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七

译评论说：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有了人才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却不得其道。有了人才不能任用，任用了又不得其道，天下才开始像是没有人才。那么天下果真没有人才吗？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好的君主；不是没有君主，而是没有有道的君主。世上没有有道的君主，圣贤就不能得到任用。并不是圣贤不愿意被君主任用，而是君主不能任用，他们又不肯苟且求用；不肯苟且求用，于是也不能容忍被不用。这就是道全德备的圣人、尊崇道德而以道为乐的士人，不参与朝廷谋划，却只能在道路上偶然相遇的原因。唉！这难道不是非常令人感慨吗？我曾读《论语》，读到仪封人请求拜见孔子，没有一次不感叹仪封人深深了解孔子；同时想到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也没有一次不因此感叹当时没有好的君主，竟使孔子没有得到像仪封人那样的禄位。孔子说：“云随龙而行，风随虎而起。”这是说圣贤能否出仕，在于君主；又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是说圣贤能否得到任用，必定要有君主引进招致同类。因此，有了成汤，之后才有莘野聘请伊尹；有了高宗，之后才有梦中占卜求得傅说。有了文王，之后才有在渭水边载取姜太公。伊尹、傅说、太公这三位君子，难道喜欢这样奔波劳碌吗？大概只有这样，才不但能够得到伊尹、傅说、太公那样的贤才，而且由此树立的声教，自古以来天下士人都会受到感召。因此在那个时代，有的人使君主和百姓如同尧舜，建立兴盛王业；有的人像及时雨滋润苍生，建立中兴功业；有的人像鹰扬牧野，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大概是有一代的君主，就必定有一代的臣子；有一代的臣子，就必定成就一代的事业；千万世以后，谈到太平时代，也必定归功于他们。春秋时期，果真没有伊尹、太公那样的人吗？还是有这样的人，而君主不能任用他们呢？唉！像我们孔夫子这样，是穷尽天地、贯通古今的圣人，本来不必再讨论。卫国的封人只在一见之间，就对他极力赞叹，希望他像木铎一样教化天下，这也不是普通人。这样的人处在一个邑，必定能够使一个邑的贤人归服；处在一个国家，必定能够使一个国家的贤人归服；处在天下，必定能够使天下的贤人归服。假使孔子在齐国做宰相，那么尼溪封地一定不会被晏婴阻止，孔子的道就可以在齐国实行；假使在楚国做令尹，那么书社封地一定不会被子西阻挠，孔子的道就可以在楚国实行。假使在鲁国做卿，那么鲁君归还女乐之事一定不会被季桓子接受，孔子的道就可以在鲁国实行。如今孔子不在鲁国做官，也不在楚国做官，不在齐国做官，只是在卫国勉强任职，担任封地之官，姑且作为解决贫困的办法。他触目所感而兴起的感慨，不知有多少事情；因感伤时势而暗自叹息，也不知有多少年。一天，他在道路偶遇孔子，仰承孔子的光辉，终于实现了请求拜见的愿望，那么他心中积蓄的感想，必定不只是对孔子的二三个门徒说的那几句话罢了。由此看来，天下确实从来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没有办法招致他们而已。假使孔子当时执掌政事、在天下推行大道，那么孔子门下的士人固然有不必说的；而在长坡广谷之间、齐鲁郑卫的旧地，仰慕德行、听闻声教而愿意立于朝廷的人，又哪里只是一个封人呢？我知道晨门一定不会终身守门，荷蒉者一定不会果真忘却世事，接舆一定不会只唱衰败凤凰的歌，长沮、桀溺和丈人也一定不会终身耕田背筐。这是为什么呢？这几个人都是贤人，世道不能任用他们，他们便只知道隐居罢了。圣人在上，他们求取功用、施展才能的心自然不能停止；彼此声气相应、人才互相寻求，本来就是道理和形势的必然结果。可惜，封人知道圣道可以施行，却隐居在下位；圣人能够在仪地得到封人请求拜见，却不能使像封人这样的人成百上千地到朝廷请求拜见，于是使尧舜般君民相得的事业、以甘霖滋润苍生的功业、拯救百姓于水火的政教，都没有得到施行，春秋时代的局面也终于一败不起。唉！由此可见，圣贤不能被任用，是君主的过错，是执政大臣的过错，也是当时百姓的不幸。否则，他们本来将会承担完备治理天下的责任，振兴百姓、培育德性，忙于处理艰难、挽救危乱还来不及。孔子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封人为什么做这样的事？仪地是什么地方？他们却能够从容地在这里相遇。三代沿着正道而行

译天下的治理，是圣人实现的。圣人在天下施行治理，却不把自己当作治理天下的人，所以似乎无所不做，实际上又什么都没有凭主观去做。天下只看见治理的结果，却不知道治理所以实现的根源在哪里。圣人也是人，并不是能够脱离社会、隔绝人类、超凡入异，把自己的术法神秘化来治理天下。天下本来是自己在运行，天下人的心本来就同圣人相同。圣人触动其中的关键，天下没有不随之而动的；圣人谨慎对待自己所感发的事，天下人没有不向往归附、如影随形的。圣人顺应天下而没有私情，天下也自然顺应而不知道圣人的用心，所以说“大顺大化，不知其然而然”，这就叫神妙。圣人于是使自己的治理在天下显得神妙，却从未把天下置于自身之外来显示神妙。圣人并非世世出现，但他用来治理天下、使治理显得神妙的道理，从来没有一天不在天下。圣人的治理未必经常显现在天下，但治理天下的道理，却没有一天不能实行。仲尼对此大概有所感触，所以说：“这些百姓，就是夏、商、周三代能够沿着正道治理天下的凭借。”唉！这句话的意义难道微小吗？自从天地浑然一体的状态开始分化，人与万物形成类别以来，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很多，为什么单说三代呢？上天生育人类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只说三代的百姓呢？大概在太古至上的圣皇时代，圣皇含藏德性、执掌大道，精神与造化同游，以安抚四方。天运转、地运行，车轮和车毂旋转，生育万物却不据为己有，成就造化的形态却不加以主宰。凡是用足行走、用口呼吸的，细小爬虫、飞虫蠕虫，各自安享自己的本性，不知道感恩或怨恨，那是浑厚而无需言说的时代。唐尧、虞舜在天下中兴起，尧、舜顺应时运而生，虽然设置官职、划分职掌，观测日月星辰，封山、疏浚河流，掌管工事、虞衡、礼乐，开始修治制度，但法制还没有完备，淳朴还没有离散。到了夏、商、周三代，人文日益开明，所施行的权衡度量、文章正朔、服色徽号、器械衣服，凡是应当同百姓一起变革的，没有不加以实行的；号令鬼神、设置俸禄威权、实行赏罚、制定礼仪、排列爵位、尊敬亲属，凡是大道所应当施行的，没有不施行的。制度灿然完备，教化充沛流行，治理所达到的地方、风声所树立的地方、万物文采所彰显的地方，都显赫地显示出圣人在世。后来，夏代的百姓变得愚钝粗野、质朴而没有文饰；商代的百姓放荡而不安定，逞强而不知羞耻；周代的百姓重利而机巧，文饰而不知惭愧，奸害而又衰败。