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二十

译问：百姓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天下的道理也以中正为止归。这本来是精纯专一、没有两样的道理。然而世上谈论道的人，却使我感到困惑。杨氏、墨氏固然各自沉溺于一偏之见；那么既不学杨氏也不学墨氏、执守中道的人，为什么又被称为贼害正道呢？如果说这是因为他们只举一端而废弃百端，那么天下的道以守正归于一，难道不是这样吗？狂者、狷者固然还没有达到中行；但既不狂也不狷、谨慎厚重的人，为什么又被说成扰乱德行呢？如果说是因为他们既没有高举什么，也没有刺责什么，那么无所顾忌的小人，难道就是这样吗？至于佛、老的学说，同杨、墨和乡愿没有不同。唐代韩退之、宋代欧阳永叔，都竭尽全力排斥它们。如今连三尺高的孩子都能斥责它们的错误。可是为什么孔子还要向老聃请教礼，并且发出老聃犹如神龙的感叹？王通尊崇、信奉孔子，为什么又把浮屠、老氏的教说同儒学并立为三家呢？文中子王通，有人还要指责他；那么孔子难道就没有过错吗？这正是我想寻求解释却不能得到答案的地方。诸位学生一定要提出探究根本道理、穷尽精微要旨的论述，来彻底说明我们儒家大中之学，不要只是一味附和、拾取旧说，以辜负主考官的期望【以上考台州府学】问：求学的人，宁可学习圣人而尚未达到圣人的境界，也不可以因为具备一点善行便成就名声吗？先正的这句话，确实是我们求学的方向。为什么鲁国男子不学习柳下惠，君子却称许他？杨龟山晚年出仕或退隐，想要学习孔子；但评论古人的人却说他自处太高，只须学习子路。那么圣人终究不能学习，而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话，难道是在欺骗人吗？诸位学生都是从事圣学的人，希望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以上考临海县学】问：有人说《纲目》是在接续《春秋》获麟之后写成的，我私下对此有所疑问。《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实际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当时政治教化、号令不能施行于天下，仲尼因此感到悲伤，依据鲁国史书确定褒贬，用来赏罚天下，行使君临天下的权力，大概也是实在不得已。所以说：“获罪于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如果当时鲁君仍是天下共同承认的共主，那么即使是桀、纣、幽王、厉王，也不会一一涉及他们的事情。为什么《纲目》在汉、唐正统时代，对于七制、三宗这样的君主，也要替他们褒贬赏罚而不放弃这种权力呢？文公这部书大多在台郡完成，曾同赵几道等人反复整理，为什么竟没有讨论到这一点呢？其中凡例的意义，诸位生长在这里的人一定有所听闻。否则，请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以上考僊居、宁海二学】问：称赞韩子的人说，他振兴了八代衰败的文风，但《原道》一篇仍然未免留下可议之处；称赞欧阳子的人说，他改变了一时文体的鄙陋，但《宋有四篇》的文字又不在其中。那么，他们所谓振兴衰风、改变鄙陋，究竟体现在哪里？诸位学生各自根据所见极力论述，不要只把前人的成说当作主旨【以上考太平县学】问：粮食充足、军备充足，都是军国大事，而粮食又是军队最急需的东西。因此即使有赵充国那样的才干，他制定制胜方略时，也先讨论边地买粮。魏晋以后，敌国的声势，都根据储备的充实或空虚来决定军力的强弱，史书所记载的情况清清楚楚，诸位学生也曾研究过吗？军队出动十万人，每天耗费千金。汉武帝时代，虽然威势远行沙漠，大司农却常常报告国库匮乏。唐朝自宪宗以后，财政用度不足，于是无法制约藩镇的强盛，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所以说：善于作战不如安定边境，交战取胜不如攻破敌人的谋划，能从敌人那里取得东西不如保全我们已有的东西。这就是名将之所以没有战功的原因。古代有能够做到这些的人，他是谁呢？他的才能、见识和谋略，是否也可以叙述出来呢？诸位学生本来有志于天下国家，主考官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听闻，请详细陈述，不要只推托说“没有学过”【以上考黄岩县学】问：知人就是明智，即使尧、舜也难以做到；但孔子又有根据言谈、容貌取人的过失。为什么季札出使中原诸国时，在一次车盖倾斜相交的短暂会面之间，在齐国得到管仲、晏婴，在郑国得到公孙侨，在卫国得到史鳅、蘧瑗，在晋国得到叔向等几个人才？他们安定内部、排除外患的功业，尊奉君主、保护百姓的谋略，都历历可指。难道季札的知人能力反而超过圣人，凭言谈和容貌也可以识得人才吗？如今我对诸位学生也希望有所收获，怎样才能做到像季札那样呢？希望为我说明【以上考天台县学】问：通晓天地人之道的人称为儒。儒所遵循的道理是宏大的，从未听说它同道学分道而成为两种学问。到了《宋史》，才开始把道学另立一传，而儒林又自成一传。这究竟是看到了什么呢？还是另有所本呢？从今天看来，所谓道学家是哪些人？他们所学习的是什么道？所谓儒林人物是哪些人？他们之所以成为儒者，做的又是什么事情？可以逐一列举说明吗？还是说他们的人品确实不同，本来不能合并为一类呢？诸位都是学习道、从事儒业的人，一定平素对此用心研究，并且已经有所从事。请全部说明，不要推辞【以上考杭州府学】问：有人说如今反而要复古，并且要把这种主张贯彻到自身，这正是孔子说过的话。孟子却说：“如果沿袭今日而不加改变，就一天也不能安居。”为什么两人的话彼此相悖呢？难道春秋时期还胜过战国时期，所以说法有所不同吗？还是各自有所见解呢？等到看孔子告诫颜子的话，他取法夏代的历法、殷代的车辂和舜时的《韶》舞，而对于周代仅取一顶冕，似乎又有类似反古的意思。孟子对齐宣王说话时，不斥责当时世俗的错误，反而说“今天的音乐如同古代的音乐”，似乎又无意于改变今世。这其中的精微义理，一定有其所在。现在想斟酌古今，贯通孔子、孟子的言论，确定其旨趣，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右题考仁和、钱塘二学】问：冯唐说汉文帝虽然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却不能任用，扬雄却说汉文帝能够任用廉颇、李牧，难道是各自有所见解吗？这两种关于文帝的说法，究竟哪一种更为恰当呢？如今正应当思考廉颇、李牧那样的时代。假如有这样的人才，那么任用或不能任用他们的道理，又究竟在哪里呢？请详细说明，以便考察平日经世用人的谋略。【右题考安吉、武康、孝丰三学】

译问：韩非明晓老子的学说，却以刑名之术游说诸侯；李斯拜荀卿为师，却凭借欺诈和武力侍奉秦国。他们最终都陷入大刑，人们便把罪责归咎于老子、荀卿的学说。如今他们的著作还在，试拿来看看，难道可以把罪责全都归给老子、荀卿吗？把罪责归给他们，确实有一定道理。可是子路、宰我都是孔门的高等弟子，一个为孔悝攻打鲁庄公，一个帮助田常扰乱齐国。不知道这两个人当时凭什么还能立身于孔氏门下？他们的学问为什么会失误到这种地步？细微处稍有差错，最终就会相差千里。诸位弟子，你们能否替我及早辨析清楚？【右题考长兴、德清二学】问：荀文若处在汉朝末年，辗转于黄河、冀州之间，最终归从曹氏，古人曾讥评他不智、不忠。我曾因此私下担忧狄梁公的事情。梁公处在唐朝的厄运之中，在武后朝廷里周旋，假使寿春之命不能延续，虞渊之功不能成就，那么他将用什么话向天下和后世交代？天下和后世又是否能够谅解他呢？君子遭逢艰险困厄时，身体和名声本来都可以不计较；但在平常居处时，却不能不预先讲明这些道理。诸位弟子决不是只按成败来评论人物，也不是随着世俗谈笑的人；对于荀文若、狄梁公的事情，请替我极力论说一番，可以吗？【右题考归安、乌程二学】问：孔子对于长沮、桀溺、丈人、接舆、荷蒉之类的人，总是情意恳切地想引导他们，却不严厉讥讽贬斥他们，因为他们固然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并不一定与孔子的道路相同。等到淳于髡辞去梁国卿相之职，终身不做官；陈仲子不食用齐国的俸禄，避居于陵，难道不也是品行卓异、修身清白的人吗？孟子却不但不取法他们，反而直接斥责并极力排斥他们，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人品有高下，淳于髡、陈仲子不能和长沮、桀溺等人相比吗？还是圣贤对待人的气度本来就各有不同呢？诸位学生正在诵读并效法孔孟，而这类人本来无世无之。希望你们论说一番，我不敢用隐约的言辞和深藏的意义来为难你们，也希望你们不要用老生常谈来回答我。