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八

译学习是用来彰明道的。道怎么会离开人而存在呢？人有这样的心，心就是道。因此说：道并不远离人。孔子是道的宗师，从十五岁立志求学直到七十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至于探究他自己所得的根本，他说：“随心所欲，却不越过规矩。”对于七十弟子中的人，他唯独称赞颜子好学。等到问他颜子所喜欢学习的是什么，他说：“他的心能在三个月内不违背仁。”唉！学问的源流，显然可以由此认识了。因此，早于孔子而成为圣人的，是尧、舜；“道心惟微、人心惟危”的论说，无不是以这颗心相互传授。晚于颜子而成为贤人的，是孟子；保存本心、寻求失去的本心的譬喻，无不是以这颗心彼此扶持。难道大圣大贤都趋向简便、乐于简约，而厌恶繁博、嫌弃烦琐吗？道的本体本来就是如此。秦、汉、晋、唐，上下千余年间，士人出没于申不害、韩非、老子、佛教以及训诂辞章之中，即使豪杰之士也不免相继沉溺。因此正学失去传承，纷杂的议论纷纷出现，却不知道应当遵从哪一种。宋朝兴起一百多年后，诸位儒者相继出现，立言著论，本来都足以成为圣门的羽翼。至于能够直探圣学堂奥、上溯根本真实，而独自得到传心之学的，陆象山，大概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在他门下求学的人，如慈溪杨敬仲、鄞县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元质，都是他的高等弟子，以道义相互切磋磨砺，深深契合陆氏之学。他们所得的学问，哪里可以按平常情况来评论呢？只是因为他们老师的学问与晦庵朱氏入门的路径略有不同，于是往来辩论，真像愤怒争执一样。后来虽然会合归于一致，欢然相合，各自获得了自己的本心，但其中本来就有别人不能了解的地方。因此，是朱非陆的说法最终蔓延于天下后世，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开导改变的。杨、袁、沈、舒四人的学问，得到了陆氏学说的宗旨，又有谁能从中知晓呢？天下如此广大，年代相隔千百年，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人，已经很难了。如今一明州之地，集中有这四位贤人，却长期没有专门祭祀的祠庙，不能和婺州的何、王、金、许并列，难道不也是朱陆异同之争造成的吗？有见识的人不能不为此感慨。嘉靖辛亥年，舒氏后人请求有关官员建立祠堂，恰好我巡视两浙学政，于是和宁波知府成都孙君宏轼商议，合祀四位先生。便在郡城镇明庵废址上，建正堂五楹，左边建神库，右边建神厨，各三楹。外面建门屋三楹。地基横宽七丈四尺，纵长五丈八尺，四周用砖砌墙。工程始于壬子年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落成。树立题写四位先生谥号的牌位，按照礼制安妥供奉。朱、陆两家学说的异同很多，但沉溺于因袭见解、坚持先入之说的人，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唉！这难道可以凭口舌争论吗？如今祠堂建成，希望前来拜谒瞻仰的人能够以心会心，或许会有所启发吧？这次兴建正值海上有战事，仓促忙乱之中终于告成。主持此事的君子，可以由此看出他守持学问、探究根本并以礼乐为施政先务的志向。因此我乐意为此作记。○二忠祠记

译人共同生存在天地之间，本来涣散而没有统一的组织，最终却成为君臣、上下、尊卑、贵贱，彼此服从、彼此习惯的社会秩序。即使常态与变化、顺利与逆境、安定与危难、缓慢与紧急、生死与利害交织在眼前，人们也好像认为这一定不可改变。人们谁不说这是形势造成的呢？然而形势可以在明显处发挥作用，而在细微处支撑它的，实在有一种屹然不可拔除的力量存在。掌握教化根源、鼓舞群体行动，正是形势的来源，轻重也由此决定。形势本来不需要外力，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在造成它。这难道可以到别处去寻找吗？只须在人本有的心中寻找罢了。内心正直就是忠，这本来是人心固有的东西。然而人有时被利害所惊惧，被取舍所迷惑，一旦丧失本有之心，遗弃双亲、背叛君主，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样看来，人心对于世道的关系，难道不重大吗？所以睢阳的庙宇使看见它的人兴起叹息，朱仙镇的祠堂使听到它的人思奋。这是后人崇祀先烈，不只是为了追怀褒奖忠魂，实在是为了激发活人的本心，是扶助世道的一项重要机制。这里的五木是东南的交通要道。宋德祐初年，丞相文山文公因为元人围攻常州，派遣诸将领兵救援，途中多有逃遁者。