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一
皇帝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来,迄于宋终,中间虽历世有久近,而其君之历年亦有长短,要之皆自其为君者何如耳。但传云:『惟周之历世最多,国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于文武之所积累,亦后之继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于先王德泽洽于民心,亦继之以嗣王能尽持盈慎满之道者也。洪惟朕皇祖高皇帝代天复世,重肇中华,建振古无比之功德。朕太宗继述于草创之初,列圣遵承于太定之后,百有六十余载,传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灾害于民。兹来思祖宗创造万艰,惕然悚惧。朕欲长保洪业于无穷,有隆弗替,永宗社万禩之固,保家国千世之传,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适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进尔多士于堂。尔等蕴持既久,王政素闲于怀,可罄所知以告朕,将亲择而勉之。钦哉!」臣对:「臣尝读书至说命,有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是君以保治之道望其臣也。读诗至烝民,有曰:『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是臣以保治之道辅其君也。君不以治道望其臣,是为自圣。自圣者,谓人莫已若,虽有善言无从入矣。臣不以治道辅其君,是为自欺。自欺者,谓吾君不能,虽有善道莫之告矣。此上下交所以为泰,而上下不交所以为否也。否泰之间,寔吉凶消长之机,治乱安危之会也,可不慎哉!不然,则恭默思道如高宗,内修外攘如宣王,皆中兴之令主也。传说虽帝赉之良弼,山甫虽天生之贤佐,其贤与智要非有过于高宗宣王也,而德命之辅阙湏之补者,盖真不自满假,而圣不自圣之心也。盖真知王业之不易保,而欲建久安长治也。策也。钦惟陛下具聪明睿智之德,禀刚徤中正之资,将以启中兴之令图,建无前之伟绩,而」隆亿万载,无强之休于以远迈乎高宗、宣王以上,追三代之隆,而陋汉、唐、宋于不足为者也。微臣何人,而足以赞庙谟、禆国论于万分之一耶?窃观陛下临御以来,凡五策士矣。始之以慎初之道,盖欲体元居正而更化以善治也。继之以纲纪风俗,盖欲通变宜民而绍复乎先王也。继之以王伯之辨,盖欲极深研几而纯心于王道也。继之以知人安民,盖欲养贤及民而绥靖乎中邦也。继之以耕桑蚕织,盖欲利用厚生而父母乎天下也。合而观之,无非所以为持盈慎满之道也。然当时策士之言,陛下亦既梓之为录,布之庶府,传之天下矣。顾皆视为虚文,而未闻采为实用。岂以陛下亲策贤良之士为应故事而巳耶?抑其言皆将顺逊志,祗以铺张洪业,扬厉盛德,而为陛下之所巳行者耶?臣时窃伏草野,每恨芹曝之诚无路上献。乃今举于有司,进于大廷,以奉清问,甚大幸也。使臣复有所回护隐伏而不言,言而徒摭拾三代之遗文,补缉汉、唐、宋之故事,聊以塞责而无适于用,则是臣当可言之会,而以空言罔陛下也。上负吾君,下负吾心。纵天寛地容,不加罪谴,而天下后世其谓臣何?臣伏读圣策,见陛下上嘉三代,下及唐、宋,惓惓于祖宗创业之艰难,列圣守成之不易,而深忧至计,惟欲民之遂生,物之得,所以尽持盈慎满之道。盖兼前是五者之问,欲会而通之以观厥成也。此实所以造万世之福也。岂惟一代之民物受其赐而巳哉?然臣窃虑陛下有是念也,而不能底是绩也;为是言也,而不能励是行也。兹欲励行以底绩,岂有他哉?亦唯陛下推是心与是言,以达之政焉耳。臣愚反复圣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来,迄于宋终,中间虽历世有久近,而其君之历年亦有长短。要之皆自其为君者何如耳。”是陛下之所以鉴于古昔者,固自探其本矣。既而曰:洪惟朕皇祖高皇帝,代天复世,重肇中华,建振古无比之功德。朕太宗继述于草创之初,列圣遵承于太定之后。是陛下之所以法乎祖宗者,又自得其要矣。乃复诏臣等,罄所知以告,是诚大舜好察迩言之心,先王询于蒭荛之意也。臣敢不稽经援史,而为明切时务之论,以复明诏乎?臣闻之,《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是先王之政,惟在于民也。又曰:「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是祖宗之意,亦惟在于民也。然保民之道安在哉?亦曰尽教养之道焉耳矣。但教养之文具易设,而教养之要道实有未易尽者。臣请得为陛下言之。夫古今之言养与教者,夫孰不曰:「制田里而教树畜也,设学校而明礼义也。」然田里何以制?树畜何以教?
