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续稿卷五十五

译周元孚氏以节操气概冠绝一世，前后两次上疏，两次获罪，即使被贬谪也仍直言不止。他对星历、弓箭、剑术没有不通晓的，尤其精通并喜爱古文辞。即使世上的作者，也没有能够远远胜过他的。起初他的妻子是汪氏安人，美丽而贤德，为元孚生了五个男孩，都抚养成人。汪氏不久去世，元孚悲痛，不想再娶；过了很久，因感于一个奇异的梦，才询问续娶之事，便从董氏家得到少玉，少玉是董氏女儿的字。她的兄长是侍御叔玉。少玉嫁给元孚以后，能够像汪氏亲生母亲一样抚养那五个孩子；拜见公婆，又能够像汪氏一样奉侍公婆。后来辅佐元孚，管理奴仆，处理家中大小事务，没有一件不像汪氏。元孚心中感到奇异，问她能否读书，她说：‘只认识一些字罢了。’但她看见元孚时常诵读唐诗，也就诵读唐诗，凭记忆背下来的有一千首左右。又问元孚：‘诗只有这些吗？’元孚说：‘《三百篇》是诗的祖宗。’于是她又诵读《三百篇》，直到汉、魏、六朝各位名家，没有不诵读的，才渐渐拿出她的奇作来与元孚酬答唱和。元孚更加惊异，对她说：‘如果你的诗写成了，我一定为你作序刻印，使它流传后世。’少玉温和地说：‘我是你的妻子，又是君子的妻子，妇人何必靠诗来流传？即使流传出去，因为我是君子的妻子，天下谁不会说是出自君子的手笔？还为什么要刻印呢？’元孚佩服她的话，便停止了这件事。元孚才华高、气势雄健，有时不能胜任自己强劲的文风；少玉则清润婉秀，往往发于情感而止于义理，有些地方不完全受闺阁规范的束缚。她得意时，即使元孚也恍惚间觉得自己退居其后而无从相比。少玉因病体羸弱去世，死时年仅二十九岁。元孚搜集她遗留下来的诗篇，多已散佚，现存只有若干首，于是刻印出来，请我作序。我读后说：‘元孚难道没有见过《三百篇》吗？《二南》以下的诗，多出自贞洁妇人、贤德女子之手，删诗者大概只记录诗句，不一定详考作者，认为它们可以讽谏、可以抒志罢了。到了汉代，才开始有人能够指出作者姓名；其中只有司马相如的妻子文君、秦嘉的妻子徐淑，能够与丈夫相匹敌。文君没有按照礼法结合，这一点姑且不论；但徐淑的作品也寥寥无几，不能数出几章，哪里敢期望能比得上少玉呢？少玉的诗调虽然止于唐代，却没有落入宋、元之下。假如上天再给她一些年寿，她必定能够上追唐代以前，咄咄逼近元孚的境界，甚至元孚的诗也可能出自少玉之手；元孚难道会不甘心吗？少玉其他方面的妇德尤其完备，元孚的序文以及冯开之太史为她所作的传中，都有记载。《喻吴皋先生集选序》嘉靖、隆庆年间，有博大、刚直、明达的名公，如光州喻司马吴皋。他历任南北各处，负责防御边境，无论安定还是攘除，都有显著功绩。我曾为他作传，传中把他看作真正的当代社稷之臣。先生一向喜爱写古文辞，深入探究隐微之理，务求说出常人不常说的话。然而才华高而气势雄健，早晨有所请求，晚上没有不应允的，所以他创作的文章非常繁多，执笔为文的人都佩服其盛大，又惊异其奇特。先生厌弃尘世已经很久，长子督府参军少极详细搜集他的遗稿，交给我删定，说：‘不贵在多，贵在足以流传罢了。’我事务匆忙，少有闲暇，大约过了一年才开始有力气进行删改，总共只完成了十分之三。于是把稿本还给参军，并冒昧为它作序。序说：文章的源流很久远了。自从孔子提出‘辞达而已矣’的说法，解释它的人说：‘所谓文，就是顺着事理而形成文采。’ 这样看来，钩棘艰深、晦涩偏僻的文字，好像应当受到淘汰，不予载录。然而孔子亲自删定《诗经》《尚书》，像齐、秦文章那样高峻奇僻、峭拔严厉的篇章，像《盘庚》那样诘屈聱牙的文字，都保存下来而没有删去。到了诗风有了分别而称为“骚”，楚人借此寄托对君主的讽谏，务必写成缠绵曲折、幽深晦涩的言辞来隐藏自己，少量显露本意，那么“辞达”的说法就不能完全适用。