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六

译学习，就是学习道。如今求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而听闻道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会通道理，反而被名目言辞所牵累。能够会通道理，名目言辞便可忘却；名目言辞能够忘却，就接近道了。名与言究竟从哪里开始的呢？是圣人开始的。圣人本想用名目言辞启发天下人，最后却反而使天下人受到名目言辞的牵累，这不是圣人的过错，而是不好好学习的人失去了名目言辞的本意。道本来冲淡空寂、没有形迹，浑然广大，本来不能用名目言辞来限定。圣人认为，人人虽然同样具备这个道，但聪明受到气质的阻滞，知觉又被外物改变，于是不能会通神明之理，这个道便一天比一天显得茫昧。因此不得已给它命名为元亨利贞，称为仁义礼智，称为命、性、情、才、中、诚、敬、信。至于求学的方法，就说执守中道、制伏心念、建立准则、增进德行而安居事业、推究知识而穷格事物、戒慎恐惧而慎独。像这样的说法数不胜数，难道是圣人喜欢制造支离的言辞和蔓延的学说，向天下人喋喋不休吗？大概是想给人指出进入道的门径，希望人们由名目认识义理，领会本意后忘掉言辞。最终都归于一处，哪里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求学的人只致力于内在修养而遗漏外在实践，追逐别人的说法而失去自己，执着于名目言辞，使学说变得支离破碎，过分分析来寻求道理，却不知道名目虽有四德、四端，实际并不是四种东西；名目虽有命、性、情、才、中、诚、敬、信，实际并没有如此多的差别。能够会通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本来就是一体。自尧、舜以来，贤人圣人接连出现，虽然立言各不相同，但旨意没有两样。好比一棵树，根、干、花、果都是这棵树；好比水，深潭停蓄、河流奔行都是这水。假如能够返求于自己的内心而超然自得，那么天之所以为天、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都由一个道理贯通；此心之外没有剩余的道，此道之外也没有多余的言语。追究到底，这颗心和这个道，也都是圣人所用来命名和说明的。《诗经》说：‘上天的运行，无声无臭。’真是达到极点了！求学的人一定要靠自己领会。审异 异端之学，是我们儒者深深排斥的。但这种学说最终却流行天下，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门徒还足以守护老师的学说，而学习我们儒学的人，反倒自行背叛了儒道。仲尼说：“攻击异端，这就已经有害了。”在那个时代，庄子、列子、杨朱、墨子的门徒尚未兴起，佛教也尚未传入中国；即使有老子，他本来也是孔子曾经向他请教礼的对象。孔子所说的异端，难道只是指这些人吗？大概是指名义上学习儒学、实际上却背叛儒道的人。名义相同而实际不同，这才叫作异端。所以孔子又说：“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就像穿墙打洞的盗贼。”还说：“好好先生，是道德的贼。”所谓外表严厉，说明他表面上的名义必定不是自外于儒学的。至于好好先生，居处似乎忠信，行为似乎廉洁，却暗中媚悦世俗；他依托于儒学，当然是确定无疑的。仲尼认为这种人外表符合道德而内心并非如此，貌似有德而实际没有德，所以厌恶得如此严厉。他所说的异端，大概就是这一类人。到了战国时期，杨朱、墨子的学说充满天下，天下人的言论不是归附杨朱，就是归附墨子，孟子才开始斥责并驳斥他们。不过考察《孟子》七篇，其中拒斥杨、墨的言论十分充分，而他自己所实行的，则是致力于明辨言论、涵养气节的实学，竭力从明白善性、诚正自身上下实在的功夫，确实足以继承往圣、启发后学，杨、墨两家的学说也就不能与儒道抗衡了。等到孟子去世，佛教和道教的学说很快兴起，从汉代到唐代再到宋代，它们的声势越来越盛。