只有尹公、玉麻公、士龙分兵进击。麻公在虞桥作战而死。当时援军断绝、力量耗尽，尹公仍收集残兵五百人，与元兵交战。在五木相持一夜，亲手杀死数十人，被俘后不屈，元人把四支长枪横架在他的脖颈上，他因此死去。虞桥距离五木不过几里，像这两位公一样成仁取义的人，竟都在这里捐躯。而且余下的士兵因两位公的死而受到激励，夜里仍挥戈突击交战，流血遍地、尸骸横陈，蔽满原野，没有一人投降。于是全郡士民在城破之后仍凭巷道抵抗，宁愿遭到屠戮，也不忍甘心做臣仆。五木是两位公殉死的地方，也是倡导、率领忠义的地方，并不逊于张巡、岳飞的睢阳、朱仙。三百年来，祭祀典礼一直没有举行，道义之士为此感伤。何况我们本地人，难道能不扪心自问而感到惭愧吗？我回忆年轻时在郡学游学，吉水王公昂代理郡政，曾经把这件事告诉诸生，并说五百死士无所归依，而这里又屡遭水旱，难道也是叹息郁结之气上冲，损害了阴阳和气吗？我激切地回答王公说：“这是我们同道的责任。”曾商议建立祠堂祭祀他们，只是苦于经费不足，而王公又恰好调任京官，于是事情中止。此后又过去三十年了。我有幸领取俸禄做官，不敢辜负当初的心愿。这次我从浙江归来，查点俸禄资财，筹办祠堂之事，选择地点、占卜吉日，在五木镇西观文桥的左边得到一块地，聚集材料、召集工匠，亲自督率施工。从嘉靖癸丑年三月开始，到冬季十月落成。前堂五楹，中间塑绘两位公的像；东西两廊各三楹，春秋举行祭祀时，把五百死士合并附祀在两位公像下。后面是燕寝五楹，神厨二楹，向西再向北仍建屋三间，交给僧人守护。开凿水池、环绕墙垣，开门朝南，隐约与虞桥相对，题名为“二忠祠”。我认为正气在天地之间流行，在天上就是日月星辰，在地上就是山河，在人身上就是忠义。两位公和五百死士的英魂，本来无处不在，难道一定要在他们献身的地方建庙塑像，才算有了归宿吗？实在是因为人心容易丧失而难以保全，世道容易流失而难以挽回，而趋向的差别往往只在一发之间。起初似乎没有轻重之分，但积累成习惯后，差别就如同天壤。因而有的遗腹子继承国家，年幼君主即位而天下不乱；有的朝秦暮楚，把离开自己的国家看得像离开旅舍一样。人同有这颗心，为什么会突然如此不同呢？这就是古代先王树立声教、表彰乡里贤德，以谨慎影响人心的原因。谨慎对待这种影响，那么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也都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人心才有足以依靠的地方。否则强敌当前，却甘心逃窜躲藏，像张全、朱华一类人，难道不是人吗？难道不是臣子吗？鄙陋之人蒙蔽本心，把身体看得最重要，苟且偷生一时，最终也不过腐朽消灭。他们和两位公以一死保全人心、尽到臣节，成为伟岸壮烈的大丈夫，而千百年之后仍令人凛然如生相比，差距又是多么悬殊呢？即使最愚昧的人也应当自然分辨，顽固懦弱的人也将勃然振作。以一根头发牵动千钧重物，这正是我迂拙愚陋的见解，也是建立祠堂的用意。因此刻碑记载此事，又划出田地二十亩，作为祭祀和修理的费用，详细列在碑阴。○梓溪刘氏义学记

译古今美好而彰显盛大、流传久远的事物，难道在于声名华饰、权势利益之间吗？又难道是靠矫饰强作、聚集交游、振扬声誉来惊动视听的人所能做到的吗？归根结底，必须出自人心固有的真实，贯通上下千百世而没有人能够违背，这样才能历久而更加芳香。即使时事有常有变，世道有兴有衰，而所做之事有兴废、毁复、因循、迁改等不同，它的精神命脉所在，却始终如一；倡导、率先实行的真实契机，听到的人便会受到鼓舞，接触的人便会受到触动。何况后来者，难道不会悲伤地思考、警惕地奋发，向上追溯它所谓的美好盛大吗？所以说：君子的道是可以继承的。假如前人只是在声名华饰、权势利益之间用心，靠矫饰强作、聚集交游、振扬声誉来惊动视听，那么即使一时欺骗炫耀、取得市井之人的怜悯，后来有作为的人也会以称说它为羞耻，又哪里足以长久流传呢？这是我在梓溪刘氏义学这件事上，深深感慨他们先后都有人才，使创作和继述能够相承的原因。起初，刘氏的先祖居住在信州玉山，宋淳熙年间有一位名允迪的人，任德安县令，施行仁惠政事；当时恰逢晦庵朱先生任南康守，朱先生非常敬重并信任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等到他在家等待任职，便在玉山桑田建立义学，用来教育族人的子弟，四方求学者也都来此求学。后来晦翁与象山陆先生举行鹅湖讲学会，多次在刘氏家中停留，于是为他们写作《义学记》，并亲自书写，刻在石上。元末学校被毁，唯有这块记事碑石保存下来。到了正德乙亥年，李公梦阳以副使身份担任江西提学，于是召见刘氏诸生，又下令告知迁居南昌梓溪的刘氏族人，说明修复义学的意图。当时梓溪刘君继也在诸生之中，因学问品行受到李公赏识，便嘱托他主持这项工程，义学于是告成。过了几年，姚源盗寇兴起，义学又再次被毁。