译皇帝制书说:‘我想,自三代之初直到宋朝灭亡,其间各朝国运虽然有长有短,各朝君主在位年数也有长有短,但总的说来,都取决于做君主的究竟如何。只是传记说:“只有周朝历世最多,国运长久。”然而周朝所以享有长久国运,是因为文王、武王积累的功德,也因为后来的继承者能够保持它。上至夏、商,下至唐、宋,也都是这样:全都以先王德泽深厚、普及民心为基础,又由后继的君王能够尽力奉行持盈慎满之道来延续。恭敬地想,我的皇祖高皇帝奉天之命复兴天下,重新开创中华,建立了自古以来无可比拟的功德。我太宗在创业初期继承并发扬先业,列圣在天下大定以后遵循承继,经过一百六十多年,传到了今天。我以宗室支派之身,正值年幼蒙昧之时,入继祖位,年幼软弱而又无才,多次给百姓招来灾害。近来想到祖宗创业的万般艰难,内心惊惧不安。我想要永远保持宏大的基业,使它隆盛不衰,永远巩固宗社万代的根本,保证家国传承千世,使百姓能够顺遂地生活,万物能够各得其所。像以上这些良法要道,都是我心中所仰慕的;我思考着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所以召见你们这些多士到殿堂来。’ 你们积蓄学问已经很久,王政之道一向熟记于心,应当把所知道的全部告诉我,我将亲自选择并勉励实行。敬慎对待吧!’臣回答说:‘臣曾读《尚书》读到《说命》,其中说:“早晚都要进献教诲,以辅佐君王的德行。”这是君主以保国治民的道理来期望臣下。读《诗经》读到《烝民》,其中说:“君王的职事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这是臣下用保国治民的道理来辅佐君主。君主不以治国之道要求臣下,就是自以为圣明。自以为圣明的人,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即使有好的言论也无法进到他耳中。臣下不以治国之道辅佐君主,就是自欺。自欺的人,认为自己的君主做不到,即使有好的治国方法也不告诉他。这就是上下相交所以成为泰卦,而上下不相交所以成为否卦的原因。否、泰之间,正是吉凶消长的关键、治乱安危的关头,怎能不慎重呢!否则,像高宗那样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像宣王那样内修政治、外御夷狄,都是中兴的贤明君主。傅说虽然是上天赐给高宗的良辅,仲山甫虽然是上天生出的贤佐,但他们的贤能和智慧,实在并没有超过高宗、宣王;而所以能够成为德命的辅佐、弥补君王缺失,大概在于他们真正不自满、不自以为圣的心态。因为他们真正知道王业不容易保持,所以想要建立长久安定的政治。’ 这就是臣的策论。恭敬地想,陛下具备聪明睿智的德性,禀受刚健中正的资质,将要开启中兴的宏伟规划,建立前所未有的伟大功绩,使亿万年隆盛不衰的美好事业远远超过高宗、宣王之上,追及三代的盛隆,使汉、唐、宋都显得不足称道。微臣是什么人,哪里足以对宗庙谋略和国家政论有所补益于万分之一呢?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已经五次策问士人。