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九

译我年轻时学习礼经，曾经逐一考察各家的训释，常常苦于他们的学说浩繁；而那些把蛇画成脚、把马说成牛的议论，又各自逞强争辩，走着不同的道路，没有一种可以遵从。于是，礼用来经纬天地、纲纪人伦、维系古今，以及帝王因时制宜、改革损益的道理，圣贤作经立传的本意，多被违背、悖乱、荒谬，距离大道也越来越远了。礼，就是人的本体，也是人的实践；对于人来说不亚于饮食、皮衣和葛衣，是一天也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它切近而精实，也不是从外面强加给人的。如今《礼记》这部书，解说者虽然说是戴圣编集、依据《仪礼》的传文，但郑康成说《月令》是秦代不韦修订的，卢植说《王制》是汉代博士记录的。然而三千三百条礼仪的纲要，大体都已经具备。究察而论，这部书的创作大多出自孔氏门下，是孔门七十二弟子共同编撰所听闻的内容：有的记录旧礼的义理，有的记录变礼的缘由，有的兼记礼的体制和实践，有的杂记得失，所以编纂记录下来作为《礼记》。这样一来，关于人的生存和实践的道理就十分重大了。汉、唐以来，历代都有表彰；到了我明朝兴起，学校建立，官府以科举取士，对礼尤其重视。但后来的学者受困于内容浩博，难以从师传诵，所以学习礼的人与学习其他经书相比相当少。御史陈公某从还是诸生时起，就钻研穷究这部经书，广泛采择而归纳会通，探究它的旨归；后来又召集海内名贤，相互反复考订是正，积累多年，终于篇帙充盈。依据经文而会合传注，不制造穿凿的解释，确实是对礼有所领会。后来他出任江右按察使，便命我校对刊刻，颁示学校，题名为《正蒙》，说这是可以用来教导蒙学士人的，表示自己不敢以此自居。此书流行之后，对于学习礼的人，大概不会是小小的帮助。《福建乡试录》序 嘉靖丁酉年，福建举行乡试，巡按御史某亲自负责监临。在此以前，聘请教授某、教谕某担任考试官，教谕某某、训导某担任同考试官。提调是布政使某，监试是按察使某。于是汇集提学佥事某所选取的士子二千九百多人，按照制度分三场考试，选得士子九十人。把他们的文章刊刻二十篇作为名录，进献朝廷。应旗于是公开说道：‘福建，是古代闽粤之地，风俗非常淳厚，人民非常质朴。自晋代以来，文学开始显现；山川灵秀郁积回旋，蕴藏的光华逐渐发出光辉。到了宋代，杨朱巨儒传载圣贤之道、振兴文教，理学渐渐昌明。一时士人知道应当向往什么，诵读效法先王，修明礼乐，阐释幽微、发明深奥，追溯孔孟之道的人，前后相望。因此福建虽然偏处南方，却终于和邹鲁、关洛并称于天下。’应旗年轻时曾读过他们的著作，诵读他们留下的文章，睡梦中都想到武夷山南麓，希望有一天能游历那里，以慰藉仰慕高山、景仰贤人的心愿，却一直没有机会。如今有机会出任学官，奉召选拔人才，经过豫章，越过剑岭，回头眺望武夷诸峰，只见群峰回旋耸立，时隐时现于云汉之间，就像过去所想象的沧洲、寒泉，宛然在眼前上下相连。等到乘船经过建溪，到达螺江，秋水按时上涨，水面涵泳浸润，停蓄回旋，水流蜿蜒前行；而所谓那个人，真好像沿着曲折水道逆流而上就可以追寻到。于是我不禁感叹：‘多么美啊，水势浩荡！这是山川的胜地。闻名于世的人才，大概就从这里产生吧？’所以这部名录中的文章，虽然每个人的说法各不相同，大体都发抒性命之学的深奥，通晓古今的适宜，穷究人情物理的变化，探明礼乐刑政的具体制度。它们文气昌盛，辞意通达，志向广大，思虑深沉；题目文章显明而旨意精微，举例切近而意义深远。说它们是山川孕育灵秀、泄露山川奥秘，同时又接受并学习儒家先贤之学的结果，难道不对吗？啊，盛大极了！我国家立国至今已经一百七十年，培育人才、教化士子的政绩遍及天下，渐渐浸润而深入人心。等到当今圣天子登临帝位，大力阐明宏大的谋略，增修整饬美善的法度，众多贤才共同辅佐，声教远播海外。何况这些士子受到声教的涵养，如昆仑山般雄浑磅礴，本来就应当出仕而彰明前代的功烈，以辅助昌盛的国运，文质彬彬、恭敬谨慎，盛大到这样的程度吗？有人说：‘《周礼》中大司徒用三种事物教导百姓，考察他们的品行和才艺，选拔其中贤能者；这样的人本来应当世代继承功业，接续不断。’但看《小雅》中皇父、乡士等篇，其中当时被录用的人还有很多，令人感慨。如今所录取的这些人，难道只是文章写得好吗？我说：‘不是这样。齐桓公这样的霸主，叔向这样的陪臣，尚且能听到角声便识得宁戚，听到言语便知道鬷明。虽然这些人并非达到最高境界，但感应之中自有契机。何况这次考试，各位执事同心协力，办事周密，考核严格，精心选拔，十人中取五人，也差不多可以没有遗憾了。’我又仰望圣天子侧身而坐以求贤才，谋求教化治理；你们这些士子正逢阳和之时、遭遇盛会，将要才华腾达、声名飞扬，必定像鸿雁振翅、白鹭高飞一样，在帝廷扬名。你们不要损害平素的操守，以免给各位执事带来羞耻。诸位士子，努力吧。《六朝诗集》序 如今天下评论诗歌的人，都说不涉及理论、义理的诗大多有毛病。诗歌一涉及六朝，便来不及深入考察，只凭传闻和耳闻，已经笼统地把它们比作奢侈绮靡之作了。唉！诗本来出于人的性情，宽广、端正、污浊、隆盛，无不包含义理；如果没有独到的见解，只是一概凭道听途说，又不可以同他谈论诗，难道还可以同他谈论义理吗？所以说：商赐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诗。有人说，六朝诗哪里能同《三百篇》相比？却不知道先民询问的内容、圣人选择的作品、狂夫樵夫采集的歌谣，都一一陈列在诗中。因此孔子回到卫国后加以正定，季札出使鲁国时加以观览，大概从来没有遗漏列国的风诗。齐梁之间的士人，难道不就是闾巷歌谣、弃妇思妇一类的作者吗？从前王通，是修养达到圣人境界的人。他所续写的诗，今天已经不能全部见到。但看他称许士衡的文章，以及说灵运的傲气、休文的艳冶、鲍昭和江淹的急切而含怨、吴筠和孔珪的怪异而含怒、谢庄和王融的纤细琐碎、徐陵和庾信的夸张荒诞、孝绰兄弟的淫靡、湘东诸王的繁丽、谢朓的敏捷、江总的空虚、颜延之、王俭、任昉的简约，由此可以知道他所续的诗，大多就是普通人的诗。诗中四种名目、五种志趣所关系的意义，难道微小吗？这样说来，这部诗集本来不只是汉魏诗歌的余波，也是初唐诗歌的源头。何况诸侯不再进献诗歌，行人不再采集民歌，乐官不再传达雅乐，国史不再说明世变，而历代的风俗已经湮没很久了。评论时代而考察教化的人，对于这部诗集难道可以不看吗？《刻中唐诗集序》