起初，虽然有一两个儒者不遗余力地加以辟斥，但双方抗衡争胜，始终没有消长。到后来，儒者中有些人甚至不得不相继归附佛、老。难道儒者的道反而不如它们吗？佛、道两家的门徒虽然偏向虚无寂灭，但他们立志坚苦，用力专一，权势、利益、声名、荣华丝毫不能牵动他们的念头。世俗儒者寄身圣门，高谈性命之学，却不免受欲望过多和私利的牵累；高明些的成为好好先生，卑下些的成为穿墙打洞的盗贼，正在给儒道造成祸害，却反而喧嚷着斥责佛、老为异端，不知道自己就是异端，而且还比他们更低下。怎样才能折服他们的内心，使他们屈服呢？这就是高明之士多沉溺于佛、道学说的原因：固然是因为他们看出儒道并不真实，也因为他们愤恨世俗、嫉恶如仇而走得过于激烈。崇尚实际

译孔子说，君子担忧的是到死时自己的名声还没有得到称道。“称”不是称许的“称”，而是实实在在使自己的名声得到称说的“称”。并不是忧虑没有名声，而是忧虑没有实际。世俗儒者的说法却不同，于是把名声说成治理天下、修养自身的工具。这样一来，喜好名声的人更加放纵自己的奢侈之心，凡是可以窃取名声的事，没有不去做的。因此，子夏在西河被疑为圣人，同列的人便责备他；孔子的门人认为有若相貌像圣人，曾子说不可以。卜商在孔门中虽号称高等弟子，但他的造诣仍难与颜回、曾参并列。反观颜回则如同愚者，曾参也不曾以贤能聪明自居超过他人，然而最终能够传承圣人之道的，只有颜回和曾参。难道只是颜回、曾参如此吗？孔子的圣德，是百姓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他住在鲁国时，人们指着他说“东家的孔丘”；他进入祖庙时，人们称他为“郰人的儿子”。孟子的贤能距离孔子只有一间之隔，却被鲁国的宠臣讥笑为不明礼义；他的门徒也不承认他有管仲、晏婴那样的功业。大圣大贤被人鄙视，也实在厉害。大概是因为暗中修养圣学，不必炫耀表露；坦然奉行中庸之道，不树立奇异，所以人们无法窥见他的深浅。世道衰落、风俗败坏以后，圣学失传，缘饰名流、以诡道取胜的风气，在东汉达到极点。李膺、范滂、陈蕃、郭泰这些人，固然也是喜好修身的士人，但对于圣贤之学，大体上还没有真正听闻。可是他们自我标榜抬高，各自努力夸耀，于是平庸的世俗之人借助他们的声望，把他们当作依靠，任意放纵奸邪谄媚。门徒以能成为“龙”而自喜，替他们驾车也感到荣耀；他们折下头巾，门徒便仿效；他们望见车尘，门徒便趋附。从有道者看来，正羞愧得无暇擦汗，而他们却反而相互带头这样做。他们自鸣得意。其心意大概以为名声所在，利益必定随之而来，最终却酿成党锢之祸，玉石俱焚，利益还没有得到，祸害已经随之而来，这有什么益处呢？东汉的覆辙清楚得可以鉴戒，南宋诸人却又重新踏上这条路。结果议论很多而成功很少，声势仪态盛大而武备衰弱，无法使众人的心服从，于是更加滋生众多非议。党碑、学禁相继兴起，先从庸俗之徒开始，逐渐牵连到善类，宋朝国运也因此缩短了。这些都是不崇尚实际而崇尚名声造成的，末流的祸害于是相互牵连，没有人能够阻挡。因此才知道，微生高的正直之名、陈仲子的廉洁之名，孔子、孟子之所以斥责他们而丝毫不加宽容，正是因为崇尚实际，并防止这种风气逐渐发展。阐明经义的本原 圣人对于天下，其实并不乐意留下言论；并不是乐意有言论却不能无言，而是不得已才这样做。圣人并非不知道天下人的心本来相同、道理本来相同，既然心同理同，却还要喋喋不休地向天下发言，为什么这样不怕烦琐呢？大概是天下人蒙蔽了自己的生命本性，而圣人希望同他们一起生活在天下，所以看待这个世道、这些人，确实有一天也不能安然忍受的地方，于是把它写成言语，记录在简册上，用来教训天下、流传后世，希望人们因此反求自身，各自找回本有的良心，以恢复生命的正常状态罢了。譬如辨别药物、制定药方，虽然金石草木虫鱼品类不同，酸辛咸苦甘滑味道不同，土地产物、风土、时令适宜不同，温凉寒热、缓急作用不同，攻、熨、宣、补等治疗方法也不同，但都只是为了驱除伤病，察明标本，以保全生命本质，并不是在生命之外另有所增加。假如人人本来都固守元气，疾病不发生，那么药方和药物就可以不用设置；人人都保存本心，形体和气机不受扰乱，那么六经也可以不必写作。