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七

译天下治理得好还是不好，关键在人才；人才的盛衰，关键在学校。如今学校遍布天下，教育、培养、科举、贡举都有规制。至于人才盛衰的原因，以及学校培养士人、士人自我修养的道理，人们仍然好像沉溺于习惯听闻、满足于常见之事，而对于切近而精实的道理，有时还漫不经心，没有深入探究。然而，这难道难以知道吗？仲尼感叹人才难得，却称道虞舜、周代的盛世；考察当时的人数，也不过五人、九人罢了。既然如此，他所说设置百官以及三百六十属官之类，也未免有仅仅充当官员、填补职位的人；那么国家盛衰的原因，哪里曾在人数多寡之间呢？石埭是池州所属的县邑，旧有学校在县城南面。正德年间，溪水涨溢冲决，学校日渐倾塌，科举中第的人很少，前后将近三十年。嘉靖乙未年，县令炼炫巡视县境，选择适宜的地方，找到崇寿寺旧址，商议改建学校；刚开始施工，炼炫便离任了，始终没有完成。丁酉年，楚地蕲州的冯君以侍御史督学南畿，来到池阳，向诸生询问石埭学校的情况，于是再次命令有关官员完成前面的工程。县令何怡、徐之麟先后辅助冯君的命令，又开辟土地来扩大校址。于是殿、廊、堂、斋、门、亭、祠、阁，祭祀用的牲畜厨房、宴饮射礼的台池、馆舍，以及图书器用等所有设施，没有不依次重新兴建的。某年某月某日，工程告成。于是那些在学校学习的士人，受到快乐的教育而振奋，科举中第的人接连不断，县邑士人都说学校已经有了成效。此前冯君因养病归去，如今奉命再次来到这里。县令黄蓥、训导冯光浙因为学校还没有记文，便把这件事告诉冯君。冯君命诸生苏祯、李璧来向薛子求记。薛子曾经参与闻知教育之事，不敢推辞，于是作文告诫诸位士人说：“古代天子的王宫、国都，以及州、闾、族、党，没有地方没有学校。士人生在那个时代，从幼年到成年，没有一天离开学校。他们学习的内容，开始于离析经义、辨明志向，最后达到意志坚定、不可反复。其中有《诗》《书》六艺的文章，有弦歌、洗爵、俯仰、升降的礼节，有祭祀、乡射、宾兴、养老的仪式，有选拔人才、审理讼狱、出兵征伐、接受成功报告的方法。而它的大要，就是务必使人人恢复自己的本性，端正自己的身心。即使人的刚柔、缓急、昏明、厚薄各有不同，也都引导他们达到中正，不出现过与不及的偏差。只是这些都不超出一心的微妙之处，而万事万物的道理已经具备；不超出堂屋门户之间，而四海九州岛的事业、万世的谋略已经确定。等到出仕而经世治事，使国家得到治理、百姓得到安定、制度得到确立、赋役得到节制，那么无论施行什么，都没有不可行的。” 把常变、顺逆交给他们，他们都能从容应对；让他们面对祸福、利害，他们也不会动摇，大概正是因为他们平素所学就是如此。到了距离古代越来越远的时候，先王的制度完全败坏，老师所教、弟子所学，不免沉溺于文辞和利禄的习气；他们自以为能干、引以为荣的事情，很少不是把发策决科当作目标，聪明质朴的本性日益浮薄。他们对于圣贤大学之道，大多看作迂阔，言论根本达不到；偶尔有能够谈到的，又用文辞粉饰奸巧，弄虚作假欺骗世人，而不是明德亲民的实学。难怪这些百姓再也看不到三代的治理啊！如今石埭学校迁建，督学君在上面倡导，县令和学官在下面前后相助，都是因为不甘心处在简陋之中。诸位士人在这里藏修、游息，难道又能安于简陋吗？你们一定要努力去除世俗习气，致力于追求古学，舍弃旧习而谋求更新，使这所学校焕然一新、增添光彩；关键并不只在于科举取中的利益。土地因人而胜，人因道而胜；邹鲁、濂洛、关闽，也不过是九州岛的一隅之地，为什么唯独能胜过天下呢？大概一定有它的原因。况且难道没有看到今天东南各郡县，有的每次科举都不少于数人，而西北的河津、高陵，科举中第者仅有十分之一，却偏偏隐然成为天下所尊重的地方。” 唉！这件事难道不值得观察吗？冯君名天驭，字应房，学者称他为午山先生；他贯通经道、纬文，成为法度仪则的典范，大概是一位著名的督学。我因此写这篇学校记，希望借此得到订正，也借此进勉石埭的众多士人。常州府重修儒学记