人们看见他们这样，于是便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百姓本来没有差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治理时就能得到治理，而后来没有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承接，就产生弊病。于是人们必定认为这几位圣人以自身役使万物，以智慧役使天地之间的神明、知觉和视听，灵妙地运行在万物形象之外，具有普通人无法达到的能力。否则，为什么前后治理的结果不同呢？却不知道圣人用来达到治理的，并不是在其中另行创造什么，而是随着时代升降、根据风俗施政，一切顺应百姓的心。文章制度、崇尚损益，只是表面的迹象；所以能够同百姓之心而产生治理之道的根本，另有所在。这个道理不明白，世上治理天下的人便舍弃大道而任用小术，使淳厚消散、朴实败坏，机巧诈伪开始萌生，把伪饰杂入道术，权谋机巧纷纷兴起。于是天下百姓日日【原文有乱码：“日?隹日?隹”】，无不挺直身体、惊惧地听看；嗜欲同外物相连，聪明被外界诱导，以博学怀疑圣人，以华丽诬说胁迫众人，弹琴唱歌、击鼓舞蹈，借冠帽衣裳来粉饰自己，向天下求取名誉。聚集众人也不足以应付其变化，积累财富也不足以供给其费用，各自想施展自己虚伪的才智，以求同世俗凿枘相合，交错选择声名利益。因此百姓在淫乱荒废的泥潭中漫延，失去了根本大道，天下的弊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为什么不从大道本身来观察呢？百姓的心本来是一颗心，天下的道本来是一道。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必定通达百姓的心，通晓这颗心的道理；他们采取的措施未必相同，但合于道却是相同的。因此施行赏罚，天下就宾服；布行仁义，万物就繁茂；辨明是非，褒善贬恶，各自得到适当处理，天下便大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是依据天下来治理天下。天下的关键不在于我，而在于百姓；不只在于百姓，也在于百姓的心。所谓心，就是天地生养万物的心，也是古今圣人和愚人的共同本心。心相同，道就相同；道相同，所欲所恶、所爱所憎就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因此没有什么特别可喜，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怒；没有什么特别可乐，也没有什么特别可苦，人的根本本来相同。没有固定的是非，也没有固定的毁誉，顺应事物而不夹带私情，应对事物而心不滞留；并不刻意求得与天下相合，天下却不能排除他。天下是我所拥有的，我也是天下所拥有的。拥有天下的人，难道一定要攫取权力、掌握势力、操持生杀大权，来发布号令吗？不过是实行他的道而已。道如果真正实行，夏代末世放纵于非正之事，成汤起兵承接它，百姓便都归于同一德行；商代末世风俗靡靡，武王起兵承接它，百姓便都归会于中正之道。然而，成汤承继的是禹的旧制度，武王却恢复并改变了商代的政令；他们所以使百姓得到治理，商是沿袭夏，周是沿袭商，三位圣人相互传授，守护的却是同一道。为什么呢？商代的百姓就是夏代的百姓，周代的百姓就是商代的百姓。百姓相同，心就相同；心相同，道就相同。圣人本来不能离开百姓来进行治理。所以说：“将来继承周朝的人，即使经过百世，也可以知道他的道理。”元、会、运、世，是时代不同；时代虽然不同，百姓却相同，如何变化通达，在于其人。皇、帝、王、霸，是形势不同；形势虽然不同，百姓却相同，如何推行，在于其人。圣贤的才能技艺、所办的事情不同；事情虽然不同，如何神妙明通地运用，也在于其人。由此看来，治理在于道，不在于时；治理在于道，不在于势；治理在于道，不在于具体事务。道本来就具备于这个世道、这些百姓的心中，也是我们人本来具有、穷尽天地而始终如一的东西。因此，人心所在之处，世道的污隆升降都系于此。这又是极其微妙的关头，差别几乎不能容纳一根头发。仲尼正因为这个原因，恳切地称道三代的英杰，有志之士应当反复研读并深入思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

译圣人以无私心来处置天下，但天下却不能以无私心来对待圣人。天下不能以无私心对待圣人，圣人的心意才因此显明。为什么呢？圣人对于天下，只管自己所能做到的事，而对于别人所做的事，本来就无暇计较。这不是没有心，而是没有私心。可是，为什么人不能全都成为圣人呢？因此才开始对这件事产生疑惑。假使圣人预先替此事谋划，先入为主地防备别人来责问自己，那么他的心意难道还要等别人追问以后才显明吗？从前蒯辙拒绝父亲，而夫子居住在卫国。夫子认为：我自己知道这件事不对，所以我自己不会去做；我虽然住在卫国，又有什么妨害呢？却不知道夫子的心并不是这样。冉有因此产生疑惑，子贡因此有了“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况且伯夷、叔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扣住马缰劝谏一次，他们的大节便足以与日月争辉；把国位让给别人而逃走一次，他们的清风便足以激励衰败的风俗。他们为人的心胸、面貌，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想见。因此，在当时太公称他们为义士，在后世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夷齐的为人，是人人都知道的。子贡处在圣人门下，聪明善辩，素来以颖悟著称，却说他不知道夷齐，我不相信。既然知道，却又重新发问，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是因为夷齐兄弟是让出国位的人，而蒯辙父子是争夺国位的人吗？夷齐尊重父亲的命令，把天然的亲情看得最重；蒯辙却不知道有父亲，毁灭天伦常理，扰乱人的纲纪。夫子肯定夷齐，就必然否定蒯辙；如果不赞成让国，就必然会帮助争国。这就是他发问的原因吧？唉，子贡问到这里，确实可以说善于探究了。我只是更加感慨于夫子的圣德：子贡尚且不知道，何况冉有呢？何况其他人呢？夫子对于卫国，开始是因为时机适宜而留下，最后是因为询问陈国的政事而离开。他后来再次居住在卫国，我想不过是暂时停留，等待从楚国回鲁国的车驾，同时与蘧伯玉、蘧瑗相互以主客相待。卫君或许会等待我来执政，也许还可以正定名分。“无可无不可”，说的正是这个。至于拒绝父亲一事，他本来从未预先入意，去防备别人对自己的责难。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也是他以无私心处置天下的原因。假使夫子只怕沾染污名，不肯在卫国多住一天，那么人们本来就不会怀疑他想做什么。所以说，我所不能学到的，是柳下惠能够做到的事。圣人怎么会存有私心呢？如果在拒绝父亲以后，反而喧嚷着告诉别人：“某人接受晋国的接纳而应当即位；某人拒绝父亲而应当诛杀。”那么人们也就不会怀疑他想做什么了。这是专门做清白显著、让人听见的行为。圣人难道会这样做吗？