嘉靖丙午年，巡抚江西都御史傅公凤翱来到广信，修葺鹅湖讲学的地方，有关官员便把义学的事情报告给他；傅公于是下令南昌府县共同商议。如今武选刘君廷梅和他的弟弟廷楫都是刘继的后代，当时正先后考中乡试，于是兄弟相继承接父亲的志愿，并且认为南昌位于省城首善之地，玉山子弟多乐意来这里游学，不如在南昌建立义学，再把晦翁所记的碑迁来立在其中，这样刘氏族中子弟无论远近都会感到便利。巡抚公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委托南昌县令皇甫涣负责督率办理。于是武选兄弟捐出若干亩田地以及所得的坊牌续资，全部用来帮助兴建学校，宗族中人也都愿意参加这件事。工程始于某年某月某日，到某年某月某日落成。共建正堂四楹，左边开凿浴沂处，右边修筑风雩亭。其次是五楹的思齐堂，在其中祭祀晦翁，并以允迪公配享。又建五楹的讲习堂，旁边修筑徙义、崇德二轩，左右各排列号舍二十间。学校前面立一座牌坊，匾额题作“梓溪刘氏义学”，以表明这是重建的学校。房屋坐坎面离，白狐诸峰耸立在前，章山环绕在后，中间杂种松、竹、桧、柏。学校的大体规模，可以说是优美壮观了。武选君于是到我这里请求我写记。我听说：一个人做子孙的，如果祖先有美德却不知道，这是不明智；知道了却不能传承，这是不仁。至于允迪公在当时，晦翁说他治理政事有根本，而不在声色笑貌之间，那么他所谓的美德就可以知道了。何况当时鹅湖讲学，开始时好像各执一端、争论纷纭，最终却归于一致。其中精深的旨意和重要的义理，尤其是允迪公亲自听闻并默默领会的，更不是可以粗疏地从浅近表面窥见的。这一定根源于人心固有的本性，不拘着于外在形迹，不落入固定的方域，而是融会贯通、浸润周遍，有些道理即使不说也能彼此领会。后人如果只是拘拘然以先人的行迹为准绳，却不探究其精神命脉所在；只在文辞技艺之间琐屑用力，却不能反躬自省、亲身体认，以实际行动来努力，反而说“我已经求学了，我已经求学了”，那么这所学校的兴建，岂不就像占有房屋却抛弃财产，背着筐箧却丢掉珍珠贝玉一样吗？武选君专心致志于学，本来能够认识前人的美德并把它传承下去，所以我斗胆把这些话质问他，并向来这里求学的人说明。友士轩记 薛子任浙东慈溪知县的第二年，即嘉靖丁酉年，因火灾再次请求改任学职，于是得到江西九江教授的职位。到任后，学校官署荒芜破败，便暂住在小学中。过了一年，戊戌年春三月，同僚和诸生在明伦堂西侧商议，修筑三楹轩舍供居住。筹集材料、安排工匠，都没有使有关官吏感到为难。刚过一个月，轩舍便落成了。诸生请他命名，薛子题作“友士”。于是说道：“这里是江州，环绕三湖，连接九江，匡庐山高耸，与衡山、霍山并称。这里人文荟萃，自古以来就很有名。到了宋熙宁年间，濂溪周先生倡导阐明理学，使这里的文教兴起。后来他罢任南康军知军，在这里筑室养老。我早年在江东就向往这里，想着这里凭借山川灵秀而孕育人才，受到前代风流的浸润，一定会有老成的儒者、学问深厚的人、忠信有才德的人以及奇伟卓异的士人出生在这里；希望能来此游历一次，借以观摩取法，差不多可以实践邹孟氏所说的‘以一乡为友，以一国为友，进而以天下为友’，来接近古人的志向。如今我来到这里，和你们几位相处游学，实际上我没有达到我对你们的期望，而你们对我的期望，也远远不止这些。今后你们几位往来于这座轩舍，希望各自努力修养自己，务必恢复本心，以扶助我。保持诚实、去除虚伪，劝人为善、规诫作恶，端正伦理、敦厚风俗，阐明经学和文章；天天切磋，月月砥砺，不懈怠，也不懈怠中止，以期向千古贤人学习。希望你们藏身修业、游息往来，都能立足于真实的工夫，并且彼此以德泽相观摩。这样，这座轩舍对我来说就不是没有帮助了。不然，过去人们在这里修建的齐云阁、紫烟阁、琵琶浸月亭，当时难道不都被称为胜景吗？从今天看来，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这座轩舍虽然朴素简陋，难道不会也落得同样的结果吗？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这件事，是诸生某某实际主持的，他的劳绩尤其多。因此一并写下来刻在石上，作《友士轩记》。观易台记

译薛子任白鹿洞书院职务时，流连盘桓在五老峰下，喜爱那里的奇异壮丽，自认为与自己偏僻的性情相合。但好事之人不时来访，也免不了接待应酬。诸生中喜爱清静的人渐渐对此提出意见，于是利用讲习之余，相随游览偏远幽僻之处，访求探寻，经过一年，几乎遍游匡庐山的各处胜景。有一天，我在东林寺中休息，僧人弘演拿出《庐山志》给我看，并指点讲说前人的遗迹和往事。我对他说：‘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也都是古今人共同游览过的地方。这座山镇压九江，南康一带盘踞三百多里，幽深的山崖、险绝的沟壑数也数不清，一定还有人迹罕至的地方，你还为我讲一讲吧。’