【右题考湖州府学】问：我曾看《桑林》祷告的记载，诵读《云汉》诗篇，知道旱灾的祸害，即使在太平盛世也本来不能避免。然而按照《洪范》所说的五事来讨论，长期晴旱难道也有其由来吗？商汤能够顺应天意和民心，周宣王内修政事、外御强敌，他们昭明地感通上天的原因，本来已经具备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灾害呢？但是在当时，一方面百姓确实繁衍生息，另一方面流亡的人民前来归附，却没有听说他们受到旱灾的困扰，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如今旱灾也十分严重了，想要使所有人尽力挽回天意，遇到灾变而有所准备，其办法在哪里？诸位亲眼看到了时事，请替我切实论说一番，以解除杞人忧天般的忧虑。【右题考海宁县学】问：燕昭王对于乐毅，汉高帝对于萧何，蜀先主对于孔明，前秦苻坚对于王猛，他们所以能够深切了解并坚定信任这些人，大概一定有其原因。象山先生所谓“不可不加以理会的地方”，正是这个意思。请诸位试着说说看，究竟如何？【右题考崇德、桐乡二学】问：古代在莘野耕作的伊尹、在渭水垂钓的姜太公，都出身疏远之地，一旦被任命为相，就兴复殷朝、建立周朝。不知道当时君臣之间为什么能够这样迅速地相互契合呢？汉代贾谊在宣室被召见应答，谈到深夜，汉文帝自叹不如；宋代苏子瞻在便殿入见，皇帝还点燃蜡烛送他回院，宣仁太后与哲宗母子谈到流泪。这种相互知遇，不能说不深。然而一个只是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终身没有再起用；一个遭到黄州贬谪，最终也未能避免。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人的出仕或退处本来各有命运，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还是另有说法呢？希望你们论说一番。【右题考嘉善、海盐二学】问：邹志完任颖昌教授时，适逢范纯仁任知州，范纯仁嘱托他撰写乐语，志完推辞说：“翰林学士可以，祭酒、司业却不可以。”如果这句话可信，难道掌管教育的官员就应当以道义自持，而学士只不过可以充当词人吗？为什么祝钦明任祭酒时，连八风之舞也替人制作；韩偓任学士时，却不肯替宰相起草任命麻制，即使以君命强迫他也不服从呢？这本来取决于个人，而不取决于官职。志完的话，恐怕说得过分了吧？以范纯仁的贤能，为什么还要写乐语？况且他又不了解志完的为人，为什么要嘱托他撰写呢？这虽然只是一件事，但其中包含着如何处己、如何待人的道理，也不能不讲明。【右题考嘉兴、平湖二县学】问：宋人有句话说：“秦朝的火焚烧了书籍，书籍却保存下来了；汉代儒生穷究经书，经书却断绝了。”如果这句话可信，那么汉儒解释经书，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了。可是看宋儒的传注，又多取法于汉唐注疏，这是什么缘故呢？从前孔颖达讥讽刘炫说：“学习杜预的义理却攻击杜预本人，就像蛀虫生在树木中，反过来又啃食这棵树木。”宋代有许多理学之儒，难道也是这样吗？我私下对此有所疑惑，希望诸位明确说明。【右题考嘉兴府学及秀水县学】问：范文正说，光武帝成就了严子陵的高尚，严子陵成就了光武帝的伟大，这话可信吗？如果可信，那么古代在渭水垂钓的老翁，后来被载回朝廷；在莘野耕作的人，经过三次聘请才出仕。他们的君臣关系，难道不是成就了彼此的高尚和伟大吗？诸位生长在严陵之地，心游三代，立志仰慕希文先生。对于这个道理，你们一定能够融会贯通。请替我陈述一番。【右题考严州府建德、桐庐三学】问：程明道说，自古以来举办公事不可能没有可否、是非，也必须有议论。他还引用苻坚寿春之战、西晋平定吴国、唐军攻取蔡州的事情作为论据，大概是因为宋室当时西夏多事，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议论。如今西北边境局势反复，东南百姓的财力艰难，在朝廷上直言不讳的人不下几十个了。然而切近而精实的长久安定之计，究竟在哪里呢？这本来就是诸位身在江湖所忧虑的事，而且你们将要出仕而经世用事了。请替我预先陈述一番。【右题考绍兴府学】问：扬雄在王莽和贤臣之间勉强周旋，冯道在五代末期周旋任职，即使三尺童子也都知道要诋毁他们。胡安定可以作为一世人的师表，曾南丰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但对于扬雄、冯道二人，他们各自又有所取法，难道都是毫无见识吗？请诸位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怎么样？【右题考山阴、会稽二学】问：明道十五六岁时，听到汝南周茂叔谈论道理，便厌弃科举学业。伊川却说：“我什么时候不曾教人学习应举的学业？”朱子曾说科举业会败坏人，他的门人陈器之却说参加科举有什么妨害义理的地方？他们兄弟、师友之间，见解为什么如此不同呢？明道、晦庵想来一定各有确定的见解。然而看他们后来出仕，却又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这又该怎样解释呢？诸位正在从事这一学业，本来熟悉地探究这个道理，请共同论说一番。【右题考萧山、新昌、嵊县三学】

译问：汉明帝亲临辟雍拜见三老，唐太宗大力召集名儒，他们兴办学校、培养士人，可以说做到极致了。然而汉代以节义著称，唐代以辞章显扬，却没有听说有谁真正掌握了圣学的要领，这是什么缘故呢？到了宋代末年，党人碑禁和学禁相继出现，士人生在那个时代，实在危险。然而他们互相以师友相勉，不躲避祸患，使我们圣道精纯专一的宗旨最终得以阐明。至于看他们的文章和节义，又未尝不卓然著称。他们振作精神、感发志气的关键，究竟在哪里？诸位，请详细说说。【右题考上虞、诸暨二学】问：越国是先王分封的国家，孔仲尼作《春秋》，却把它列为夷狄之服；直到鲁昭公时，越国才开始在经书中出现，这是什么缘故呢？况且虞舜、夏禹都是天下盛德之王，教化所及、神明所存都在这里，难道这个地方单单不能因为有圣人而提高声望吗？《春秋》的义理，孔子必定有所取舍。为什么后世称赞东南的美好，偏偏要等到虞翻的《易》之后，才感叹它不只是会稽的竹箭呢？这样说来，舜、禹的制作和著述，反而不如虞仲翔吗？诸位生长在这一带，一定曾经谈论过这些。我不敏，希望听到你们的见解。【右题考余姚县学】问：孔仲尼曾向七十多个国君求仕，却没有得到任用，后来退而作《春秋》，以彰明王道；可见他未尝不想把道理落实在事业上。程子却说：“唐尧、虞舜的事业，从尧舜自己看来，不过是太虚空中飘过的一点浮云罢了。”如果这句话可信，孔夫子为什么还如此奔忙不息呢？宋朝自南渡以来，儒者不断出现，诵读并效法孔子，在东南倡明道统，确实有所兴起；至于恢复的大计，却好像把它看作可以缓办的事情，难道真认为事业不值得做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儒家的体用之学又在哪里呢？这里一定有极深的道理，我实在不能没有疑问，谨以此请教诸位士人。【右题考余姚县学】问：君子独立自守而无所畏惧，小人肆意妄为而没有忌惮，二者表面相似，实质却不同，究竟凭什么辨别呢？我看宋代王介甫处理政事、陆子静讲求学问，虽然全天下都非议他们，他们也不顾虑，而这两个人实际上并没有从中谋取私利，难道是肆无忌惮的小人吗？还是因为有所见识，所以能够独立自守、无所畏惧呢？在众人诋毁、共同排斥之中，我私下对此有所疑问。请诸位根据他们的内心和行迹加以考察论述，怎么样？【右题考奉化、定海、象山三学】问：明州、婺州是浙江古代的名郡。婺州有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位先生的祠堂，学者崇奉已久。明州有杨简、沈焕、舒璘、袁燮四位先生，却长久没有列入祭祀典礼。如今有关官员建议将要为他们建立祠堂，不知道他们与婺州四位先生的学术是否略有不同？还是谁更能得到学术的根本旨趣？祠祀有先后，难道是人心崇尚有隆盛和衰微吗？还是另有缘故呢？诸位在交友古人的基础上，一定已有确定的见解。请替我陈述一番。【右题考宁波府学】问：赵清献说：“皋陶、夔、后稷、契有什么书可以读？”这是说唐尧、虞舜时代没有书吗？楚国史官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难道能说唐尧、虞舜时没有书吗？春秋时期，典籍尚未遭秦火焚毁，为什么季札出访中原诸国，才知道历代的音乐？韩宣子出访鲁国，才见到《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呢？如果说那时书籍不容易得到，那么看管仲、晏婴、郑侨、郤谷之类的人，都能够广泛通晓六艺、穷究群书，他们又究竟从哪里得到这些书呢？如今古今典籍流布于坊市之间，而号称博雅的人往往还比不上古人，这又该怎样解释呢？请诸位试着说说，不要只说“玩物丧志”，我可没有闲暇听这种话。【右题考慈溪县学】问：前代贤人说，战国的士人致力于奇谋，却不遵循正道；西汉的士人喜好功名，却不追求奇异的节操；东汉的士人看重节义，却不通晓时势变化；东晋的士人喜爱恬淡旷达，却不能切合实际功用。如今看来，这也只是概括地评论罢了。在当时，难道没有中行独复那样卓然不被习俗改变的人吗？诸位请各就其时代，举出一两个人来说明，以考察评论时代、以古人为友的学问。【右题考鄞县学】问：古人没有离开莘野，调和鼎鼐的鼎已经准备好了；没有离开傅岩，渡过大河的船已经备妥了。如今诸位学生都是山林中的俊杰，难道没有立志追随他们的志向、学习他们的学问的人吗？至于“田野之人忽然醒悟”的几句话、《说命》回答君王的三篇文章，谁不知道呢？然而他们所以能够成就调和鼎鼐、治理天下的事业，大概一定有切近而精实的内容，并不只是泛泛停留在语言之间。请各自写在文章中，以考察你们平日用心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右题考鄞县、慈溪县儒士】○家塾私试

