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四

译修撰舒先生，名芬，字国裳，是江西南昌进贤人。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浙江东阳，元大德初年，有个叫文英的人，开始迁居进贤梓溪，世代相传到溥震，溥震生廷式，廷式生法，都积累德行，虽然家世历代未显达，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他们后代必有通达之士。法娶聂氏，先生幼年便聪慧突出，峻拔颖异不同于普通儿童。刚到成童之年，进入郡学，曾作《赤雁赋》，郡守惊异他的才华，说他应当名列天下第一。进贤有石人滩，相传石滩合拢时就会有状元出现，人们便以石滩称呼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期望。先生谦逊退让，别号梓溪。家境贫寒清苦，不与人交游；虽然没有什么书不读，却确实以圣贤之学激励志向，不屑做博学多闻的人。他整日端坐，从不白天睡觉，夜里一定计算自己的过失并自我责备；每每为世俗学问的浅陋而悲叹，曾说：“我只希望出仕来施行自己的志向；否则，讲究声律对偶的文章完全可以不作。”所以他写文章，气势志意流畅奔放，道理通达明白，彻底洗去了曲折隐晦、支离缠绕的习气。正德丁卯年，他考中江西乡试；第二年进入南太学，声誉很盛，从祭酒、司业到六馆的师生，没有不对他起敬意的。丁丑年，他考中礼部会试，入朝参加殿试，赐状元及第，授翰林修撰。他曾说古代礼乐已经废弃很久，常常把心思放在《周礼》和钟律上；对无益于诗文的事情，一概谢绝。戊寅年春，权贵幸臣江彬等蛊惑武宗，劝他出游享乐，商议在三月壬子日清道东巡，祭祀岱宗，经过徐州、扬州到金陵，再沿江逆流渡过汉水，登临太和山、太岳山，并遍游中原繁华美丽的地方。将相大臣大多随声附和，京城百姓人心汹汹，十分恐惧。先生于是约集同道上疏请求留驾，大家一同聚集在宫阙之下。吏部尚书陆完迎接上疏的人说：“皇上听到直谏就常常拔刀作自刎的样子，如今又要耍赖了。”他的神色和言辞全都把责任归咎于武宗，以此阻止进谏者；当时言官又有许多是他的党羽，于是先生等人的进谏被阻。先生便邀请吏部郎中夏良胜、礼部郎中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举酒洒祭，说：“普通人尚且不可夺其志，我们这些人难道反而要被大臣夺去志向吗？”于是接连上疏。吏部郎中张衍瑞、礼部郎中姜龙、兵部郎中黄巩、孙凤、员外郎陆震、刑部郎中陆俸、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也都接连上疏。当时又有太医院医士徐鏊以医官身份进谏，皇帝大怒，皇帝的车驾也终于没有出发，于是把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鏊等下交锦衣卫狱。先生与张衍瑞、姜龙、孙凤、陆俸等一百七人，都奉命跪在午门外，戴着刑具五日。后来余廷瓒等也被下狱，黄巩等六人也在午门外戴刑具跪了五日。当时工部主事林大辂等三人、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也接连上疏，都被下狱，不久也戴刑具跪了五日。又有金吾卫指挥张英，袒露上身，把戟刃横在胸前，连续进谏数日。天气阴暗，京城震惊。公卿出入时，往往遭到唾骂，甚至被投掷瓦砾。于是减少随从办理事务的官吏，他们往往在昏暗时分出行。权臣又进一步谋划蒙蔽皇帝，请求命令礼部加以禁约，不许臣下议论政事。通政司于是拒绝接受奏疏。堂官中献媚取宠的人，反而弹劾各司属官妄言。皇帝因此更加愤怒，事情始终不能解脱。戊午年，内海子水涨四五尺，冲断桥梁和铁栏杆。