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一●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二

译史籍记载的远古时代，帝王和圣人的寿命没有穷尽。当时风气尚未开化，昆仑山般的精气凝聚，积蓄深厚、寿命绵长，本来就是如此。稍稍到了虞、周时期，历法象数逐渐显著，但仍沿袭浑厚质朴的风气。再加上上古贤人年老后请求遗言、奉养老人、涵养道德，情况都记载得很详尽。不只是孤卿、大夫、士人能够安享长寿，平民中的老人也无不欢喜而享尽天年，所以那时多是眉毛斑白、头发黄白的老人。诗书中所称道的长寿，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等到淳厚的风气逐渐浇薄，政治教化距离远去，智巧之风一同兴起，神明所居之处如火焰升腾、沸汤翻滚，早晨涌动，夜晚蒸腾；即使金石也不能保证不被熔化、剥蚀。如今南山吴翁与世俗周旋，年纪将近八十，康健快乐、自得其乐，不仅像壮年时一样。那些与他一同生活在人世间、却能独立于万物之外的人，古人所称的有道君子，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有人说，吴翁世代积累了富厚的家业，而长子允祥、次子允际，以及孙子峻伯，又都考中甲第，积累美德、建立功勋，声名远播、文采显著，后来的人还将继续承继，前途没有尽头。吴翁看到这些而感到快乐，这就是吴翁长寿的原因。只是我认为，富贵福泽固然可以使生命丰厚，也可以使志向沉溺。只有深通大道的人，才不会使自身受外物役使，不会让欲望扰乱和气；他会除去诱惑仰慕，戒除嗜好，排除杂念，止息争强好胜。凡是他所遇到的一切，都如同寒暑、昼夜的往来更替一样，通通与我无关。因此，冕服、黻服、章甫冠的华美，车舆、侍役、宫室的壮丽，都不足以改变他的本真；田间道路、苑囿的丰饶，仓箱中金帛的积聚，都不足以牵动他的心念；肩并着肩、足迹相连的众人，以及遍布山冈、充满谷地的牲畜，都不足以振奋他的意气；《白雪》曲、清越的角声，文珠、翠羽、玳瑁的色彩，都不足以使他的真性受到迷惑；水陆珍品甘美的滋味，椒兰、菌桂的芳香，都不足以改变他的安适。所以他能够与混茫的大道相通，解除意念的束缚，舒展精神，浩然长存。不然，这些东西就会扰乱他的精气，损耗他的玄妙光明，使形体、精神、气魄和志意都只陷于劳碌。譬如千寻高、百围粗的大树，交给匠石砍削，用剞■〈屈刂〉雕镂，再杂以青金、黄金、相玉等装饰，闪耀辉煌，表面上虽然似乎不同于被砍断后丢弃在沟渠中、斫断后弃置于山谷里的木头，但若说到失去本性，二者是相同的。它又怎能冲上云霄，凌犯霜雪，经历日月，超越万种花卉而挺立独秀呢？从前卜子夏是古代的大贤人，尚且因为放纵欲望而消瘦，得到道而肥盛。这就是我断然认为，仅仅凭借富贵不足以获得长寿，而要像老翁这样长寿，必定是由于有所体悟于道，不沉沦于时俗的缘故。况且峻伯曾经在慈湖、锺阜山的南面同我谈论道，称说老翁身材魁伟、气度卓异，刚正耿介、秉持义理；等到我看到他的儿子、孙子，又见他们以理学之道继承家风，那么老翁享有这样的高寿，虽然似乎是自己造成的，而且德行昭明开阔，他所眷注的德业大概也可以得到验证，看来确实不会错了。到这时，峻伯的同年请我写文章，为老翁祝寿。实在是因为峻伯博雅多文，可以追踪古代作者，他一定认为我的话足以为老翁增寿。何封君寿序 如今世上能够显扬父母名声的人，只有把名字列入仕籍、接受皇帝宠赐，获得褒封，或者任谏垣、给舍之职；这又是人情所羡慕希望，却夸张奢求而未必能够得到的。难道只有那些平庸幼稚、浅陋鄙俗、沾染声名利禄的人才这样吗？即使是向往德义、修明礼义、发扬才华、铺陈文章、施展文辞和辩才，被称为卓异奇伟的人，也往往想要凭借器用、等待时机，希望有可以施展谋略、表达忠诚的地方，并借此扬名显誉，使世代都受到光耀。然而有时遭逢时运不济，只能隐忍观望，以求得到朝夕俸禄，那么表面上虽能使父母欢心，内心却负有歉疚和惧惕；至于特殊恩宠和异常待遇，反而只会增加沉重的感伤。一旦直言尽职而上级不肯宽容，便会遭到斥逐、流放、逃窜；阴山瘴海，反而徒然给父母带来忧患。如此说来，臣子想要尽自己的本分来奉养父母，使家业有所承继，使父母得到宠荣福祉，难道不是极其艰难吗？当初石川何先生与我同榜考中进士，任观政工曹。正值众多人才汇集、各种才艺兴盛之时，当时大家都在忙于进退升降，他却没有多少具体职守。