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八

译儒者的道理是宏大的！大到与天地相配，小到进入细微之处，光明与日月并列，幽深处能够赞助鬼神。河流山岳的流动与耸立，百姓万物的富足安宁，都由我们儒者的道理造成。高帝本来就是没有学习儒术的君主，但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原本不曾泯灭。他怎么会到了儒者这里，竟有辱骂、溺毁儒冠的事情呢？这一定是没有人心的人才做得出来的。然而看他经过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这是旷古以来的盛典，实在是高帝首先创行的。到达鲁城下，听到弦歌诵读的声音，便不忍心用兵；看到四皓的衣冠，便割舍了对戚姬、如意的宠爱。这正说明他心中仍有天德和秉持常道的善良，以及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念头，并没有因为长期戎马生涯而完全消灭。既然如此，辱骂儒生、溺毁儒冠，怎么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呢？唉！高帝大概是英雄豪杰的资质，对于当时所谓的儒者，一定看出了他们的隐微本质。自从孔子、孟子的道理不能行于春秋战国之际，当时那些一心求富贵功名的人，无不是乞求于坟墓、攀附权势之徒；到了秦朝末世，更是发展到了极点。所谓儒者，他们的道德姑且不论，必定是毫无所得、茫然无知，对事业成败也没有任何帮助的人。他们不过是窃取儒者的虚名，冒充儒者的衣冠，用这些来使自己显得异于当世，以求获得庸俗的宠遇罢了。所以他们无法感动高帝的心，反而自取其辱。难道这只是高帝一个人的罪过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像萧何、张良那样有智谋的人，像随何、陆贾那样有文才的人，也只是接近儒者而已，高帝尚且任用他们，各按其才能使用，唯恐他们不能受自己驱使。何况比他们更高明的人，高帝难道会忍心用侮辱来对待吗？我知道一定不会。世上的评论者只根据表面事迹而不追究缘由，于是议论说：高帝不喜欢儒术，是个辱骂儒生、溺毁儒冠的君主。果真如此，那么这种鄙薄亵渎的羞辱，与秦朝坑杀、焚书的惨祸有什么区别？高帝也就成了秦朝的后继者，太不仁厚了。这样的人能够在五年之内成就帝业吗？所以说：不仁而取得天下的人，从来没有。有人说：古人曾说，招致贤士要从郭隗开始。那个人虽然不是儒者，既然穿着儒者的衣冠，也应当尊重礼遇他，以此劝勉后来者；即使如此，也还应当顾惜名器。为什么要这样过分地对待他们呢？唉！广泛接纳、普遍施用人才，看到名分便想到与之相称的道义，高帝本来不是这样的人。我本来就不因此对他抱有过高期望。我只是惋惜，高帝仍有崇尚儒学的善心，却没有真正的儒者供他任用。○文帝 我年轻时读《贾谊传》和贾谊所著的《新书》，看到他陈述治理之道，完备地说明礼仪法度，认识到事理的关键和深奥之处，所提出的宏大言论和高明议论，都有可以施行的内容；而文帝谦让迟疑，未能及时采用，我总认为文帝的志向见识浅陋，不能摆脱流俗，白白错失机会，以至于贤者不能尽力施展，也没有办法用来文饰太平，于是曾经写过《贾谊论》来为此惋惜。等到反复阅读司马迁、班固所记载的文帝本纪，全面观察汉朝的国势后，我又叹息说：唉！文帝的用意深远啊！汉朝兴起到文帝时，才二十多年，战争刚刚平息，创伤还没有恢复，中间又经历惠帝昏弱、吕后专权，国家多难，百姓万物深受忧患。就像人的身体，虽然皮肤肌肉看起来充实，精神元气却还没有稳固；如果不先调养饮食，便贸然要求它劳筋动骨，少有不跌倒的。文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没有立即把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兴礼乐等措施制定成政令、颁布天下。他实在认为，等天下重新安定，教化才可以兴起，人心才会和谐融洽，礼义自然会显现。如果没有根本却勉强推行，没有次序却急于改革，放纵心意追求宏大、张皇声势进行改革，难免会扰乱天下，只为装饰一时的表面；名义上正确，实际却并非如此，人们也将不会相信、不肯服从。又何必采用这些做法呢？