第一次以慎始之道为题,大概是想体察天道、居守正道,通过更化来实现善治;接着以纲纪风俗为题,大概是想通权达变、适宜百姓,继承恢复先王之政;又以王道与霸道的辨析为题,大概是想深入探究事理,专心实行王道;又以知人安民为题,大概是想养育贤才、惠及百姓,使中原安定;又以耕种桑树、养蚕纺织为题,大概是想使物资得到利用、百姓生活富足,像父母一样养育天下。合起来看,无非都是奉行持盈慎满之道。然而,当时策士的言论,陛下已经刊刻成书,颁布到各府,传布天下了。只是全都被看作空文,却没有听说采纳为实际用途。难道陛下亲自策问贤良之士,只是为了应付旧例而已吗?还是因为他们的言论都只是顺从圣意,只用来铺陈宏业、彰显盛德,所说的又都是陛下已经实行的事情呢?臣当时隐居草野之间,常常遗憾自己想以微薄诚意报效朝廷,却没有进献的途径。如今被有关官署举荐,进入朝廷,在大廷之上接受清问,这是极大的幸运。假使臣又有所回避隐瞒而不说,或者说了却只是拾取三代遗文、补缀汉、唐、宋的旧事,姑且用来塞责而不切合实用,那么这就是臣本来可以进言的机会,却用空话欺骗陛下。上对不起君主,下对不起自己的内心。即使上天宽容、大地包容,不加罪谴,天下后世又会怎样评价臣呢?臣恭读圣策,看见陛下上溯三代,下及唐、宋,深切地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列圣守成的不易,深思远虑,只希望百姓能够顺遂生活、万物各得其所,以完全实行持盈慎满之道。这大概是把前面五次策问合并起来,想要融会贯通,以观察它们的成效。这实在是为万世造福,难道只是当代百姓和万物得到恩惠而已吗?但臣私下担心,陛下虽然有这种念头,却不能取得这样的功绩;虽然说出这样的话,却不能勉励自己实行。如今想要勉励实行以取得功绩,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也只是希望陛下把这种心意和这些言语推行到政事中罢了。臣愚昧,反复诵读圣制,其中说:‘我想,自三代之初直到宋朝灭亡,其间各朝历世有长有短,各朝君主在位年数也有长有短。’ ‘总的说来,都取决于做君主的究竟如何。’这说明陛下从古代吸取鉴戒,本来已经探究到根本了。接着又说:‘恭敬地想,我的皇祖高皇帝奉天之命复兴天下,重新开创中华,建立自古以来无可比拟的功德;我太宗在创业初期继承并发扬先业,列圣在天下大定以后遵循承继。’这说明陛下效法祖宗,又已经掌握了要旨。如今又诏令臣等把所知道的全部告诉您,这实在是大舜喜欢详察近臣浅近言语的心意,也是先王向樵夫询问意见的意思。臣怎敢不考察经书、援引史实,作出明确切实的时务之论,来答复圣明的诏令呢?臣听说,《尚书》说:‘德行就在于实行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这是先王的政事,根本就在百姓。《尚书》又说:‘希望王的子孙后代,永远保有百姓。’这是祖宗的心意,也只在于百姓。然而保全百姓的方法在哪里呢?也不过是尽力实行教化和养育的道理罢了。只是教养的制度容易设置,而教养的关键道理却确实不容易完全做到。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古今谈论养民和教民的人,谁不会说:‘制定田里制度,教导百姓种植、畜牧;设置学校,阐明礼义。’然而田里制度怎样制定?种植畜牧怎样教导?