我私下观察何先生，每逢坐下、起身之间，总是独自沉默凝神思考，知道他内心大概有所感触。后来他由行人升任南户科给事中，多次上疏陈述、提出有关政治根本的意见，其中最著名的，是主张罢免各镇守臣、清理淘汰铨部人员；他发表危切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天下人都想听到，士气也因此振作起来。从前所说的天子改变容色、左右近臣准备获罪，如今在他身上看到了。皇上圣明，正广泛采纳忠言，俞允并赐予宽免。恰逢明堂礼仪完成，恩泽遍及天下，于是进封他的父亲松逸翁，封号依照他的官职；他的母亲麦氏封为孺人，并颁下玺书、策命，极力褒美嘉奖。夫妻白头偕老，又有孝顺的儿子可以共享欢乐，凡是用来安养父母的禄养、善意、容色和志意，没有不完备的。忠于国家，孝于家庭，是臣子本应竭尽的心意。说话没有罪过，听取意见而不违逆，取决于是否遇到明主和合适的时机，并不是臣子自己能够必然决定的。石川何先生凭什么遭逢这样的际遇呢？《礼记》说，年老者的欲望将要得到满足时，必定先有祥瑞的征兆。《左传》说，天道没有亲疏，常常帮助善人。我听说松逸翁刚正耿介、秉持义理，洒脱地做世间的隐逸君子；孺人善于治理家庭、辅助丈夫，深藏德行而温厚和顺，涵养积累了长久的顺德，这些确实都是善行。从此以后，丰厚的恩泽流布，滋润的膏泽下行，以发扬祥瑞、显现光彩，增益寿命和福祉，难道不是会合与感应、流行于光明开阔之中的结果，本来就是天道通常所助的吗？然而得到它，是常态；得不到它，是变例。消长的大致比例，常态占十分之九，变例占十分之一。君子行善，本来不是为了求福；但像何氏这样的庆幸，完全足以劝人向善，也由此可以知道，人子侍奉父母，难道又曾经专门只在富贵、利禄、显达之间吗？所以说，孝以侍奉父母为开始，以侍奉君主为中段，以立身扬名为终点。石川先生如果能够永远保持这样的美誉，那么他用来荣耀父母、为父母增寿的事业，大概就无穷无尽了。杨处士寿序

译我曾经观看地图、地志，见到名山、旷野、奇异的胜景和广大的薮泽，便常常产生向往之情。等到读到《逸民》《独行》等传记，又屡屡感叹，远远追想，遗憾自己不能赶快装好车、喂饱马，驾着木筏、剖开的木船，尽力攀登跋涉、探寻游览，顺流逆流地往来，与他们共同观赏上下四方的景色，接受他们贞洁德行的熏陶，从而慰藉自己的内心。后来我走过齐、鲁、燕、赵的旧地，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游览天竺山，在武夷漂行于江淮之间，又在彭蠡湖边的匡庐、白鹿、紫云等丛林岩谷中休息，往往遇到异人方士。看他们恬淡朴素、平易自守，听他们说话，大多切中要害；观察他们的志向，则高举远行，超出尘世之外。他们看待声名华美的繁盛场合中那些浮沉进退的人，不只像看污秽厕所中的浮沉之物吗？何况那些因此踏入危机、遭逢险难，最后受戮辱而灭亡，甚至没有留下后代的，又哪里值得谈论呢？考察过去，像这样的事情，实在难以数尽。因此我更加有所感慨，认为自己从前怀抱的最大愿望，到这时才算得到酬答，但仍然没有真正深入领会。如今远林杨老翁，头发已经花白，穿着山野之人的衣服，头戴巾帽，手持自己所著的几卷书，带着礼物到秦淮旅舍来见我，自称离开吴门、住在城市已经几十年了。等我打开他的书阅读，里面全是古代医方和怪异记录，不涉及世俗事务，也不与文辞、墨迹、铅椠之学争胜。于是我恍然醒悟，才相信朝廷与市井未必喧闹，岩谷也未必幽静。像那位抱石沉入湘水的人、弹琴回望景物的人、江夏临刑的人，以及被世人想要杀害的人，他们之间哪里有权位势利相互倾轧呢？不过是在语言文字之间罢了。这些人就像河上戴鹖冠的隐士一样，姓名究竟没有流传到今天，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像老翁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是洞悉人情变化、周密思虑、深远观察，能够藏才守用、保全一生的吗？这样存养精神、保全贞性，将要融入太虚，咀嚼太和，使人与自身混合为一，使动静不再分作两端，使阴阳同流一波。这样的寿命难道还会有边际吗？程处士寿序 嘉靖戊戌年，歙县有一位程处士，年已九十岁。他的姻亲朋友栢庄方先生请我写序文为他祝寿。序文说：凡是活着，都是人的愿望；使生命长久，这就叫作长寿。长寿又是人最大的愿望。坟典记载的远古时代，皇人一动辄活上万千年，那时风气尚未开化，昆仑山凝结未变，人很少有情欲的孔窍，聚集在一起而不分散，这难道是自然如此吗？