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州续稿卷五十四

译彦吉任黄州知府时，把黄州以前的诗编次起来，命名为《鹪鹩稿》，请我作序。去年他溯长江而上，拜谒玄岳，凭借所作的游记，得到赋和诗若干首，又命名为《玄岳游稿》，再次请我作序。如今偶然在高座寺遇到他，他把近来的诗作全部拿出来，共六卷，分为若干篇，不到二百首，各种诗体大致齐备，命名为《羼提斋稿》，又请我作序。到这里总共请了三次。有客人讥笑我说：“你的话不是太重复了吗？”我谢绝说：“不是这样。先前为《鹪鹩稿》作序，是称述他的进步，因为他还前途未定，正像季札听到《豳》诗而认为这是事业开始的基础。为《玄岳游稿》作序，是赞美他的游适，因为其中有所寄托，正像季札听到《豳》诗而说它荡漾开阔、快乐而不淫靡，是周公东征时的乐章。如今为《羼提斋稿》作序，则是因为他的创作已经成熟。正如季札听到颂乐而说五声和谐、八风调顺，礼节有法度，守持有次序，大概差不多了。我可以不再多加称赞了。赋只是其中的一斑，却有曹子建、潘安仁遗留下来的声韵；五言古诗有谢灵运、颜延之的俊逸；七言歌行有青莲居士的豪放；近体诗有王右丞、嘉州的婉转华丽。总的说来，像元嘉以后、大历以前的诗风；但他自己所得的精华，关键在于有超出这些风格之外、不受绳墨拘束的地方。先确定格调，然后等待感兴，以抵御卑弱；先精心构思，然后发为辞句，以抵御浅易；先积累学问，然后修饰文采，以抵御鄙陋；先触发灵机，然后形成诗句，以抵御雕凿。四者缺一，不是诗。彦吉为人孤高洁净，自信自守，谨慎地许诺和评价别人，少有交游。他从福建解任学政归来后，闭门徜徉于六艺的园圃，因此能够自行达到他的造诣。在这四方面深入钻研而自得其趣，久而久之已经找到源头，哪里还会难倒彦吉呢？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只是年轻时忽略了，年老后又被人役使，把笔墨当作绳索束缚自己，我哪里配得上评论彦吉呢？文集以斋为名，斋又以“羼提”为名；“羼提”是梵语，意思是忍辱。对世俗之法来说，这是一种利益；不过，我担心世上的事务纷纷而起，又来役使彦吉。《王孟起诗》序 建康是古代帝王的都会。自司马氏南渡，直到元嘉、大明年间，君主渐渐能够减少抵御外患的劳役，转而从事文艺，于是士大夫中有了三谢、颜、沈、江、鲍诸人；到了唐代，又有李供奉、王龙标等贤才。于是钟山、大江的雄伟，天阙、栖霞的秀丽，全都被收入文人笔墨之中。然而当时这些人多数是河朔的粗俗之士、吴地的乡人、蜀地的才俊，称作寓公、游士而非当地土著的人，百人中没有一个。难道所谓雄伟秀丽的山川，没有完全在人身上发挥出来吗？大概到了明代，高帝定都建康，成为天下的枢纽，九州八荒的精华都辐辏而来。于是山川的雄伟秀丽逐渐化为杰出人物，士绅中有大司寇顾华玉、司仆王钦佩、陈鲁南、太常许仲贻、佥臬陈羽伯，以及如今的大名太守姚〔缺字〕等；山林中的俊才，又有金元玉、徐子仁、盛仲交等人。大体上他们不能与前面诸公相比，而如今王孟起最后出现，他处在仕途与隐居之间，文章也参杂当时的文法，不能立即摆脱习气，追上弘治、嘉靖年间的盛况。不过，他年轻时就写诗，年纪越大越喜欢。如今其中优秀的作品，放在钱、刘二位诗人旁边，也不至于被矍圃一类的鉴赏家淘汰；再降一等，与景傅事、香山老人相比，我本来知道他可以和他们携手入林。如今执笔作文的人拍着手腕谈论建安、开元，一旦看到我为孟起诗集作序，一定会因为我称赞多、否定少而大为惊骇。假如我苟且迎合少年人的爱好，只追求传闻和表面的趣味，那么我宁愿与这种做法不合，也不愿与它相合。孟起和我同姓，他的命名大概合取了我的名与字中的一个字，并非偶然，所以因詹吏部东图的请求为他作序。《阮生诗集》序 我晚年到了金陵。金陵历来是贤士、荐绅、游客和布衣聚集的地方。到了戊子年举行大比，士人中能够执笔写古文辞的也都聚集起来，因为我年长而居先。车门一打开，戴着破旧头巾的人便像蚂蚁一样依附而来，挥着汗进出。