译问：有人说，五帝以后，享有国祚长久的，没有超过夏、商、周三代，这是因为它们有循环交替施行的制度，忠、质、文三种治理方式相互补益。果真如此，五帝为什么不采用这种办法呢？还是时代有同有异，而治理之道有优有劣呢？难道是因为革除旧制、推行新政，务求改革；而扶助衰弱、补救弊病，又有不得不这样做的道理吗？三代以后，谈论正统的说汉、唐、宋，似乎应当不屑于秦、隋、五代的制度。然而秦人废除井田，开通阡陌，改变封建而建立郡县，从汉代以来一直沿用；隋朝改变乡举里选，专门以科举选用士人，从唐代以来一直沿用；五代沿袭杨炎的主张，废除租调而实行两税法，从宋代以来一直沿用。这些制度也大都能够达到治理的效果，这是什么缘故呢？那些高谈历史的人，常常认为汉、唐、宋都不足以取法；可是秦、隋、五代末期的制度，又有可以沿用的地方，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朝效法五帝，遵循三王的法度，忠、质、文三种制度交替采用，推算国运的长久，本来可以与上天同其无穷。不知道对于远古的制度和近代的法令，是否还有可以损益调整的地方？问：孔仲尼以后，大道渐渐衰微，六经散失，各家学说纷纷兴起。其中有诋毁孔子的徒党，也有把子思、孟轲说成扰乱天下的人；他们放诞无稽，本来不值得议论。至于说秦朝焚烧经籍，也是这些人激成的，这果真如此吗？汉代以后，有人仿照《论语》作《法言》，有人以《中说》模拟《论语》，他们也都是把自己附会到圣人门下了。又有人说这好比吴、楚擅自称号，模拟抄窃，十分可笑；这样看来，他们与诋毁孔子的人相差也没有多少。汉代穷究经书的人，大多成为专门名家，他们也算是辅翼圣人之道了。又有人说秦火焚书而书籍尚存，汉儒穷究经书反而使经书断绝；这样说来，汉儒的罪过又超过秦火了。这话对吗，还是不对？等到看宋代的大儒，有人取法《法言》《中说》来训释经义，又多承袭汉代的疏注，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如今想以圣学为师、以贤人为法，尊崇经书而贬抑诸子，辨明疑惑、趋向正道，本来是诸位应当用心研究的事，难道不可以得出一个最恰当而统一的结论吗？问：《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以及左史、倚相所读的书，大概都曾经存在并被人读过。到了秦朝焚烧经籍，保存下来的就没有多少了。先秦古书，学者说有些是从孔氏墙壁中发现的。太史公、刘歆与刘向父子、扬雄、班固、贾逵、许慎等人，继而对它们斟酌取舍。如今所谓先秦古书，句读和文脉不太清楚，它们的衰残断缺，难道是兰台、东观删去了不合意的部分，而把它们压缩在一时的著述之中吗？有人说孟子长于《诗》《书》，但他诵读《诗》到《云汉》，读《书》到《武成》，大概是不拘泥于见闻而能自有所得，这正是他能够辨识正言的原因。汉儒对于章句，有时拘泥而不能贯通，于是必然要改定古语，难道都恰当吗？唐代韩愈、柳宗元固然是一代文人的杰出人物。韩退之曾读《仪礼》，又读《荀子》《墨子》《鹖冠子》，并且替它们斟酌折中、判断旨意，果真都恰当吗？还是不恰当呢？柳子厚曾辨析《列子》《文子》《鬼谷子》《亢仓子》《晏子春秋》，又非难《国语》，他的判断是否恰当，也可以让我听听吗？至于《鹖冠子》，他直接认为其内容鄙陋低贱、不值得称道，为什么又与韩退之的看法不同呢？诸位应当综合这几部书，探究它们的始末，比较考核其真伪是非，用来显示博雅之学。问：设置官职、划分职掌，都是为了百姓。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不过百种；夏、商又增加了一倍；到了周代，考察夏、商两代的制度加以损益，制度就更加完备详细了。周代官制以后，有人撰写《百官公卿表》，有人撰写《百官志》，有人制作《六典》，有人修订《职官志》。这些制度的变革、增减，与周代制度相比究竟怎样呢？就各个时代来说，汉朝兴起时，确定三等爵位，其属官已经有了定额；建武以来，致力于裁减，原有官员十存其一，但仍认为有尚未完全罢除的冗员。能否听听其中的大概呢？唐初设置内外官，也有定额；然而到贞观年间已经不能避免设置员外官，有的特意设置，有的因事设置，事情结束便废除，有的后来设置了却不再废除。中世以后，又有因军功授予的官职，这些也可以指明来说说吗？汉代的官职逐渐减少，而唐代却逐渐增加，又是什么缘故呢？宋初官员没有专门职掌，熙宁、元丰年间，才开始命令馆阁校勘详定，文官、武官的阶级也各有定制；然而元祐以后，逐渐改变元丰制度，官员名额冗滥，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朝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以《周礼》六典为准，参酌前代制度，并随时代损益调整，确实得到了适合时宜的裁制方法，完全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近来提出建议的人，想裁减革除冗员以节省冗费，确实不是没有道理；而当政者又担心缺少人员会耽误政事。那么究竟必须采取什么办法才可以呢？问：戎狄的祸患，自古以来就有。然而它们都不能成为盛世政治的负担，是因为防备抵御有正确的方法。能让我听听这些方法吗？有人说防御戎狄没有上策，周代得到中策，汉代得到下策，秦代则没有策略；又有人说周代得到上策，秦代得到中策，汉代没有策略。难道是各自有所见解吗？古人谈论防御戎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说靠德义，有的说靠将帅，有的说靠军队，有的说靠军粮，有的说靠器械，有的说靠地势，有的说靠坚固营垒，有的说靠整饬军备。如今筹划边防，大概也不超出这几项。不知道究竟哪一项才是上策呢？近来边疆多有忧患，朝廷必定有最高明的计策；但身处江湖的人忧虑边事，也不能就此自行推卸责任。希望你们详细论说。○浙江壬子武举

译问：用兵没有比选择将领更优先的事，但将帅的才能实在不容易识别。试试看古人寻找将领，还有哪些可以拿来讨论的地方。孙膑受过刖刑，身体尚且不能保全，田忌凭什么看出他的才能而向他请教？李左车打了败仗，身体又将被擒，韩信凭什么看出他的才能而拜他为师？然而一个能够预料庞涓，从而成就攻伐魏国的功劳；一个能够攻下燕、齐，开创兴复汉室的事业。他们二人的见识，如同从契约上取回偿付之物，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说用兵有五件事，知道这些就能胜，不知道就不能胜。那个能够诵读父亲兵书、善于谈论兵法的人，却不能避免长平之败；那个说话吞吞吐吐、好像难以出口的人，却能谈笑之间应付披甲作战的变故。这样看来，知与不知又不应当讨论了吗？又有人说临战时要有预先筹划，筹划多就胜，筹划少就败。那个熟悉军事机宜、办事果断的人，却不能完成受托镇守天雄军的使命；那个驾车出游、以围棋赌别墅的人，却能从容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这样看来，筹划多寡又不足以凭借了吗？谋求元帅而选择通晓诗书礼乐的人，似乎是对的。然而受黥刑、缺少文才的人，却屡次建立奇功，这是什么缘故？估量羌人，认为一定要到金城去谋划方略，似乎是对的。然而聚米堆成山谷而果真如预料的人，又是什么缘故呢？将领在军中时，对于君主的命令有可以不接受的情况，这是任用将领的道理。然而《诗经》说：“天子命令我，筑起那北方的城墙。”那么军中又何尝不宣行君主的命令呢？贪婪的人可以任用，诈伪的人也可以任用，这是使用将领的方法。然而《易经》说：“长子统帅军队，小人不可任用。”这样，贪婪和诈伪的人又怎么可以任用呢？类似这样的例子，多得即使轮流更换谈话的人也难以数尽。诸位士人从事将帅谋略，有的人将要承担边疆以外的军事使命，这些道理一定是你们平日所用心研究的。