译蒋子惟忠得到所刻的中唐十位诗人的诗集，请薛子为它作序。薛子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声音却同政治相通。诗本来就是声音形成的音律，也是充分表现文章变化的东西。古代盛世，行人采集诗歌，太史陈列它们，用来观察民风、考察政治得失；季札、赵孟也因此评论时代、观察人物。这大概就是言论不能停止的原因。自《三百篇》以后，汉、魏、六朝各代都有作者，只有唐代把诗歌设置为科举科目，士人因此兴起。到了中唐，诗人沉浸涵泳而有超然领悟，舒展情怀、抒发感情，不浮靡、不柔弱，宛然真实恳切；三百年间政治的盛衰升降，也可以通过吟咏而获得了解。虽然这些人的品格和造诣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诗句有可取之处，本来就不应因人而废弃。何况其中像独孤常州这样的人，崇尚德行和技艺，建树文章、确立规范以警诫世人，深受梁肃、崔佑甫等人的敬重推让。把它刻行于我们郡中，本来也是甘棠遗留下来的声韵。”蒋子闭门自修，考核学业，尊尚友人，他这样做，难道仅仅止于诗学而已吗！《泰泉诗集序》。我年轻时便听说当今天下有黄泰泉先生。先生生于岭南，进入史馆后，不久又回到泰泉山中。后来被起用掌管翰林院，留在院中，我才得以拜见先生；先生拿出这部诗集交给我，请我作序。我反复吟诵阅读了很久，便作序说：观察天体运行和万物活动、土地呈现的各种形态，玄妙的造化因感而应，没有比风更迅速的了。风的作用，实在伟大啊！所以先王制作音乐来宣达风气。诗就是音乐，以言语寄托意旨，以比喻晓喻心志，潜移默化地进入人心，难道仅仅可以称为音乐吗？它本来就是用来表现风气的。《烝民》的南风、《卿云》的江水，意旨遥远而深微，境界高远而辽阔。到了周代，太史采集诗歌、陈列诗歌来观察民情，孔子删定撰述，用它来治理天下；直到今天，《三百篇》仍与《易》《书》一同发挥训诫、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其中的意义实在深远。汉、魏以来，各种文艺规范竞相驰骋，文采与质朴各有偏胜。唐人独独崇尚作者，文质彬彬，开元、天宝年间号称极盛，然而已经赶不上元鼎、黄初时期，距离上古就更远了。宋、元名家，大多使韵文的风教义理逐渐衰微，哪里还能感动万物呢？到了我朝明初，高启、杨基等诗人沿袭前代，不能阐明王道。值此昌盛时代，又何必取法绮丽浮靡呢？弘治、正德以来，宣扬德化、疏通积弊、振作文采、播扬芳声，当时有李梦阳、李攀龙、何景明、徐祯卿二李何徐，树立声望；文艺界风流盛行，天下为之振动。李梦阳在长沙逞才，结果却接近李梦阳在关西时的风格；摹拟古人，结果拘泥于信阳；追求兼备各种体裁，结果流于长洲一派的柔弱；追求精深造诣，结果又流于局促。虽然也算文章中的宏伟景观，终究难以达到风雅的最高境界。泰泉先生资质纯粹、才华奇异，志向贞正、德行深厚，博通古代典籍，穷究并超越前代俊杰，抒发深沉郁结的思想，协调声音气韵的本源，参互各种体制而变化，运用哲理而穷尽神韵，确实足以刊正数代文章，横贯八方，洋洋然与上古同流。说他能够像造化一样涵养生命、振兴沉沦的人心，借以振作世风，难道不对吗？既然如此，这部诗集难道独独没有关系吗？先生的著述很多，我今天作的序，只为他的诗作序。其余著作都载在金匮石室中，收藏于高山大川之间，希望将来还能见到，使天下后世为之传述。《三槐余庆图诗序》。余姚王维岳考中嘉靖乙未进士，任南理评事。过了一年，适逢其长子王会元出生，皇帝广施恩典，封其父培轩君为同样的官职，母亲熊氏为孺人。当时父母年纪都已七十岁。于是士人追溯维岳的先祖，确实出自宋文正公王旦，一直到今天，世代都有闻名人物，连续承受美善和福祉，大概是有来由的。于是绘制《三槐余庆图》，又作诗歌赠给他，并请他的同年薛子作序。薛子于是说：“我曾读《汉史·世家》，到家族后代兴衰的关头，没有不反复着意叙说、使人警惕思考的。它的指责切直，言辞危峻，难道是微不足道的吗？认真思考，就会相信世代相传的事业不可轻忽，祖先的德泽不可倚恃，从而每天战战兢兢地想着长远的谋划。王氏能够世代绵延，本来是明德留下的福泽；敬慎承继而不使它废替，以继承前代贤哲。我对于他的后人，又怎敢妄加诬说？否则，若只把燕国后来灭亡归因于召公的功烈，把赵武重新立为赵氏后代都归功于成季，那么栾书的后代最终遭遇灾难，伯阳的政治又不能保全叔铎的祭祀，这又是遵循什么说法呢？况且《周官》说：‘面对三槐，作为三公的位置。’ 王景叔当时的用意，大概就是这个。追溯考察他的先祖那些美好的征兆：孝行通达神明，范仲淹的学问远远追踪周公、孔子，那么他们留给后人的东西，难道仅仅是这些吗？晋国范宣子说，他的祖先从虞代以上是陶唐氏，夏代是御龙氏，商代是豕韦氏，周代是唐杜氏，晋国主导夏盟后成为范氏，凭这些便可称为不朽。鲁国穆叔却回答说，树立德行是上等，树立功业次之，树立言论又次之，而范宣子的说法不在其中。范豹所说的不朽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福庆就大了。我看王维岳忠诚信实、谨慎稳重，能够自我树立，他的志向本来不只是保全姓氏、承受封氏以守护宗庙。因此借此叙说来阐明余庆的意义，并勉励王氏的后人。” 《永思集序》。