这一天，先生等一百七人都被剥去衣服施以廷杖。先生因为是奏疏的领头人，杖责尤其严重，但神色不变，只是口中呼喊高庙的神灵，希望借此感动皇帝的心。廷杖结束后，他几乎死去，包扎伤口后躺在院中。掌管院务的人害怕惹祸，派人把他标记出来。先生屹然不为所动，说：“我在这里任官，就应当死在这里。”不久他又苏醒，被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其他人则分别罚俸。皇帝的怒气仍未消解。四月己卯日，黄巩等人也都被剥衣施廷杖。林大辂、周叙、余廷瓒降级调往外任，徐鏊戍守边疆，其余人贬为平民。当时死于杖下的有陆震、余廷瓒、主事刘校、评事何遵、照磨林公黼、行人刘珏、孟阳、李绍贤、刘平甫、李翰臣、詹轼，共十一人。先生悲痛地叹息说：“假使我肯听从宰臣的阻挠，这些奏疏还可以暂缓。如今导致这些大臣死亡，我芬难道可以独自活着吗？”听到的人都受到感动而振作。君子认为先生这一举动振奋了士气，挫败了奸谋，树立了风俗教化，对世间教化确实有大功。辛巳年，今上即位，下诏起用先生，恰逢他在家服父丧。嘉靖癸未年秋，服丧期满，恢复修撰职位。甲申年夏，朝廷讨论大礼，先生一共上疏三次，伏在宫阙下获罪，又受了一次廷杖。第二年乙酉，母亲太安人在官舍去世，先生扶柩归乡，经过长江到彭蠡，忽然飓风巨浪大作，先生号哭祈求，风浪顿时停止。君子说，这是至诚的孝心所感动的缘故。丁亥年春三月，疾病发作十四天后去世；距他出生的成化甲辰年三月十二日，享年四十四岁。他所著有《梓溪集》若干卷，文辞严正、义理端正，就像他的为人；编辑《周礼定本》，更是他特别用心的工作。先生一生不经营生计，家中贫穷得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巡按江西御史储良材在省城为他的妻子儿女建了一所小屋。其妻子和三个儿子泰奉上奏说：我过去经过进贤，进贤士人都称颂舒先生从事圣贤之学；与我过去听闻的相比，他们对他的经历说得更加详细，只可惜九泉之下的人不能复生，无法亲自讲述。我后来与迈及在留都任官，泰泉黄才伯常常向我谈起成化年间罗彛正弹劾大臣、服丧后被起复，章德懋、黄仲昭、庄孔旸不作应制灯辞，均上疏而被罢职的事情，当时称他们为翰林四谏。等到毅皇出游时，史官中敢于进谏的就只有舒国裳一人了。我们这些人自称清贵显要，难道独独不想到辅导皇帝、参与论思的职责吗？于是他拿出翰林院历代官员的姓名交给我，让我记录。我浅陋而又因循，未能编次成文。恰逢有人谈论学术，援引东汉诸人而排斥气节，说舒先生并非圣贤之学；那么圣贤难道本来就没有气节吗？大概从正德丁卯年逆臣刘瑾残害戴铣等人开始，假传圣旨剥衣受杖而死的人相继出现；又过了十年庚寅年，再次遭遇这种变故，于是士人渐渐形成了这样的说法。唉！这足以看出世道的推移变化。我对此又深有感触，于是作《舒修撰传》。泾野先生传。

译泾野先生姓吕，名柟，字仲木，是陕西西安高陵人。西安属于古代泾阳的地域，学者因此称他为泾野先生。始祖名世昌，世代传到彬卿，彬卿生八八，八八生兴兴，兴兴生贵贵，贵贵生鉴。家世代代都有隐而不显的德行，鉴生溥，尤其以品行仁义得到乡亲的信任，能够排解危难、调解纠纷，人们大多感念他的德行。溥娶宋氏，生下先生。后来因为先生显贵，追封其母为翰林修撰。宋氏被赠为安人，安人是沈府教授玉的孙女。教授从小喜爱读书，人们称他为“宋五经”，当时以贤能闻名。安人年轻时学习了祖父的教诲，先生还是儿童时，她就把祖父教授公遗留下来的品行事迹讲给他听。因此先生七八岁时，已经敦厚聪敏，像成年老人一样。送他到周节老先生那里从师，学习小学的教诲。入学后，向行人孙廷举学习。当时还没有到冠礼年龄，却已经立志学习圣贤之学，不沉溺于辞章的习气。夏天住在矮屋中，穿戴整齐端坐；即使烈日炎炎，也不走出门槛。