他既不因沾染污名而存心，也不立言为自己辩明。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也是他以无私心处置天下的原因。至于古代贤人回答“求仁得仁”的话，也不过是根据实际情况，依据其中的道理来告诉对方罢了。他当初进来询问时，本来不知道对方怀疑自己想做卫君；他最后出去说话时，也不知道对方已经知道自己不想做卫君。因此说：“圣人以无心处天下，而天下不能以无心待圣人也。”天下不能以无心对待圣人，圣人的心意才因此显明。不过，圣人的心意本来不必借此才能显明。即使冉有怀疑此事而不向子贡询问，子贡困惑而不向夫子询问，卫君自己也一定会知道；卫国人自己也一定会知道。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本来就自然地参列于天地之间，终究无法掩盖。子贡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却仍然要等待询问之后才明白。夫子以至诚感动万物，像子贡这样亲近门下的人，尚且不能免于发问。确实，相互了解、相互信任是很难的。至于像子路那样明断的人，起初不高兴南子来见夫子，后来又不明白夫子去公山氏那里，这实际上也说明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有些地方并不容易被人了解。学习优异了就可以做官

译君子的学习，究竟学习什么呢？学习的是体用合一的学问。因此，一定要先立其本体，然后作用才有所施行。本体没有树立，就会危险；危险就会困窘；困窘就会偏颇。偏颇就会停滞；停滞就会闭塞；闭塞就没有作用了。君子的学习，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正是为了天下；可是最终却达到没有用处的地步，他的心难道肯甘心只为自己吗？因此一定要思考怎样把学问施用于天下。子夏说：“学习优异了就可以做官。”唉，他懂得这个道理了！学习的意义多么重大啊！《尚书》说：“学习古代的道理，才能进入官府任职。”《礼记》说：“君子如果想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大概一定要从学习开始吧？”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学习，也就是说，学习必须达到优异的程度。不优异，就不能称为学习。因此，子路让子羔做费邑宰，仲尼说：“这是在残害那个人的子弟。”子皮让尹何治理封邑，子产说：“还不会拿刀，就让他去割东西。”子路、子皮并不是完全不懂天下的事务，也不是蛮横地不顾百姓的利害；可是为什么要让没有学成的人担任邑宰、治理封邑呢？一定是因为子羔、尹何并非完全没有学习过，只是稍微知道学习所应从事的方向，却还没有达到优异的程度。这就是仲尼、子产这样说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学习的用意。学习没有达到优异程度，就不可以做官。至于世上那些贪图富贵的人，根本不知道有学习这回事；谈到他们做官，不过是功名富贵罢了。至于世上那些一去不返、远离尘世的人，又不知道有做官这回事；谈到他们的学习，不过是虚无寂灭罢了。这本来都不能同他们谈论学习和做官。偶尔有稍微知道体用之学的人，却又只看重名义而不顾实际；他们所从事的，不过是在口耳之间奔逐于粗浅的听闻见识，对于身心性情、治理世事和驾驭万物，完全没有深入研究，却向人宣称：“我已经学习了，我可以做官了。”等到他们出来治理一个邑、担任一个职务，便束手无策而失败；失败以后，眼看着每天都在败坏，何况还能同他们谈治理天下呢？唉，这都是不学习的过错，也是学习却没有达到优异程度的过错。究其根本，不过是比子羔、尹何还要不如罢了。世上没有仲尼、子产，又有谁来告诉他们呢？告诉他们以后，又有谁会相信呢？这就是天下日益趋于衰败的原因。为什么呢？学习是本体，做官是作用。天下哪里有脱离本体的作用呢？譬如操弓的人，必须熟悉射箭，然后才能射中细微目标、制服强大的对象；否则就会整天射不中。驾车的人，必须熟悉驾驭，然后才能承担重载、到达远方；否则就会接连发生翻车的事故。做官的道理，难道只是射箭和驾车而已吗？难道可以不在学习上达到优异吗？确实，做官的根本不在做官本身，而在学习。学习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还没有离开莘野，割烹的鼎已经调和好了；还没有离开磻溪，渡河的船已经准备好了。唉，学习的人如果得到这个道理并加以推扩，大概做官的人就会有真正合适的人了。圣人是人伦的极致

译天下只有一个道。道在圣人那里达到极致。圣人也只是人，道为什么在圣人那里达到极致呢？因为圣人穷尽了人的本心，也穷尽了人的本心所具有的道理。这个心，这个心的道理，是人人共同具有的。人人虽有它，却不能保存它；能够保存它，却不能穷尽它。圣人于是成为天下的极致。所谓极致，并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心、这个道理的充分实现。极致树立在圣人身上，天下人如果不符合这一极致，像自暴自弃那样，便罢了；否则，就没有离开圣人的极致而能说自己懂得人道的。故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孟子的话，也只是“圣人穷尽人伦”的意思。譬如说，确立天道在于阴与阳，确立地道在于柔与刚，确立人道在于仁与义。因此阴阳形成天的形象，天道便树立了；刚柔形成地的质体，地道便树立了；仁义形成道德，人道便树立了。分别来说，是三才之道；合起来说，是一个道理。它完整地具备于人的心中。所以说：人，是天地的心。这个心，是万事所由产生、万种变化所由运行的根本。因此表现在人伦上，就叫作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交往。使这些人伦之道得到充分实现的，叫作亲爱、义理、秩序、区别和诚信。这些都不是从外部来到人的身上的，而是从内部由心产生的。因此，只有圣人才能将它们全部实现。因为圣人的心，是赤子之心，也就是天地之心。它清明澄澈而没有欲望，却能照察天下的道理；寂静不动，却能在内心涵容天下的感应。没有发出时叫作“中”，是天下的大本；发出以后叫作“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路。不用思虑就能知道，因而无所不知；不待学习就能做到，因而无所不能。因此对父子便有亲爱，于是成就父子之伦；对君臣便有义，于是成就君臣之伦；对长幼便有秩序，于是成就长幼之伦；对夫妇便有区别，于是成就夫妇之伦；对朋友便有诚信，于是成就朋友之伦。所谓达到极致，说的是道的本来状态，必须如此，然后才能完全实现。所谓“上帝降下正道，万物以此为法则，百姓接受天地之中正而生”，就是这个意思。增加一丝便过分，减少一丝便不足。这就是圣人之所以达到极致的地方。他运用一个心的道理，没有一点遗漏。人没有谁不具有这个心，心没有谁不具有这个道理。起初，人被自己的禀赋所拘束，最终又同外物相交杂。爱与憎相互冲突，屈与伸相互感应，利与害相互乘除，而人伦常道之所以败坏，都是由此产生的。因此圣人为此忧虑，用经线治理纲领，用纬线治理条目。