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节集卷之十

译学习就像驾车一样：将要到燕国去，就把车头朝北；将要到越国去，就把车头朝南。若糊里糊涂地不能辨明南北，明明要到燕国，却向南驱车，越快就错得越厉害，越走越远，最终车子散架毁坏，也不能到达目的地。杨朱在岔路口哭泣，就是因为差了一步却会相差千里。既然如此，学习与这有什么不同呢？学习是为了学习成为圣贤。如今求学的人很多，而成为圣贤的人很少，这该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没有及早辨明义和利。义与利相隔如同霄壤，起初只差毫厘，若青与素之色，端头也只在片刻之间，所以圣贤对此极其严厉。孔子分别君子和小人，以亲比、和同、骄泰等说法来说明，求诸自身还是求诸他人，难道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到了用“喻义”“喻利”来说明之后，才知道君子和小人的心术全在这里：心存义，就会亲和、和谐、安泰，并求之于自己，这样的人称为君子；心存利，就会结党、附和、骄傲，并求之于别人，这样的人称为小人。唉！君子和小人的距离很远，而这一切从辨别义利开始。所以【缺字】学习没有比辨别义利更优先的。义利之辨，谈何容易！事物【缺字】【缺字】【缺字】而不相同，事情往往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狂妄的人向东跑，追赶他的人也【缺字】向东跑；同样是向东跑，但向东跑的原因不同。溺水的人进入水中，救援者【缺字】【缺字】进入水中；同样是进入水中，但进入水中的原因不同。义和利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类似这样的情形不可不察。抢夺金钱、偷窃【缺字】，是为了利；也有人散尽金钱、抵押玉璧，却不能因此就说他是行义。在坟间接受嗟来之食，是为了利；也有人据地而食、发出咯咯声，却不能因此就说他是行义。箪食瓢饮与食腐李子，同样是饥饿而志趣不同；弯曲手臂当枕头与盖布被，同样是俭朴而内心不同。耕于莘野、辞绝聘任是义，但隐居终南山却被称作投机做官；散发财物、发放粮食是义，但用大斗借贷百姓却被称作篡夺。义有在于尊奉周王、责备楚国军队的，于是有人同样学习尊王却暗中窃取；义有在于不杀人、赞美天泓之战的，于是有人同样与【缺字】叙述此事却暗中窃取。唉！义利之辨，谈何容易！求学的人若想继承、阐明正学，归于一圣之真理，就必须先从辨别义利开始。辨别义利，要像善于观察的人面对曲直而没有形迹能够隐藏，像善于品尝的人面对淄水、渑水而不会错失滋味，像善于使用权衡的人在一杆秤上游移而不失锱铢、不会把高低弄错。大的方面涉及纲常，小的方面涉及举止；奢侈到享用万钟俸禄，节俭到箪食豆羹；显著到大庭广众，隐微到暗室屋漏，都要明白地看出这样做才是义。像那样做就是利；义所在之处，果断地一定去做，利所在之处，果断地一定不做。因此他爱好义，就像饥饿时想吃食物、口渴时想喝【缺字】、寒暑时需要裘衣葛衣一样，急切地不能停止。他对利的态度，就像苍蝇对【缺字】、毒虫对人叮螫，又像没有【缺字】的东西附着身体，急迫地不避远近、不肯停止。这是【缺字】【缺字】【缺字】【缺字】，洁白得不能沾染。意气舒展通达，翱翔于千【缺字】之上。即使以三旌相召、以万钟俸禄供养，也不能留住他。刀锯、鼎镬突然降临，也不能使他混乱。不因众人看见而装饰自己的情貌，也不因众人看不见而改变自己的情貌；不因众人赞誉而树立自己的操行，也不因众人不赞誉而改变自己的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辨别义利已经十分纯熟。世上的求学者，若不先辨别义利，便会跌跌撞撞地陷在混沌之中，不能从昭明的【缺字】中醒悟；众人纷纷为利而来，熙熙攘攘为利而往。以私心置于公义之上，把邪曲倚附于正道之上，藏匿端绪、掩盖踪迹，已经无法用常理衡量。他们难道乐意以小人自居吗？但最终却使自身成为小人中的极端，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哀吗？所以说：相差毫厘，错误便会达到千里；相差千【缺字】，错误便会达到无法计算的程度。为什么不及早辨别呢？只要依靠【缺字】辨别的心罢了。方寸之中，最灵敏、最明洁。一个念头若无所图谋却去做了，我知道它；一个念头若有所图谋而去做了，我也知道它。就像分辨黑白、数一二一样，不用选择便精确，不用剖析便明白，这就是真心。只要不蒙昧自己所作所为的内心，对于义利的界限就会洞然明白。唉，这尤其是辨别义利的关键方法。立朝正直忠厚论。

