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一

译送陈思南序 代送张龙湖先生校士北还序 代送李尚书序 代送费锺石先生序 代送戴廵抚序 代送张襄阳序 代送钱尚书序 赠叶教谕序 赠王县丞序 代赠徐生序 送谢廉使序 送陈兵宪序 送菅参政序 ○送陈思南序 南营缮郎二峰陈君被提拔为思南太守。这年冬天，曹姓同僚友人到薛先生处，托他写文章赠行。薛先生于是说：“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道。道不能实行，即使靠近宫禁、处在严密重要之地，接连升迁到显要职位，威势光焰和宠遇厚重，像火焰腾跃、波涛流动一样，众人以此为夸耀，君子却不愿意。道如果能够实行，即使沉沦于偏僻幽远之地，屏居疏远、隔绝之处，怀念远方、招致同道，左右支撑、勉力自守，众人认为困难，君子却能安处。所以说：君子以道为准，众人以欲望为准。欲望达到的地方，事业毁坏、名声湮没；道达到的地方，即使骄傲者也会归服，蹇滞者也会变得淳厚。这难道要等到聪明强健、具有见识的人，才有能力在彼此之间权衡得失轻重吗？其实不过是人心共同明白的道理。然而人情终究往往厌弃这一边而趋向那一边，不也是被耳目所见所闻、世俗所习惯崇尚的事物迷惑，转而自己没有察觉吗？因此，若有能够卓然自立、期望道必定实行，而不低头抬头、沉没于庸众见解中的人，我不能不对思南君这次出行寄予希望。思南是《禹贡》所说荆州的荒远边裔，历代都对它进行抚慰安定、羁縻管理，建置兴废、沿革变化没有一致。到了我大明兴起，丰厚的德泽广泛施布，深厚而充沛，它本来已经表示顺服、奉献诚心，乐意归入编户。” 至于考察当地的种类，华人与夷人杂居，轻视生命而崇尚武力，终究同中原大不相同。只是任职于此地的官员，大多把自己当作孤立的臣子，常常郁郁无聊，甘心懈怠忽略，很少能自我树立。若不是有忠信礼乐、胸襟旷达而见识通明、立志实行道义，并且不因夷地险阻和路途远近而动心的人，我没有见过有谁能守成。依我看，您详慎恭谨而坚定，少有嗜好，奋身进入贤能科第，历经多年，起初任营缮郎，掌管兴建营造，忧念土木事务；凡奉先殿的木材、显陵的陶砖，都教导并督护所属工匠，节省计量，督促工程，没有冗余浪费。由此推知，安守节操、厚养民生本来就是您平素确定的志向；筹划事务、审度时宜、抚慰安定、振兴率导，将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施行，思南又有什么困难呢？当初楚威王时，庄蹻平定黔中，顺从当地风俗治理它，百姓于是富足。汉代晁错在景帝朝，谋划塞下事务十分周详，最终却把成败归结于得到良吏。我曾认为，这两人的见解，对于今天守护边远郡县的人来说，最为切实深刻。您这次去吧！斟酌古今，权衡便利与适宜，提出谋略、抒发思虑，一概不顾虑旁人，只求不辜负平生志向，那么思南百姓中不歌颂您的必定很少。让道义在荒远地区实行，在边疆之外留下功名，难道不胜过身处宫禁附近却碌碌无为，对成败没有任何益处吗？” 您还是去吧！”众同僚深厚的惜别之情和赠言者的心意，将来想必会得到验证。○代送张龙湖先生校士北还序。上天生育人才，何尝有古今多少不同的差别呢？天地的造化广泛流行，像车轴旋转、车毂转动一样，文采符瑞焕发光彩，秀异呈现祥瑞；而灵秀美善之气的聚集，实在是阴阳和气凝聚澄澈的结果。所以那些含有淳厚之性、秉持道德、蓄积玄妙之理、怀抱才艺，希望遇到时机、辅佐盛会，从而施展谋略、效尽忠诚的人，总是济济一堂、彼此相望。至于任用或舍弃人才的权衡，进退取舍的关键，只是掌握天地造化的人所操持的；世道的污浊与隆盛、升降变化，也都由此产生，这难道能不慎重吗？淳厚之风不能不逐渐浇薄，贞正之道不能不发生变化；声气相应、同类相求，其迅速超过声音和影子的反应，实在令人畏惧。因此，自唐虞以来，得人最盛的，没有超过周王室的。考察它招纳贤士的制度，只以德行和道艺为标准。后世的茂才、孝廉、明经、辟举等科目，制度更加详备，但比较他们任官的情况，却大多不像古代的人，这难道是制度不如古代吗？大概天下的道理，有固定的体制却没有固定的运用；有能治理天下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法。周朝能够得到贤士，并不是因为它的制度特别优良。当时的闾胥、族师、党正、州长，凡是参与选拔贤士的人，都是有德行、通道艺的士人。后世不如古代，并不只是制度不像古代；郡国、公府、列侯、二千石，凡是主管贡举的人，有的也常常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不然，文词之学和科举制度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为什么韩愈一出现，就能振兴它的衰微？