以天作比，日月清明安宁是常态，雷电霜雨、昏暗搏击是变化；以山作比，曲折平坦是常态，羊肠小道、鸟道以及陡峭挺拔是变化。总之，变化本身也是常态。诗的变化到了任华、马异，已经极端；文章的变化到了樊宗师，也已经极端。这些人都知道变化，却不知道变化本身就是常态。喻公却不是这样：他的文章虽然险峻，却一定不会使人跌倒；虽然深奥，却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总是用来使人心中悦服，使义理畅通，像恩泽一样流行。因此，认识喻公而没有完全理解他的人，会惊异他的奇特；能够完全理解他的人，则会说喻公文章的实质无愧于‘辞达’。如果一定要以柔媚、曼妙、靡丽来要求喻公，恐怕就会认为他不足；但柔媚曼丽是江左的声调文辞，是中原人所不屑的。唉，假如立身只求外表丰润，难道不如立身以筋骨为重吗？少极的行为，有刘子威、袁履善二人可以前去查证。《彭户部说剑余草序》

译彭润玉先生，原是诸生，后来贡入礼部，因选任为官而分教宣城。适逢他的儿子梦祖考中进士，做了户部郎，便弃官归来，接受了父亲的封赠。因此，故交有时称他为“户部君”，也有人称他为“博士君”。先生喜欢写作古文辞，时间越久，晚年兴致越深。万历戊子年，我起复任官于白下，先生特意从全椒渡江，托故全椒县令畲君作介绍来见我。他拿出自己近来所作的诗一卷、文一卷，题作《说剑余草》，命我作序。我又从畲县令那里见到先生以前的诗文集十二卷，名为《无毡堂》，合起来读过之后，才知道先生的造诣深厚而且广博。他的诗都婉转曲折而工巧精致，能够抒发感情，使情感与才思相称，却不伤害诗格。至于七言律诗，尤其有斫轮中鹄般精妙的技巧。像序、记、书、传一类文章，古雅的风韵与鲜活的生气，在西汉和大历之间相互辉映；我不知道还能怎样评价，即使说不是近代人容易做到的，也并不过分。我曾屈指计算明朝开国以来直到现在，能写古文辞的人大概有数百上千家，其中卓然成名于世的也有几十上百家。总的说来，都是朝廷和山林中的杰出人物；若要举出博士、广文中可以称道的，却不过是临川的聂大年，以及我乡的黄应龙、戴章甫、陆象孙三四位君子罢了。大年、象孙以诗著称，应龙、章甫以文著称，但都只是勉强建立一点基础而达到这种程度。像钟记室那样，凭借儿子有名位、自己安闲享有厚禄的人，不能举出一个。为什么呢？凡是做博士、广文的人，势必要长期困顿于诸生时期。诸生所从事的，不过是剽窃前代儒者的余绪，再稍加拼凑编织罢了。想把功夫分给古文辞，诸生的学业就会荒疏；把古文辞掺杂进去，学业又会变得驳杂。再加上岁月磨损消耗，刚得到一官，才有一点闲暇想要呻吟着从事古代作者的事业，却不知道自己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山林中的杰出人物，必定是没有做过诸生的，或者虽做过诸生却没有做到最后的人。至于有儿子而被称为封君的，他们得志也应当是在晚年。如果不是掌握账簿、操持财利、搜刮乡里的财物来为子孙打算，那就一定会纵情享受鼎食美味、拥抱姬妾、呼卢赌钱，尽情享受当年的欢乐，还唯恐不够，哪里有闲暇在笔墨砚台之间劳作呢？先生专心嗜好古文辞，起初没有被诸生的学业夺去，后来又没有被封君的享受夺去。他的著述如此丰富并且日新月异，也是理所当然的。古语说：“用心专一而不分散，精神就能凝聚。”确实如此啊！我近来读到梦祖的诗，发现他又超越了先生，更上一层。父子之间能够彼此成为知己，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先生的文集，今后还无法估量其成就。集子题名为《说剑余草》。庄周不过是隐士，他写《说剑》，却能使人挽起衣袖而想着奋发。陶潜的诗，是多么冲淡而旷达啊！他咏叹荆轲的那一篇，对于剑术虽不精熟却慷慨激昂，深深寄托了情意。