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九

译过去出兵作战的人，必定说：先要给他们定下贼寇、敌人的名分，才可以制服他们。意思是应当揭露贼寇的名号，向众人说明，使人人知道他们是哪一伙贼寇。又说：出兵如果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意思是应当说明我军出兵，是要讨伐某一伙贼寇。这样就能形成堂堂正正的阵势、端正严整的旗帜，而贼人将无处逃遁。如今海盗深入我国境内，杀戮、抢掠、焚烧、荡平的惨祸，是古来未曾有过的。他们固然以倭人为名，我们也把他们称为倭寇，这正中了他们的计谋。并不是说其中没有倭人，而是实际上由我国的贼人主谋，充当向导，引来倭夷作为他们的帮手。只把他们称作倭寇，便使那些人能够隐藏掩饰，而他们的家属亲族也可以安然无恙。有人说：“这次的寇乱是倭人干的，我没有参与。”别人也说：“是倭人干的，他没有参与。”于是金银财物便可以像菌类成片般装载而归，即使在白天的大街中央、众目睽睽之下，也没有人敢追究。如果指明他们的姓名，向上下远近宣布说：“这次的寇乱，是某某人干的，他引倭人作为同党。”人们自然就会知道：某某倭人，是某个贼人主谋；某某倭人，是某个贼人充当向导。这样义士烈夫都知道应当尽忠出力，奋勇斩杀擒获，不再有犹豫回顾、左顾右盼的顾虑。那些贼人难道还能肆无忌惮，而让自己的家属亲族安然处在无事之地吗？正德年间，东海盗贼兴起，便指明其姓名为邓茂七、施天泰；文安盗贼兴起，便指明其姓名为刘六、刘七；蜀中盗贼兴起，便指明其姓名为廖麻、方四。国家昭示连坐之刑，人人怀有共同仇敌的愿望，于是很快便平定了。如今却一概以倭人为名，而不侦察探听他们究竟姓甚名谁，所以无赖恶少任意满足自己的贪欲，只求苟且活过朝夕，许多人便断发赤脚去投奔他们，倚仗着倭人的名号而不被察觉。不然的话，即使是禽兽，也有亲爱抚育、相互呼唤的感情，难道会不顾亲属，甘心触犯诛灭的法律吗？因此，对这些贼人的姓名，应当立即侦察探听，向众人公布，使他们的名声显著、罪恶彰明，人人知道应当如何下手，贼党也会自知畏惧躲避，或许还会因此离散。这不是出兵时可以缓办的事情。如果彼此互相蒙蔽，而一定要称作倭寇，那其中也一定另有缘故，只是我实在无法知道罢了。守险 古人说君王和诸侯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所谓险要，难道只是城郭、沟池之类吗？《易经》说：“地势险要，包括山川、丘陵。”因此，洞庭、彭蠡、黄河、济水、太华山、孟门、太行、伊阙、羊肠、青泥、栈道，都是古人所说的险要。唉！这些险要，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又有谁知道，有些极其平顺的地方其实也极其险要呢？如今苏州、松江一带，地势平坦肥沃，看起来极其平顺；但三江五湖，纵横上下，支流河渠，漫流其中。陆路行走，车马会被桥梁阻挡；水路行走，船只会担心水浅沙涩。它不像平原旷野那样可以纵横奔驰，也不像长江大海那样可以随意漂荡出没。若在白茅、许浦、福山、古湫等一切通江沿海的地方，既不是运河，又不是驿道，只要不被捕鱼、打柴等人的邪说所迷惑，统统设置木桩、铺垫草料，堵塞阻拦各数十里，那么倭夷海盗即使号称奸诈狡猾，乘坐双桅大船，难道还能飞渡过去吗？即使他们弃船登陆，而桥梁已断、港汊已堵，也必定难以联络前进；我们自然可以拿着短兵器抵御，他们怎么能够进入苏州、松江，像眼前这样肆意杀戮抢掠，造成惨毒的祸害呢？如今舍弃这种简便易行、可以守御的办法，任凭敌人进入境内聚集，又不教百姓作战，正是古人所说的驱赶羊群去抵挡猛兽；尸体横陈的凶祸，不用占卜也可以预知。反而聚集大量壮丁，广泛征收草料粮食，只顾各自守住一座城，却任凭乡里村落遭受焚烧抢掠，这叫作兵临城下的耻辱，难道是古人守险的意义吗？我听说，诸侯有道，防守就在四境。所谓四境，就是沿海各处。