欧阳修一出现，就能纠正它的风气？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龙湖先生早年就以学问和品行为南方所知，礼闱考试中名列第一，成为进士，历任翰林学士、青宫谕德，专门负责辅导太子，天下学者无不纷纷向他学习。先前甲午年，先生奉命在南畿主持考试，当时都称说他选得了人才。到了今年庚子年，按惯例再次设置科举，先生于是又来到这里，实在是不同寻常的任命。圣明天子虚心谋求治理，想得到贤能俊杰共同成就教化和治理，他深厚的内心和诚挚的意旨，难道是微小的吗？南畿是我国根本而重要的地区，它的人才自古就著名，财赋也同样居天下第一。财富充盈有余之后，奢侈浮华、相互争竞的风气日益滋长，夸耀外表、重文辞而少实效；因此聪明有才、善于辞辩的人，往往奔逐于口耳之学，而质朴笨拙的人，又很快被风气渐染、习俗同化。如今这种情况极其严重而难以挽回，虽然乡里日渐凋敝萎缩，但众人的爱好仍一齐趋向于迷失方向。那些好学闻道、探究高深精微而又有文艺才华的人，常常忧思深远、志向高亢而精力沉潜，往往被时代所排斥。这样一来，风气的引导、宣扬、滋长和泛滥，日异月殊；人才的高下、文运的盛衰，难道能单单归结于气数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只有先生品格端正严谨，鉴别衡量公平无私；他观察考试时日，裁量文翰，以使人各得其心、明白其性情和才能，然后选拔任用。所提拔的优秀人才，大多是有声誉、有名望、名实相副的人。璞玉刚开始还只是未经雕琢的玉石，金子刚开始还只是矿石，难道只是优秀工匠和巧妙冶炼者的功劳吗？冥冥之中的感应和潜在的运行，如雷声震动、云气蒸腾，本来就是声气彼此感通的结果。如今先生要回去了吧？带着贤才名册，把他们献给明堂。圣人正在上位，正要超越殷、胜过周，难道还会烦劳像傅岩访贤、渭滨载贤那样寻找人才，忧虑没有人才可用吗？这样大概也可以使他得到安慰了吧。代人写的送李尚书序

译嘉靖十九年庚子年夏天，户部尚书俭庵梁先生免官回乡，升任南工部尚书的涔涯李公前去接替他。临行时，南方的卿、大夫和士人都到郊外设宴送行。于是李公的属官请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我便上前致辞说：“如今的户部尚书，实际上就是古代司徒的职务。古代司徒掌管教化，如今户部掌管财费。财费不能合理统筹，财物就会匮乏；财物匮乏，百姓就会困苦。百姓困苦，教化也就无法施行。如今圣明天子锐意恢复古制，整顿兴举废弛坠坏的事业，工役接连兴起。俭庵先生为国家统筹经费，为天下增加财富，核查数目、考核成效；由于形势所迫，不能继续任职，于是两次起用又两次罢归。皇上把这个职务授给李公，皇上深沉的心意和明察的关注，难道只是因为公有宏大的谋略、远大的方针，通达变通之理、熟悉权宜之道，能够胜任并完成这些事业吗？大概实在是了解公一向的才德。公过去以进士出身，出任建昌、安福县令，就已有惠民的政绩。后来被召为监察御史，巡视滇南，正值正德初年，逆臣刘瑾私自玩弄威权，宦官专横恣肆，凡是出任镇守的人都是他的党羽。公在滇南裁抑他们，因此以病为由辞官归乡十多年。刘瑾被诛后，起用公为广西按察副使，负责军务、安抚江地，随后升为御史中丞，镇守安抚宁夏，边地之人安定服从。” 公的才干和声望，即使逆臣和强悍的敌人，也都知道畏惧服从。凭借这些才望来总管国家财政，掌握收支、督促工程，按照才能分别任用，就能真正辨别高下，也能根据才能考核优劣。既然这些事务得到治理，各项政务都会端正，各类工匠争相努力，而那些侵吞、破坏、谋取私利的人也将自行收敛。这样，财物就可以充裕；财物充裕，用度就会充足；用度充足，工役就能完成，百姓的劳力也可以得到舒缓。这就是皇上毅然任用公的原因。公，去吧！我想起从前《周官》中的司会，用九种制度均衡节制财用，隶属于太宰，以供给各种物资、准备国家用度。只有君王不受司会核算，世子以下都要接受核算。世子将来要君临天下，他的众多仆臣、侍从、近侍，又与君王一同参与起居事务，凡是他想要的，都能向君王禀告，而司会作为太宰的属官，却独能抗拒世子的要求，按照法度办事，也没有听说有人阻拦反对。因为当时的太宰确实只有周公这样的人担任，他的德行光明而上达下达，众人的意志自然协调一致，没有谁心存觊觎。所以即使迁都营建洛邑，厚待宗族、举行礼仪，费用不可计数，而内府、外府无不充盈，乡里田野中被诗人歌咏的财富，多得达到万亿和秭。