希望替我极力说明。【右题考将略】○福建丁酉乡试 问：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所以养育他不能不谨慎，对他的期望不能不以仁爱为本。三代教导太子的方法和选择近侍的制度，没有比《保傅传》记载得更详细的了，可以听听其中的大概吗？舜教导长子，专门命令后夔负责，难道官职不必完备，而教导只在音乐一方面就可以穷尽吗？汉代以来，詹事、庶子、春坊、宾客之类官职，历代都有沿革，它们与典乐、保傅之官相同还是不同？它们所要做到的，果真是使太子没有暴虐、没有傲慢，保全他的身体，教给他德义吗？其中英明的君主固然有以法术教导太子的做法，有设置博望苑的做法，有撰写《帝范》的做法，有《仁孝之诗》《戒子之篇》《元良之述》，他们对太子的期望是否都归于仁爱呢？为什么宋代儒者感慨东宫僚属只是凑足员额而没有保傅的严正作用，讲读具备礼仪却没有箴规的益处？难道这些都只是虚文而缺乏实际吗？又有人说《六典》的官制对东宫记载最为详细，却遗憾当代讨论还没有涉及，应该诏令大臣仿照旧制加以损益。这种主张是否曾经全部实行呢？我太祖高皇帝略有独到的见识，东宫官员都选取朝廷中有功勋、有德行、老成持重的人兼任，而不专门设置官职，这又是什么用意呢？太宗文皇帝对于辅导太子的官员特别加以告诫，又斥责黄老、申韩学说的错误；作为教导，便采集古代圣贤关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切要言论，编成《圣学心法》一书，有纲有目。这些内容可以具体说说吗？敬愿皇上至高的德行感通上天，接连降赐福祚，天下臣民都在歌诵《螽斯》的盛美、吟唱《麟趾》的祥瑞。只是所谓养育太子要谨慎、对太子的期望要仁爱，以使我国家获得亿万年无疆的美好福运，关键在于燕翼之谋，难道不是最为切要的吗？诸位士人，请斟酌古人的言论，把它作为端正根本、辅助太子的借鉴。问：《王制》说，冢宰根据三十年平均的制度，规定国家经费和祭祀费用的数额。古代三年耕作，必定要有一年的粮食储备；九年耕作，必定要有三年的粮食储备。这是圣明帝王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并不涉及小小的筹算、专卖之类私利。然而世俗儒者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动不动就称说井田

译、限田，难怪他们说起来容易而施行起来困难。这就是农业生产最终在后世不能见效的原因。姑且举一两件事与诸位商讨：三代以后，谈论富国强兵没有比汉文帝更突出的。考察他的政治，有招募百姓把粮食运到边塞的办法，这是富国之术。如今贩卖食盐来充实边防，不正是承袭他的遗意吗？为什么军饷常常匮乏而商人反而更加困苦呢？又有招募百姓在边塞耕田的办法，这是增强军力的根本。如今边塞不再屯田，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担心把田地资助给敌人，所以不这样做吗？那么亲自耕作朔方田、金城田、代郡田，身先士卒，内地增加储蓄，外部又有守御之利，最终使夷狄臣服的，究竟是谁呢？如今天下的闲置土地没有比山东更多的地方了，一头牛的价格贵到一金，而淮南的小商贩却用泥土烧制锅釜。这样说来，古人购买牛只、配给牛只的办法，难道今天就不能实行吗？还是水泽盐碱之地终究无法改变呢？邺地本来就是水泽盐碱的地区。史起任县令时，为什么能够有歌咏稻粱的歌呢？西门豹不能说没有智慧。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史起，才能使河内富足呢？如今水利官员遍布天下，他们的办法主要在于疏浚，却害怕改造。是官吏使他们这样做的吗？还是沟渠已经治理好，此外没有可以兴办的水利了呢？水的流向迁移，自古就没有常态，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却独独没有可以治理的水患呢？我恐怕是官吏怠慢上级、使百姓受苦。谋划本来有缓慢却实际切要的，事情有困难却反而容易办成的；寻找三年生的艾草，只有治理国家的医生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难道诸位不能明白吗？问：《尚书》说：“听说六律、五声、八音关系到政治的治乱。”《礼记》记载说：“声音的道理同政治相通。”自古帝王没有不制作音乐来教化、晓谕百姓的。扶来、持、咸池、大章等乐章，年代多么久远啊！其详细内容已经无法听闻了。只有《韶》《夏》《濩》《武》还载于经传，确实可以从中看出政治治理的盛衰都离不开音乐。考察三代以后，国祚长久的必定说汉、唐、宋。然而汉代没有比文帝、景帝时更盛的，到了孝武帝时，河间献王才开始献上雅乐，但被采用得很少，郊祀、宗庙平常使用的也不是他所献的雅乐。直到哀帝时才开始采用，不久就发生新莽篡变，这是什么缘故？唐代没有比贞观、开元时期更盛的，然而进献的全是胡部俗乐，那么所谓音乐究竟如何也就可知了。为什么唐朝仍然有三百年的国祚呢？宋代没有比天圣、景祐年间更盛的，然而当时掌管礼乐的大臣一直忧虑律吕不协调、声音不纯正，最终却未能更改设置。直到政和年间才制作大晟乐，最终却发生女真之祸，这又是什么缘故？古代根据音乐来观察政治，后世音乐已经完成而政治却败坏，为什么两者会如此相反呢？难道是气数使然，而音乐本来就不能改变它吗？还是另有解释呢？古今谈论通晓制律根本的人，没有比司马子长更高明的；他的学说对于汉、唐以后音乐的情况，也有可以验证的地方。如今想要恢复古代音乐来改变今日音乐，凭借乐器、音数这些末节来探求声气的本源，以恢复《韶》《夏》《濩》《武》的盛美，来宣扬今日太和之治，这种方法和制度究竟在哪里呢？希望听到依据义理、把握要旨的论说，不要只是说等待君子来解决。问：六经是圣人为治理天下留下的事迹，也是天地之道寄托所在。史书称秦朝焚烧经籍，却唯独保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对此深感遗憾。然而如今考察，《易经》和《春秋》首尾完备地保存下来，《诗经》亡佚六篇，有人认为那六篇只是笙诗，本来没有歌词，所以《诗经》实际上没有受到损害。礼本来没有完整成书，《戴记》是杂出各篇、由汉儒编成的；《仪礼》十七篇以及《六典》都是较晚出现的，《六典》只亡失冬官，不过有人又认为冬官杂在五官之中；只有虞、夏、商、周的典籍亡失了四十六篇。这样说来，从六经而言，嬴秦所焚的书虽然不能说没有残缺，但保存下来的还很多。至于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说独独保存，如今反而稀少，这是什么缘故呢？汉、隋、唐、宋的史书都有《艺文志》，然而以隋志考察汉志所载书籍，已

译经亡失十分之六七；以宋志考察，隋、唐两代也同样如此。难道这也是秦火造成的灾难吗？宋仁宗皇祐年间曾命儒臣编作《崇文总目》，但仍有很多缺略，学者还不满意。后世文儒又有《读书记》和《书录解题》，其中所记载的书都在世间流行，可以考察它们著作的始末、流传的真伪以及文理的纯正驳杂。诸位一定会深入研究、详细讲论这些问题。请把这些都详细说出来，不要隐瞒。

译问：养兵的费用，自前代以来一直是令人忧患的问题。将相大臣对此发表的议论不止一种，这些话都并列记载在史传中。然而在当时，有的被采用，有的没有被采用；正当没有发生事情时，大家都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因而把持不变，没有人敢议论。等到祸患发展到极端形势仍不改变，终于失败，然后才议论并更改它。但等到议论得到实行，事情已经无法挽救，所以在太平时期大声哀号的人不能算少。就今天的军队而言，衣服、粮食和供给已经优厚，以使士兵生活得到保障，为什么还总说不足？给他们闲暇操练、演习训练，教给他们技能，为什么最终仍没有勇敢之气？通过勾补、清查、核实来检查兵额，为什么士兵仍然多有缺额？通过挑选淘汰、合并裁省来务求实际，为什么大多仍然衰老疲惫？宋臣有人举出建隆旧例、真宗诏旨、神宗旧制来提出建议，能把详情告诉我吗？这些办法也能够施行于今天吗？李泰伯说过：“天下到处都有公田，被籍没的财产也从未断绝。若能做到一粒粮食不从仓库取，一寸布帛不从府库取，却使披甲的壮士、手执锐利兵器的人，出则遍布原野，入则充满城池。”如果这话可信，那么不必花费养士的费用，天下就可以立即富强。实行这件事也有方法吗？希望一并写入文章，以考察你们经世济民的学问。○附录：福建丁酉年程策五道 其一 史书称汉文帝想重用贾谊，却最终没有做到，反而听信东阳侯冯敬一类的人。如今阅读贾谊所陈述的政事疏，篇篇都确凿有据、合乎道理，内容实在切实。他所写的《保傅》一篇，谈论周、秦的事情尤其详细，而其中的根本原因都取决于太子。由此可知，通达古今、了解国家体制的人，实在没有比贾谊更好的。假使文帝能够推究并采用他的主张，怎么会把法术之道当作恩赐，最终任用晁错辅佐景帝而养成刻薄的政治风气呢？实在可惜。