过去李特不过是个小小的乳臭小儿，进入蜀地后便感叹刘禅是庸才，因为他拥有蜀地的险要，却被邓艾攻破。如今吴地的山川虽然不同于蜀地，但险要可以守御，义理实在没有不同，幸好不要让李特讥笑我们才是。整饬法令 法律，是天下共同拥有的制度，本来应当确定而不可轻易改变。但法律制定之初，也要依据人情，斟酌时势来决定刑罚的轻重。因此先王有时采用轻刑，有时采用重刑，从来不拘泥于一端而施行。如今强盗日益猖獗，肆无忌惮；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并非一朝一夕，实在是因为太平日久，执法者大多宽缓。杀人为财的人，即使经过三番五次复审讯问，罪状和实情都已经承认，也不立即处死，往往老死狱中，甚至还有凭借关系逃脱的。于是恶少轻视法律，把抢劫财物当作上策，把杀人当作豪侠行为；一旦事情败露，便把监狱当作游乐场，把枷锁当作玩具，安然不知畏惧。更严重的是，他们又鄙视这类人是穿墙入室的小偷，以同他们为伍为耻，于是便结党连类，跨海招引倭夷，屠城掠地，造成眼前更大的祸患。在这种时候，如果还沿袭旧例、蹈守常规，拘泥于条文、依附成例，那么百姓朝夕之间的性命想稍微延续一些时日，不也是很困难吗？先王制定刑罚，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使人能够生存。他之所以要使人能够生存，必定是杀掉有罪的人，才能使无罪的人生存。如果有罪的人不死，无罪的人能够生存吗？所以说：“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该用刑罚时不施刑罚，怎么能制止犯罪呢？诸葛亮在成都、张咏在益州时，消除奸邪，改变盗贼，使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都是采用了这个办法。何况眼前的寇乱，难道只是一般的奸盗而已吗？确实应当整饬法令来治理他们。振作士气

译天下的士卒，他们的强弱勇怯，难道相差很远吗？只是他们的士气有充足和亏馁罢了。士气充足，少数也可以抵挡多数；士气衰馁，多数也不能抵挡少数。光武帝能够振作士气，于是用六千人击败王寻等人的百万军队。苻坚不善于振作士气，使军心丧失，所以即使有百万之众，也不能抵挡东晋的三万人。曹操仗恃三十万军队，在吕布手下战败；等到退回许都振作士气后，便能用两万人击破袁绍四十万军队。由此可见，士气不可不振作，已经很明白了。如今寇盗到来，军民不肯前进，交战后又总是被敌人击败，难道是他们没有是非之心吗？难道是他们没有尊敬长官的心吗？难道是他们没有父母妻子的心吗？只是没有什么能够感发他们的内心，于是把一身的死生看得最重，即使父母妻子也有无暇顾及的时候，又怎么能指望他们辨明是非、亲近长上并为长上战死呢？如果确实用大义晓谕他们，用至情感动他们，体察他们的苦乐，同他们共担荣辱，他们自然会知道我们顺义、寇盗逆乱，也会知道长官应当亲近、父母妻子应当保护，从而把一己死生置之度外而不顾。既然把死生置之度外而不顾，他们的士气自然加倍，一人可以抵挡百人，十人可以抵挡千人。但还不够，还要厚实地供应草料粮食，按时体恤他们的劳苦，允许他们临机采取权宜办法，放宽文书法令的束缚。如果他们斩获很多，只是有所损失，不追究；如果他们的谋划本来正确，只是有所失误，也不追究。因此穰苴想要申明军法时，即使庄贾是国君宠信的大臣，也照样杀掉而不顾；他的国君也听任穰苴杀他，并不追问。李牧击破匈奴十多万骑兵，虽然曾经把几千人交给敌人作为诱饵，引诱敌军前来，但他的国君也不过向李牧询问缘故，因为都在振作士气，唯恐挫伤士气。何况作为将领，怎么可以苛求士气呢？士气一旦受到苛求，众人就会全都丧失斗志；这是今天御敌的人最应当深思、慎重处理的事情。虚心纳谏 天下的事变没有常态，而寇盗的险诈诡谲尤其不能用固定方法推测。君子的内心贵在经常虚心，尤其在用兵之时，更不能只凭自己的见解。因此，必须把众人的心思全都为我所用，那么我的谋划就能在天下无敌；把众人的耳目全都为我所用，那么我的聪明才智就能在天下无敌。