如今司会的政务由司徒总管，像公这样有声望的人，确实能够用周公之道使国家安康，暗中运转宏大事业，那么财用自然不会被搜刮掠夺；这不仅能上报答圣明天子的委任，而且可以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完全尽到古代司徒的职责。” 我一向了解并敬重公，所以答应了诸位同僚的请求，私下对公寄予深厚的期望，却不敢以汉唐以来掌管财政的尚书标准来期望公。公想必能够谅解我吧！代人写的送费锺石先生序 从前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天下正承受周文王、周武王两位君主的光辉功业，而且二王都是继承先业、守成持盈的君主，号称治理达到了极盛；可是周公、召公仍然诚恳地把能够整顿军务、扩张整顿六军作为训诫。这难道不是那些老成谋国、深谋远虑的人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如今国家太平日久，军政被疏忽，即使那些武将世家，承袭先世的功勋和封赏，受爵执兵、守卫社稷、固守边疆作为职业的人，也往往沉溺于宴乐，穿着纨绔，不懂弓箭刀剑，更何况能够熟悉韬略、学习机宜、施展谋略、陈述计策，以挫败敌军、抵御侵侮吗？不久前丑年，敌虏突然发动侵扰，侵犯我国边疆，天子命令将领检阅军队，恰好缺少少司马兼参谋、主管军务的人，于是交给廷臣讨论，众人都说：“南少宰锺石费公就是合适的人。”公本来是经筵旧臣，皇上心中早已关注，于是批准了这一任命。有人说，公是以文学著称的侍从大臣，资历声望已经很深，而且长期在南方任职，正应当入朝值班、顾问军旅政务，为什么又要把这种事务烦劳公呢？我私下认为，世人常说，汉唐以来，文官和武将分为两条道路，迂腐的儒生和武夫各自坚持一套说法，结果往往多有败事，不知道先王用人必定使其兼具文武之才；讨论将领、搜求人才、咨询决策，都听从老儒宿学的意见。因为只有通文才能治理武事，只有阅历深才能考虑长远，只有长期在外任职才能真正了解人。所以主管军务的人选得其人，将领大多贤能，分掌一方军权而专断决策，军政都能兴举；若不得其人，将领大多不贤，便会越法妄为，招致事端和侮辱。这样看来，军国的安危祸福，华夏与夷狄的盛衰消长，都由此产生，其中关系难道是小事吗？锺石公博学雅正、谦逊冲和，正直忠厚。自从考中进士、进入史馆以来，就显著地拥有声誉和声望。我不谈其他事情，单说正德年间，您的伯兄文宪公主持国政时，逆濠势力正盛，有人上疏请求设置护卫，公立即预料到会发生变故，从中抗拒阻止。宁王朱宸濠因此恼怒，把公兄弟中居家的人扣留了若干年。假如当时在位的人都像公这样明见，必定能够暗中夺取朱宸濠谋逆的机会，使他不能劳兵害民，不至于后来发展到那样严重。朱宸濠失败后，公才重新被起用，参与编修国史，不久升为侍讲、春坊庶子，掌管翰林南院，历任国子监祭酒，以身作则教导诸生，确实培养造就了很多人才。后来上疏分条陈述政务，都切中要害，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调任北方国子监祭酒。由于文宪公正被召入朝辅政，公便恳切请求辞去这一任命，并写信推荐吕泾野来代替自己；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公的品格。如今公参与掌管国家政务，必定会发挥一生积蓄的才学，用来决定重大谋略、安定重大事务；古代所谓诘问奸邪、禁止暴乱、以九种征伐平定国家的法则，也一定会推行起来，以安定强暴。预先防备并阻止祸患、以人臣之心辅佐君主的道理，公本来就具备。难道能只把公看作文章艺苑中的人物，而说不应当用这种大事烦劳公吗？难道没有看到赵括吗？他出身兵家，谈论军事如在掌中，即使他的父亲赵奢也难以驳倒他，然而最终仍不能避免长平之败。后来梅圣俞本来只是一个洒脱的儒臣，却为《孙武子》作注，后世用兵的人大多从中取得借鉴。这大概就是融会贯通的学问本来能够达到的境界。何况公兼通各种典籍，考察古今，历经多年，又始终切切关注治国之道和人才问题呢？我本来就知道，公无论接受什么任命，都能够施行自己的学问。我曾看宋仁宗庆历初年，仁宗厌倦西部用兵日久，急忙任用富弼、韩琦、范仲淹三位大臣，而杜祁公与他们共同辅佐，压制断绝侥幸求进之风，凡是内廷降下的恩泽，一概不予接受。等到范雍镇守延州，当时想用赵振替代他，韩魏公上奏说：‘希望留下范雍来观察他以后的表现；如果一定要更换，那么范仲淹是合适的人选。’可见筹划边疆事务本来不止一个方面，但其中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比任用人才更优先的了，所以慎重到了这种程度。我认识公最久，又曾与公一同在南部任职，因此这次公出行，我反复谈论任用人才的问题；至于私人的惜别之情，就没有时间谈到了。代人写的送戴巡抚序