贾谊说：“天下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良在于及早教导和慎重选择左右近臣。”宋代胡仁仲所说“养育他不能不谨慎，对他的期望不能不仁爱”，根源大概就出于贾谊。如今考察贾谊的话，殷、周的君王都能守成祖业而达到盛治，大概并不是因为他们一出生就独自具有圣贤之德。古代王后怀孕七个月便进入宴室，所要求的声音如果不是礼乐，太师就调弦而说没有学习过；所要求的滋味如果不是正味，太宰就倚着升而说：“不敢用这种食物侍奉王太子。”可见太子尚未出生，胎教已经开始。举行太子出生的礼仪时，让士人背负他，有关官员斋戒庄敬、端正衣冠，到南郊拜见。此后又有初生时的教育，保全他的身体，教给他德义，引导他接受教训。再以后又有幼年时的教育，进入东学，重视亲亲而尊崇仁爱；进入南学，尊重年长者而崇尚诚信；进入西学，尊重贤者而崇尚德行；进入北学，尊重贵者而敬重爵位；进入太学，接受老师询问、学习道理，退学后练习所学，并由太傅使之端正。此后又有少年和长大阶段的教育：设置掌管过失的史官，撤除膳食由宰负责，进荐善言设立旍旗，接受诽谤设置木牌，鼓励直谏设置谏鼓。此后又有成人阶段的教育，由三公、三少以充实的道术引导、辅弼、承继，而太公、周公、召公、史佚等人实际负责其事；在他们之下，也一定选取天下正直之士、孝悌之人、博闻之士和有道术的人来辅佐，共同阐明仁、孝、礼、义，教导太子学习，逐一驱逐邪恶之人，不让他看见恶行。太子于是每天看到正当的政事，听到正直的言论，行走于正道之中，习惯随着志向一同成长，教化随着内心一同形成，不必刻意求取，贤圣之道自然进入心中；就像长期和齐国人居住，想让他不说齐国话，也是做不到的。秦、汉以后，东宫官属历代都有沿革，而唐代制度尤其详细。《六典》所载，大体按照朝廷官制而有所降杀。到了宋代，师傅、宾客不再设置，詹事、庶子只是有名而无实际官职，左右春坊只由使臣兼任。神宗改革官制时，为什么讨论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朱子想仿照旧制加以损益，大概是因为立了太子却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培养他尊重老师、亲近朋友、尊重德行、喜爱义理的心；只让春坊使臣侍奉左右，又无法防止他嬉戏轻慢、狎昵亲狎、让奇异邪杂之人混杂进见的祸害，绝不只是为了凑足僚属的员额、使讲读具备礼

译仪罢了。否则，虞舜朝掌管音乐的官员，一个夔就已经足够了，为什么唐代却不能多有贤圣之人呢？自古以来谈论太子的，前面没有比贾谊更详细的，却在治理安定的朝廷受到疏远；后面没有比朱子更切实的，却在励精图治的时代不被采用。那么《帝范》的撰作、《戒子》的篇章以及《元良》的论述，本来就更不足以讨论了。正因为如此，巫蛊之祸适宜说是由博望苑引发，而以好色危害宗庙的人，原来还曾经写过《仁孝之诗》。自身表现得不仁，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又怎么能希望他的养育能够谨慎呢？恭敬地思考我太祖高皇帝登极之初，首先建立大本堂，邀请四方名儒来教育太子，而东宫官属都由朝臣兼任，并不另行设置。圣明的思虑深远微妙，在詹同、李善长的谕告中可以看出。至于告诫太子，更是恳切地要求他端正内心、修养德行，以保全宗庙社稷，使天下百姓得到福祉。太宗文皇帝明白地看出治乱的根由，认为刑名术数浅陋，不拿它们来教育太子，于是编写《圣学心法》一书赐给太子，宏大的纲领和细密的条目、谋略和训诫都由此传授。正如胡广所论，至于告诫保傅官员，只希望他们推扩仁义道德的根源，开陈尧、舜、禹、汤、文、武二帝三王的道路，使太子受到涵养而发扬光大。养育太子要谨慎，对太子的期望要仁爱，我朝祖宗的良法美意已经追及三代以上了。这样，圣明的子孙就应当世世代代积累德行，像重华一样，万世如同一日。我皇上敬守专一之德感通上天，泰和之气充满宇宙。圣明的后嗣笃实降生，承继光明而重加润泽，这确实足以慰藉天下臣民的期望，使他们的心有所系。可是《易经·蒙卦》说：“童蒙吉。”又说：“以蒙昧之时培养正道，是成就圣人的功业。”如今端正根本、辅助太子的办法，难道不就在这里吗？三代成人阶段的教育容易施行，正因为幼年阶段的教育首先打下了基础。如今宫闱之内，调养、保护、节制、宣导，自然有一定的方法。但从今以后，如果看不见礼义，见识思虑就会日益昏暗；举动没有节制，心意就会日益放纵；嬉戏谈笑没有限度，骄傲自矜的习气就会形成；服饰车马器用没有节制，奢侈的祸患就会放纵；懒惰安逸的气势一旦占了上风，勤勉不息的志向自然就会消磨；与宦官、宫妾周旋日久而习惯之后，贤士大夫的影响自然就会逐渐疏远。到了这种地步，想要纠正它，既劳苦又困难。这样看来，保傅之官难道可以缓设吗？其中细微曲折的地方，虽然不必完全与三代制度相同，但应当使朝廷与宫闱合为一体。凡是太子的日常起居和一举一动、衣服器用，以及前后左右担任保傅的人，都可以参与知悉并加以裁定安排。又要慎重选择宫中的属官，申明告诫他们的职分，希望淫邪奇巧、奢靡华丽之物不要接触太子的心目，使仁孝礼义逐渐浸润于他的见闻之中，圣人的功业日益盛大，主持国家重器的地位日益崇高。这样，端正储君之位，凝聚上天所赋的使命，使我国家延续亿万年无强（疑“无疆”）的福庆，就有了实现的基础。或者还可以这样说：舜教导太子时，曾担心其刚愎简慢；禹告诫舜时，则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大概帝王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禀赋，未尝不厚；但若不能从明智方面获得补益，就一定要从才智方面得到补足。凭借这些而拥有帝王之位的，太子朱就是这样的人。他于是顽愚好争，以此拒绝别人，即使左右亲近之人加以辅佐，他哪里能够接受呢？所以说：“童蒙的吉祥，在于顺从而谦逊。”夔用音乐来教化，端正调和他的心，使正声进入他的耳中。我皇上的天德纯正精粹，圣学光明盛大，一身所彰显的大教没有什么不完备的，但没有比燕闲时的侍从更重要的了。用慈爱来克制他，用合宜的时机施加教诲，用祖宗的训诫引导他，使他思考；以天子的自身行为给他观看，使他效法。义方之教所及之处，潜藏的德性必然深厚；而虚心自持的内心，正是他敬重德性、接受仁义的地方。所以说：“没有师保在旁，就要像面对父母一样。” 这是说，父母和师保的教导作用是相同的，虽然亲疏不同、相处时间有久有暂，但所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

译第二 善于谋划国家的人，没有比做好储备更重要的。要先把储备准备好，而准备储备的方法，没有比审慎确定什么最值得重视更重要。百姓在尧、汤时代的水旱灾害中并没有因饥荒而困瘦，却在叔季之世填尸于沟壑，是因为有没有储备的缘故。谁不说要储备呢？只是他们所储备的，并不是民生最急需的东西，而是盗贼每天觊觎、拿来当作轻易资财的东西。这些人在无事之日安逸享乐，一旦遭遇饥荒歉收，连府库也将不再属于自己。所以神农的教诲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披甲的百万大军，如果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它。”晁错说：“珠玉黄金，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然而人们看重它们，是因为君上要使用它们的缘故。”因此，君上所重视的如果不在珠玉黄金，而把饥寒时必需的东西看作最重要，那么五谷就会遍布盐碱荒地。为什么呢？人的常情无不想求得爵位，无不想免除罪责，也无不想获利。利益、爵位和罪责这三者，都是君主所掌握的。假如这三者都可以用五谷来交换，那么人们没有不从事农业的。卖官爵的弊端，自汉代以来没有哪个朝代没有。让罪人赎罪、以盐换取爵位的办法，流传已久，只看掌握权衡的方法怎样罢了。掌握得当，粮食就贵，货物就贱，百姓也会安定。古人中有实行过这种办法的，汉文帝就是这样。权衡失当，货物就贵，农民就懒惰，仓廪空虚，从汉代末世起就已经如此了。如今那些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有华丽的丝织品、珍贵的器物和游宴、犬马的娱乐，遇到荒年，即使打开粮仓，也无不忧愁蹙眉。贫穷的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辗转替人做事，得到一升一合的粮食，才含着食物嬉笑。因此，衣不蔽体的寒冷仍然存在；到了年终，如果一天不能吃两顿饭，百姓就无法忍受了。即使富有四海，也不能把玉当作粮食；百姓无论老幼，不是粮食就不能吃饱。典籍说：“即使是有病的人，吃了粮食也会活下来。”如果每天吃浓稠的脓液，却不爱吃五谷，这正是庸医认为不值得担忧、而扁鹊和仓公看见便会惊骇的病情。因此，粮食对于人，无论贵贱贫富、老少，都不能一天离开。