袖中带来的诗卷多得来不及全部阅读，忽然有一个少年，面色白皙，身材丰满，礼貌恭敬而神情温和。他递上名帖，我才知道是乡进士阮子自华；再询问他的家世，原来是嘉靖年间函峰中丞的儿子。打开他的箱子，里面有若干卷诗，他说：“希望您幸而评论我，使我能够接受考察。”我当时心情匆忙，只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他。大约十天后，阮子已经去了彭城。他屡次写信，数百上千言，重申先前的请求说：“您如果不为我作序，我将要埋没在彭城，再也不参加公车考试了。”恰好我的事情稍有空闲，得以展开诗卷，感觉像从盛夏烈日中忽然遇到雷电、暴雨和冰雹，既因清爽而畅快，又被它的猛烈所震慑；又像游览太卤，遇到十万人的军队，车辆奔驰，士卒奔走，狂风席卷，轰鸣冲击，悠扬的旌旗气象虽然不容易寻觅，却也足以称雄。然而这十万大军中，能够作战的有多少，不能作战的又有多少？所谓雷电、暴雨和冰雹，究竟是令人畅快的部分胜过令人震慑的部分，还是相反？你的诗句发自胸臆，因灵机而发，应该接受你的自我欣赏，不必完全用古人的标准来衡量。精神有相合的时候，也有相离的时候；相合，就能超出常人的境界，相离，就会偏离世人的道路。你暂且等待吧。宛地的骏马，左肩有孔、能流汗如血的，一定能够日行千里。按时喂养它，放任它奔驰，等到壮年以后再给它套上缰勒；如果它步伐协调，驾驭控制又得法，谁说它不能日行千里？否则我担心它会跌倒。玉还只是璞玉时，卞和氏已经把它当作宝物了；锉磨荡洗砂石的工夫还没有完成，却急忙把它献到秦廷，我担心它仍会像从前一样被砍断双脚。你暂且等待吧。阮子的朋友陆景成说：“阮生并不是要凭借您的声望来提高自己，而是想借助您规劝他，得到真正使自己有分量的方法。而且，您为别人所作的诗序很多，那些人不一定都是名士，诗句也不一定都是名句；您答应他们很容易，为什么偏偏要为难阮生呢？”我笑着说：“你认为容易，是因为喜爱而真实，还是认为困难，是因为喜爱而真实？如果是因为爱惜我、规劝我，那就可以了。请你替我告诉阮生，十年以后，如果我还没有死，一定能铸成新息侯的铜像，并把你的名字刻在苕华之璧上。” 《谈氏文献录》序

译《谈氏文献录》这部书，是记录什么的呢？它所称的“文”，包括天子的诏文，冠以“诰”的十一篇，称“敕命”的七篇，称“敕”及“敕谕”的十一篇。祠堂，是考订礼制的文章；次为《愚虑草易》中的文章；其次是《遗稿》《摘稿》《逍遥集》《长啸集》，以及《存稿》中关于诗书的文章；再其次是试卷和制科文章；又其次是杂论、方术一类的文章。它所称的“献”，是指有献于朝廷而知名的，有献于乡里而知名的，有因子孙而知名的，以及在乡先生社中知名的，这些都是谈氏中的俊杰；其中的文章，则都是谈氏的精华。谁来为它编次呢？是谈氏后人思永。思永说：“我们谈氏的先祖，从郯子开始，出自遥远的后裔，曾以礼乐教导鲁国。有人说，古代的谭、谈二字相通，谭子奔逃到莒国，所以有谭姓；谭就是谈。我哪里知道谭氏的事呢？我只知道锡之这个地方有谈氏罢了。锡之的谈氏，从宋代五经博士谈公开始南渡；入明以后显达，则从御史谈愿学公开始。直到如今，绵延兴盛的已有若干世、若干人了。然而向北比不上崔、李，向南也不能列于王、谢之后，这是我的罪过。” 我不能像薛宗起那样，凭一句话就振兴自己的宗族，只好姑且为他记述这些文献，这样大概也可以使谈氏有所闻名了。”我对思永说：“你的话似乎有道理，可为什么要记载你的试卷呢？”他说：“这是我的敝帚，幸而被有司程考录取，却又因其他嫌疑而被弃置不用了。左丘明因失明而废弃，却有《国语》传世；司马迁因受腐刑而废弃，却有《史记》传世。这两人的才力，都足以记载国家、天下、古今的文献，而我只能把才力施用于谈氏一族。即便如此，这正是我所以要记下它的缘故，因此不忍心丢弃。”我于是对思永说：“这部编录完成后，谈氏乡里的屋檐似乎会更高，墓上的树木似乎会更高大，难道不是因为它吗？