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

译●《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 序二 ◆序二 《送马西玄序》《送周兴化序》《送王汝中序》《送乔户部序》《送李参军序》《送陆思南序》《送胡肇庆序》《送蘓绍兴序》《别西盘张公序》《送姜约父序》《送刘学正序》《送郭副使序》《送傅副使序》《送李布政序》《送丁孤山序》《送唐布政序》《送马西玄序》天下的道理，聚合起来才能开辟，精纯起来才能感化万物。万物同类一起运动，本末相互感应。幽深玄妙的道理，微妙地贯通而不可解说。所以阳燧见到太阳就能燃烧，方诸见到月亮就能流出水来。那种贞正光明的本体，何曾需要斤斤计较于干燥、炎热、潮湿、润泽，来炫耀自己的功用呢？正因为它聚合水火的精气，使精气专一、精神相应，所以能够开辟和感化，而彼此之间并不能相互说明。因此，有道德的君子超然于世而藏其功用，修养自身并以身作则；时机运转却不张扬，教化流行却不自居为主宰；遵循实际而不居功，不追求虚名，关键在于长久而不喧哗于眼前，所以最终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这样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我年轻时听说关中多有才德之士，心想其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人。等到长大后游历京师，才更加熟悉听闻各位名公，而西玄公就是其中之一。公如今由南京国子监祭酒升任礼部侍郎，人人都说公一向明晓礼乐，必然会修饰仪式、铺陈文辞、增加繁复礼节来彰显盛美。我私下观察公，难道公心中真有更深的用意吗？自从太上忘言的境界以后，回头便不能再恢复到无言的教诲了；它的旨意越来越遥远，于是博学而怀疑圣人、以华丽虚妄之辞胁迫众人的人，往往列举道理而议论，分立门徒而争辩，以求在天下取得名誉，学术日益分裂，人才日益衰败，到了今天，我更加难以说清了。公任祭酒时，像山峰一样巍然挺立，行为合乎规矩，仰望他的人自然受到法度影响，亲近他的人也自然懂得礼仪。数千名学生仰慕他的风范，日有所改、月有所化，大都各随自己的才性而获得成就。譬如蒲且在苍穹之下射取飞鸟，詹何在深渊水泽中射取游鱼，精神所到之处，哪里还需要借助言语呢？公是古代雍州的豪杰，懂得知行合一而不刻意求助，前后贯通；至于偏全、同异的辨析，难道不能剖析细微之处，修饰辞说来争立门户、夸耀徒众吗？公实在是看见实行应当敦厚，而改变和推动教化的关键不在那些地方，而在这里。所以我知道公这次出行，必然是要以教育国子来辅助礼乐，体察中和之道，探究制作礼乐的根源；所谓德行成就为上，技艺成就为下，在这里更加可以看出区别。过去有虞盛世，舜命伯夷掌管礼仪，后夔掌管音乐，除“虔敬、清正、正直、宽厚、刚健、简约”等几句话之外，没有听说更多的政绩。何况如今圣天子以专一敬诚传授心法，礼乐已经明备，公从容地辅佐赞襄，又有什么可做的呢？我记得曾见到公，常常惋惜贾谊的才华，却推重汉文帝的见识，说他爱护百姓、休养生息，使天下富庶，几乎可以达到成王、康王的境界；难道真是因为礼乐还来不及施行才这样吗？其实也是因为和气调畅、嘉美的生命得以生长、民心喜悦，礼乐才有施行的基础。公就这样前往吧！汉代旧日的故事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虞舜在上，可以辅佐上天完成政务，使神灵和人都和谐。《送周兴化序》前年，司法部门审议皇亲国戚的案件，因宽缓的诏令而释放出来，其中若干属官被调任外地，淀山周君也在其中。周君担任邓州知州后，不久又任汝宁副职；汝宁、邓州都属于河南，连年歉收，赋税徭役屡屡加重，周君尽心尽力，专门致力于使百姓生活、保全安全，只要是可以做的，就不拘泥于文书、不受世俗牵制。因此百姓都爱戴他，竟不知道他曾经是执法官吏。后来他升任南司空屯田郎，刚到任便整顿革除奸弊，果断实行，不被身边的人所动摇。薛子因此更加信任他。如今他被提拔为兴化知州，我乡里的士大夫说周君是我所了解的人，便托我赠言。我不才，于是告诉他说：如今天下士人都诵说孔子，在六艺各科中显得文质彬彬，动不动就以圣人的轨迹自许，谈论治理必然称说先王；按理说，在位者应当多是君子，吏治应当蒸蒸日上，百姓也应当安宁，然而现实却最终分离崩解，乡里充满怨恨、叹息和忧愁，辗转流离以至填沟壑的人更是没有尽头。难道是气运有升有降，叔季时代终究不能追及上古盛世吗？所以那些谈论道德的人，是不是荒废了自己的职责？还是因为专务浮华、缺少实际，只有文饰器具而没有恻隐之心？大概也是人事造成的。否则，史书称汉武帝时代，对外抵御夷狄，对内改革法度，建造明堂、建章宫、柏梁台、承露盘，各种创造制作每天纷纷进行，百姓因此困敝，而当时却很少有人能以治理教化著称。只有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儿宽，都是儒者，通晓世务，熟悉法令，以经学修饰政务，百姓因此得以安定，天子也倚重他们。当时怎么会有这种祸患呢？如今这些学士反而以谈论汉儒为羞耻，而探究体用关系，却似乎还不如他们；由此可以看出华饰与实际的区别，以及民生祸福所系之处。我看淀山君敦厚务本、崇尚实际，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原则，平日留意风俗的淳厚或浇薄以及百姓的疾苦。他的思想和考虑如此恳切，难道是投机逢迎、随世俗以求功名的人吗？这次他去任兴化知州，兴化是闽粤著名的郡，家家从事儒业，古人称它为海滨邹鲁。周君以诚实之心治理那里，广泛访求民间疾苦，观察并采纳民间歌谣，亲自率先实行理学，以引导士人的趋向；不高高在上地矫饰名声，也不偷偷摸摸地迎合习俗。这样，他使人信服，大概又不只是像在汝宁、邓州那样容易；如此一来，汉代良吏实在也不足以相比了。我因此预先向周君祝贺，也借此向兴化百姓祝贺他们得到了一位贤能的大夫。周君，前去吧。《送王汝中序》