学校何以设?礼义何以明?则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况乎与世剂量之道,随时变通之宜,又有不可以执一论者。盖享国长久,莫如三代。而三代之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民以授田。井十则为通,通十则为成。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工,尊君亲上,然后兴学而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服诗书礼乐之教,遵命乡论秀之规。而其所以教养乎斯民者,固至详至备,而尽善尽美矣。此其所以德洽化流,治隆俗美,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迨夫井田既废之后,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贫富不均,风俗薄恶。汉、唐以降,识治体者咸慨古法之善,而时异势殊,卒无可复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议,有均田之制,有口分、世业之法,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为法虽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可以暂而不可以常也。民不遂生,物不得所,而先王之治所以卒不可复者,皆职此之故也。臣惟陛下以天纵之圣,应中兴之运,丕阐化猷,增饬仪矩。制礼作乐,崇道右文,籍田蚕室之礼,咸事举行;郊庙神祗之祀,无不稽订,迩复议定。庙制,命所司择日兴工。其诸因仍苟且之制,背礼不经之训,一洗其陋,而千百年之旷典,至是复覩其盛矣。凡我臣民,莫不仰大圣人之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但仪章虽备,具治道虽黼黻,而畿甸要荒之间,穷檐蔀屋之下,民之不聊生也,亦甚矣。蒙袂辑屦之状,琐尾流离之形,使有能为郑侠者,图以上献,则陛下不忍人之心,亦岂得晏然而巳乎?昔人论享国长久,而本之于仁礼,谓后有携贰者,思先王之仁而不忍,畏先王之礼而不敢,其言诚是也。自今日之时与势言之,则仁民之政,殆尤急于礼焉。盖君之于民也,犹父之于子也。慈父之教其子,必示之以家礼,而欲其周旋观法,习熟仪节,以世其家,斯固诏燕之道也。然生业不周,而不能衣食其子,饥寒切身,廉耻将丧,则亦将视父之所示者为虚文矣,安望其能从父之教乎?今之民皆饥寒之民,而礼义无可修之暇者也。臣恐其于陛下之礼文,未必其能释然于心也。昔汉文帝之时,贾谊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而帝则谦让未遑。臣始读汉史至此,未尝不谓文帝之因陋就简,而惜贾谊之说之不售也。及反复思之,乃知文帝当高帝战争之后,惠帝昏弱之余,天下嗷嗷新出汤火,若遽事礼文,则生息休养之意,或未能专,而民农为之重困,此其意盖有在也。卒至蓄积岁增,户口蕃息,天下殷富,粟陈贯朽,鸡鸣犬吠,烟火万里,断狱数百,几致刑措,而致治之美,庶几成康矣。不然,则谊固英杰之才,所言皆卓越之见,而文帝岂弃才之主,周勃、陈平又岂蔽贤之相耶?使谊尝历试艰难,亦必自悔其说之早,而用之晚岁,其见必周,不意遽亡弗复登用,而汉之礼乐终袭秦陋,是则为可惜也。今陛下忧民之心不为不切,养民之政不为不行,而持盈慎满之念不为不至。而臣敢复有辞者,愿陛下于本末先后之间加之意而巳文帝后世之君,而所行亦非纯王之道,固不足法。但其一时之见,亦有合于圣贤之旨。孔子见卫民之庶,必曰“富而后教”。孟轲陈王道于齐梁,欲其谨庠序之教,而必以制民之产先之。是皆以仁民为先,而植夫礼让之本也。臣愿陛下于退朝独处之际,深宫静一之中,试思今日之天下为富足耶?为困穷耶?若以为富足也,则饱暖者不一二,而饥寒者常千百,杼柚其空,室如悬磬,而冻馁流离之惨,陛下曩时亦自形之制策矣。若以为困穷也,陛下何忍赤子之至于斯而不一为之所耶?然臣所望于陛下者,非欲家赐谷粟以食之,而人给布帛以衣之也。非欲生今而反古之道也。非敢为迂阔难行之说而扰天下也。亦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得夫与世剂量之道,因时通变之宜,不拘拘于陈迹,而不失先王之意,使天下帖然于相生相养之域耳。