我只要让百姓休养生息，集中志虑，不分散精力，那么天下的疲敝大概就会有所恢复；贾谊所陈述的那些措施，按次序逐步实行，也还不晚。这就是文帝的用意。史书称，他讨论赈济借贷，减省徭役费用，开设籍田，赐给百姓租税，劝勉种植耕作；宫室苑囿、车马服饰等方面，没有任何增加。将军陈武建议讨伐南越、朝鲜，文帝说：朕没有考虑到这些。匈奴侵扰边境，文帝说：缔结和亲，以保全天下众多百姓。凡是这些做法，无不是用来惠养天下的。因此百姓无论内地外地都没有徭役负担，能够在田亩间休息，鸡鸣犬吠相闻，烟火绵延万里，四海富足，礼义兴盛。对于古代帝王，虽然不敢妄加评论，也差不多可以说是达到了食的境界了！这时的政事，正在于养育百姓。等到再看他大量分封诸侯，进一步扩大梁国封地，供养大臣有节制，崇尚廉耻之风，贾谊所说的后来都遵循采用，可惜贾谊早早去世了。假如贾谊没有早死，那么绛灌、东阳、冯敬之类的人，恐怕始终会嫉妒他，文帝也会任用他做公卿，必定能够实现当初的意图。可惜贾谊早死了！唉！像文帝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懂得辨明先后缓急的人了。○武帝

译兵，是先王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不得已而使用兵力，王道就能够保存；不得已却不使用，国家就会灭亡。不得已而停止用兵，国家就会衰弱；衰弱就会困窘，困窘就会被削弱。削弱之后即使还没有立即灭亡，灭亡的形势也已经显现，最终也一定会灭亡罢了。所以说：家庭中不能废除教训和责打，国家不能抛弃刑罚，天下不能停止诛伐，这确实是有道理的。武帝用兵，是已经到了可以不使用却仍不使用的地步吗？还是到了不得已而使用的地步呢？我曾经考察汉朝的时代。国家形势虽然已经安定，但边远的夷戎日益强盛；高帝被围于白登，吕后收到匈奴书信而遭到狂悖侮辱，文帝时匈奴又侵入上郡、进入萧关，杀死都尉，侦骑甚至到达雍地、甘泉。当时每年送去金帛，动辄割让子女，难道是喜欢同野蛮人结交友好吗？实在是因为天下刚刚脱离水火，物力还不充足，只能委曲迁延，慢慢观察形势，等待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到了武帝时，在文帝惠养百姓之后，粮仓充实，钱串腐朽，将领勇敢、军队强盛，而匈奴又屡次侵犯边境，今天进入上谷，明天侵入雁门；今天杀郡守，明天杀都尉；一年之中，烽火、杀掠的警报没有一天停止。这时如果还不大力张扬国威、兴起问罪之师，就会天天向他们显示软弱，而豺狼般贪得无厌的要求，必将给后世带来更大的祸患。这正是夷夏盛衰消长的关键，也是汉家安危相互转化的时机。武帝于是下诏让公卿广泛讨论，任命将领一时并用；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贺等人，都按照各自的才能任用。军队从四方出征，所向都取得成功。从此匈奴远远逃遁，氐羌、昆明、南越以及百蛮都向往汉朝风化、叩关归附，以至于漠南没有了匈奴王庭，历代的耻辱得以洗雪，中原的威势日益强盛。即使到了成帝、哀帝时期，单于、乌孙仍然叩头入朝；延续到光武初年即位时，还要闭关拒绝西域，这些也都是武帝曾经震慑他们所造成的。世上的儒者只看见武帝登封、巡幸等举动，以及柏梁台、承露盘之类的制作，纷纷议论不止，于是连同他的征伐也一起说成穷兵黩武，把秦始皇和汉武帝并称，这也太过分了。假如武帝用兵果真不合人心，像秦始皇那样穷兵黩武，那么即使后来有轮台悔过、秋风悲叹，难道能够避免祸患吗？唉！这使我想到宋真宗澶渊之战，遗憾他不能果断决战，最终导致后代播迁、跋山涉海，这实际上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宣帝 君主治理天下，应当虚心顺势去做，不把自己的私意夹杂其中，这样才对。人只要存有私我，心就不能虚；心不能虚，就会积蓄猜疑、预设防备，处理世事、应对万物时，便失去顺应事物的公正。日积月累，由微小形成显著，造成的祸害实在说不尽。这本来人人都如此，但君主尤其严重，因为他所控制的范围广大，所掌握的权力重大。我观察汉宣帝，史书称他振作精神、谋求治理，综合考核名实，大概是有志于中兴的。然而霍氏不能善终，赵、盖、韩、杨都不得善死，使人四顾自危，仓皇沮丧；汉朝的元气实在因此而损耗。宣帝的作为为什么会惨刻到这种地步呢？根源在于内心不能虚静。