译王子汝中将要到京师奏报政绩，向薛子询问赠言。薛子说：“汝中是阳明先生的高等弟子，哪里需要我的话呢？虽然如此，我也曾私下观察过你。周朝末年，孔子开始出生，汇合羲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编次《易》《书》《诗》《礼》《乐》《春秋》，用来教化天下；天下那些询问德行、请教学业的士人，纷纷归附他，一时大约有三千人。孔子虽然被困于匡地，在陈国受困，向七十多个国君求仕而不被任用，历经艰险，却始终弦歌鼓瑟，不能忍心携带异志、背离师门。他们爱好师门之道，就像众人共同饮用江河，各自都能取足所需；无论成就德行还是通达才艺，没有一个人被弃置不用。然而孔子当时仿佛不能说话，他的门人却说：‘老师是想不说话吧。’大概正是默默成就教化，不用言语而使人信服，所以圣人的道最终在天下大为昌明。孔子去世以后，他的门徒离散，分别居住在诸侯国中，各自用自己的学说教育弟子。道统源头渐远，末流更加分裂，虚妄的篇章彼此乖离，粉饰空虚、煽动众人。于是庄周、列御寇、荀卿、李斯之流，往往附会孔子，放纵自己毫无顾忌的言论，使道术日益纷乱分裂，最终酿成坑杀、焚书的惨祸，先王的美好教训几乎化为灰烬。这难道不是多言造成的祸害吗？幸而道根源于上天，上天不止息，道也不会止息。” 汉代的董仲舒、隋代的王仲淹、唐代的韩退之，都曾在其中逐渐倡导已经断绝的学术，延续到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终于建立图说、撰写论著，使这一道统得到很大的阐明。后来各个门户竞相兴起，分别聚集门徒、对立争胜，议论越来越多，党禁随即形成。唉！这难道真是上天造成的吗？归根到底也是人事如此。到了我朝明朝兴起，高皇帝阐明正学，崇尚真正的儒者；当时辅佐开国的元勋、侍从诸臣、百官和普通士人，都敦厚务本、崇尚实际，诚恳质朴而不浮华，学术风俗渐渐和三代同样淳厚。后来人文日益衰败，学者颇好追求奇特胜异，于是夸耀文辞的人，缀辑秦汉晋唐的糟粕，却完全不知道探究身心性命，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那些高谈理学的人，又往往专门详谈德性、易简之说，把气节、文章、政事一概看低而不谈，只主张不偏不倚，既不轻信也不果断，而只说义理所在；许多事情都宽泛略过，言语实践占十分之九，亲身实行只占十分之一。只是这样无法真正调和众人的心志，于是群议喧哗，还没有达到以至诚感动物类的境界，就忽然已经形成江河相互冲激的局势，我实在不知道最终会怎样。唉！这难道是祖宗培养士人的长远谋划，以及今天皇帝以专一敬诚传授心法的风范、治理天下的初衷吗？” 汝中诚恳地谈论学问，不安于凡俗浅近；那么他用来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学问，究竟将如何达到终极呢？回想过去，我任慈溪县令时，唐应德对我说：‘山阴王汝中，值得专门去拜访。’后来我改任江西学官，罗达夫又常常问起汝中的议论和日常起居。如今我们同在留都任官，又见留都的士大夫，从邹东郭以下，多与王子相交往。一个时代中那些立志求学、喜好修养的人，如此勤勉地仰慕汝中，难道会没有原因吗？汝中一定已经在探究事物的隐微，并且谨慎选择自己的趋向。至于他任兵部官员，掌管车驾、武选，那本来是王子的余事，不值得称道。我所要说的是王子所从事的学问，以及世道最为相关的事情，因此借赠行之机，请他也考虑如何处置我。” 《送乔户部序》

译陶唐氏以前，人人都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都想着奋发建立功业；即使周旋于玄妙的造化、极力辅助万物生长，也把它看作平常的本分，不知道有功劳，又哪里知道什么叫奏报功劳呢？到了虞舜时稍有不同，所以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便升黜幽明。”然而在那个时代，掌管水土、教化、刑法、工事、山泽、礼乐、进言等事务的官员，只要能够胜任职守，敬慎恭谨、同心协力，济济一堂而彼此谦让；即使有时辅佐上天完成政务，又何尝向上级自我夸说呢？后来夔击石、拊石的说法，解释者认为是《益稷》篇文字的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到了周代，考核官吏的制度完备，月度汇总、每日成册，每年由太宰会计并执掌文书，向周王报告官员的任免、诛赏；其中的意义已经逐渐远离古代。然而按照德行、功劳和才能，士人各自知道奋发进取的方向。汉唐以后，考核簿册只剩下形式，哪里只是夸耀功劳、炫示才能，还免不了粉饰名声、巧妙经营，以求邀取上级赏赐；华饰与实际的长短混杂，次序颠倒，于是开始远离古代太多，人才日益衰败，世道也因此流于下衰。这难道真是古今人的才具互不相及，而上位者终究不能振作激励他们吗？大概是顺从世俗、苟且偷生，只想着便利自身、谋求私利，形势和趋向相互汇合，不知不觉竟到了这种地步。世上如果有贤者，秉持道义来治理教化，远观全局、广泛施行；他看待天下之事，即使前后相隔千百世，和自己完全不相合，稍有不合心意，便只想重新订正、倒转安排，何况亲身遭遇这样的事情，难道还要等待上位者逐项考察、按时考核吗？” 近来我看到三石乔子博学经籍，雅志在于先王之道，实在是一位贤者。他出生在关中；关中号称人才众多，他一出仕便凭借祖业应试，有司首先录取他的姓名，后来又进入南宫考试，向宫阙献策，最终都取得高等名次，他的声誉本来已经十分显赫，足以使人听闻。可是他不向权贵献媚，别人置身通达显贵之位，他却只在南方任官；南方又由户部掌管钱粮出纳，主管会计，凡应当整顿振兴的事务，他都尽心竭力办理。三年之后报告完成的政绩，按制度应当到铨司接受考核、登记并奏报。制度规定应当做的事，乔子已经做了；至于制度没有规定、而乔子对天下大事又不能不思考的地方，他难道没有希望一尽心志、贡献情怀吗？古代把陈述意见和考核功绩同时举行，如今陈述意见已有专门官员，进言的制度只是沿用旧例；乔子的行动难道也将只满足于照办旧例吗？过去贾谊离开长沙一年多，汉文帝在宣室召见他，谈论到深夜，皇帝移席靠近他；然而最终没有谈到过去所说的治安之策，汉文帝为此叹息。难道贾谊通达之后的见解反而不如从前，而对把火放在柴薪下、祸患将积累爆发的忧虑漠然置之吗？其实贾谊也是顾忌绛灌、东阳侯冯敬等人仍在朝列。如今当权者以及各部门官员，确实都是能够长久培养人才、爱护贤才的人，大概不是汉朝公卿所能相比的。”},{ 近来正值战事交错，边境一带各镇势力单薄，如果不设法治理，怎么行呢？乔子生长在西北，熟悉并且厌见这些情况；再加上东南民力被冗余的粮食供应拖累，空尽织机、倒空粮仓，也不足以供给征调输送的需要，而逐项核算追究下来，总归都是虚耗。这又是他任官历事多年后深深忧虑并加以概括说明的问题。要想变通处理政务，谋求长久安定，难道能不请谋划朝政的人共同商议一番吗？