译龙山戴公以按察副使的身份在九江负责军务，刚满一年，筹划经略都符合时宜，检阅武备、修明文教，使江汉地区安定，于是晋升官阶，参与贵州布政司的政务。临行之际，恰逢京畿以内和蓟州的边备事务、巡抚大臣出现空缺，吏部上疏请求让一向有谋略声望的人来担任。皇上于是再次晋升公为佥都御史，授予玺书前往。我是公的属官，按情理不能没有几句话，于是叙说道：如今的京师就是古代的幽州、冀州，虽然地形险要优胜天下，实际上却是距离边境很近的地区。北面抵达居庸关，东北面抵达古北口，西南面抵达紫荆关，敌骑驱驰而来，举足之间便可在一昼夜内到达，远不像汉唐时咸阳、长安距离朔方和吐蕃边界还有千里之遥。我国文皇帝有圣明谋略、神奇方略，建都于此以扼制敌人的要冲；而蓟州实际上就是秦汉以来的渔阳、幽州、玄州等郡，地势险阻而处于要害，所以设置仓储和屯戍，安排敕使，谨慎谋划、预先防备，遇到缓急便调发兵力，其中关系十分重大。若不是有文武兼备、才干卓越而熟悉经国济民事务的人，不能授予此职。公此次前去，难道只是为了获得九江任职的奖赏、扩大一方的功业而已吗？只是我明朝天子和左右辅弼、治理政务的诸位执事，慎重选择臣僚，相信公的才德早已为人所知。我想起公过去曾任侍御史，督理两淮盐政，分条陈述地方事务中关系最紧要的十二件事，整治奸邪、剔除弊害，使财物充裕、百姓富足，直到今天人们仍称便。后来公又巡视西川，正遇夷族首领陇氏倡乱，远近纷纷骚扰，致使皇上不得不下令将领大举用兵，消灭其部族。那时正逢大旱，百姓不堪其苦，公先后上疏请求停止用兵、发放粮食。皇上与廷臣上下共同议论，于是召回军队，同时从内库拨出二十万金前往赈济蜀地；公又传檄各州，从仓库发出数十万石粮食，百姓因此得以保全生存。后来公又亲自从成都渡过泸水，在赤水与贵州巡抚会合，宣示诚意和威势，不费一兵一卒，远方之人都来归服，于是提出经营芒部的长远策略。如今公离开蜀地将近十二年，而川、贵两地的百姓歌咏思念公，希望再次得到公，何止像饥渴一样迫切。此前任藩司参政，正是为了顺应一方事务；而京畿辅弼重地，又非公不可，所以不久便有了这次任命。委任的深厚心意，难道是微小的吗？何况如今三边六镇，自从石晋献出土地、卢龙等地，便造成把太阿倒持的局面，积累至今已经很多年；等到大宁、东胜相继改变旧有的藩篱屏障，也不能没有隐患。从前范仲淹、吕夷简在景祐年间，正值宋朝极盛时期，一人想修筑洛阳城，一人想修筑大名城；虽然二人的见解不同，却都是大臣深谋远虑、预防细微祸患的计策。如今公懂得祸福相依的关键，通达因时裁制的变化，正逢掌权任用之时，一定会充分施展才略，观察时机、审察形势，明确刑罚、整饬法令，补救偏失、挽救弊端，复兴废弛、举起坠坏，选拔将领、任用贤才，使军队强盛、粮食充足，西面控制吐蕃，北面制约瓦剌，从而使边境安宁，辅成天下太平，光大本朝文明昌盛的时代，以副合皇上任用公的心意，而不只是这样巡行宣抚、慰劳百姓、发表声容议论而已。我没有什么才德，但实在对公寄予极其深厚的期望。代人写的送张襄阳序 如今天下才智俊秀、文采瑰丽、崇尚高论、宏发议论的人难道少吗？人才济济，像云气聚集、风流接踵，遍布海内。可是推究他们当初的志向，用来要求其长久保持，很少有不改变道路的。这难道是阅历磨炼之后反而不如刚开始做官时，还是气势和志向的盛衰相差太远呢？也不过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世事没有固定的道理，于是守持自己的力量也不固定，随着时势像波浪一样颓靡、奔逐。上下之间原本激昂的志向，受到真实机运发动的触动，如果不是产生愤懑不平之气，就是产生抑郁无聊之情；经历困穷、悔恨、迁变和改易，竟把一生所崇尚的东西甘心抛弃，像丢弃冠帽和饰物一样。因此人才多半要依赖培养，而不能靠自己树立。那些历经变故仍能守持贞正专一的人，难道可以和他们谈论这些吗？其中最突出的是南车驾郎、长洲人张君士弘。他起初以进士身份补任刑科给事中，于是上疏请求扩大圣上的度量，广泛接纳意见，皇上同意了。后来因为各省官府以及民间的奏疏多有支离的言辞和枝蔓的说法，牵连无辜，扰乱、冒犯圣听，他又上疏请求简约文辞、慎重审理案件。皇上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讨论，并把他的奏疏刻在长安右门外。后来他因议论先圣祭祀典礼而违逆圣旨，被下狱，贬为闽藩幕府属官，量移为进贤县令、怀庆郡丞，在风尘中奔走，处理文书簿牒，参与朝会，已经积累了多年。一个人以黄门谏议、左右侍从的身份，一朝遭遇这种境况，假如稍微把内外清浊、地位高低、仕途快慢放在心上，看见权势利益的虚华而忽视道德仁义的实际，他能够不顾盼俯仰、窥伺时机、乘便钻营、经营声名、依附权势，以求飞黄腾达、通达显贵吗？