既然一天也不能离开，那么天下最贵重的东西，应该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了。可是如今并不是这样，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人们家中已有粮食并且能够储藏。若指着粮食对人说：“这是隋侯之珠、和氏之璧那样的宝物，是明月之珠。”没有人不惊愕并辱骂你。饥饿疲惫到了极点，生命将要倾覆，即使有珠玉宝璧，对活命也没有帮助。把锅里的粮食煮成熟食，疲惫的人便吟呻着，濒临死亡的人也能站起来。那么，治理人所应当看重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呢？所以，农业是圣王最重要的事业，也是政治的根本事务。治理国家的人如果采纳并保存我的说法，国家大概就可以得到治理了。然而，使粮食贵重有使粮食贵重的方法，积蓄储备也有积蓄储备的办法。使粮食贵重的方法，是劝农的关键；积蓄储备的方法，是务农的具体事务。知道关键所在，叫作只有善意而不足以治理政事；知道致力于具体事务，叫作只有法令而不能自行施行。这两方面大概是相互需要的。古代授田的权力掌握在官府，后世田地的权力转移到百姓手中。权力在官府，所以每年都有开垦，因为由官府出力治理；权力在百姓，所以一经确定便不再增加，偶尔有开垦的，也不过是很小的功劳，于是土地上就留下了可利用的利益。自从井田制度破坏、田间道路再次变更以后，想让田制恢复古代，困难了。拘泥古说的迂腐之士，主张虽然仿古，却收效很少，所以即使董仲舒、师丹的建议以及苏明允的论说，也都不是当今最急迫的事情。贫穷产生于物资不足，物资不足产生于不务农。如今不务农，过错大概不在百姓，而在官府。官府的过错有四项：边镇的官员不愿恢复塞下的田地，这是第一；掌管盐务的官署不用粮草而用银，这是第二；主管水利的官员因循度日，任期满了就调任，这是第三；执法的官员放松屠牛的禁令而不加整治，这是第四。这四项，都是官府逃避责任的表现。四种逃避在天下相互接续，却希望它兴办有利之事、开辟田地，真是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田地不开辟，却希望百姓不挨饿，这是退着走却想追上前人的脚步。如今的塞下，难道不是古代的塞下吗？汉文帝采用贾谊积蓄储备的主张，曾经招募百姓开垦田地，因此施行有次序，坐享富强。如今议论的人说：边地不能让人种植禾麦，恐怕胡人会乘机来放牧战马。唉！这同因怕噎而废止吃饭有什么不同？赵充国曾耕种金城，隋朝曾在朔方屯田；此外，代郡、许下也多次开辟肥沃土地，那些地方都能在战争之中实行，难道我反而不能在太平之后恢复它们吗？舍弃眼前的利益而不谋求，使司农寺困于运输粮饷，没有比这更坏的政事了。汉朝兴起以来，边郡运输粮食，通常要运三十锺才能送到一石；自汉文帝采用晁错的计策，把粮食充实到边郡，于是不烦劳转运，而储蓄日益增加。如今主张盐务的人说：粮食贵就征收粮食，粮食贱就征收银两。这样做，利益固然不会全部归商人，但又何曾归于国家？实在是太不加思考了。大概国初给商人的酬价很丰厚，所以边地商人争相前来，大多登记户籍、经营农业，等待开中，因此商人有使粮食贵重的风气，军队有增加屯田的趋势，正是公私两利的策略。如今辗转折损、层层盘剥，商人的利润日益微薄，运输和购买粮食更加劳苦，而边地军饷却更加匮乏，难道不是非常值得悲痛吗？至于大江以北、京畿以南，以及淮海、维扬、汶水、泗水、淄水、渑水之间，盐碱荒地和可以开垦的土地，估计有数百万顷。如果朝廷确实稍加留意，另设农官分区管理，治理水道、配给耕牛，那么把盐碱地变成肥沃田地，按道理一定能够做到。天下的事情，成在谋划和决断，败在因循守旧。从前西门豹固然擅长治理邺地，然而引漳水灌溉河内，却一定要等到史起，难道是他的智慧不够、没有想到吗？西门豹只是认为前人没有做过，却不知道这件事可以做成。如今这个时代，如果有人能像史起一样有所作为，那么天下的富强将不出淮海、汶泗之外就能实现。姑且举一两个郡县来说：庐州多受水患之苦，凤阳多受旱灾之苦，并不是天时不同，而是地形造成的。庐州地势多低洼，没有排水的渠道；凤阳地势多高隆，没有蓄水的陂塘。由这两个郡推及天下，就可以清楚知道天下不能没有水利，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农业一定要依靠耕牛，淮扬之间有广阔的平原和绵延的田地，牛确实出产很多。

译淮徐以北，一头牛的价格贵到一金，然而屠夫和商贩不把牛用于济水一带的耕作，却把它宰杀后涂抹吴人的锅，难道不是因为北方靠陆路运输，南方靠水路运输吗？走陆路有牵挽运输的困难，当然不如走水路有船只运输的便利吧？这件事的实际情况容易疏通，形势也容易控制，只要设立一名官员加以监督，那么一个月之内，牛就会遍布各个农场了。后魏的李彪，曾考察水陆交通的便利，核算田地的顷亩数，以赃物赎买耕牛，当时百姓依靠此举得到丰足供给。唐开元年间，也重新斟酌各地土质，按土地软硬分别配给耕牛，难道这种办法不能施行于今天吗？办事不以古人为师，就会劳苦而收效少；有古人的办法，却又因循不振作，这就是百姓的性命所系。如今如果制定科条制度，考核农官的优劣，并对前面所说的四种逃避责任者严加惩罚、加重其权责，那么眼前即使还看不到利益，十年以后，天下就会富足，和平之气充满四方；制作乐章、制定音律，也都可以任凭君上所愿了。从前建立王霸事业、使戎狄归服而安坐取得南面之尊的君主，光明显著地载在史册上，没有不是遵循这条道路的，何况动用天下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它所成就的难道会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所以我一定要以使粮食贵重为先，以加强权责为终；这样，古代先王休养生息的办法，才会重新在今天出现。《春秋》对其他粮食不加记载，只有禾、麦没有成熟时才记载，这是因为重视百姓的生命；它的意思也正是如此。第三 先王制作音乐，是为了尊崇德性、宣扬声教，以平和教化，调和天地阴阳之气，使神与人、上下之间的情感和谐。所以诗中说：“钟鼓声宏亮，磬管声铿锵，降下的福气丰盛。”典籍中说：“击打石磬，抚击石磬，百兽全都起舞，凤凰前来行礼。”由此可知，音乐是天地最初的声音。这种声音得到体现，音乐就可以制作；这种音乐制作出来，天地便顺应，鬼神便顺感，万物都顺遂，天下都安宁。它遗留下来的声韵和风气，即使经过千年也不会断绝。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韶》，吴札在鲁国观看《韶箾》的舞蹈，大概是因为唐虞之际，天地纯和，君主从容禅让，不需要用言语说明，和谐也达到极点了。这种制作音乐的时候，精灵贯通、神妙难以解释，或许正因此独自盛大而不消亡吧？由此可知，和谐是天地最初的元气。最初的声音和最初的元气相互应和、相互包含，制作音乐却不能成功的情况，我还没有听说过。所以《夏》并不是不伟大，只是承继帝舜罢了；《濩》并不是不雅正，只是救济百姓罢了；《武》并不是不美好，只是安定天下罢了。若要使声音和仪容极其和谐、美好、完善，同时使四灵都来、百兽起舞，与《韶》相比，不是还有差距吗？尧的《大章》，在这方面最为盛大，因为天机没有张扬，而五官却都齐备。若不是黄帝的《咸池》之乐，在洞庭的原野上演奏，也不足以与它相比。由此推想，伏羲的《扶来》用来建立根本，神农的《扶持》用来谋划民生，虽然年代遥远，已经无从听闻，但沿着它们的义理来想象，便可以仿佛看见那冲淡淳厚的意趣，仿佛听见那幽深玄妙、稀疏辽阔的声音。与三代以后的音乐相比，三代以后不过节奏过多、声容纷乱罢了，又有什么值得观看的呢？即使如此，也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汉朝兴起初期，汉高帝不从事《诗》《书》，本来就难以同他谈论这些。孝文帝继承帝位后，恭敬沉默，教化百姓，不曾改制创作；但司马迁撰写《律书》，推究制作音乐的本意，却首先记载汉文帝拒绝将军陈武出兵的言论，并且称赞天下富足、百姓和乐，意思是只有这个时候可以制作音乐，而汉文帝始终谦让，不肯轻率承担此事。这是司马迁独到的见解，大概从班固以下，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此后到了汉景帝、汉武帝时期，严酷刻薄、奢侈淫靡，汉代的和气几乎荡然无存，即使想勉强制作音乐，又怎么可能呢？所以河间献王虽然进献雅乐，不过是采集拼缀旧事，既不是一个时代的新制度，又只完备了几年，后来有时连宗庙也不演奏，难道不是掖庭才人、上林乐府内外那些迷惑人的人太多了吗？至于汉哀帝尊崇雅正的音乐，放弃禁绝郑、卫之音，但国运却逐渐衰败，最终导致王莽摄政篡位的灾祸，这是因为君主的德行不能振作、威权和福赏下移造成的，并不是使用音乐的罪过。大体说来，声音的道理，向内与人的内心相通，向外与政治相通。