父亲慈爱、儿子孝顺，是显示亲爱；担心人们还不能达到亲爱，所以有坐立的礼仪。君主发布命令、臣下恭敬奉行，是显示义；担心人们还不能达到义，所以有聘问、朝觐的礼仪。兄长友爱、弟弟恭敬，是显示秩序；担心人们还不能达到秩序，所以有宗族会食的礼仪。男子在外、女子在内，是显示区别；担心人们还不能达到区别，所以有婚姻的礼仪。朋友相互讲习、彼此诚信，是显示信；担心人们还不能达到信，所以有宾客射礼。《尚书》说：“上天安排了典常，告诫我以五种常道，要使五常更加敦厚！上天制定了礼制，由我来使五种礼制各有常法！”说的就是这个。凡是这些，都是圣人穷尽自己的本性来穷尽人的本性，哪一样不是人伦的极致？哪一样不是这个心、这个道理的作用？不仅如此，还要推行并使其充分实现，通达教化、裁制事务以达到应变：禅让用来充分实现父子之伦，放逐、征伐用来充分实现君臣之伦，东征用来充分实现兄弟之伦，七次出妻用来充分实现夫妇之伦，断绝交往用来充分实现朋友之伦。能够探究极深之理、研究事物隐微的征兆，会通贯通而穷尽神妙，确实不是圣人做不到。正因为这样，圣人才是人伦的极致，才能在天下树立准则，使天下人会聚归依；也正因为这样，圣人是圆形的规、方形的矩。想要穷尽人伦却不以圣人为法，就是想画方画圆却不使用规矩。我看即使离娄也无从施展他的明察，公输班也无从施展他的技巧，又哪里会有方圆呢？圣人确实是人伦的规矩。可是为什么规矩已经设立，天下要成就方圆的人却不使用它呢？因此，《小弁》作出，父子之伦便有缺失；《苑柳》作出，君臣之伦便有缺失；《白华》作出，夫妇之伦便有缺失；《角弓》作出，兄弟之伦便有缺失；《谷风》作出，朋友之伦便有缺失。凡是这些，起端都在一个细微的念头，而祸患却蔓延到天下；即使是圣人，也无可奈何。确实，学习不可不讲求，道理不可不明白；想要替人尽到人道，就应当从圣人穷尽人伦的方式中去寻求。端正自己，推究事物

译君子对待他人有一定的道理，也不过是向自己求取罢了。为什么呢？天下万物的道理都系于我身上，而形与影的关系、感与应的机制，有着极其真实而不可欺罔的联系。假如只从外物上远远求取，却不从自身上求取，我看形不能树立影，感不能招致应，那么外物对我又有什么意义？这不仅不能推究事物，反而会被事物役使。君子对待事物，竟至于被事物役使，将来还有什么做不到呢？唉，这就是程子回答如何驾驭吏人的问题时，必定说要端正自己、推究事物的原因。如今天下的事物纷繁不齐，我以一个人处在其中，知道其中一样，未必知道另一样，何况十百千万，多得无法计算呢？知道事物的外表，未必知道它的内情，何况还有矫饰虚伪、欺诈蒙骗，不能以常情测度的呢？何况吏胥处在这些事物之中，又号称最难驾驭呢？君子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从自身去推究它们，难道不是形势上极为困难吗？却不知道，天下事物的道理虽然很多，感应的机制却在我自身。我有文德，苗民就可以被感化，鸟兽也可以被驯服。吏人虽然难以驾驭，但同夷狄禽兽相比，仍然具有人心，起初有什么难以感化的呢？唉，这件事不能只用难易来谈。为什么呢？吏人虽然同为一类，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吏人的情形各不相同。从朝廷来说，天子以下所有执掌事务的人都是吏；从一个国家来说，诸侯以下的大夫、庶士都是吏。这些人作为吏，驾驭、感化他们，还比较容易用力。至于那些奉行签书、供人使令的人，他们作为吏，大多是欺上行私之徒，而奉公守正的千万中难有一两个。我还没有开口，他们就能探知我的意图；我的命令还没有宣布，他们就能窥测出来；我的欲望还没有萌发，他们就能诱导我；我的念头还没有想到，他们就能抢先迎合。他们阿谀奉承、逢迎讨好来迎合我的心意，奔走顺从来满足我的情绪，用巧言曲说扰乱我的听闻，用蒙蔽阻塞使我的明察昏乱，甚至改动日期、涂抹文字来败坏我的事情。这些事间或出现、接连发生，而居上位的人却毫无察觉。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驾驭并感化他们，如果没有像有苗受到感化那样的德行，没有感通事物的诚意，就无法启发他们的良心，使他们归正。唉，这也太难了！君子在这种情况下，固然应当端正自己来感化他们；但端正自己的功夫，又不可以认为容易。必须端正自己的心，端正自己的身，端正自己的衣冠，端正自己的容貌视线，端正自己的体统，端正自己的举止；在大庭之上端正自己，退食之后也端正自己，不只是感化他们的外表，更要努力感化他们的内心；不只是暂时感化他们，更要努力使他们永久归正；暗中消除他们狡猾欺诈的手段，使他们献出真诚；默默改变他们奸邪的私心，使他们吐露真情。不仅不能欺骗别人，而且自己也不忍心欺骗别人，这才可以说是端正自己的功效。唉，这仍然是我们儒家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的学问，是完全任道而行的道理。假如道可以施行于夷狄，却不能施行于玩弄法令的奸人；道可以施行于鸟兽，却不能施行于欺公害民的党徒，那又将怎么办呢？也必须端正我们的法令，端正我们的刑法，端正我们的惩罚，核实事实而使罪罚相当，不因私人的喜爱而有所宽贷，不因私人的愤怒而有所苛刻；不屈曲朝廷的法令来换取身边人的微小恩惠，不采取姑息的办法来躲避奴仆的些微怨恨，不甘心退缩推托而任凭他们愚弄，不陷于委靡而听任他们侮辱。早晨处理政务，晚上思考这些事，心中必须时时这样说：我的百姓，是朝廷的赤子。朝廷把这个官职托付给我，责任十分重大。我的吏人不能蒙蔽我而残害百姓。我的事务，就是朝廷的事务。我担任这个官职，对上是为了君主，对下是为了百姓；我立身行事的根本就在这里。不能放纵我的吏人来败坏我的政事。这就是宗道之所以张贴科条、公绰之所以诛杀舞文弄法者的原因。这也是端正自己、推究事物的事情，是有驾驭吏人责任的人应当谨慎的。不这样做，法令就松弛而不能振作，命令虽然发布却不能止息祸乱，只会眼看着事情败坏，自己反而被吏人役使，又哪里谈得上端正自己呢？再严重些，他们还会借此牟利，凭此求取进身；毁誉利害的权力反而被他们掌握，形成太阿倒持的局面。唉，真令人感慨！程子的言论引而不发，仿佛另有深意，我们难道不可以反复推究、深刻反省吗？不过，这只是因为刘安礼询问驾驭吏人之道，我所说的也专门针对驾驭吏人而发。若论其根本，端正自己、推究事物的功夫，本来就是圣门第一义。从这里推及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无不出于此，难道只可以用来驾驭吏人而已吗？思考，是圣人功业的根本