如果自以为是而不采用他人意见，即使有超群的才能、卓越的见识，却千虑一失，我没有见过这样还能成功的。譬如各种器皿，空虚就能接受注入，装满就会倾覆，这是自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超群的才能、卓越的见识尚且不可依靠，何况凭借权势地位压服别人，把自己的错误当成最初的正确，轻视众人的谋略，漫不经心地不加研究呢？从前田忌凭公子的尊贵，韩信凭大将的地位，权势地位本来没有谁能超过他们；而他们的才能见识又尤其属于超群卓越之列。然而对于受过刖刑的孙膑、使军队覆败的李左车，他们急切地拜为老师还来不及，最终成就了讨伐魏国的功业，开创了汉朝兴起的事业，全都是因为他们内心虚心。假使他们内心不虚心而自满，凭着这样的权势地位，又有这样的才智见识，那么他们看待这两个人，不过是受过刑、被捆绑的囚徒罢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鄙贱呢？即使他们有话说，尚且不肯听取，何况会像这样极其尊敬地礼待他们，恳切地寻求、殷勤地询问吗？由此看来，只要能帮助我的事业，就应当不问对方是谁，也不分彼此：士大夫的话可以采纳，武官的话可以采纳，路边樵夫的话可以采纳，逃亡士卒、战败军人的话也可以采纳。所以说：别人只做到一分，我要做到一万分；别人堵塞道路，我要使它畅通。这样做了，如果寇盗仍不能消灭、功业仍不能成就，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论定功劳 古人说，最上等的将领没有战功，其次才是战胜敌人。把没有战功列为上等，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功劳，而是在敌情尚未形成时就消除敌人，在变乱刚刚萌动时就平息它，没有兵革、军饷的骚扰，也没有战争杀戮的惨状，这就是所谓不交战便使敌军屈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列为上等。把战胜敌人列为其次，并不是不希望取胜，而是不能在敌情未成形时消除它，不能在变乱刚萌动时平息它，只能面对敌人、随机应变、乘势取胜；但兵器凶险、战争危急，不能没有损失，这就是所谓百战百胜，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列为其次。我们苏州、松江一带，虽然说地势平坦，但陆路有沟渠、田埂，水路有湖泊、池塘、河荡，支流曲折环绕，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列队，这正是在极平顺之中隐藏着极险要，本来不是适合用武的地方。过去郄克想让齐人的田埂都朝向东方，以便战车行驶；吴玠在蜀地，于天水军设置地网来阻挡金兵骑兵。如今田地沟渠纵横，既没有全都朝向东方，又到处都像设置了地网，难道不能称为极险吗？如果在江海进入港汊的各处设置木桩堵塞并派兵戍守，又秘密查访充当向导的奸细，把他们全部依法处置，那么海盗怎么能够深入，江南之地便可以不劳烦战争而安定了；这才是上等的功劳。如果不致力于此，任凭他们进入境内肆意杀掠，然后慢慢谋求战胜敌人来当作功劳，我恐怕这不是得当的计策，也不是上等的功劳。巩固根本

译过去我在京城，曾同士人们在谈论学问之余，总要谈到军事。凡是山川地势、敌人情势、士卒战马、城池堡垒、将领粮饷、事机权变、纲纪法令之类，都能提出建议，各自写成文章。至于天文、舆图、地图之说，也好像没有什么不认真研究的。等到庚戌年秋天，敌军侵犯我们的都城，大家面面相觑，惊愕失措，无法想出驱逐敌人的办法。幸好他们没有别的志向，只想抢掠财物、吃饱欲望，装载着掳掠物资迤逦而出。我对此十分痛恨。那年冬天我外放任职，经过涿鹿、河间，向父老询问，大家都说敌军虽然人多势强，但中国逃亡的人占了十之七八。