即使不是这样，千万年后陵谷变迁，而谈氏的文献仍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眼前，那也都是你的功劳了。” 《吴江吴氏家乘序》给族谱作序的人都说：“谱就是史。”我却说：“史就是谱。”史书的兴起，没有比司马迁更完备的了。司马迁记载黄帝、三代直到春秋列国、西京世家的情况，无不具备其源流；至于自叙，则更加详细。其他同姓或异姓的诸侯，功业没有可记之处的，也一定要明白地列出他们的世次，为他们编年表。班固沿袭这一体例，直到范氏以后，才不能推见世家、年表的意义而略去；但写自叙时，未尝不追溯自己的始祖，直到大王父以后，世系才清楚可考。后来修撰《唐史》，编列宰相世系，虽然在史事上不算十分雅正，却被后来那些名家巨公用来编谱，作为取法的依据。所以我说史就是谱。明代兴起以后，东南各地宦官、贵戚的后裔，已经不能考察先祖的德行；三公九卿往往从寒微士人中选拔。吴越、歙县、闽地一带，姓氏极为繁多，年代久远的，甚至彼此不能相通；金匮石室所藏的史料，又只采用《左氏春秋》编年体例，记载其大概。于是史不能兼顾谱，谱也不能升格为史。修谱之家，浅陋的安于遗漏，奢侈的热衷于夸饰，族谱的作用便又渐渐衰微了。如今得到《吴江吴氏谱》：吴氏以国为姓，北方著名的有大司马公，南方著名的有司空公，这些都无法全部考知。所知的是，宋代有太尉某，至端平年间，千一公才开始在吴江定居，这就是吴氏的第十一世祖。千一公有三个儿子，叫万一、万二、万三。几位公虽然多能孝敬兄长、勤于农事，却还没有显达之人。又过四世，出了孝子公璋；璋的儿子是宫保公洪，洪的儿子是宫保公山。前后共有八人为二千石，有两人为藩岳，有四人任郡守，有六人登甲第，乡进士、赀郎、上舍生若干人。近一百二十年来，他们衣冠士绅的兴盛光彩照耀整个三吴，几乎可以称为世家。当嘉靖初年，族谱草创而未完备；如今其后人承光，能够慨然重新修订，于是吴氏之为吴氏，便显赫而清楚了；记述编排，也秩然有理。大体上，开头列玺书，其中诰二十六篇、敕命二十二篇、敕及敕谕十七篇、谕祭五篇；接着是谱传，记千一公昭及其后人若干，万一公穆及其后人若干；又接着是文献，有志铭、碑传一类若干篇，凡自行撰作的文章也附在其中，又有若干篇。至于栾氏、赵氏追思祖先，二武、韦氏、陶氏述说祖德，即使只是微言小咏，也没有遗漏，承光对于追念先祖的心思实在很勤勉。我琅琊王氏的声望，在晋、宋、齐、梁之间就很高，到赵宋时更加闻名；至于明代王氏的声望，则从我的世祖父工部公开始，他确实与宫保公同登成化乙未进士。两家的乔木彼此相望，直到今天，在吴中那些甲姓大族中，没有能与我们两家并列的。因此我因承光的请求，为此作序并归还给他。至于尊敬始祖、分辨支源、敦厚亲睦、遵循情谊的道理，各位作谱的人大都已经说过了，不必再劳烦我；我也将要整理我自己的族谱了。《刻大藏缘起序》

译从前薄伽梵在世间主持教化时，以大慈悲的力量摄受诸天、龙、鬼神、人和非人，使他们都聚集来接受大法门。佛子、菩萨、阿罗汉随缘参与发挥，赞叹并彰显显教、密教圆融通达的妙理。大约四十九年间所说的话，何止百千万言？所度化的人，因听闻声音而悟道的，何止百千万众？薄伽梵迁化之后，大迦叶、阿难陀相继兴起，继承并阐明佛法；但仍担心登坛所说不能流传久远，身死以后，精微的言语磨灭，渐渐失去真实面貌，于是共同结集成篇，用梵音寄托于梵文，又把梵文写在贝多罗叶上。上至国王宫殿，下至婆罗门之家，远至娑竭龙宫所藏，无不转写流布，于是大教盛行，如同太阳当空。又过了一千多年，震旦的文明日益兴盛，因缘也渐渐成熟。所谓菩萨、阿罗汉，多有降生到此方的；竺法兰、摩腾于是带着《四十二章经》而来。后来鸠摩罗什、佛陀耶舍等人为姚秦君主翻译佛经。因为汉人学习梵语、书写梵字非常困难，佛法便不能广泛流传；用汉语译成汉字来传达佛法，却很容易，佛法也因此流布开来。到了唐代，法师玄奘西行天竺诸方，于是把各种经典以及慈氏所撰的唯识诸论全部带回，整理为三藏，并由官府设置翻译机构。