这样看来，先生的壮志，难道只是局促地寄托在文苑之中而已吗？大中丞顾公《抚辽奏草》序 御史中丞、通州人顾（缺）卿任户部郎时，就是因为才干出众而被选任，后任福建按察佥事，平定邵武结党斗乱的民众。不久升任广东参议，直到按察副使，因参与征讨山寇有功，却被嫉妒他的人排挤归去。过了很久，才补任云南按察佥事，解除顺宁、大候二州土酋之间的纠纷。诏令召还顾公任浙江参议，两年后又调回任浙江按察副使，整饬霸州的军事。适逢浙江发生骄兵叛乱，巡抚铜梁人张司马命令他秘密捕杀叛军。司马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上奏请求把顾公留在浙江，作为自己的羽翼。十天之内，骄兵的首恶全都伏法。诏令给顾公增加三品俸禄，仍以原官职整饬蓟州军事。霸州、蓟州都是天子东、南、北面的门户，顾公都是凭才干被选任的。顾公到任时，正有主管稻田的使者，他与使者共同筹划，兴修水利，招募农民耕作。奉行这些事务的大臣共有十多个，唯独顾公所治理的地方已经显现出数倍的收益。适逢辽东巡抚缺员，诏令推举贤能而熟悉边务的人，顾公于是越级升为右佥都御史前往。顾公上疏竭力辞谢，说过去在藩司、臬司任职前后略有成效，都是借助他人成就事情，自己提出的计划又多未等到完成；至于调任浙江的那次任事，很惭愧有负同僚，有人因为小嫌隙而受到牵累，自己却独得越级升迁，内心很不安。他诚恳希望以原来的官秩做县官，守卫蓟州边疆，并且能够彻底施行稻田水利的利益。皇帝下优厚的诏书不准许，却把稻田事务交给代替顾公的人。顾公到任后，适逢北方军队大举入侵，便与征北前将军、太保、宁遂伯李公共同筹划讨伐。顾公负责谋略，李公负责勇战，大败并重创敌军，斩首数以千计，俘获骆驼、马、牛、羊一万多头。顾公叙述取胜的情形，委婉曲折如同图画，却竭力把功劳推给宁远，请求不要奖赏自己，说奖赏自己不足以激励战士。天子因此首先记录宁远的功劳，顾公与总督王公也都升迁。顾公由佥都御史升为副都御史，所受赏赐也按次递减。顾公在辽东时，辽地遭逢大水，千里之地成为水泽隔绝的荒区；顾公请求开放海禁，议论免除赋税并予以救济，得到皇帝批准。顾公又和总督王公、大将李公分条说明辽地事务之所以艰难，指出大势有四种：边疆绵长、敌寇众多、兵力不足、军饷微薄；他绘制图画，附上说明，一并呈上，所思考的救济措施十分详细。天子看了顾公的奏疏，交给大司马、大司农议论，他们没有不早晨上报、晚上获准的。顾公从此更加充分地申述自己的建议和措施，大略都得以实行。自从顾公在辽东任职，士兵吃饱，战马强健，辽东于是凭借军力在九边中声威最重。议论者只知道以战功推尊宁远，却不知道振作宁远的士气、磨砺他的爪牙，实在是顾公的力量。我看近世善于谈论边疆事务的人，在西北推崇杨文襄公应宁，在东北推崇翁襄敏公仁夫，在南方推崇王文成公伯安。杨文襄详尽却不够深切，翁襄敏有文采却不够畅达，王文成兼有畅达与文采，却不够核实。若要说到把这些方面都具体汇集起来的，就只有顾公了！顾公和我相识得较晚，却最为相知。癸未年冬天，我和如今的相国太原公都闭门谢客，有意游心于尘世之外。顾公劝我不要从事笔墨，又劝太原公不要应付世俗。如今太原公已经拜相，建立了辅政的功绩，而我也错误地出仕，不仅不能遵从顾公的教诲，反而被笔墨所累，还替顾公触犯了不可写淫丽辞藻的戒律。顾公在蓟州以前所兴办建立的事情，不能亲自向皇上陈达，往往托付给移文。丁亥年以后，他通过驿站递送密封奏疏的，又不知有多少。我所叙述的，只是顾公事迹的一斑。顾公在出世与经世这两方面，似乎能够合而为一。我将和太原公借此为自己解嘲，希望顾公不会认为我是在写绮丽之辞。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序

