，我爱好诗歌很深，难道能因为做将领就废弃它吗？先生幸而教导我。”我当时正专心于蜩甲虫臂那样的微末事物，哪里有空替你谋划？不过，我认识你的祖父到现在已经三代了；既然坐下来同你谈话，你既然是作诗的人，我就应当告诉你将领的道理。现在所谓谋略，就是意念；鱼丽、鹳鹅、弥缝、率然，是篇章；前茅、虑无、中权、后劲，是格局；龙渊、湛卢、溪子、大黄、粟马、脂车、组练、余皇，是器材；“萧萧马鸣，悠悠斾旌”，是军队的整肃；开合变化，使人无法揣测，是奇谋。这样之后才能成为军队，成为军队之后才可以谈将领之道。难道这些有哪一样同诗歌没有关系吗？世间不缺少良将，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把将领之道写成诗。像你的父亲，诗歌已经很好了，却似乎不能用诗歌来做将领。你如果能把这两方面融会贯通，就会同时显达。不过你所统领的只有三千骑兵，若敢奋力深入，也足以施展威势；只是你没有见过韩淮阴所说的“多多益善”吗？一遇到那样的对手就会溃败。训练士卒，搜集战车和马匹，集中厚实的兵力以待敌，你回去后把这些话拿去向你父亲求证。”孟孺再次拜谢说：“谨受教诲，请允许我奉行这些话，并且把它作为我不成材诗篇的序言。” 《唐诗类苑序》诗歌以类别命名的做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始于梁代萧统。萧统分类编纂的作品，大体上文章占十分之八，诗只占十分之一二；《普通》以后便没有涉及。天监以前，萧统厌倦采集而勤于删汰，了解情况的人常常对此感到遗憾。宋代《文苑英华》名义上仿效萧统，却不够周全，也不加选择，那就又低了一等。嘉靖年间，有人在楚地做官，广泛收取诗歌，刻印成《苑诗类选》。友人卓澄甫读后叹道：“这难道就可以停止了吗？”诗歌的体制，没有比唐代更完备的；而唐诗又没有比初唐、盛唐更美的。武德至景龙是初唐，开元至至德是盛唐；大历的一半以后便应分割开来。初唐由华丽逐渐收敛，胜在姿态韵味；盛唐由收敛大大舒展，胜在风骨。然而诗歌所遭遇的变化渐渐增多，功用也逐步扩大。如今得以亲眼看到这些作品，汇集编成一部书，需要什么，随手查找就能得到，灿然如在掌中。譬如大将军统领十万大军，分别编制营垒，旗帜旌饰各有不同；又譬如商人开设巨大的店铺，珠宝、服饰和各种器物各安其位。这两者都只听主人调遣，固然不必逐卷搜寻、逐人翻阅，却能左右逢源，不也痛快吗？况且同一件事，写得好坏自然会显露；同一种感情，深浅也明显不同。时代的升降、才艺的长短，也可以由此旁通曲引，固然不必等到钟嵘《诗品》的评次、皎然或高廷礼的正论之后才辨别出来。于是有张子、象毛、豹孙等人，他们都广博通达，擅长文章，志趣同卓澄甫相合，便承担校订工作。古体、近体诗共得一百卷，题作《唐诗类苑》。完成后，托我王世贞作序。有人对卓澄甫说：“假如只是想凭小小的便利来博取世俗的喜爱，那么诗歌只要适合性情，以淡泊为上乘，足够了。为什么还要琐碎地考索华林、北堂以及白仆等人的事迹呢？”这话不对。孔子删定《诗经》，分别编排雅、颂、国风等类别，又区别赋、比、兴的不同，所以他说：“可以用来兴发情感，可以用来观察风俗，可以用来交际，可以用来怨刺，最后还可以由此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假如孔子废弃博学，那就可以这样说；孔子并不废弃博学，为什么要责难卓氏的《类苑》呢？不过，请你再以博学来推进澄甫的事业。澄甫既然把大历的一半分割开来，其余如元和、会昌年间的作品还算中等偏上，可以收录；会昌以后属于晚唐，晚唐诗也可以采录。不这样做，我担心执笔写作的人将来会有非议。澄甫说：“好，请接受你的教诲。”姑且先把你的话编次在前面作为序言。《冯咸甫竹素园集序》