译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而圣人不常见于天下，是因为人们不肯去做，或者虽然去做却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不肯做，是自暴；自暴就是自弃，本来不值得同他谈论什么、共同做什么。至于想做却不得其道，最终不能成为圣人的人，是在阻碍天下学习圣人的人。他们不知道，成为圣人并不容易，却也并不困难；因为本来有最容易、最简明的道路，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固然有在外而不在内、在别人而不在自己的。有这类事情，我虽然想做，却有时受制于形势而不能做，有时受限于身份而不能做，有时受限于力量而不能做，所以不能一定求得成功。至于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人各自具备的，不需要依赖外物，也不由于别人，只在于自己去做罢了。做的方法是什么呢？周子说：“思考，是成就圣人功业的根本。”这是明确指示人们进入圣境的途径和简易的道路，希望人们专心致思。我曾因此而自我感慨，也感慨天下的人：那些所谓自暴自弃的人，本来甘心弃弃上天、亵渎上天、欺蔽自己的生命本性，已经不值得谈论了。至于那些才华出众、资质优秀的人，有的被刑名功利之术牵引，有的沉溺于辞章记诵的习惯，有的沉溺于神仙、佛、老子的学问；这些都不能同他们谈论成圣，也都最终归于自弃。间或有人认为圣人可以学习，急切地从事学习，却又困滞于听闻见识，昧于入门的道路，耗费精神、荒废岁月，苦恼于圣人难以学习。唉，圣人果真难学吗？如果真是这样，就是上天唯独厚待圣人，而使人的生命之理有两种了。道理难道有两种吗？为什么不返回根本去寻求呢？根本在哪里？《易》说：“乾刚健确定地向人显示了容易，坤柔顺地向人显示了简约。”容易和简约，天下的道理就获得了；天下的道理获得了，人就能成就自己的位置于天地之间。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也不过如此罢了。为什么呢？人虽然不是圣人，但人的心本来就是圣人的心。《易》说“成德”，《尚书》说“恒性”，《诗经》说“秉彝”，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都是具备在这个心中的。所以说：“人，是天地的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能够保存这个心；众人之所以远离圣人，是因为他们昧失了这个心。我只在这个心上用心思考，不忘记它，也不勉强助长它，以敬意使它正直，那么虚灵之中没有二心、没有杂念，寂静不动的，是我心的诚；受到感应便能贯通的，是我心的神；发动而尚未显形、处在有无之间的，是我心的几，这些都是道理。容貌的德在于恭敬，而表现为严肃，就是这个道理；言语的德在于顺从，而表现为果断，也是这个道理；视力的德在于明察，而表现为智慧，也是这个道理；听力的德在于聪敏，而表现为谋虑，也是这个道理。《洪范》虽然把五事并列，但思作为德，实际上主宰着容貌、言语、视、听。因此说：“思考叫作睿智，睿智显现就成为圣。”只有睿智，才能通达细微；通达细微，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通，圣人的能力就完成了。这一切都根本在思考。思考多么伟大啊！真正的思考，应该是诚实地探究事物的几微，以保存自己的本心，成为圣人功业的根本吗？假如不通过致思保存本心，却只是忙碌于其他事物，我恐怕天下广大、人物众多、事情类别变化无定、古今趋向各异，其中的名称和意义，不是用一生时间就能办完的。有的人从儿童时代就学习，到白头仍然没有得到，反而离圣人越来越远。为什么呢？因为心追逐外物，而不是作为主宰的天君。这样的人也不是没有思考，只是所谓“随从各种事物来思考”罢了。所以说：“还有什么可思考、可忧虑的呢？”又说：“如果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 圣人能够立于无过之地 圣人，是人的最高境界。仅仅没有过错，不足以概括圣人。如果说圣人只是没有过错，那么乡里中那些自我修饰、谨慎自守的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而有过错的圣人反而不能称为圣人了。唉，并不是这样。没有过错，是人人都可能做到的；有过错而又无过错，却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只有圣人如此。这个道理，邵子懂得。所以他说：圣人能够立于无过之地，是因为他善于治理自己的内心。人人都有这个心，也都具有这个心的道理。只是人们随从各种念头，心意来往纷乱，即使有善也只是出于私意。圣人洗涤内心，把心退藏于隐密之处，以斋戒使自己的德性神明，所以他的心就是上天的心。他不刻意追求知识，也不刻意施为，只顺从上帝的法则，与天下万物在无我的境界中相忘。公正便纯粹，纯粹便明察；明察面对天下的事情，就像镜子照物，不能用美丑欺骗他；就像规矩确实设置、墨线确实陈列，不能用方圆、平直欺骗他。天下人说我有过错，我不推辞；天下人说我没有过错，我也不因此喜悦。我只是遵从自己的本心，顺应自己的道理，去实行自己想做的事，树立天下的准则，治理万世，仅此而已。因此，以臣下讨伐君主，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但汤、武却这样做了；以弟弟杀死兄长，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但周公却这样做了；包庇恶人、隐藏罪过，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但孔子对鲁昭公却这样做了。汤、武、周公、孔子，都是大圣人。假如说圣人能够立于无过之地，那么应该没有谁比汤、武、周公、孔子更合适。然而讨伐君主、杀死兄长、包庇恶人、隐藏罪过，这些都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是普通人都避讳而不肯做的事，而四位圣人却都有其中一些。天下最大的圣人为什么反而不如普通人呢？唉，这正是他们成为圣人的原因。他们宁可让自身为天下受难，也不肯让天下为一个人牺牲；宁可让自己承受不正当的名声，也不肯因为顾惜自己的名声而连累天下。圣人的心遍及万物而没有私心，又何尝在有过、无过之间加以计较呢？像普通人那样自我爱惜的人，却惴惴不安地远避嫌疑、保全形迹，只怕天下人认为自己有过错，其他事情都无暇顾及。因此说：没有言语上的过错容易，没有行为上的过错容易，没有内心的过错困难。邵子正是用这句话来说明圣人的心，而不涉及圣人外在行迹是否有过错。唉，这正是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那么，还没有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应当怎样做呢？也只是说：先从善于治理自己的内心开始。学习以处理人事为最大