宣帝成长于民间，年轻时经历过危难，一旦接受玉玺、承继帝位成为天下君主，又亲眼看到昌邑王被废、宣帝被立，亲身承受过大臣的威权，内心深处自然有无法一日释然的隐情。看他褒奖霍光、赞扬霍光的功德，几乎赞不绝口；增加他的封邑食户，赏给金钱、缯帛、奴婢、车马、甲第，奢华可比王者；霍氏族属、女婿全都享尽显贵荣耀，而宣帝还收敛神色、谦抑自己，凡事都先向霍光禀告。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春秋》说郑庄公对待叔段，仿佛是两个君主相争，但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宣帝后来诛灭霍氏的缘由，大概不用等到张敞的奏疏、徐福的书信，也可以看出来了。何况赵、盖、韩、杨都凭功名显赫于一时，威望足以震慑权贵；而广汉、延寿又是霍光所提拔的人，谗言一传入，便遭受极刑，这也不奇怪。为什么呢？宣帝的意思是，天子废立如果出自臣下，君主的威势和恩福就会下移，最终将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只要实行杀戮，人们就知道保全自己；作威作福的权力只能由君上专掌。但善人是天地的纲纪，即使不能爱惜那些人，既然有人死亡、国家因此困苦，也应当按他们的罪行施罚，怎么可以先入为主地猜疑他们，过度施行残酷杀戮呢？霍氏专权，铲除它似乎并不过分；但让恶势力滋长蔓延，等到它自行败亡，实在也是宣帝造成的。至于广汉等人，不只是当时官吏百姓替他们鸣冤、愿代他们受死的人动辄以千计，即使百世之后，读汉史的人仍然会为此扼腕叹息。哀帝、平帝在位短促，评论者的说法难道过分吗？这也是天道如此。然而，宣帝也有其所承受的一面。看他曾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是把王道和霸道杂合使用。那么，他尊崇许氏、史氏，任用恭、显，杀害大臣，难道也是沿袭高帝溺爱吕氏、宠信闳孺、杀害韩信和彭越的旧办法吗？世上的儒者甚至说宣帝开启了三大祸端，这就不是评论宣帝的正确方法了。○季札

译我生长在延陵乡，听父老们大力传说季子的让国故事，没有一次不追慕他清白高尚的风操，把他看作古代的贤人君子。有人说，他固然贤明，可惜他让出国君之位，反而为动乱创造了条件。我起初暗自怀疑这种说法。等到读胡氏《春秋》，读到‘吴子使札来聘’的传文，才知道这种说法是康侯首先提出的，在他以前从来没有过。唉，这果真是仲尼的旨意吗？我不敢知道。仲尼称赞伯夷、叔齐，说‘求仁得仁’，我则认为季札当时的事情，正与叔齐相同。孤竹君立叔齐为继承人，寿梦立季札为继承人，都是承受父亲的命令；叔齐让位给伯夷，季札让位给诸樊，都是看重天理名分。两人都是在寻求成全自己的志向。为什么呢？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私家所有，后来才有立嫡长子为继承人的制度。这大概是先王顺应人情、合乎天理、平息乱争的大道。所以，被立为嫡子的，只要不是极其无道、足以亡国灭宗，就不可更换。何况诸樊因为季札贤能，也想把国家交给季札，这又不是可以用常人常情来判断的。季札不应当拥有国位，也是明白的。既然如此，按照嫡长子次序传国，依次相承，乱源难道不就有希望平息了吗？这正是季札让国，所以能够平息动乱。如果说‘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也是礼制，那是指兄弟没有后代的情况。否则就像太伯离去而不再回来，或者像伯邑考的继承人并不像他；总之不能把它当作常规。周武王去世，成王即位，周公虽然贤明圣哲，也只能居于冢宰之位。公子光因为弑杀僚，才以季札应当拥有国位为借口，借仗义执言来震慑吴人，使他们服从。奸诈雄强之人窥伺窃取权位，大多如此，不能据此作为可信证据。假如季札果真即位，公子光又肯就此罢休吗？余祭、夷昧即位时，公子光还年少；到了僚即位时，公子光想取得国位的心，却从未有片刻消失；看他乘机发动政变，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吴国的动乱，是道理和形势发展到必然结果。即使不发生在僚身上，也只是早晚不同罢了。杜元凯说：吴国从诸樊以后，兄弟相传而不立嫡子，所以动乱是由先人开始的。说的就是这个。不探究根源，却把罪责归给季札，季札难道能够承受吗？