唉！由此就可以知道圣人创作经书的用意了：《易》用来说明变化，《书》用来说明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发扬和谐，《春秋》用来说明义理。先后圣哲上下数千条言论，推究它们的归旨，无非都是为了使人心不至于败坏。可是圣人创作经书来使人获得生命，后人却专执末节而抛弃根本，各自凭个人意见争相撰写训诂疏解、枝节言辞和蔓延的说法，炫耀博杂、追求奇异，争立门户高下，彼此倾轧诋毁，前后互相抵牾矛盾，于是使学习者的耳目应接不暇，而本有的聪明反被遮蔽。他们以经书解释经书，却不用自己的心去求解经书；在经书中寻找经书，却不在自己的心中寻求道理。何况不遵循经文而遵循传注，今天的经已经成为世俗儒者的经，不再是古代圣人的经了。这正如读药方却不知道治病，反而用庸医的说法扰乱炎帝、黄帝的医道真传，其祸害哪里说得尽呢？至于借经学来文饰奸邪，借圣贤来粉饰自己以便利私欲，这就像背弃药方而自行招致死亡，更不必再说了。折中

译圣人的道，与天地造化相互流通。它寄托在人身上，虽然有时显明、有时晦暗，有时断绝、有时延续，但道本来从未不在。为什么呢？上天生育众民，赋予他们的本性本来均等；我们人本有的心，本来就同圣人的心相同。有人说：“圣人没有出生时，道在天地之间；圣人出生以后，道在圣人身上；圣人逝去以后，道在六经之中。”六经固然是圣人之道寄托的地方，但道的大原则本来出于天，而人的心本来就是天的心。人能够用心体会它，那么圣人之道就是我们自己的道；有些道不在六经而在我自身。过去仲尼感叹圣道不能通行，于是删定《诗》《书》，订正《礼》《乐》，赞述《周易》，修订《春秋》，希望即使圣道不能通行天下，也还可以在人心中彰明。可是他去世以后，各种异学纷纷兴起，任意著述，多得无法计算。于是庄周写作寓言，在《渔父》《盗跖》《胠箧》中诋毁孔子一派；荀卿著书又说：“扰乱天下的人，是子思、孟轲。”他们放纵狂妄、浮游无定，纷乱颠倒，以虚饰来鼓动众人，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当然敢于侮辱圣贤而不在意。等到李斯侍奉秦国，又焚毁圣人经典，大幅改变先王的制度；他损害圣道、给天下带来的祸害，又岂只是超过庄周、荀卿而已。苏轼说，李斯扰乱天下，实际上是荀卿有意激发了他。李斯曾经侍奉荀卿，见他高谈异论，历数诋毁天下贤人，认为古代先王都没有值得效法的地方，所以李斯便信以为真，放纵自己的恶行而不自知。这确实是探究根本的说法。至于说庄周诋毁孔子，是表面排挤而暗中帮助孔子，难道真是这样吗？至于扬雄作《法言》、王通著《中说》，大概是暗中依附《论语》，知道仰慕的方向。后来读班固记载的“有人说”那一段，把扬雄比作吴、楚擅自称王的人；晁以道又说王通只是模仿、抄窃，十分可笑，似乎两人都没有可取之处。然而司马光说：“子云真是大儒。”程明道说：“文中子有极好的格言。”如果取其长处、舍弃其短处，那么这两人潜心笃志的地方，终究也不能全盘否定。汉代穷究经学的人，《易》有田何，以及施、孟、梁丘；《书》有伏生，以及欧阳、大夏侯、小夏侯；《诗》有申公，以及辕、韩、大毛公、小毛公；《礼》有高堂生，以及后仓、大戴、小戴；《春秋》有公羊、谷梁，以及刘氏、严氏。此外还有马融、刘歆、郑玄、孔颖达等人，辗转传授，于是产生了注疏。他们未必人人贤能，所说的话也未必全都正确，但秦代焚书之后，如果没有这些人，六经几乎就要熄灭了。到了宋代郑樵，却说：“秦火焚毁了书而书还存在，汉儒穷究经学反而使经学断绝。”如果相信这句话，那么汉儒的罪过恐怕又不止于秦火了。然而从今天看，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圣人遗留下来的旨意，有的还可以从当面承受、口头传授的余绪中得到；所以宋儒解释经书，很多地方都依据汉儒，遇到缺文、疑义，也一概以汉儒的疏解为准。例如九、六为老爻变动，是孔颖达的说法；三文三统，是马融的说法；河图、洛书表里相应的符验，以及宗庙昭穆的次序，是刘歆的说法；五音、六律循环相为宫，是郑玄的说法。