译自从太史公作《史记》，又在书后另写世系传记，是想说明他作史的意图，推求本族世系，尤其详尽地记载显达贤能的人。班氏作史也沿袭了这一做法。此后像范晔、沈约之类，虽然文章有详略，辞藻有工拙，但总的说来，只有这两部史书追随太史公为其父司马谈作传、班氏为其父班彪作传的做法。这两部史书就是从这种体例草创而成的。周朝衰微时，《春秋》和《战国》时代以“世家”著名；汉朝初年，两姓诸侯王而以“表”著名的，都把本源和派系记载得清楚可考。谱牒由此开始。休宁的吴氏，原本是姬姓。他们的先祖从太伯开始，传了几十代后国家灭亡，于是便以国名为姓。自长沙忠武王以后，历代都有显达贤能之人不断出现。他们在徽郡有数万户，休宁一地就占了一半。休宁南面有凤山，始于唐代左台公；西面有龙江，始于吴媪。凤山吴氏人口繁多，不能自行解决衣食。有一位吴媪，嫁到婺地而有才干，带着遗孤居住在那里，披荆斩棘、艰苦经营，开辟山林。向西迁徙的吴氏于是有了家业。传了四代，选择饶地居住，转而成为茗山吴氏。茗山的吴氏，从此才有了宗族。明朝兴起时，茗山吴氏已经草创编成族谱。东山赵子常为它作序，认为吴氏的后代必定会兴盛。可是过了一百七十多年，仍然默默无闻。最后才有吴广文子玉出现。广文的父亲名为隐君某，博学而擅长古文辞，感慨地有意继承先世的事业，取出旧谱加以更新，整理世系次序，几乎已经完成，却在三十九岁时去世。当时子玉还在童年，常常抱着父亲遗留下的书哭着说：“我如果不能拿起笔墨来完成先人的遗志，那就像太阳还没有升到正午。”他从少年时起阅读经史、艺文等篇章，共有数百千万字。他所撰写的文章，十年之内使全县倾倒，又十年使全郡倾倒，再十年使天下倾倒。学士大夫都说：“吴子是当今的太史公、班氏。”广文局促谦逊，不敢承当，于是取出隐君的遗稿，加以校订，说：“姑且用它来规范我自己，希望吴氏的德业不要衰落。”书稿完成后，题名为《家记》。之所以不称为“谱”，是因为它不只是谱牒已有的内容，也是吴氏的史书。“称为记是什么原因？这是谦逊的说法。”全书作为记的篇目，共二十卷，凡十二篇采用太史公、班氏的方法。它的序例和措辞，是左丘明的语言。为吴氏《家记》作序的人，都说：“吴子是当今的太史公、班氏。”吴子推辞，把功德归于隐君，说：“隐君就是吴子的司马谈和班彪。”弇州生也说：“吴子听到这话，请我把它写在卷首。”这就是作序的人。少师、大冢宰、赠特进太傅蒲坂杨襄毅公录序。

译万历元年十月，少师、吏部尚书杨公因病请求退休还乡，皇上不准许，说：“这是先皇祖考亲自树立起来、用来辅佐我的人。”皇帝打算始终依靠他辅弼调和政务，诏令两次下达，杨公请求更加坚决，皇帝才准许他乘驿车回乡，赐给宝钞、彩币让他上路，并说：“卿要振作精神，好好服药治病，或许早晚能够痊愈，以便继续辅佐朕。”第二年八月，杨公病势加重，死在蒲坂的乡里住宅。事情传到朝廷，皇帝为他震惊悲悼，停止上朝，命有关部门援引旧例，赐祭九次，选择墓地安葬，特赠太傅，谥号襄毅。杨公安葬后过了很久，长子、现任少司马俊民因任大理少卿遇到覃恩，得以追赠父亲特进。于是司马把杨公所得到的敕命二通、诰命十八通、敕谕（缺）十（缺）通、谕祭文九通，合编成一册。又把故太师徐文贞公撰写的神道碑、太保吕文懿公调阳撰写的表、前太师张公居正撰写的志铭、太师张文毅公四维撰写的行状，以及各有关部门复核请求的奏疏，全部附在后面。这样一来，荣耀和哀悼的情谊就完备了。我们吴中负责整饬兵备的李君涞，把它刊刻于郡中，并根据司马的意思来问我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我任尚书郎时，曾在朝班中远望杨公，他的风采如同挺立的美玉。后来考察他的行事，正是韩愈所说的龙腾虎变、不可测度，是人中的杰出魁首。再后来，他把我当作世交子弟来吩咐，便如春风晴日，没有什么地方不受到温暖照耀。