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三

译古代的学者，知道就是实行，做事就是学习；今天的学者，把实行和知识分开，只谈知识，把做事排除在学习之外。一念之间都不敢宽恕自己，这才可以称为修养；一句话都不敢苟且顺从，这才可以称为正直；一丝一毫都不敢玷污自己，这才可以称为廉洁。牛小时候被套上笼头，长大就可以驾车；树木在芽时栽种，长成后就可以做明堂的栋梁。关键在于，难道不应当慎重开始吗？气，是用来运行天地万物的。有清气，就有浊气；有厚，就有薄。到了穷尽之处就会变化，变化了就能通达。所以一治一乱，都不是一天积累形成的。驾驭气的，是道；能够胜过天的，是人；能够辅助造化的，是人的本性。圣人制定命令，贤者安然接受，不肖者却违背它。君子积累德行却处在困穷之中，坚守道义却招来毁谤。这是命，也是性。对于命，就顺从地接受上天安排；对于性，就要求自己成就它。人的心容易充实而难以虚静，人的气容易张扬而难以抑制；能够虚静并抑制它，在求道方面就已经接近了。失去本心的话，荒诞而放肆，是因为没有约束；懈怠于实行的话，轻易而虚妄，是因为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圣人完整把握道并建立教训，所以简明而专一；各位儒者模拟言辞而议论道，所以繁杂而分歧。几微，是君子所谨慎对待的。能够审察几微的是贤者，能够看见几微的是圣人，能够知晓几微的是神明。不知道事物的几微，不足以和他谈有所作为；不知道根本，不足以和他谈实际功用。拘守一节的人，难以同他谈中庸之道；喜欢名声的人，难以同他谈切实的事情。人不能违背的是时势，不能离开的是道。时势有升有降，阴阳变化已经完全说明了它。道没有固定的所在，鸢飞鱼跃已经显现了它。通晓昼夜、穷通、得失，便知道这些都不由自己掌握；考察深渊之鱼、体用、显微，便知道这些都不在外物本身。走路缓慢、说话徐缓，不能马上称为有德；文章精工、书法擅长，也不能马上称为有才。周文王仰望大道而未能看见，是因为不自满自足，他的心是虚的；颜回看见大道卓然在前，是因为已经竭尽自己的才能，他的心是实的。又说：虚与实，最终是相同的。人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也是天地寄托给人的形体。看见天地与自己并不遥远，想到父母就在身边，那么心就常存而身体也有主宰了。万物的道理都具备于我，不可以把外物看成不是我。然而一旦执着于自我，就有私心；万般道理都具备于心，不可以把心看成与外物无关。然而一旦拘滞于外物，就会受到阻碍。天道运行刚健，于是日月悬挂而不坠；地道运行顺承，于是河海震动而不泄；人的行为真诚，于是具备万物之理而没有遗漏。五纪明白，阴阳便形成天象，天道因此建立；四维显现，刚柔便形成物质，地道因此建立；五典端正，仁义便形成德行，人道因此建立。圣人建立天命之理，其次树立义理，最低一层则沉溺于世俗。广博地学习、简约地遵守礼，是孔子的学问；用“一以贯之”就可以概括。明辨言辞、涵养气，是孟子的学问；用“四端”就可以概括。把四端扩充开来，四端也就是一以贯之的道理。君子向天学习以敦厚仁德，向地学习以精研义理，在天地之间学习以顺应时令，所以能够事奉上位者，能够役使下位者，能够知晓显明之理，也能够知晓幽微之理。清气产生浊气，虚产生实，一产生数，大产生细。志向坚定的人，说话简洁而厚重；志向俭朴的人，说话质朴而真实；志向刚强的人，说话果断而决绝；志向正直的人，说话明白而严厉。求学的人不担心立志不高远，只担心没有足够力量继承和实践它；不担心立言不美善，只担心没有足够力量实行它。精妙地应对感通，取决于德；穷尽显明与幽微，取决于见识；处理事变，取决于才能。真诚，是建立根本；谋划，是确定事情；审察几微，是预先谋图。在一时激扬清誉，在一两件事上激发义气，这还不能算真正把事情做好。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听谈论不如亲眼见到，推测不如亲身经历。阴阳之气，凝聚的成为石，流动的成为水。凝聚而不改变，是诚信；流动而不滞塞，是智慧。孔子厌恶子贡那种坚硬执拗，因为它会闭塞；孟子反对过分激烈，因为它会逆反。诚信建立而又能通达，就不会闭塞；智慧运用而又端正，就不会逆反。诚信贵在能够明辨，固执偏见而废弃全局，过失就在于闭塞；正直贵在能够包容，任凭情意驾驭事物，过失就在于逼迫纠缠；果断贵在能够周详，急于行动而少加顾虑，过失就在于轻率。君子对于道，不凭任性就不能成就，不凭刚健之气就不能达到。自以为是的任性，像任性却并不是真正的任性；意气用事，像有气却反而损害了气。