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三

译我曾读《易经》读到《革卦》的卦辞：“汤、武实行革命，顺应天意而响应民心。”每每不禁感叹圣人能够辅佐上帝，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甚至以自身冒犯忌讳也在所不顾。等到读《鲁论》称许伯夷、叔齐，说：“求得仁德便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又感叹说：“唉！仲尼的用意深远啊！称颂汤、武，是为了确立百姓生存的命运；赞美伯夷、叔齐，是为了端正君臣的大义。顺应时势、裁制变化，确立贞正坚固的根本，本来各有适宜之处，不能执着于一端来评判。”唉！伯夷、叔齐的时代已经远去，哪里能料到千百年以后，还有像先生所遭遇的情形呢？先生姓方，名孝孺，字希直，逊志是他的别号。居住在缑城里，人们又称他为缑城先生。父亲名克勤，专心研究圣贤之学；先生是他的次子，受到这种学术渊源的熏陶，一天天扩充发展。他出仕与退处的始末，年高的儒者和父老往往都能说出其事。此外，还有传记、遗事、《尊乡录》，以及关于《补国史》的建议、关于《春秋俎豆》的请求。既然已经有人记述这些了，我独自悲叹先生所遭遇的时代：那是伯夷、叔齐的时代，所坚持的是伯夷、叔齐的见解，却唯独没有太公来援助他；因此他的死，比伯夷、叔齐更加惨烈。从前武王在孟津检阅军队，诸侯没有相约却来会盟的有八百人。贵族提着装有黑黄色丝帛的竹笼，百姓拿着壶浆、竹篮盛饭；凡是跟随武王并希望得到福佑的人，大概已经包括天下人了。唯独孤竹国的伯夷、叔齐拦住武王的马进谏，甚至说武王这样做是不仁不孝。至于太师尚父姜太公，当时像雄鹰般奋扬；战场上血流得能漂起盾牌，前军纷纷倒戈，这两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太公反而扶助他们离去，使他们不受身边军队的伤害。大概武王是行义之兵，伯夷、叔齐是守义之士，太公扶助他们，也各自遵循了自己的义。周朝本来预言国运将传三十世，延续八百年；即使到了叔世、季世的衰微时期，仍然是天下共同承认的君主。那些强大的方伯、僭越的诸侯，环顾四周却不敢对周王怎样，难道不正是因为名分大义所在，像天地一样崇高，像日月一样明亮，像雷电一样威严，像鬼神一样令人凛然敬畏，浩荡地鼓舞万物、整齐六合、控制八方、摄服各种邪恶，使涣散者重新聚集，离散者重新联合，强暴者受挫，奸诈者止息；而周室这条如丝线般的国统，仍能维持数十年而不毁，这难道不是因为伯夷、叔齐的进谏和太公的扶助，对此有所成全吗？然而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隐卧，采薇而歌，慷慨之士直到今天仍为之扼腕。司马迁也说他们积累仁德、保持高洁操行，深深悲痛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归宿，并对天道报施产生疑惑；他叹息痛恨的意思，大概远远超过了文字本身所能表达的范围。假如司马迁看到先生的死，我又不知道他应当怎样写下评论了。然而伯夷、叔齐得到孔子的称扬，名声更加显著；先生依附伯夷、叔齐而使其大义更加激烈。千百年以后，仍然令人凛然感到有生气，那么先生对于伯夷、叔齐来说，也同样是不死的了。宁海过去在缑城里建有祠堂，祭祀先生父子。嘉靖丙申年，怀远人杨时秀任此县县令，认为缑城旧祠偏僻地处海岛，规制也不合适，无法彰明先贤、振兴后学，于是召集诸生杨天伦等商议拆毁卧龙山三官祠，改建祠堂，并请巡按御史张景允准此议。建成正堂若干楹、后厅若干楹、东西厢房若干楹，最外面建牌门一座，碑亭两座又在牌门外面。不到一个月，工程便告完成。杨君与我同年中进士，到这时又一同在留都任官；况且我曾任慈溪知县，参与听闻这件事，因此他托我写文刻在石碑上。我恭敬地写下几句话，并附上迎神、送神之歌。歌辞说：咚咚地击鼓啊，在卧龙山南面；祭牲洗涤洁净，萧管合奏、香气芬芳。神灵将要降临啊，英风远播；恍恍惚惚之间，神灵交接降临，堂上光芒如烈日腾起，威严肃穆如严霜。以此歌迎神，献上祭品和酒觞。又歌唱道：纷纷再拜啊，撤去祭品；步履趋跄，礼仪完成；焚烧祭品、埋藏祭物，感激之情充满内心。神灵将要离去，转驾于浩茫之间；在这里或在那里，没有固定形体，也没有固定方位；河山长流高峙，列宿闪着寒冷的光芒。以此歌送神，愿天地长久。重建始祖宋观文殿大学士和国公祠堂碑。