译道不能彰明，不只是因为愚昧者造成的，也是因为教育不能彰明。道不能实行，不只是因为贤能与不肖者造成的，也是因为教育不能实行。所以说：建立国家、治理百姓，以教育为先。教育与学习，哪里是容易说清楚的呢？盛衰取决于时代，废兴取决于人；而教育之所以成为教育、学习之所以成为学习，则取决于人的内心，片刻也不能间断。本来不因盛衰废兴而有所增损。因此，趋向前进的契机、精神会通的妙处，只担心没有人倡导罢了。若真有人倡导，教育和学习还有不明、不行的吗？教育和学习既明且行，那么此道还有不明、不行的吗？常州是东南著名的郡，学校的设置，可以考察到的，自唐代直到前朝，毁坏和恢复没有常规。到了今天，太平日久，懈怠松弛相继发生；学校规模扩大、地基广阔，渐渐倾圮淹没，也是形势使然。几十年来，郡守大多议论修复，却最终没有成功。嘉靖乙巳年，文水郭侯廷冕以著名御史出任本郡太守，敦厚根本、崇尚实际，首先勤劳任事而不懈怠。每次到学校，总是召集诸生讨论道艺和文章，并以修复学校为自己的责任。过了三年，政事成效显著，民众和睦，于是请求巡抚都御史吉水周公延、督学御史南昌胡公植、巡按御史栾城陈公九德，都同意他的建议，拿出赎金二百余，聚集材料，招集工匠。”}], 凡是殿宇、堂庑、斋阁、衙舍，全都加以修葺；又修筑龙冈，使其高若干丈、周围若干丈；疏浚玄武河，使其宽若干丈、深若干丈、长若干丈。凡是建筑基址侵占民地的，也从此立即恢复原状。工程于这一年某月某日开始，第二年己酉某月某日竣工。百姓没有受到烦扰，事情便办成了。于是郭侯召集师生，郑重告诉他们说：“这次工程，按照原有基址图样，端正水流和山势，修整厅堂房屋，更新丹青涂饰，这是主管官员修建学校。至于所谓教师、弟子的修学，难道只是这些吗？如今做教师的，严定规章，按时举行升降考核，核查课业考试，分别奖劝惩罚，也自以为能够修治学校了；但学校之所以得以修治，必定还要有超越这些的内容。如今做弟子的，贯通典籍，沉浸于《三坟》《九丘》等古书，兼通经史，广泛涉猎诸子、文集，也自以为能够修治学校了；但学校之所以得以修治，也必定还要有超越这些的内容。为什么呢？人，是天地的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靠的是这颗心；贤人之所以成为贤人，靠的也是这颗心。我们所学，正是要学习成为圣贤。圣贤之学，以仁为居所，以义为道路。以礼作为防范，以忠信巩固根基，以廉耻严密守卫，以英华润饰文采；这一切都从我们自己的心中取得，不借助木工、金工、设色、刮磨、陶塑等技艺。这样做用力容易，下功夫简便，而所成就的却高明广大，可以安顿自身，可以确立性命，可以与人相处，可以包容万物，可以覆盖天下，可以把恩泽垂及无穷。若人人都以这样的学问达到修养，那么我们主管官员今天兴办、今天修缮这所学校，所关系的岂不是又重大又深远吗？否则，如果只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那么即使危险的科名、显赫的官职接连出现，也不过是沿袭旧事罢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听到这些话的人全都受到鼓舞而振作起来，希望洗去世俗之学的鄙陋。当时督学胡公正以探究根本的学问倡导东南，听说此事后感叹道：“教学能够彰明并施行，大概就在这里吧？吾道能够彰明并施行，或许也有希望吧？”他听说旗曾经在这所学校游学，于是嘱托郭侯把记文的事交给我。正逢进士徐君鹢担任教授，来到我这里询问。我追想过去和同道诸贤在这里相互讲习切磋，常常因未能闻知道而自我苦恼。如今得以看到教学兴盛，正替这条道感到庆幸，也希望私下里修养自己。我哪里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呢？然而又不敢推辞。因此叙述这次修建学校的始末，以及郡侯告诉诸位士人的话和学台对郡侯的嘱意，用来作记。○平阳县重修庙学记