赋予奇特才能的人，受到上天的压抑；怀抱正直畅达操守的人，受到世人的折损。这就是性命的道理，也是造化的权力。明智在静中得到涵养，却在炫耀中丧失；勇气在平和中增长，却因刚愎而受挫。炫耀才能就会招来嫉妒，显露自负的名声就会招致毁谤。由此承担事务，人们会忌恨他的成功；由此总揽权力，人们会忌恨他的专断。内心保持中正以止息外部攻讦，用谦逊来通达众人，大概可以吧？正统学问不能取信于天下，是虚伪之徒败坏了它；大道不能行于天下，是歧途太多扰乱了它。君子不可以没有忍耐。忍住欲望，就不会被外物屈服；忍受困苦，就不会被事情扰乱；忍受挫折，就不会被形势折断；忍受穷困，就不会苟且求进。所以说：“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 两个人同心，力量可以切断金属；朋友聚在一起，正是快乐的原因。如果面对面却各有不同，那么这种相聚又有什么可贵呢？笔直的树木最先被砍伐，完整的璧玉反而受到怀疑；抱持愚拙的本性，触犯世俗的忌讳，想求得一时安稳，就困难了。知道适可而止、能够退让，或许可以免除祸患吧？卦画，是象；遇到卦画所对应的情形，是变；“潜龙勿用”，是卦辞；运用卦辞来判断，是占。这层意义如果不明白，牵强附会就会无所不至。《尚书》记载帝王，《春秋》记载诸侯霸主。君王的地位下降而成为霸主，德行下降而依靠武力，礼义下降而依靠政令，天下因此多灾多难。古代做老师的，以真诚教导弟子，也以真诚求学；如今做老师和弟子的，只是互相欺骗罢了。想要借此扬名并诱取利益，难道不是迷惑吗？不喜欢名声的人，也不喜欢利益；喜欢名声的人，是特别喜欢利益的人。一个念头虽然极其微小，上天也一定会感应。何况积累德行而芳香远播的人呢？崔子曾说：“续作经书，为什么流传如此困难而湮没如此容易呢？是因为知晓它的人少而获罪的人多吗？自魏晋以来，难道是上天已经闭塞了大道吗？” 时代一改变，习俗就随之变化；贤者一出现，议论就焕然一新。一定要以孔仲尼为准则来裁断，这才可以成为确定不变的法则吧？人不自我尊重，就会招来侮辱；不自我奋强，就会招来羞辱。即使自重自强，仍然遭受侮辱羞辱，那就是无妄之灾了。所谓中庸，就是只有合乎中道才称为庸常。超过中道的，不是中庸。庸，有时也可能不合乎中道吗？有时是因为做得不够。《易》终结于《未济》，难道这表示天道没有穷尽吗？《书》终结于《秦誓》，难道这表示气运将要变化吗？《诗》终结于《商颂》，难道这表示文教的弊病将重新归于质朴吗？《春秋》终结于获麟，难道这表示王道可以长久吗？

译通达天命，叫作德；推衍而使它贯通，叫作道；把它举用并施行，使百姓得到适宜，叫作功；裁制各有不同而制度归于一致，叫作教。内心是小人，外表却装作君子；名义上正确而实际并非如此，这难道是天下的大害吗？有人问：“舜有四只耳朵、四只眼睛，是真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把四方百姓的耳目当作自己的耳目，因此没有什么听不到、看不到的，这就叫四耳四目。”禹有九只手、九只脚，是真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把九州岛百姓的手脚当作自己的手脚，因此不用行走就能到达，不加快速度也能迅速到达，这就叫九手九足。” 没有实际而只有名声，是盗窃；实际很少而名声很大，是侥幸。孔子愿意以驾车者的身份求取名声，而天下后世却称他为圣人，这是因为他确实有真实的德行。经，是律令的根本；律，是经义的推行。以经来运用律，就不会废弃道；以律来实行经，便都是良法。那些熟悉法律的人，常常抛弃经义，认为它腐朽；专门研究经义的人，往往轻视法律，认为它是世俗之物。他们大概真是太不肯思考了。有人问：义和命有不同之处吗？回答说：“孔子得到它，还是没有得到它？回答：这是命。这个命，也是义。纣王说：‘我的出生难道不是有天命在上天吗？’这也是命，却不是义。” 广泛施舍，是把施舍广泛地施行；救济众人，是使众人得到救济。所以说：广泛施舍并不难，使众人得到救济才困难。诗有五种作用：陈述风俗而不鄙俗，列举政事而彰明义理，穷尽幽深而不隐晦，赞美善行而不谄媚，讥刺恶行而不发怒。用在宫室之中，美好的教化就会流行；用在乡党之间，亲情和睦就会形成；施行于朝廷，纲纪就会建立；施行于军旅，威武就会振作；施行于郊庙，神鬼就会来临。这才是诗，只有君子才能举用它。诗用来表达志向，所以虞舜的朝廷昌盛；诗用来炫耀辞藻，所以六朝由此衰落。能干的人招来嫉妒，是因为积累显露；正直的人招来怨恨，是因为自我招致。君子有才能却不据为己有，正直却不自居其功，这才得到诗的正道。