冬月严寒时，就踩着铺垫的麦草，诵读六经，常常夜以继日。弘治乙卯年，母亲安人去世，他悲伤过度，依礼守丧读礼，从不轻易出门。服丧期满后仍然思念不止。辛酉年考中陕西乡试，想到母亲不能看到，便流下眼泪。第二年壬戌年会试未中，于是进入太学。恰逢三原、榆次、安阳、林县、陕州、河内等地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切磋，专心做事，努力实践，不崇尚只在口头和耳目上求学。当时他虽然只是太学诸生，但有见识的人早已知道圣贤之道后继有人。正德戊辰年，他考中南宫高等名次，入殿应对，皇帝问及效法上天、效法祖先的问题，他反复以仁孝作答，并归结到求学。皇帝和公卿大臣赞赏他，赐进士及第第一名，授翰林修撰。不久任经筵讲官，把辅佐君德、匡正过失作为自己的责任。至于编校、纂辑等工作，他务求尽到古代史官记录行动、记录言语的职责，对于辞藻华丽一概不屑。嘉靖甲申年夏五月，他上疏自责不称职的事情，共十三项。当权者说这些都是大臣宰相的职责，不应当拿来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贬为解州判官。到任后，他辅佐知州以政教劝导率领士民，斟酌采用蓝田吕氏的规约来施行乡约，刊定朱子的《家礼》以端正习俗。儒生学子成群前来受业。御史杲初次巡按山西时，为他建造解梁书院让他居住。御史也常常到书院与他讨论学问。他在那里住了三年，解州风俗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并推及全晋，渐渐又恢复了陶唐、虞舜时代耕作、质朴、成全他人、谦让土地的风气。丁亥年，他调任南考功郎中，负责评定南方官员的政绩和贤能与否，文书表述浑融而实际内容丰富，对应当惩罚和劝勉的事情多有处理；稽查官吏名册，革除欺诈冒名，各种奸邪行为全都因此止息。公务之余，他便召集前来问道求学的人，恳切地为他们阐发讲解。有时同僚朋友邀请他游览金陵各处，他也偶尔出游；即使在登临游赏之中，大多也带有以师道规矩勉励人的意思。起初他寄居在柳湾精舍，学生多得鞋子摆满门外，于是便迁到鹫峰东边居住。升任尚宝卿、历任太常少卿后，公务简省，四方来跟随他游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先生乐于成就他人，应对接待从不疲倦。当时海内讲学的人相继兴起，但有的人不免流于空谈。先生与诸生约定，每次集会都用六经、四书相互质疑订正，从中探究精微义理，勉励他们亲自体会并付诸实践。有人问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异同，先生说：“晦庵、象山都以尧舜为法，都以孔子、孟子为师；虽然入门的路径略有不同，但归根到底本原和归宿是一致的，又有什么妨碍它们相同呢？”学者不致力于实践，却拘泥于见闻来资助口头耳目的谈论，对身心究竟有什么益处？听到这话的人大多受到激发而振作起来。他解释经籍，都是亲身实行、从实践中获得的心得，有些是程颐、朱熹尚未阐发的，所以他所到之处，求学者如云聚雾集。乙未年，他升任北国子监祭酒。当时国子监的规矩长期废弛，先生加以阐明并张榜公布，动辄以自身作示范；一两个权贵子弟有不遵守的，便依法惩处，毫不宽贷。于是大家都知道应当做什么，乞求差遣、争相请托调拨的坏风气顿时止息。有人拿“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在于宽缓规矩”来责问先生，先生说：“宽并不是纵容松弛，而是每天刮磨、每月砥砺以求达到成效，却不要求在一朝一夕见效，所以称为宽。然而既然说‘恭敬地施行’，就不能不说是严。古人说教师严厉，然后道术才尊崇；道术尊崇，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如今人才渐渐不如古代，难道真是古今人的资质不能相及吗？