改朝换代以后，又得到房融翻译的《楞严经》，佛教典籍才算完备。然而佛法言语繁多，传写也不容易。在各个交通便利的大城市之外，贫贱之人很少有力量去办理；有些人家终生不能见到，即使见到了也无力取得。于是才知道把经书付梓印行，流传便又广泛了。只是各种佛经流传以后，看见的人都顶礼供养，焚香讽诵，而且佛像高大尊崇，经典卷帙重大，要携带到远方或送给远人，便有所不便；反复循环诵读也不方便；要用朱笔、铅笔作注，标点改字，又有所不敢。于是开士密藏开始发心，仿照弘道比丘尼刻印《碛砂藏》的旧例，按照儒书的办法募资刻印；尚书陆与绳、太史冯开之共同赞助，成就了这件大因缘。二位公仍各自为它作序。太史说：‘那些梵夹以恭敬供奉为法事，如今刻印则以流通传播为法事。’这话说得明白而完备，我还要添什么呢？只是我从前曾怀疑观世音大士，怎么能以一个身体具足八万四千烁迦罗首、母陀罗臂和清净宝目，在三千大千世界中无处不应、随应而具足，认为世上绝不会有这样的事。如今从刻印佛经这一件事来验证，确实可以推知其道理。百种应化，是化身；自身不动，是法身。刻印者是法身，流传者是化身。从前刻印圆满，如今刻印更加圆满。把眼睛当作耳朵，这就是观世音；如如不动，就是观自在。有人说，观世音转化为菩提达磨以后，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如今却把刻印佛经比作达磨的作为，不是很不恰当吗？其实不是这样。同泰、永宁寺兴盛之时，南北君主沉溺于有漏之果，又拘泥于粗浅的文字，因此佛教的作用越来越繁琐，影响也越来越深远，所以达磨出现来挽救它。传了五六代以后，“即心非心”的教法大为流行，喜好奇异的人甚至焚烧佛像、抛弃经书，把七佛名号写在袒露的衣服上，发展到猖狂放纵，连达磨的遗迹也一并失去了。大概棒喝之教走到了尽头，教典与宗门便两方面都受到了损害。若说观世音再次转化为达磨，难道不正是因为要设法再作挽救吗？我不敢贸然说密藏就是观世音的化身，但他大概能够不失观世音的本意。又有人说，如今是末法时代，薄伽梵已经授记过了，不久就要把佛法归还娑竭龙宫，那还为什么刻印经书呢？即使刻印，难道还会有像迦叶、阿难那样能够传达佛法真印的人吗？这也不对。继慈氏之后成佛的人，难道不是我瞿昙所记预言的吗？一经奋迅而立，便能超越三劫。怎么知道末法之中不会有龙女出现呢？那位龙女难道不是受过授记的吗？密藏，你应当努力！凡是为密藏结缘的人，也都应当共同努力。《题姜氏家乘后序》《姜氏家乘》是什么？就是姜氏的族谱。吴地各支姜氏的文献，都保存于其中。姜氏的先祖，著名的有四岳；到了太公望，号称师尚父，全部占有海岱地区，世世代代做东方诸侯。等到陈氏兴起，姜氏渐渐衰微，但在隋、唐之间仍然尊贵显赫，被称为名族。至于我们吴县的姜氏，则从宋代枢密副使姜遵开始，后来也时常有显达之人。传到十三世，出了明代汝州别驾姜信。他很早就考中乡荐，做官却不甚显达，但颇以政绩著称。他的许多孙辈没有做官，却也有文学才华。前后两代所交往的，多是吴地的学士大夫，留下有志传、题像、饯送、说解和诗歌等一百多篇。如今他的后裔姜谧〔此处缺字〕又重新编纂族谱，我按照惯例把这些附带记载下来。按朝廷名籍考察姜氏，姜氏没有登仕进之人；但从文献中寻找姜氏，姜氏作为姜氏，便清清楚楚了。战国之交，姜氏成为公侯的，几乎有三十世；然而如果没有太史公的世家、年表来记载，几乎就会寥寥无闻，再也不知道有姜氏。如今以一位枢密副使为始祖来排列世次，近二十世都清楚得如同指掌，文章辞采也都灿然可观。唉！杞国也是侯国，凭大禹的后代而立国，可孔子还感叹杞国的礼制不足以考证。那么如今的姜氏，难道仅仅比从前的姜氏贤能吗？姜氏仍如从前的杞国，只是由散乱变为整齐，由微弱而不至于湮没，这就是族谱的力量。《潘景升东游诗小序》