如果掌握了正确的道理，就能由君主建立中正的准则，百官各守秩序。国家的权力，我能够掌握；臣下就不会有人擅自作威作福了。权力怎么会下移呢？否则即使早晨演奏《云门》，晚上奏响《韶》《濩》，也没有见到它消除奸邪、教化盗贼。所以一定要通晓运用音乐的关键，然后才可以用它治理国家；端正建立中正准则的根本，然后才可以制作音乐。唉，这道理实在重大啊！汉代的事情就是如此。唐太宗、唐明皇号称英明的君主，所以都搜集、整理雅乐，斟酌裁定，配入管弦，他们的志向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胡部俗乐，如巴渝、西凉的曲子，《霓裳羽衣》的舞蹈，令人眼花耳鸣，杂然并进。不知这两位君主为什么还有闲情逸致去做这些事？魏文侯听古乐便担心睡着，晋文公听新声便忘记吃饭，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所以渔阳的战鼓感召而来，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原因。这样的音乐即使称为胡乐也可以，哪里谈得上雅正呢？唐代的事情就是如此。宋代到了天圣、景祐年间，太平日久，天下安宁，所以宋仁宗留意礼乐之事。太常寺的燕肃认为钟磬等乐器音调不和，请求考订改正。后来虽然重新制定，最终还是没有成效。到了政和年间，国事败坏，音乐的悲泣也随之应和，而君臣不致力于修养德性，只图制作音乐；并且对大晟乐的制作多有夸耀，喜悦之情形于颜色。哪里知道女真的灾祸将要到来，而乖戾不和谐的声音已经先在金石丝竹之间显现了呢？师旷在濮水听出纣王的音乐，万宝常在江都预见隋朝的祸患，不就是类似的事情吗？所以这种音乐即使说它没有真正制作出来也可以，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至于有的朝代享国长久，有的遭遇惨烈祸害，那是创业时天命所决定、守成时人事所造成的变化，本来不是音乐制作或不制作所感应的结果。大体说来，上古的音乐有思想而没有声音，所以其神韵深藏；更古的音乐有声音而没有文字，所以其关键隐而不显；三代的音乐声音、文字都极为完备，所以其美盛彰显。汉、唐以来，都只是抄袭拼凑文辞器具，姑且用来具备一个时代的典章罢了，哪里称得上音乐呢！唯独汉文帝时期，时机本来可以乘用，而汉文帝自己却错失了，于是玄妙的声音和精微的道理，一千多年都没有流传于世，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即便如此，我心中有天地最初的声音，我心中也有天地最初的元气。用我的声音与音乐的声音相合，用我的元气与音乐的元气相合，那么阴阳运行，律吕调和，金石乐器协调，节奏顺畅了。然而这难道容易做到吗？必须有圣人处在天子之位，建立中和的极致，返归纯朴的本真，使万事都得到治理，万物都得到培育，四方夷族都来宾服，使太和之气充满天地之间，包容表里四方，然后阴阳会聚精气，鬼神显现灵验，大乐制作成功，天地和同，王道完备，教化达到极点。如今圣人在上，勉力修德、建立中正，政治昌盛、教化融洽，训典仪章灿然如星日。只是太常寺的乐部还沿袭旧有器物，不也是盛明时代的缺典吗？请从今以后，在礼官所属机构中专门设立一署，任用精通审辨音律的儒臣掌管。广泛选取人才，优厚其官阶俸禄，使他们熟习乐器的规格数量、歌舞的声容仪态，给他们数年时间，等待他们自行领悟。这样，必定会有如师旷、州鸠那样神明而能妙悟的人出现，来奏鸣中和、位育的盛美；《韶》《濩》可以追及，而汉、唐、宋的音乐就不值得再谈了。

译第四 文字契刻产生以后，文献典籍开始出现；伏羲、尧、舜、周文王、周公相继而来，几千年间，各种书籍才逐渐完备，历代都把它们视为珍宝，没有人敢增加改易。到了春秋时期，英明的君王没有兴起，圣人没有出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书荒芜杂乱，假托为上古典籍，楚国左史倚相读了并称赞它们，说自己能够读懂。孔子出现后，对这一切深感忧虑：赞述《易》以排斥荒诞，厘定礼乐以排斥僭越，删定《诗》《书》以排斥不雅，修订《春秋》以排斥不合王道的内容。此后六经之道如同正午的太阳，世人都能清楚看见，而倚相所读的那些书也随之亡佚了。圣人创作而异端伏藏，经书形成而群书散失。孔子去世后，邪说巫风充满天下，即使有子思、孟轲这样的贤人，也只能用言辞穷尽辩论、修饰文辞极力抨击，最终仍不能制止。没过多少年，又遭遇秦火之灾，这才知道六经的完整与残缺，关系着世道的兴盛与污浊；群书的存亡，也要看六经的显明与晦暗。所以《易》《诗》《春秋》如果没有真正的见解，即使完整也没有益处；《尚书》和三礼如果确有真知，即使残缺又有什么损害？如果不以这个标准来寻求书籍，只看它们完整还是残缺，那么五官已经繁多，即使补足《冬官》，又有什么用呢？古文即使出现了，难道就全是虞、夏、商、周的旧籍吗？所以医术、卜筮、种树之书没有流传下来，就像被焚烧毁弃的书仍然不能复存一样。因此，必须有英明的君王在上，圣人辅佐他，以言语代替上天发言，以自身代替上天做事，神明而清楚地阐明道理，从头到尾加以陶铸，这样或许六经才能成为完整的书。不然，搜求购买虽然广泛，缀补修辑虽然完整，也不过是孔壁、汲冢遗留下来的东西罢了，哪里能够得到六经的真相呢？秦火熄灭以后，汉氏取代秦而建立，挟带书籍的禁令废除，献书的道路打开，确实是世道转变的一个契机。可惜浅陋的儒生借此希求宠幸，剽窃旧有义理，曲意加以润色，甚至伪造书籍私下传播，以求爵位赏赐，于是把考求古代当作夸耀荣宠的资本，经学之道又昏暗了。所以书籍虽然没有再次遭遇大火，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它有逐渐亡佚的趋势。下至隋人，直到唐、宋，虽然并非没有兰台、石室的收藏，也有珍贵的书轴、锦绫书签，有集贤、丽正等藏书之所，有《太平》《淳化》等名号；然而时代一经变迁，往往就化为灰烬，哪里还用得着考查《艺文志》、借助书目，然后才知道哪些书亡佚了呢？唯独宋代王尧臣编撰的《崇文总目》，连百家小说无一不完备，君子已经议论它并非馆阁藏书的体例；有的人却又说它仍有缺漏，这难道不是好奇求异过了头吗？大概荒唐浅陋的书籍，世上本来就有一些不会流传；书籍也常遭遇散失、沉沦等不幸，而典籍越繁多、文辞越盛大，就越会妨碍政治，使忠信之风变得薄弱。与其保存无益的书籍，哪如让它们不幸亡佚呢？所以必须有英明的君王在上，贤人辅佐他，统一文字、车轨和礼制，不让无知之人妄自创作，这样才大概不会背离六经，也不会使六经晦暗。不然，兔子猎尽了中山的土地，竹子砍尽了南国，也不足以供毛笔和纸张使用；而文饰与剥落相继出现，困穷从上层蔓延到下层，形势发展下去，不焚烧殆尽就不会停止，又有谁能拯救它呢？然而世上的君子往往喜爱编纂汇集，把各种书合成一部书，例如刘歆的《七略》、荀勖的《四部》、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哪里数得过来？晁公武则根据南阳的藏书，总汇成《读书记》；陈振孙则根据家塾所有的书，命名为《书录解题》。他们统辖百家，网罗六经，心力专一而苦，劳作长久，可以称为博雅君子。然而就这些书本身来看，广泛采集、详细论述，虽然只是大学问中的一个方面，却缺少纲要、徒费功夫，终究是儒者末流的事务罢了。推究其本末，考察真伪，权衡纯杂，他们也能算王应麟、马端临一类的人吗？大体说来，汇集分类的书籍，都是删削经传、割裂义理，使人便于诵读浏览，却不再寻求全文；它们实际上是造成书籍亡佚的媒介，是残毁经书的孔隙。所以必须有英明的君王在上，由儒臣主持，选择确定几种应当阅读的书，颁布给天下，写入法典；有不遵守的，就处以通常的刑罚。这样，人们就会阅读完整的书籍，竭尽全力学习，可以踏入六经的领域，也可以窥见圣人的深意。不然，终年校勘，累年编纂，也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曾经这样说：“人不努力学习，是因为书太多；人不修养品行，是因为文章太盛；国家治理不好，是因为人浮华。”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中庸》说：“不是天子，不能议论礼制，不能制定制度，不能考订文字。”孟子说：“经书端正，百姓就会振兴；百姓振兴，就没有邪恶了。” 第五