译《永思集》，是休宁胡孺道所辑录的。孺道的父亲木斋翁，曾建造永思亭，用来怀念他的父亲。木斋去世后，孺道带着彭泽陶侍御的墓志状，不远数千里跋涉经过关陕，请泾野、蹊田、渼陂诸公作铭、表、传，以便安葬。诸公怜悯他的孝心，都依照他的请求撰写。将要回去时，正逢泾野去世，孺道亲自照料他的含殓。于是马王以下的人感慨生死离别，都赠送文章给他。孺道回去后，把在关中得到的文章全部汇集刻印，题为《永思集》，仍沿用亭子的名称。当初，孺道曾与薛子一同在泾野吕先生门下游学，到这时便请薛子为这部集子作序。薛子读完后，便写道：‘文采多么美啊，可以使孝思长存了。胡氏世代延续的事业，难道就在这里吗？人侍奉父母，有美德却不知道，有所知道却不能流传，只把显贵、升迁、获利、通达作为显扬父母的办法，这本来就是末等的事。有的借助文章来流传，却把它托付给不合适的人，又怎么能说他善于流传呢？孺道早年得到老师教导，知道所应向往的方向。这次奔走关中，关中的几位先生都是海内闻名的人物。这几位先生的文章，都是讲明理义的文字，文采风神也不在秦汉文章之下。’ 后人解释他们的言论，并把他们当作朋友来尊崇，难道不会连同孺道所交往的人一起传扬吗？孺道可以说是认识大体、能够孝敬父母的人了。从前陈瓘生长在东南，不认识伯淳，直到被范淳夫当面??。孺道一向受到泾野的知遇，终于与他相对哭泣。何况又遍历关西名胜，都能与人交游，难道是偶然的吗？于是又知道这部编集不只是胡氏家集，所以为它作序。《沙洲草堂图诗序》。岭南濒临大海，水势广大浩瀚，水流停蓄、流转、发散，因此才智贤能之士大多是闻名之人、著名士人。如今又有一位逸民隐居在沙洲，砍伐茅草结庐自蔽，不求世人知道，世人也没有知道他的。追溯这种风流，他大概是汉阴老父、陈留老父一类的人吧？有位博学的士人弟子欧大任，诵读效法孔子、孟子，用余力从事文章，写成诗歌和古辞，渐渐进入汉、魏、晋、唐诸名家的境界。正要立志凌越五岳，周游四方，访问名胜；所到之处，名胜主人多乐于同他交游，询问他的来历，都说他是沙洲逸民的儿子。沙洲在数千里之外，仰慕高尚风操的人因路远不能到达而感到困难，于是绘制他的草堂，作诗歌咏逸民，因此在士人之间传播开来。方山薛子看见后叹道：‘龙隐藏鳞甲，凤凰收藏羽翼；远离尘俗的性情、超逸的情怀深深潜藏而长久离去，使张网罗捕者无从羡慕，这本来就是逸民的志向。’吐出气息便形成云，将要降下及时雨；雏鸟破壳而出、蹁跹起舞，看到光辉才飞下来。又有自身不能停止的事情，这大概是万物的规律。逸民名世元，字本仁，说他本想逃避名声，名声却反而跟随他，难道不是这样吗？《尚湖留稿序》。海虞丁显之考中进士，历任南选部郎中。正德年间，因牵连误罪而离职。后来谏官为他申白此事，诏令恢复任用。当时他的舅父陆水村任冢宰，多次写信催促他出仕。显之推辞不去，专心致力于文章，著述很多。这份稿子就是其中之一。嘉靖壬寅秋天，他的朋友赵德光请薛子作序，再三请求；薛子因官务繁忙，一直没有答应。到冬十二月，显之去世了。薛子哀悼他的早逝，想到古人因诚信义气而解剑相赠，于是作序说：‘文章哪里是容易说的呢？上天垂示各种天象，大地呈现各种形体，人通过言语彰显自己，合起来评论，三才之道本是一体，所以文章也应当是一体。典谟、风雅，贯通天地上下，人文达到极盛。此后各代都有作者，虽然没有完全追及古代、同等摹拟形神，但各自顺从自己的适宜，本来也不妨碍称为文章。唯独汉代杨子云、唐代柳子厚，文章造诣超绝，渐渐与三代同一风格，却失身丧节，为君子所羞于称道。即使他们的幽深玄妙、精美文采高标艺林，如琼玉般的精华著称于文章领域，又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呢？显之淡泊自守，遗弃声名利禄，像鸿雁高飞、凤凰翱翔，栖息山林、洗濯深渊，悠然处于尘世之外，吟咏徜徉，如五柳先生归来，无名而自在，大概差不多达到这种境界了。至于文章写得好还是不好，就不必计较了。何况他的大篇短章，各种体裁都具备，又自成一家之言。因此可以刻印。’显之名奉尚湖，是他自己取的号，所以题作《尚湖留稿》。《五岳集序》。

译言语是心声，文章又是把言语组织成篇章，是心中条理的表现。然而人的内心隐藏不露，不可测知；懂得言语，就懂得其人。因此叛逆者的言辞惭愧，疑惑者的言辞枝蔓，吉祥者的言辞简少，喧噪者的言辞繁多，诬陷善人的言辞游移，失去操守者的言辞屈曲。凭这些来考察天下人的言论，应当不会有违误；但事实又不完全如此。所以孔子遗憾地说：‘如今我观察人，听他的言语，还要看他的行为。’又说：‘文饰方面，我和普通人一样；至于亲身实行君子的道德，我还没有做到。’唉，这难道是衰世的意思吗！到了今天，情况又更加严重了。刚刚束发戴冠、穿着章甫缝掖之服，便高谈极论，言辞崇尚虚玄，义理多讲变通，几乎说到性命之本、仁义之源，汉、宋诸儒仿佛将要向他们作揖退让；他们大概不只是把笔墨当作功绩、把辞赋当作君子的事业了。可是考察内心、核验本质，有些人反而多自相违背，因而被世人轻侮。像这样的人，说全都是众人的罪过，可以吗？五岳任先生年轻时就负有奇异的节操，正学在西蜀崛起，发而为文章，不事掩饰，所以从制策直到各种著述，大多是发自内心的言语。即使读他的奏对，会认为像《谟》《训》；读他的辞命，会认为像《左传》《国语》。读他的议论，会认为像孟子、韩愈；读他的叙事，会认为像《史记》《汉书》；读他的诗赋，会认为像《风》《雅》。但先生正大之心、忠烈之气、超迈之志、清逸之才、幽玄之思、旷达之情，本来都是随着感触自然发抒的，从未依傍摹拟、刻意仿作。天下人也自然相信他的为人，知道他不是言行相违的那一类人。有人说苏轼惋惜贾谊不能成为辅佐君王的人才，不能从容浸润、充分施展才华；如果拿这个来期待先生，那么我认为苏轼已经知道其中道理，而且还深受神宗知遇，却为什么终身奔波漂泊，不能安处朝廷呢？总之，这是气运所关，不是个人能够做到的。否则，鲁国有两位贤士，王通还把他们当作大臣看待；唐代有李白，毕文简公还把他作为辅佐君王的人才期待，难道一定要他们曲意逢迎、取悦权贵，务必使功业显现于世吗？何况先生任吏部官时，荐举贤能、罢黜奸恶，不接受私下请托；改任春坊、词林时，众人正争相进取，先生却毅然离去。这种风骨气节，本来足以使贪婪者知廉、懦弱者立志，对世教的补益很大。这样看这部集子，难道是空言而没有施用吗？过去乙未年，先生主持礼闱考试，我确实出于他的门下，从此对先生了解最深。如今我在旴江待罪任职，先生的女婿李伯可任江藩参知；他的文章和品行，是确实与先生志同道合的人。因此凭我对先生的了解，便请我为这部集子作序。《豫章文会录序》。古代命乡大夫评议乡里俊秀、选取士人，后世设置科举、考察文章来取士，这些都是因时制政，圣人也不能改变。