势力和利益存在于人心，有时会消散；天理存在于人心，却没有任何时候会泯灭。人的一颗心，本来是与天相通的。有时被巧言侵入，有时被正直之言触动，于是改变了正常本性，不能辨别是非了。华园徐子和薛子在西湖之上讨论《易》。薛子说：“秦始皇焚烧书籍，难道祸根起于伏羲的一画吗？”徐子怅然说：“您的话，恐怕是有所感触吧？并不过分。” 君子把得失、穷通置之度外，因此无时无刻不能自得；小人把得失、穷通放在心上，因此无时无刻不担心失去。孔子认为《易》的道理尚未明白，于是从门户的开合取义，来启发指示学者。门户闭合和开启，称为乾坤；一闭一开，往来不穷，称为变通。显现形状，称为象；器物制成而可以使用，称为法；能够发挥功用，称为神。神、法、象器、变通、乾坤，追究到底是一个道理。君子不懂《国风》，不足以成就风俗；不懂《雅》，不足以建立政事；不懂《颂》，不足以敦厚教化。有人问：“江淹、鲍照、徐陵、庾信、应玚、刘桢、沈约、宋之问、二陆、三谢，可以称为诗吗？”回答说：“这是乱世的作品。他们的辞藻艳丽，声调浮薄；政事离散，百姓流离，已经无法遏止。”又问：“曹植、王粲，难道差不多是在涂饰这些人的耳目吗？不看也可以。”又问：“李白、杜甫，难道还有可以取法的地方吗？”回答说：“接近史书。”又问：“那么删定《诗经》以后，果真就没有诗了吗？”回答说：“楚国有屈原，汉代有苏武、梁鸿、诸葛亮，晋代有陶潜，唐代有张巡、元结、韩愈、颜真卿、司空图，他们还保存着古代诗歌的遗风。元始的声音存在于天地之间，浩浩荡荡，什么时候曾有一天停止过呢！” 文中子在河汾讲学，王珪是他的族叔父，也拜他为师接受学问。后来辅佐唐王室，最终成为名臣，难道是偶然的吗？蓄积不久，著述就不会丰盛；积累不深，发扬就不会茂盛。君子求学，忧虑不能获得真实学问，不忧虑不能得到名声；君子出仕，忧虑不能崇厚自己的德行，不忧虑官位不高。做人子女侍奉父母，使父母显贵是上等，其次是使父母喜悦，其次是供养父母，其次是使父母荣耀，其次是使父母安逸。使父母安逸，凭力量可以做到；使父母荣耀，凭显贵可以做到；供养父母，凭富裕可以做到；使父母喜悦，凭贤德可以做到。若不是以德行成为圣人，谁能使父母显贵呢？经，是用来修治自身的，也是用来治理他人的；律，是用来使百姓一律的，也是用来使自己一律的。所以研究经义，关键在于适合实际使用；研究律令，关键在于寻求适中。君子之道，以安定心志为上。心志安定，就可以治理经义；心志不定，就不能治理经义。如今扰乱经义的方式又很多：凭借权术的，是虚假；凭借技巧的，是盗贼；凭借功利的，是叛逆；凭借辞赋的，是荒疏；凭借章句的，是支离；凭借记诵的，是浅薄；凭借清静空虚的，是玄虚；凭借世俗的，是卑下；凭借名声的，是因袭。因此研究经义，能够得之于心并落实到行动上的人，很少。古人对于与自己相同的人，有时知道他的恶，却不因为相同就私下欢喜；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人，有时知道他的善，却不因为不同就私下发怒。时代的兴盛或污浊，百姓的安乐或忧患，关键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士大夫风气是真诚还是奸佞。改正过错，就会增长善行；甘心贫困，就会觉得用度充足。君子处在世间，不执着于离去，也不执着于就任，只跟从道。守节之士甘愿隐遁踪迹来成就高尚，退处之士致力于隐藏姓名来躲避祸患，有志之士寻求危及自身来彰显节操，行义之士乐于奋勇来流传声名。他们的行为不同，过失却同样偏离中道。太平时代的教化，是上位者主持的缘故，德行统一而风俗相同；衰乱时代的教化，是下位者主持的缘故，德行分为两三种而风俗各异。宗族离散，是因为宗法没有建立。宗法没有建立，礼制就废弛，而不肖者也更加轻薄懈怠。想使宗族合聚并延续祭祀，不是很困难吗？良臣对君主只是竭尽心力罢了，不因远近而改变忠贞；士人对朋友只是竭尽心力罢了，不因顺从或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改变信义。古人根据行为来表达言论，所以文章简约而切中；后人把言论当作行为，所以文章繁琐而多有揣测。义理相合，礼制都可以用来治理世事，不必一定出自先王；理路通达，言语都可以用来晓喻万物，不必一定援引古代典籍。三皇使人的生命得以建立，所以施行网罟；五帝使教化昌盛，所以用衣裳区别等级；三王使法度相亲，所以用制度维系；五霸凭借威势强迫，所以借助兵车；仲尼排斥个人智巧，所以用忠恕约束；孔伋通达天道，所以剖析性命。性命之说，是仲尼很少谈论的，子思大概是要借此救正偏颇的行为、克制私情。不求成就，是因为厌恶盈满；收紧口袋，是为了避开谗毁；退隐踪迹，是为了消除嫉忌。有这三点，或许可以免除当今世上的祸患。