译我一向仰慕并称颂廷尉冯公的忠诚，只是生不同时，未能相遇，心中很是遗憾。后来又仰慕并称颂廷尉公的儿子京兆君的孝行，却又没有机会相见。不久京兆君的儿子、乡进士咸甫前来。咸甫才气出众，明朗爽利，仪态如玉树挺立，自以为古人没有不可企及的，见到我却独独屈身谦下。我拿出他的诗稿稍稍看过，表示首肯，于是他得到我的序文。后来他又详细叙述廷尉公、京兆君的政绩和德行，于是得到我为他们父子作的忠孝传。又过了一段时间，京兆君前来，他为人笃实有德，是一位长者，但也稍稍拿出一两首诗给我看。后来咸甫的叔父学使君前来，拿出他的《南征集》，诗文十分奇异，于是又得到我的序文。我为咸甫诗作序时，正对世路日渐衰败、文雅日益凋零有所感慨；这时突然得到咸甫，因而私下想起胡元瑞，想仿效左师、陆大夫的谋略，使他们彼此切磋砥砺，为日后交替主持文坛打下基础，因此对于褒扬咸甫似乎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又过了七年，咸甫的学问更加广博，功力更加深厚，游历也日益壮盛。他已经用余力修习南宫考试的学业，三次参加考试，三次都被报罢，困穷也一天天加重。今年冬天，他苦于长期贫困，过了很久，慨然把前后所作的诗汇集成若干卷，又附入其他文章十分之一、尺牍三分之一，写信请我作序，说自己有狗马之疾，不能再到门下拜谒，只能请求我说上一句话来定评这些作品。过了很久，病才完全好了，可是他的辞章反而更加苦心经营。朋友章茂才子敬代他来请我作序，文章又更显苦心。唉，我明白了。凭咸甫在经学和史学方面的深厚积累，还有什么忧患不能消除？何况他的文章正一天天进步，如泉水奔涌而来，又哪里是我一句话所能评定的呢？莫不是因为我年老，不能等到咸甫大成，所以姑且说这些话来效法他吗？如今中原的文风雄健峻厉，江左的文风柔弱靡丽，咸甫已经能够调和二者了。唐初的文章造诣宏伟华丽，却不够合乎法度；唐末的文章精雕细琢，却不够有气势，而咸甫对这两者又都有所取舍。即使不敢用一天的工夫就给咸甫下定论，但想把咸甫放在长庆以后、会昌以前的作家之间，难道可以吗？不过，我还有话要告诫咸甫。当初我得到一块美玉，拿给国手陆氏看，他传授我制作古代尊彝、圭瓒一类礼器的方法。器物做成了，我想使用它，工匠说还不行。过了一个月，玉器已经有光泽，我又想使用，工匠仍说不行。又过了一个月，他拿出自己收藏的古代尊彝、圭瓒等器物，让离朱来辨认，竟然无法分辨。到这时，工匠才欣然说可以。咸甫的文章不是美玉吗？所用的方法不是古代制作尊彝、圭瓒的法则吗？拿在手上不是已经有光泽了吗？难道还只需要再等一个月而已吗？咸甫即使不把我的话当作定论，也可以回去请京兆学使二位先生评定。《姜凤阿先生集》序 弘治、正德以后，士大夫纵横驰骋，推尊祢衡、檀道济、左思而超过先秦诸家；自司马迁以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其中文采斐然、真正值得称道的人，可以屈指而数。然而这种风气流弊日久，便变成了好像蛟龙出水，却无所凭依，施展起来也没有适当的对象。六朝末年的文风，柔弱靡丽，流于肤浅。巧的人像在荆棘尖端上耍猴，奢侈的人把土木建筑装饰得像锦绣。我在这种风气中，大致也懂得取舍，只是才力浅薄，尚未完全合于理想。放眼天下，又很少有真正契合的，于是不得不抑制自己，转而追求宋人的文思。宋人中如庐陵、洪州诸家，虽然在格调上未能完全舒展，却能在情感和叙事上充分发挥。不过，仍然没有在义理上充分发挥。想到扬雄文章越深奥越晦涩，而韩愈文章有时离散、有时贯通，于是又不得不进一步追求濂洛、紫阳之学。这并不是说要在格调上超过他们，而是说不能被格调所限制。濂洛之学说理而简约，紫阳之学说理而详尽；详尽便容易穷尽，也容易使人明白。孔子说：“系上辞语来充分表达它的意思。”所谓辞，不过是通达罢了。他又说：“容易明白，就会使人亲近。”我年老以后，才开始得到一个差可相近的人，就是姜司寇先生。先生年轻时还是诸生，便慨然立志学习圣贤之道。考中进士后，入翰林院阅读中秘书，后来升入史馆，所作应制和酬答之文，都很有文采。当时，毗陵公以学问著名于民间，先生便整衣拜从；华亭公以学问著名于朝廷，先生又整衣拜从。自华亭公称先生为知己以后，先生被召入中枢，出任四川按察副使、福建按察使，虽然都主管学政，中间还曾参与治理汴洛，天下人起初仍以为他平素不熟悉吏事，难以胜任；但先生拿出自己的学识应对，谈论从容，便把强悍而专横的王公贵族玩弄于掌握之中。