他们广泛选择言论，公正取其善处，关键在于阐明经义而不失圣贤本意，怎么能完全按照郑樵的说法呢？汉儒之学长于考数，像礼仪文饰、节制度数的繁细，以及虫鱼草木的变化，都极其详尽；他们的学问得到了圣人博大的方面。宋儒之学长于明理，像天地阴阳的奥妙、性命道德的精微，都探究到极点；他们的学问得到了圣人的约要方面。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虚心体会认识，那么天机彼此感发触动，自然会在闲居安静专一之中默默领会，超越意念、言语、形象、数理的表面，而我心的整体和大用就可以一以贯通，不会沉溺于先入的说法，也不会被浅陋的见解遮蔽。这样还会有什么众说纷乱的问题呢？止息游说 我曾看到荀悦说：“世上有三种游，其实是道德的贼。有势力、作威福，结交强权人物，叫作游侠；粉饰辩才、设置诈术，奔走追逐以求迎合时势，叫作游说；假借仁义、投合好感，结连同类以求声誉，叫作游行。这三种人，是祸乱产生的原因。”唉！根据荀悦的话观察今天的社会，所谓三游大概已经合而为一，而它们造成祸乱的情况又更加严重了。他们偷偷穿着章甫之服，窥取诗书的片段，假借圣贤的言论，设置儒、墨的辩说，毁誉之间不知不觉扰乱真相，是非看似出于公道，实际上谄媚权贵却托言自己不矫饰，依附名流却称作同道同辈。公卿容纳他们，是因为认为他们能制造舆论；士人百姓畏惧他们，是因为认为他们能招来祸害；奸邪之人喜爱他们，是因为认为他们能虚饰美名；恶少与他们结交，是因为认为他们能庇护恶行。他们只管出入缙绅之间，在里巷中洋洋得意，处处都能适应，走到哪里都没有不利。不受一项官命，却掌握任免升降的权力；不亲自执笔写一尺书信，却掌握赏罚功罪的权柄；不等待诸侯招请，道路上却处处有人迎接；不从事士农工商的正业，财物贿赂却充满其家。他们蛊惑人心，败坏世道，其流弊的危害，实在说不尽。想要建立法度来禁止他们，他们却忽然闪避、潜藏形迹，不是法度所能禁止的；想要整顿纲纪来约束他们，他们却狡猾无状，不是纲纪所能维系的。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这种风气止息呢？《易经》说鬼魅遇到雨就消失，《诗经》说青蝇遇到光明就停止。士君子如果都能各自虚心，不产生疑忌，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全面观察，努力彼此协作以求成功，那么流言就无人相信，这类人也就没有可以乘隙而入的地方，根本不必把他们驱逐到四方边远之地，游说之风自然会止息。对于风俗教化，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通达常道

译帝王要使天下得到治理，靠的是道；把道施行于天下，靠的是时势。治理如果不合于道，就会涣散而没有纲纪；道如果不合于时，就会凝滞而不能通行。以时势顺从道，以道来成就时势，然后才能顺应常道，使天下相安；又能通晓变化，使天下不感到厌倦。治理教化形成之后，往往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形成的。《易》说：“形而上者叫作道，形而下者叫作器；使事物发生变化并加以裁制叫作变，推行它叫作通，把它施行于天下百姓叫作事业。”可见事业根本出于道，而所谓变通，本来就是为了趋合时势。过去五帝时代，敦厚朴实尚未离散，专以道德教化治民；三王时代，风气逐渐开化，便兼用法制。道德教化以无为为主，无为所以没有过失，没有过失所以无需改革，因此五帝相承，没有改易。法制有所作为，有作为就有弊端，有弊端就需要补救，因此三王相继，各有损益。夏代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端是人民粗野，挽救粗野没有比质朴更好的，所以商代崇尚质朴；质朴的弊端是人心诡诈，挽救诡诈没有比文饰礼法更好的，所以周代崇尚文治；文治的弊端是人心虚浮不实，挽救虚浮没有比忠厚更好的。三王所崇尚的东西不同，并不是有意自立异说、彼此相反，而是扶助衰弱、挽救弊病，各自顺应当时的情况。