译人情在受到抑制时会警醒，在受到顺从时会放纵，在受到赞誉时会放肆，在受到毁谤时会自我警惕。君子宁可受到抑制而成就事业，不要受到顺从而沉溺；宁可受到毁谤而周全，不要受到赞誉而有所缺失。存养诚心，是教导百姓的原则；防止邪恶，是治理百姓的政术；克制自己的勇气，是使百姓同心一意的行为。胸怀长远谋划的人，能够经受缓急考验；承担远大谋略的人，能够遏制浮泛言论。言语贵在切实，不贵在攻讦；议论贵在说尽道理，不贵在争执；行迹贵在明白，不贵在暴露；名声贵在与人共享，不贵在据为己有。做臣子的，没有比容纳污浊更难的，尤其没有比承受怨恨更难的。不容纳污浊，就不能和他谋划事机；不承受怨恨，就不能和他决断积滞。治理家庭用义而不用利，宗族乡党就会和睦，家道也会昌盛；治理国家用义而不用利，贤能之才就会辅佐，世道也会兴盛。所以说：义能够产生利益。孔子说：“乡里人都喜欢他，乡里人都厌恶他，还不能由此知道这个人。全乡人都称赞他是好好先生，这是败坏道德的人。”所以，为什么有人居处乡里时恭敬谨慎，处在朝廷上却善于辩说，难道他看待君主和大夫本来就不如宗族亲党吗？大概是因为有些事情本来就难以同人言说。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所以说：“我还没有免于成为乡里人。”这正是值得忧虑的。公山不狃的叛乱，是反叛季氏，并不是反叛鲁国。孔子想要前往，怎么知道他不是想借此扩大公室的力量呢？看他逃奔吴国，却仍然没有忘记宗国，孔子一定已经预先看出了其中微妙的情势。○下篇 董仲舒做江都国相，那里就得到教化；做胶西国相，那里也得到教化。他的才德，大概足以感化君主吧？汉武帝三次策问却没有采用他的意见，那又能怎么办呢！有人问：“老子的教导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吗？”回答说：“可以。一是慈爱，二是俭朴，三是不敢处在天下人之前。用这些治理天下，有什么困难？可以用来修治自身吗？”回答说：“可以。比如五色使人眼睛失明，五音使人耳朵失聪，五味使人口味败坏，纵马驰骋、田猎游乐使人心神发狂。用这些修治自身，有什么困难？” 宋代刘忠定公活到八十岁仍然没有疾病，有人问他长寿的原因，他说：“只是一个真诚罢了。那些专门从事导引养生的人，又有什么用呢？” 曾子临终时张开手脚来表示身体完整，子张呼唤申祥来告知临终之事。只要还有一口气，这个志向难道容许稍有懈怠吗？王烈居住在乡里，不凭武力专断行事，人们都远远望见他的居所便回去了。龚遂治理郡国，不携带武器，人们便都卖掉刀剑而购买耕牛。君子心中没有自我成见，这才能正确对待他人。听到赞誉便高兴，见到劝谏便愤怒，是普通人；听到劝谏便高兴，见到赞誉便害怕，是君子。司马君实，不也是宋代的君子吗？他想废除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蔡确赞誉他，他就高兴；苏轼劝谏他，他就发怒。苏轼和蔡确的为人，人人都知道。君实难道不知道吗？只是被自己与他人意见相同或不同所蒙蔽，而忘记了对方贤能还是不肖。因此君子贵在没有自我成见。君子治理政事，顺应当地的道理，不改变当地的习俗；通达百姓的情实，不失去适宜之处。因此有不吃火食的人，烤肉虽然美味，也不能拿去告诉他；有不吃谷物的人，丰盛的饭食虽然好，也不能拿去告诉他。我听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大臣守法，便没有不廉洁的人；小臣廉洁，便没有不守法的人。大臣守法，普通士人便没有不端正的；小臣廉洁，百姓便没有不富足的。这样做而世道不能上升的，从来没有。” 《易》说：“用什么聚集人众？回答说：财货。”

译《传》说：“财货聚集，百姓就会离散。” 财货，是人们聚集和离散所凭借的东西；治理财货，是军国的大政。如果生产财货的人少，征取财货又急迫，而食用不节制、用度不舒缓，那么财货也很难长久充足。治理天下，以获得民心为根本；获得民心，以散财给民为先务；散财给民，以节省用度为紧要。萧文奎以御史身份出巡，在天津遇见薛子，询问观察民风的方法。薛子说：“我曾听说，君子的德行像风。观察民风恭敬，可以知道自己的庄重；观察民风谦让，可以知道自己的谦逊；观察民风尊重德行，可以知道自己的仁爱；观察民风轻视财货，可以知道自己的义；观察民风敦厚诚实，可以知道自己的信。”萧文奎说：“这样说来，观察民风是观察自己吗？”薛子说：“您没听说过吗？知道风从哪里来而去观察它，不在自己身上，还要观察什么呢？”