译周公在《易经》鼎卦上九爻辞中说：“玉铉高居上位，大为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孔子为它作传，阐发其义，认为玉铉处在上位，刚柔调节得当【缺字】【缺字】，正如南仲、尹吉甫、仲山甫等人的德行：不吞食柔弱者，不吐弃刚强者，百姓由此得到承载和安定。士大夫若【缺字】事业而有愧于玉铉之德，又逊色于仲山甫，哪里还称得上贤能士大夫呢？【缺字】【缺字】说，在朝廷任职应以正直忠厚为根本，这就是《周易》和《诗经》的宗旨。士大夫在朝廷任职，不能使人感到毫无顾忌，也不能使人感到毫无容身之地。若毫无畏惧，便容易受到侵犯，邪恶之徒会肆意妄为，权奸也会窥伺，于是有人把它看得如同揭开蒙蔽、振落树叶一样容易。若毫无容忍，便会使人相互侧目，怨恨猜疑丛生；所谓苛刻过甚，也会有不肖之心起来与之相应。这两种情况对国家都不利。士大夫立身朝廷，应当成为缙绅的领袖，主持世道人心，维系国家形势；其方法不如使人有所畏惧，也有所容纳。要使人有所畏惧又有所容纳，没有比正直忠厚更好的了。正直忠厚【缺字】【缺字】【缺字】【缺字】，不是昏暗污浊的意思。应以青天白日存放心中，以泰山高岳立身处世，以冰清玉洁持守操行；远望他明朗如日，撼动他巍然不动，接近他则见其耿介；不能以利益诱惑，不能以权势胁迫，不能招来便来，不能挥斥便去。这样之后才称得上正直。像大地承载万物，像大海包容万物，像冬日温暖，广大无边而没有界限，宽阔无际而没有尽头，深厚而把万物视为一体。对于国家，没有什么是听不见的；对于家庭，没有什么是看不见的；不借他人的失败来成就自己，不借他人的卑下来自高。这样之后才称得上忠厚。士大夫把这两种品德并行运用，有时表现为正直，有时表现为忠厚，有时在忠厚中体现正直，有时在正直中显出忠厚。正如五味相互调和，宫、羽诸音彼此配合而和谐。纠正过失、匡正谬误，却不因此折断栏槛、牵拽衣襟；激浊扬清，却不因此逞强盛气；整饬法度、端正准则，却不因此拘束过严、苛察幽深；剔除弊蠹、抑制淫邪，却不因此像梳头数米一样琐碎。法律不可动摇，破柱戮奸□后筩告密之事不做。奸邪小人不可接近，搜刮城社、快意泄愤、决除心腹之患的事也不做。所以他们周旋于朝廷之中，不动声色，却使人看出他们不可轻慢戏弄，能在数千里之外预先消解奸邪的萌芽。所谓山中有猛兽，连藜藿也无人敢采，正是士大夫的正直足以震慑人。其人庄严自持，毫不宽假，却使人安定。即使愚昧不肖者，也有安身之处；所谓山林能藏疾病，川泽能容纳污秽，使天下享有和平之福，正是士大夫的忠厚有所培植。自从世道不是极其□□□□德之后，这两种品德就衰微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把做官当作甘甜如饴，不以坟间污秽为羞；圆滑诙谐，随世浮沉；犹豫不决，局促□下而懦弱；屈曲卑下、迟疑不前，任人呼作牛马也舍不得离开；闭门塞口，自比寒蝉而缩首。若把这些说成正直，岂不是把香草和臭草混为一谈吗！锋刃毕露，使人无法接近，这是刚愎；进见时亲近如加膝，退避时又如坠入深渊，这是偏私；广搜污垢、吹毛求疵，这是刻薄；牵绳批根，逞快于一击，这是愤怒；深文巧诋，像飞霜赤渭，这是残酷。若把这些说成忠厚，岂不是方枘圆凿吗！又有些人洁白自守、喋喋不休，专好揭人过失，把它托称为正直；对天下采取不分泾渭的态度，把它托称为忠厚。这就是把明珠疑作鱼目、把石头混同美玉，不可不辨察。大体说来，正直与忠厚贵在相互调济。正直而以忠厚调济，就是君子长者的正直；忠厚而以正直调济，就是正人端士。忠厚二字，总括其大概而言，就是所谓贤士大夫。唐文皇论弓箭说：“木心不正，脉理全都邪曲。”士大夫一旦不正直，万事便会瓦解，也正是如此。陶朱公家有两块璧玉，颜色相同，直径相同；一块价值千金，另一块价值五百金，是因为从侧面看，其中一块厚了一倍。士大夫如果把浅薄作为自己的准则，想不很快毁败，做得到吗？唉！出于正直，邪佞就消除了；出于忠厚，刻薄就消除了。立身朝廷的人，应当处在什么位置呢？○韩魏国不分善恶白黑论