在内是祭酒，在外是提学，凡是以师道为职责、以教人为职务的人，大多姑息宽贷，却不知道人才正在一天天流失。甘愿临近、希求取悦，违背道义以求声誉，尚且不是治理百姓所宜，何况拿这种态度来教育士人呢？”国子监中有些人不以为然，但先生坚持得更加坚定。国子监诸生从此知道检点约束自己，弦歌之声、礼让的风俗，洋洋盛行于京城这个首善之地。丁酉年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因灾异自我弹劾，获准退休离职。壬寅年某月某日，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著作有《四书因问》《周易说翼》《尚书说要》《毛诗说序》《春秋说志》《礼问》《史约》《宋四子抄释》《诗学图谱》《寒暑经图解》《史馆献纳南省奏稿》《泾野文集》《诗集》《监规矩发明》《署解文移》，各若干卷，流传于世。然而这些著作都是仁义的精华、孔子和颜回的正统传脉，不是司马迁、班固以来的文人词客所能相比的。唉！先生内在充实，外在丰裕，面色温和、气度平和，令人亲近；但行为方正、言辞严厉，操守坚定、意志坚强，无论在朝廷还是在野外，随处都尽心行道。他真是富贵不能使之淫乱，贫贱不能使之改变，威武不能使之屈服的人。君子把他比作程颢，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长子田，以举人身份任汝宁府通判；小儿子畇，因先生的恩荫任都察院照磨。薛生说：我做诸生时，曾在鹫峰东边跟随先生学习；先生对我的恳切启发，我确实一刻也不敢辜负。今年庚戌年来到京师，他的儿子畇把先生的年谱给我看，于是我作了这篇传记。只是我浅薄，哪里能传述先生呢？不过先生生于关中，而关中的风声气习，淳厚宏伟、刚毅奋发，无不具有古代的道义精神。自汉代以来，所谓豪杰，大多想凭古文辞章闻名于世，所以直到今天，关中士人动不动就称说西京、西京。除了宋代张载之外，专心探究义理、以圣贤为归宿的人，若不是先生，谁能在其中居首呢？我因此写下这些评论，以表明关中的学问难道只是文辞吗？陈恭愍公传。

译陈恭愍公名选，字士贤，浙江临海人，是宋代国子司业左辅的后代。家族从婺州迁到台州仙居，又迁到临海。公的父亲员韬任新城县令，有惠民政绩；后来任御史巡按福建，审讯沙寇胁从者数万人，全都释放；最终官至福建右布政使，人们认为他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报偿，后来一定会有后人显达。公自幼端庄谨慎，少言寡语，立志以古代圣贤自期；暗中修养，独自求学，不求人知，只把克制自己、求取仁德作为根本，因而自号克庵。景泰庚午年考中浙江乡试，天顺庚辰年以会试第一名成为进士，授监察御史。适逢修撰罗伦弹劾大学士李贤服丧后起复为官，因而被贬；言路上的官员都默不作声，唯独公上疏直言为罗伦辩护。罗伦虽然没有复职，李贤也最终受到阻抑，天下从此开始畏惧公议。公巡按江西时注重大体，布政使、按察使的长官和副职有过失而卑躬献媚的人，公说：“有宪纲在，我不敢妄自尊大；不合道义的讨好，我也不愿意。”众人都变了脸色，彼此告诫，旧习顿时革除。后来他提督南畿学政，黜退浮华、崇尚实际，宽严适中，考核士人一概以德行和义理为根本。试卷上清楚列出诸生姓名，并不封糊、编号，说：“我如果不相信自己，凭什么使别人相信我呢？”所到郡县，住在学宫，端坐沉默，以自身率先教导；常令诸生诵读《小学》、学习六礼，体会经典并落实到实践，徒有文章是没有益处的。士人的风气于是大为改变。当时御史大夫长洲人韩雍因功业显赫，颇为崇尚排场，正服丧在家，听说公到来，便把仪仗侍卫全都撤去，说：“不要让陈御史知道。”他所推重佩服的，难道只是诸生吗？