当时南北竞相侵扰，逐步蚕食我国咽喉和腹心要地，边疆防务、军储后勤方面，智力和财力都已经困乏，难以支撑。天子正亲自执掌权柄，天天在朝廷上以雷霆般的威势震动，而掌权大臣却暗中操纵皇帝的喜怒，把它作为施威施福的手段。在这个时候，朝廷内外的希望独独寄托在杨公一人身上。杨公不吝惜自己的身心和才能来应对，四处统率数万疲惫的士卒，在西方、东北方、东方作战。士兵奋勇而起，原本低矮的城墙、浅陋的城壕，忽然像变成了坚固的金城汤池，敌人都迟疑逃走，不敢侵犯。偶尔交战一次，斩首、俘获敌人往往不止数百数千。杨公三次入朝掌管中枢，向北筹划边防，向东南控制倭寇，向西南谋划苗獠事务。明光殿的奏疏早晨呈上，晚上就得到准许，没有一件不符合皇上的心意。一张纸的命令下达万里之外，受命者奉若神明，不敢有丝毫违背。虽然掌权大臣在旁边窥伺，等待杨公的漏洞，最终却始终找不到。此后他历经三朝，有时主持铨选，有时仍掌中枢，有时再次主持铨选，都与首辅相互配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首辅贤明时，杨公就径直辅佐，使自己的志向得以伸展；首辅嫉妒时，他就委曲周旋，以保全自己的操守。所谓首辅，他的势力有时压制别人，有时又取胜，而杨公始终光明磊落、神色自若。他的官职从太子少保开始，遍历东宫三师，直到皇帝身边的三少。他的俸禄是正一品，勋爵是柱国，阶官是特进。子孙大多贤能显贵，如少司马及进士俊士、都督府都事俊彦、都督府同知俊卿、胄子俊臣，以及诸孙翰林检讨元祥以下，共十多人，接连承继美德，没有断绝。评论者多称美杨公当时的际遇，认为君臣相合。唉，君臣之间的关系，大概难以说清。世宗皇帝具有圣君的威势，而首辅又从中干预，作为臣下的人有十一个，能有像杨公这样的吗？否则，姑且可以说是人与天相合。但所谓“人”，集中体现于杨公一人。杨公本来就能使纯正的心志与才干相合。更远的事情固然来不及评论，杨公的同乡在唐代有裴晋公，他的俸禄、地位、名声和德行，出入将相之间，大体与杨公相似。只是杨公所处的是敌患艰难的局面，而裴公所处的敌患较为容易应付。然而裴公最后告成的，不过是平定蔡州，最终却不能在镇压魏地上实现志愿；杨公屡次出征而屡次不受挫折，这差别又是多么大啊！裴公身居上相，多次被处在他之下的人掣肘，如皇甫镈、李逢吉、李宗闵之流，时时对他侧目而视。相位动摇，不能安坐，而处在杨公之上的人，难道全都是贤能的吗？只是想安定杨公，杨公反而心存疑虑。裴公之后没有显赫的后人；郭汾阳、李西平之后代则显赫，但他们质朴而不擅长文辞，所以不能把三公的盛德全部记录下来，刻在美玉上。除史传之外，寥寥无几。拿杨公今天的家世记录与三公相比，他与上天相合的程度又怎样呢？君子认为杨公确实是能干的臣子，杨公的儿子如司马诸君，也确实是能够继承先业的后人，所以我不推辞，接受简册来写，以答复司马。大司马赵公《燕石集》序

译嘉靖年间，我任尚书郎时，有幸在御史台结识天台赵公。当时赵公正当盛年而身居显位，却常常降低身份礼待后进，从未显露得意之色。同舍郎中有一位应君明德，常常对我说赵公是长者，这完全出于他的天性，并非故意矫饰。我出任青齐按察副使，因家中有难而归乡，赵公历任左右司寇，直到正式担任留都大司寇。他清白的操守、主持公道的原则，足以使天下得到公平。当时赵公的父母年过八十，仍然健康；赵公考核成绩优异，父母已经按照他的官秩获得封赠。赵公于是恳切请求退休回去奉养父母，前后上了两次奏疏才获准。然而适逢先帝更新朝政，对大臣和众官员有所升降，朝廷内外的台省谏臣争相称说赵公贤能，不应老死于山林。皇帝特地下诏起用他，仍任原官，不久转任南京大司马、参赞机务，寄托的信任极为深厚。赵公既然依恋地侍奉两位尊亲膝下，不忍离开，又两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用温和的诏书准许了他。