译天下的善恶黑白，有时越是分别反而越造成混乱，有时不去分别却恰好能够分别，这一点不可不察。世上的君子，往往只知道把分别当作分别，却不知道不分别本身也是一种分别，于是常常建立门户、树立标帜，把黑白区分得过分。起初，君子凭借自己的气势来对待小人；后来，小人也施展手段来与君子争斗。我把我看作白，彼把彼看作白；我把彼看作黑，彼又把我看作黑。到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天下纷纷大乱的地步，就是分别过度的结果。韩魏公不分善恶黑白，我认为韩公是用“不分”来进行分别。过去圣人作《易》，从夬卦到姤卦，大概也是善恶黑白消长的一个重大关键。圣人之所以区分顽音葵面颧，分别加以扶持和抑制，其中的用意难道不是十分恳切吗？然而夬卦九三爻有强盛外露之象，却说有凶；姤卦九五爻含蓄内藏光明，却说有从天而降的灾祸。由此看来，显露愤怒嫉妒的形迹，就会给谗言构陷打开缝隙；存有包容荒秽的意思，就能收到涤荡清除的功效。君子不致力于以周密来持守、以镇静来安定，却拘拘然地把善恶黑白作为分别，岂不是过分了吗？唐尧、虞舜时，九官岳牧，贤才济济、民众称誉，而庸违圯族之人，大概也能够容纳在其中。皋陶、夔等贤臣，并不曾断绝与他们为伍，帝王也不急于把他们赶走，等到他们的罪状已经明显，才加以诛杀。帝王难道缺少发现和揭露罪恶的明察吗？皋陶、夔等贤臣难道缺少激励善类、抑制恶人的气节吗？然而他们不过是不急于分别，实在是为了避免显露强横的凶祸，采取含蓄自守的办法。东汉诸君子争相追求名声，互相标榜：某人是俊厨，某人是顾及，某人是君，某人是宗，喋喋不休地品评人物，又沾沾自喜地攀附龙门仙舟；一个个怒目咬牙，苛刻考核过了头，终于酿成党锢之祸，监狱中尸体相枕，刑具相连。善类既已灭绝，汉朝国运也随之灭亡。他们起初本来也是互相以名誉自矜、以意气相结，哪里知道祸患会这样惨烈呢？君子的名号，不一定非要是君子才知道它可爱；小人的名号，即使本人是小人，也会羞惭而不愿居之。善于对待小人的人，就要培养他对“小人”这一称号羞惭而不愿接受的心理，并为他打开彻底改过自新的道路，那么小人也可以使他成为君子。到了实在无法教化的时候，再伺察他的瑕疵、乘其缝隙，推倒其首恶而挽救其将绝的同党；除去为首的恶人，却不穷究其全部党羽。这样，隼鸟被捕而城墙安稳，狐狸被搜除而城池完整，大奸逃脱之后天下仍安宁，这就是不分别的好处。俗语说：山林能够藏纳疾病，国君应当包容污垢。那些年轻气盛、心胸狭窄、见识浅薄的人，常常同小人在声色言语之间争斗，拘泥于细小的意气节操，却忽略显而易见的大祸。只有老成明智的人，深谋远虑、反复顾念，知道事情必定要办成，却不求自己的气势伸张；知道国家必定要安定，却不求自己的名声洁白。把含晦当作明察，以摧折刚强来成就柔和，外表闷闷醇厚，而国家社稷依赖着他。唉，韩魏国就是这样的人。○心为严师论

译所谓学习中称作老师的，难道只是把老师称作老师而已吗？用老师来约束自己，否则就会放纵；用老师来督促实行，否则就会懈怠；用老师来警戒自己，否则就会悖逆。这样看来，我固然一天也不能没有老师，却最终没有一天真正从老师那里得到什么，那么老师又有什么可贵呢？老师的可贵，在于把自己的心作为严厉的老师。试看世上所谓拜师，难道不就是面向老师而侍奉、顺着老师的教导请教，只是为了表示恭敬吗？难道不就是早晨接受学业，白天讲习贯通，晚上温习复习，只是为了表示勤奋吗？这样的老师，并不是老师真正的意义。没有得到老师真正的意义，却只在外表形式上求取所谓老师，也只是拘泥于形迹；对于增进学问，也走错了方向。大概老师没有比心更高的，手执经书只是较浅的一层；老师没有比心更深的，接受外来学问只是较浅的一层。怎样证明这一点呢？心放纵了，即使给它约束，也不能收回；心懈怠了，即使教它去实行，也不能前进；心悖逆了，即使告诉它戒惧，也不能守持。我的心难道不自有老师吗？反过来在心中寻求它，在方寸之内、灵明莹澈的境界中，森然存在着道德仁义的法则，俨然具备尧、舜、周公、孔子的典范。持守它就是约束，振作它就是实行，警惕它就是戒惧。