译论说：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学习是为了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承担天下的道。道存在于天下，怎么能够承担它呢？因为道有统摄的根本。对于这个统摄的根本加以究竟探求，道就不在天下而在我自身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就具有它。这就是所谓从内部由心产生的东西。这个道，全都是人事。因此，离开人事而求学，不是学习；离开道而谈人事，不是真正的人事；离开心而谈道，也不是真正的道。邵子说：学习以处理人事为最大。今天的经典，就是古代的人事。经典中的言语引导而不明说，大概是希望我们返求自身，从心中得到答案。古今天下学习的人很多，从事六经学习的人也很多。然而，能从《诗经》中得到温柔敦厚，从《尚书》中得到通达事理、见识深远，从《乐经》中得到广博平易、善良宽厚，从《易经》中得到纯洁精微，从《礼经》中得到恭敬节俭、庄重严肃，从《春秋》中得到善于缀辑文辞、比较事实的人，能有几个呢？这就是王仲淹对齐、韩、毛、郑四家《诗》，大戴、小戴《礼》，九师《易》，以及《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所深深叹息、痛惜的原因。更严重的是，学习《易经》却像京房一样流于术数，学习《尚书》却像欧阳歙一样甘心接受贿赂，学习《诗经》却像匡衡一样贪恋俸禄、保全职位，学习《春秋》却像公孙弘一样曲解学问、阿附世俗。凡是这些人，都是没有保存良心，妄自以为在学习；他们所学的不过是想扩充见闻、工于文辞，严重的甚至只是想取得青紫官服来荣耀自身和家族，而并不是真正有心于学习。因此，只从事口耳之学而不反求自身和内心，只得到古人的糟粕，最终遗失了古人的精神。这正如齐桓公受到轮扁讥笑，优孟终究不是真正的孙叔敖。不知道六经，是圣人治理天下的事迹；把它施行于当时就是事务，传给后世就是经典。所谓人事，就是这个意思，也正是我们日常生活、平常行动的道理，全都由内心发出。圣人的心是什么心呢？承接善性、成就本性，是同我们一样禀受、同我们一样赋予的心。圣人只是能够不丧失它罢了。圣人正因为保存这个心，所以行动合于中道，处事端正，发心仁爱，裁断合于义。因此，能够处理好自身，就能处理好家庭；能够处理好家庭，就能处理好国家；能够处理好国家，就能处理好天下。为什么呢？因为心是身的根本，身是家的根本，家是国的根本，国是天下的根本。那么我们这些学习的人，离开人事就没有什么可学；离开这个心，又将从哪里用功呢？一定要保存我清湛专一的本体，使我明觉的常性虚灵，从自身到家庭、国家、天下，对一切事情和万物都各自遵循其法则，一切举措和张弛都恰到好处。凡是众人的一切行动，都务必求得我心安定以后才停止。我看不必在章句的末节上求取，也不必拘滞在文字之间；应当从容地在体验和力行中默默领会，超然地在意、言、象、数之外自得其理。温柔敦厚而不愚昧，我心中本来就有《诗经》；通达事理、见识深远而不欺妄，我心中本来就有《尚书》；广博平易、善良宽厚而不奢侈，我心中本来就有《乐经》；纯洁精微而不伤害正道，我心中本来就有《易经》；恭敬节俭、庄重严肃而不烦琐，我心中本来就有《礼经》；善于缀辑文辞、比较事实而不紊乱，我心中本来就有《春秋》。这就是所谓无形的礼、无声的乐，随时变化而不固定，只适应事情而不拘守成法。假如学习却不从人事入手，拘滞于人事却不向内心求取，只把辞章记诵看作高尚，只以割裂拼缀为务，那么“完全相信书本”还不如没有书；至于借圣人的言语来文饰奸邪，更不必说了。即使是学习圣贤之学的人，也任凭自己一偏的气质，各自按自己的意思去求取。比如谢显道说圣人是在选择女婿，杨中立说圣人对人的要求很少，类似这样的说法，难道能一一列举得完吗？所以，诵读《诗经》三百篇却不能通达政治，仲尼不认为他读得多；而能够侍奉君主、侍奉父母、尊重贤者、交结朋友，子夏一定认为他已经学习了。有人把史书读得一字不漏，明道却说这是玩弄外物而丧失志向；而每次见到有人静坐，他却赞叹那人善于学习。唉，观察这些，就更可以知道学习的根本在于人事；能够尽到人事，根本在于保存自己的心。不过，读《易经》读到穿连竹简的牛皮绳断了三次，诵读《诗经》《尚书》而且还要考论它们所处的时代，圣贤并没有离开经典去另求人事。只是孔子、孟子的心纯粹就是天地之心，不夹杂自己的私意，所以在教化、裁制、神明变化之下，自然有冥冥契合、默默领会的道路，这正是大圣贤独异于众人的地方。有人说邵子的学问以数为主，心学不是他所从事的。唉，不是这样。康节的先天之学，本来就是心学。天下难道有脱离道理的数吗？所以他说：“万种变化、万般事务都产生于心。”我曾替他解释说：学习以人事为最大，人事以心为根本。孔子爱惜繁缨

译礼存在于天下，不可以一天废弃。圣人关心天下，所以也关心天下的礼，并且严密地为礼设置防范。礼不违背，天下的名分就确定；名分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就了。况且礼的意义从哪里开始呢？《尚书》说：“上天安排了典常，告诫我以五种常道，要使五常更加敦厚；上天制定了礼制，由我来使五种礼制各有常法。”《礼记》说：“天尊地卑，君臣的名分就确定了；尊卑高下陈列开来，贵贱的地位就确定了；动静各有常规，大小便有所区别。”唉，这种礼，确实是上天制定的。它用来端正名分，统一制度，维系天下纲纪，使人心不至于败坏。自从这种礼废弃，天下才开始多事。否则，仲尼为什么要取用繁缨并且爱惜它呢？繁缨这种东西虽然微小，但礼的大体确实寄托在这里；君侯、卿、大夫的等级，本来就有不可混乱的地方。因此，繁缨并不只是物品，而是礼。礼不可假借，繁缨又怎么可以轻易给人呢？如果繁缨可以轻易给人，那么车服、弁冕的纹饰，宫室、舆台的规格，先王为什么还要制定一定的制度呢？先王确实知道，天下后世一定会有逾越礼制、侵犯名分的人，毁灭天常，扰乱人伦，而这种苗头不能任其滋长。因此，先王把礼的责任归到自身，依据天地的高下，顺应人心的秩序，排列贵贱相互区别的等级，规定品节和限制，丝毫也不能僭越差错。先王制定礼，为什么这样严密？不是先王的礼格外严，而是礼的本体本来就是这样。譬如武夫、强悍的士卒，勇猛到了极点，挥舞棍棒站起，按剑怒视，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他；然而一见到冕旒便知道敬畏，经过宗庙便肃然起敬，是因为等级威仪加在他身上，自然能够压制他凶猛强悍的气势，使他不自觉地降服而遵从。因此，周平王东迁以后，姬姓王室的命运像丝线一样微弱，却仍然是天下共同承认的共主；晋武公势力强盛，六章、七章的礼服仍然必须贿赂周王、请求命令才能取得。这固然是礼存在于人心之中，也有形势使然。假如礼不是真正的礼，那么礼制本来严肃的形体已经被亵渎，人们就会把它当作儿戏，又有什么顾忌呢？我看礼也就失去权威了。天下的人数众多，情欲彼此冲突，屈伸相互感应，却能安然不敢有二心，是因为有礼。礼的权威不在天下运行，人人都可以放纵恣肆，那么刑罚不足以惩治有罪，兵革不足以威慑暴乱，天下的祸患就会一天天接连发生，而没有人知道它的尽头。夫子生逢衰微的周代，亲眼看见当时的事情；在告朔时尚且惋惜少了一只羊，《春秋》谨慎记载六羽之献以及大夫的命令，车子不肯同那个因颜子去世而悲恸哭泣的人一起行进。他为世道忧虑、爱惜名器，哪里有一天忘记过这些情感呢？有人说：“繁缨不能给别人，那么鲁国岂不是可以独自使用天子的礼乐吗？”唉，这不是周成王、伯禽的本意。鲁国到了末期才失去这种礼乐；夫子是鲁国人，《春秋》为尊者避讳，为亲者避讳，夫子又能怎么办呢？但是看《春秋》记载禘祭、郊祭，就已经明确表现出有所不满，这也是爱惜繁缨的意思。臣下执掌威权从来没有不带来祸患的 我曾观察古代臣下侍奉君主的情形：君主说对，臣下说不对；君主说可以，臣下说不可以。对于是非可否，他们在朝堂上同天子争辩，一点也不退让回避，而天下却因此蒙受福泽，后世称颂他们的功德，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依据道来侍奉君主，并不是为争夺什么。