《易》说“艮不出位”，《洪范》说“稽疑”；士人和平民都可以参与谋划大事，何况如今身居禄位而无须忧虑，无论职位高低、待遇丰俭，都确实没有不在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乔子精通其中的道理，可以说这件事“谈何容易”，难道就因此推辞而不去做了吗？关中诸位君子在南方任职，请求我写几句话赠给乔子；我只是希望贤者除了日常职守之外，还能承担更多责任，至于晋升考核、按次进用之类的话，想来正是他所厌听的，所以就不说了。送李参军序 我年轻时就听说海虞有一位李文安公，说他以进士身份起家，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做到礼部尚书。正德初年，正逢逆贼刘瑾扰乱朝政，李公坚持正道、不肯屈服，于是辞官归去。刘瑾被诛后，朝廷下诏起用李公，他仍不肯出仕，世人称他为“石城雪樵”，他的风操节义由此可想而知。我大概未能见到他；如今却见到了他的儿子学樵君，难道还不能聊以自慰吗？学樵君凭借父亲的荫庇成为太学生，被授予光禄署丞，改任上林苑监，在宫禁近侧出入了若干年，最终改任南右府经历。大体上士人重视京城内任而轻视外任；南方虽是旧都，距离今日的京师却远在二千里之外，那些奔走求取仕进、依附权势的人，看待南方任职，简直就像看待外省一样。我反而乐于在南北任官，其中的心意，哪里是寻常浅近之人能够测度和理解的呢？我曾观察自古以来世代为卿、名门大族的子弟，凭借祖先留下的余荫，乘坐涂朱车毂的车辆，起初并不是不显得华贵耀眼；但沉溺其中而不知停止，终于给自己招来忧患。像晋国栾氏、楚国子文的后代，后来又能依靠什么呢？学樵君以安静恭谨居于职位，以战战兢兢的态度履行职责，以退让谦逊来保全操守，他真正继承了雪樵氏的遗风，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宋代的吕原明、张敬夫，也都是凭恩荫补授官职；他们不但善于任职，而且无愧于正献、忠献二公的遗风，并且献忠、献二公的后代以及我们这一道统的传承，最终也都有所依赖。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成为那些值得仰慕的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难道不可以预先期待吗？您这次在京师考核政绩，乡里的学士大夫嘱托我赠您几句话。您一向厚待我，我不敢以浅薄之言应付您，所以写下这些话送给您。至于勉励您勤于任官、获得优厚赏赐，自有通常的典章在，我就不写了。送陆思南序

译晋川陆子任南台御史又过了一年，奉命巡视江上，整顿法纪、举荐贤能，很快使风气震动整个地区。铨选官员的部门认为思南远在边远地区，华夷杂居，动不动就有警报，如果不是有才干声望的人，很少能够使人服从，于是商议选派有才干的御史去镇守那里，便提拔了晋川子。临行之日，乡里的学士大夫中在南方任职的，都称赞他的才能而惋惜他的离去，便请薛子写几句话赠给他。薛子说：“古代所说的才只有一种，今天所说的才却有两种。古代的才，是确定的名实；今天的才，却常常只是虚有其名。因此，高阳氏的八位才子、皋陶所说的九种德行，归根究底是一回事。到了后来，敬仲凭借扶持正义而使齐国兴盛，子产凭借善于修饰文辞而捍卫郑国，君子谈论他们的才能，尚且不能没有不同意见；何况那些办理文书簿籍、呈现才干只在于简明扼要和机巧熟练、出入于权变机数之中的人，他们的才能能够用来达到长远目标吗？所以说：忠诚信实、笃厚恭敬，即使到了蛮貊之地也行得通，这才是古人所谓的才。又说：启明星那样显明，外表恭敬，静默时说得很好，实际行动却常常违背，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不是才。况且如今的风俗习惯距离古代已经十分遥远：削平棱角、雕饰繁缛，使浑厚质朴日渐散失；繁多的文章和琐细的礼节，使敦厚宏大的风气日渐衰薄。彼此倾诉衷情、恳切相待，大家一同饮酒以求和睦，暗中却排列着刀枪；扬眉激昂，倡言正道，纲纪法度却全都丧失。” 大体说来，中原已经十之八九是这种情形了，那么今天所谓的才干是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了。偏远荒僻的部落，虽然被称为昏昧顽钝，却还保有戆直、朴实、简略的古风。用诚信来率领他们，很少有不使他们信服的。孔子忧虑文饰胜过质朴，所以才那样恳切地想要浮海居住到夷地去；有见识的人知道，这并不是假托的言辞。从前成都杂处着夷人，文翁到那里以后，人们都兴办学校；渤海郡发生盗乱，龚遂到任以后，盗贼都改做农民。这两件事人人都知道。他们何曾夸耀技能、炫示智术，鼓动变更改革来改变人们的视听、控制他们的利害呢？不过是内心诚恳朴实而不加华饰，不背离忠信笃敬的教诲，差不多就是古人所谓的才罢了。姑且说晋川子初次出仕，任玉山县令时，我曾进入他的辖境一次，看见居住在那里的人有歇息肩担的快乐，出行的人有道路通达的愿望，玉山百姓都歌颂他。等到他被征召任南台御史，我又看见他慷慨明达，以法度操守自持，南方的士人没有不认为他合宜的。这又哪里是装饰感情、修饰仪容，靠袭取模仿和矫揉强作所能做到的呢？今天的思南，本来就比成都、渤海更为遥远；那里的百姓戆直、朴实、简约，比起江南江北的百姓来，更容易使人信服。晋川子如果依循自己一贯的操守前往，那么汉代贤良的二千石官员所施行的治理政绩，将会再次出现，而忠信笃敬的才德也将在那里再次得到验证。” 将来如果援引汉代的旧例，让公卿从被举荐的人中选拔人才，晋川子又哪里会谦让呢？送胡肇庆序 从前成周盛世，敦厚地遵循教化法典，凡是公卿大夫和元士的嫡长子，都按年龄考察入学，与俊秀之士一同进用于朝廷，所以召虎平定淮夷，君牙继承职事，德行世代相承而更加美盛，天下人称他们为世代承袭的重臣。到了周代末年风气衰败，教化变得奢侈华丽，又重蹈商朝末年的旧习，于是《诗经》讥刺尹氏，《春秋》厌恶宋国；世代做大夫、拥有功勋门第的人家，子弟便与选举出身的人分为不同等级，而尊崇德行、表彰贤能的意旨日益衰微。我因此常常感叹，宋代的吕原明、张敬夫，确实足以继承正献、忠献二公的事业；世代享受禄位，何尝会成为人的负累呢？我刚到弱冠之年，就听说胡端敏公的名声；至于他揭发宸庶人的叛乱情状，以及议论哈密之事，我没有一次不想见到他的胸襟和面貌。后来，他的儿子颜溪君任南宗人经历，我与他相见并谈论事情，知道他非同寻常，我本来已经庆幸贤者有了后代。今年冬天，颜溪君拿出端敏公的年谱和任官经历，对我说，我为端敏公作传还没有写成稿，而他恰好升任肇庆知府。