然而赵公到了第二年忽然得病不起，而两位尊亲仍然健在。缙绅先生无不把赵公看作国家的宝物、家族的栋梁，却为这样一位人才突然夭折而替皇上和赵公父母感到惋惜，并且更加痛惜。赵公起初以忠于国家著称，最终又以孝道终其一生，大概两方面都做到了圆满。赵公去世那一年，贞复起任浙江行省参政，又过了二十年才升任现在的官职。我后来取道毗陵，遇见赵公的嫡次子某别驾君，他拿出赵公所撰的《燕石集》共四卷交给我，请我完成校读。于是我感叹说：“赵公真是长者，赵公真是长者！”我虽然比赵公小十五岁，但赵公当年接待我时，我凭借写作这种末技在都城放纵不羁；京城中擅长这门事业的各位先生，无不拿出自己的长处来相互激励，而赵公却谦卑谨慎，像什么也不知道一样。即便有人询问，也不知道赵公擅长这门事业。应君本来喜好古文辞，但他称赞赵公，也只是说赵公是长者，并没有说赵公擅长这门事业。如今读赵公的诗，确实都和平爽朗，具有朱弦疏越般的声音；五言古诗和近体诗尤其像长城一样坚固。至于文章，典雅简洁有力，有太羹不加调和的古朴滋味，流淌在齿舌之间。那些横溢才气而自称有才、艰涩险怪而自称有格调的人，自然退避到下风了。赵公不以文名标榜自己的事业，所以从事写作的人反而无法用一个名称来概括他。等到遗稿保存下来而题名为《燕石》，赵公难道真是石头吗？总之，他始终不愿意凭借自己的长处争名，只是不脱离长者的本色而已。赵公名大佑，字世彻，乙未年考中进士。别驾名叫成孚，过去曾任嘉定司谕，和我友善。他温和敏捷，文章也有父亲的风范。《风士录》序 所谓《风士录》，是什么书呢？侍御李公巡按吴地四郡，乘轻车经过各地，按照贡士应试的文章来考察士人，记录其中最优秀而能振兴文风的人。为什么称为“风”呢？这是因诗而起的。比如列国有《风》《雅》，吴地诗歌中的“风”，过去本来以轻柔绮丽见长。如今文华与实际内容已经相称，参加贡士考试的文章，因此纯正雅洁而有法度。现在有些人卖弄才华过度，以险僻的语言和乖僻的声调相互争胜。近来，大宗伯对此忧虑，向皇上进言说，各省和南宫大规模选拔人才，必须选取通晓经术而不违背正道的人；否则即使有才华而奇异，也不予录取。于是拘谨柔弱的士人也时常混杂进来，而轻俊少年反而被压抑。那些轻俊少年都惊讶地互相议论，说大宗伯的隐微用意，是要抬高中州而贬低我们吴地，像越地一样，却不知道他所推举并作为后进楷模的人，故太傅王文恪公、尚书瞿文懿公都是吴人。御史中丞唐公是晋陵人，晋陵也属于吴地。大宗伯所贬抑的正是今天的吴地，而所推重的其实是过去的吴地。侍御李公又为此忧虑，难道是形势尚未改变，如今将要勉强改变，而过去又有两次失败吗？因此，轻车经过各地时，首先把考试士人作为要务；等到考试士人的文章结束，之后的喜悦就可想而知了。有人说：“风气改变得太快了。天子认可，大宗伯请求实行，不过一年多，竟然就迅速变化到这种程度吗？即使不谈三公所说的是什么，文章也已经文质彬彬、文采与实质相称了。吴守石君请求刊刻这部书，说这是旧例。李公说：‘刊刻它，只须省去三分之一；如果刻得太多，只是迎合诸生的爱好，那就不能用来振兴文风了。’大概只有一百多篇。世上那些不高明的贡士文章，认为经生的文章大多只是剪裁修饰，对圣人传之后世的教诲没有发挥；评论策士文章，则说大多是剽窃概括，对圣人治理世事的作用没有补益。士人不过借它来应付君主征召、取得功名罢了，何必纷纷如此呢？这种说法不对，在上位的人只担心没有办法振兴文风罢了。振兴文风而能去掉剪裁修饰，就是圣人的教诲；能去掉剽窃概括，就是圣人的作用。古语说：‘今天的音乐仍然是古代的音乐。’我不才，对此尚未研究透彻，姑且用这些话来满足李公与石君的请求。李公巡按吴地时，正逢大水大旱，便上书替百姓请求生路，得到皇帝答复，免除赋税并赈济灾民，数以十万计。