译平阳过去有学校的记载，称说始建于晋太康年间，详细情况已经无法记述。到了宋元祐年间，建在凤凰山下，并建立孔子庙。绍兴年间，稍稍向南迁到安洋，不久又恢复元祐旧址。元代人略加修葺，因循旧状，仍不令人满意。自从我明朝兴起，学校制度首先完备。景泰、成化、弘治年间，主管官员不时增修整治。此后将近六十年，逐渐毁坏。嘉靖丙午年，县令高君镛估量材料，召集工匠，商议兴修，因为升任御史离去，最终没有办成。又过四年，到庚戌年，现任县令张仲孝到任，于是继承他的志愿，选取役夫，安排工期，限定日期开工，辨明方位、端正位置；凡是基址侵占民地的，全都恢复原状。于是庙宇廊庑、祠亭、堂斋、门庐、厨房仓库、廪舍灶房、官署、居舍园圃、环池缭墙，依次振兴起来。工程始于辛亥年四月某日，至某月某日竣工。建筑揽取秀美、占据胜景，含纳英华、孕育灵气，朝向背阴、幽暗显明，无论大小都称得上整齐；文雅、周密、坚实，比过去更加完善。县令于是和教谕黄以贤、训导某某，带领诸生请我写文记述此事。我于是召集有关官员、师生告诉他们说：“古代建立国家、统治人民，把教学放在首位，为什么呢？实在是为了敦厚人的性情、厚重人伦，施行教化而达到善治。世道日益衰落，风俗日益末流，渐渐失去了古人的本意。到了科举制度兴起，又更加严重。即使学士大夫，也往往把科第人数的多少看作学校兴衰的标准，何况其他人呢？我走遍两浙，每到学校，看见堂上门楣悬挂的题字用来给诸生看的，大多是辅相及第者的姓名，而人的品行和学术全都不予论说，由此可知人们所习见并仰慕效法的是什么了。难道不知道古人设立学校的本意，曾经只是如此而已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仲尼、子舆这一类人没有取得显赫科第、显贵官职，反倒好像在他们之下了。”如今平阳，是温州所属的县。温州就是古代的永嘉郡，永嘉的学术，自王景山氏倡导以来，其端绪已经大致可以看见。后来二程先生以孔孟之学著名于河洛，于是永嘉士人如周恭叔、鲍商霖、许少伊、戴明仲，以及刘元承、刘元承之弟等诸位君子，都跋涉数千里到他们门下求学，亲自接受指点传授。学有所成归来后，又用这种学问来教化乡里。此时如蒋元中、陈君举、王龟龄、戴少望、叶正则、陈器之、汤达可等人，都共同讲明、推演和阐发，正学一天天兴盛昌明。永嘉因此和邹鲁并称，而学术渊源的堂室至今还完整存在，并不像学校建筑的椽桷、榱题、污镘、茨盖，经过岁月长久便腐朽毁坏。椽桷、榱题、污镘、茨盖即使腐坏，还可以拆除剔换而更新；至于本地前辈的学问，则浑然完整地具备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千年如一日，人人都可以修养、恢复，本来不必计算工程、聚集劳役，便能广大深远，成为可以庇护容纳万物的所在。由此出仕，就用所学施行于天下；由此退居，就用所学彰明于后世，将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假如只知道修建这所学校，却不知道修养这种学问，那么庙宇寝室虽高大巍峨，凭什么安妥古代圣贤的神灵？建筑虽高大华美、光彩显赫，凭什么使我们的身心获得良好安顿？即使科举魁首接连出现，公卿大臣相继兴起，说是获得富贵当然可以；但要让天下后世称他们为“学者”，却还不行。我不才，乐见这座庙学落成，又深有感触，愿意和大家共同勉励，不要让本县人只把这所学校看作求取功名、博取荣宠的地方，这就是最大的幸事了。于是写下此文作为记。○舒城县儒学尊经阁记