康侯知道季札贤明，却被《春秋》以名字记载季札的用意迷惑，所以才这样解释。我私下认为，《春秋》的写作原则是内夏外夷，这是它最重要的界限。记载名字、记载字、记载爵位、记载身份，是《春秋》的通例。因此外国使者通常只记载名字。吴国自从申公巫臣前来，才开始与中原上国通好；它大概是《禹贡》没有涉及、《春秋》原本不收录的国家。季札虽然贤明，孔子虽然贤明，难道季札会因为一个人的缘故而破坏夷夏之防吗？这与秦伯派术、楚子派椒的记载例法相同，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至于《春秋》所以认为季札贤明，自然另有原因。看它一处说：延陵季子，是吴国熟习礼的人；另一处说：延陵季子对于礼，大概合乎礼了吧。礼，是人的根本，是用来通达天道、顺应人情的大门。礼啊礼啊，难道可以归结为让出国家给导致国家发生动乱的人吗？我看一定不是这样。唉！孔子谈伯夷、叔齐，就说他们求仁得仁；谈季札，就说他合于礼。礼也是仁，因此又可以知道，孤竹君、寿梦的命令，不能只从公私得失来判断。假如只从公私来判断，那么就应当服从治命而不服从乱命，伯夷的让位也就不对了。唉！懂得这一点，就可以领会《春秋》的旨意，也可以和人谈论季札了。○石奢 石奢，是楚昭王的相国。他刚强正直、清廉公正，从不阿谀回避。他巡行县邑时，路上遇到杀人案，有人正在追捕凶手，凶手竟是他的父亲。石奢放走父亲，回来后把自己捆绑起来。他派人向楚王转告说：杀人的人是我的父亲。若为了父亲而立法执政，就是不孝；废弃法令、放纵罪犯，就是不忠。我的罪应当处死。楚王说：你追捕而没有追上，不应当获罪，你还是去办理政务吧。石奢说：不偏私自己的父亲，就不是孝子；不奉行君王的法令，就不是忠臣。大王赦免我的罪，是君上的恩惠；伏法而死，是臣子的职责。于是他因为不接受君王的命令而自刎身亡。薛子说：杀人并不是偷羊一类的小事，把实情告诉君王是可以的；像偷窃后背负财物逃走这样的事，不告诉君王也可以。既然已经告诉了君王，而君王又赦免了他的罪，这样申诉就已经完成了。何必一定自刎，难道是要给父母留下一个令名吗？○张良 汉代的子房真是有智慧啊！其他事情或许还可以做到，但功业已经成就，韩国复兴的心愿已经实现，却想托言赤松子而长久离去，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富贵不是我的愿望，但想要富贵，却是人人都有的共同心情。何况高帝又是欲望很多、猜忌特别严重的君主呢？即使他知人善任，对于英雄豪杰之士也防范不已。张良尤其是他一向忌惮、敬畏而服气的人。张良此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历经艰难参加百战，今天却突然舍弃万户侯的封赏而离去，这难道合乎常情吗？高帝会相信吗？高帝不相信，张良就不能离去；张良不能离去，为韩国复兴的心愿就无法表明，保全自身的智慧也就穷尽了。只有托言神仙之事，高帝才会认为张良所追求的东西一定比自己所能给予的更多；否则，就会认为张良的精神心思已经疲倦，却被荒诞之说迷惑了。张良要离去，实在没有别的办法。高帝于是释然，而《春秋》中为亲族复仇的义理、《周易》中知晓事物机微的智慧，张子房也就可以兼而得到。这虽然免不了使用权变机巧，却也是君子的正当权术。这就是伊川认为他有儒者气象的原因。司马迁却认为这件事真像有鬼神怪物参与其中，世人于是便因他托言赤松子而轻视张良，这本来不值得议论；至于只知道张良明智地保全自己，却不知道他善于运用智谋的人，也只是浅薄地了解张良罢了。○贾谊

译君主任用宰相，是按照贤能来任用，还是按照资历次序来任用？如果一定按照资历次序，那么平庸之人、世俗之徒，随意对天下大事说可说不可，只求苟延岁月的人，都可以做宰相，胡广、苏味道之类就是这样。如果一定按照贤能来任用，那么深山穷谷之中，不论出身类别，只要突然出现而能够治理天下、辅佐君主的人，都可以做宰相，伊尹、傅说之类就是这样。那么君主任用宰相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用他来大有作为。想在天下大有作为，却按照资历任用宰相，那还要宰相做什么呢？由此说来，确实非贤能不可。我年轻时读宋代苏子瞻的文章，读到他评论贾谊，说：像贾生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任用他，而是贾生本身不能被汉文帝任用。