后来华亭公长期执政，先生入朝辅佐银台，主管成均，才华更加充分施展，正想在世上有所作为，却又见中枢权相以谗言罢免先生。先生丝毫没有介意，只是更加努力钻研学问，时常把所得写成文章，天下人争相把他的文章奉为楷模。然而，人们只把先生看作毗陵公的高足弟子，以为他的学问有所承继，却不知道先生的学问是自己深入钻研而获得的。如今他的著作都还存在，文风舒展雅正，像庐陵；浓厚华美，像洪州；至于说理详尽之处，往往超过紫阳学说的境界。只是文章的起承转合、精神脉络，不免有出入于毗陵公的地方。眉山先生曾说：“欧阳子的文章不是韩愈的文章，而是欧阳子的文章。”我也说：“先生的文章不是毗陵公的文章，而是先生自己的文章。” 如今皇上正虚心期待贤哲，而几位宰臣知道先生的才德不在华亭公之下，便从家中起用他。先留在京城任太常，后来升任少司寇，将要入朝参与政事了。先生不得已而发言的缘由，我本来大略都知道；但他不得已而建立功业，能否做到，就要看先生自己了！就要看先生自己了！我和先生同生于江左，相隔不过一衣带水，却因出仕和退隐的道路不合，彼此没有遇合。我们先后归田，已经将近二十年；我懒散孤僻，不能与百里之外的人交往，先生却屈尊前来沟通。大概是彼此庆幸相遇，又感叹相识太晚。因此我不推辞自己粗劣浅薄的文章引荐之职，来充当执鞭随从。《太保铜梁张公奏议》序

译太子太保、大司马、铜梁张公肖甫，起初以佥都御史身份巡抚三吴，有奏议四卷；后来以副都御史身份巡抚三辅、关中，都没有接受任命。之后改任巡抚上谷，有奏议四卷。第三次以少司马身份总督巡抚全浙，有奏议五卷。第四次以大司马身份总督蓟、辽三镇，晋升太子太保，有奏议十卷。张公入朝掌管枢务后，接替他总督的，是御史大夫王公〔原文缺字〕；巡抚蓟镇的，是中丞蹇公子上合。二人把这些奏议刊刻出来，共二十二卷，向我王世贞索求序文。我王世贞没有什么才能，年轻时曾跟随张公交游，也最出名地说自己熟悉张公，但彼此不过是切磋笔墨文章罢了。后来我渐渐知道他治理政务的方法，又在酒席间听他慷慨谈论天下大事，窥见一二，认为治理国家的大业应当交给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企及的。等到他几次治理大镇、平定乱事、消弭变故，轻易得像承接落下的蝉、开合门户一样，随机应变，常常与神机相会，不要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世上所推重的贤豪巨公，也都只能瞠目落后。于是我惭愧地发现，从前虽然曾向张公学习，实际对他的了解还很浅；如今得到他的奏议，全部读过，才遗憾自己近来对张公的了解仍未能深透。张公在三吴，首先平定了安庆叛卒的变乱；在上谷，预先谋划抵御边患；在全浙，两次平定乱民和骄兵的祸患；在蓟辽，三次取得擒获敌方首领的功绩，又重新巩固金城般的防御，这不是十分伟大而且显著明白吗？然而看他所提出、请示、陈报的事情，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能了如指掌；皇帝因此变色，百官因此倾听。他提出意见，朝廷无不采纳，正如回声应声而答。所以处理事务容易，取得成效迅速。况且在朝廷内部不能取得信任的人，从来没有能在外部取得成就的。明朝兴起以来，将相的功业中，彼此相互配合，最没有超过靖远忠毅、新建文成伯、杨文襄王以及恭襄二少师的；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牍，明明白白，已成为良法。学士大夫至今还能列举他们，但靖远、新建二公的任用不能没有遗憾，北方二少师的任用也不能没有遗憾；南方并不是他们才干较差，而是任用他们的方式不同。天子任用张公，南方重要就让他治理南方，北方重要就让他治理北方；张公报答天子，治理南方就使南方见效，治理北方就使北方见效，几乎把四位公卿的长处兼于一身了。等到讨论两镇事务时，有人主张夹击朵颜，几乎禁不住好大喜功的一念，争着想在敌方王庭杀戮，封功于茅土；张公竭力阻止他们。