盖民之所以不聊生者,皆起于不均之横征,豪右之兼并,而无常生之业也。先是奉对之臣,亦尝有以是策献者矣。但其说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无以感悟陛下之听焉。臣请得而续陈之。夫民常生之业在田,而田无限制,则兼并之患不息。兹欲限之,则亦未免亟夺富人之田,若之何而后可哉?必也因其巳然之俗而立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庶几可乎?请断以一年为限,如自今年四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虽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唯自今年四月以后,一丁惟许占田一顷,余数不过五十亩。
译学校怎样设置?礼义怎样阐明?这些就不是普通人所能了解的了。何况根据世代情势斟酌制度、随时变通的适宜做法,也有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的地方。享国长久的,没有比得上三代的。三代时,依据土地大小制定城邑规模,测量土地来安置居民,根据百姓数量授予田地。井田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没有荒废的土地,也没有游荡的百姓;饮食有节制,做事合时令,百姓都安居乐业,乐于做事、勉励工作,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然后兴办学校;从王宫、国都直到闾巷,没有不接受《诗》《书》《礼》《乐》教育的,并遵循乡里评选秀才的制度。他们用来教养这些百姓的方法,本来就极其详细完备,达到了尽善尽美。这就是他们德泽普及、教化流行、政治兴隆、风俗美善,而后世无法赶上的原因。等到井田制度废除以后,田地不再属于官府而属于百姓,因此贫富不均,风俗变得浅薄恶劣。汉、唐以来,懂得治国体要的人都感叹古法的优良,但由于时代不同、形势改变,最终没有能够恢复的道理。于是有了限制田地数量的主张,有了均田制度,有了口分田、世业田的办法,但有的只是议论而没有实行,有的实行了却不能长久。为什么呢?这些制度虽然各有可取之处,却免不了违背人情、不适合地方风俗,只能暂时实行而不能作为常法。百姓不能顺遂生活,万物不能各得其所,而先王的治理最终不能恢复,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臣想到陛下以天纵之圣资,适逢中兴的时运,大力阐明教化方略,增修整饬礼仪法度;制定礼制、创作乐章,尊崇道术、重视文教,籍田、蚕室的礼仪都举行了;郊祀、宗庙以及神祇的祭祀,无不考察订正,近来又重新议定庙制,命有关部门择日开工。那些因循苟且的制度、违背礼制而不合经典的训令,全都洗刷其鄙陋;千百年来废置的典礼,到这时又重新显现盛况。所有臣民无不仰望大圣人的作为,认为远远超出寻常。但是,仪式文饰虽然完备,治理之道的各种设施虽然华美,而京畿和边远地区、穷困人家的破屋之中,百姓不能聊以生存的状况也非常严重。蒙着衣袖、拖着破鞋的样子,困顿流离、狼狈不堪的情形,假如有一个像郑侠那样的人,把这些画图进献给陛下,那么陛下不忍百姓受苦的仁心,难道还能安然自处吗?古人谈论享国长久,根本归结于仁和礼,说后世如果有离心背叛的人,想到先王的仁德就不忍背叛,畏惧先王的礼法就不敢背叛,这话确实正确。若从今天的时势来说,仁爱百姓的政务,大概尤其急迫于礼制。因为君主对于百姓,就像父亲对于儿子一样。慈爱的父亲教导儿子,一定会把家族礼法展示给他,希望他进退周旋、观察法则,熟悉礼节,以继承家业;这固然是教导子弟的道理。然而如果生计不足,不能供给儿子的衣食,饥寒逼身,廉耻将要丧失,那么他也会把父亲所展示的礼法看成空文,哪里还会希望他遵从父亲的教导呢?如今的百姓都是饥寒交迫的百姓,没有空闲修习礼义。臣恐怕他们对于陛下的礼制文章,未必能在心中真正接受。过去汉文帝时,贾谊请求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文帝却谦让说尚未有闲暇。臣起初读《汉书》到这里,没有不认为文帝因循简陋、又惋惜贾谊的主张未被采纳的。后来反复思考,才知道文帝处在高帝战争之后、惠帝昏弱之后,天下百姓刚从汤火中出来,嗷嗷待哺;如果骤然办理礼制文教,那么休养生息的意图或许不能专一,百姓和农民反而会更加困苦,这其中大概是有道理的。