成化初年，公升任河南按察副使，整饬兵备，不久改任提学；他设置的教法完全如同在南畿，中州学者都庆幸得到良师。适逢幸臣汪直奉命巡行各郡国，威势几乎等同于皇帝，都御史以下的官员全都匍匐趋拜，唯独公向他作长揖。汪直愤怒地说：“你是什么官，竟敢这样？”公说：“我是提学。”汪直更加愤怒：“即使是提学，又怎么样？难道你比都御史还大吗？”公说：“提学怎么能和都御史相比？只是我主持斯文、作为天下表率，即使死也不能屈服节操。”汪直见公言辞气势严正，举止安闲舒展，而诸生又整齐地聚集在署衙外，知道不可侵犯，便改变态度说：“先生既然没有公务相关，以后不必来见我了。”公于是缓步而出。不久转任按察使，政务崇尚简易，释放被拘押的囚犯，革除苛细条文，凡是各种长期弊病、名为旧规矩的，一概废除；唯独对贪赃官吏不宽贷。不过，对于收受百金贿赂的人，他却只要求其供认六七钱，或者…… 有人问他，公说：“污浊的人爱惜钱财就像爱惜生命；如果责令他承认数额太大的贿赂，他就会携带财货逃跑，权势人物插手后，法律便受到扰乱而难以铲除。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用来应付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正当的法律。”从此官属收敛约束，父老百姓一路欢呼。不久，公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当天便奔回家乡，行李只用一肩挑着；士民哭泣送行的有几千人，并为他建立生祠祭祀。服丧期满后，升任广东右布政使，过了一年转任左布政使。当时岭南苦于镇守太监盘剥，琼州、儋州一带骚动不安，公于是制定严格条约，革除和买，减少额外徭役，为百姓谋求休养。适逢肇庆发生大水，公立即具奏灾情，趁着亲自查勘反复核实的机会，认为百姓生命危在旦夕，便果断先行开仓赈济。市舶太监韦眷放纵横暴、搜刮财物，登记富民来供给办理事务，公上奏请求减少。韦眷又以私船与番人贸易，被番禺知县高瑶揭发，韦眷对此深为怨恨。有个叫马力麻的番人，在海口贸易，虚称是苏门答剌国贡使；韦眷贪图他的珍奇物品，将要答应他，公揭穿其伪装，把他驱逐出去。又有撒马儿罕使臣泊六湾，回国时绕道来到广州，说将要到满剌加购买狻猊进贡；所经过的地方都受到震惊，公于是上言：“我听说西方旅国进贡獒犬时，召公进谏；越裳进献白雉时，周公提出规诫。这不仅是为了防止贪图玩好之物的苗头，实在也是为了杜绝窥伺的萌芽。近来珍禽奇花，被四处征求；外夷小丑探听朝廷动静，难道真有进贡的诚意吗？不过是想求取赏赐的利益罢了。陛下如果一定认为狻猊之类是供娱乐玩赏的物品，对百姓没有损害，却不知道奸贪之人会借此机会谋利，招引远方异族，经营图谋侵夺。就像狻猊本来不是水乡泽国所产，假借名义，进入海内四处索求，惊扰天下，给海外留下讥笑。”这就是陛下忽视细小行为上的谨慎，却使大德受到损害。奏疏呈上后被留在宫中，韦眷知道宦官们都憎恨公，便诬陷说公与高瑶结党，共同贪污。皇帝大怒，派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同巡按御史徐同爱审讯。李行、徐同爱畏惧韦眷，不敢提出异议，又收买公所黜退的官吏张褧，让他诬陷指控公。张褧不肯，李行等人依附韦眷，把张褧抓来拷打。张褧说：“死就死罢了，怎么敢因为个人怨恨而毁灭公义、陷害正人？”李行等人罗织罪名没有结果，便诬陷公假传诏令发放粮食，意在侵吞欺骗；又说他褒奖属官，意图图谋报答酬谢，论罪应当流放。奏疏呈入后，诏令夺去公的官职，派锦衣卫千户张福逮捕公。士民数万人号哭拦路挽留，直到卫士驱赶开路才得以通行。从省城到南昌时，公发病，死在石亭寺，时年五十八岁。友人翰林张元祯为他办理殓葬，只用粗疏的布包裹尸体而已。