译潘景升跟随我交游，每次见面一定拿出他的作品给我看，我因此得以窥见他的进步。到了戊子年秋天，他在金陵右司马府拜访我。当时景升正和同伴们互相追逐，在鸿都门所考的文章上争胜，不久很久没有获利，便急忙离开。我当时事务匆忙，没有时间询问景升。今年二月他又游历金陵，于是把最近的诗刻印了若干首，题作《东游篇》。景升家在黄山、白岳之间，又喜欢游览金陵胥台、虎林等山水，这本来就是他的习性。席间事情至此，他于是渡过钱塘江，栖居四明。四明山临海而山势绵延，其中东湖一带古刹名迹处处可见。景升与二三位君子乘舟车、拄杖徒步，尽情游览胜景，触景而发写成诗歌，往往清新深远、含蓄有致，如《金阊》《銮江》诸曲，能够采用宋、齐乐府的声调，又出入于建安诗歌的境界。近体诗即使与大历诗人相比，也不在其下。虽然山水胜景有助于启发景升，但景升深深领会并独自抵达山水灵秀之境，当然不是浅薄的。其间我曾把这些话告诉他的乡里前辈方司徒及之。方公欣然与我意见相合，只是说：‘景升是太学中恭谨的学生，举止步履一丝不苟；但他的诗中常有燕姬越女调笑挑逗的辞句，这难道不会损害他日后在缙绅间的声誉吗？’我回答方公说：‘景升大概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吗？’ 古代有才华的文人，如果志向不能实现，就一定借文章来抒发郁结；才情没有完全发挥，也会借文章来驰骋文采。这就是齐、梁文学能够一时光耀，而青莲、少陵也不能废弃这种写法的原因。假如让景升改换文风，这当然很容易；即便如此，又凭什么称许他呢？”司徒没有话来反驳我。我因此把这些话记在篇首。《华补庵先生诗集序》嘉靖年间，无锡有一位华从龙先生，二十岁时以本县生员身份游学太学，约二十年后，以《尚书》经魁被顺天府推荐；又过了十年才成为进士，学业已经五十多年了。他任郎官不到六年便自行辞职，大约在湖山之社间优游了又十多年，最后以寿终。先生一向喜爱写古文辞，不因研习经术而废弃文章，因此晚年才显达，而古文辞也有俊异的声誉。无锡与我郡相邻，我郡本来就多有名士大夫，如文征仲父子、祝希哲、陈复甫、许元复、陆叔平、彭孔嘉、周公瑕、袁鲁望之类，有比先生年长而与先生交往的，也有比先生年幼而与先生交往的，彼此品评褒贬，无时不在交游之中。先生的父亲叫海月翁，精通计然之术，靠此起家，财产相当于富户；先生却能依据义理把财产散施出去。直到先生在世时，五服内外的宗族亲戚没有不受到恩惠的；居所四周的乡里人，也没有不把仓廪中的粮食送给我的。我们郡中的名士大夫，都因为先生的缘故，不担心阳家鹔鹴那样的贫困；而先生的口袋却已经空空如也了。先生的诗，多得益于文氏诸位君子，所以不愿意刻意雕琢、锤炼来提高格调、穷尽变化；但大体上和平而含蓄，语言一定切合实际，和蔼可亲，像盛世遗留下来的余音。我的先人大司马公，和先生一同在辛丑年中举。我二十岁时侍坐于先生身旁，他把我看作小友。不久我私下跟随他在郎署任职，后来因出使办事归来，在先生的绿云窝饮酒；只见他的眉宇气度、谈笑神情，已经不像尘世中人了。从此我与他结为姻亲。我曾私下说，我家王右军五十多岁辞去郡职、不再出仕，先生早早退隐，接近他而又胜过他。郑公有四百顷田产，平时却常常吃不饱；先生好客而不问家产，接近他而又胜过他。至于洒脱逍遥、不拘佛教而又有禅意，差不多也可以说是白香山诗中所称道的境界。至于真休之圃、菰川别业，吞并履道里那样的园林有三四处，不过稍稍供蛮素观赏罢了，但也足以由此看出先生。先生所著诗文，共有数十至百卷，多已散佚，现存的有《句吴集》《近游集》《北游集》《江州集》《改南集》《真休集》。他的儿子司谕明伯、鸿胪存叔等，能够学习先生的诗，却不能将其刻印；到了孙子太学之充，才开始刻印，并向我王世贞请作序。唉，先生已经不在了，世上仰慕先生而没有见过他的人，可以从这部诗集寻找先生；如果寻找之后仍不能完全了解先生，那么还有我这篇序文在。《巨胜园集序》镇国中尉唐孔炎的父亲，食邑在南阳，和我以书信往来已经一年多年了。他有个儿子叫器，尚未成年便受封，却拿出自己的文章给我看，十分奇异。我当时见到孔炎的诗不多，几乎想采用我家的旧例，舍弃浑厚而取法戎昱；孔炎并不认为奇怪。凡是他收藏的古法书、名画之类，都请我品评题跋。