最终积蓄逐年增加,户口繁衍,天下富足,粮仓充实、钱串腐朽,鸡鸣狗吠相闻,烟火绵延万里,所判案件只有几百件,几乎达到了刑罚不用的境地,治理的美盛,大概接近成王、康王时期了。否则,贾谊固然是英杰之才,所说都是卓越见解,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周勃、陈平又难道是埋没贤能的宰相吗?假使贾谊曾经经历过这些艰难,他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主张提出得太早;如果在晚年采用,他的见识一定会更加周全。可惜他突然去世,再没有被任用,而汉朝的礼乐最终仍沿袭秦朝的鄙陋,这才是值得惋惜的。如今陛下忧虑百姓的心意不可谓不急切,养育百姓的政令不可谓没有实行,持盈慎满的思虑也不可谓不周到。臣还敢有话要说,只希望陛下在根本与枝末、先后次序之间再加以考虑罢了。文帝是后世君主,所作所为也不是纯粹的王道,本来不足以效法;但他一时的见解,也有合于圣贤旨意的地方。孔子看见卫国人口众多,必定说‘先使百姓富裕,然后教化他们’。孟轲向齐、梁君主陈说王道,希望他们谨慎办理学校教育,却一定先从制定百姓的产业说起。这些都是把仁爱百姓放在首位,以此培植礼让的根本。臣希望陛下在退朝独处、深宫清静之时,试着想一想,如今天下究竟是富足,还是困穷?如果认为富足,那么能够吃饱穿暖的不过十之一二,而饥寒交迫的常有千百;织机空置,家中空虚得像悬挂着的磬,冻馁流离的惨状,陛下先前也已经在策文中亲自描绘过了。如果认为困穷,陛下怎么忍心让自己的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却不为他们设法解决呢?然而臣对陛下的希望,并不是要逐家赏赐粮食来养活百姓,也不是要人人供应布帛给他们穿;不是要让今世返回古代的道路;也不敢提出迂阔难行的主张来扰乱天下。只是希望顺应百姓所能获利的事情来使他们获利,找到与世情相称的办法,顺应时势而变通,不拘泥于陈旧的事迹,却不失先王的本意,使天下安定地处于彼此生养的境地罢了。百姓之所以不能安生,都是由于不公平的横征、豪强兼并,以及没有固定生计造成的。此前回答策问的臣子,也曾有人把这些作为对策献上,只是他的论说条理没有说完,纲领也没有贯通,无法使陛下听后受到启发。请允许臣接着陈述。百姓固定的生计在于田地,而田地没有限制,兼并的祸患就不会停止。如今想要限制田地,也难免要急忙夺取富人的田地,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一定要顺应已经形成的习俗,建立限制未来的制度;不追究过去的事情,只限制将来,或许才可以。请以一年为期限断定:比如今年四月以前,百姓家中所有的田地,即使多到百顷,官府也不追问;只有从今年四月以后,每一丁只准占有田一顷,其余不得超过五十亩。
于是以丁配田,因而定为差役之法。丁多田少,听许买足其数。丁田相当,则不许再买,买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未立限之前不复追咎,自立限以后,惟许其鬻卖,有增置者并削其所有,立为一定之限,以为一代之制。行之数十年,富者限于制而不复买田,兴废无常,未免鬻产,则田直日贱,而民产自均。虽井田之制不可复,而兼并之患日以消矣。成化中,大学士丘浚尝有此议,而田宅踰制,亦祖宗朝之所禁者,正陛下今日所当加意而着之令者也。且不刑一人,不扰一民,下方尺之纸,而天下晏然自服。陛下何靳而不为此耶?若乃奢侈成风,靡丽成俗,则又不可不严为禁革。王制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而圭璧金章、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此不惟可以见先王之世上下有章,而且以节民之财也。今天下则庶人得为帝服,倡优得为后饰,富民墙屋被文绣,庶人孽妾缘其履,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甚至家无担石而所食者常珍,囊无余赀而所衣者纨绮,风俗至此,盖有不啻如贾谊之所谓长太息者矣。及夫冗员也,冗兵也,冗费也,三者日积而月甚,升斗之给尽出民力,尺寸以上悉仰县官。所谓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者,盖有不啻如苏轼之所忧者矣。乃若贪贿之徒,求进之辈,其在京师而近于陛下之耳目者,固巳洞察,臣不得而深言之矣。