汉代的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科目，难道不仍有古代的意味吗？然而装饰欺诈、钓取名声以求荐举进身的人，已经往往混在其中。因此考察文章来取士，希望十人中能得到一人，实在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只是隋唐以来，做官进身崇尚文辞而遗弃经学，那些苟且追逐利禄的人，本来就免不了追逐浮华。到了宋代胡安定任教授、欧阳文忠主持贡举，士人的习气才一起改变，制科取士所得人才也多了。到嘉祐以后，明道、横渠、考亭、象山诸位大儒，大多由此科出身，但仍免不了兼用诗赋，君子对此还有遗憾。到了我国朝建立学校、设置科举，废除诗赋，尊崇经义，一时士人所学习的，都是圣人的格言至理、先王的大经大法。把它们蕴藏在内就是德行，发抒出来就是文章，施行开来就是事业，合乎规范、共同趋向，不被异端外物所迁移。所以大儒名卿也都由此产生，前辈人才号称特别兴盛。如今有的人却巧立门墙，另开门户，言语必称神妙变化，实际上粉饰虚夸以迷惑众人；谈论必称性命之理，实际上借圣贤之名来文饰奸邪，口口声声说‘知行合一’，实际上只务于口耳而遗弃实践。口口声声说‘万物一体’，实际上只偏私自己而不能公正待人。动不动就说下手功夫，却不知道所谓下手究竟是什么事；动不动就说这就是学问，却不知道所谓学问依据何在。类似的情况，难以一二列举。有责任整顿世道的人想要处理它，又因为对方借昌明我道学的名义而有所顾忌。那些人也预先知道我们的顾忌，便借这个名义隐藏邪恶，相互鼓动煽惑，真不知将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豫章诸位进士修饰文辞、树立诚信，彼此观摩而向善，就利用科举文章的事业，阐明性命道德的精微，发挥礼乐刑政的美善，秩序井然、文采灿然，可以从中看见德行，可以看见文章，可以看见事业。我国朝取士任官的初衷，正是在这里；诸位又能谨守既成的法度，厚重根本、崇尚实际，不因流俗而改变，今后将要施用于世，必定不会辜负所学，前辈的旧德大概也将重新显现。谁说科举文章不足以得到士人呢？锺季烈曾经跟随我游学，近来因这部录成书到我这里请作序；而诸位君子又都以道义、气节、志向与我相合，所以我直说这些话，至于别人理解我还是责怪我，都来不及计较了。各人的姓名都载在录中，日后征求文章、考察典籍文献的人，自然会从中得到所需。《救民急务录序》。

译无锡华师鲁辑录当代各位名公丈量田地的奏疏以及各种论议、事迹，汇编成一册，题为《救民急务》，拿给我，请我作序。我反复诵读并感叹，于是作序说：‘这确实是拯救百姓的急务啊！如今造成民害的事情本来不止一个方面，而隐瞒田地、欺诈税收，把甲地的赋税转移到乙地，是危害百姓最严重的事情。女??独自颠沛流离，一同陷入水火之中，而他们疾苦危急的处境、呻吟呼号的声音，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难道一点也没有听见看见吗？然而他们安然不去处理，难道不是因为警惕怜悯百姓的心已经完全消灭了吗？正是由于奸邪豪强吞食百姓、谋求私利，一旦害怕利益被夺走，便想方设法疑惑阻挠，有时制造危险的议论，有时提出难以反驳的说辞，有时散布诽谤之语，务必使丈量田地的办法不能实行才罢休。只是即使有爱民之心、经世之志的人，也因循坐视，而百姓的性命每天走向沉沦焚毁，再没有重新生存的日子了。唉，难道忍心这样吗？丈量田地即使果真危险、困难，是诽谤由此产生的事情，也仍然不能放弃。试取这部录来看看，它难道会被认为危险吗？圣明天子在上主持此事，公卿台谏在下辅助完成，田野里的老弱残疾都愿意暂且不死，以亲眼看见田地完成丈量、赋税获得均平，这有什么危险呢？’ 它难道会被认为困难吗？王文安在苏州实行此法，危黔阳在安福实行此法，缪溧阳在东阳实行此法，都不到一个月便完成了，何况事情的体制规制、施行举措的方法，以及各项条款次序，极其容易简明，都载在郭侍御的题奏、冯司谏的答问中，本来一看就能明白，这有什么困难呢？它难道会被认为是诽谤产生的缘由吗？苏州、安福、东阳百姓的歌颂和祭祀，家家传说、人人称颂；章文懿公的碑文、顾文康公的荐文、邹东郭先生的话，都完整存在，可以复核，这有什么诽谤呢？百姓正在踏入水火之中，身边若有救助的人，只要能救他们，即使烧焦毛发、浸湿手脚也无暇顾惜。如今天下所有穷苦百姓都在踏入水火，而安然高坐其上的人，尚且反复顾虑，难道还要怜惜举手投足这一点劳苦吗？从前禹想到天下有被水淹的人，就如同自己被淹；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就如同自己挨饿，因此随山开路、砍伐树木，播种并教导耕作；即使四海之内有强大势力阻挠，经过多年也终于完成了。如今君子有一方、一路、一郡、一邑的职责，如果各自率领属下，委任人员、责成办理，本来一个月内就能办成，也容易用力，难道竟没有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吗？师鲁认为学校里的学生本来就有范仲淹那样的志向，看到这部录，他们一定会更加有所感动。《治生录序》。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使万物生长，人的生命能够存在，本来就是造物者所造就的，又何必谈什么经营生计呢？所以君子忧虑道义而不忧虑贫穷，士人的恒常心志不因恒久的产业而改变。鲁斋许氏却说：‘读书应以经营生计为先。’难道他诵读效法孔孟，却反而有不通达这里的地方吗？鲁斋所说的，实际上有《伐檀》诗中那些人的意思，是希望人人凭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而不要逐逐追求欲望。那些登上垄断市场的高处、执掌算盘、极力积聚财产的人，恰恰是在欺罔自己的生计，难道能称为经营生计吗？我的一生正逢家业衰落，贫贱无以供养，刚刚束发便教儿童识字，以供给父母粗茶淡饭。二十岁时获得郡学廪生资格，家人节衣缩食买田耕种。