我深信这句话，非常替贾谊惋惜。如今读汉史所记载的贾谊事迹和贾谊亲自撰写的《新书》，才开始叹息说：唉！不是贾谊不能被汉文帝任用，实在是汉文帝终究不能任用贾谊。贾谊与伊尹、傅说相比，我固然不敢妄加评论，但总之是良相之才。汉朝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那么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兴礼乐，以及其他政事，都会全部改变秦朝的法制。《新书》中记载的内容，也一定会得到施行，而汉朝的国策，必定不止达到这种程度。为什么每次诏令下达讨论时，众位老臣都不能作答，而贾谊却能完全应对呢？于是绛灌、东阳、冯敬等人嫉妒他、诋毁他，贾谊便到了长沙这个低洼潮湿之地，成为他最终衰老、死亡的地方。唉！年轻而刚开始学习的人，果真就不能任用吗？阿衡、良弼本来就是从耕莘、筑傅之中兴起的。年老的旧臣果真都可以任用吗？那些处世圆滑、模棱两可的人，本来就是俸禄享受得久、见识经历得多的人。所以说：确实非贤能不可。只要贤能，年老可以任用，年轻也可以任用；旧臣可以任用，初学之人也可以任用。《尚书》称说‘老成人’，又说‘任官惟贤才’；《诗经》歌颂‘三寿’，又说‘髦士攸宜’，正是这个意思。当时的将相大臣，如绛灌之类，可以算是老成之臣、三寿之臣了。像贾生这样通晓国家大体的人，难道反而不能称为贤能吗？他是有才之人，是髦士，难道不可以任用吗？汉文帝如果真能虚心听取他的意见，排除众人的喧哗而委以重任，那么‘治安一策’本来就是他先行献上的言论。若说不能在片刻交谈之间就让人痛哭，那么‘畎亩幡然’的几句话和《说命》回答君王、颂扬君德的三篇文章，又是为什么写的呢？何况廷尉推荐一次，文帝便召他为博士，可见孝文帝对贾谊似乎是有所信任的君主，并不是完全没有同心的人。臣子初次见到君主时却不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说出，说了之后又舍弃自己的学问去迎合，这不几乎就是怀有欺诈、挟持权术来欺骗君主，像商鞅所做的那样吗？这大概不能用来指责贾谊。贾谊不责怪汉文帝不能成为成汤、商高宗，却说是自己不能被汉文帝任用；汉文帝不责怪汉廷大臣不能宽宏有容，却希望贾谊慢慢相处、逐渐深入交往，这也实在困难。司马迁为贾谊作传，把他与屈原合在一起。唉！屈原固然忠诚，但他的志向和才能果真能与贾谊相提并论吗？不过，贾谊也不必深究。贾谊一旦不被任用，不只是贾谊再也不能振作，汉朝也于是因循简陋、安于现状。我因此深深感慨，世上那些评论宰相的人，以及因为嫉妒有才之人而又嫉妒别人有才的人，难道只是孝文帝吗？难道只是贾谊吗？难道只是绛灌等人吗？○疏广、疏受 臣子侍奉君主，有可以离去的情况，也有不可以离去的情况。什么叫可以离去？与君主的道不同，自己的志向不能施行，而对国家的治乱没有关系，这就可以离去。所谓辞职一次便退，是为了远离祸乱。什么叫不可以离去？君主把专任交给他，把重大责任托付给他，而他的去留关系到君德的成败，这就不可以离去。所谓完成职责之后才退，这才是臣子的厚道。汉代的疏广、疏受，职位在师傅之列，责任在于辅导、培养太子；而且父子都受到朝廷的知遇，他们可以离去吗？还是不可以离去呢？稍微懂得君臣之义的人，一定能看出其中的轻重。只是他们把仕途成功、声名建立看作荣耀，把晚年后悔看作恐惧，于是一旦托言有病便离职，他们为自己谋划确实成功了，可是君主怎么办？太子怎么办？朝廷和天下怎么办？疏广既然做了太子的师傅，也曾读书求学，难道没有听说过：做臣子的，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只要对君主有益，也应当去做。何况牺牲自身来使君主趋于善道呢？所以伊尹复归政权给他的君主，一定要等到君主处于仁、迁于义之后；即使君主已经有共同的德行，他仍然牵挂不已。否则一旦颠覆常法，便是我的责任，怎么可以离去呢？周公表明自己想要务农的志向，是在周王奠定天命、宽仁深厚之后，洛邑建成并发布告成文告之时；然而为了挽留召公，仍然写下数十句话反复劝说而不停止。不然，如果幼主有过错，宁可鞭打伯禽，即使三叔散布流言，也不会因此离去。若说这是周公亲爱亲族的原则，那当然如此。