有人说，近年来铨选官员的部门用人重北轻南，凡是南方官员外放任职，大多派往遥远偏僻狭小之地；至于承袭荫职的人，又根据其先世家族的存亡盛衰来决定轻重。肇庆是岭南东部的名郡。端敏公已经去世，颜溪君又孤苦贫困，而且还是南方官员，他凭什么能得到这样的任命呢？” 我认为，上天设置君主，君主任命宰相，以及设置大小官员和各类执事，都是为了百姓罢了。古代做官的人，在朝廷内任卿士，在地方外任岳牧，入朝就辅佐治理，出外就巡行宣达政令，彼此协同恭敬、和衷共济，各自尽到职责，以求取得政绩，本来没有内外、轻重之分。自从依仗权势、夸耀宠幸荣耀的人兴起之后，于是重内轻外；为民办事的最初意旨也逐渐消失殆尽。于是，把被派往荒远之地说成“投荒”，把外任升迁说成“登仙”的说法在天下蔓延，士大夫曲意寻找趋避之道，安然置之不理，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两都同样重要，隐约如同周代的丰、镐二京，但用人者仍然区分彼此，这本来就是形势造成的。然而，这难道曾经有不可改变的定规吗？大概铨选官员的部门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就衡量德行来任命官职，估量才能来授予职务，只看这个人，而不看他所在的地方；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就拘泥文书、牵就世俗，沿袭弊端、承袭错误，那就更糟了。这样将会善恶混淆、贤能和不肖颠倒；归根究底，难道只是把南北分作轻重而已吗？颜溪君古雅端正，不迎合时俗，初次出仕任北督府经历，就已经与权贵发生抵牾，请求到南方任职，已经很有端敏公的遗风了。铨选官员的部门于是向朝廷请示，最终有了这项任命，这大概正是表彰贤能、继承先德的意思，所以不以南北为区别，也不受科举出身或荫袭身份的限制，不能说不是衡量德行、估量才能的任命。” 既然如此，您此次前往，难道不会有天明即起、勤勉不懈的心志，并且以古代豪杰自我期许吗？只是您的先公曾经治理太平、宝庆、德教三地，夷民都归顺效忠，广西、湖南至今还称颂思念他。您如果承继并实行他的做法，那么肇庆与这两个郡相比，尤其容易治理；一举便可使忠孝两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您正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追踪张、吕二人的事业，远远继承召公虎、君牙的遗风，从此不断进取，谁说古人终究不能赶上呢？您的同僚朋友相继请我写几句话来赠您出行，您一向友善地对待我，所以我特意不以世俗的标准来期望您；您或许还会因此相信我的这些话吧？” 送蘓绍兴序

译从前许昌靳裁之先生说过：“士人的品类有三种：以道德为志向，以功名为志向，以富贵为志向。这话难道没有概括天下人吗？但是，它可以用来谈论世情，却还不能用来品评士人一类。”孔子说：“行为要有羞耻之心。”孟轲说：“即使没有恒产，却有恒心，这样就可以看出士人的道理了。”大概一定要有羞耻心、有恒心，这才是以道德为志向，才可以称为士人；否则，即使以功名为志向，他的内心和行迹之间也不免有可议之处。像这样，难道以富贵为志向的人也可以列入士人的品类吗？伊尹、周公辅佐商、周两代，治理艰难、拯救危困，功业覆盖天下；伊尹做阿衡、周公做冢宰，地位达到人臣的极致，他们的功名富贵，后世没有人能够超过。可是，他们的志向究竟是什么志向呢？考察《伊训》《周诰》，其中凡是用来积蓄谋略、发动思虑、辅佐上天完成政务、使万民安康的内容，全都只是这一道德罢了。最终功业成就、名声树立，而富贵随之而来，本来就是顺势推行而不能拒绝的结果，何曾先有意去迎合它呢？无奈世道日益变化，人心沉沦陷溺，不但道德的风尚逐渐消灭，就连想凭功名来显现自己的人也大多难以找到。唯独追逐富贵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只要能够得到它，什么都做得出来；于是有人借道德来装饰自己，猎取功名来彼此夸耀，而凡是用来向世人炫耀自己的事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归根究底，没有一样不是在为富贵打算。” 从今以后，天下恐怕将没有士人了，那么百姓沉沦受苦，谁来救助他们呢？如今皇上忧念百姓，空出席位寻求人才，下诏给铨选机构，大力考核官员的升降，慎重选择地方长官，以慰藉内心的忧虑。正是在这时，苏子于是被提拔为绍兴太守。绍兴是浙江的名郡，当政者难道会随意授予他而姑且让他试任吗？实在是因为苏子曾任御史，后来被贬，又起用为南京兵部官员，每逢聚集门徒讲论，总以“有教无类”自负，料想他或许是有志于道德的人，所以有这次提拔。他此次前往绍兴，绍兴是阳明王先生的故乡；王先生的嘉言善行，本来就是当地士人所熟知并熟习的。您若能以诚心使他们信服，在上能取信于朝廷，便可顺应人的本性开导百姓，依据当地风俗施政，那么一个郡恢复三代之治，本来可以坐等而成。否则，我恐怕满庭冠巾鞋履之士，大多都没有实际才干，反而会成为治理郡政的负担。我想起汉代盛时，有很多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其中在蜀地的文翁尤其著名，难道是因为兴办学校、培养士人可以放在后面吗？实在是希望在名与实、真与伪之间，先从内心探求并辨明罢了。有人说，道德和功业各有适合的时代，而庸俗之士如果不知道变通，唉，难道真是这样吗？三代的民心，贯通古今始终如一；信奉道义、守持德行的士人，本来从未因风俗而改变。至于所谓“功力”的说法，不过是邵子关于衰世的议论，怎么能仓促地把它当作依据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何况我朝祖宗一向专任道德，慎重对待郡守县令。陶公安守饶州，后来被召入朝任学士；刘公观任嘉兴太守，后来入朝任司徒。如今皇上效法祖宗以求达到治平，只是忧虑没有这样的人罢了。如果有这样的人，一定会显著地成为举荐的第一人。太守是一方的长官，拥有百姓，也关系着国家。即使伊尹、周公的事业也是从这里起步，而“有教无类”又正是苏子自负之处。因此我也要以孔子、孟子所说的士人标准来期望您。难道您能够不相信我的话，却又自负自欺吗？○别西盘张公序