然而只看名目，制度确实不同；追究到底，都是归于正道。这就像水与火彼此相反，却共同供人日用；寒暑相互交替，却共同成就一年的功业。所以司马迁说三王之道像循环一样，他大概也有所见吧！等到汉承秦、唐承隋、宋承五代，都是承接前朝余绪和名位未正之后，处在法制败坏、制度混乱的余波中，似乎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沿用的。可是把井田改成阡陌、把封建改为郡县，自汉代以来本来就是沿袭秦制；设置明经、词赋科，改变乡举里选的办法，自唐代以来本来就是沿袭隋制；把什一之征改成两税之限，自宋代以来本来就是沿袭五代制度。这难道是秦、隋、五代反而能够建立永远不变的制度，而汉、唐、宋开创之君臣反而不如它们，只会沿袭旧制吗？大概是因为道有升降，政令随风俗而改变，而人情所便利、形势所趋向的东西，本来就不能因为出自某人便一概废弃。为什么呢？如果想废除阡陌而恢复井田，强行划分的界限就会混乱，难以治理；如果想废除科举而恢复选举，矫饰就会层出不穷，难以辨别；如果想废除两税而恢复什一之征，田地并未按井田授予，赋税就难以征收。哪里只是这些呢？结绳记事在书契已经出现以后本来就不能实行；用两张兽皮行礼在六礼已经完备以后本来就不能实行；用草束作鼓槌在金石乐器已经设置以后本来就不能实行；用毳毛作衣服在衣裳已经制定以后本来就不能实行；用污尊盛酒在铸造器物已经完备以后本来就不能实行；席地而坐在几杖已经陈设以后本来就不能实行。否则，三王时代难道不想完全遵循五帝的轨迹吗？周继承商，商继承夏，又为什么愿意有所损益呢？这就是仲尼不愿意生活在今天却反过来恢复古制，孟轲说今天的音乐仍然等同于古代音乐的原因。汉、唐、宋的君臣因循简陋、顺势求简，虽然他们的见识未必达到这个道理，但对于前面所说那些制度，固然不能说它们是五帝、三王所实行的便全部恢复，也不能说它们是秦、隋、五代所实行的便全部废除。只应根据所处的时代、所凭借的形势，依照道来斟酌，总之不要失去先王治理天下的初衷罢了。曾子固说：“古今的变化不同，风俗所便利、所习惯的也不同。”议论者不探究圣人制作制度的方法，却专门为它设置器具、规定物品、制定数目、确立文饰；等到那些说法无法寻求、制度无法考察，有的又不适合人情、不合于实用，便宁可漠然置之而不敢有所作为，这难道不是迷惑吗？程正叔说：“天下的道理，终结之后又重新开始，因此能够恒久而不穷尽。恒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意思，固定不变就不能恒久了。只有随时变化，才是常道。不懂得道的人，谁能认识它呢？”唉！观察两位先生的话，常道就可以通晓了。认识形势 天下的形势不能永远均衡，必定会发展到偏重于某一方面。偏重某一方面而不及早设法处理，形势便会形成，难以扭转。所以周子说：“认识它偏重的地方，赶快把它扭转过来。”如果不是明白看见道理、深入研究事物隐微变化的人，就不足以参与此事。为什么呢？形势形成是逐渐发生的，人们往往没有察觉，即使离朱那样明察秋毫的眼睛也看不见；一旦形成，规模已经很大，难以谋划，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力量也不能支撑。因此，势力偏重于宫闱，就有吕氏、武氏之变；偏重于宦官，就有训、注之变；偏重于诸侯王，就有吴、楚之变；偏重于宰辅，就有王莽、曹操之变；偏重于近臣，就有安禄山、史思明之变；偏重于边疆强藩，就有藩镇之变。假使早些谋划、迅速扭转，使它在将要萌发时便暗中消解，形势就不会发展到极端偏重，哪里会导致宗庙社稷震动惊乱，几乎改换天下，百姓惨遭涂炭，几乎没有遗民，破坏伤残严重到这种地步呢？所以说：“涓涓细流不停，终将汇成江河；树木萌芽刚刚出现，很快就会招来斧头。”这是说谋划应当及早。又说：“不要说有什么伤害，它的祸患将会增长；不要说有什么危害，它的祸患将会扩大。”这是说扭转应当迅速。不过，这还只是从显著而容易看见的形势来说。缙绅先生、文学博士炫耀奇说、煽动众人，树立异论、聚集交游，来向天下求取声誉，似乎对社会没有什么损益。