后来乡试中举，接着又侥幸成为进士，劝驾、续食的费用，俸禄、柴薪的供给，都不敢胡乱花费。不久又增置田地，租给乡人耕种，按照定额每年收取租谷，用来缴纳赋税；饮食、婚冠、丧祭、宾客、师友、宴饮馈赠等各种需要，于是把田亩的丘段、佃户的姓名、租税的数目记录下来，汇成一册，命名为《治生》。这是因为有感于鲁斋氏的意义，只求养活自己而不至于无所依赖，这点愿望满足了就够了。至于像那些欺罔生计的人一样扩大排场、穷尽欲望，不但我不敢做，也不愿子孙这样做。我又听说古人有话说：‘国家的赋税轻于十分之一，豪民的租税却比亡秦时还重。’唉！这种弊病存在很久了，小民不能安生，也严重到了极点。我更希望继承我的产业的人，对各个佃户的事务，都能体察办理；除定额租税以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暴虐浪费，希望大家共同达到能够生存的境地。这又是我平生一点隐秘的忧虑和深切的心愿，想要推广到天下却未能做到。假如能在一家实行，难道不仍然胜过不实行吗？希望永远记住它。《浚河录序》。从前司马迁记载河渠，班固的《汉书》记述沟洫；从禹以来，都盛称李冰、西门豹、史起、郑国的功绩，说他们能够引水灌溉田地，使农民获得产业。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泉水河流灌溉浸润，是用来养育五谷的。五谷得到养育，农业发展起来，然后衣食充足、礼义兴盛，太平政治就可以安稳保持而没有忧患。这件事所关系的，难道微小吗？然而天下以农业为职责的人，有的因循岁月，有的苟且敷衍、徒具形式，而他们为农业所做的事情，大多漫不经心，不知反省。这也不是不知道职责应当履行，只是认为百姓可以共同享受成功，不可以共同谋划开始；而处在下位的人又难以得到上级信任。因此既不喜欢安逸、又厌恶劳苦的人，便远避嫌疑、躲避怨恨，农业往往因此废弛，流离失所的人遍布道路。百姓将依靠什么呢？淳安吴某以贤良文学身份被选贡到朝廷，授官为我县县丞，职责在于治理农业。他公正清廉、勤勉谨慎，把百姓的事看作自己的家事。河流道路、沟渠水道、陂塘圩堤、丘陵坟衍、土堤壕沟和桥梁，没有不尽心努力治理的。凡是承接委任、申请办理的事务，绘图说明，大多亲自测量规划，顺应人情土俗，建立经常长久的计划。百姓没有劳苦，而事情完成；财物没有匮乏，而工程完工。我县百姓从此对旱灾水涝都有准备，可以盼望丰收，这都是吴君的功劳，他救济百姓、使百姓获利的功绩实在很大，难道只是不辜负县丞这个职位而已吗？汉代太始年间，赵中大夫白公开凿渠道引泾水，渠首从谷口开始，渠尾流入栎阳，灌溉田地四千五百余顷，当时百姓歌颂他。如今武进的田地有九千三百余顷，比白公灌溉的田地不止多一倍。假如有人要作《郑国渠歌》《白渠歌》，除了吴君还能是谁呢？所以我乐意为这部录作序，用来告诉天下担任县丞的人。《军政事例序》。

译《军政事例》，是现任御史某君辑录的。某君奉命清理两浙军政，深思法度，彻底考察典章，广泛采集各方意见，参酌时事编成此书，厘定为六卷，名为《军政事例》。于是布政某、按察副使某请求刊刻，用来颁布给所属部门，某为此作序。某接受后按次序读完，便作序说：‘古人说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而经礼有五类，军事居于其中之一。先王安定时不忘危险，制定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办法，确实没有比军事更优先的。三代以后，谈论军政的人都称说唐代府兵最接近古制，然而仍不免演变为方镇，留下五大在边的祸患。宋人吸取教训，于是把禁军设置在京师，时常派出守卫郡县，其规模也未尝不宏大深远，但最终还是到了武事不能振兴的地步。诸如此类，都是由于后来执行的人不能善于维持，没有依据和遵守，因而不能补救偏失、挽救弊病，很快又丧失了立法之初的本意。我国朝创业刚刚平定天下，便制定军制：卫设五所，所设千军，又分设藩镇、列置关隘来统辖它们。与前代制度相比，可以说非常完备了。但承平日久，渐渐废弛，营伍缺额，即使时时加以清理，也往往难以恢复旧制；又因为条例散见各处，事情的体制有同有异，临时奉行的人难免顾此失彼，制度经营还不周全，也正是形势使然。’ 国家拥有军队，就如同人体有营气和卫气。营卫运行得当，精神元气就完整坚固，外来邪气不能侵入，可以延年长寿。假如不察虚实、不通达标本，调养又没有方法，那么外在形色容貌虽然好像形体完整，内里实际上已经消耗衰弱了。所以古人辨别药剂、制定方剂，《素问》《难经》等书必须会通理解，这样才能使人达到仁爱长寿的境地。某君这次辑录的书，关键枢纽周密，品式制度完备，利弊的沿革、事势的变通，一打开书卷便可了解，大概就是军政方面的《素问》《难经》吧！后来承担这一职责的人，依照它施行，事情各有考据，立即可以办妥；卫所营伍可以恢复国初的盛况，永远没有唐宋末世的忧患。这难道不是使国脉长寿吗？某君胸怀深邃、谋略宏大，见识融通、眼光长远，凡事情有可以凭据的，不论古今；善政有可以共同采用的，不分人与己。因此遇到各种事务，总是保存长远的考虑，建立经常之法，不只是为一方一时谋划。只是他按察浙江以来，虽然专职掌管军政，但所到之处激扬风气，使一个区域受到影响；凡是感发人心、补益治理的事情，确实有不是军政一项所能全部概括的，即使只看这部编书，也可以由此类推。《浙江乡试录序》。