他说，属夷不可轻易惊动，以免撤去藩篱；不可轻率出兵捣毁敌巢，以免招来衅端；两边都不可轻举妄动，以免留下后患；蓟镇的事务不可拖延筹划，以免错失良机。其他地方，处置军队将领、招抚流离百姓，暗中采取赵营的策略，像平定王清源那样持重；而且文辞宏大爽朗，足以把他的意图阐明。因此圣明的君主不必等到多次赐问，便立即作出决定。张公这样的贤才，真是容易得到的吗？假如张公稍微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幸没有取胜，那么神都百里之外就会树立一个敌国；即使侥幸取胜，仓库没有隔夜的储粮，田野里到处是暴尸，这些做法只能为自身打算，至于天下又怎么办呢？不过，我前面所说的只是张公处理边疆事务的才能。至于论述治道、谋划经纬和文章，只有新建公最为杰出，而张公可以与他并列；世人自然有眼光，难道只有我才懂得评论吗？那么这两位公的文章，应当把它们放在集子最前面；否则，拿去覆盖瓦瓮也可以了。《方侍御奏议》序 在嘉靖、隆庆年间，天下没有不知道我们郡中有两位方先生的。当时，兄长时举推荐伯方先生，担任留都吏部郎，奉行职务谨慎而没有过失；弟弟时鸣则在当时声名显著，先后任职南北都察院，所上密封奏疏有十多件，都是关系天下的大计。最后，天子想追尊生母永嘉安仁二曹郎，时举顺着皇帝的意图上疏请求。时鸣当时正在都察院，又上两道奏疏辨明其中的错误。恰逢拥护二曹郎的意见获胜，二曹郎很快显贵而掌权。朝廷因此优待时举，提拔为太子庶子，升任太常卿；时鸣却被外放为提学佥事，因病请假没有赴任。时举惆怅不得意，说：“我赞成他的意见，却没有赞成他显贵。难道他把我当作田千秋吗？”于是也称病归乡。兄弟二人在玉峰、淀湖之间相互读书，大概彼此以师友相待。时鸣先生尤其旷达放纵，能够充分享受人世间所谓的快乐。当时天下都希望以他为祥瑞之星、庆云，唯独绛侯、灌婴一类的人从中阻挠，最终没有再被召用，以至老死。先生死后将近四十年，我王世贞才有机会跟随先生的小儿子太守范，得到他的若干篇奏疏，读后感叹说：“唉，真好啊！进言的人只罗列琐碎小事，姑且敷衍塞责，那还不必说；即使有想说的话，却不敢把话说尽，也不能算是合宜的言论。” 即使把想说的话说尽，却不能切中事情和道理，也不能算是合宜的言论；即使说尽了，又只命中已经发生的事情，能够说中已经发生的，却不能说中将要发生的，也不能算是合宜的言论。像先生这样不罗列琐碎小事来姑且塞责，人人都会认为正确。我私下读过他论礼的两篇奏疏，双方都以自己的理由为重，暂且不去比较谁是谁非。然而到了想改变君主原来的意向而顺从公众舆论时，可以说已经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了。他所写的修德政、正大法、除积弊、纠正宦官和奸臣、论述七件不应奉行的悖令之事，件件都确凿地切中要害，这就是所谓不仅能把话说尽，而且每一句都能切中实情。王文成被滞留在散署，吕文庄、魏恭简因病请假时，世人本来都把他们看作只会写空文章的人，唯独先生推重他们为正学之士，并且把平定乱事的功劳归于文成。后来三位君子都得到任用，辅翼圣道；王文成显达后，又平定了江西的巨大祸乱。胡端敏揭发宁王朱宸濠的罪行，反而遭到诬陷时，先生奋然为他申救，认为胡端敏能够伐谋，而宁王一定将要发动大事；不到三年，果然应验，远远超过了蓍龟的预言。这就是所谓能够预见将来。唉，真好啊！我私下又有感触。先生在武宗朝提出的意见，如《不奉行悖令七事疏》，言辞和旨意刚直，连平常人也难以承受，而且牵涉到他人。他主张宽大，皇帝却不太察看，又时时受到权贵宠臣的压制。他的意见虽然没有实行，但在仕途上几次被罢免、几次起用，仍然神色自若。肃皇帝即位之初，亲自阅览奏章，号称励精图治，先生的志向没有什么不能舒展快意的。然而为什么一次受挫以后，就再也不能振作起来呢？以贾太傅、陆宣公的才略来说，我不敢说先生能够与他们并列，但他的见识和气度也大致相当。他们一个受到皇帝宠爱，封为王爵，食禄二千石；一个一度拜相，后来遭贬，千百年来人们仍为他们扼腕叹息，悲悯他们的命运。先生做官不过五品，却在盛年被弃置，以至老死。有见识、有良知的人，为他的命运悲伤，又应当如何呢？不过，先生和时举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罢了。时举被任用而居官，先生舍弃仕途而居家，二人都用各自的处置成就了自己的正确主张，这难道不是都善于权衡命运吗？那么天下所知道的，两位方先生果真是兄弟中的贤者吗？《吴瑞榖文集》序