萧文奎说：“这样一来，从今以后我知道观察民风的方法了。” 高宗没有见过传说，孔仲尼没有见过周公，却都在梦寐之间看到了他们的相貌，这难道是气质类别相同而相互感应吗？伊尹先投奔商汤，又投奔夏桀，放逐君主，拥立君主，而人们不怀疑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连千乘车、万钟禄都不屑一顾，连一介之微的取舍也不肯苟且，这种平素的品行已经取信于人心。周公也不能免于四国的流言，连召公尚且怀疑他，难道是伊尹不如周公吗？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情势不同。至于风雷变化的征兆，就连上天也已经给予证明了，何况人呢？长洲的吴公辞去东阁大学士之职，改居礼部；无锡的邵公辞去尚书之职，请求回家终养父母。这就像宋代司马公辞去枢密使一样，如今还能够见到这种事。谁说纲维长久不能振作呢？大臣的道理有三条：一是公正，二是谦让，三是宽容。公正就不会结党偏私，谦让就不会争夺，宽容就不会猜忌。有人问：“文章一定根本在人的操行上吗？一定要用来通达政事吗？”回答说：“是的。我听说：操行敦厚的人，文章就充实；因为切合政事而平正的人，文章就简约而明白。操行和政事虚伪诡诈的人，文章就夸张邪曲而支离破碎。” 君子筹划边防，首先在于培养将士，其次才是抵御敌人，再其次才是战胜敌人。做百姓父母官的人，如果把百姓看作子弟，百姓就没有不把他看作父母的；如果把百姓看作学生，百姓就没有不把他看作师长的；如果把百姓看作鱼肉，百姓就没有不把他看作虎狼的。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道是用来经世济民的。浮靡的言辞不能阐明幽微的道理，雕琢的言辞不能适用于治理，游荡的言辞不能教化风俗，艰涩的言辞不能辨明义理。所以说：言辞能够达意就够了。泾野先生曾说：“御史有九种弊病：见到善行却忘记举荐，是嫉妒才智；见到恶行却不弹劾，是结党依违；颠倒是非，是诡诈；借公事行私情，是谄佞；心存觊觎，是狡猾；害怕祸患而闭口，是偷生；指摘似是而非之处，是苛刻；因恼怒别人而傲慢自高，专门攻击其长处，是忿怒；因喜欢别人奔走钻营而替其掩护短处、加以推荐，是贪婪。九种弊病中有一种，最终也一定会灭亡罢了。开诚布公，这九种弊病可以不用药便痊愈。” 盗贼扰乱华夏，就像水冲击木石一样。石头坚实，水不能渗入；木头不坚实，水就会渗进去。平息盗贼，没有比查究奸恶更好的；安抚百姓，没有比纠察贪墨更好的；审理诉讼，没有比端正风俗更好的。君子施行刑罚，使百姓服从并不难，难的是刑罚适中；刑罚适中并不难，难的是查明事实；查明事实并不难，难的是使刑罚清正；使刑罚清正并不难，难的是运用仁爱。君子的道，是广泛学习以蓄养德行，广泛询问以贯通学问，精心思考以探究事物的几微，正直修身以实践仁德。懂得这四点，就可以掌握从政的根本。向上观察天时，向下观察地方风俗，从中观察人情。看见百姓品行不好，就像看见自己作恶；看见百姓生活不足，就像看见自己匮乏。懂得这五点，就可以掌握从政的实际运用。君子依据法度来理财，百姓就不困乏；顺应时机来兴办事业，百姓就不劳苦；施加恩惠来慈爱百姓，百姓就不离散；谦逊以引导百姓，百姓就不混乱；持守中正来审断诉讼，百姓就不争斗；顺应时势来减省百姓负担，百姓就会奋发勇敢。五方面都能实行，就可以治理政事了。君子有五种政事，最后以音乐终结：一是爱，二是义，三是秩序，四是勤勉，五是谨慎，六是快乐。所以，没有爱的快乐，是残忍的声音；没有义的快乐，是淫靡的声音；没有秩序的快乐，是乖乱的声音；没有勤勉的快乐，是懒惰怠慢的声音；没有谨慎的快乐，是放纵邪僻的声音。古代称为善政的，是爱护百姓；如今称为善政的，却是残害百姓。古代的刑罚，是惩治百姓的罪恶；如今的刑罚，是剥夺百姓的财产。古代的征收，是谋划使国家安定；如今的征收，是谋划使自家肥厚。古代审断案件，是寻求百姓的真实情状；如今审断案件，是任凭自己的情感。世上有温和善良、慈爱祥和的人，事情办不成，诉讼也审理不好，如今称他们为没有才能。世上也有见到事情便才气横溢的人，耗尽百姓财力，逢迎上级，如今称他们为有才能。然而，无才者祸害百姓其实较浅，有才者祸害百姓其实更深，君子应当知道该选择哪一种。有“一家之奸”，有“一乡之奸”，有“一国之奸”，有“天下之奸”。奸邪不除，祸害就会接连发生。古代的君子做官，是为了别人，所以百姓能够得到安身之处。如今的君子做官，是为了自己，所以百姓失去了依靠。君子的道，杜绝赞誉以防止轻易喜悦，杜绝谗言以防止轻易相信，戒除暴躁以防止轻易发怒，戒除自满以防止轻易满足，戒除请托以防止轻易进用。