译天下士人相遇本来就难，彼此信任尤其难。不生在同一时代的人，固然受世代先后的限制；生在同一时代的人，又往往被声教地域的隔阂所阻隔。因此孟轲私下以古人为师，遗憾自己未能成为仲尼的门徒；吴国公子季札已经出使中原诸国，却仍不能列于颜回、曾参门下。这难道还不能说明相遇并不容易吗？生在同一时代，又彼此交往周旋，但有时意气尚未相投，有时始终也未能彻底了解。所以狐偃跟随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等重耳回国后，仍然沉璧发誓；吕申公举荐常秩，常秩最终改变节操，而吕申公终身抱憾。这难道不更能说明彼此信任尤其困难吗？我张旗少时贫贱，所学又与时俗不合。等到奔走仕途，言语行为多次违逆世俗。公卿大臣的门下，没有可以凭借来进身的关系，也不敢存心求取声名。然而对于天下贤人君子、耆德元老，只要从士人中有幸结识一位，我内心便总是向往，也不忍果断地自暴自弃。如今西盘公生长于三晋，居住在平阳、蒲阪之间，禀受三光五岳的完美气质，承袭陶唐、有虞氏的遗风，是当世大儒、当时名臣。大概是文清公之后再次出现的这样的人。我曾希望能够见到您，却不敢确定一定能见到。今年春天，朝廷按制考察京官，正逢南京太宰出缺，难以选择合适人选。天子特意从家中起用您。此时您年纪已经七十六岁，听到诏命后不远数千里，奔驰而来。我当时跟随各司官员到龙江关上迎接您，入靖海寺行礼。您对我说：“您是考功郎中吗？人才难得，而一生的废弃，却在一旦之间决定，难道可以轻率地处理吗？百姓的疾苦，而一条道路上的哭声都系于一人，难道可以轻率地把他留下吗？您一定要有一种出于不得已的心情，然后才可以承担这项职务。”我不敢回答。后来私下思考，天下的事情，必须彼此相遇后才能共同成就，必须彼此信任后才能谈得上相遇。如今既然已经面对这件事，初次相逢不过早晚之间，却想决定人才的去留，难道能默默无言吗？于是上前致辞说：“我不敢辜负这种心情，不敢辜负人才，以至于辜负朝廷。像您这样，平生道德在士林中，功勋声名在朝廷和民间，如今晚年出仕，无非是为国家打算、为百姓打算、为人才打算。我又怎么忍心辜负您呢？”您说：“我也了解你。即便如此，还是要慎重啊！” 您到任后才五天，就会同右都御史石冈王公、佥都御史石渊傅公以及大小九卿，召集文武各司共同议论这件事。我侍立在旁，参与听取对官员可否任用的考核。平素核查事实，您兼听并观，反复参驳，斟酌权衡，降黜的数目才确定下来。当时是四月六日。这一天，您督促我，从夜里一直到天明，写好奏疏，派官员乘驿马兼程进呈，终于获得皇帝批准的旨意，下令太宰向南京各部咨询，再转行各官，恭敬遵照制度办理。后来北方御史桂某弹劾我任意行事，不足以担当考功的职务，又诬陷我初次出仕、改任官职的缘由。奏疏呈入后，仰赖圣明，考虑到考察是重大典章，不准轻易改变，只责罚我并补任外官。我听到消息，感激而又恐惧，于是解下官印回乡。我自知资质浅薄，素来声望很轻，不值得议论。初次出仕、改任官职的文书档案都在，也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只是想到您以恳切的心情为国为民，以拳拳之心进用贤才、黜退不肖，而我奉行办事，如果万一真如弹劾者所说，那么当初见您时所致的言辞，岂不是用大话欺骗了您吗？这实在令人深为恐惧。您平素胸怀天下，留意人才，虽刚到任不久，却已对南京官员的贤愚了解十之八九，您本来有足够理由相信我。即便如此，哪里敢说一定如此呢？我如今要回去了，离开您的日子也远了。然而上天保佑纯德之人，以培养国家元气；潞公再次出仕，司马君实又任宰相，您的仕途本来还没有尽头。还希望您在南京时向南京人询问，入朝后向朝廷官员询问，将来优游林泉山壑时，再向道路上的人询问。我虽然鄙陋，过几年后，事情自会得到公论；至于今天的举措，希望确实没有辜负您，我也可以因此相信自己。话语写在这里，明白如契约；我拿着它交给您，拜了两拜便离去。○送姜约父序

译天下的士人，有名声也有实际；名声与实际之间，正是诚实与虚伪的分界、疑惑与信任的开端，也是天下治乱产生的根由。若说有实际便必然有名声，那么东家之丘、鄹人之子孔子，起初未必有名声；若说有名声便必然有实际，那么博学、操行坚定、聚集门徒形成党徒的人，到最后未必有实际。因此，致力于实际而不追求名声的人，可以同他谈修养自己；依据名声而一定要求实际的人，可以同他谈观察人物。否则，弄虚作假者将自欺欺世，追逐名声者将随俗而丧失真性。天下的事情大概会一天天走向虚伪，却不知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过去孔子去世后，门人认为有若像圣人，曾子认为不可以；子夏对西河人所推崇的圣人也产生怀疑，而同列的人反而责怪他。这可以看出，圣门之学必定考核实际，即使对于相近相似、仿佛有些像的人，也不容稍有宽假。在家居时，彼此以实学规劝；出仕后，彼此以实政相期，不做虚浮而无益的事情，就像宫室、舟车可以用来发挥实际功用，布帛、谷粟可以使生活富足，而养育生民的道路一日也不可缺少。既然如此，有志于此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人，难道可以随意从事而不知道反省推究吗？起初我在江州求教，往来南昌两年多，姜约父却一直吝于让我见到他。姜子考中进士，在溧阳任县令三年；我因考功获罪被贬归乡，路过溧阳境内，姜子留住我，我感到奇怪，便询问原因。姜子说，近世讲学论道的士人接连兴起，但大多没有实际。过去我居住南昌时，虽然不应当因此怀疑薛先生，却也不敢贸然前去求进。如今已经过了几年，想来您也已经久负盛名了。于是他拿出自己的著作，同我商议辨析义理，连续两昼夜，共住了两夜，不愿让我离开。此时姜子因治理政事的成绩最为著名，被召入朝将要启程，薛先生便告诫他说：“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志向。各部门各官府，无论地位高低，都可以实行志向；但有时会被形势所阻，不能自行实现，这种情况或许有之。至于志向既可以实行，形势又能使它充分实现的，宰相以下，没有比台谏和铨曹更合适的了。您这次进京，不任铨曹，必定任台谏。铨曹掌握人才的任用，君子和小人的进退，天下的治乱安危都系于此。台谏主持国家大政，是非可否的议论，天下的治乱安危也系于此。这两个官职，本来就是天下最重要的选择。如果身居其职，却不能对于人才和国家大事做到极其公正明察，考核实际，那么巧诈就会横生，真伪就会混杂，爱憎之人争相进用，善恶便混淆，天下还将依靠什么呢？过去宋仁宗朝，司马文正公说过：“国家只采纳名声而不采纳实际，只惩罚文辞而不追究意图，那么天下人都会粉饰名声以求取功劳，玩弄巧言以逃避罪责。”唉，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难道只有那个时代如此吗？正统年间，王文端公任太宰，凡台谏官出使归来，必定让他们报告所考察的人才高下，以备擢用。一时号称用人得当，而争相进取的风气顿时止息，实在是因为当时台谏官各自廉察访求，得到了真实情况。姜子从居家食禄到初次出仕，一直以来，在交游往来之间尚且核查实际而不轻易结交。何况如今将要升任重要枢机，登上言官之路，他难道肯随众人称誉而附和吗？我看那些守持贞正、自我操守、违逆众人而特立独行的人，您一定能够辨认出来，贤者将有所依靠；那些炫耀奇异以哗众取宠、培植交情以买取声誉的人，您也一定能够辨认出来，不贤者将有所畏惧。您这次出行，意义实在宏大，我难道能默默无言吗？特意写下这些话等待验证。○送刘学正序