译新都吴瑞榖曾经写信向我自我介绍，洋洋洒洒数百上千言，我非常惊异，只遗憾没有见过他，前后已经十多年了。一天，他登门拜访我，拿出他在东海所作的若干卷文章，我读完后，更加惊异。瑞榖于是拜请说：“并不是想请您为我向世人介绍，而是想接受您的指点。”我哪里有资格指点瑞榖呢？瑞榖说，他刚开始执笔作文时，所推重的只有李于鳞、徐、吴二三位先生，实际上是左手提携、右手扶持他们，最后又得到伯玉的帮助。面对李于鳞的文章，认为可以疑议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而讥笑侮慢它的却有十分之八九。讥笑者说：“我哪里知道所谓的文章？假如让凡将氏来辨析，我却不认识它；假如让古人来诵读，我又不能断句。忽然想给它加上句读，却没有一处可以下笔。读完整卷仍然茫然，只能脸红脖子粗，像鲠住喉咙罢了。”持疑者说：“我大致还能学习它。不过，谈论六经一定要以孔子为准绳。孔子有‘辞达而已矣’的教诲，他所传下来的，如《易》经十翼、齐鲁诸国的记载和论说，为什么都能内含光明而通达义理？辨析没有比孟子更畅达的，叙事没有比《春秋左氏传》更工巧的，气势没有比纵横家更雄健的，变化没有比司马迁更神奇的。为什么偏偏要使人无法理解呢？” 为什么偏偏暗中追述《盘庚》和彝鼎铭文的遗风，把诸子百家中晦涩、怪癖、聱牙、棘手的文字全都组织起来加以经纬？甚至有时舍弃事实而追求辞藻，有时拿有事实来充实无事实，这一代人究竟还要依靠什么呢？”李于鳞的文章不满世俗人的口味，又有什么妨害？即使他的著述都保存下来，什么时候不曾文采斐然、典雅大方呢？与李于鳞同时兴起的伯玉，和他并列；伯玉之后兴起的是刘子威。然而人们唯独推崇称赞李于鳞，认为他是古今杰出的人物，即使我们兄弟也不敢把自己排在这两位先生之后。不过，仍有人认为李于鳞的诗歌似乎还在文章之上，而瑞榖却直接认为他的文章胜过诗歌，触犯了世人疑惑和讥笑的地方也不回避。如今我读尽瑞榖的文章，发现他对于李于鳞，竟有一种魂魄相撞、直抵心中的不可理解之处，难道只是像优孟模仿孙叔敖那样的相似而已吗？不过，李于鳞所研究的范围没有旁及《庄子》《列子》《楚辞》、赋以及东汉的金石文字，而瑞榖却时时显露出一斑，一定会说：“我虽然尊重李于鳞，却不必处处成为李于鳞。若说我的文章闭门造车，出门却能合乎车辙，那么我还不敢这样自许。”假如瑞榖能够用昆吾宝刀的锋利来删削锤炼文章，使人完全看不出痕迹；纵横开合，进退收放，只听从自己的意旨，道路全都断绝而生机流衍，那么即使古人又有什么可让的呢？又何止是一个李于鳞呢？只是瑞榖既然在古文辞方面精深，他参加科举的文章也时常混入其中，以至于连一个书生应得的廪生、台、察、监司等名目都不能保全。喜欢古文的人接连称赞他，却始终没有人援助他。瑞榖心里仍不后悔，说：“我的文章流传后世，还会有另一个吴瑞榖，一定会在李于鳞的文社中，与吴生一同配享两庑。人才济济而不乏贤者，我难道终究不会遇到知己吗？”瑞榖既然已经认为李于鳞的文章胜过诗歌，诗歌应当另有序文评论，所以这里不再赘述。《郭氏族谱》序 郭氏在春秋时期曾建立国家，后来封其后代为诸侯；历经汉、晋直到唐代，公卿将相、著名贤士和隐居君子之类的人物，多得无法记数。到了明代，郭氏更加显赫。吴郡的郭氏有四五六支，时时都有显达者。唯独我们太仓双凤里的郭氏，不知从哪里迁来，原先隶属海虞；海虞划归太仓以后，便成为太仓人。留在海虞县的，称为海虞郭氏；因逃避徭役牵累而迁居檇李的，称为檇李郭氏。双凤里郭氏的始祖叫大秀、进德，传了三代，出现璜、琚、珍三人。所谓三郭，都是琚这一支的后代。檇李郭氏又传了三代，到了今天的茂才太来。