这五点具备，自身就端正了。以明察驾驭胥吏，以恭敬驾驭僚属，上下都以诚实惠待士卒，以法式驾驭粮草，以公平驾驭商人和农民，以严厉驾驭仆隶，以缜密驾驭身边人，以详审考察事情始终。这八点具备，政事就能推行。古代做县令的人，使百姓喜悦就是贤能，使上官喜悦就是不贤；用来建立法度就是贤能，用来树立威猛就是不贤；用来平息盗贼就是贤能，放纵奸邪就是不贤；用来修明礼法就是贤能，放纵傲慢就是不贤；用来救济孤独者就是贤能，用来催逼赋税就是不贤。如今做县令的人，贤与不贤却正好相反。周公做宰相，吕、召、毕、荣这些人就得到进用。王荆公做宰相，章惇、曾布、吕惠卿这类人就得到进用。难道荆公不想成为周公吗？是自高自用、气质上的偏颇拖累了他。治理政事的人，只有恩惠而没有威严，百姓就会轻慢；只有威严而没有恩惠，百姓就会离散。君子做官，上等考察德行，其次考察操行，下等才考察政绩。大臣，是国家的工匠和师傅：在上以道德辅佐君主，在中以纲纪端正属官，在下以风俗教化士人和百姓。

译君子做官，见到君主便不顾自身安危；周济百姓便不考虑自己的爵位；掌握政事要领却不把法令弄得秘密难知；顾全大局而不计较细节。他对于政事，已经接近于最高境界了。唐代有李晟，宋代有曹彬，他们家中没有积存金玉，所受爵位不过分，他们的功业也因此能够使美名流传后世。周代王道衰微而霸臣兴起，宋代议论繁多而霸儒争竞。霸臣必定借助强大势力来假托仁义，霸儒必定凭借高奇言论来标新立异，这都是争强好胜之心造成的。韩子的《原道》、胡子的《崇正辨》，本来是为了驳斥世俗僧徒和狂妄邪道，怎么能与聃、昙的本来面目相提并论呢？隋代王仲淹抗志守道，接续上天将要丧失的经世之学，这种文章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的书籍。难道是后人诛灭得太过分，终于使它泯没了吗？战国已经混乱了。乐毅辞谢燕国，鲁仲连拒绝让秦国称帝，真是正大啊！薛文清公任大理寺官，是王振引荐他的。当时如果他辞谢而不去，难道不比抗拒王振而遭祸更好吗？这是后来渠崔子在梦中得到的话。有人问：“贫瘠土地上的百姓可以和他们谈治理政事吗？”回答说：“可以，一定可以，方法在于勤劳。”有人问：“肥沃土地上的百姓可以和他们谈治理政事吗？”回答说：“可以，一定可以，方法在于节俭。” 做人臣的根本，只在忠诚正直罢了。依附宠幸，是忠诚的弊病；夸张功劳，是正直的诱饵。忠诚是为了巩固国家，不是为了安顿自身；正直是为了长久教化，不是为了胜过别人。词章浮靡，义理就会被遮蔽；训诂繁琐，经义就会离散。因此，学术到宋代才明白，也到宋代才支离。周公制定谥法，褒扬善行、贬斥恶行，是天下万世共同的公道。如今却不是这样了，哪里还有什么劝善惩恶的作用呢？狄梁公难道只是社稷之臣吗？推究他的心胸，是把万物看作一体而没有隔阂的人。假使他的功业没有成功，而这种心意没有被天下人了解，他也会安然承受。风俗尚未厌弃的，圣人不会轻易改变；风俗尚未安定的，圣人不会强行推行。陶靖节乞食而吟咏，郡康节微醉而吟诵，如果不是有所自得，能够这样吗？由此而上推，孔子、颜回的快乐，大概也不过如此了。古代的诸侯，多是天子继别之后的支子，所以不能越过天子祭祀始祖；大夫多是诸侯继祢之后的支子，所以不能越过诸侯祭祀先祖。这是周代的制度。汉、唐以来就不是这样了。礼因义而产生，报答应当从厚。如今士大夫家中的宗庙，即使推及始祖而祭祀，也可以。朱氏的礼制规定祭祀只到四代，是承袭封建时代的旧制；程氏的礼制规定祭祀达到五代，是顺应子孙的感情。汉代诸葛武侯、唐代狄梁公、宋代范文正公，都是超过三代以前人物的贤者。难道只是功名事业而已吗？即使称他们为圣学之人，也可以。宋代的理学固然到周茂叔才大为彰明，但庆历年间，范希文把《中庸》传授给张子厚，大概已经开启了它的端绪。有人问：“人的贵贱、贫富、长寿、夭折，是由人决定，还是由天决定？”回答说：“孟子已经说过了。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只是后世星命之说流行，便向天寻求；堪舆之说流行，便向地寻求。唯独把人事置之不理，不也是迷惑吗！” 罗景鸣因为西涯李公处在刘瑾、张永当权之时，上书请求从门生名籍中删去自己的名字，可以说完全尽到了事奉老师的道义。宽厚，是以子弟对待百姓的道理；严厉，是摧折邪曲的权宜手段。同一地方而宽严不同，包希仁、欧阳永叔治理开封就是这样。同一个人而宽严不同，柳谕蒙治理京兆、河南就是这样。同一个人治理同一地方而宽严不同，张复之治理蜀地就是这样。贾谊、董仲舒，只能辅佐诸侯王；汉朝因此兼有王道和霸道。