僧人迟疑了很久，说这里的人相互约定不能泄露，但事情已经显露出来了。第二天早晨，僧人便带我从寺院东面出去，稍向南转，越过涧水进入山坡。道路偏僻狭窄而且陡峭，连竹兜也无法通行，我便提起衣襟徒步，攀登山崖，沿着山涧上行，路径幽深曲折，灌木荒草不知有几十层，才在香炉峰背阴处、长松修竹之间找到紫云庵，在那里歇息。庵中有位禅僧独自盘腿坐在榻上，起初好像不高兴，后来也彼此释怀，我于是欣然留下。庵东有一块像磨刀石一样的大石头，纵横约三丈多，我整天坐在上面，恍惚之间好像有所领悟。当时福建遵岩王子以参议身份分守这一带，听说此事，也徒步前来拜访，于是嘱咐有关官府为我修筑三间房屋，题名为“观易台”。那时我厌倦了支离烦琐的事务，出行也不带书，有人上前问道：‘我看先生住在这里，整天颓然无为，观易的含义恐怕不会落空吧？’我回头对诸生说：‘那个人认为《易》确实只是有画，认为《易》确实只是有卦、爻、彖、象，你们难道没有观察过日月的往来、草木的荣枯、云气事物的舒卷、游尘的聚散吗？俯仰之间不过咫尺，变化却倏忽发生；上下六合之中，消长变化有千万种形态，没有一处不是《易》，没有一时不是《易》。我所观的《易》，就是观察这些罢了。’诸生听了我的话，似乎有所契合，于是请我写下来作为记。时在嘉靖戊戌年秋九月既望。祠堂壁记 我薛氏在洪武初年，高祖祥伯府君从后圻迁居到这里的余巷，到我先考功府君，差不多已经四代了。世代产业逐渐衰落，房屋也破败废弃，每年春秋祭祀祖先，都一概从简从略。我先考功府君薛应旗感叹说：‘可悲啊，是因为贫穷，没有办法备办礼仪。’嘉靖癸卯年，应旗任南考功主事，任期届满上奏考绩，从京师回来后节省俸禄余资，于是就在住宅东南选择地方修建这座祠堂。但由于奔走应付、因循拖延，一直没有完成修整。丁未年秋天，先考功府君去世，安葬并立神主之后，便参照斟酌程朱的议论，奉置高祖以下的神主，依次排列在龛中，用来虔诚地举行祭祀，希望大体合乎礼义、表达亲亲之情。但应旗的辈分不属于宗子，若依合宗收族的制度行事，又不敢越过分位来彰明礼制。唉！一定要宗法能够施行，祭祀之礼才会明备。如今宗子沉沦，不能把族人聚合起来，倘若依靠前人的余庆，后世有人振兴起来，再当详细议定；现在姑且刻在石壁之间，记下此事以等待将来。大观草堂记 人谁没有所观察的对象呢？但心存私意的人总会因此受到遮蔽。人的观察难道曾有大小之分吗？但自我遮蔽的人总会使它受到阻滞。观察不在外物而在自己；用自己的心观察万物，那么万物都具备于我心之中。观察不在眼睛而在心；用心来主宰眼睛，那么全身各处都听命于心。所以说：心胸广大，万物都能通达；心胸狭小，万物都会成为病碍。通达，就没有什么不能观察，观察也就广大；闭塞，就有许多不能通达，观察也就狭小。那么，心就是使观察有大小之分的根源吗？那些心存私意而受到遮蔽、阻滞的人，本来就不值得同他们谈论这些。有的人志在树立德行，却以矫饰世俗、欺骗世人来冒充贤能；志在建立功业，却把处理文书、应付期限会期当作才能；志在立言著述，却把辞章训诂当作才华。问他的名目，好像是这样；考察他的实际，却并不是这样。这些人都是由于没有及早辨明自己的志向，最终堕入自私之途。我只见他们纷纷扰扰、忙忙碌碌罢了，他们还能观察什么呢？又怎能希望他们的观察广大呢？唉！这就是“大观”难以轻易言说的原因。西盘张公早年就立志学习圣贤之学，后来在三晋之地考取魁首，考中进士，做过县令、谏官、京兆、御史中丞、大司空、南大宰。他在朝廷内外历任官职，至今将近五十年。期间遇到重大事务，建立重大节操，面对重大变故，裁断重大疑惑，以一己之身镇定天下，天下人也与他相应；用一句话率领天下，天下人便跟从他。盘根错节、纷繁纠结的事情不能扰乱他，昏暗污浊的环境不能沾染他，得失利害不能动摇他，权贵威武不能屈服他。这不正是因为他的观察广大，才能做到这样吗？正因为他的所见广大，所以能够超然于万物之上，主宰众多事物的运动变化罢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已经不与之同流合污，而天下的能事也就完成了。张公平生所学，大概只是务求反省自身、切实用功；真正□力长久以来，自然从寒暑、昼夜、动静、消长、常变、顺逆、进退、存亡的规律中有所领会，所以他的观察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他把亭子题作“大观”，开始似乎是用来勉励自己，最终确实有自得其中的意味。难道只是随意用来游憩休息罢了？张公出生在太原，那里正是汉代太史令司马迁出生的龙门一带。古人说司马迁南游长江、淮水，上会稽山，探禹穴，窥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向北渡过汶水、泗水，游历齐鲁之都，经过梁、楚，向西出使巴蜀，略经邛笮、昆明，返回河洛，能够看尽天下的大观。因此他的文章雄健深沉、奇异伟大，卓绝疏宕，后来有作者没有谁能比得上他。我却认为，司马迁辛劳于跋涉游历之后，广泛观览的结果，只发挥在文章辞藻上，并没有在理道上有所领会。唯有《史记》一书，存在很多疏漏和抵牾，大概是因为他所经历的地方虽然广泛，但从眼睛看到的都只是形色相貌、残余糟粕，他的观察其实是狭小的。哪里比得上张公居住在这座草堂中，不离开几案座席之上，却能观察天下内外、古今往来，悠然默会，超然自得呢？虽然如此，这种观察是张公自己得到的，也是他自己知道的，不是普通人所能说清楚的。我还没有登上这座草堂，但侍奉张公已有时日，因张公嘱托我写记，所以拟议这些话以作答复，并不敢阿谀。登上这座草堂而亲自受到张公熏陶的人，自然会有办法验证我所说的话。代京畿道题名记