译我们薛氏从河东迁到毘陵，到宋代和国公时才显达。和国公起初居住在滆湖的黄土岸，后来到锡山读书，往返跋涉，于是在横林后埼置办别业。仲子亨二的后代建立公祠，在里面塑造公的像。亨二生彦泓，彦泓生文，都能够继承祖业。元朝末年，祠堂毁于战乱。洪武初年，文的儿子祥伯，就是我的高祖，迁到五木余巷，离后埼只有几里路，位于其南面。他曾想为公建祠，却没有实现这个志愿。我年少时，先父功盖屡次谈到这件事，但因循拖延，未能办成。到了嘉靖癸丑年，我从浙江回来，在家等候补任，想到宋尹、麻二位臣子都在这里为节义而死，祭祀礼典长期缺失，便为他们修建二忠祠来祭祀；又在祠堂右边造桥，疏通河道以便舟楫往来。忽然在土中发现石刻，原来和国公曾在这里修筑观文桥，因年代久远而坍坏。我感到惊异，便在二忠祠北面专门为公建祠。这难道是随着时代更替、废兴相继，本来就有一定的命数而不能自行停止吗？还是天下的公论经过长久时间自然会明白，而公的心迹在身后还没有完全显明，到这时才得以确定吗？我因此在祠堂建成后立碑记述此事，为评论历史的人公正地说明它，而不敢以过厚的颂扬来诬蔑事实。当初，和国公在宁宗朝因父亲的功劳补授官职，亲眼看到时局，早已有离职的志愿，请求祠禄而未获准许。后来经楼宣献公楼钥推荐，又考取制科，逐步升迁到显要职位。当时日食接连出现，大火频繁发生，朝臣很少有人进言，唯独公上疏。他的奏疏大意说：“上天的心意仁慈爱民，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愿陛下深思顾念天命的艰难，更加怀有戒惧勤勉之心，不要认为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便怠于增进修养，不要因为天灾接连发生而只作表面应付。如果今天避开正殿、减少膳食，只是举用旧例，并不是消除灾异、招来和气的方法。还应当在内反省自身，在外考察各种政务，必定要找出做得不够的地方，必定要想到考虑不周的地方。恢复故土本来是最重要的谋略，却被坏人破坏；和好并不是长久之策，却是被时局所迫。只愿陛下把今天遭遇灾异时警惧戒慎的心，永远作为日后安逸怠荒的戒条，或许就能感通天心，使罪咎的征兆得以挽回。”奏疏呈入后，皇上为之收敛容色。他所做的其他整顿文书、备战边防、弥补偏失、挽救弊病，以及暗中旋转、潜移默化的事情，又多得难以逐一计数。由此看来，公难道是隐忍逢迎、依附权势以求富贵的人吗？当时的评论者只是因为他的官位与史相相当，却没有看见他有明显的触犯抵牾，便产生疑议，却不知道事情有抗衡便会受害、也有承受制约的一面，公本来一直在其中苦心经营。不然的话，刚正而精博如楼钥公，本来就是赵汝愚所说的当今人物。他在朝廷中很少认可别人，所挽留的只有晦庵朱先生，所推荐的只有公；由此也足以推知公一向的品行。等到看到公在临安湖山的宴会中多半不参加，至今月岩峭壁上的题刻还可以考察看见，那么公忧虑时局、感慨世事的心情，本来就有难以对人说的地方。假使果真像别人所说的那样，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之后也难以改变，我又哪里敢过分诬蔑公呢？公的姓名、历任官职和封赐，详细情况都在《宋史》的列传中，这里不再记载。嵩山寺重建杨氏先祠碑。《礼记》记载：“财货，厌恶它被弃置在地上，却不一定要把它收藏到自己手里；力量，厌恶它不发挥出来，却不一定要为自己效力。”评论者曾认为这话出自老氏，并非圣人的言论。如今从嵩山寺杨氏先祠的情况来看，更加相信这是孔子的话；大道归公的景象虽然不再在后世完整出现，却仍然鲜明地存在于人心之中。当初，杨氏的祖先有一人名瓛，元朝末年任无锡州同知。洪武初年，他和堂弟进道、进礼，以及堂侄工部员外郎德彛，在嵩山遇到奇异的僧人志道，于是把二百多亩山田施舍给他，修建寺院。这件事详细记载在少师姚广孝、尚书孙原贞的记文中。嵩山有寺，确实是从杨氏开始的。然而杨氏当初的意思，只是因为认为这位僧人值得交往而施舍田地，哪里曾在其中有所经营谋划呢？志道感念他们的施舍，于是建立杨氏祠堂，祭祀他们的先人，以此表示报答根本的心意。到了弘治年间，继任的僧人不再齐备，山田被有势力的人侵占。瓛的曾孙、寿府长史杨文向各级官员申诉，又使被强占的山田归还寺院，而先祠仍旧存在。后来长史去世，祠堂又荒废了。然而僧人对于杨氏各代神主，仍然把它们收藏在经阁中，没有忘记当初的情谊。嘉靖己酉年，寺僧正端修复废弃、振兴坠落，于是也涉及杨氏祠堂。杨氏后代县学生杨干便倡议并率领族人，估量材料、召集工匠，以补助僧人的费用。到癸丑年春三月，工程告成，杨氏先人又按照礼制安妥地供奉起来。始祖宣义郎某位居中间，以推明他的来源；同知公瓛、工部公德彛以及进道、进礼位于左边，表示他们施舍山田；长史公杨文位于右边，表示他使山田复归寺院。从今以后，杨氏祠堂大概可以永远存在于这座山上了吧？唉！天下人耗尽一生的心力，为子孙谋划，什么事情做不到呢？然而未必就能完全保全宗庙。所以若敖的鬼魂，仍然免不了饥饿；房玄龄、杜如晦的子孙，甚至到了毁坏祖先祭祀的地步，其他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嵩山杨氏的祠堂，虽然他们的子孙代代不乏人才，但寺僧世代相传的心意，本来就清楚得仿佛可以捧取。财货为什么一定要收藏在自己手里？力量为什么一定要为自己使用？这就是我相信它是圣人之言、相信今天仍有大道归公遗风的原因。登上这座祠堂并阅读这篇碑文的人，或许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吗？《方山先生文录》卷十三。《方山先生文录》卷十四。传一。传一。舒修撰传。泾野先生传。陈恭愍公传。舒修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