译天下的费用，固然有名义重大而实际作用很小的；把不急需的费用冠以莫大的名义，因此天下人常常对此心存疑虑而不敢变动，守着它也不敢议论。为什么呢？一旦提出这件事，就必定要用它来成就自己的谋划，只是倡导天下去做必然劳苦的事情罢了；想让自己独享安逸，形势本来就有所不能，更何况它寄托着天下的大计，不是短时间的力量所能保证成功的。假如不是短时间的力量能够完成，那么其中可能有中途受阻、中途改变的情况，也有意料之外的隐患无法保证。唉！谋划了却未必施行，施行了却未必完成，而且还有隐患潜伏在我们前后，那么我们又何必踏入不可预测的险境，承担数年的劳苦，去谋求无法预期的功业呢？唉！这就是养兵的费用自宋室以来没有人议论的原因。然而当时的君主也未尝不把它放在心上，往往把它写入诏旨，亲自加以考核阅览，最终却不能扩大宋太祖建隆年间的制度，反而造成庆历年间的弊病；这是因为人人的说法不同，舍不得它的劳苦，又乐于因循守旧。姑且举一两件事来说：建隆年间，命殿前、侍卫以及各州守臣分别考察所属部队的士兵，淘汰年老怯弱的，选取其中格外雄健勇猛的，提升到上军。不久又下令荆南放逐老兵，其他部队中有愿意回乡务农的，官府就给他们田地和房屋；从此以后，诏令中多次出现这种事情。假如后世能够推广它，那么宋朝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只是各朝代各自制定制度，有的对，有的错，众说纷纭；即使有所作为，最终也没有成效。宋真宗多次下诏裁汰内外士卒，后来又命转运使检查沿边老兵，全都遣送回乡务农。到了宋神宗，又合并军营，裁减军员十将以下三千多人，一年节省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布匹、草料也相应节省，并且命转运使筹划办理。这就是咸平、熙宁之间号称富足宽裕，而庆历以来不能遵循这种办法，反而致力于增加兵数、把军额扩大到一百多万的原因吗？这究竟是为什么？军队之所以可贵，在于用来威慑戎狄便能制胜，抵御盗贼便能止奸，并不只是张扬人数。自黄帝、蚩尤以来，大约经历了数千场战争，从未听说过凭人多取胜。光武帝以六千人击败王寻等人的百万大军，苻坚的百万军队不能抵挡东晋的三万军，曹操依仗三十万大军败给吕布，退回许都后才醒悟，于是能够以两万人击破袁绍的四十万大军；这就是兵多必败、兵少反而取胜的明显证据。庆历年间的君臣谋划不出这个道理，耗尽天下的财力，榨干百姓的膏血，崇尚虚名来供养无用的军队，最终国势日益卑弱，天下日益空虚耗损，实在令人感慨。越人到了齐国，夜里住在空屋中便心怀恐惧，于是带着一个五尺高的童子，姑且把他当作可以依靠的人来求得安定；等到盗贼到来，没有可商量的人，这才知道童子不值得依靠，可惜已经晚了。如今天下的卫兵，其中不成为这个童子的，太少了。谈到战斗之事，他们就缩着脖子、双腿发抖；听到盗贼的名声，就捂住耳朵不愿听。骄横懒惰、脆弱不堪，大多像衰老疲惫的人；而且他们平时坐着吃粮，从未经历险阻，跟随队伍奔赴营地，从未亲自交锋使用刀剑盾牌。他们的聪明不足以应付旗鼓进退的节奏，力量和锐气不足以闯入死伤之地。他们像蚂蚁一样聚集在发放军粮的官署，像鸟一样在核辨形貌的官吏面前四散。查考名册时他们存在，核实实际人数时却已经消失。打开府库、用车运送钱财，给了他们也不感恩；稍微违逆他们的意愿，他们就想要群起喧闹。对他们的生活未尝不优厚，未尝不教习技能，未尝不核阅人数，致力于求得实际效果却最终不能使用，反而担心他们成为祸害。弊病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说不是极端严重；难道还可以苟且安于眼前，希望早晚无事，守着这种制度而不改变吗？从前唐朝的军队，大概经历过三次变化；即使这些变化的意图有好有坏，但总的来说关系到国家大计，就不能不改变。如今想要解除万民的困苦，坐享富强，除了削减军费，再没有可以谋划的事情了。想节省军费，没有比选精兵更好的；但选精兵难道容易做到吗？不把士兵送回务农，不行。一个人从少年到壮年，都已经登记为士兵，那么经商、做工、从事技艺都不是他们所擅长的。等他们年老体弱，按道理不能不供养，所以一定要像宋代建隆、咸平年间那样给田才可以。那么，田地从哪里取得呢？从现有的屯田中取得，从收租的官地中取得，从籍没的产业中取得；还不够，就从毁废的淫祠的田园中取得；再不够，就从湖泊山地、盐碱地、涨沙海荡等可以开垦的地方补足。屯田的簿籍不能恢复，已经很久了。富豪侵吞，奸猾的士卒盗卖，从他们的祖父起就侵占为己有，子孙本来就把它当作世代产业，有些很难用左券追究，所以说要从现有的屯田中取得。大概现在如果不察办，连现有的屯田额数也将一并亡失。如今天下官租的土地到处都是，对上不足以使国家获利，只够成为奸诈欺骗的凭借，难道不能用来供养士兵吗？籍没的产业从未断绝，只是刚刚定价便斥卖掉，不足以成为公家的利益；拿它来补益屯田，难道反而不合适吗？天下废弃的梵寺和淫祠日益增多，却没有见到公家取来获利，这些地方难道不可以设置屯田吗？那些游手好闲、靠吃闲饭的人，危害农业已经很久了。如今取用他们的田地来解除农民的困苦，难道不可以吗？天下各处都有盐碱荒地中可以开垦的土地。以利益来引导人们，必然能够把瘠土变成沃壤。没有人禁止，却又不去做，我私下为掌事者感到忧虑。如果能够虚心接受良策，并从制度上求取办法，那么这个主张就不是我的臆想，而确实是成全我祖宗的恩德、扩大他们尚未完备的制度。我曾经考察过有关制度：天下郡县都有军队镇守，也有屯田供给粮饷，用来补助军队。十分之三的士兵从事耕作，两个人接受田地四十亩，每年收入十二石，足以供养一名士兵，剩余的供自己食用。其余的壮丁也按差等接受田地，每年考核其收入。起初并不是不想让士兵轮番休息、轮流上番，全部归于农业，只是形势有做不到的地方。等人口逐渐增多，土地的利益就会被充分开发；督理屯田的人得当，每年收入就更加丰厚。实行一百年，天下所有屯田就足以供养天下军队了。

译这是制定法律的本意，大概是想把它留待将来；从屯田分配有固定数额、设置屯田没有限制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这样，百姓所输纳的，只用来供给国家费用罢了。可是如今每一个士兵都完全依赖县官供养，农民终年辛劳，依靠来维持生活的东西也很少。这难道是祖宗的本意吗？所以为今天谋划，不如采用前面所说的五等田地，让每一个士兵按照土地肥瘠分等接受田地，使人年满二十岁便上番当兵，筋力将要衰退时就重新回归百姓。粮仓不取一粒粮，府库不取一尺帛，而我们的士兵都精锐了。有人说：一旦改变制度，难道不会引起怨恨吗？这种改革本来有渐次推进的办法，必须使他们乐于务农，自然有相应的说法。如今财赋丰足之地的上等田，两亩就价值一金；有十亩田，便算中等人家。那些士兵虽然每年收入十二石，但他们自身所分得的产业本来就比不上中等人家。中等人家没有十二石的固定收入，但一年到头的收入支出都在一金之内，常常宽裕有余。为什么呢？不受军籍束缚，就可以经商或做工，能够自我补助。因此，让士兵回归农业，正是他们所羡慕并争相求取的事情，并不是要加害他们。怨恨从哪里产生呢？如今用百亩田地来放牧一千匹马，却不知道它的费用；聚集一千匹马，却只运送百亩田地所产的草料来供给它们，那么费用就会增加百倍。这就是把士兵分散到农业中去的比喻，最容易明白。以经世济民为责任的人，希望对此留意。《方山先生文录》第二十卷 ●《方山先生文录》第二十一卷 墓表　墓碣铭　墓志铭 ◆墓表 《静庵萧先生墓表》《胡松阳墓表》《广东按察使赵公墓表》○《静庵萧先生墓表》会稽山的北面有一位大儒，号静庵先生。他禀赋非凡，年少时就聪颖奇异。刚超过十岁，便修习辞章、文艺，已经卓然成篇。十七岁时，就厌弃这些，跟随阳明王先生游学，讲明圣学，穷究其宗旨，亲身体认、躬行实践，不致力于口头和耳目的学问。在诸生中，他深受提学副使赵公宽的赏识。弘治甲子年，杨文恪公杨廉担任浙江乡试考官，看到先生的文章，大为惊异，说他学问有本源，才能足以经世济民，于是取为第一名。从此先生便以文章闻名四方，这正是他所不屑的。正德甲戌年考中进士，选授监察御史。当时正忌讳直言，先生弹劾兵部尚书王琼，说他虽有一点才能，却多挟带私心、妄自作为。都督江彬通过攀附投靠而得势，势力蔓延，将来难以图治；先生上疏申救胡副使世宁，称其以孤立的忠诚为国，竭力剪除强藩。他的奏章慷慨激切，天下人都想听闻他的风采，不是只追求声势仪表的人所能相比的。奉命巡察山海诸关时，正值边防长期废弛，将领懈怠放纵；先生遍历边塞，修复废坏、振兴坠废，察看时机设置防备，广泛栽植树木，多用来覆盖壕沟，虏骑不敢长驱直入，只能彼此顾视、喘息不前。恰逢传闻武宗将要出边捕虎，总镇以下的官员相互侵吞克扣，先生上疏说：“陛下不应轻视百姓的生命而看重奇异之物，贪玩细小的娱乐而忘记长远的谋略。” 他又说到官府侵吞克扣、军民疾苦的情状，奏疏被留在宫中，没有得到答复。总兵戴钦、镇守王忻企图陷害他，掌权者说：“萧御史没有可以攻击的过失。”这才作罢。他曾疾驰到黄花镇，打开查看粮仓，发现其中一半竟是苴草碎石，而且侵吞克扣累计达数万，守将全都依法论罪。巨宦温祥在司礼监掌有权势，命令两名副职写简帖求情，先生把两名副职一并逮捕治罪，边境为之震恐，士兵才得到了军饷。在此以前，权贵人物多冒领、侵夺士卒斩首报功，前任御史全都替他们登记查验，先生把这些人全部上奏，夺去他们冒领的功劳。江彬、钱宁愤怒地在先生面前议论此事，先生说：“某地与某地相距几百里，某人与我同一天杀敌，他们各自取得战功，难道能把一个人的身体分成两三个人来冒领吗？”两人无言以对。巡边期满回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