译如今任用人才的人，常常忧虑人才不足；入仕的人，也常常忧虑没有得到机会。其实人才从未不足，入仕者也未尝没有得到机会。只是平时没有预先储备培养，临到一旦之间才仓促选取；任职时不能尽到职责，却只计较官职的高低。于是用人者发出人才不足的叹息，入仕者产生怀才不遇的哀叹。为什么呢？只顾眼前应付而不考虑长远，事情发生后仓皇处理而不谋划开始，忙于经营自身和家庭而疏忽义理之道，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大多如此。我不才，曾奔走于世路，见有人谈论治理说：“民生不能安遂，是官吏治理无道；官吏治理无道，是人才不足。”又见有人自我辩说：“我的道不能实行，是我的职位不显达；我的职位不显达，是我仕途不得志。”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国家任用人才，就像木匠使用木材。木材必须预先培养，之后用作椽、桷、栋、梁、桁、栌、椽、栱，没有不合适的。士人被国家任用，也像木材被木匠使用。木材已经成材之后，再用作椽、桷、栋、梁、桁、栌、椽、栱，只需按照需要选择。过去三代盛时，家塾、党庠、术序，无处不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但仍认为这样还不够。乡里评议其中优秀者，把他们升送到司徒；司徒评议其中优秀者，把他们升送到太学。太学集中他们加以教育，经过九年，又进行两次复核，然后把评议为优秀的人报告给王，再升送到司马；司马评议其中贤能者报告给王，由王授予官职。只是当时在官府任职的人，都足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人才之盛，所以可以上比唐尧虞舜。自那以后，世道衰败，道术衰微，教师用来施教的内容、弟子用来求学的内容，已经大异于古代，而用人者又往往重视吏治、忽视师道，于是人才日益低下。即使有希望治理国家的君主，最终也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期望。因此，汉宣帝虽励精图治，粉饰作伪者仍得到厚赏；宋神宗虽有作为，偏执者仍获得特殊待遇。宣帝本来想得到一心一意的臣子，神宗难道不想得到辅佐帝王的人吗？然而最终都不能得到，完全是因为不能预先教育培养，不可能仓促办成。如今郡县各自都有学校，两京又各有太学，良好的法制和美好的意图，用来储备人才的办法已经详尽而完备。可是为什么郡县学官以及六馆的官员，若不是豪杰之士，就很少有人不把它们看作闲散职位呢？原文此处有明显脱漏、串句和标点错乱，无法据现有文字完全确定。大意似在说：这是仕途不得志的人所处的情形；士人进入乡学或游学太学，若非豪杰，很少不把它们看作虚设之地，认为不过是求取仕进而已；于是敷衍文具、因循岁月，却不知道这里正是豫章楩柟之山谷、培养木材的工虞之地。人才由此产生，职业由此关联，确实没有比这里更重要的了。若能尽力治理其中事务，既能尽职，又能储备人才，难道人体与作用之学不就在这里吗？我往年丁酉年在闽中校文，得到刘君希曾，知道他是有道之士。等他掌教元城、再教宜兴，树立人才典范，以振兴师道，监司和督学都联名荐举，认为应当得到特别提拔，却只升任南国子监学正。我本来就知道希曾所看重的正是这里，而不是那里。临行时，我将写下这番话向他求证，恰逢门人李表转达诸生某等人的请求，于是写下前面的说法送给他。○送郭副使序 那种经常变化的，是形势；不变的，是道。只看重形势而不看重道，做事便没有根本，制约也在别人手中，别人或许可以加以干预，最终必然达到人与事情都失去的地步。只看重道而不看重形势，做事便有根本，制约在自己手中，别人无法干预，最终必然达到人与事情都各得其所的地步。我常把汉代以来各地郡守长吏以贤能循良著于记载、流传于父老的事情暂且不论；从我幼年进入学校，到如今滥列仕籍三十年间，亲自受到教诲的郡守，如宜宾王公的纯正明达、和蔼平易，开州李公的端方恬淡，琼山陈公的古雅敦厚，遂昌应公的精审详密，即使拿他们同汉代贤良的二千石相比，又有什么逊色呢？大概这四位公，只求尽自己的职责而不迎合别人，所以施政措施进退有余裕，而政绩卓著，也是因为遵循了这个道理。自那以后，常州的士人议论渐多，清正的舆论日益兴起，而守郡者有的凭强横暴戾，有的靠逢迎，有的用权术。推究他们最初的意图，难道不是想厚实自己的家产，依附名流，求取美誉，以求进身吗？但最终往往因失败而离去，也是因为他们看重形势所趋，而轻视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自我承担的责任轻，就没有坚定的见解；看重趋附形势，就没有坚定的操守；依傍门户，拼凑支离，少有不失败的。于是议论者受到传闻影响，便把常州看作难以治理的郡，铨选机构也因此认为难以选择人才，不肯轻易授官。乙巳年，文水郭公以御史之名位居西台，资历声望已久，本应调入朝廷，竟特意选授此郡。郭公本来就是有道之士，清正自守、古朴淡泊，平心持己以率物，在郡三年，道德教化融洽流行，时令调和，物产丰足；其中兴学劝课、清理赋税、减少徭役、慎刑息讼、修复废置、振兴坠废等事，固然有些人未必知道，但纲要大体都已举措实行。然而郭公虽致力于自我收敛，不求闻达，歌颂之声却四处响起，荐章屡次上呈，声名赫赫，显然列于宜宾、开州、琼山、遂昌四公之间，而常州难治的名声，也在一朝之间洗雪于天下。这哪里还有别的原因？也只是郭公任道而不任势，相信自己而不迎合别人罢了。由此看来，他或许不会走向失己失人的道路，而郭公也将成为使人与事情都各得其所的人吧？如今他晋升为山东按察使副使，徐方讲武之地，正是郭公任御史时巡按的地方；当地人感恩服义已经不是一天了。这次前往，正好彰明旧日职责，以慰藉东人再见郭公的愿望；至于安定和辑，自然有无需烦劳您太多之处。但我们常州士人不忍寇恂离开河内，只希望当政者援引本始、元康年间的故事，公卿职位有空缺时，便从郭公所荐举的人中选择。这样，郭公的德行便可广泛施行，而我们常州也将长久有所依赖。郭公的门人邵进士明甫曾向我求学，他说郭公此行，我不能没有话说。我不才，私下观察郭公治理常州如此容易，又对“难治”的议论有所感触，于是得到关于道、势、人与事情得失的说法，用来回答明甫，让他写下赠给郭公，并且告诫世上从事治理的人。○送傅副使序