他们本来不知道所谓威权，也不嫌疑自己掌握了威权。因此君主不贤，就放逐他；等到他变得贤明，又迎回他。废立兴亡都由自己决定，天下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然而伊尹却这样做了。东征三年，诛杀君主最亲近的人，流言一兴起，便退居东方；进退都由自己决定，天下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然而周公却这样做了。伊尹、周公的威权，究竟是什么样的威权呢？唉，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伊尹、周公的心就是这样罢了。虽然表面上像是由自己决定，实际上却是臣道本来应当如此，并不是个人可以参与、占有的。推动天下的力量在于威，成就天下事务在于权。没有威和权，孔子、孟子也不能施行他们的学说，何况其他人呢？所以威权从来不会祸害人，有意占有威权的人才是自招祸患。只要有意占有它，就会招揽权势、买取宠幸，无所不至。赏赐一个人，不说是君主的赏赐，却说是我自己的赏赐；惩罚一个人，不说是君主的惩罚，却说是我自己的惩罚。只是一味张扬一时的气势，震骇庸俗之人的耳目，却不知道其中的祸患多得说不尽。这就是汉代霍光一族之所以很快败亡、子孙几乎没有留下活口的原因。《尚书》说：“臣下如果擅自施行福赏、威罚，享用玉食，那一定会给你的家族带来凶祸，给你的国家带来灾害。”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许鲁斋的话，难道没有根据吗？不仅如此，《尚书》说：“这些谋略和计划，都是我君主的德。”□□善事就称颂君主，有过错就归于自己。这些功劳和德行，也不能据为己有。不过，作为臣下，也只是竭尽忠诚来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如果又惴惴不安，只计较一时的利害祸福，对于军国大政总是避讳顾忌，不敢果断去做，最终使天下的事情失败，那么君主又能依靠谁呢？唉，这就是做臣下不容易的地方。圣人至公至神的教化

译圣人感化天下，天下没有不响应的，也只是遵循天道罢了。天道是什么道？就是心怀万物而不存私心。圣人的道是什么道？就是顺应万事而不存私情。不存私心，凭什么能够遍及万物？这是因为天命运行深远不息，顺着万物的本性各付其宜，而上天并不干预其中。这并不是没有心，而是没有私心。不存私情，凭什么能够顺应万事？就是寂然不动时，一经感应便能通达；按照事情本身处理事情，而圣人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夹杂其中。这并不是没有情，而是没有私情。情统摄于心，没有私情也就是没有私心。这就是圣人的心与天的心合一，而其教化具有公正无私、神妙莫测的特点。合于天道的一切，都以这颗心为根本。圣人对于教化有什么私意呢？只是善于存养自己的心而施行教化，使事情自然成就，达到无所作为而无不作为。因此说：事情简易，天下的道理就都能获得。如今天下如此广大，有深谷大川，各地制度不同，百姓生活其中，风俗各异，刚柔、轻重、迟速也各不相同。圣人以一身做天下的大君，想使人们安然服从、恬静顺从、和乐自得，各得其所，并且与天下相安无事，彼此在大同中相忘，这看起来似乎十分困难。却不知道天下虽然广大，而人类大体不过有两类，就是善与恶罢了。人的情感受到事物感发而发动，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但其大致也不过有两种，就是喜好善、憎恶恶罢了。圣人在上，即使每天有万端政务，他施政的大原则也不过有两条，就是赏善罚恶罢了。赏罚是政事，而决定赏罚的依据，在于善与恶。善与恶从哪里辨别？在于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不把上天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就会不公；不公就不能明察。不公而且不明察，就会不知道善是善、恶是恶。善人未必得到赏赐，受到赏赐的人未必是善人；恶人未必受到惩罚，受到惩罚的人未必是恶人。更严重的是，明知不是善行，却因私人的喜爱而施赏，赏赐失当，人们就不知道该劝勉什么了；明知不是恶行，却因私人的愤怒而施刑，刑罚滥用，人们就不知道该警戒什么了。难道只是使人不知道该受劝勉和警戒吗？赏赐落到邪恶之人身上，恶党就会放纵横行；惩罚落到善人身上，善类就会消亡。百姓生活中的明显灾祸、国家家庭中的隐伏忧患，实在有说不尽的地方。还怎么能指望它成就天下的教化呢？君主掌握一国的生杀予夺，天下的治乱安危都系于此。他的赏罚竟然没有章法，颠倒悖谬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他的好恶本性真与常人不同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这是因为丧失了本心的善良。只有圣人的心，浑然都是天理，澄澈而虚静明亮。它处于未发状态时，是中正之体，如同一面空明的镜子、一杆平衡的秤；等到发动时，是合乎中节的和谐，如同空明的镜子、平衡的秤所发挥的作用。有人行善，圣人就随之赏赐，又随之歌咏、赞叹。即使有五服、五章等不同等级，也无非是根据等级不同而使赏赐有所差异，圣人本来不能任意加减轻重。有人作恶，圣人就随之惩罚，又随之哀怜、矜恤并加以惩戒。即使有五刑、五种用刑方式的不同，也无非是根据罪行等级不同而使刑罚有所差异，圣人本来不能任意出入刑罚。因此说：上天把命令授予有德之人，意思是有德者正应当受命，而命令出自上天，并不是圣人自己任命的。上天讨伐有罪之人，意思是有罪者正应当受到讨伐，而讨伐出自上天，并不是圣人自己讨伐的。《易》说：火在天上，是大有卦；君子因此遏制邪恶、彰扬善行，顺从上天美好的命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火在天上，是光明达到了极点。光明产生于公正。神妙和教化，也都由此产生。它根本上发端于内心极细微之处，落实到外在事物和行为的明显方面；起初从家庭内部的近处开始，最终风行到大海之外。只有不以私意妄加赏罚，天下才都会知道应当劝勉什么，并且乐意行善。这样，恩惠施及赏赐所能达到的地方，劝勉也施及赏赐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然而这种劝勉的效果，圣人无法知道，当事人自己也不知道。只有不以私意妄加刑罚，天下才都会知道应当警戒什么，并且害怕作恶。这样，刑罚施及惩罚所能达到的地方，警戒也施及惩罚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然而这种警戒的效果，圣人无法知道，当事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天下人的心是相同的，天下人的心所共同依据的道理也是相同的。有一件善事，不只是圣人喜爱它，天下人也喜爱它；不只是圣人想赏赐它，天下人也希望圣人赏赐它。有一件恶事，不只是圣人憎恶它，天下人也憎恶它；不只是圣人想惩罚它，天下人也希望圣人惩罚它。