后来朴实被削薄，淳厚渐渐浇薄，朋党兴起，机巧权术滋长，人们转而专事奔走追逐，夭折和疾病接连不断。这不只是世运造成的，大概也是人事造成的。至于那些逸人异士，栖居山谷、枕山而卧，舒展俯仰、调息呼吸，守护精神、返归贞性，有时也能长久地活在世上。只是他们习学内丹之学、秘传文字和奇异典籍，把它们关锁封藏起来，没有办法窥见。只有儒生学子认为这些荒诞无稽，愤恨其妄诞不经，觉得应当收藏起来并加以摒弃。古人说，事物有所偏重，就不能没有蒙蔽；即使说的是大道，也可能有相同的障碍。方术的失误，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程处士，崇尚礼、喜爱义，不以爵禄为事；运输货物到边地交换物资，在海上种盐，往来吴越之间，追逐贵贱行情，审察时机取舍，积累粮食财货，富足得如同拥有朝廷封地。晚年悠闲地居住在乡里，敬重贤者、招致士人，周济困乏，不争夺声誉，不畏惧豪贵。年老而容貌安适、头发黄白相间，享有这样的高寿，难道也是因为有什么奇异的方术吗？我读唐子西题铭古砚的文章，因而领会养生之道，他说应当以迟钝作为根本，以安静作为作用。苏子瞻向吴子请教养生，得到两个字：一个是“和”，一个是“安”。处士年轻壮盛时，虽然泛舟航行、接连乘车骑马，并没有隐居山岩、专门修习那一套生活方式，但他的心性和行为没有受到损伤，穷究义理而积累深厚；这说明他对于迟钝、安静、安和之道的造诣很深，已经超出一般方术之外了。人们又说：最深的隐士住在市井之中。这话确实正确。所以他是另一位范蠡。关于货殖的《史记》列传中有范蠡，关于列仙的传记中也有范蠡，处士难道不是与他同类的人吗？凭这些，就可以为处士祝寿了。余翁寿序 菌类、灵芝呈现各自的形态，麒麟、凤凰显现各自的形象，种类多得无法记载，也无法考究它们的世代本源。实在是因为它们聚集了太和之气，阴阳氤氲、精气发扬流布，大概它们所依托的环境本来就是如此。因此，贤者、英才、才哲，世代承载德行，各自根本于天生本性，《诗经》《尚书》等书所称述的，都可以看见。过去我听说玉崖余先生，思念孝道，振兴芳名，树立功业，声名光著；后来在南方任考部郎，掌管内外官员的升降黜陟。一经考察其平素品行，符合众人的情意和舆论，就不徇从权贵的意愿。后来竟然振衣脱鞋，长揖告别，徒步隐居荒野数年。不故意违背世俗来沽名钓誉，不培植交游来猎取声望，暗中修养、独善其身，谨慎温恭。如今又被征召为南考部郎，恰好我任主事，得以朝夕相处，仔细观察他的举止，知道他的议论和见识都务求从根本上着手，不与世俗争竞。我说余先生凭什么能做到这样？过了很久才知道，这是他父亲老翁教导的结果。老翁一向深心研究理学，通达变化、观察造化，把自己的学问教给乡里，因此乡里的学者称他为“随时先生”。儿子显贵后，他没有立即请求封赠，务求实行自己的志向。等到儿子得到所治理的县邑，政治成就、教化融洽，志向已经实现。部里下檄文以循良之政征召他，他又总是停止前往，不肯赴公交车。这难道可以用寻常浅近的习俗来窥测吗？由此可知余先生的贤能有其根源，而老翁难道反而没有可以寄托的事业吗？老翁是楚地人。湘水、汉水、衡山、庐山，彼此经带环绕，气势雄浑，水流回旋，蕴含恩泽，施布和气。老翁确实承受了这种山川之气，或顺流而行，或遇坎而止，确实是顺应时势啊。如今到了艾年，福祉繁多而长久赐予；我心中爱慕德行，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从前诗人歌颂长寿说：“山冈高陵，河川奔流；楚地山川，不加封土却自然高峻，不加疏浚却自然深广，日益引长，月月增长。”老翁从此徜徉自在，长享无穷吧。顺轩高君寿序

译过去我在江州求学，正值如今的大司成少湖徐公在江右督学。他每次校阅诸生文章，常常拿来给我看，我得到其中最优秀的共有若干人，南丰高生高瑶就是其中之一。少湖公于是发文给南丰，分发传符，供给路费，派他来跟我求学。我当时往来于白鹿、南昌等地，高生一定与我同行。我仔细观察他的言语、沉默、行动和举止，省察他的气质、志向，发现他向往的，渐渐是专心穷究义理的学问，绝不只是擅长华丽辞藻的文士罢了。我私下很看重他。后来他每次回家探省，过不了多久又回来，我偶尔问起，他说：“瑶向先生受学，本来是少湖公启发我的；但我的父亲顺轩君本来就有这样的志向，只是怕我离开他身边而被世俗所溺，所以我一回去，他就命令我回来。”因此我在旴江见到士人，总要询问顺轩君，而旴江士人没有不乐于称道顺轩君的品行义行。