译御史以监察为职责，以浙江等十三道作为分署，出入朝廷内外，大凡以整肃属官、端正法度为任，职责已经很重要了。京畿道又在十三道之上，是特别设置的机构。有人说，起初由佥都御史统领，后来改由任职年深的御史掌管。但考察沿革，却没有见于《会典》。只有如今两京畿道的印信中，有一方是洪熙元年铸造的，可见这是御史署理的机构，其来已经很久了。难道佥都御史的设置，是洪武、永乐年间议定的临时措施，而御史掌管才是后来确定的制度吗？这些都无法考证。嘉靖丙午年，现任光禄少卿王君某曾以御史身份巡视道务，正值署舍被雨水淋坏，于是修缮使它恢复旧貌。因想到文献没有凭据，过去担任此道的官员姓名又没有完整保存，于是就根据能够考见的资料，准备把他们的姓名题刻在署舍中，请我写记。后来党君某以御史身份接任而来，于是刻石题名，以完成先前的请求。我认为，我国家设置各个官司，各有职掌，条理不能说不森严完备，明白详细。但政务文案一天比一天繁多，月复一月消耗精力，堆积如山；而胥吏有时借机从中作弊，打开牟利的孔道，这也是势所必然。因此法律严密规定照刷文案的条款，加重隐瞒遗漏的处罚，并且每一省都必须由御史主持。像京畿道这样的设置，又处在京师这一重要地区，六卿、五府以及各部门和各级官署的文案，全都由它负责照刷，所以文书移送的格式比各道更加严格，正是因为加重了它的职责，使它能够履行这项事务。可是，习以为常的人把它看作平常，奉行的人很快又不如从前；送来照刷的文案，有的呈上这一件却遗漏那一件；负责照刷的，有的对细节审查详细，却忽略了大事。这样一来，当初建署设官的良法美意，能够不沦为徒具形式的旧例，已经很少了。此前题名逐日湮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今二位君子能够兴复废弃、振举坠失，广泛搜求前人姓名，把它们列刻在坚贞的石碑上，难道只是为了夸耀声势、铺张美观吗？也只是希望按照名分可以责求实际，借鉴过去可以告诫后来者，或许能够共同把事情做好罢了。从前柳公绰诛罚舞文弄法之徒，以保存法律；欧阳永叔治理官府文书，以求使官府运转。古人对待文案，大致都是这样用心。如今登上这块石碑的人，难道不会有像他们那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却不传给后世，将以什么为法？不是这样的人却任其湮没于后世，将以什么为戒？这就是二位君子一定要题刻姓名的原因，大概确实是出于与人为善的心愿和恭敬协力、体念国家的心意，所以没有什么不用尽心力去做的。何况面对职务事务，难道肯只做表面文章来敷衍塞责吗？这就是我乐意为此写记的原因，也借此告诉后来的君子。常州府理刑厅题名记 刑罚，是先王不得已而制定的制度。先王希望天下人与人相安无事，但人有欲望，物类聚集便会发生争夺，所以用三种事物教导百姓，用五种礼仪防范百姓，而天下人仍然不能完全遵从。于是制定刑法、确定法令来整齐约束他们；怕他们有时触犯法律，就一定把法令悬挂在象魏，张贴在道路上，使他们知道躲避；怕刑罚有时滥用，就一定寻求皋陶、伯夷这样的人来任职，使他们斟酌处理、取其中正。唉，这样的情形难道是先王愿意的吗？可是先王之道渐渐衰微，舞文弄墨的官吏随即制造巧法，援引比附而造成的冤狱日益增多，天下人于是开始忧愁怨恨。我国家厚待民生，明确告诫官吏谨慎体恤。两京设置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十三省各设置按察司，每府各设置推官，内外相互维系，是否可以宽宥、是否应当定罪，无非都是为了求得刑罚适中。然而这些司法官员虽然有地位高低，论到审理刑狱，只有推官处在较低的位置；这些司法官员职责都包括审理刑狱，只有推官承担得最为详细。职责越详细，懈怠疏忽就可能产生；职位越低，迎合逢迎就容易发生。而且狱词的形成，大多由下级上达上级，由外廷进入内廷。一旦失去公平，将由谁来审理？何况常州是京畿附近的郡，而按察又没有专门设置的机构，监司审理刑狱，只有听凭推官办理。可见推官的责任不仅详细，而且专一。因此，任用得当，整个地区的刑罚就公平；任用不当，整个地区的百姓就会蒙受冤屈。这件事所关系的，难道不是尤其重大吗？