译嘉靖壬子年秋八月，又到了天下贡士考试的时期。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某在考试前告诫各部门说：‘这次考试，是朝廷的美好典章，也是臣子应当专心尽力办理的事。凭人才侍奉君主，责任没有比这更重的，怎么敢不慎重！’当时清戎御史霍某、巡盐御史胡某崇尚教化、尊重文教，共同谋划，恭敬办理此事。广泛征召掌管文学的官员，远近官员都来会集。某官某、某官某任考试官，某官某、某官某任同考试官。提调官是右布政使某、右参政某；监试官是按察使某、副使某。其他各位执事，也都慎重选择来充任。进入考场后，御史某又率领众人发誓说：‘各位执事，明处有国家法令，暗处有鬼神监督，你们都要严肃谨慎，不得忽视！’于是合并提学副使薛某选取的十一郡士人，共三千多人，考试三场，取中士人九十名。刻录他们的文章二十篇作为试录，进献朝廷。某因职务所在，冒昧说道：‘这两浙地区，土地接近京畿，山海环绕，孕育灵秀、受到教化，因而汇聚成为才俊贤能。自古以来大多有闻名人物，不能一两句话说尽。’我刚到此地，远远追溯这里的风流，追念往昔事迹；单就科举一事来说，从洪武、宣德、弘治直到今天，共有四个壬子年。’ 洪武壬子年，正值王朝初创，声教还没有普遍推行；宣德壬子年，又经历震荡阻遏，才华郁结而未能舒展。只有浙江一向号称得到人才，大家都认为弘治壬子科最为兴盛。古今称颂人才盛多的时代，只有唐尧虞舜、成周；考察人数，一个说有五人，一个说有九人。而浙江弘治壬子科所得士人确实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人，即王守仁、胡世宁、孙燧。这三个人在理学、文章、功勋、气节方面，确实卓然成为一代的冠冕，却在百年之内同时出现。如今竟集中在同一科中，难道不能说是独自兴盛吗？从前孔子得不到中行之士，便思念狂者、狷者；得不到圣人、善人，便思念有德君子和有恒之人，说的是人才难得。孟轲不只以结交一乡一国的善士为满足，即使天下的善士也仍认为不够，还要尊崇古人；他不只不屑于成为管仲、晏婴，即使颜渊也暂且放下，而愿意学习孔子。究其最高境界，狂者、狷者本来可以进于中行，君子和有恒之人本来就是成为圣人、善人的基础。尊崇古人、愿意学习孔子，也是这个道理而已。如今这所谓三人，难道只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士人吗？考察他们最终达到的成就，简直可以追及古人，甚至超越近世人物作为比较的范围。诸位士人本来都诵读效法孔孟，对于取法善人的道理，也已经有所领会了吧？豪杰之士跨越时代而彼此感应，顺应时运而兴起。如今圣明天子整顿纲纪、造就人才，以神妙教化率领万物，修明礼乐，陶铸天下，端正文风、整顿士习的诏令，又屡次申明而不停止。经历的年代越多，世代越久，回头看弘治年间，今日的教化更加深厚了。你们这些士人受到陶冶培育，已经深入骨髓、浸润肌肤，本来就不只是如同歌咏《菁莪》《棫朴》那样而已。你们所遭逢的盛况，既已无法用语言完全形容；而这三个人又是你们浙江的前辈先达，也是前一个壬子年所取的士人。我因此更加有所感触，不能不援引他们来勉励你们。你们难道不也应该仰承圣明教化，追踪这几位人物，并由此受到激发吗？洪武、宣德两个壬子年并非没有士人，但他们不免只成为乡里之人，以富贵终其一生，于是姓名大多湮没，郡邑志书也很少记载，何况天下，何况后世呢？你们若确实想到这些，那么如今中举的荣誉，只会增加对将来的畏惧，唯有每天兢兢业业、努力修养自己，才能不让自己停止进步。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治理、教化和风俗即将有赖于今天的科举，差不多可以光耀前人，我们这些人的愿望也可以稍稍得到满足。否则，先贤献身自荐的言论，虽然都是关于身心性命的道理、包罗融会并辅佐治理的谋略，即使把古代圣贤明哲作为自己的期待，也不敢说一定能够做到。我们对此实在有深深的忧惧。你们诸位还要努力啊，还要努力啊！《刻童蒙须知序》。《童蒙须知》五篇，是晦庵先生分条列举、用来教导儿童的。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所讲事情切实而道理完备，培养端正品德的功夫，正是在这里。我主持浙江学政又过了一年，深深惭愧自己才疏德薄，不能做出榜样，而学校里的学生又没有完全相信我。于是想到，儿童启蒙的教养在最初就失误了，却突然想在习气染污、积弊深重之后责成他们有所成就，难怪会这样困难。难道真是我不了解他们吗？于是取先生这部书，又选取几条训诫子弟的帖子和六十首诗，刻印后分发给各社学，使儿童相互传习，希望像蚂蚁幼虫不断学习一样，日渐月磨，将来在千百人中也许能得到十分之一的成才者。凡是我们社学的老师，还请体会我的这番意思，不要说我不了解学生，便把它当作徒具形式的文书，这就是我的大幸了。《浙江壬子同年录序》。嘉靖壬子年，浙江乡试取士九十人，依照旧例编作同年按年龄排列的名录，刻成后，大家一同来请我作序。我对他们说：‘诸位今天一同在乡试中举，有司已经有名录了，如今又另编这部录，大概也是同年之间以年龄相让，并表示长久交往的意思吧？但其中有道理。同人的象义见于《易》，按年龄相让的说法详见《礼》，都可以考察。因此说到“同”，一定要像所谓同于天而不同于人、同于理而不同于欲，这才称得上大同之道。说到年龄，一定要像所谓只知道有道义、互相以师友相待，不知道年岁的先后，这才叫忘年之交。这样以后，彼此相同却能各有不同，各有不同却能共同归一，众人不至于同流合污，独立者也不至于与万物隔绝，可以修养自身，可以改善社会。否则，文辞相合而感情不合，外表善良而内心狠毒，不结党营私以求进身，便以共同利益相互倾轧；一旦际遇稍有不同，情状便骤然改变，像市场上的人那样，哪里算得上同年呢？’我在这里主持学校时，诸位士人一向以道义互相规劝，何况还有同年情谊，哪里需要我多说？如今又申说这些，正是希望你们的交谊能够长久。若能诚信相待而不改变，那么这部名录难道不会使风气传遍四方、使声誉长存天下吗？《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序》。