然而人情一旦弄虚作假，依附攀援以求取资助，就像藤萝蔓延、瓜蔓缠绕，不发展成大患，形势本身也不会停止。党锢兴起，汉朝社稷便倾覆；玄学清谈盛行，晋室便倾覆；清流变浊，唐朝国运便转移；学禁兴起，宋朝大船便覆没。起初文雅从容、议论标致，不过是一两个人争强好胜造成的；到最后却发展为天下怨恨恶意沸腾，国内干戈相继，溃败得无法收拾。与前面几种足以招致祸患、取得灭亡的形势相比，这种形势更加猛烈，可人们反而没有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掌握国政，也不在当权位置。《诗经》说：“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专门成为祸乱的阶梯。”这尤其是认识形势的人应当反复诵读的。任用人才

译尧、舜的道，如果不实行仁政，就不能使天下得到平治；所以法制固然不能不任用。但人才存在，政事就能兴举；人才亡失，政事就会停息。由此可见，政事的存亡系于人才，而不系于政法本身。况且所谓停息，明明是指政法仍然完整地记载在典册上，大小事项都可以考查知道，并不是所谓因为厌恶它危害自身而把典籍毁掉。然而为什么还说它停息呢？因为没有合适的人，典册中保存的制度不过是往事遗迹，根本不能推行到天下。即使能够遵循它的途径，但时代风俗不同、崇尚不同、风气适宜的事情不同，也一定不能随着时势加以裁制推移，从而得到立法的本意并使施行没有弊端。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即使不必事事牵强附会，他以这样的心来实行这样的政事，得到制度的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并根据情况进行因革损益，天下的政事就会明白地全部兴举起来。因此，在洪荒时代，结绳记事也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当时哪里有成文法呢？然而天下安乐地生活在彼此生养的境域中，是因为圣人相继兴起。唐尧、虞舜时代，任用羲和，历法天象便得到治理；任用禹、益，水土便得到平治；弃负责教导稼穑，契负责明辨人伦，伯夷主管礼，后夔主管乐，垂担任共工，龙担任??肉【原文有缺字】。难道他们曾先制定一套固定的法令，叫人据守它吗？其实都是各自运用心思来达到治理，最终各种功业都兴盛，万国都归顺，这都是任用人才而不是任用成法。三代的法制，到周代才完备，《周礼》一书本来就是周公用来达到太平的法制。然而由周公施行就能治理，后来人施行却造成混乱。王莽、苏绰之类本来不值得说。至于王安石，凭一代豪杰的才能，最终却因他的措施酿成宋室之祸，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周公那样的人。由此看来，法制确实不足以单独依靠。只任用成法而不任用人才，即使是周公的法制，我也没有见过它不会产生弊端。何况汉代的三章法、唐代的六典、宋代的家法，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哪里值得依靠呢？这就是治理天下的人必定要先任用人才的原因；而要任用人才，必须先选择宰相。至于各种法制的详细内容，本来不必再讨论。《方山先生文录》卷十六 《方山先生文录》卷十七 论二 论二 仪封人请求拜见 三代沿着正道而行 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 学习优长就可以做官 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境界 端正自己，推究事物 思考是圣功的根本 圣人能够立身于没有过错的境地 学习以人事为大 孔子惋惜繁缨 臣子掌握威权，从来没有不招来祸患的 圣人至公至神的教化 治理天下的大经 仪封人请求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