我才知道高生从家庭中得到的教益很深，“有开必先”这句话，大概确实不假。后来我刚离开江州，高生就考中乡试，于是到我这里请求写文章为顺轩君祝寿。我本来不擅长写文章，而且正厌恶言辞枝蔓，所以没有答应。又过了三年，高生游学南太学，再次在秦淮同我相聚，又重提先前的请求。我想，人子为父母祝寿，心意哪里会有穷尽呢？然而有些事情可以由自己做到，有些事情却不能由自己做到。富贵和福泽，上天本来常常赐给善人；但究察它们往来的循环、变化的终始，即使这样，有时仍不能完全相齐，这说明仅靠自身努力，尚有十分之一的困难。若说到早起晚睡、立身扬名，那么凡被称为通达之人，一定知道这来自彰明的德性之后，确实可以说充塞天地，横贯四海，施加于后世而不局限于朝夕之间。这样用来为父母增寿的功业没有边际，而实现它全靠自己，不从外物取得；这本来就是高生应当做的事，也是我希望他用来报答顺轩君的事，难道还会有超出这一点的吗？从前宋元丰年间，欧阳公显赫崛起，成为学者的宗师；曾子固稍后出仕，最终与他齐名。当时从朝廷到京城内外、乡里街巷，从学士大夫到樵夫、牧童、仆役，没有不传说这件盛事的；但追溯源流、穷究根本的人，一定归功于他的父亲太常公敦厚的德行和美好的操守。我才智不及他，本来不敢希望高生达到欧阳公的境界；但高生正处于进取之中，前途还没有穷尽，本来将以古代豪杰自我期许。姑且就乡里人的评论来考察，他难道肯低头居于曾子固之下吗？如此说来，顺轩君将要和太常公一同显名不朽，永远为后世所尊崇了吧？隆虑山人李翁寿序 隆虑山人李老翁，是我县县令龙冈君的父亲。老翁居住在相州的隆虑山中，乙巳年因为迎养儿子而来到我县。县里的士人百姓爱戴县令，于是连同爱戴县令的父亲，请我写文章为老翁祝寿。我当时因考功之事获罪，迁谪匆忙，来不及写文章。等到被召回时，老翁已经回到相州。后来龙冈君也升任户部主事，却因被论劾而罢职离去。爱戴县令的本县士民，仍然像县令在任时一样，再次提出请求。我因此更加相信，三代以来奉行直道的百姓，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为老翁祝寿的文章也不能不写。人们又说，善于做官，莫过于遇到合适的时机和知己；考察民风，必须依据舆论。李侯治理本县，勤于实在的政务，而不热衷于获取名声。名声产生的地方，恰恰都是他所忽略的地方。最终因此失去上级欢心，招来毁谤，引起上官的议论。然而士民像这样拥戴李侯，那么李侯的贤能显著存在于人心之中，本来就不可能被掩盖。明珠被诬为薏苡，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事。李侯离去，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虽然如此，李侯的贤能，是老翁成就他的。老翁年轻时在朝歌郊野耕作，侍奉父母、奉祀祖先，竭尽力量、尽到本分；又周济穷人、救助困乏，族人乡党都依赖他。这些详情都载在东野郭太史的传记中。他大概就是古代所说的孝弟力田之人。从前汉代选取士人，有“孝弟力田”一科；但纵观整个汉代，这一类人多成为循良之吏。因为他们内心和顺纯一，不被异物引诱而改变，所以出仕有所作为时，没有不是切实的政绩。如今老翁虽然隐居守德、不做官，但李侯在家庭中长期受到他的浸润、教诲和感化。等到李侯考中进士，出任我县县令，便推而广之实行这种家教，诚恳质朴而不事浮华，我县百姓为之欢欣鼓舞。县民享受利益，沐浴在李侯的恩泽中，哪一样不是老翁德行推及而来的呢？正如云气运行、雨水施布，万物含露而萌生；而云雨所含的恩泽、所布的元气，实在是山岳造成的。隆虑山南面背靠太行山，北面连接恒岳，地势优胜奇绝，风俗气象淳厚。老翁居住在这座山中，实在与它德性相称。我曾看诗人歌颂长寿，总说“如山如阜”。老翁的德行既然如山，他的寿命又怎么能够估量呢？从前成汤问伊尹：“长寿可以求得吗？”伊尹说：“想要它就可以求得，不想要它就不能求得。”所谓“想要”，难道是寻求方术、等候神人，服食修习秘传灵药、沆??、齑霞露之类吗？也不过是说有德者长寿，不被外物动摇，像古代仁圣贤人那样罢了。至于出仕或退处、困厄或显达、毁谤或赞誉、得到或失去等关头，正不是决定寿命的因素。所以我歌颂老翁的长寿，必定要说到老翁父子的德行，并且借此表明我县百姓的人心，仍然保有三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也由此说明老翁的寿命之所以没有边际。若只是写成漫无根据、模糊荒诞的文章，或士人游说夸大的言谈，那岂是我用来为老翁祝寿的本意呢？胡母张太孺人寿序