乃若守令,最为亲民,而民之休戚所系尤重,其间贤者不一二,而不贤者常什伯,或计取以肥家,或贿权以要宠,莫非浚民之膏血以自润也。天地所生财货止有此数,而耗蠹若此,则民之伐桑枣、鬻鸡豚、捐子女以应上官之求,亦势之所必至耳。夫民生有欲,不能自遂,则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汨天地之精,郁而为沴厉,荡而为氛祲,此其感召之机有必然者。民何以遂生,而物何以适所也?陛下策臣曰:“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灾害于民。”夫陛下之言及此,禹汤罪已之言也,天下民物之福也。陛下果能以此忧勤之心而布为忧勤之政,阜民之财,节财之费,既如臣前所陈矣。而又于九庙落成之日,祖宗妥灵之余,一意休养,弗事土木,省刑罚,薄税敛,恤茕独,雪冤抑,戮贪酷,进忠良,释逋负,绥携贰,问民疾苦,布德行惠,使夫困者苏,踣者起,蒙袂辑屦者完好而充悦,流离琐尾者还定而安集,则天心克享,协气自应,庶灵毕至,百嘉鬯遂,天地清宁,郊庙歆享,华渚流虹,前星耀彩,九河顺适,三垂晏然,不惟礼文具备,将见中声可复,而大雅之久沉者亦可作矣。由是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而唐虞三代之后再见我明天子也。宗社万禩之固,家国千世之传,将自与天无极矣。其所以致之之由,陛下固自得之,而臣既巳略述之矣。陛下能不重念之哉?昔汉匡衡当元帝之时,有言曰:「聪明果断者戒于太察,温良慈厚者戒于无断。」宋司马光当神宗时,有言曰:「仁明武君人之三德,而仁为最要。」二臣虽槩举之,实各讽其君之所不足也。臣至愚极陋,固非二臣之比,而区区芹曝之诚,则寔愿陛下有以垂鉴之也。虽然,臣之所言皆涉于事者也,而其原则在陛下之一心而巳昔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仲虺之告成汤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吕望之陈于武王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成王则曰:「单厥心。」康王则曰:「循大卞。」高宗则曰:「咸有一德。」宣王则曰:「兢兢业业。」其所以正此心而清出治之原者,皆在陛下之能自得师也。若夫汉唐宋之君,其间虽不无可称者,然皆不免于杂伯杂夷,非臣之所以望于陛下者也。倘陛下不以臣言为迂,留神省览,俯赐采纳,则天下幸甚。臣草莽之人,不识忌讳,干冐宸严,无任陨越之至。臣谨对。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一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
疏 表
◆疏
乞恩改除教职疏
乞恩改除教职第二疏
代费钟石荐唐渔石疏稿
乞休致疏
代南九卿贺擒夷酋疏
代本堂宋公谢改兵部尚书疏
○乞恩改除教职疏
译于是按照丁口配给田地,进而制定差役制度。丁多田少的,允许买田补足数额;丁口与田地相当的,不许再买,若买了就没收入官。丁少田多的,在限制制度建立以前不再追究;自建立限制以后,只允许出售,多置田地的连同原有田地一并削减,确定一个固定限额,作为一代的制度。实行几十年,富人受到制度限制而不再买田,家业兴衰无常,难免出售产业,于是田价一天天降低,百姓的产业自然均衡。井田制度虽然不能恢复,兼并的祸患却会逐日消除。成化年间,大学士丘浚曾提出过这一主张;田宅超过制度规定,也是祖宗朝所禁止的,正是陛下今日应当重视并明文制定法令的事情。况且不用刑罚一个人,不扰乱一个百姓,只下发一张小小的纸令,天下就会安然自行服从。陛下为什么吝惜而不实行呢?至于奢侈成为风气、华靡成为习俗,则又不能不严加禁止革除。先王制定制度,禁止淫靡的音乐、奇异的服装、奇巧的技艺和器物来惑乱众人;又规定圭璧、金章、锦绣纹饰、珠玉制品不得在市场上出售。这不但可以显示先王时代上下尊卑有章法,也可以节制百姓的财用。如今天下却是平民可以穿帝王的服饰,倡优可以作皇后的装饰;富民的墙屋披着文绣,平民的姬妾用鞋带装饰脚面;百人制作的东西不能供一人穿用,一人耕种却有十人聚集来吃,甚至家中没有一担粮食,吃的却是珍馐美味;钱袋里没有余财,穿的却是绫罗绸缎。风俗到了这个地步,大概远不止贾谊所谓令人长叹息的程度了。至于冗员、冗兵、冗费三者,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一升一斗的供给全都出自民力,丝毫以上的费用都要仰赖官府。