译经，是用来治理世事的。圣人作经，是为了治理世事，但世上的人有的遵循它，有的不遵循它。因此道有盛衰，世有升降，完全的才能和最好的治理不能常常出现在天下。难道圣人承继过去、开创未来，在这里周密安排、成就万物，还有什么考虑不周吗？这完全是世人不能尊崇经术的过错。因此建立学校、造就人才，必须建造楼阁来尊崇经书，希望改善世道、造就人才的关键大概就在这里。然而求学的人仍大多把它当作玩物，不能反省。何况可以缺少而不兴办，使它湮没成为废弃的典章，考察、稽核和示范之法茫然无所凭依吗？舒城是庐州所属的县，襟带江淮，掩映潜皖，实在是胜地。原有学校的各种制度都已完备，只有尊经阁长期拖延未建。古燕高君节以御史身份出任庐州知府的第二年，政事成就，百姓和睦，于是商议兴举废坠之事。舒城诸生因此请求建阁，便察看地势、估量材料，计算工程、筹划费用，呈报给督学御史豫章胡公植，胡公同意了这个建议。工程始于嘉靖戊申七月，到冬季十一月便告成。又认为应当刻石记载此事。胡公于是命庐州学校训导曹昂渡过大江向东，来询问薛子。薛子说：“这是督学公的教化，提调官的政务，诸位博士的责任，也是你们诸位的功业。我不聪敏，哪里能说出什么呢？虽然如此，我曾私下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仲尼说：“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知道那里的教化。那里的人，纯洁安静、精密深微而不杂乱，通达事理、洞察深远而不虚妄，温柔敦厚而不愚昧，恭敬节俭、庄重严肃而不烦琐，广大博厚、平易善良而不奢侈，连缀文辞、类比事物而不紊乱。”这就是深得《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的人。所谓深，难道只是后世儒者白首穷经，吟诵书册，讲训诂、辞章而已吗？其中必定有精微的旨趣存在，只是引导而不全盘说出，希望求学者深入探究而自得。如今建阁尊经，是天下学校共同的做法；在经书中尊崇经书，也是天下学者共同的做法。然而知道为什么尊经、并能获得经书旨意的人，或许很少。为什么呢？天下的道理是一个。在天称为命，在人称为性；性之主宰称为心，发动称为情，运用称为才。至于区别伦理、分类事物，因意义不同而命名，又显然有许多不同称谓，不能一二列举完。但合起来说，其根本仍是一个，都是上天所赋予、具备于我们心中的。自从人的心灵被蒙蔽，道理昏暗，圣人对此忧虑，于是把它写在言语中，记在简册上，用来训导天下、告示后世，于是六经便产生了。这难道是圣人的最初本意吗？圣人最上等的境界是忘掉言语；不得已而有言语，是次一等的境界。六经就是言语，是圣人不得已而作的。然而圣人作经，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把我们心中的道理统一表达出来，特意借经书作为记录罢了。求学者如果真能反省自身而有所自得，不向经书外求经，而向自己的心中求经，涵养它而不忘记，奉持它而不丧失，那么在虚灵的心中，万善纯正而归于一；变化遵循自己心中的《易》，明白通达以尊崇自己心中的《书》，涵泳体会以尊崇自己心中的《诗》，融会贯通以尊崇自己心中的《礼》，融通畅达以尊崇自己心中的《乐》，斟酌裁量以尊崇自己心中的《春秋》。这样一来，自身的四肢百骸以及天下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得到治理。假如不是这样，却只是在卦画的奇偶、文字的古今、经体的经纬、尺度的疏密、声音的高低、条例的常变上徒然推求，追寻石渠阁、白虎观的讨论，推崇崇文馆、集贤院的编纂，像汉宋旧事那样，那么所尊崇的只是古人的糟粕，不是经。虽然似乎与背叛经书、侮辱经书的人有所不同，但同样都是亵渎经书。这样做而不被轮人讥笑的，几乎没有了！这哪里算得上尊经呢？胡公振作教化之声，在南方辅导、倡明探究根本的学问，把振兴斯文当作自己的责任，而贤能的主管官员又能够帮助成就此事。我们这里的诸位士子受到鼓舞、乐于受教，必将直趋高深境界。我仍然要说这些话，是为了阐明胡公的意思，更加勉励诸位。将来舒城士人若能从传心的教诲中有所获得，成为闻名当世的儒者、当时的重臣，那么今天的举措，难道不会永远留下证明吗？因此写下此记以等待将来验证。○重修三学射圃记