嘉靖丙午年，嵊县裘君仕濂以有名进士身份出任本郡推官，以宽恕来求得合乎人情，以严明来执行法律，三年之间，刑狱清明，百姓信服。部使者多次把他的声名上报朝廷，朝廷下诏征召他入京。在此以前，裘君曾对我说，各郡理刑厅大多都有题名碑，用来区别贤能与否，显示法度和戒惧，唯独常州没有，仍然是一项缺失的典章。于是考察郡志，向故老询问，从洪武年间到现在，查得杜公循以下共若干人，准备按次序把姓名编列下来刻在石上，并空出左边的位置等待后来者。到了这时，武进杨侯巍完成了这件事，并把裘君请我作文的意思告诉我。唉，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诸位先贤已经离去，但他们的姓名登在这块石上，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又确实清楚地在人们耳目之中。看到这块石碑的人，一定会指着它说：‘某人贤能，某人不贤；某人可以效法，某人可以引以为戒。’难道不会内心警惕而有所触动吗？从今以后任职的诸位君子，难道还有不愿做贤人、不愿成为可供效法的人吗？这实在是裘君与人为善、为百姓造福的深切心意，而杨侯又能够把它完成。所以为此写下这篇记。莲塘书屋，是已故夔州东乡令莲塘吴公所修建的。他的孙子德辉君在家奉养父母时，确实居住在那里修习学业；后来出仕江西，便对我说：‘莲花大概是有征兆的吧？我的先世世代居住在祁门的莲塘，塘中原来有莲花。后来逐渐堆积荒草和泥土，淤塞成污池，共有若干年。成化乙酉年，莲花忽然盛开，我的祖父于是乡试中举，便在莲塘上建屋，题名为现在这个名称，并且说：后世一定会有人应验这莲花的征兆。到了嘉靖甲午年，我也乡试中举，第二年乙未年考中进士。这固然是我祖父留下的福德，也是莲花所显示的征兆。希望请您说一句话来记载它。’我于是说道：‘好的征兆将要到来时，必先有开端；福祥的征兆，本来是造物主所掌管的。但行善便得到福庆，守信便顺利，祥瑞征兆与人的感应之机，确实在人自身，并且有不可欺骗之处。因此，孝道达到极致，萐蒲就会生长；嗣续平和，宾连草就会生长；历法纪年合乎次序，蓂荚就会茂盛；贤能与不肖各得其序，平露就会繁荣；奉养老人，芝草就会茂盛；政治太平，树木就会连理。这些都是草木呈现的祥瑞，而它们各自都有发生的原因。莲塘的莲花，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我由此更加相信吴氏世代的德行以及德辉君之所以贤能了。

译莲塘书屋，是已故夔州东乡令莲塘吴公所建。吴公的孙子德辉君居家食禄时，确实住在那里修习学业；后来到江右任职，便对我说：“莲花难道是有应验的吗？我的先世世代居住在祁门的莲塘，塘中原来有莲花。后来杂草丛生，泥土流积，淤塞成污池，已有若干年。成化乙酉年，莲花才盛开，我的祖父于是考中乡试，便在莲塘上建了这座屋，题名为今天的名称，并且说：‘后世一定会有人来验证这些莲花。’到了嘉靖甲午年，我也考中乡试；第二年乙未年考中进士，这本来就是我祖父留下的福泽，也是莲花所显示的征兆。希望请您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我于是说道：“盛大的福禄将要到来，凡有开启必定先有征兆；福祥的预兆，固然是造物主所掌管的。然而行善就会得到福庆，守信就会获得顺遂，众多祥瑞与人的感应机制，确实存在于人的自身，其中有不可欺诬的道理。因此，孝道达到极致，萐蒲就会出现；后嗣和顺，宾连就会生长；历法纪年合乎次序，蓂荚就会秀美；贤者和不肖者各得其序，平露就会繁茂；奉养老人，芝草就会茂盛；政治清明太平，树木就会生出连理枝。这些都是草木显现的祥瑞，而招致它们各有各自的原因。莲塘的莲花，难道不正是属于这一类吗？”我由此更加相信吴氏世代积累的德行，以及德辉君之所以贤能的原因。不然，花木荣枯、开放凋落，本来就是它的常态，又有什么征兆可言呢？从前濂溪周子喜爱莲花，并写下关于莲花的议论，说它从淤泥中长出却不被污染，把它称为君子之花，他当然是有所取意的。莲塘公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但我只观察德辉君初次出仕宜春、后来调任南昌，在繁冗事务和风尘劳碌之中仍然洒脱自守，不被环境淹没，那么他平生所树立的事业，用来守护祖父的遗训、光大先世的事业，并以莲花作为应验，就不只是因为荣华富贵罢了。从今以后，他将更加努力修养品行、建立功业，那么这座书屋的修建，难道仅仅能与三槐堂一同流传而已吗？晋斋记 无锡华师鲁把“晋”作为书斋的名称，说这是他的先父职方君亲自命名的，于是请薛子记述这件事。薛子说：所谓“记”，就是记载，是为了使人记住而不忘。师鲁将要记住他先父命名书斋的用意吗？或者，“晋”字所包含的意义，还有值得反复推究并默默体会的地方吗？讲论“晋”的，没有比《易》更详细的。