今年春三月，他忽然把自己所著的《巨胜园诗集》刻印出来寄给我。我读后，对先前粗率地看待孔炎感到非常惭愧。自从我与历下诸生修习北地诗派以来，爱好这一派的人没有不大张旗鼓、文采焕发、声名如金石，并以此自附于古人；但才情不够充裕，景物题材又少，热衷于雄奇苍莽的景象，却忽略了淡荡优柔的情致，识者为此叹息。孔炎是长淮以北人，他的声调非常和谐，意趣非常清雅，使事必定贴切，拈韵必定稳妥，高处可以与王维、达夫并驾齐驱，低处也不失钱、刘的风格，更不用说我家东吴一派，不能完全抛弃这种爱好；即使于鳞还在，也会与他携手入林。集中诗作有四首写到我，但我只见过其中一首，另外三首没有见过，这正是我从前粗率看待他的原因。朱邸中洪都用晦最早与我友善，前年我为他的先辅国公墓志作志，第二年为宗良诗集作序，今年又为孔炎诗集作序，而且将来还要为孔炎的儿子器封的文章作序。拿丁敬礼对于陈王、陶隐君对于刘俣来相比，难道还算辜负孔炎吗？有人说孔炎的诗集偏重近体诗，认为还不完备。古人有凭一首五言诗而成为长城的，有凭一首绝句而成为宫中名篇的；偏长于某一方面的圣手，难道一定比各体皆备的平常作者差吗？孔炎认为我的话对不对呢？《张孟奇广陵怀古诗序》

译天下艳称的古迹名胜，关中以西有长安，长安稍东有洛阳；长江以南有金陵、姑苏、钱塘，北方则有广陵。广陵本来就是东南的大都会。隋炀帝大业年间，这位荒淫的君主轻易抛弃星拱辰位般的京城，把游乐的心情寄托在这里，竭尽天下的人力物力来装饰它。到了唐代，广陵设置节度使，成为大镇，又用转运、度支方面的富足来资助它。于是广陵的富庶冠绝各藩镇，词人骚客又多为它歌咏，使它更加著名，古迹名胜也灿然齐备。它在五代末第一次遭到破坏，南渡时第二次遭到破坏，宋末第三次遭到破坏，元末第四次遭到破坏，终于荡然成为烽火刀兵的战场，早晚更换主人，遗民孤零零地残存。当初还以十万户人家著称，后来竟只剩下十七户。靠我朝历代圣主的休养生息，以及它处在南北交通咽喉的位置，繁盛才稍稍恢复；然而仍只是盐商聚集之地，在高雅文化方面还没有恢复。南海人张孟奇，是当今的才子，在南宫考试不顺，奉父亲之命到吴、楚之间游学，时时寄居在广陵。他曾感叹古迹渐渐湮没，名胜难以一一数出，于是广泛考察文献，找到二十多件史事；每件事各写一首诗，每首诗各有一篇序。序文雅正而有裁断，诗歌华美而婉转，有赋、有兴、有颂、有风。读这些诗序，使芜城、邗沟的宏伟壮丽、贤哲之士的义理教诲、荒淫君主的奢侈心思，仿佛都在胸前眼下。孟奇经过金陵时，把这部书写出来给我看，我非常惊异。不久他来到城中，带着书作为礼物拜见汪司马，司马欣然用雅正的文字为书作序，并且嘱托我说：‘幸亏有你续成了我这篇孟奇志。’唉，孟奇难道认为我们两个人真能像皇甫湜之于李贺那样，使天下士人更加受重视吗？司马才华很高，本来应该由他来称许；至于我又有什么见识呢？即使玄晏先生为《三都赋》作注、排解讥讽，也不能比太冲为《三都赋》所作的文章更高明。况且，他真的认为我们两人使孟奇受到重视吗？还是认为孟奇使广陵受到重视呢？《傅氏世系序》傅姓过去没有其他著名的望族支派，其先祖是殷代圣相傅说；此后寥寥可考，经过了一千多年。到了汉代，有阳陵景侯傅宽、义阳侯傅介子、昆阳侯傅俊、壮节侯傅燮，都凭武功显名；高武贞侯傅喜，则凭节操气概显名。到了晋代，有清泉侯、司隶校尉傅隶等人，都以高雅诚信显名；司徒傅祗，则以政绩显名。到了唐代，有横海节度使、吴郡公傅良弼，以功勋谋略显名。到了宋代，有中书侍郎献简公傅尧俞，以清正显名；忠肃公傅察，以死难显名。其他身列高官、获得荣宠、声名施行于当时的人，更是多得难以屈指计算。只是晋代以前不以文才著称，晋代以后又不以武功著称，难道是当时君主的崇尚使他们如此吗？还是土地风俗、家族习惯的改变造成的呢？元代时傅氏隐居不仕。到了明代兴起，有太子太师、颍国公傅友德，他凭神勇出仕，跟随高皇帝夺取天下，长驱进击，攻取燕都，扫荡秦陇，荡平西羌。不久佩大将军印，平定巴蜀，攻下滇南。