所谓没有益处的费用、名目很重而实际作用很小的事情,大概远不止苏轼所忧虑的程度。至于贪赃受贿之徒、谋求升进之辈,那些在京师、接近陛下耳目的,陛下本来已经洞察,臣不便深入陈说。至于守令,他们最接近百姓,而百姓的休戚所系尤其重大;其中贤能的不过一二人,不贤的却常有十倍百倍。有的谋划搜刮来肥厚自己的家产,有的贿赂权贵来求取宠幸,无不榨取百姓的膏血来滋润自己。天地所生的财货只有这么多,损耗蛀蚀却如此严重,那么百姓砍伐桑树枣树、卖掉鸡猪、牺牲子女来满足上官的要求,也必然会成为势所难免的结果。百姓生活有欲求却不能自行满足,就会以愁苦之气冲击阴阳的和气,扰乱天地的精气,郁积而成为灾厉,激荡而成为凶恶之气;这种感应招致灾异的机制,是必然如此的。百姓怎样才能顺遂生活,万物怎样才能各得其所呢?陛下在策问臣时说:‘我以宗室支派之身,正值年幼蒙昧之时,入继祖位,年幼无才,多次给百姓招来灾害。’陛下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正是大禹、商汤自责的言语,也是天下百姓万物的福气。陛下果真能以这种忧勤之心推行忧勤之政,增加百姓的财富,节省财用,像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又在九庙落成之日、祖宗神灵安妥之后,一心休养生息,不再兴办土木,减少刑罚,减轻赋税,体恤孤苦无依的人,洗雪冤屈压抑,诛戮贪婪残酷之徒,进用忠良,释放拖欠赋税债务的人,安抚离心者,询问民间疾苦,施布德政恩惠,使困苦者复苏,跌倒者站起;使蒙着衣袖、拖着破鞋的人恢复完整而充实欢悦,使流离困顿的人回归安定、聚集生活,那么上天的心意就能得到享受,和顺之气自然应合,众多神灵全都降临,各种美善之事畅达完成;天地清明安宁,郊祀宗庙得到神灵享用,华渚流虹,前星焕发光彩,九河顺畅,三方边境安宁。不但礼制文饰完备,还将看见中和之乐可以恢复,久已沉寂的大雅之乐也可以兴起。由此,大礼将与天地同节,大乐将与天地同和,唐、虞、三代之后,又将出现我大明的天子。宗社万代的稳固、家国千世的传承,将自然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取得这些成效的原因,陛下本来自己已经知道,臣也已经大略陈述了。陛下难道不能再三重视思考吗?过去汉代匡衡在元帝时说过:‘聪明果断的君主要戒备过于明察,温良慈厚的君主要戒备缺乏决断。’ 宋代司马光在神宗时说过:‘仁、明、武是君主的三种德性,而仁最为重要。’这两位臣子虽然概括地提出这些话,实际上各自在讽谏君主所不足的地方。臣极其愚昧浅陋,当然不能同这两位臣子相比;但这点微薄的葵藿向日之诚,实在希望陛下能够垂鉴。虽然如此,臣所说的都是具体事务,而它们的根本只在陛下的一心罢了。昔日舜把帝位传给禹时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把握中正之道。’仲虺告诫成汤说:‘用义来裁制事务,用礼来约束内心。’吕望向武王陈说:‘敬胜过怠惰就吉祥,怠惰胜过敬慎就灭亡;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义就凶险。’成王说:‘竭尽他的心力。’康王说:‘遵循大道。’高宗说:‘都要保持一德。’宣王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他们用来端正内心、澄清施政治理根源的方法,都在于陛下能够自己找到老师。至于汉、唐、宋的君主,其中虽然不乏可以称道之处,但都免不了杂用霸道、杂用夷狄之术,这不是臣对陛下的期望。倘若陛下不认为臣的言论迂阔,留心省察阅览,俯允采纳,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是草野之人,不懂宫禁忌讳,冒犯皇帝威严,实在惶恐至极。臣谨此答复。《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一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 疏、表 ◆疏 乞求恩准改任教职疏 第二次乞求恩准改任教职疏 代费钟石荐举唐渔石的疏稿 乞求退休疏 代南九卿庆贺擒获夷族首领疏 代本堂宋公谢改任兵部尚书疏 ○乞求恩准改任教职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