译我年轻壮盛时游学京师，见京师人士都盛赞傅彭原给事，说他论劾官员不避权贵，有古代谏议大夫的风采。后来因为吏部尚书夜间开启城门，交通市场混乱，选官制度于是上疏直言，终于被此事牵连，贬为县丞，随即调任胄监六馆，官职稍稍升迁为都水郎，又进为武库郎，曲折辗转了若干年。后来又因服丧离职，今年夏六月才重新补任精膳司，我也在同一天重新补任祠祭司。见到您面容苍老、相貌古朴，挺然如经霜的松柏，而意气很是慷慨激昂。等我询问您，您却总是退让不居功，笑而不答，有时甚至沉默不语。难道正如所谓，有道理却对治理无益的事，君子不说；有才能却对事情无益的事，君子不做？您在练达世事之后，本来就深谙此道吧！不久山东按察使副使出缺，铨曹便以您补任，而以我代您为精膳司。于是礼部同僚都说我应当写些话赠您出行。我听说常人的大致情形有四种：做事想独自贤能，办事想独自胜任，辩论想独自取胜，权力想独自运用；至于这样做是善还是不善，却不加衡量。他们所为自身谋求的也有四种：一是为自身，二是为名声，三是为职位，四是为财货。至于能不能这样做，却不加考虑。对于前面四种情形有一种，便会失去别人；对于后面四种目的有一种，便会失去自己。失去自己又失去别人，天下的事情便没有一件可以做成，而士人往往陷入其中。这就是谈论人物的人发出“人才难得”叹息的原因，也是任用人才的人遗憾不能从另一个时代借来人才的原因。如今您以谏议大夫的名声却退处沉默到这种地步，难道是想独自贤能、独自胜任、独自取胜、独自运用权力吗？您不能向权贵献媚，以便早日获得显达，反而白发苍苍还仅仅处于这样的地位，难道是为了自身、名声、职位、财货吗？像您这样的人，即使出使四方也能胜任，到山东又有什么困难呢？山东就是古代的齐鲁。太公治理齐鲁，您治理鲁地，君子还说即使后世也不能没有弊病；管仲、晏子虽不在孟子所称道之列，但使人民富足、军队充实，取得威势、安定霸业，君子也有所取法。因时制宜、有所损益而随世推移，正是涵养深厚、阅历长久的人所能做到的。您确实就是这样的人，我本来没有什么可赠给您的。您还是去吧！○送李布政序 过去我在京师，听到人们称赞贤能的谏官，都说是桃源李公。一时声名赫赫，都说李公早晚将进入显要职位。后来他出任江西按察副使，有人对李公说：“谏官实行自己的言论，按察官实行自己的政事。言论未必能够实行，本来不如把它落实到事务中，每天尽到自己的职责。官职无论内外，又何必顾虑呢？”我听到后很赞赏这番话，但那时还没有见过李公。乙巳年，我因任南京考功而被贬为建昌判官，成为李公的属官，见李公博大浑厚，内心却刚正不阿。退下后向官属士民询问，他们都说李公贤能，和他在京师时的声誉完全一样。不久，我量移南京宫官，李公也随即任浙江参知政事，晋升按察使。今年辛亥，我因学政之事得以在浙江侍奉李公，见官吏办事肃然，无不畏服李公的威严；见百姓农民欣喜，无不歌颂李公的恩德；见士大夫安帖，无不服膺李公的公义。李公明察刑法，确实足以辅助教化，我正私下有所依赖。不久，江藩右布政使出缺，铨曹把李公的名字上报，皇上特意批准。公文传到，告诫启程，我们同僚都托我写话赠行。我不才，恭敬地致辞说：“李公，请您去吧！如今世人称为通达的人，大多随顺时俗而说话，等到追论往昔，很少有人不认为那是迂阔的。” 依我看李公，您很有古人的意味；如果舍弃这些迂阔的话，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献给您的了。我不敢追述久远的往事，只说我朝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内有六卿，外有十三布政使，品秩和职权全都大致同等重要。况且藩服距离京师越来越远，政务多由统摄，而一位布政使的职责，实际上兼有六卿所掌管的事务。钱粮和工虞尤其是所倚重的方面，盈亏、征收耗损、上下增减，全都听凭裁处，无非是为了充实国库、使百姓富足。近年来边疆多事，国家费用和军需日益增加，征收科派的使者络绎于道路，加派的传符动辄堆满几案。东南民力已经不只是竭尽而已。上面严厉督责成效，下面希望得到宽缓体恤，大家都瞪眼看着藩司。在这样的时局下，岂是容易处理的呢？何况江右百姓意气刚强、崇尚义气，节俭用度、吝惜施舍；虽然您的威严恩惠一向得到他们信服，但在民力耗竭之时，他们对您的期望，就像饥寒的孩子仰望慈父；而征收科派、加派又接连不断，您将用什么来安慰他们呢？我也不敢远引其他事例。弘治年间，李康惠公镇守南昌，正逢剧贼猖獗，藩内藩外都极其危急。康惠公运筹谋略、随机应变，逐步安定整治地方，随即上疏请求免除租税八年；虽然中官黎安想要害他，但由于人心归附，最终也不能撼动他。江右百姓感念他的德行，颂扬他的功绩，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衰减。李公本来就是康惠公的同乡。如今前往江藩，把您同康惠公当日任官相比，形势又有可以施展的地方。即使时事的难易尚不能预先定论，但凭您的德行和才能，在其中权衡斟酌、变通裁制，即使不必拘泥于康惠公过去的做法，而培植国家根本的办法，也一定会超出寻常尺度，江右百姓将更加有所依靠。我想起您任谏官时，先后经历吏、礼、兵、刑四科，对于君子小人的进退、典章制度的沿革、用兵方略和夷情险易、狱辞以及民间隐情的通塞，曾经参与机密谋议，在宫中封还驳正奏章；对于天下事务，早已熟悉练达，如同指点掌纹。何况后来等待补任藩臬官，动辄经历多年，亲自听断政事，更加熟练闲习，对于治理江右一省又有什么困难呢？只是如今这个时代，行事多退让回避，稍有举动便受到牵制；即使按理应做、按职分可做、按才能能做的事，也往往因循废止，结果上下都没有得到好处。这就是我特意举出康惠公镇守南昌时的事情，用来激发您平素蕴藏的才能，并预先替江右百姓向您道贺；也希望您不久将受到重用，德业、声望广泛传播，那么湖南的两位李公，就将在天下并称显赫了。○送丁孤山序