太来年轻时研习经术，擅长写文章，往来吴中教授诸生，感慨地说：“我祖父称自己是寄居檇李的寓公，如今我们却已经登记为当地户籍了。然而不到四代，便忽然忘记祖先，以至于五服以内的宗族冷漠得像秦、越两地的人一样彼此不通。我这个后辈怎敢逃避罪责，于是先后拜谒两个宗族的坟墓，又访问族中长幼，找到有关人物，彼此考订世系，编成族谱。”他说：“我通过死者了解生者，又通过生者了解死者；由根本认识枝叶，由枝叶追溯根本，不过如此。族谱大致有六项，这就是谱牒的格式：姓氏，是根源；宗族图，是世系；行状，是事迹证明；遗文，是遗留下来的文章；宗法，是宗族制度。” 郭氏为什么成为郭氏，已经清楚得如同指掌了。于是，已故少保严文靖公以海虞郭氏的亲属身份为族谱作序，已故少司成李君以檇李郭氏的亲属身份作序，已故宪使张君以双凤里郭氏的亲属身份作序。但太来的心意还没有满足，他认为王先生一定要依靠您来流传族谱。论编谱的方法，没有比眉山氏、南丰氏以及近代北地祋祈氏更好的了；然而这四家的族谱，并不是靠族谱本身流传，而是靠序文流传。如今向学士大夫请教序文，几乎人人都能列举；向学士大夫询问族谱，能够列举的却很少。我们郭氏之所以成为郭氏，靠的是族谱；要使天下后世知道郭氏之所以成为郭氏，必定要靠您的序文。我谢绝说自己才力不足，并对太来说：如果你的祖先中有显达的人，却把世系截断在明朝建立之时，不替家族侍奉中朝、不去拜谒汾阳王的坟墓；不要说天下，即使吴郡中有显达者，你却把世系只截断在三族之内，不编高干、邕的通谱，不追述渤海李氏蒲山公托根于唐公的关系，以此相互夸耀、借豪门声势行奸诈之事，那么你的志向也已经值得嘉许了。至于一定要用我的序文来提高你们族谱的分量，又用你的族谱来提高郭氏的声望，这不是我敢承担的事情。《王太史诗选》序

译我跟随先父司马在京城做官时，先父每次向东经过太学回来，没有一次不称赞司业王绳武先生的贤能。当时，先生见识深沉，声望很高，早晚将要大拜为相；他又因不能抵御北方敌人的侵扰而愤怒，想出奇策，贿赂联合其他部落共同进攻敌人。他两次上疏，因此与当权者意见不合，郁郁不得志，于是上书请求天子回到宫中，在魏阙公布法令，和天下重新开始。当权者更加嫉恨他，皇帝也认为他的主张空疏，于是罢免先生，不再任用；先生最终困顿厄塞而死。先生当初考中甲第，入翰林院读中秘书，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他身材丰满，面色白皙，眉秀目长，谁见到他，都不会认为他不能扶摇直上。然而一次谗言中伤，正好给绛侯、灌婴一类的人提供了口实，金马门、石渠阁的职位还没有坐暖，他便被废弃，和渔父、田叟为伴，十五年过去，才重新被起用；那时已经太晚了，最终又被废置，直到死亡。唉，为什么先生从始至终好像得到机会，却又立即失去机会呢？不过，这还只是小事罢了。先生从束发读书时起，就能写古文辞。不论西京、建安直到六朝末年，大体都能采撷它们的材料而舒缓其格调；遇到开元、大历的英华，就缀合成韵；遇到昌黎、庐陵的俊美文章，就组织成篇章。他的文章确实合乎古代作者的旨趣。后来正赶上他父亲封公去世，因此他和文待诏都成为吴氏的女婿。文待诏以书画冠绝吴中，先生的书法很像他；世人又常把先生的诗拿来和文待诏相比，甚至馆阁中的评论怀疑他的诗太高深，而中原的评论又怀疑他的诗太浅易。由于这两种怀疑，双方都错过了他。又过了几十年，那些拍着手腕谈论写作的人，甚至不能说出他的姓名，哪里还顾得上探究他的造诣呢？那么先生得到的知遇，又应当是什么样呢？现在暂且不论他的文章，只看保存下来的诗，往往明朗秀美而意蕴深沉，舒缓从容而典雅，把它们放在开元、大历之间，也不容易分出高下；对于后来的作者，它们的映照和影响本来就绰绰有余。先生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才华。长子早逝，次子写古文辞，奇丽无比，海内称赞他，几乎超过了先生；但他的遭遇不佳，竟不能考中一第，吃藜菜、啃粗粝的粮食还常常不能饱足。他有时和我谈到先生，悲愤激烈，头发几乎都要竖起来，便拿出先生的诗作，我稍加评论编次，如同右边所列。