各种谋划救活百姓、使其得到衣食的措施，万方石君都能奉行；对于我夫子‘使百姓富裕，然后教化他们’的宗旨，大概二者都做到了。李公是济宁人，甲戌年进士。石君是黄梅人，庚辰年进士。《文起堂新集》序 张幼于有一座堂名为文起堂，于是用它命名自己的文集，其中诗和文都收录了。他的续集有文而没有诗。如今又带来一编，题为《新集》，到我这里来，却只有诗而没有文。他请我姑且替他重新作序。我起初认识幼于时，他才二十岁，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和文征仲、王禄之诸位先生交游。当时他的才华纵横奔放、不可阻挡，读他的文章仿佛进入武库，虽然五种兵器都光彩夺目，却不能说没有锋利和钝拙之别。到三十多岁时，他才逐渐遵循规矩，以清新圆润、流畅华丽为宗旨。虽然摆脱了旧有的门户路径，但精细的思考稍有逊色。这就是所谓《文起堂集》。我读新集，觉得其中的情感与事态已经调和，意象也彼此融合，写出来仿佛自然流出，探究起来又更加深广；去掉了杂乱奇异，削除了险峻刻露，洗去了雕饰的痕迹，到这时幼于的诗才算成熟。幼于有所撰作，我总是替他作序。丁亥年，他准备葬在（缺）山的（缺）处，嘱托我写一篇生志。如今我距离耳顺之年还差四年，他将来的大用本来不可估量，而他的著述又哪里会止于此呢？虽然如此，我已经老了，能够使幼于不朽的技艺也已经用尽。玄晏先生本来就不能胜过左思，陈王最终又何必借助敬礼来成名呢？这样也就可以了。《集虚斋书义》序

译从前，大宗伯河南沈公说，诸生和少年中从事贡士文章的人，每天学习写作怪诞之文，彼此以此自高，却不能得到圣贤立言的宗旨，应当一概通行裁正，以成化、弘治年间的文章为目标。因此，王文恪公、瞿文懿公成为楷模。当时天下士人有响应的，也有不响应的；而吴地是二公的乡里，所以响应得稍快。嘉定是吴地的下县，沈公以前担任大宗伯时，徐公就是嘉定人。徐公博通经术，专攻古文辞，间或拿出余力来从事制科文章，年轻时又曾与瞿公互有高下。因此嘉定响应得尤其迅速。如今进士李先芳、乡进士金兆登、胄子徐兆曦、张其廉，以及诸生娄孟坚等十一人，都是本县的优秀人才，曾在徐公门下求学，或者做过徐公的女婿。他们共同磨炼自己的文章，说：‘假如要使我们贸然就想继承明成化、弘治年间的传统，那是我们不敢的；如果拍着胸脯、睁大眼睛，自比于二公，说“我难道就是文恪吗？您难道就是文懿吗？”，那是我们做不到的；专意追求诡异奇特，以逃避新法的约束，那是我们不可以做的；剽窃陈腐、趋向浅易，以求符合当权者的眼光，那是我们不屑做的。’ ‘我们所求的，只是得到圣贤立言的根本罢了。’寻求圣贤立言的根本，只需从内心寻求。我的儿子士骏把他们的文章一百四十篇拿给我看，我读后发现其中有锋芒却不刻薄，放纵却不骄傲，驯雅却不平庸，行文有步骤有节制，咀嚼吟诵很有意味，大概可以说是从内心求取圣贤之道的人吧。嘉定向来人才很多，但在科举方面往往不能相称。各县从今以后，将要渐渐如彩霞升腾般显达了。请替我向徐公致谢，这难道不是徐公的力量吗？《王梦泽集》序 楚地有位王梦泽先生，名廷陈。当正德年间，他以进士高等及第，入中秘书，因性情刚直，最终被废弃而死。我任郎官时，先生还在世；想到不能到门下侍奉，只能得到他的诗文来学习，便以此为快。回到吴地后，我有《艺苑卮言》，记录他的俊逸言语和侠义气概，在人们中颇受称道，却还不能确定他的品第。晚年我游宦金陵，先生的孙子、颍州太守追伊，把他的文集重新刊刻于郡中，请我作序。我过去曾考察楚地《梼杌》及诸家的说法，私下认为春秋末年，楚国的君主披荆斩棘、艰苦经营以开辟山林，百姓结发左衽，天天陷于战争，哪里还有闲暇顾及笔墨文章的事业？可是当时已经有倚相、伍举这样的人出现，整理古代典籍，熟悉外交辞令。后来屈左徒氏于是凭借《离骚》等辞赋开创了百世宗派，宋玉、唐勒、景差之流相继发扬光大。