译三学射圃，是杭州仁和、钱塘三所学校的诸生练习射箭的场地。洪武初年，三所学校各有射圃，但都狭小局促。成化辛卯年，于开元宫废址上合建三学射圃，由督学者在此处理政务。后来因督学官迁任、交代偶有间隙，屯田宪司的官员便借居于此。弘治戊午年，提学副使赵公宽到任，于是商议测量射圃左右的空地，左边建提学书院，右边建此射圃，专供练习射箭。往北仍修筑街道通往书院，以便督察率领。第二年己未年落成，终于把原射圃让给屯田公署。事情详见赵公的书院记。年代久了，这座射圃也逐渐荒芜坍坏。嘉靖辛亥年，我承蒙负责视察学政，嘱咐主管官员修葺。第二年壬子八月秋试结束后，才开始办理工程，到冬季十二月完工。共建前堂、前轩各三楹，东西两廊各五楹，穿堂一楹，后堂五楹，厨屋三楹，内外门各一座，左右候馆各一楹，均在中门之外。各种弓箭、决拾、侯鹄、旌旗、极夹中容朴楅、筹乏、钟鼓、琴瑟、笙、和、箫、埙、磬、席、尊、壶、罍、爵、豆、笾、勺、篚、洗、禁、俎、案、丰、觯等器物，全都按照制度更新。癸丑年春天，于是让师生进入射圃练习射箭。正好有一块石碑倒在庭院中，据说是前人磨制后放置在这里的，我因此写文刻在上面，记载这件事，使它竖立在堂的左边。应旗说：古代先王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以类推万物情状，而必定制作弓箭，用来威服天下。他们选拔士人，并不只是依据乡里、家族、朋党来记录其德行，还一定要在泽宫考察射箭，以实行庆贺和谦让。当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没有不尽心于射箭的；射箭的微妙意义，难道只在进退周旋、礼仪文饰和器物数目之间吗？实在是因为阴阳并行、柔刚交替运用，这才成就仁义之德，确立人的道义。不然就会任性乖戾、刚愎自用，把暴躁傲慢当作贤能；或者浮华多文而内容空疏，过分恭敬而徒劳，这些都是君子不做的。只有射箭能够使内心端正、外表挺直，明白节度和志向，与礼乐相近；在雍容揖逊之间，本来就要射中箭靶以求得爵赏，而抵御敌人、消除侮辱的谋略，也在其中。这是谦卑而有山一样的践履，恐惧而有虎一样的威严，也是观察盛德的途径。所以说：射箭是男子应当从事的事情，也是君子所看重的事情。它可以用于文事，可以用于武事，可以担任摈相，可以用于军旅。这种教化，本来就是会通各种道理来实行礼教。我们的夫子在矍相举行射礼，公罔之裘主持射礼，子路在序中向曾点举觯的言语，反复叮咛，意义都在其中。然而能够认识其中微意的人，大概会看出世道日益变化，教化湮没、教育松弛，本来就应该把射箭看作末等事务了。何况这里是宋代临安的旧都，山川秀丽，人物繁华。南渡以后，君臣沉溺于安乐，即使举行大规模阅兵和燕射，也只是供游观玩赏，徒然盛大铺陈文采和议论声容。后来伯颜一到，众人相顾披靡，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上天厌弃元朝的德政，我的祖先开始兴起，正值停止武事之时，而射圃却必须设在文教之地。图式和仪注颁布给主管官员，明确显示规范法则。回头看古代先王，他们的志虑、规划和作为，前后完全一致。从此天下归向教化，人人致力于德行道艺和根本实务，彼此观摩学习，受到浸润熏陶，一时人才于是多有卓然自立者。太平日久，人情懈怠玩忽，而有才之士又多以空文争胜，流俗随波往复，很快失去了最初的本意。