良心彼此感应，天理彼此相通，气机彼此迎合，自然就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就像自然界一样，阳气一经吐纳而形成春夏，天下万物没有不因此生长的；而万物所以生长，上天没有私心，万物也没有私心。阴气一经收敛而形成秋冬，天下万物没有不因此收敛、闭藏的；而万物所以收藏，上天没有私心，万物也没有私心。天地无心，却能成就教化；圣人有心，却能无所作为。因此说：圣人与昊天同一道。赏善罚恶，是圣人心中的公正；劝善畏刑，是圣人心中的不忍之心。所以将要赏赐某人，就给他增加膳食；增加膳食，就会有饱食后的赐予，由此可以知道这是在劝人为善。将要施刑于某人，就不举行某项礼仪；不举行礼仪，就撤去音乐，由此可以知道这是在使人畏惧刑罚。这又是体察天地好生之德，并顺应收藏万物的时机，本来就是为生长保存根基。圣人之心正是如此，神妙教化也由此而产生。那么，尚未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应当怎样呢？也只是善于存养自己的心罢了。必须以敬使内心正直，保存本然的善良，这样欲望就少，道理就明，动静内外自然合为一体，赏罚自然无不恰当。如果不知道根本所在，只在政务之间琐屑操持，就会支离混杂，追逐外物；还谈得上什么神妙教化呢？唉！这就是存养心性的学问之所以不可不讲，而作为君主的人尤其应当急切修习它的原因。○治理天下的大纲

译圣人用来确立人道的，也只是使它纯粹合于天道罢了，难道还有什么私意作为吗？圣人无所作为，但天下的道却都从圣人那里产生。这是一种诚的默默运行。诚真伟大啊，它难道不是贯通天人的最神妙之物吗？它使万物神妙变化，使万物合一而不可测知，并且无法用言语命名吗？所以，圣人不过是真诚罢了，天下的道也不过是真诚罢了。真诚就是唯一真实的根本，万种事物都充实周遍而没有穷尽，随处都各自充足。圣人在其中，不过尽自己的诚心罢了。他顺着万物而应对，使各自安止于应有的位置，于是看起来像是圣人有意安排，而圣人实际上做了什么呢？所以说：治理天下的大纲，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做到。唉！懂得天下最大的诚，才可以和他谈治理天下。比如丝线纷乱不齐，找到线头就能理顺；比如罗网松散无统，提起纲绳就能张开。这就是所谓治理，有形迹可指、有依据可凭，也可以实际下手施行。至于这里所说的这个‘物’，就是上天降下的本心，也是百姓所秉持的常道；统摄它就是心，保存它就是性，发动它就是情，显现出来就是行为，落实到事务上就是事。它分散而特殊，不能形成固定形象；恍惚而难以把握遵循，凭什么能够治理它呢？唉！这里本来有精微的机理，端倪无法窥见；接受天命时如同回声一般迅速响应，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人，不能和他谈这些。它日日运行而没有穷尽，流动变化从不间断；若不是天下最能通达变化的人，不能和他谈这些。它寂然不动，却一经感应便能通达；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人，不能和他谈这些。所以上古时代，民风淳厚，天地和穆，上面安宁，下面和乐，虽然还没有礼乐、文章等制度设置，但天经没有紊乱，人伦法纪开始建立，为什么呢？因为万物都有其实体和法则，各种事物都各自遵循自己的自然本性。这一真实的道理分散显现于万物之中，而精微的机理自然彼此贯通，本来不需要人为治理。到了风气日益开放、浇薄虚伪随即兴起的时候，人们烦琐讲究文辞而实际没有成效，机巧诡诈彼此欺骗而真情不能相应。有凭借博学来怀疑圣人的人，有矫饰情感而任意使用权术的人，有借助文饰、夸耀自高、虚妄张扬而立说鼓动众人的人。像这样下去，便以不真诚和虚伪率领他人，不能触动人的良心，反而只会激起人们愤懑不平的念头。天下共同遵行的大道于是荒芜堵塞，没有途径可以通行。人伦败坏、人的法纪沦亡，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有圣人出世，认为这种道理本来就是人所固有的，不忍心看它一天天陷入悖谬。圣人教人做父子，教人做君臣，教人做夫妇，教人做长幼、朋友，天下人便一致顺从。说到父亲，就应当慈爱；说到儿子，就应当孝顺；说到君主，就应当仁厚；说到臣下，就应当恭敬；说到丈夫，就应当和谐；说到妻子，就应当顺从；说到兄长，就应当友爱；说到弟弟，就应当恭敬；说到朋友，就应当守信。三纲由此端正，九畴由此有序，万物处于大和之中，天下的大纲也就如同丝线理出头绪、罗网提起纲绳一样。圣人凭什么能做到这些呢？天地之道，对万物始终只有一个真实不二的诚。圣人用知来认识它，用仁来实行它，用勇来坚守它，使自己纯粹合于天道，也不过是真诚罢了。真诚就能精微，精微就能探究深奥、通达久远，从而察知事物的机微；真诚就能变化，变化就能相互参验、错综交织，从而研求事物的机微；真诚就能神妙，神妙就能同时存在于各处而不可测知，从而使机微发挥妙用。正因为把握了机微，所以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治理天下的大纲，也自然能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为什么呢？上天降下的本心和人所秉持的常道，是天道，是一个真实的道理，是人人共同具有的。上天不容许虚伪，真诚不可欺骗。逆着它施行，就会彼此违背冲突；顺着它迎合，就会彼此喜悦而趋向它。这既是道理，也是形势。圣人用真诚治理天下，天下也用真诚归附圣人，这就是天道的机微彼此感应，除了一个诚字之外没有别的事情。人们看到仁慈与孝顺相合而成为亲亲之道，便有了父子的纲常；仁爱与敬重相合而成为义，便有了君臣的纲常；和谐与顺从相合而成为区别，便有了夫妇的纲常；友爱与恭敬相合而成为次序，便有了兄弟的纲常；彼此交往而守信，便有了朋友的纲常，于是说是圣人能够治理这些纲常，却不知道这五种伦理本来就是人人自己具有的。圣人以诚率领他们，人人又以自己本有的道德来响应，往往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如此。假如人人本来没有这些纲常，而圣人只是想把它们整理出来、制定出来作为法则，那就是强行造作，将凭借什么来制定呢？假如圣人的诚还没有达到，却想把这些纲常整理出来、制定出来以示范天下，那就是袭取模仿，又有谁会相信他呢？所以，必须能够赞助幽微、贯通光明，然后才会有龟卜蓍筮的形式；必须能够识察微末、穷尽变化，然后才会有文字契券、章程制度的形式；必须能够调理性情、使其协调，然后才会有歌咏、鼓舞的礼节；必须能够包容万物、曲折成就，然后才会有权量、尺石的制度，以及法度礼籍的准则。因此说，圣人不过是真诚罢了。真诚本身无所作为，所谓有所作为只是它留下的形迹，而真正治理天下的根本并不在这些形迹上。君子如果考察到这些道理并有所领会，那么大概就可以通过子思的话，获得圣人治理天下的实质；至于圣人首先确立真诚这一点，也自然不能不努力实行了。《方山先生文录》卷第十七 ●《方山先生文录》卷第十八 论三 ◆论三 高帝 文帝 武帝 宣帝 季札 石奢 张良 贾谊 疏广、疏受 王通 韩愈 苏轼 王安石 ○高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