可是伊尹出仕，本来就是莘野的农夫，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论语》说：“一人是天下的贤良元首，万国便能因此端正。”伊尹、周公的用心，是为了君主和天下。孝元帝十二岁时，已经能够通晓《孝经》《论语》；以端正的教育培养端正的品德，正是所谓“山静泉清”的境界。何况广受归家时，孝元帝懂得为老师饯行赠礼，那么他也就知道应当尊重师傅，并且可以同他们共同有所作为了。不能说我们的君主没有能力。假使疏广能够得到教育世子的办法，并且及早为此作好安排，那么萧望之下狱、恭显擅权，必定不会出现在初元、建昭年间，孝宣帝的事业也不会在后世衰败。为什么偏偏要离去呢？若说帝王子孙禀赋异于常人，幼年时便可大致看出，那么太甲、成王本来都是帝王的子孙，是神明的后代；但他们也曾颠覆政事、犯下过错，为什么最终又能成为守成的贤明君主呢？唉！即使疏广父子不离去，我本来也不敢把伊尹、周公的事业期望在他们身上。我只是担心孟坚、明仲的说法流行后，天下后世那些只为自身谋划、把君主放在后面的人，便可以借此作借口。王通

译如今世上连三尺高的孩子拿起笔来写文章，也能随意指责仲淹，说他续写经典是僭妄。那么经典终究不能续写吗？如果经典不能续写，王通的罪过确实就无法逃脱天地之间了。如果其中另有道理，我就不敢随从众人谈笑了。古人有话说：“圣人没有出生时，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圣人出生后，道存在于圣人身上；圣人去世后，道存在于六经之中。”这话如果拘泥字面去追究，那么道存在于圣人身上时，就不再存在于天地之间；既然存在于六经之中，而后来又有圣人出现，便又不再存在于圣人身上了。我认为，道从来没有哪一天消亡过，也没有片刻可以停止。因此说：“普通男女虽然愚昧，也可以参与认识它；普通男女虽然不贤，也可以做到它。”王通是程子所说的隐居君子，本来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但同愚夫愚妇相比，何止高出十倍百倍。道本来无处不在。何况王通高隐龙门，专心研究经术，不能说他不是懂得道的人。如今他所续的经典有不少大概可以看出，如果说他背离圣道、扰乱道德，当然没有什么可取；但如果只因为经典不能续写就指责王通，那么天下后世将没有一件事可以做，只能听任这些人整日茫然无措，不知道应当走向哪里。隋朝是什么时候呢？自从典籍毁于秦火，被汉代儒生牵强附会，直到晋代清谈盛行，老庄学说遍布天下，到了隋朝便达到极点。那个时代难道没有豪杰之士吗？只是日渐委靡沉沦，自己也不知道罢了。唯独王通看见了圣人经典中的道，取来续写。续写它，就是尊崇它；尊崇它，就是相信它。朱子曾采用程子的说法，补写《大学》“格物致知”的传，并为此作序说：“实在是最初尊重、相信这一篇并为它表彰的人。”朱子又说：“《纲目》是在接续获麟之后写成的。”这样看来，称王通僭妄的人，难道也要果断地否定程子、朱子吗？何况他居家时不废弃《周礼》，还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拿着这套制度前去实行。”他有志于三代的盛美制度，并且对当时的政事十分关切，这一点是可以想见的。自从有了仲淹，圣人的言论才逐渐传播到天下。仲尼曾说：“贤明的君王如果不兴起，天下还有谁能尊奉我呢？”王通大概就是尊奉仲尼的人。高祖、文帝、武帝、宣帝的制度，是记录秦誓；曹植、刘桢、沈约、谢灵运的诗句，是述说歌谣；曹褒、荀勖制定的礼乐，不能同夔、龙相比。那么，如果世间没有这样的人，礼乐终究就不能兴盛吗？这就是延陵季子的礼、武城子游的乐，是孔夫子希望亲自见到、乐意听闻的东西。曹褒、荀勖当然不能同季子、子游相比，但因而讲求礼乐，也有保存一只羊以存礼意的意思。唉，孔夫子生在周朝末年，所以《诗》《书》所记载的内容，以及《春秋》最后一笔，也只能到那个时代为止。假使他生在今天，难道会把汉、唐、宋的旧事全都收入，而漫不经意吗？我看他一定也会加以品评、整理和删定，用来昭示万世。因此说：“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时代，即使百世之后的事情也可以预知。”谁说经典终究不能续写？谁说后世终究不能成为唐尧、虞舜和三代那样的时代？唉！我对于世人指责仲淹这件事，又一次深有感触。韩愈 文章，是以道为根基的。天下本来确有背离道的文章。