《易》中的“晋”，就是前进；卦象是坤在下、离在上，大概是太阳从大地上升起，前进而更加光明的象征。事理没有停滞，学习没有终止；君子自己彰明美德，不每日进步，就会每日退步，本来不容许稍有停息。虽然如此，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退守，也不能称作君子的“晋”。所以卦辞说艰难忧惧，却因守正而吉祥；像鼫鼠一样贪求的晋进，即使守正也有危险。明白这个道理而前进，就不必忧虑得失，进退、存亡都可以不失其正。“晋”的意义，开始已经接近圣学的要旨了。职方君给儿子命名的意思，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师鲁笃信古道，锐意进修，我希望他居住在斋中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并努力思考，以求为自己留下美好的名声。我年轻时曾与职方君一同游学，而师鲁的请求又十分恳切，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南窓记 婺源汪子仪跟随我游学，回去一年多后，又和他的兄长子云一同来访。年末再次告辞回去时，兄弟二人一同说：‘我们的父亲治理生计、乐于行善，修建精舍居住，开辟南窗来自得其乐，人们因此称他为南窓居士，希望请您说一句话来记载其中的意义。’我说：‘这个意义，哪里容得我来说呢？南窓君应当自己体会得到。窗，就是牖。房屋有牖，是为了通达光明。南方在方位上属离，在时令上属夏。《易》说：“明亮重叠起来就是离。”《尔雅》说：“夏称为朱明。”这些本来都是光明的意义。上天生育人类时，人的心本来明亮；人只是自己丧失了这种本来明亮的本体，使邪念和昏暗堵塞其中，于是不要说功名富贵、声色气味足以使人沉溺淹没，即使苦心积虑、读书穷理，也都可能成为遮蔽。因此称为“明命”、称为“明德”、称为“明善”，圣贤为了切实教导人，反复这样说而不停止。如今您以南窗来获得自适，难道只是为了欣赏琴酒图书史册吗？难道只是把盘盂、几案、手杖作为警戒吗？从容游息，使自己有所体会，可以看出顾諟的意义，可以看出克明的意义，可以看出致知的意义。这样对于古代圣贤之学，也就会从这里接近它的要旨。由此继续前进，那么日月的往来、云霞的聚散、鸢鸟的飞翔、鱼儿的跳跃、草木的荣枯，凡是南窗所能看到的，都是生动活泼的光明景象。从前人所说的“八窗玲珑”，大概也就在这里了。这样一来，光明的时义就广大了，又何必受某一个方位的拘束呢？你们回去后，试着用我的话去询问父亲，看他认为对不对、不对；他一定会有自己的体会。’兄弟二人把这些话记下带回去了。擒虎记

译东台畲侯任我常知府的第二年，政事平顺，教化融洽，四境又安定了。唯有夫椒的野外有老虎作乱不得安宁，父老们一起到府衙来告诉畲侯说：‘明府到任以来，威严和恩惠都很显著，百姓全都得到安宁，这已经承受您的恩赐了。只有我们乡地处湖山偏僻之处，老虎还在肆虐，早晚都不敢出入山林，打柴割草也很不方便，远近的人都受到惊骇，捕捉它的人也退避不前。只有侯爷神明英断，请问这件事该怎么办？’畲侯立即慨然说道：‘有这样的事吗？我在这里，老虎却毒害我的百姓，这是在抗拒我。过去韩昌黎因为鳄鱼出没于瘴气弥漫的海边，尚且想拿强弓毒箭同它较量，何况这只老虎在名山沃野之间，难道能独自侮辱我吗？’于是下令猎户前往老虎所在之处。老虎顿时怒张嘴吻、迅疾现形，竖起胡须，目光闪烁，像人一样站立并吼叫，声音震动山谷，草木都被压倒，好像将要迎面扑来。猎户呵斥它说：‘我是奉太守命令来的，你敢抵挡吗？难道我敢抵挡太守吗！’老虎于是低下头、垂头丧气，收拢尾巴钻进罗网，猎户便把它捆起来带回来，献到侯爷那里。侯爷正好有事，便乘船把它陈列出来，横着长矛饮酒犒劳，奖赏功劳，欢呼声一路传遍。我恰好经过那里，大家相互带领着前去观看；老虎虽然已经僵卧伏倒，但它身躯雄健、骨干高大，钩状利爪和森然獠牙仍然显出凛凛咆哮的气势。当时别驾霍君、曾君二人都在船上，对我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记载。我想，宋代尚书镇守九江，刘光禄镇守弘农，老虎渡过水域离去，史官便把它夸耀成盛事。然而天下都是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王民，老虎渡河出境，难道能保证它不会给另一方百姓留下祸害吗？哪里比得上畲侯同它搏斗并将它杀死，就像孙叔敖斩蛇、管辂斩断狐妖一样，永远除去百姓的祸患，岂不是更加痛快吗？不然的话，我恐怕即使太山旁边没有苛政，妇人的哭泣也将难免有所发生。虽然如此，幽深的沟壑和阴暗的山崖容易生鬼魅，污浊的池塘和荒莽的泽地容易成为蛇虫的巢穴。只是因为畲侯的心地光明通达，如同白日青天；畲侯的政事平易正直，如同春日温和、秋气严肃。这正是妖异的踪迹、凶猛的形迹自然不能容身的原因，而百姓安宁康乐的福祉，永远可以有所依赖吧？