陆贽、韩愈，不能长久任职朝廷；唐朝因此兼有华夏之道和夷狄之风。天下得到治理，是因为士人的习气纯正；天下不能治理，是因为士人的习气乖舛。它的纯正或乖舛，在于教化是否建立。过于奢侈就会耗费财物，所以说：“国家奢侈，就用节俭给它看。”过于节俭就会简陋，所以说：“国家节俭，就用礼制给它看。” 治理政事只在于适合百姓罢了。风俗尚未厌弃的，不要急于改变；风俗使人不安的，不要害怕兴革。利与害相互依存而产生，法与弊相互对立而确立。许平仲对于元朝，若召他来议论道术，他就前往；召他来制定官制，他就前往；召他来建立教化，他就前往；召他来编制历法，他就前往。除此之外，便不前往。古代谏官并无固定官职，而是把天下共同的议论寄托在天下人身上，使天下人都能进言，这正是它盛大的地方。古代的史官，凡是君主所到之处，都执笔跟随。像司马迁、班固记载灌夫酗酒，霍光废立皇帝，张汤假装惊讶，张禹屡屡回头顾望，难道只是记载事情而已，同时也把其中的真情和虚伪记录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信史。王文恪公曾说：“用科举收罗天下士人，用制科选取非同寻常的人才，这样以后天下就不会遗漏人才了。” 天下的事情，应当用天下人的公心来处理。元祐、熙宁年间的诸人互相攻击，这就是宋朝政事日益败坏的原因。宋哲宗时期，并不是没有范纯仁、韩忠彦；南渡之时，并不是没有李纲、赵鼎；后来也不是没有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既然有这些人却不用，是什么原因呢？言论贵在能够经世致用，不贵在耗费辞藻。如今既然已经实行夏时，像“春王正月”这一类问题，就不必纷纷加以辨析了。贾谊的经国制度，范仲淹的才干谋略，正值汉、宋盛世，却不能改变风气而成就一代制度，难道是才干不及吗？是形势使然。申屠安安坐不动，而邓通叩头；宋璟站立在庭中，而张昌宗匍匐；吕端锁闭阁门，而王继恩彷徨；韩琦发出檄文，而任守忠被黜贬；王嘉激愤不平，却不能除掉一个佞幸；杨震接连上疏，却不能除掉一个乳母；萧望之以师傅身份，受困于石显；赵汝愚以贵戚身份，受制于韩侂冑。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权力所在不同，轻重也就不同。近代并不是没有贤人，只是贤人有时矫激而过分；并不是没有才人，只是才人有时放纵而不检点；并不是没有老成之士，只是老成之士有时过于谨慎而观望。周代衰微而宗法废弃，尊敬祖先、团结宗族的道义便不能实行了。唐代灭亡而谱牒废弃，尊敬祖先、团结宗族的道义便不能明白了。住在竹席、瓢饮和简陋街巷中，是颜子的快乐；在沂水洗浴、在舞雩台上吹风，是曾子的快乐。如今安于贫困的人有了，喜欢游乐的人也有了，可曾经有过他们那样的快乐吗？如今负责督学的宪臣，具有君主之道的一面，即所谓治理；具有师长之道的一面，即所谓教化。治理与教化，是风俗教化由此产生的途径，也是世道升降的关键。因此不可不谨慎选择人选来授予这一职务。

译后渠崔子说：“培养士人，关键在学校；管理学校，关键在人。成化年间，提学御史孙鼎忠孝，陈选清廉方正，士人奋发修养其品行；正德末年，御史萧鸣凤惩治恶人严厉，即使有才也不宽贷；副使魏校重视实行德行，受到欺骗也不后悔。这两位都遭到构陷而被罢去。唉！学校怎么能够端正呢？女子受辱，可以由此观察人的本性；臣子秉持节操，可以由此观察学校的教化。” 避世而内心没有忧闷，是可以做到的；避世而不被世人认同却内心没有忧闷，是做不到的。尧、舜把天下公之于天下，却把自己的子孙当作私亲；汤、武取得天下，却能舍弃自身；若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些呢？《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三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四 书信一 ◆书信一 寄给少宰龙湖座主 答邹文征 答蒋虹泉户部 答胡象冈提学 答汝士廉 答熊元直检讨 答郭文麓郡守 答费二湖学谕 答丘朝弘学谕 寄给黄泰泉 答朱镇山提学 给李罗村兵宪 上书少湖相公 给尹洞山宫允 答复李石鹿太史 答复赵方厓廷尉 答骆两溪太史 答陈玉泉佥宪 答王敬所提学 答复陆东湖少保 答钟吴江季烈 给王槐野翰读 答石玉溪都宪 答孙明轩宪副 答李同野宪副 答赵方泉提学 答张水南公 答刘白石宪副 给周江郎 给杨会江 答马溪田 给孔文谷 答史沱村都宪 答吴寓庵 答曾汝道 答王槐野 附王槐野书 附元老介翁书 答复介翁 给吴泽峯太史 ○寄少宰龙湖座主 京城荒凉而漂泊，独独承受您的教诲和爱护。