译象冈胡君立之以御史身份督学南畿，教化广布，风俗融洽，士人纷纷称说得到了一位好老师。忽然被坏人诬陷构罪，逮捕押送到京师。天子圣明，查明他没有罪，下诏恢复他的御史职务，掌管道事。正逢他的朋友薛子恢复祠部官职，薛子每次同他讲学论道，总是皱眉沉思。问他原因，他说：“我的母亲张太孺人在堂，今年庚戌年将满七十岁，某月某日正是她的初度诞辰，本想安排回家探望，但我刚刚获释出诏狱，不敢请求离职。只是想起这件事，心里不能放下。”随后他又详细叙述道：“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是先御史洁庵君的妻子。正逢我父亲前后失去父母，我母亲辅助他十年，家中生计逐渐宽裕。如今先父去世二十多年，家政全靠母亲维持。我植蒙受今日的官职，曾经巡察两畿；母亲常常以‘不要使母亲辱没君命’来勉励我。等我到南方督学，她乘车前来就养，尤其谆谆告诫我说：‘你是一方的老师，务必要以自身作表率来教导别人。’我谨慎地奉行教诲，希望能够不犯过失。三年任期届满，蒙受敕命，封我的母亲为太孺人。我不肖，世代承受国家恩典，本来应当早晚不顾自身、竭力报国，不敢辜负君主；但又哪里敢忘记母亲呢？” 如今我的母亲远在另一方，到了这样的寿诞日子，将要遥遥献上一杯酒，你能不能写几句话为她祝寿呢？”我于是想起，乙未年我与立之同榜考中进士，才得以结交，见他学问和品行纯正深厚，早就料定他的成就必有根源。等到他在我所在的地方督学，倡导阐明理学，依据人的才质加以成就，鼓舞振作士人，士人都因此兴起。评论者说，自嘉靖年间以来，南畿督学中本来有许多贤者；像山阴萧静庵斥邪而毫不疑惑、临川章介庵坚守正道而不屈服那样，南昌胡象冈也兼具这些品德。这样看来，太孺人的贤德，表现在家庭之内的美好典范，本来难以全部叙述；但她成就儿子，使他匡正扶助圣道、振兴世风的地方，难道不是更加明显、更加昭著吗？天下母子之间的爱本来相同，但他们所受的教诲不能完全一样，大体上受感情牵制的多，受义理约束的少。从前陈咸正直守道，他的父亲却教他谄媚佞幸；男子尚且如此，何况闺门中的妇女，能够多有这样的见识吗？王琚靠谄媚佞幸取得容悦，他的母亲责备他，他却不能改正；评论者惋惜他有这样的母亲，却没有这样的儿子。范孟博母子两方面都做到了，但他出生时运不佳，君子仍有遗憾。如今太孺人具有范母的贤德，而立之用来承继母亲的，是专心于圣贤中正宽大的学问，因此她的成就大概远不止于范孟博；而且天子圣明，能够宽容优待他，他所遭逢的际遇不也是难得的吗？和气能够招致祥瑞，仁德之人必定长寿。七十岁的庆典，大概只是长寿征兆的开始罢了。从此以后，达到耋年、耄年，乃至期颐之年，本来还无法估量。我不才，请以这些话为太孺人祝寿，也借此慰藉立之思念母亲的心。钱母冯太孺人寿序 我观察光明开阔的天地之间，盈亏彼此交替，往来循环而终究相胜，显明地遍及四方，流行于古今，这难道会有差错吗？如今拿这些道理来考察钱母冯太孺人，就更加可以知道了。当初我初次做官，任慈溪县令，采集民风、询问习俗，观察百姓的表现和征验，得到品行、才艺、名声、实绩都出众的人共有几位，如今的中书舍人钱君叔鸣正是其中之一。每次同他讲习学业、讨论理道，他总是神思领会、心向往之，立即想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中；他的气度志向刚直豪迈、英俊卓异、奋发有为，不屑于作柔媚污浊的姿态来随俗俯仰。他的成就，实在有赖于当时环境的助成，而且很多。等我离开县任，历任南考部官职，叔鸣以诗文考取两浙第一，完成学业于南雍；我考察部中政务时，部属中有许多来自四方的杰出人才，都器重叔鸣，称赞我能够得到人才。后来叔鸣参加春官试，取得高等，成为进士，担任现职，声誉和实绩得到上下认可。吏部上报他的政绩，赠封他的父亲勉斋先生，封号依照他的官职；他的母亲冯氏封为太孺人。君子说，叔鸣是名门子弟，世代秉承礼教，本来应该有这样的成就；但他实在更多得益于母亲太孺人的教诲。当初太孺人嫁到钱家时，勉斋侍奉父亲，正值继母几乎造成衣芦履霜那样的家庭变故，太孺人从旁辅助，凡事委曲顺从，最终以慈爱孝顺著称。勉斋早逝时，太孺人才四十岁，公婆将要年老，子女孤单成长，都还没有成家，日常生活常常不能供给；太孺人坚贞勤苦，奉养老人、抚育幼小，终于能够把家业支撑起来，一直到今天。