高皇帝亲自为他作铭、作诗加以褒扬，又一次封赐茅土，使他位列上公，娶公主为妻，位居东第彻侯，功臣没有人敢与他抗衡。晚年因功劳成就而被皇帝猜忌，而高皇帝年事已高，无暇追究身后之事，所以各种赠官、谥号、封赏的典礼都没有施行。从此傅氏颇为旁落而不振，甚至不能以颍公的名望显扬。颍公有一个兄长叫友仁，因颍公的缘故授予冠带总旗之职，早死而没有儿子。颍公的长子叫驸马都尉傅忠，就是所说的娶公主为妻的人；次子叫傅孝，过继给友仁。傅孝传子傅汉，又没有儿子。于是族人、保安州守傅润，以自己的次子傅宁作为傅汉的后嗣，使他能够世袭职务。传了四代，成为昭信公某某的后代。如今昭信校尉、锦衣卫百户傅时，是忠厚守信、交接礼敬之人。他任职没有什么妨碍，本应升迁，却想到母亲年老，不愿安居燕中奉养，请求告假，扶侍母亲回到杭州忠清里。他在闲暇时很修习文艺，春秋两季巡视祖坟，感慨叹息说：‘傅氏的支派并不少，却茫然不能说清先祖，甚至取名彼此不避讳，丧礼也不相互往来，使我这显贵后裔的世系遥远混乱，几乎像伊川人披发祭祀一样，这难道不是我的责任吗？’于是开始论述编次先祖的德行，并断定其始祖说：吴邵公的小儿子思进公的支子宗，迁居内黄，内黄就是这一支的开端。思进传三代到珏，迁居郓州湏城，湏城就是这一支的开端。又传两代到献简公，迁居孟州济源，济源就是这一支的开端。又传五代到孙高，迁居杭州仁和，仁和就是这一支的开端。他的弟弟傅亮迁到凤阳，颍公的后代承继于此。弟弟锦衣卫傅孝传给儿子傅汉；仁和这一支断绝后，由傅宁承继，傅宁是傅孝的支子宗。傅时已经论次了大略，他的朋友蔡大节写信请求说：‘我是不才而处于中下之人，哪里能够光大彰明先祖，整齐世次，使宗族严肃和睦呢？只是我不忍心让傅氏默默无闻，和奴仆皂隶同等。只希望凭您的一句话，天下人就把它看作忠厚的史书；请您怜悯我，为它作序，使傅氏能够有所闻名。’我哪里能够使傅氏更加显重呢？况且古人编写族谱的意义，宋代诸贤已经大略说尽了，又哪里用得着我多说？我只是悲叹颍公功劳巨大而报偿微薄。隆庆初年，我以前任观察使的身份被征召起用，奉诏陈述意见，请求记录高皇帝时的功臣，并首先推举颍公，认为应当封为王爵，并为断绝的后嗣赐祭祀，但意见被搁置，没有得到答复。又过了二十年，我被召入辅佐留守枢密机构，再次极力进言。掌管爵位的官员争辩说：‘颍公的功劳确实很大，但年代久远，事情难以考明；况且他的后人已经衰落，没有可以追问的人。封王恐怕赏赐过重，继绝又恐怕受到欺骗，请暂且等待。’诏令同意了，掌爵官便这样议论。唉！按照傅氏后人所称的世系，傅氏作为傅氏，世次清楚明白，又有什么可担心被欺骗的呢？即使如此，士人的风气已经太衰薄了！假如我稍微知道颍公的族人能够这样世代绵延，我也应当闭口不言、以谈论此事为嫌，又哪里敢一再陈说呢？如果是傅氏的后人，不必避讳以颍公命名。世宗元年，皇上已经采纳巡抚的建议，在云南祭祀颍公，使他世世代代享受血食而不绝。《重刻古画苑选小序》

译我镇守郧阳时，曾经想汇集书、画两家的论述，各自刻成一部书。《画苑》已经编成，多达八十多卷，想要刻印，却因物力和时间都不能继续。画苑的另一部分尚未完成，于是稍稍收集其中古雅而少见流传的作品，各选十多种，分别在襄阳、南阳二郡刻印。郡地偏僻，不能把它传到上都，又恰好听说襄阳刻本已经毁于江中。适逢友人王光禄有志于仰慕古人，我从箱笼中搜寻，只找到《画苑》，便交给他，让他翻刻传播。光禄请我在书首题辞。我曾说，书本来只是小技，但记载言语、记载事迹，终究必须凭借它来流传。至于绘画，最无所依附，就好比天地间的佳木美卉罢了。佳木美卉对天地毫无实际功用，然而假使大地之内全都被砍伐，变成荒地，满眼只是黄茅白草，又有什么可供观赏的呢？所以绘画的作用，才情丰富的人把它当作无声的诗，喜爱记述的人把它当作没有文字的史，确实是有道理的。至于推究源流、考证品评，将文字与文献结合起来加以记载，唐代以前虽然画家各不相同，但大体都不是后人能够赶上的。此次刻印，姚刺史某实际负责校勘。按照惯例，应当把这篇文字附在书后。