如今皇上效法祖宗，敦厚崇尚教化根源，修明礼乐，希望得到贤能俊杰，特别重视学校。近来对于督学大臣，特意诏令有关部门，不许滥行推举。我应旗不才，承乏担任两浙督学，自从接受玺书以来，每日都深感戒惧。实在希望和你们这些主管官员、学官、弟子真心协力，凡是能够有益于教化政理的事情，都不怕举行。因此，在省城首善之地，这座射圃的修复自然不能迟延；而按照图式、依据经典，讲明并练习射礼，以此为各郡倡导，也不得不急切办理。希望我们同道诸君再三思考，仰体通过礼来明白义理、游习技艺来蓄养德性的道理，逐渐达到身心与志意合一、内外两相忘却，彼此共同有所成就，这样才或许不负此举。否则，这次兴建难道不也只是徒具形式吗？对此我又深感忧惧。谨记下这些话，等待将来考察成效。○镇江府丹徒县二学义田记

译古代建立国家、治理人民，把教学放在首位，并设置官员宣读法令，考察、劝勉、纠察、告诫。到了周代，这些制度最为完备，当时各邦国、都邑、乡州、闾里、族党，全都接受教令。至于衣服供应和粮食发放中与学校有关的制度，却没有见于经传。难道是因为田地按照井田制授予，而在每户百亩的常制之外，又有供闲民耕种的田地吗？所以俊秀之士都能自给生活，专心致力于学习，优秀人才遍布乡野，贤俊之士充满朝廷。唐虞以来，周代的人才最为兴盛。到了后来，田地全都荒芜，读书人放纵游荡，狂妄少年和游学士人散布天下，各家各自崇尚不同，人人自行立说，先王之道不能彰明、不能施行。仲尼对此忧虑，在东鲁设立教化，弟子越来越多，却连伐木断粮的困境也不能避免。即使贤如颜回，箪食瓢饮也屡屡空乏，粗劣的藜藿都吃不饱；如果不是上等智慧的人能够学习耕作、求取俸禄，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到了汉元帝、成帝年间，有人说孔子是平民，却能养弟子三千，于是增加学官弟子，不限名额，最终因费用供应不足而停止。那些所谓三千人聚集在孔氏门下吃饭的说法，本来就是妄诞的。至于用天下的力量来供养士人的需求，竟然不能继续下去，难道说处置得当、合乎道理却会如此吗？镇江是江东的首郡，丹徒是它的附属县，所以两地都有学校，却一直没有设置义田。只是学生一天比一天增多，贫困的人有时无法自给。于是莆田林侯任守此地的第三年，即嘉靖癸卯年，政事已成、教化施行，百姓的疾苦都得到体恤；他设置公田，以减少班坊的费用，减轻常赋的征收，道路上到处传扬着受到鼓舞、乐于生产获利的话。又因尚宝杨君绍芳捐出族人诉讼所得的田地一千二十四亩有余，估算每年可收租若干，分给两所学校作为固定产业。于是请各位巡抚、巡按大人批准，众人都同意了这个建议。当时提学御史衡水杨公宜担心日久以后没有凭证，认为应当刻石流传，于是嘱托薛子先写文，又让丹徒县令茅君坤转达此意，并由王生合节、万生木参与其事。薛子于是叙述事情并写道：“忧虑道义而不忧虑贫困，这才叫君子。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常之心，只有士人能够做到。求学者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又诵习、遵循孔孟之法，本来应当自己奋发，不等待外在条件。何况林侯尽到师帅的职责，推行厚重的教养法则，乃至柴薪、饮水、膏油、灯火的费用，婚冠、丧葬、祭祀的花费，无不替诸位考虑周全。诸位难道能不有所观感而更加奋发吗？士人对于学习，就像农人对于田地。诸位如果真能用修习礼义来耕耘，用陈明义理来播种，用讲学来除草，用以仁爱为根本来聚拢，用传播礼乐来使它安定，那么居家可以改善风俗，出仕可以治理人民；这样，这些田地对学校的帮助……” 也就不只是帮助贫困士人罢了！否则，恐怕会有了田地却不耕种，耕种了却不播种，播种了却不除草，除草了却不收获，收获了却不食用，食用了却不能使自己充实肥盛，这样岂不是辜负林侯今天的举措吗？