可是君却安静沉默地自处，随着所任用的职务尽力办事，以求报答和称职。培养士人、治理百姓，都有成绩。等到主管车驾事务，协助治理军政，也很有条理和成效。古人说，做官要尽到职守，承担言责要尽忠，君大概就是这样的人。说他有坚定的见解和坚强的操守，难道不对吗？如今要去镇守襄阳，他又怎么肯辜负这一任命呢？襄阳横跨荆州、蜀地，控制关中和洛阳，是湖南著名的郡。过去治理这里的人，如关云长威震华夏，羊叔子安抚远近，杜元凯兴建学校、修治堤堰和漕运，都声名极盛，给当时带来利益，给后世留下追思，卓然成为汉晋名臣，正是因为在这里建立了功业。后来尹师鲁、欧阳永叔也都曾因谏诤获罪而贬到此郡，一人监管酒税，一人担任县令。虽然二位的功德文章是宋室的冠冕，但在这里由于权力和职分不相称，不能充分施展抱负。君这次出行，起初虽也是因为进谏而出京，但如今所受任命是专掌一方的重职，大概已经不是尹师鲁、欧阳永叔当日的官职，而与汉晋三位名臣相差不远了。你将要登上岘山的亭子，俯视沉碑的潭水，难道不会警惕地思考、慨然振作，而与他们并驾齐驱吗？将来襄阳人若歌颂贤能的良二千石，难道不就是在说君吗？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代人写的送钱尚书序

译《周官》说，大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推行五种伦理，安抚天下百姓。追溯它的由来，自从尧任命契时，就已经如此了。汉魏以后，设置尚书、度支，专门主管财物运输、军国开支，直到如今的户部。虽然职务列在地官之中，但考察它所承继和沿袭的制度，归根到底不过是民政、财物、仓储等事务，对教化方面却很少听说。难道经邦建官的人都完全背离了先王最初的意旨吗？也不过是穷究其中的根本要领，斟酌其会通之处，随着时代权衡制度的道理，最终归于这里罢了。所以说：‘饮食有节制，办事合时宜，百姓都安居乐业，乐于做事、勉力建功，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然后才能兴办学校。’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至于各种事务脉络相承、大小相互联系，那么俸禄、礼乐、军队、赏罚、工程和山泽财利，凡是需要经费的事情，都从这里取得供给。因此，得到合适的人，众事就能治理；得不到合适的人，众事就会败坏。担任这个职务的人，确实应当像大地一样承载万物、包容蓄养。山岳河海的安定或震动，万物生长繁殖的好坏，都维系于此。这个职务实在重大，不是具有承载包容的胸襟、能够体察国事、治理天下的人，很少能够胜任。桐溪钱公起初以进士出身，先后做过贤能的地方官、著名的御史，历任各地巡抚机构的官职，升任卿寺长官，又升为御史中丞。他所任职治理过的吴越、燕赵、荆楚、冀豫、贵竹、百粤等地，对于各地都城、郊野以及夷、蛮、戎、貉的风俗，财用、粮食、牲畜的数目，地势险夷、交通通塞以及利害得失，无不周详了解。公所到之处，士人百姓都歌咏赞颂他。等到他建立了卓著功绩，内外都宣扬他的美德，士林也对他赞誉有加。如今公以尚书身份留在南京，掌管户部，安排财政制度和事务。每一项措施都切合实际，于是粮食财货的增减、运输的劳逸、用度的多少、仓藏的盈亏，无不关系到国家富足、百姓宽裕之道，而不必只是查核簿书、催促期限。大概他应对事务无穷无尽，确实是因为平日涵养磨炼有素。说他能够尽到司徒的职责，辅佐我圣明天子推行礼乐文章之教、施行教化安民之政，除了公还能有谁呢？从前郑桓公担任周朝司徒，善于履行职务，诗人因此为他作《缁衣》。君牙能够忠贞笃厚，劳绩显著，周穆王把他的功绩铭刻在太常。自从公南下以来，南方的卿士、大夫、百姓和年轻人，本来无不怀有《缁衣》中所表达的爱贤之心。如今公政绩完成，回到明堂向天子报告，天子难道不会嘉奖你的大功，以彰明国家还有贤能之人吗？赠给叶教谕的序 婺源叶君担任慈溪学教谕五年，武进薛子来任知县。每次到学宫讲论经义、治理事务，剖析疑难，彼此辩论，阐明尚未明白的道理。时间久了，我更加熟悉地看到他端方雅正、庄重诚实、朴实无华，以道自守，表里如一，学习不知疲倦，将要穷究根本、融会贯通。诸生中有遵从教导的，他随时接待，进退都合乎礼仪，务必和他们互相切磋，希望使他们摆脱流俗，进而达到古人的境界。对那些做得不对的，他便哀怜同情、恳切感化，希望他们受到触动，从不使用戒尺责罚。诸生都能安然接受。