凭我为先生编次诗作，而次子又能光大他们家的声名，长子虽然夭亡，两个儿子都成为进士，有了名位，唉，又怎么能说先生最终仍然没有得到知遇呢？《管比部奏疏》序 江陵相君的父亲去世时，江陵相君心里不想离开职位，而天子下诏挽留他。当时管登之刚从南武选郎任上服满丧服，等待吏部铨选；他和同年赵、吴两位太史交好，约定一起上书，请求依照旧有法令罢免相君的职位，让他服丧。两位太史的奏书上呈后，两位比部和一名进士接着上书，相继被罢免离去。登之想到江陵相君的去留只是小事，而宰臣不服丧却是重大的忧患；既然几位君子的议论已经受到阻抑，却又已经明白显著，若再附和上奏，便明显是在博取高名，于是停止，不再上书。第二年，他仔细筹划天下最重要的利弊，列成九条，用近万字上呈朝廷。其中最重要的，是重新讨论议政的规制，务实讲学，开辟进言的道路。大意是想让九卿和高级官员能够与阁臣当面商议可否；凡是阁臣职位空缺，一定要由外廷官员和翰林官员共同参酌任用。至于所谓开辟言路，则直指近来廷杖诸位君子的过失。相君读了几遍，鼻息粗重地说：“这不是不想让我总领百官吗？”管登之不过是普通官员，却希望将来成为刚成君那样替人缓颊、据有应侯之位的人；而相君已经逼近了他。登之在其他地方还谈到公开铨选和升迁的办法，整顿巡察的弊端，又多有指责掌权者的话。于是掌权者纷纷到相君那里去，以危险的话诬陷倾轧登之。于是，他所陈述的整顿繁政、宗室事务、漕运计划、杜绝边患、核查科举等事项，件件都确实可行，却一概只报知而不施行。过了很久，相君又隐约听说登之与诸位君子合谋，重新追究服丧前的事情。根据登之所陈述的整顿巡察条款，其中想要修订高皇帝的旧法，规定分巡御史与御史相抗礼。御史的势力很大，必定不能反对，于是便把登之外放为按察佥事，分巡岭东诸郡，想借此困住登之。登之果然又申明旧法以及各位官员之间移文约束的规定，并且请求不再隶属督抚，先后两次上疏，都没有得到答复。登之到任后，想逐步施展自己的志向，没有成功；而御史弹劾他的奏章已经上来了。登之最终以病为由归乡，主管财政的大臣便借口他有病罢免了他。登之其实没有病。不久相君去世，诸奸臣的罪行大都暴露，天子把反对相君的人全部召回任用；因为牵连而显露罪迹的豪强不计其数，而登之命运多舛，仍然处在困窘之中。我读他的奏疏草稿，感叹说：“这是贾长沙、陆忠州一类的人。”他的文章被时代风气压制，细小处不能充分修饰，但关键脉络切中要害，像秦越人、楚国医官那样。不要说如今不把它当作医经、射诀来研习，几乎没有人真正懂得它。而且，贾长沙被召用，是因为受到傅宠王的重视，实际上在京城馆舍中供职，参与沟通国家大计，只是因为年少而止步罢了。陆忠州不久拜相，后来才被贬谪；然而贾长沙的策略十条中有八九条得到应验，陆忠州的议论却不能施行。两三位君子议论说：究竟是贾长沙显达，还是陆忠州显达呢？三年来，屈指计算登之所陈九条，只有不能使分巡御史与御史抗礼这一条没有做到，其他没有什么没有推行的。他的事业已经显现成效，即使最终没有完全实现，又有什么妨害于登之呢？不过，凭皇上的仁慈圣明，以及公卿大夫的明达，不吝惜在朝廷高位上留出位置，等待山林隐士出仕，我本来知道登之终究一定会被重新任用。黄汝亨作《茅章丘传》小序

译吴兴有位茅鹿门先生，他做官所到之处，都凭借才干和谋略著称，却受到谗言困厄，不能充分施展；归乡以后，凭文学才华重新得到声名，远近闻名。他的长子翁积，能够继承茅先生的文章才华，但因不能胜任侠义豪放的性情，父子二人都早逝，我都认识他们，唯独不认识次子。如今章丘县令茅荐卿写文章，能够继承父亲的才华，我从别处见到他的一斑。近来我游历白下，所接触的东地士大夫纷纷称赞章丘县令贤能。虎林诸生黄贞父是荐卿的朋友，又因为文章而使我知道荐卿。有一天他快马送信给我，共一千多字；他所写的章丘县令传也有一千多字，写得很好，并说一定要请先生作一篇序文来置于传前。我还记得嘉靖丁巳、戊午年间，承乏担任青州兵使，往来经过章丘，对章丘的事情很熟悉。它的户口、土地，几乎像一个大郡；百姓富裕而充实，几乎没有不吹竽击瑟、追逐享乐的，但徭役也因此成为全省最繁重的地方，大吏往往不能不在官府中留下财物；乡绅豪强又时常侵夺乡里的利益。