文章一旦背离道，即使只有一两句话，我也嫌它太多。如果对道有所阐明，即使写了千万字也还不够。退之对道有所见解，又擅长古文辞；他有所心得，便在文章中阐发，大概是要借此阐明道理。世上的评论者看见他的文章丰富，又不背离道，便说可以通过文章来体悟道。到了今天的评论者，也只说退之是文人中的豪杰。唉，退之只是文人吗？道可以凭借文章来体悟吗？水一定要疏浚源头，水流才能长久；树木一定要培固根部，枝条才能伸展；文章一定要达到道的境界，语言才会从容充裕。世上也有通过文章体悟道的人，是说他们观察人文而推求其中的意义。比如季札观看周乐，谈到周德盛大，无以复加；韩宣子看见《易》的卦象和鲁国《春秋》，便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这叫作沿着水流追究源头，顺着枝末探求根本，并不是说因为写文章便悟得了道。假如说写文章就可以悟道，那么先秦两汉的文人，如邹衍、李斯、邹阳、枚乘、司马迁、班固等人，他们著书都不下万余言，为什么偏偏不能像韩愈一样悟道呢？持这种说法的人，正像砍下树木的枝条便说“我找到了根本”，汲取水流便说“我找到了源头”，有这样的道理吗？况且韩愈所处的是什么时代呢？韩愈说：“秦朝焚书，汉朝尊崇黄老，晋、宋、齐、梁、魏、隋之间崇信佛教；由此可以知道，韩愈生在那个时代，理学昏暗受蚀，前面没有可以承继的，后面也没有可以沿袭的。”韩愈独自奋起，高谈性命之学，排斥异端。即使在今天道学大为昌明之后，拿他的文章来读，其中关于道德仁义的言论仍然明白灿然，本来没有什么严重的悖谬。若不是他对道有深厚造诣、能够独立体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间或有优点不能掩盖缺点，也应当结合他的时代加以谅解。怎么可以因为他文辞优美，便说是通过文章悟道，又只把他看作文人呢？评论者说后人因为他的文辞而推尊退之，我却认为后人也因为他的文辞而掩盖了退之在道上的造诣。唉！隋朝有文中子，唐朝有韩文公，都是贤明的儒者。谈论理学却舍弃这两个人，是不公正的说法。苏轼

译如今评论子瞻的人，不是说他是异端杂学之徒，就是说他是尚未失败的荆公。唉！子瞻在当时，他的政事和文章，大体都以我们儒家为归依，并且急切地想在天下有所作为。他的主张略有施行，军国事务也因此渐渐有了头绪，已经很值得称道，不是平庸众人所能相比的。他出任一州知州，百姓都为他绘像祭祀；由此可见，他的学术不足以扰乱天下，也很明白了。只是他刚被任用便又遭排斥，未能把所施行的事业贯彻到底，以完成自己的志向罢了。志向既未完成，又让他蒙受扰乱天下的名声，我恐怕子瞻并没有坏到这种程度。荆公的是非，我还没有论述；子瞻却有荆公积极有为的志向，又用通达灵活来辅助它。至于他的理学还没有融会贯通，儒者尚未纯粹，又何止子瞻一人如此呢？大体说来，责备人不可不严厉，评论人不可不宽厚，这是孔子、孟子待人的家法。孔子说“攻治异端”，但在询问礼制、官制时，又问到老聃、郯子一类人。孟子排斥杨朱、墨子，说他们是无父无君，却又说“归来就接纳他”。这正是孔子、孟子以及太公至为公正的心意，即使对于异端和偏曲的学说，也仍然认真地加以取用、吸引。子瞻果真是老聃、杨朱、墨子一类的人吗？只是因为他用叔孙通制定礼制的话触怒了伊川，于是二程门人便互相攻击，以至于形成洛党、蜀党之分。这其中有意气用事的一面，子瞻固然不能免；但当时吕陶等人也没有完全尽到侍奉老师的道义。因为这个缘故，便像评论者所指斥的那样，以此抹杀他一生的事业，我恐怕伊川也不忍心这样做。即使朱光庭、贾易一类人，也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子路认为正名说迂腐，司马君实一生最不喜欢孟子；如果据此便认为子路不能算贤人，司马光不能算君子，甚至把他们排在杨墨、佛老一类人中，这能算是评论古人的公正态度吗？所以我曾经这样说：“苏轼，是宋朝的贤臣，是还不纯粹的儒者。取用他合抱粗的大材，而不计较其中还有几尺朽木，那么子瞻也可以成为经世之人的典范。” 王安石 士君子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没有比自身修养更优先的了。修养达到极高境界，就能克服气质上的偏颇，尽察事物的实情，使群体的谋略得到施展，那么天下的事情将没有不能按照自己的志愿去做的。