由极亏转为充盈，任何事情都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状态，所谓天道没有亲疏，常常帮助善人，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从前张师亮是西都的平民，欧阳永叔是庐陵的孤儿，都年少时经历艰难危险，凭借母亲的教诲而有所成就；后来文章功业显赫，成为宋室名臣，他们的母亲孙夫人、郑夫人也各自受到荣耀封赠，享有高寿而载光于史册。如今叔鸣学问深厚、品行敦厚，向着正道勇往直前，以承继母亲的志向；而冯太孺人刚满七十岁，身体康健强壮如同壮年，那么他们母子的远大成就，大概将会光耀前人的功烈；上天赐予同类亲族的福祉，也必定还有无穷尽的地方。她的同僚郭剑泉、袁裕春等诸位请我写文章为孺人祝寿；而我本来了解叔鸣，于是写下这些话答复他们。王母曾太孺人寿序

译我先前在京师，召集缙绅中志同道合的人，在灵济道院讲论学问。见到户部西石王君，他在众人之中独自静观默识，时常说出一句话来裁断众议，动辄切中理道，我私下十分佩服他。不久外虏侵犯边境，缙绅们都奔走办理军务，讲学之会于是不能多次举行。此时西石君奉命到两浙督办拖欠的赋税，我也因考察学校继而来到那里，于是在公务之余重新进行旧日的约会。正逢长宪济轩唐君、副宪同野李君，都同西石君有旧交，时常相互切磋，因而都有新的收获。等西石君的使命办妥，将要回朝复命，希望顺路回乡，只为在他的母亲曾太夫人面前举杯祝寿；于是济轩、同野二位先生便替他向薛子询问祝寿文章。薛子说：‘我不才，哪里能为王母祝寿呢？王母是湖南的著名家族出身，姑且就湖南的山川形势来看：洞庭湖水深广而沉静蓄积，霜降之后也不干涸，是因为它聚集的水气本来如此；衡岳山凝重苍翠，历经岁月也不磨损，是因为它积蓄的山气本来如此。我听西石君说过，他曾谈到母亲庄严整肃，不轻易说笑，年轻时嫁给他的先父顾斋先生。先生慷慨而有刚劲的节操，不屑于经营生计，居所不过一间堆满书籍的屋子；夫人却安然处之，以接待宾客的礼节对待他。’ 先生考中进士，任魏县县令，不久触犯权贵而被逮捕送入诏狱；夫人焚香叩拜上天，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先生受罪。先生被贬谪、迁调，辗转于州县之间，夫人以清白之德辅助他，所到之处都称许她贤能。先生在曹地去世时，亲属年老、子女年幼，又接连遭遇家庭灾难；夫人坚贞自立，使公婆安享她的奉养，让儿子读先世遗书，终于考中进士。夫人对于先夫，实在是所谓虽未建成大业，却能够有始有终。未能成事而有始有终，是坤道。坤道并不逞强，夫人难道会有穷尽吗？她所聚集的德性、所积累的功业，大概要同洞庭湖水、衡岳山一样悠久长存，有无需占卜便可验证的事实。何况她的儿子西石君超然于物外，专心深研理学；起初是凭借母亲而成就自己的贤德，如今又凭借自己的贤德来成就母亲的志向。夫人的喜悦和安康，又岂是浅薄之人所能测知的呢？从前苏子瞻的母亲，希望儿子成为范滂那样的人；和靖先生的母亲，知道人应当善于涵养。她们都不以世俗的标准要求儿子，由此可知她们所乐、所安在哪里。西石君涵养日益精纯，又逢盛明时代，本来不应当成为范滂那样以犯颜直谏著称的人；但程氏理学，不正是他所长、所能优为的吗？因此我知道曾太夫人所获得的长寿，还超出了通常的祝愿。’ 两位先生认为我的话足以为王母祝寿，于是我便写下来交还给他们。向母汤孺人寿序 向生程不远千里，跟随薛子来到晋陵郊野，朝夕讨论理道，彼此以义理相互启发。此时他的祖母汤孺人年将八十，他将要回去探望，便来问我用什么话为她祝寿。薛子说：“我曾经在慈溪任县令，本来想以此使百姓生活长寿安乐，却没有得到郡守支持，只过了一年多就离职了。我曾经在两浙督学，本来想以此使道统长久，却没有得到当权者支持，只过了两年多就离任了。我又哪里能为你的祖母祝寿呢？虽然事情不能实行，话还是可以说；不应当对普通众人说，却应当对我的学生说。你没有听说过吗？大孝在于奉养父母的志向。像你的祖母这样的志向，难道是会追随流俗的吗？我听说她的父亲复斋公曾经镇守云南的广西，任官守职以来，深受杨文恪公称许，那么她在家庭中所受到的渐染、教化和训诲，大概早已有根基。等到她嫁给你的祖父向氏，向家本来世代以儒业为本，而孺人在家庭内遵守妇德礼仪，一举一动都有法则；她为你的志向所作的谋划，确实不是以庸常众人的标准来期望你的后辈。你如今刚满弱冠便考中乡试，成为两浙著名士人，那么她对你的成就要求，难道就只有这些吗？