三十年来，章丘已经不是原来的章丘了。如今读黄贞父所称述的情况，茅令到任之日，立即削减一切浮费，数以万计；公平安排徭役，不使百姓受欺凌；先宽厚对待百姓，然后向他们施以礼义，使他们相继崇尚节俭；又教授诸生经术和文章，文教已经很兴盛。我不知道与三十年前的章丘相比，现在究竟怎样；但根据贞父的叙述，应当远远胜过从前。如今皇上每天坐在便殿，召集三公九卿，共同讲求百姓的依靠，把责任交给守令，甚至把荐卿所取得的政绩作为考核政绩的依据，这在考功法令中无疑是最重要的。我年轻时曾读两汉班固、范晔所记载的循吏传记，那些事迹灿然有生气，不禁感叹晋代以后吏治不能继承，认为是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后来又想，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而是记载循吏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才。然而班、范二人的著作，大多采自刘歆、荀悦、袁宏、谢承一类人的记载；贞父固然不能成为班固、范晔，却难道不能成为刘歆、荀悦诸公那样的人吗？请替我对荐卿说：努力吧，不要让日后的功名反而损害你治理县邑时所取得的成就。还要替我祝愿鹿门先生长寿：先生有了这样的儿子，先生没有完成的事业，荐卿已经替他完成了。《弇州续稿》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五十四 （明）王世贞撰 ○文部 △序 《周是修先生集》序 建文初年，皇帝厌倦了马上征战的事业，召集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之士，登临金华白虎之地。于是解大绅从贬谪之中被起用，杨文贞和泰和周是修先生也因推荐而被起用；两位被推荐的人都以王国官的身份进入史局。他们与胡光大、金幼孜、胡若思、梁用昭等诸公友善，都是江右人，又都在同一官署中相互切磋，写作古文辞。是修先生年纪稍长，他的诗歌和文贞一样，都善于写清新俊逸、温厚典雅的语言，并不只炫耀才华。燕王军队攻下金陵时，金陵诸公都相约以死殉难，但都没有做到；唯独先生从容地穿好冠服，在学宫尊经阁上自缢而死。文皇即位后，追究殉难者，杀戮十分惨酷。追查到先生的姓名时，皇帝忽然说：“他享受国家俸禄，只是尽了自己的心罢了，何必再追问呢？”于是先生独自保全了遗体，也保全了家族；对于先生遗留下来的诗文，禁毁也格外宽松。然而经过流离逃窜和艰难困苦，保存下来的已经没有多少了。文贞赶上风云际会，登上宰辅之位；先生死后四十一年，才开始为先生题写墓志，并稍稍流露出歉意。于是先生的文集逐渐流传，有人刊刻发行，我过去曾经读完过。万历年间，朝廷下诏追表当年死于建文之难的人，在郡国祭祀，抚恤他们的后人。金陵是先生殉难的地方，那里得到群祀；泰和是他的故乡，又有专祀。先生的裔孙应鳌，凭进士出身起家，任丹阳县令。我经过丹阳官署时，县令拿出先生的文集交给我，请我作序。先生诗歌所谓清新俊逸、温厚典雅，与文贞都得到虞、扬一带的清逸余韵。即使不谈同时诸公，有的雄健博大，有的流畅而有节制，总的说来都是和谐雍容的太平之音，并没有大大违背诗歌的格调。骤然拿来阅读，还不敢分出高下。但一听到先生的姓名，精神气息忽然像王者的眼睛打开而明亮，舌头也仿佛生津而润泽。其他贤人的诗作不是不工巧，只是有的黯淡沮丧，有的索然离散，终究不知道它们的精神从何而来。孔子不是说过：“诗可以激发情感，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又说：“兴起于诗。”难道这只是因为诗辞，也因为作诗的人本身吗？先生的文章不能和文贞的文章相比，但也自有文采；诗歌如此，文章也可以类推。我是见识浅薄的人，哪里有能力为先生的文集作序？只是借着县令的请求，抒发我愿意执鞭随从的心意罢了。《邹彦吉〈羼提斋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