对于各地的士人和大夫，他不问对方是否显贵，像对待散淡闲逸之人一样接待，全都出于诚恳；至于爱憎、毁誉、相识长短、得失利害，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先前甲午年考察关中，号称选得了人才；后来修订浙江省志，也记载编纂了许多内容。叶君所到之处，从不求取悦于人。等我见到四方人士，也往往听他们问起叶先生。今年春天，御史汝阳张公巡视浙江东部，官威所到之处，官僚屏息等待，俯身拜倒，甚至还免不了受到呵斥。当时议论的人都说，叶君相貌古朴、内心古雅，大概会在御史衙门中感到不便。可是后来他举止行动自如，应答从容，从未稍有屈从。张公于是和颜悦色，以礼相待；等叶君离去后，又发文给县官，勉励他们，特意做到这种程度。由此可见，诚实笃厚所产生的感召，即使是威势盛大、面色严厉的人，也会自然受到感化。那些屈身折节、违背正道的人，又是为什么呢？也不过是自己毁掉了作为师表的资格罢了。叶君既然得到远近上下之人的信服，那么作为弟子的，也将更加懂得凭借什么来立身；而天理存在于人心，归根到底并不在纷华盛丽、逢迎讨好之间。不过，这也只是就叶君所得到的信服而言。假如自己应尽的责任已经全部尽到，反省自身没有缺失，即使得不到别人的信服，又与叶君有什么轻重关系呢？叶君天性资质淳厚，本来就是根植于上天；再看他的伯兄东昌公是贤能的太守，他的儿子佥宪君是著名的督学，那么家庭中长期熏陶渐染的影响，也确实有其来源。平日教育和预先培养的功效，又怎么可以抹杀呢？赠给王县丞的序 维扬王子专心治学、努力作文，长期困顿于科场，后来以贡生身份成为太学生。薛子在家闲居时，江北士人往往这样称赞他，我当时还没有认识他。等薛子任慈溪县知县三个月，御史汝阳张公因查办案件来到慈溪。薛子正因火灾患病，想辞职离去，张公把他留下。当时王子任台州太平县县丞，正好因事到慈溪拜见张公，张公命令他说：‘薛县令事务劳苦，县中缺少县丞、县尉，那些琐碎的旧事，你暂且替他分担吧。’于是王子留在慈溪。慈溪过去多有狡猾之人，凡是按户征收、运送的赋税，全都被他们侵吞，积习成风，上下互相蒙蔽，依仗势力，动不动就挟制长官。此前担任县令的人大多因办事失败而离去，继任者则束手受制，不敢对政务表示可否。王子于是公开说道：‘我接受御史的委任，而县令又有薛子这样的贤人，如果反而不能施展作为，那么不是县丞辜负我，而是我辜负县丞。’于是他查阅旧档，搜寻细微隐情，剔除隐蔽弊端，务必竭尽心力；发现一件弊端以及作奸犯科的人，就立即写在纸上，移送县衙，有时给那人戴上刑具，有时把他关进狱中。那些受到不便的奸民，都纷纷议论诋毁，希望他稍稍放松。王子却坚持得更加坚定，这样做了将近一个月，才分别离去。王子于是向薛子索求赠言。薛子想起从前在京城铨选官员的部门，接受任命为慈溪县知县时，当时士人都说薛子此行大概困难重重。我说，只要尽心尽力去做，不能被容纳之后再离去，就像程伊川回答吕进伯的意思一样，这也就够了。慈溪即使难以治理，它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不过我亲自承担这件事，本来就不怕困难，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今王子任太平县县丞，却反而亲自承担怨恨，只知道辨明是非、判断可否，完全不顾毁誉利害；他确实有明确的见识和坚定的操守，哪里是那种只占着职位、下笔作文、等候吏员询问可不可以的人呢？过去江北士人对他的称誉，确实没有错。唉！假如从前治理慈溪的人都像这样，那么慈溪又怎么会败坏到今天这种地步呢？代人赠给徐生的序

译汉代司马迁写《货殖列传》，班固讥讽他崇尚权势利益、以贫贱为羞。司马迁本来是优秀的史家，班固也是他的同类。司马迁为货殖之人作传，难道这件事很微小吗？可是班固偏偏没有理解。班固没有理解，而天下后世却都把他的话当作可信。然而我对孟坚仍有遗憾。我曾考察汉代制度，论刑罚轻重，要看所缴纳赎金的差等，通常都可以免刑；凡是能够缴纳金钱、龟贝、刀布，或向边塞输送粮食的人，大多可以补授官职。当时司马相如以文学辞赋雄视文坛，尚且纳资入仕，任为郎官；卜式父子也都因为资助边疆而被授爵，官位逐渐升到显达。子长独自遭遇李陵之祸，被囚禁在监狱，最终受了腐刑。他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赎罪。难道经营生计这件事可以轻视吗？《货殖列传》本来就含有玩世自嘲的意味；至于说礼节荣辱的观念来源于仓廪衣食，以及所谓富裕之后仁义才随之附着，这也是探究根本的论断。如今徐生凭借父亲留下的家业，日益富裕，懂得随机应变，以勇气作决断，以仁心处理取舍，这已经得到古代善于谈论经营生计的人所传下的原则了。如今纳资授官，穿戴做官者的冠服，难道是为了夸耀金印、显耀乡里吗？