从前和靖先生的母亲希望儿子善于涵养，申国夫人教导儿子遵守规矩，你祖母的志向，大概也正在这里。你应当仰体并努力承继她的志向，那么凭借她贞正的志行、保和的修养而延年长寿，即使达到上寿也是可以预期的。如果只是准备膳食，按时进献食物，供给器物衣服，使她起居娱乐安适，修饰礼乐，铺陈文章，虽然也算为她祝寿，却只是末节。你如果把我的话牢记在心，那么我用来使百姓长寿、使道统长存的心愿，虽然不能在一方实行，也大概可以在向氏家中实行了。” 海日灵椿图序 我曾登临匡庐山，看见石上刻有“竹林寺”三个古字，据说那座寺是仙人居住的地方。等到回转山岩、绕过沟壑，读到《周颠碑》，便感慨地思索：世上本来就有奇异的人吗？何况山海大荒内外，像地图、地志所记载的各方远地，遥远得无法到达呢？当时同我一起游览的人，都喜好古事、博雅多闻，是通晓事理的奇才，于是我们一起坐在石上、分荆而坐，推究天地玄黄，漫谈古代事物，如瑶池、玄圃、昆丘、轩宫、鼋梁、羽衢之类，以及老聃、关尹的学说；即使不能通晓方术、弘扬时务，难道不仍然胜过沉溺于情欲、依附权势、沉沦在尘埃污浊之中吗？然而又有一些人刻意经营情感、崇尚意气，独自行事以树立名声，钻研文章、修饰辞藻，务求自我标榜；这本来与蒙受羞耻污垢的人不同。可是他们往往触犯忌讳，多数不能保全自身，像衔须受剑、揆日鸣弦的那些人，这些遭遇也就不能再分高下轻重了。于是南丰李子少虚谈到他的父亲质村君，说他性情气度平易旷达，平生很少进入城市官府，所住不过一间屋子，琴、酒和器物都齐备，只取实用，不追求精巧；绳床竹几，仰卧俯坐都很自得；朝廷、市井、贵人游士的事情，一概不参与；有人把导引方术告诉他，他也推辞不做。我说，质村君难道就是所谓逸民高士吗？把世间所崇尚的东西都看作不是自己心意所关注留恋的，浩然自得。我将要从麻姑山去拜访他，却没有能够成行。又过了两年，我停留在秦淮，少虚拿着这幅图来见我，请我为他的父亲祝寿。我说：“令尊本来就是长寿之人，这幅图又有什么作用呢？”我又还能说些什么呢？但我听说海是水的汇聚，太阳是火的精华，椿树是木的灵秀；各种气质彼此相承，五行都具备了，图中也都包含这些意象。令尊的寿命无穷无尽，这幅图也足以作为征验了吧？不然，嘉禾、美丽的花草、奇鸟怪兽、玉石珍宝之器、金膏烛银之宝，以少虚的才华，并不是不能得到；只是这些雅非令尊所喜爱，也不是少虚真正珍爱父亲长寿的心意。君子由此可以知道令尊所说的长寿是什么了。” 二山万椿图序

译《二山万椿图》是王子文佐画成带回去，用来为他的父亲二山君祝寿的。二山君居住的乡里，西面有夹山，东面有秦皇山，两山相对，苍翠秀美而浓郁；他在两山之间悠然往来，不经营家人的生计，只读书、教子、种树、浇花，淡泊自得，很少进入城市官府；同时仁厚正直，乡人都推重他。今年庚戌年，他已经八十岁，白发而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身体康健强壮如同年轻时。古代所称的汉阴父老、河滨丈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如今文佐获得贡生资格，明廷选授他为鄱阳学训，将要奉迎父亲去享受俸禄，于是带着这幅图来祝寿，请我在图前题写文字。我想，天下人的心一旦安逸就能休息，休息就能自得，自得就能快乐，快乐就能长寿。所以至人、哲士超然于尘世之外，超越万物之表，与世俗相忘，往往能够延长岁月以达到长生；像仙经道箓中记载的那样，不能一一数尽，难道是在欺骗我吗？其中的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二山君把他的儿子文佐教养成高才博学、善于作文书写、文采出众，而且操守卓异，不随时俗俯仰；士人议论纷纷，都希望他成为清庙、明堂所用的栋梁之材。然而他却长期困滞于科场，人人都替二山君感到不平，二山君却怡然自得，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看待得失、宠辱，不只像看浮云的聚散；二山之间的云气来往飘忽，任意所向，这正说明他的高远志向和深远见识，早已超过常人许多等级。他的精神充足、气息舒畅，本来不必打开关锁、封缄去窥看秘文奇籍，也可以知道他必定长寿。何况从这里到鄱阳，登临芝阁，攀登遐观，匡庐五老峰朝夕相对；彭蠡湖、沅水、湘水浩渺无边、涵容天空，而他在其中放声高吟、长久远眺，使情怀和性情都得到怡悦舒适，这难道仅仅是夹山、秦皇山的万株椿树所能相比的吗？那么二山君因快乐而长寿，因长寿而没有边际，也就更加可以知道了。