《弇山堂别集小序》《弇山堂别集》是什么？是王先生自己编纂的书。为什么称作“别集”？因为其中凡是不合于经术、政体的内容，即使是雕虫小技，也一概不收，所以叫作“别集”。王先生二十岁入朝做官，就喜欢访求朝廷的旧典以及世家阀阅、碑铭玉帛等详细资料，大概三十年如一日。晚年跟随故相徐公，得以完全窥见金匮石室中的收藏，私下也想借着归隐山林的时日，做一番记录龙门、兰台遗响的事业，希望昭代盛事不至于湮没不明。刚想提笔，却被疾病妨碍；后来又自思才力浅薄，第一是不相称。所见的章奏、书信、赋、颂之类，很少有足以汇集的，第二是不相称。若是非稍有不当，流弊将祸及后世，第三是不相称。当时倡导文道的人又说，王先生不要被笔砚役使，以此凿伤性灵；从此他断绝了写作的念头，不再创作。其他有所闻见，偶然写在赫蹏纸上，装入数个瓦器收藏；后来有空闲便取出，编次成册，共九十多卷，带到金陵官署中。刻书人翁生见到后感到惊异，坚持请求付梓。此书流行以后，将来对国史有所补益的，十件中不到两件；供博学老儒、掌故之人取来考证的，十件中不到三件；供宾客幕僚、酒席之间作为谈笑资料的，十件中大概可以得到四件。它的作用不过如此罢了。然而翁生竟想强行把它拿去灾木刊刻，这是为什么呢？可惜我看见你连十分之一的利息也不明白。《艾氏族谱序》艾氏没有其他著名支派，其先祖艾颕在齐国做大夫，食邑在艾地，于是便以邑为氏。后来支派分为两支，一支叫秦，一支叫蜀。蜀这一支又分为六支，其中居住在滑石滩的再分为四支。宋代各地的艾氏多有出仕而成为名卿大夫的，到了明代更加兴盛。有给事中艾广、御史大中丞艾璞、少司马艾希淳、侍御艾朴、左伯艾可久，但都分散居住在各地。楚地平江这一支也多有出仕为州县官员的，直到今天大鸿胪公艾穆兄弟才大为显达。鸿胪公的兄长是万安县令艾科，任官有声誉和实绩。鸿胪公生来俊异，博学而擅长古文辞。他在郎署任职时，正值权相固受宠擅权；父亲服丧期间，大宦官为他在宫中斡旋，使他照常处理政务。鸿胪公奋身与今天的太仆卿沈纯父一同上疏，极力论说此事，在宫门外受杖刑，皮肉剥尽而见骨，出行戍边万里，与死亡相隔不远，但他的气节反而更加旺盛，操守更加坚定。最后权相死去，大宦官被天子驱逐，皇帝表彰召用忠直敢言之士，破格对待他们；唯独鸿胪公迟疑不肯接受。他难进易退的操守，成为士林的模范。此前，鸿胪公曾感叹平江艾氏族人日益增多，却还没有族谱；先祖的事迹日益湮没，后代却日益繁盛，因此想设法整顿排列。恰好万安公曾经写信与侍御艾朴相通，完全得知了先世的详细情况。鸿胪公于是开始编集，完成族谱，共分六部分：一为《谱例》，是全谱的纲要；二为《世系》，从孔大夫开始直到秦、蜀两支都齐备，只是对平江一支记载最详，这是考察核实的依据；三为《大传》，宋代一人，明代二十五人，是传记所能知道的内容；四为《家礼》，用来显示家族规范；五为《族训》，用来敦厚亲睦；六为《撰述》，鸿胪公的奏疏和记述患难的文章都在其中，并附有书信文牍，用来彰明大事。唉，从此天下确实有艾氏了。当鸿胪公抗守节操、冒犯艰难时，起初根本不再知道有自身，哪里还会想到宗族？然而如今无论绅士儒生还是乡野平民，看见姓氏而称说艾氏的人，一定会惊叹道：‘莫非是鸿胪公的族人吗？这是忠贤之族。’从前蜀人薛宗起凭借辞章抗拒魏帝，因而提高了声望，魏帝对他说：‘您大概就是振兴宗族的人吧？’这话本来不是说薛宗起的。像鸿胪公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振兴艾氏宗族的人。当魏代之时，北方有贵姓去斤氏，皇帝特意赐姓为艾，那么艾氏难道也有其他著名支派吗？艾公姑且把这一点记下来。《弇州续稿》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弇州续稿》卷五十五 （明）王世贞撰 ○文部 △集序 《西陵董媛少玉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