译薛先生视察两浙，巡行海滨各郡，在校艺的空暇，召见当地百姓父老，询问他们的疾苦。他们都叩头说：“濒海的小民，过去常有盗寇突然出动，倭夷骚扰，苦得无法生活，早晨还不知道晚上如何，流亡失业的情况已经屡屡发生了。”后来正逢巡视大臣，因为内地奸人多给倭寇做向导，便穷尽搜查追究，想把他们像割草一样铲除，像禽兽一样捕杀。上奏询问他的初衷，难道不是想保全我百姓的性命吗？但行动过于严厉急骤，以致奸人散布谣言，最终未能完成此事便离去。如今幸而遇到丁公在海上视察军务，申明军法，整顿部伍，对岛屿海洋的夷情险要，防御周密完备，慎重核查奸人与良民，刑罚释放都恰当合理。那些倚仗势力、隐藏罪恶的人，也都经过教诲感化而解散。于是夷寇出没时，没有人给他们指路援助，一有出现便被擒获剿灭，不敢侵犯我边境。流亡者重新复业，乡里再次安定，我们的小民有了捍卫他们的干城之臣。我把这些话告诉本地士人说：“难道只有这些吗？丁公严厉而不至于苛刻，宽厚而不至于放纵，进退有尺度，一举一动都有法则；不专靠刑法，也不只崇尚武力。他所说的话、所表现的神色一加于人，豪强大户大多服从；他的威严与恩惠所达到之处，离心怀疑者也收敛心意。而且还振兴文艺，修明礼乐，以使我地士人受到教化，我们的士人也有了师帅。” 我于是叹息说：“确实如此，这就是孤山公施展作用的地方，难道没有根本吗？”过去我在白鹿书院时，曾因前任山长李敬子的事情有所感触。敬子是晦庵的高足弟子，以弘毅著称于师门，经术和品行义理也闻名海内。人们看他，不过是一名儒者罢了。等到他任干办使，恰逢姚源盗寇聚集成患，帅臣和漕臣商议平定，却各持自己的主张。敬子说：“盗寇难道不是人吗？难道一定全是恶人？”于是请求亲自前往，用逆顺祸福晓谕他们，盗寇全都服从。孤山公本来就是敬子的同乡。他禀赋厚重而造诣深，阅历长久而涵养坚定，锐意追求程朱之学，深通学问探究。他的根本大概自有所在，而施展事业所达到的地方，往往都体现出真正儒者的作用，岂是只有追求功名的人可以相比议论的？公过去在谏垣，因为上书建言违逆时势，先后被贬、调任、量移，长期留在外地，也已经有些年头了。当道者谅解他，不久将召他入朝。或许有人妄自认为海上艰难，公不知道；其实正是李敬子想要前往的地方。如今看士人的议论如此，难道不正好树立公的功业、使公的声名长久吗？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公的余事。公本来并不把这些看得轻重。公在海上任职三年，按惯例应当报告政绩。长宪济轩唐公、同野李公、述宪寀诸公体察众人的意思，认为我了解公，托我写话赠行。我不才，来不及详细叙述公平素的美德，因此叙述士民颂扬公的事情，作为赠行之文。至于登进贤能、提升声望、起用困滞、振拔淹滞之士，那本来是当政者的职责，也不是公所考虑的事情，所以不写。○送唐布政序 我曾自认为，君子对于天下，不能有自我，也不能没有他人。有自我就会偏私，没有他人就会忽视别人。既偏私又忽视别人，天下的事情因此就无法做成。我涉足仕途将近二十年，不敢有自我，却不能不轻视那些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只是很少能合乎自己的心意，很少能同世俗协调，屡次起用又屡次被摒弃，所经营编织的经纬文字，总是又断又续，不能织成尺幅。平日安静思考、默默探究，反复推求其中缘故，却一直不甚明白。等我在浙江视学，长宪济轩唐公每次经过都来同我谈学问、谈政事。我想到唐公任郡县官、任部署、任藩臬官，历任内外职务，所到之处都有突出成绩，声名显著，而人们却没有细问唐公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唐公反过来问我，我便告诉了他原因。唐公于是说：“确实如此！君子固然不能有自我，也不能没有自我。没有自我，自己承担责任的心就轻，有时不免随波逐流，所以不能没有自我；但也不能把别人看得过重，把责任全推给别人，否则便可能不免受人牵动。譬如交际，我自己不接受别人施加的影响，却不能保证别人不加于我；譬如称呼，我自己不答应，却不能保证别人不称呼我。这就是不落入人和自己有无的两端，天下的事情或许就差不多可以做成了。” 我正对唐公的话深有体会，唐公恰好又被提拔为山东布政使。各位同僚送他出行，托我写赠言。我本来是受教于唐公的人，又哪里能写什么赠给唐公呢？但不能不替山东百姓庆贺。山东是古代青州、兖州的土地，齐鲁以岱宗为中心，渤海环绕为界；疆域之内土地平坦开阔、肥沃广大，人民雄健伟岸、沉着坚毅。以尚父、伯禽治理它，王道便能实行；以小白、敬仲治理它，霸业便能成就。秦汉以后，治理政绩随人而异，土地风俗和百姓习性也大体随之变化。近些年来，年成有丰有歉，黄河决口没有常期，漕运河道疏浅，征发壮丁往来不绝，加上边疆多事，城防戍守接连兴建，劳役频繁，山东百姓困苦不堪，强壮者往往流离迁徙，房屋村落荒芜毁坏；更严重的，有人拿起弓矢刀戟，呼朋结群、跃马而行，做强盗以偷取朝夕的生计；至于羸弱无依、饿死在茅草、沙砾、泥涂、积水中的人，又到处都是，相互枕藉。我曾上下往来，大概私下为此忧虑。当时掌事者也想兴革损益，以缓解他们的困苦，但有时又不免各自坚持文辞议论，只求胜过别人，反而造成多事的扰乱，那还能依靠什么呢？只有唐公有坚定的见解和力量，在动荡飘摇之中始终知道守持自我；不动声色，不显露痕迹，而规划举措，全面观察人情事理、时势宜忌和事变，在默默中辨识裁定，只求不要扰乱百姓罢了。这次出行，山东人难道将要有能够歇肩休息的日子了吗？古今时代不同，但道理相同；王道和霸道不同，但所处理的事情相同。太公、鲁公，谁不知道他们实行的是王道？周公早已预见后世必有强弱变化。桓公、夷吾，谁不知道他们成就的是霸业？仲尼却深深赞许管仲使百姓受益，直到今天人们仍承受他的恩惠。原本就应当依据时势观察道理，用道来衡量事情，不应执着于一种说法。这种道理，难道是只看声色形迹的人能够理解的吗？所以我知道唐公善于施政，也因此替山东百姓庆贺。再看我朝，惠养百姓，勤于体恤民间疾苦。方岳重臣，必定慎重选拔充任，以储备公卿的人选。洪武年间有徐公铎，宣德年间有刘公中敷，正统初年有王公质，都从东藩布政使召入朝中任司徒，德业声望流传不朽。如今唐公将与三公相比，等待破格提拔，以彰显我圣天子效法祖宗、任得人才的盛况，难道就在这次出行吗？这又哪里只是替山东百姓庆贺呢？《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一 序三 ◆序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