文佐从京师回来，穿着命服、身披彩衣，捧着酒杯跪在二山君膝下，而宾朋在堂上、子孙在身旁；请把我的这些话诵读给他听，怎么样？《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二 《方山先生文录》卷之十三 碑 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方逊志先生祠堂碑 重建始祖宋观文殿大学士和国公祠堂碑。嵩山寺重建杨氏先祠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各族列入祀典，本来都是为了尊崇、报答先人的意义，同时也无不包含着树立教化的端绪。因此，不是那样的人却祭祀他，就是欺罔；有那样的人却不祭祀，就是怠慢；有那样的人，举行了祭祀却埋没了他的真实功业，就是混淆。混淆虽然似乎比怠慢和欺罔稍好一些，但推究其最终结果，也不是用来严肃祀典、彰明学术的办法。道义从哪里取得？教化凭什么建立？不只是前代先哲的精微学说无人阐发，后世学者的趋向也将茫然无所适从。这样看来，祭祀又有什么可贵呢？潜溪宋先生出生在浙江浦江，死后葬在蜀地成都。成都已经有祠堂祭祀，浦江却独独缺少。经过一百五十多年，没有人倡议举行祭祀。于是高淳韩叔阳氏以进士出任本县知县的第二年，时为嘉靖庚戌年，便慨然向金华太守陈元珂请求，并转达给监司。第二年辛亥，我因视察学校来到这里，认为这件事不应延缓。于是韩县令辨明方位、勘定地址，聚集材料，召集工匠，建成堂、廊、门、屋共三十七楹。工程始于秋八月，完工于冬十二月。按照礼制奉置先生神主，使其安妥，又树立碑石记载竣工之事，并率领诸生作文告祭。我想，浦江是金华的属县。金华的学术，自东莱吕成公倡导以来，何、王、金、许四位贤者相继出现。有人说，他们是朱子学说的世代嫡传；如今他们所立的言论、所著的文章，明白地保存在那里，本来不是后人所敢妄加议论的。然而总的说来，他们都是圣门的羽翼。宋先生在这个地方继起，遇逢圣明君主，文章事业震动天地，士人纷纷称颂，认为他已经极尽名臣之誉。至于他在学问上深造自得、上接圣人真传、直达本体的成就，反而被文章事业遮蔽，不能明确列入理学之中。我追考先生一生，没有不为此感慨叹息的。我说：唉，世上竟有像先生这样的真儒吗？看他斥责辞章为淫邪之言，贬斥华美文辞为积久的污秽，希望削除删落，径直趋向道德。他平常有时整天静坐，有时支颐看云，有时挂冠行走在松林之间，有时敲击磬石放声高歌，飘逸自在，仿佛尘世之外的人。等到读他杂著以及关于六经的各种论说、对七种儒家学说的解释和《观心记》，实在可以看出他不能自已地发言论述。这难道只是想凭文章事业在世上成名的人吗？可惜学术难以彰明，见闻容易受到迷惑，而先入之言又容易流行，所以后人用来比拟先生的，只有这些表面情况而已。不了解皋陶、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得到合适的时代便成为名臣；颜回、闵子骞、冉耕、仲弓、有若、曾参、子思、孟子，没有得到合适的时代便成为大贤，本来不应当拿这两者互相比较。何况深入考察先生的学问，在宋代有陆子静这样的人，在元代有吴幼清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圣学的正统传承，前后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们与前面四位贤者在繁简、曲直方面的不同，世上一定有人能够辨明。若在祭祀时反而把先生排在同类人物之后，实在不恰当；这难道是用来表彰先生、启示后学的办法吗？如果只知道先生显著外在的文章事业，却不知道他的精微内在；只知道先生的功用，却不知道他的本体；那就如同看见光华而忘记日月，望见大海而丧失源泉，也就难怪不能究明精纯专一、无二无杂的宗旨了。这本来并不影响先生的轻重，但祭典日益混淆、学术不能明白，我私下对此忧虑。因此趁着先生祠堂建成，便不避劳苦，把这些话大书在石碑上，希望跟随我游学的诸位弟子，能够由此推究思考。敢说这样就足以慰藉先生的英灵吗？先生的姓名、爵位、乡里、出仕退处、生卒事迹，国史中都有记载。祠堂地址、堂宇、祭田丘亩、文集刻板，韩县令素来深知治理根本并亲自筹划，详细情况都附在录文中。不再书写。方逊志先生祠堂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