有人责怪这样太简薄，元祯说：“公一生清苦，入殓用当时所穿的衣服，这正是公的遗志。”张褧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周公是大圣人，四国的诽谤却使成王对自己的叔父产生怀疑；曾参是大贤人，三次听到有人说他杀人，也不免使他的母亲动摇。这难道是成王不明智、曾参的母亲不亲爱儿子吗？都是因为言语能够熔化金属，毁谤能够销蚀人的骨头。陛下统治天下，明察如日月，恩德同父母，哪里料到在蒙蔽欺骗之中尚且有受到压抑的人，在倒扣的盆子下面又有沉冤？我私下看到广东布政使陈选，向来崇尚正学，早有孤忠之志，独处于群邪之间，孤立在众人憎恨的地方。太监韦眷私通番人之事败露，知县高瑶依法查办他，陈选发文嘉奖高瑶，以激励贪污懦弱者，这本来就是监察官应有的做法。为什么宋旻、徐同爱却畏惧势力、包庇奸人，首鼠两端，使韦眷横行，又凭胸中污秽的想法诋毁清廉的操守，迷惑圣明呢？审讯官李行承受韦眷的指使，锻造罗织成案，竟然没有旁证。我本是小吏，因为牵连误犯法令，被陈选罢黜，这实在是我自取其祸，不是陈选对我另有加害。韦眷却妄想我一定怨恨陈选，拿厚重贿赂引诱我，让我附和他陷害陈选。

译我虽然只是胥吏，也知道廉耻，怎么敢欺骗自己、颠倒是非？韦眷知道钱财不能引诱我，便唆使李行等人把我逮捕审问，整日拷打，使我全身没有一处完好。我甘愿死去向上天申诉，始终没有改口。李行等人于是依附韦眷的话，曲解文辞罗织罪名，弹劾陈选查勘灾情不实、擅自开仓、曲意包庇属官、意图图谋报答酬谢。这就像把共姜诋毁成夏姬，把伯夷、叔齐辱骂成盗跖一样。本年岭外地震水灾，冲走百姓房屋，各属郡接连发文报告灾情，老弱张口等待哺养，而巡抚、巡按、藩司、臬司却好像没有听见；唯独陈选怀抱隐忧，吃不下饭。他认为如果层层转报、逐级查勘，百姓的生命将要断绝，哪里等得及？所以权宜议定赈济，志在救民，并没有其他意图。陈选一向刚正，不堪受辱，又被审讯官欺凌侮辱，愤懑成疾，十多天便去世。李行幸灾乐祸，任由他临死而不予医治，又暗中派养子秘密把陈选死亡的消息报告韦眷，以满足他的愤怒。小人奸佞狠毒，互相勾结权贵，竟到了这种地步。司法官的职责在于审查奸邪、惩治暴行，怎么能任用这种人呢？陈选磨砺操守、奉公守法，却横遭谗言构陷；君门相隔万里，谁能体谅他的冤屈？我作为罪人被摈弃在田野，靠耕作自给，什么也没有图谋，敢冒死陈述，甘愿接受鼎镬之刑，实在是痛心忠贞廉洁之士含冤受屈，助长奸佞的罪行，成为圣明的负累。” 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只是后来因其他事情罢免了韦眷。弘治初年，镇守太监任上，工部主事莆田人林沂上疏为公洗雪冤屈，诏令恢复公的官职，按礼安葬。正德年间追赠公为光禄卿，谥号恭愍。薛应旗说：“我年轻时听乡里的长者谈起公任提学御史时的事迹，心中暗自仰慕。长大后进入仕途，见到士大夫先生们，常常听他们称公为真正的道学先生，于是更加勤勉地向往。近来我奉命暂任两浙学政，经过公的宅第，才更加详细地了解公的事迹；看到张褧的奏疏，不觉惆怅若有所失。张褧不过是胥吏，竟能做到这样，古代诸葛亮处理李平、廖立的事，也不过如此。人心难道真的不会泯灭吗？至于韦眷，本来不值得责备。宋旻、徐同爱、李行这些人身穿士大夫的衣冠，却甘心做狗彘之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公本来不需要等我来作传也会流传于世，我便利用考校士人的空闲，特意为公写下这篇传，交给浙江士人，使张褧也能够附带被记载于其中。” 《方山先生文录》卷十四。《方山先生文录》卷十五。传二。传二。胡端敏公传。费文通公传。于肃愍公传。胡端敏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