译过去乙巳年冬天，我因谪官前往旴江，路过武林，恰逢文谷孔君主持浙江学政。他在浙江驿站下为我送行，带着所刻的《朱子晚年定论》给我看，说这是阳明先生辑录的，认为可以用来撤除蒙蔽学者的障碍。七年后，我也因主持学政来到浙江，召集诸生询问他们，才发现蒙蔽的障碍似乎还没有完全撤除，而文谷所刻的书却已经散失了。我为此感慨哀悼了很久，后来查检旧箱，先前他给我看的原本竟然还完整保存着，于是命工匠重新刻印。朱子具有豪杰之才，学习圣贤之学，他的论说难道到了晚年才定论吗？只是他早年急于引导进学的人，不容许自己忘记解释经书、阐释传文，于是涉入训诂，依靠言语求取义理，因而产生了许多歧路。只有到了晚年，他深深自我悔恨，多次在书札中表现出来，也希望学者反求自身、获得自得。看他曾经自己吟咏道：‘独自抱着瑶琴经过玉溪，清夜月明时琴声琅然。如今已经很久没有心思弹奏，却怕山前背着蒉的人知道。’又说：‘琴弹到无弦时，能听懂的人稀少，古今只有钟子期一人。几次想弹奏《阳春》曲，月光洒满空堂，落指却迟迟不能弹下。’唉！朱子的心胸可以想见了。学者反复诵读这些话，再拿它们与《定论》相互验证，自然会有所领会。否则，阳明辑录这部书是正确的，而我们这一党人把它刻出来，难道不就成了多余累赘吗？《校刻程文引》。用文章来取士，难道只是凭空言辞吗？也是为了观察平日的修养而验证实际的功用。然而能说会道的人尚且有时会达到平庸而违背正理的地步，何况言语没有依据，实际功用就可想而知了。浙江自古以人才众多闻名于世，近来学校诸生中，能够会通文章、切合义理的十分之一，懒散习惯、仍然图方便的十分之九。他们所作制文，动辄沿袭浮泛的套语，很少有发自内心的话。有司想要凑足录取名额，也不免拾取这些文章来充数，流俗之风便相互传染、竞相追逐，蔓延成杂乱污秽的局面，几乎不知道最终会到什么地步。我承蒙主持学政，深深为此忧惧。振兴衰败、改变鄙陋，恢复雅正、返归淳朴，我私下确有这个志向，却未能做到。不得已，只能把它寄托在文告中，宣布于当面训示，自己也认为已经说得很多了。可是又常常把简短误认为精要，妄自认为浅近促狭，如同从盘上的小钟发声，随意作响而不加省察。唉，弊病太严重了！近来我到绍兴，适逢宛陵梅君主持郡政，他首先以教化为本，锐意文教，正好得到若干篇程文，于是请他校定，给各学展示。学者若能虚心观览，文章的振兴，或许就有希望了吧？可惜试录已经散失，这一册还不是完整的编本；但既然得到这条门径，能够神会理通，也可以由此类推其他文章。因此把这些话写在书卷开头。《诗说自叙》。诗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宣达人的各种情感，沟通万物，禁止偏僻邪曲，评议功绩、歌颂德行，实在是能感动天地、惊动鬼神的东西。难道是容易说明的吗？所以说：“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文辞的意义，不要因为文辞而损害作者的志意，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作者的志意，这才算真正理解。”唉！解释《诗》的道理，已经说得完备了。以此作为准则，却仍拘泥于文字、沉溺于作者志意的人，还是不能免于这种弊病。所以齐、韩、毛、郑的学说，距离子夏的时代还近，他们所传授的，或许还能得到一些真传；可是王仲淹尚且对此感到忧虑。何况从那以后，却想凭自己的意思，在千百年之后妄下断语，我不敢说这种人能够真正解释《诗》。我年轻时学习《诗》，遵循朱子的训诂，又汇合各位儒者的异同，兼采各部经典中可以互相发明的内容，编成这部书，以应有司的科举取士；这样做，我也自认为已经颇费了一番心力。若竟认为解释《诗》的道理仅止于此，那我哪里敢这样说？哪里料到书坊竟然擅自传刻了呢？最近才看到这部刻本，因此写在书的开头，希望读者能够体谅我的本意。《太平家世录》序 我看司马迁记载世家，常常追引遥远的祖先，旁征博取，推求比拟，已经不如古代阙文疑义那样谨慎。等到欧阳修、苏轼编谱举例，大都说他们善于叙述，却又往往详尽说明世系的出处，难道这些都是真实可信的吗？否则就是援引攀附、借势夸耀大家族的家乘，后人还能从中看到什么呢？如今我看到檇李赵谏议赵汉所汇编的家录，开头记载他的七世祖赵生，正值前朝末年，最终能够保全自己；后来遇到高帝，成为当时的良民，承受皇帝的制帖，沐浴皇恩，便据此编成世系。既亲自作了说明，又附上各位名士的文章，不离开事实，也不附会那些尚未详明的事情。这实在体现了恻隐真切的情感、尊祖敬宗和收族的道义，也使子孙知道祖先是凭清白起家的，应该恭敬承继而永不改变。凡是孝敬、节俭、勤劳，宴饮聚会，以及周济抚恤、庆贺吊唁，用来敦厚人伦、宣扬教化的内容，没有不包括在内的。何况感念国恩、激发报效之心，竭尽力量而不顾自身，以求使后世世代承载德泽、流传福庆、开创祥瑞，这又岂能全靠自己做到呢？因此，这部家录虽然属于赵氏一家，对世道人心的关系却十分重大。谏议如今任参政，上疏请求致仕，人人都称许他的义行。他有四个儿子：传、偕、偁、某；其中偕、偁为县学生，传任南职方郎中，勤学励行。凡是能够使家世延续下去的事业，他们的前途大概还没有尽头。《水西奏稿》序 《水西奏稿》，是前职方郎中水西华君的奏稿。他的儿子泮将它刻印成书，请我作序。我回忆年轻时曾和华君一起在顾锡岩先生门下学习朱氏《诗经》，见华君善于谈论经国济世的方略，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不尽心研究的，我私下里很器重他。后来华君从南畿乡试中式，接连考中进士，我以为他的志向一定能够充分施展了。可是他最终受到时运困厄，不能彻底发挥胸中所蕴藏的才识，我没有一次不为他惋惜才华而长叹。如今有幸看到这部奏稿，近处关于端正风俗、敦厚人伦的办法，远处关于安定内部、抵御外侮的谋略，都可以从中考见；华君一生的抱负，也不能说没有实现其中一二。然而我听说华君任职方郎中时，大司马逊庵李公的奏章和公文，多出自他的手笔，那么他施用于政务的才干，大概还不止这些。虽然散失的文稿没有全部流传下来，但他暗中施惠于世、影响事物的地方，本来就确实存在。何况他有泮这样的儿子，继承父志并以此获得声誉，将要谋求使父亲不朽，这难道不足以在九泉之下慰藉华公吗？因此作序。《使朝鲜集》序