不过是因为有财力的人应当缴纳资财，以帮助主管国家财政的人筹措经费罢了。可是我观察世上那些修养品行、独立自守的人，常常以谈论粮食财货为耻；至于纳资授爵这类事情，又往往加以阻抑而不愿讨论。这固然符合孟坚讥讽子长作《货殖列传》的本意，但也是因为这些人多数不能自己树立起来。等我看到卜式劝止汉武帝兴办财利，主张停止盐铁和船车税时，当时东阁、石渠的文学之士却没有人对此发言；即使他因纳资而奋发立身，又有什么损害呢？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人赋》以及《谏猎疏》《封禅书》，固然有很多虚浮的言辞和过度的铺陈；杨子云却说它们曲终而归于雅正，而其要旨终于归向节俭。太史公说它与《诗经》的讽谏有什么不同？如果确实如此，又何必追究他是凭纳资而成为郎官呢？徐生如果确实能够自我勉励，那么声名飞扬、才华茂盛，自然有自己的道路，这并不是所谓崇尚权势利益、以贫贱为羞。我不敢轻视徐生，所以恭敬地进献这些话，私下依附于规劝而不是歌颂的意义。送谢廉使的序 自古以来治理天下国家的人，都根据时势建立政令，而朝会尤其是最重要的典礼。难道只是为了表明上下尊卑的区别、维系荒远地区人心的归附吗？朝会还要实行黜陟、诛赏，于是贤能与不肖官员的进退，成为众官用来接受劝勉和惩戒的标准；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天下的安定与危险，实际上都系于此。因此，虞舜朝廷百官朝见，周代制度规定六年一会、五服之内的诸侯入朝，其鼓励人才、造成盛治的情形，至今仍可想见。到了我国建立三年一朝的制度，天下各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州、县，都陈述各自职掌的事务来入朝觐见，听候吏部和都察院考察决定去留；而尚书、都御史以下的主管官员，只听从布政使、按察使的意见。按察使负责考核、访察、激励和申扬，掌管外台风纪，尤其受到各部院倚重。只有按察使用人得当，好恶爱憎全都出于公心，个人恩仇和德怨不能夹杂其中。这样，众官的贤能与否，就如美丑显现在镜中、高低显示在秤上，没有不公平恰当的；部院决定官员去留，也确实足以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百姓生活和社会风气难道没有所依赖吗？反过来就有不忍说的情形了。何况如今两京以外划为省的共有十三个，而浙江实居首位，所以考察的次序必定先从浙江开始，再依次到各省；这样，浙江的按察使尤其受到天下的期待。浙江一带被称为天下治理得平正的地方，其实都是各种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少溪谢公这次出行，所关系的事情难道不是非常重大吗？公过去以进士出身，做过著名的御史，巡视各省，主持京畿学政，文章和政务都卓然著名。他胸襟宽宏、涵养深厚，努力成就经国济世的事业，平日尤其关注天下人才；即使尚未见过面的人，他的贤与不肖也早已预先了解。何况如今公在浙江总领宪司，一省官员都近在他的管辖之下，哪里还能有人在公平的权衡和空明的鉴察之外隐藏实情呢？这样一来，近处依法办理、远处考察借鉴，天下人所凭借的希望将由此建立。我对于公此次出行，不能不寄予厚望。从前范文正说，一路百姓的安乐忧患系于一人的贤与不肖，所以在决定去留时往往主张严格。韩忠宪看到天下各路搜集官吏的小过错，便忧愁不悦，认为不应当在圣明时代把他们禁锢，因此他执政时常常主张宽厚。二公都是宋室名臣，各有自己的见解，但推究他们最深的用意，未尝不同。我本来希望少溪公成为当今的韩琦、范仲淹，所以冒昧陈述这些话奉上。随行的人 送陈兵宪的序

译少岳陈公镇守我常州三年，正好遇上海盗挟持倭夷作乱，沿着浙江深入，直接侵犯苏州、松江一带，准备越过浮山，沿水路溯流而上。公谋划计策、发动思虑，聚集兵力、整备器械，海盗不敢窥伺我方境界。不久，公接受简拔任命，担任浙江按察副使，专门负责防备倭寇，奉玺书办理事务。临行时，郡宪徐君和我县县令万君先后请薛子写赠言。薛子说，公以著名御史历任如今的官职，出入内外任职多年，德政广泛施行，所到之处都有声誉，本来不需要我的话来粉饰情实、献上谀辞，想来这也不是公愿意听到的。虽然如此，樊侯筑齐城，每每想到功业还没有达到；仲氏离开鲁国时，还询问应该赠送什么话。这就是君子的心，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而公这次出行，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择取的吗？