正是古人所说的：有大贤者作为老师，这样也就足以有所依恃了，还能再说什么呢？只是想起当时的选拔考试，两司都各自得到了一些人才，士习渐渐觉得还可观，我心中十分庆幸，却又暗自为之忧虑。等回到家中，才听到所传闻的消息，实在深深触发杞人忧天之怀。铨衡是重要的地位，是君子小人进退的关口，也是天下治乱安危的根源。堵塞河流、挽回波澜，必定应当有所处理。如今士人百姓都寄望于我公，千万要为世道留意。时事到了这个地步，寻常的声色笑貌，已经不是我所能向您进献的了。初到南京，住处还没有定下，偶然遇到邹进士应奎顺路出行，仓促附上问候起居。邹先生是我公庚子科的门人，志气向上，不同于流俗，请您赐予他一二教诲。” ○答邹文征 我不肖，接连遭遇忧患，困顿伏居在草土之间，反省自身过失，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回想从前，曾与您在白下讲论道理，四方的朋友也时常相互启发，如今这些都不能再得到了。这门学问无人讲论，是当今世上的通病；从我乡里的情况看，更觉得寂寞。不是沉溺于以势利相互夸耀，就是安于以科举功名自我满足，种种纠结束缚，牢不可破。要找像您这样深知我、笃信我的人，实在很不容易。并不是您单独知我、信我，而是您的心就是我的心，就是千万人之心，就是古今天下人的心。这种感应相契的情意，有些难以向别人说清。相隔二千里，接连收到您的亲笔信，深知您远方的思念，实在承蒙厚意，实在承蒙厚意。您所示给我的《日修记》一册，可见您求学的志向精诚专一，功夫没有间断；从此继续向上追求，便是成就圣人的功夫，并不只是想凭一件善行成名。我虽然已经多次从颓废中振作起来，但所论孟子所说的大体、小体，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脱离；这确实是痛快而明白的阐发。只是其中引用《乐记》“人生而静”一段，中间把感物说成性所产生的欲望，以及“好恶无节”等语意，层次终究还不纯粹。这大概多是后儒撰拟的说法，不是圣人的话。您又说，先立根本的功夫，必须在平日一瞬一息之间存养此心，戒慎恐惧，保守住这颗心，然后与外物交接时才能思考，外物到来时才能反身自省。这也未免属于揣摩想象的说法，终究不是根本极致的道理。人的一颗心，本来具备万物之理；一旦立定，便有主宰，便不能被夺去，并不是悬空地先立着这颗心，等外物到来后再去思考，才使它不能被夺。何况动静没有固定的开端，寂静和感应也没有固定状态，随着外物顺应变化，所经过之处立即受到感化；如果预先在心中设定好应对方式，就是有意以心应物，而不是虚灵的本体，免不了走上世俗儒者在未发之前求中的说法。这样流弊下去，将会猜测臆度潜滋暗长；即使不被外物牵引，也必定会被义理障碍。相差虽在毫厘，结果却有千里之远，关键正在这里。所谓“先立”，正是指出根本，以此作为学者最初用力的地方，也就是说功夫没有比这更先的。大体一旦确立，小体便不能夺取它，也就是所谓“思则得之”，并不是先立了大体，等外物到来以后再思考，又另有一层意思。所谓“思之”，就是受到感应便自然通达，不是苦苦追求、用力索取；只是因为人不能立定大体，受到感应时不能通达，便被小体夺去，这就是“不思则不得”。孔子所说的“慎思、再思、九思”，都是先立大体的功夫。世间也有一种不能先立大体，等一件件事情、一个个外物来到面前才开始思考的人；即使偶尔做得好，也只是季文子一类，终究不是圣学。您高明通达，自然会融会贯通而有所自得。您又把周濂溪《圣学》一章，务必要与《系辞》中“易简”等话配合起来，虽然道理相同，其实不必这样拼凑。圣贤的言语，也有许多是随事应机而说的；如果一定要逐一拼合，到了发生窒碍的时候，便会有生吞活剥、割裂拼缀的弊病。这也是积习的根子尚未除去，不可不察觉。如果果真能够在本体和功夫上切实下手做去，自然会融化解释而脱落无碍。六经都是我的注脚，何必牵制文义，使自己陷入拘泥于必然、迎合取舍的窠臼呢？您爱护我、信任我，所以我敢于献上自己的愚见；如果有不同之处，希望您多次赐教。长清是齐国的大县，寄托着百里之地的治理责任，正是说这个任职；本来就不是小事。由您来做，必定会使那里成为从前的武城、单父。慈溪那篇文字，略微承您的命令附上，也是当年一时的意见，不值得观览。请根据时势和地方情况自行裁量。只是敬重教化、劝勉学习这一点，近来被称为能干的人最不屑于做；想来您一定会把它作为首要事务，不必等我的多余话语。千万留意。暑天匆忙草率，不能尽意。○答蒋虹泉户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