因此说，君子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业。否则，即使他的志向想做，他的才能能够做，时势也允许做，但能不使安于常规、习惯旧事的人感到惊骇的，几乎没有。故而说：没有人同他合作，伤害他的人就会接踵而来。唉！这就是我深深惋惜介甫的地方。介甫是什么人呢？是自古以来的豪杰。他刚出仕时，想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也想使自己的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推究他的志向，简直想亲眼看见周礼文物制度的盛美，使宋朝达到三代的隆盛；至于汉唐那种杂有霸道、夷狄之治，以及诸葛亮、魏征这样的臣子，他大概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这是什么样的志向呢？皋陶、夔、后稷、契，正是他自任的榜样。等到看他在常州试行，天下人便仰望他；在鄞县试行，直到今天百姓仍然从中得利。这说明他的才能足以配合他的志向，绝不是只会夸夸其谈的人。把这些措施推行于天下，本来应该没有困难。何况神宗是有志向的君主，又把专任大权交给他，这尤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云从龙、风从虎般的相互依从，也不过如此。可是为什么法制一经建立，朝廷的议论便加以阻挠？天下人怨恨他，后世讥讽、呵斥、嘲笑他的言论，流传在史册上，直到今天那些沉溺于旧见、偏执于先入之见而不考察实情的人，也无不怒目而视，以称说他为羞。这也不是他们对介甫怀有恶意，而是根据他当时的行迹，确实有导致天下事情败坏的地方。唉，介甫当初想成为怎样的人，为什么如今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因为他的涵养功夫还没有达到，又把偏执变成了性情。偏执造成的危害太严重了！只任凭自己的见解，炫耀自己的长处，认为天下人没有谁比得上自己。这就是违拗天下人的心意，使嫉妒和毁谤纷纷聚集，并借此促成他的失败。却不知道我本来不是圣人，怎么能事事都做到尽善尽美呢？既然不能事事尽善，而嫉妒毁谤的人又乘机而入，于是所做的一件事都不能恰当，所任用的一个人也都不能得当；自己一人处在朝廷上，而散布在天下各处的人，没有谁肯平心静气地推行他的法令，弊端因此越来越多。本来想治理天下，结果反而扰乱天下。这是事理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假使他当初能留意身心修养，深入研究事物的道理，用这些来克服自己的意气、纠正自己的偏执，积累诚意以感动人心，从容等待时机，集中众人的思虑，广泛采纳忠言益见；而自己在其中就像大木匠处在众人之中，对各人呈献的技艺拿着墨线来衡量长短，那么人心一定会信服，舆论一定会归附，他的施政举措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初的心愿。程子说：“有了《关雎》《麟趾》的意旨，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他有志向、有才能、有时机，却上不能成为皋陶、夔、后稷、契，退一步也不能成为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反而成了这样一个王介甫呢？所以说：“士君子想要在天下有所作为，没有比自身修养更优先的了。”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八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九 论四 论四 御寇论 御寇论【甲寅五月作】薛子辞去浙江学政之职后，等待候补，居家生活。正逢海盗横行，直抵苏州、松江，又侵犯无锡。各地遭受的伤残祸害，惨酷得无法忍受。我在奔走流离之中写成《御寇论》八篇。至于足额征税、招募士兵、修造战船、准备器械等一切用兵之事，自然已有负责的人。我不写这些。正名 守险 整饬法令 振作士气 虚心纳谏 论定功劳 巩固根本 铲除奸徒 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