我不敢泛泛涉及其他方面，只说近来东南的祸患，没有比海上事务更紧急的，而朝廷之所以急切任用公，也正是把海上之事看得最为紧急。我前些年在浙江访察风俗，曾私下听到一些情况，请允许我就这些同公商议。天下大势所依靠的是民心，所凭借的是士人的议论；我们这些人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所能凭恃的也只有这两点罢了。如今浙江沿海地区，习惯于从外国船舶贸易中获利，而禁令又不能实行，民心和士论大多因此动摇迷惑，主管的使臣和重臣也往往受到牵制，海盗势力滋长，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如今负责政务的人过于自我疑惧，难道不是因为老成持重，想要掩藏瑕疵、包容污垢，随后使事情自行消弭，以求万全吗？我恐怕祸患刚刚萌芽时，早已不能及时阻止、预先防备；而一旦形成势力，又怎能保证它不会更加炽盛、奔涌溃决呢？拔除杂草必须连根除掉禾苗，铲除恶势力务必从根本入手，古人的论说也有不可改变的道理。假如在这件事上真正留意，那么即使重重关门、敲击警鼓，也足以抵御暴客；何况山海隔绝，不借助梯子和船只，那些微小的丑类难道真的能够飞渡过来吗？只是百姓没有固定的志向，士人又少有公正的议论，积习已经很深，终究难以开导晓谕；即使那些只为自己一身一家打算的人，也只图眼前一时的利益，而不考虑长远久远的祸害，更何况希望他们具有大人的志向、替天下谋虑，实在很少见到。至于逐渐浸润、教化引导的方法，以及斟酌调节、权衡处置的运用，像公这样熟悉世务、阅历丰富的人，一定自有随机应变、顺势处置的妙法。如今我想起思质中丞将要承担分掌一方军权、接受符节的职责，他很能推诚布公，广泛采纳众人的谋略。我回忆他东巡时，曾在钱塘江上与我谈话，看见他神情跃动、意气奋发。公这次前去，凡是应当做的和能够做的，都应当协调共同努力，不受阻碍、不被挫折；这样民心和士论自然会逐渐恢复正道，东南的警患也将有平定的日期，确实可以计算日子等待了。我特意敢于提出探究根本的意见，来答复二位的请求，并把这些话告诉随行者，以补充末尾的议论。公不妨把这些话拿去问思质中丞公，他还会认为我的话怎么样呢？送菅参政的序 己亥年，复斋菅公由江西按察副使升任陕西布政司参政。临行时，江右的官员、士人和百姓都到郊外为他饯行，悲伤依恋，不忍舍他而去。他的同僚好友恒溪尹宪长嘱托我写赠言，我于是上前致辞说：‘公这次出行，是要参与掌管陕西的政务吗？陕西就是古代的雍州，处在陇山和函谷关之间，萧关、武峣等关隘分布其间；黄河在左右回旋环绕，渭水、漆水、沮水、弦水、蒲水、荆水、岐水、终南山、龙门山、鸟鼠山等河流、泽薮、岩谷环绕映照，山河形势和险要胜景没有比这里更强的。正因为土地厚实、水源深广，所以这里的人大多厚重质朴、正直。周人的岐、丰之地，王道四方通达，诗人歌咏它，称为《二南》。后来分别任命周公、召公，国势更加兴盛昌隆，而二公的宰辅功业也确实由此建立。再往后，周室东迁，秦襄公开始受封；康公、孝公以下，抱着同仇敌忾之心相继兴起，刚强奋发，拥有使八州来朝、与诸侯同列的气势。同一块土地，周朝时成为周，秦朝时成为秦，善恶、污隆不同，关键在于那里的人的不同。汉、晋、西魏、后周、隋、唐都以咸阳为都城，当时京兆、冯翊、扶风、弘农、张掖、酒泉、胜肃、甘洮等地的安危、得失和臣服，也都只取决于当地的人。到了宋代中叶，夏、银、绥、宥、静、灵、盐、甘、凉、沙、没等西夏地区，庆历年间把沿边地区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熙宁年间又把熙河、洮岷、通远合为一路，各自设置制帅和能干的官员；韩琦、范仲淹经营筹划的功绩十分显著，声威使西方敌人不敢窥伺，百姓依赖他们而安宁，于是二人最终成为宋室名相。’ 如今四方夷族畏惧服从，强大的边疆安宁无事，而圣明教化所到之处，实在是承宣布政的官员促成的。公胸襟冲和，风度高雅，早已熟悉经国济民之术；在谏垣任职时提出的建议，在按察任职时作出的明断，凡是声誉和实际功绩所到之处，无不使人信服而得到宽裕安宁。这次出行，公将成为周公、召公那样的人吗？将成为韩琦、范仲淹那样的人吗？我们同道之人对此深有期待。’ 《方山先生文录》第十一卷 ●《方山先生文录》第十二卷 序四 ◆序四 《吴封君寿序》《何封君寿序》《杨处士寿序》《程处士寿序》《余翁寿序》《顺轩高君寿序》《隆虑山人李翁寿序》《胡母张太孺人寿序》《钱母冯太孺人寿序》《王母曾太孺人寿序》《向母汤孺人寿序》《海日灵椿图序》《二山万椿图序》《吴封君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