译我看历代史书，从司马迁、班固以来，没有不为外族立传的。凡是山川地势、风俗气候、土地物产、居处情形和嗜好欲望，都加以记载。然而没有亲自走过那些地方，不能亲身采集、阅览、观察，只是沿袭听闻、辗转传说，所以往往造成相互影响、错杂失实。到了班超、张骞、陈汤、窦宪等人，分别出使异域，亲自走过那些地方，却又有人把功名宠利放在心上；如果不登临瀚海、不封石刻功，那么枸酱、竹杖、葡萄、天马之类，便全都拿来进献，以助长奢侈之心。这就是中国治理夷狄之事，往往难以完全周备的原因。如今龙津吴君任谏议时，接受诏命，作为副使出使朝鲜，尊重国家体制，安抚怀柔远方之人。回国以后，他把制诏、章疏、赠言、致词，以及朝鲜的山川、建置、迎候礼仪、风土习尚，全都按次序编辑起来，题名为《使朝鲜集》。全书分为内、外两集，共十卷，体例严整，意义周详。唉！像吴君这样的人，难道只是优秀的使臣吗？还可以补助信史。过去延陵季子出聘上国，到鲁国时陈列历代的乐舞，观察它们的声调、仪态和节奏，从而区别各代盛衰、治乱的次第，都切合实际而不浮夸，于是成为百世不可磨灭的评论。等到他到了齐、郑、卫、晋，各国的君卿大夫都领受并遵行他的训辞，因此全都免于灾难。吴国之所以最终能够与上国沟通，都是因为季札出使的缘故。如今朝鲜在周代是箕子的国家，在汉代是乐浪、玄菟二郡，本来就是声教所能达到的地方。只是唐贞观年间发生莫支离之乱，不得不劳烦中国出兵。到了我朝明代兴起，朝鲜输诚向化，成为各夷最先归顺者。我国皇上广施大庆，诏使也只到达朝鲜一国，朝鲜本来已经明确接受了特别的恩赐。何况龙津使君在文章礼乐方面，也正是当今的季札。以大国使臣身份出使海邦，那么使对方感动奋发的契机，就尤其容易形成。我因此知道，朝鲜将永远恪守藩臣职责，不致遭遇祸难，并且会使四方夷族争相前来效顺，这未必不是这部集子造成的影响。这样作序，难道还可以推辞吗？《玉堂余兴》引 自从《风》《雅》沉沦，古诗便亡佚；《乐经》被焚烧，各种曲调便兴起。词这种文体，本来就是六义的余绪，也是乐府的流派。它配合声律形成音调，也自然与政治相通，并且能够使人受到感发。说今天的音乐仍然等同于古代的音乐，难道不对吗？桂洲公从谏院、词林升迁，进而进入礼部，登上元辅之位；他的文章礼乐，经过鼓铸陶冶，已经通达上下了。如今又因感触时事、抒发情怀，发挥深远的思致，铺陈文采，于是形成了这些词作。所以题作《玉堂余兴》。铅山县令某将要把它刻印流传，请我在卷首作引。我拿来阅读，看到其中平和而慷慨，含蓄而舒展；忠诚爱国的恳切悲悯之情，协和恭敬、互相劝勉的意义，大都充盈流露在字里行间。考察其内心，协调声律，包罗事物，彰明伦理，又不只是寄托兴致而已。至于其中赞美泾野是有道之人，称许后渠不与政府相通，也使桂洲公的志趣和好尚因此更加显明。过去汉武帝命司马相如、李延年等人采制新声，协调音律，交给乐官掌管记录。如今看他们所陈述的内容，未免有矫饰荒诞、辞藻浮夸、内容庞杂之处；与这部词集相比，究竟怎样呢？由此可知，这部刻本虽然只是桂洲公的余技，本来也是可以流传的。《怀慰编》序 百泉皇甫子循过去任工曹，因为刚直抗争而触犯郭氏，被贬到楚黄任理官，置于员外之职。当时公卿大夫、各部门官员以及朋友兄弟，都写赠言给他，编成《怀慰》。后来子循起用调任南司勋，我向同僚薛子询问此事。薛子说：“我读《怀慰编》，由此知道今天人的情感，并没有和古人相差太远。申伯受封，谢氏作《崧高》，于是写成《山甫》；齐国筑城，周人救济民众，直到孔子兴起而编述《诗》，把它流传在《周雅》中，难道没有联系吗？这本来就是彰明、喜好美德的常理。如果只是陈述平生经历，留恋光阴景物，那又有什么可取呢？子循年轻时居住在吴中，蓄积思想、涵养精气，深入探究、广泛听闻，因此已经有非凡的造诣。后来参加制策考试，历任内外官职，所到之处的士人无不说他的文章超过六朝，诗歌胜过初唐，皇甫季子真是有才华。然而还没有看出他的深厚之处。像陆才、沈炯、李峤、崔融这些人，在承圣、武德年间，都同时名列典籍，争相成为文坛魁首，难道不是文采灿然、才华出众的人吗？可是他们后来俯仰依附僧辩，依附权势而改变立场，最终有的流放袁州，有的贬谪滁州，有的逃奔吴地，有的流离播迁。当时的君子固然怜惜他们的才华，却厌恶他们结交非类，最终没有人愿意与他们相交。唉！这难道不值得观察吗？如今这部编集，崇尚浮湘的气节，追踪蹈海的风骨，篇章连绵宏盛，全都出自内心的喜好，本来就是《风》《雅》遗留下来的传统。季子得到这些赠言，不只是因为才华，事物的规律和人民的常性，也将使他更加自信。何况如今阳德光明通达，阴霾已经涤荡，权臣宦竖伏罪，贬谪之臣又被召回。从此采集乐章、陈述诗篇，来叙写我大明一代的雅正之风，又怎知不会和《崧高》《烝民》一起流传呢？正是如此，这才是真正的怀慰。《郭溪窓稿》序 过去我向九江如今的大学士少湖徐公请教。当时徐公在江右督学，嘱托我主持白鹿洞书院；凡是从四方来求学的人，都发给他们书院的租金，用来补助柴薪、饮食和灯火费用，使他们专心学习。当时学生中大多是聪颖奇异之士，而南昌锺子季烈尤其是我所了解的人。后来徐公被召任宫洗，我不久也补任南考功，学生们都散归各自的学校。此后濮阳苏舜泽公主持江西学政，首先考察南昌诸生，立即发现了季烈，送信给我，对他极加赞誉。从此季烈的文学和品行更加为远近所知。癸卯年，他终于考取乡试第一名。乙巳年，我被贬到旴江，他又不远数百里来跟随我交游。于是他的学养日益深厚，文章日益宏大。庚戌年，他又在南宫考试中取得第二名，成为进士，任吴江县令，政绩卓异，可以追踪古代贤人。有空时，他便和诸生讲学论道；即使是考课文章，也逐篇加以评阅，学生们都庆幸得到了一位老师。过了一年，他因服丧离任；又过了一年，诸生思念他，于是汇集他的文章刻印成书，题作《郭溪窓稿》。郭溪，是季烈的别号。他的门人周仲吕因为他曾经受到我的知遇，请我在卷首作序。我认为季烈正直忠厚，禀赋本来就非同寻常；至于涵养和造诣，他的所得还远未止步，大概不只是应试文章而已。只是如今的制度以文章取士，实在关系到国运的兴衰和政治的治乱；而士人以这种文章为业，大多抄袭拼缀，言语很少出自真心。对于士人的风气和治理国家的体制来说，确实有很值得忧虑的地方。因此我考察浙江学风时常常为之忧虑，只有吴地诸士还能够得到前辈守溪王先生的传授，所以读到季烈的文章，便不知不觉产生共鸣而争相拜他为师。这部文章的刻印，难道只是留下像甘棠那样的遗爱吗？它所关系到的事情，实在重大得多。吴地崇尚美德的风俗，也可以由此得到证明。《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