况且我听说林侯清正平和、古朴淡泊，切实亲近而精纯踏实，每当处理政务有余暇，就在海岳书院召集诸位，阐明体用之学。其他郡听到的人，无不抬头仰望、向往其风；何况亲自接受熏陶的人，难道忍心辜负林侯吗？林侯政绩卓异，升迁显达指日可待，后来接任的人本来一定会继承林侯的高尚义举，使之不断绝。掌管钥匙、出纳财物的人，也自然应当谨慎履行职责，不让权力旁落、下移。对此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林侯名华，字廷彬，学者称他为巽峰先生。” ○南京提学察院题名记 南京过去有提学察院，在会同馆东北偏侧；每次考察诸生，地方狭窄，不能容纳。嘉靖丙戌年，前任提学御史卢君焕在城南得到一块地，共若干亩，右边建立明道书院，左边建造提学察院。到这时，御史杨君宜至景哲重新修缮，征求文章、考查典籍，于是把曾经担任南畿提学者的姓名、字号、籍贯，共若干人，刻在碑上，安置在厅堂左边，嘱托我作记。我认为天下治乱，由人才决定；人才盛衰，由学术决定；学术邪正，又将由谁决定呢？学术的污隆、世道的升降，实在只是掌管教化的人所掌握罢了。虞舜任命司徒，周代设置典乐，慎重选择端正方直的人，以师道尊崇他们；正因为纲纪建立、人才造就，上下都得到成就，天下人纷纷归向，终于称为太平盛治。到了末世，学校尚且废弛，城角巷陌间任人游荡，而年轻士人兴起。何况秦汉以后，大多驳杂诡异，即使建立学校、设置博士，但选拔任用往往不得其人，那么人才和学术不能像古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从前程伯子对他的君主说：“宋朝兴起一百多年了，但教化还不醇厚，人情还不美善，士人少有谦退之风，乡里缺乏廉耻，这大概是学校中的师儒不能用风化劝勉、培养激励他们的缘故。” 唉，确实如此啊！我明朝兴起时，省级设置学校，建立师儒，设置弟子员，而提调的职责只交给地方守令。后来因为教化治理没有方法，造就人才成效很少，到正统年间，才开始设置提学官，授予他诏敕谕令，使监察巡守官不得侵越，可以说职责专一而且重大了。然而各藩属地让按察司的佐贰官担任提学，只有两畿任命侍御史担任，其委任和责成的用意又更加深重。景泰改元，裁撤提学官；天顺七年，又恢复设置。这样的官职反复议论裁撤、恢复，好像实在不得已，难道不是因为师道所关系的事情极其重大，而要称职承担这一任务实在难以选得合适的人吗？何况南畿是我祖宗兴王的重地，圣化领先，人文尤其兴盛；在这里担任提学官的人，其学问、品行、才干、声望本来就是一时的杰出人选，又怎么能够轻易做到呢？善于治理今天的人必定鉴戒过去，要告诫后人就必须惩戒往事。现在把前后督学者的姓名全部列出，使人人都能仰望他们、以他们为师，也能指点评论他们，从而可以起到教化和劝勉作用。这块碑的建立，难道意义很小吗？我想起明道先生曾经任鄠县令、晋城县令、江宁县令、上元县令，不过是县簿、县令罢了，尚且能把振兴斯文当作自己的责任，所到之处民风士习大都归于正道，道统的传承也因此没有坠落。如今诸位君子接受这样隆重的委任和特殊的使命，所处的职位、所遇的条件，又不是明道先生当时可以相比的。那么他们以德业造就人才、匡正辅佐世道，当然应当和明道先生一样美好、同样盛大。又有谁是不能作为老师、不能加以评论的呢？我因杨君的请求，又感慨程氏祠与此地相邻，所以特意写下这些话告诫后来者。方山先生文录卷之七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八 记二 ◆记二 宁波正学祠记 二忠祠记 梓溪刘氏义学记 友士轩记 观易台记 祠堂壁记 大观草堂记 代京畿道题名记 常州府理刑厅题名记 莲塘书屋记 晋斋记 南窓记 擒虎记 ○宁波正学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