到了秦汉以后，偶有显著成就的人，也不能和西汉、东汉两京的才俊相比。到了唐代，仅有襄阳杜氏、孟氏；杜氏的成就较为宏博，和屈氏虽走不同道路，却同样不朽。至于文章、史学、议论和建树中可称道的，又更加少见。明朝兴起一百五十年后，才有先生出现。先生刚过二十岁，天才纵横奔涌，声名飞扬于文艺之林，超越宋代而更上一层，步武开元、大历，与六代文章相接。他的文章从西汉以下各代取法，也不逊于六代。他最为雅洁俊逸的，是长短书信，数十篇，像司马迁、司马相如一样。诗无所不精，华丽的作品尤其突出，五言诗更是高峻如长城。先生既然因刚直被废弃而死，不能佩带簪笏、执掌笔墨，担任县官文章撰述的职务。继承先生之后的三位太史，都以博大奇伟著称于馆阁之间；然而有韵之文与先生相比，简直差得很远。先生之后三十年，先生的同乡又有吴明卿，先生有专门的造诣，而明卿则兼擅各种体裁。至于如今的周元孚、邹孚如诸位君子，正并驾齐驱驰骋在康庄大道上，难道能舍弃先生所树立的旗帜吗？唉！衡山、泰山、嵯峨二岳，七泽、三湘，山峰仿佛因此更加高大耸峙，水势仿佛因此更加开阔浩荡，这些山水的气象，难道是为了先生这一类人而出现的吗？不是吗？我的文章荒芜，不能与先生相称。即使如此，颍州太守把我看作前锋，而我也将私自依附在骏马的尾后了。《梅季豹居诸集》序 弇山人说：我年轻时谈论诗歌，大概以盛唐为标准。后来对五言古诗不能没有疑问，直到李于鳞说：“唐代没有古诗，只有具有古诗形式的诗”，我才豁然醒悟。再进一步探求，三谢诗歌的整齐华丽，陶渊明诗的闲适高雅，我以为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们。后来读到何仲黙说：“诗歌在陶谢时盛大，也在陶谢时衰亡”，我私下惊讶这话说得过分。再向前追溯到三曹，又再向前追溯到苏武、李陵、枚乘、司马相如，才知道何氏的话并不过分。四言诗自《国风》以后就断绝了。骚辞以左徒为神，赋以文园为圣，大体如同并驾于康庄大道，却在广阔道路上分道奔驰，本来没有差别。后来竞相铺张驰骋，所谓记述繁多而志意浅少，班固、张衡以下都有这种弊病。因此赋的用途日益扩大，而骚辞遂被屈原的本义所掩盖。徐昌谷谈论文学，胡元瑞《诗薮》，能够称述这些道理；李献吉与何仲黙之间，也偶尔能够做到。如今天下执笔写作的人并不少，往往喜欢近体诗容易上手，轻易取得名声，洋洋洒洒，似乎没有什么不能贯通。至于歌行一类，却觉得难以学习；更不用说谈论五言古诗、骚赋、风雅了，一谈到这些，没有不想躺下睡觉的。戊子年冬天，有一位在宣城参加乡试的梅季豹说：“这个人，能够不成为专写近体诗的人。”后来季豹来拜访我，今年冬天拿出一编所谓《居诸集》给我看，里面全是骚赋和四言、五言古诗。我于是利用空闲读完，大为惊叹说：“世间原来真有人才啊！像季豹写骚赋，对于左徒、文园，时时能够取其精华，却另外具有悲壮慷慨、婉转艳丽的姿态。五言诗在汉魏之间时而相离、时而相合；其中相合的作品，连同气度和色泽也都得到了。只有四言诗不能窥见《风》《雅》的门径，到了梁陈以后便绝迹了。假使季豹身穿古代衣冠，不做金陵城中的市井客，而来弇山访我，我将把他看作千载难遇的人，哪里还敢只把季豹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慨然为他的文集作序。文集题为《居诸》，大概是说还在等待时机，这就是季豹的志向。至于那些攻字琢句、题为《季豹忠臣》的篇章，则有他的族人台祚在。《弇州续稿》卷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弇州续稿》卷五十六 （明）王世贞撰 文部 记 太仓州重修儒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