所以为此写下这篇记。《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八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九 序一 序一 《司马文正公集略》序 《韵要》序 代作《礼记正蒙》序 《福建乡试录》序 《六朝诗集》序 刻印《中唐诗集》序 《泰泉诗集》序 《三槐余庆图诗》序 《永思集》序 《沙洲草堂图诗》序 《尚湖留稿》序 《五岳集》序 《豫章文会录》序 《救民急务录》序 《治生录》序 《浚河录》序 《军政事例》序 《浙江乡试录》序 刻印《童蒙湏知》序 《浙江壬子同年录》序 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序 校刻程文引 《诗说自叙》《太平家世录》序 《水西奏稿》序 《使朝鲜集》序 《玉堂余兴》引 《怀慰编》序 《郭溪窓稿》序 《司马文正公集略》序 所谓《司马文正公集略》，是我的老师泾野吕先生被贬解职时校订编录的。过去曾在河东书院刻印，但东南士人很少有人能够得到。戊戌年，浦南胡公以都御史身份巡抚江西，嘱托兵备副使文峰俞公某在赣州刻印。己亥年刻成，恰逢俞公晋升按察使，他认为这部集子应当公开流传于远近各地，但纸张墨料的费用又不能只由赣州承担。于是把刻版移置到按察司，告诉应旗把这些话写在篇末。我认为，文正公在宋室之时，他的人品和宰相功业得到华夏各地的信服，昭示于天地之间，即使庸人、儿童、牧人、圉人也没有不知道仰慕的；至于彝鼎、简册、史籍中的记载，更是多得说不尽，本来有些方面无需等待议论。唯独他的文章盛美，只有老儒宿学才可能看见，而放在天下范围来看，至今还没有能够同欧阳永叔、苏子瞻诸集并行，使家家都能阅读、人人都能诵习。欧阳修、苏轼与文正公前后相继出现，而且都推崇谦让文正公，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时代有高低之分吗？实在是因为文正公先后入朝为相，功勋德业尤其崇高，而嘉祐、治平年间的政治成就尤其发扬盛美，成为诵习效法者专门称美的内容，因而自然无暇顾及他的文章吧？又难道是因为家传文集卷帙浩繁，势必无法广泛流布吗？这确实是我们这一流人的缺憾，也是诸位君子心中不能自已的事情。如今这部刻本流行之后，文正公的言论、德行和功业，将如日月星辰、银河经纬一样照耀上下，凡有耳目的人都能乐于听闻、快意观看。这样说来，文峰公这次举动，表彰前代正人，惠及后来的学者，考虑周全；赣人共同出力而且仁厚，这也正是文正公存心为人的表现。因此又不能不把这些写下来。《韵要》序 书写文字，是古代小学的内容。然而它经纬交织而成文章，错综排列而完备地表现万物，昭示并流传著述，辅助治理，内容浩大而流行显明，作用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因此圣人取法于夬卦，创制了书契。周官中保氏掌管培养国子，教他们六书；外史掌管把文字名称传达给四方。这也是因为文字所关系的事情如此重大。世道日渐滋生虚妄的见解，是非没有标准，各人都放纵自己的私意。所以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有所缺文的时代，如今恐怕已经没有了吧。’大概是悲伤文字逐渐不再端正。苍颉、史籀的时代遥远久远，他们的传统没有继续流传。自《爰历》《博学》《尔雅》《急就》等篇章以来，著述繁多，很少能得到文字的真实义理。即使有扬子云、王介甫以及穷究、博极文字的人，关于方言、字说的议论，评论者仍不能没有遗憾。《说文》《韵谱》虽然没有深入探究文字的本源，但删去烦琐、举出纲要，似乎已经有了端绪；然而文章和文字中奇异的写法、承袭造成的讹误又很多，没有人省察研究。古人说，读书而不识字，还是从意义上说的。如今大概连字形和字音也一并茫然昏昧了。缀辑辞章如果只在义理上显得工巧，却不合乎实际，又有什么用呢？唯有涪松泉夏公，曾经主管学政，深深为此忧惧。等到他担任江藩方伯，政事成功、教化推行之后，对于讲习经艺、讨论道理，更加勤勉不倦。他利用闲暇编纂这部书，题名为《韵要》。其中的字取自《韵会》，次序取自《韵府》，每个字各自归入所属类别，并把读音和解释附在下方。不故意标新立异来炫耀博学，而是谨慎考察、精细核实；内容简约而完备，范围近而能通达远方，简易明白而字的名义都解释清楚。它确实便于识字，不只是像世俗所说的那样用来帮助吟咏罢了。夏公用心良苦，也确实勤勉。学者如果由此用心研究，那么表现在文章上、施行于政务治理中，都可以不违背正道；使文字相同、文教相通的道理，也正在这里。难道只以为能够解释虫鱼、辨别鼠豹就够了吗？代礼记正蒙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