百姓困于官府的征敛派发，军人苦于将帅的债务和苛求，妻子儿女受冻挨饿，无法勉强生活，辗转死去，没有人为他们忧虑体恤，所以甘心投奔异族，向北逃往匈奴，只是给他们充当向导罢了。当权者如果能稍微宽缓一分，那么他们即使是禽兽，谁没有眷恋故土的感情呢？而沿边各处自然会鼓足勇气，奋勇保护家室，人人都成为守卫国家的干城，就可以不必让皇帝忧虑北方，敌人也不敢南下放牧了。我因此又深有感触，只可惜忧虑无穷，而职分有限，不能替他们作出安排。等到经过浙东，看到倭夷大举作乱，考察其原因，也同样是因为沿海贫困百姓受到输送财物者的逼迫，开始是投靠权势人物以便同番人交通，后来便招引番人入境为寇，与西北的情形如出一辙。这才知道古人关于“尔??丝保障”的说法，确实很有见地；而所谓卖掉刀剑、购买耕牛，大概也一定是有所作为之后才达到的。为什么如今做百姓父母官的人，平时既没有什么施惠于百姓的举措，一遇警报，反而又想方设法加重科派骚扰？这同给火上浇油来救火、引水来拯救溺水者有什么不同？我恐怕外患无法支撑，内部变乱也将发生。当权者如果能够考虑祸患并预先防备，就不能不赶快作长远深厚的谋划，早早采取巩固根本的办法。铲除奸徒 过去管仲遇到盗贼，抓住其中两个人，说：“这两个人是可造之才。”他们所交往的人，是邪僻之徒。由此可见，他所选取的是可造之才，而不是盗贼；他清楚看出那些人所交往的是邪僻之徒，并不是这两个人本身邪恶。《尚书》中本来有这样的话：“消灭他们的首领，胁从者不予治罪。” 这说明胁从者可以宽恕，而首领本来就是王法一定要诛杀、不能赦免的贼人。如果首领不予惩治，反而抓捕那些邪僻者，一概说：“使用有功的人不如使用有过的人。”我看这样不足以谋求眼前的安定，必定还会给长久的未来留下更大的祸患。为什么呢？过错可以利用，罪恶却不能利用。过错只是偶然失误，可以激励他立即立功；罪恶则必定固执到底，总要等待机会作乱。因此秦穆公舍弃孟明视在殽陵战败的过错而重新任用他，终于一战称霸西戎。张飞却没有预料到部下范强、张达的邪恶而任用他们，最终导致自己被杀。这难道可以不审慎吗？如今的海盗直闯内地，如入无人之境，其中必定有罪恶深重的大奸人替他们事先通融、引荐。如果因循姑息，不及早谋划对付他们，那么他们的手段会一天比一天巧妙，陷阱会一天比一天深重，祸患日益严重，而我们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想指望他们悔罪立功，怎么可能呢？古人评论汉代七国时说：“削弱他们也会反叛，不削弱他们也会反叛。削弱他们，变乱发生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弱他们，变乱发生得慢而祸患大。”眼前的事情，同这个有什么不同？秦国有个人患了毒疮，只是抚摸、按压、搔抓，希望早晚相安无事，还说它一定会自行消散。仓公经过，问他说：“你所患的是什么？” “不把脓疮切开除去！”那个人说：“切开就会流血伤肉，我受不了那种疼痛。我还是从容等待它吧。”没过多久，毒疮发作溃烂，再召请仓公时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恐怕今天容忍污秽、姑息奸恶，正像秦国那个人护着毒疮一样。前一年庚戌，敌人侵犯边境，也曾赦免将官戴纶等人而重新任用他们；这些都是贻误战机的罪过，但情节可以宽恕。也曾释放贼徒赵颂等人而任用他们；这些人都是北方人，欲望容易满足。哪里像东南那些助长罪恶的人，欲望没有止境，奸诈又难以测度，本来不能一概而论。确实应当把他们铲除，不能不赶快行动。《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九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十 策问 策问 两浙岁考 家塾私试 浙江壬子武举 福建丁酉乡试 附福建丁酉程策五道 两浙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