我持守它、振作它、警惕它，凡是有利于学习的，心一定去做；凡是不利于学习的，心一定不去做。即使每天都想做某事，也要用心来禁止；身体虽觉得方便，也要用心来节制。不因为老师在面前，就装饰自己的情态容貌；也不因为老师不在面前，就改变自己的情态容貌。不因为老师训诫，就勉励自己的志意；也不因为老师不训诫，就使自己的志意怀有二心。独自站立时不因自己的影子而惭愧，独自睡眠时不因自己的魂魄而惭愧。身处屋内，心情恭敬得像在师门之前；住在深奥的内室，仿佛亲自受到劝勉诵读。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把千载贤圣看作与自己同时、在精神上相交；把四海英豪看作与自己同处一室。如此，还有什么人可以严肃地侍奉，还有什么人可以承受教导呢？正因为把心作为严师。严师存在于心中，那么什么地方不是老师？什么人不是老师？什么事不是老师？因此，击鼓开箱、弦歌诵读不算勤苦，离群独居不算荒废，登席请教道理不算拘谨，闭户居处如虫曲身也不算松弛，老师当面训示、提耳教导不算絮叨，站立时不教诲、坐下时不议论也不算沉默。在羹汤中看见羹汤，在墙壁上看见墙壁，便能以天地为可敬可法，以阴阳为范式，和神明同居，与训典相接；斋戒沐浴，在庭中向尧舜作揖，带着羔雁，在坛前拜见周公、孔子。前面没有往古，后面没有来世，哪里还知道心是老师、老师就是心呢？如今有人捧土刻木作为神像，起初不过是一团土木；放在丛祠之中，让人像对尸体一样祭祀祝祷，把它当作土地神、谷神供奉，那么那团土木便被称作神了。人以身体承载心，以心承载智慧，六方通达、四面开辟，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所以有人把它当作天，那么心就是天；有人把它当作君，那么心就是君；有人把它当作老师，那么就应当执礼作为贽礼，以专一作为仪节，以斋戒明洁来承受它，以恭敬共同来奉事它，出入一定禀告，进退一定请示，不敢说过分的话，说是怕严师听见；不敢有过分的举动，说是怕严师看见。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以侍奉老师的方式侍奉自己的心，那么心怎么会不能成为老师呢？古语说：“委土可以作师保。”这并不是说委弃的土，而是说心。因此，帮助我的人未必是贤者，像愚公那样也可以成为贤者；启发我的人未必是增益，像三省那样才是增益。二位之所以获得勤勉不倦的声誉，成为七十弟子中的首位，是因为把心作为严师罢了。即使如此，如果一定要以心为师，那么整束箭羽、磨砺箭镞的学习方法可以废弃吗？不能这样说。老师，是学习的规矩和模范。规矩没有心就无法运用，怎么可以没有规矩？模范没有心就无法成就，怎么可以没有模范？所以古代圣人在老师辅导时并不强迫，却不离开老师；在老师那里并不烦扰，却行动时一定称说老师。遗弃内心而□□心也不对，依赖老师也不对，以互相拜师为羞耻也不对。只有把心作为老师，才能够以别人为老师；只有能够以别人为老师，才能够成为别人的老师。○学而优则仕论

译论说：学业优良之后才做官，这是子夏从孔夫子那里听到并领会的道理。怎样知道呢？孔夫子让漆雕开出仕，他得到漆雕开没有自信的回答；而孔夫子喜欢子路、宰子羔，因为他们以人民社稷作为出仕的解释。孔夫子这是在赞许他们。孔夫子本来就厌恶学业未优而出仕，本来就喜欢出仕却一定要等到学业优良。起初子夏说：“在里面听见孔夫子的道理便高兴，出去看见纷华靡丽便快乐。”由此看来，他或许也有求取禄位的心意吧？到了听到“学而优则仕”的说法之后，子夏笃信圣人的程度才更加深了。出仕难道可以拿来试验吗？一匹锦的纹理很美，却试着裁制它，很少有不失误裁剪的；一锅菜的切割烹调，却试着亲自操作，很少有不伤害它的。出仕难道可以拿来试验吗？所以说：“学习古代而进入官府，议论政事依据法制，政事才不会迷乱。”意思是说，进入官府的人必须学习古代，然后才能掌握古代的制度，用来议论今天的政事而不迷惑。没有优良学业却谈论政事，就如同把政务当作学习裁衣和切割食物一样。古人离析经文、辨明志向，亲近老师、选取朋友，早晨接受学业，白天讲习贯通，晚上温习复习；按时修习有正当的学业，退下休息仍有应做的功课；前人的言论行为没有不识记的，典章制度没有不考察的，经国济世、调和治理的道理没有不讲习的。学习是这样勤苦，四十岁才开始出仕，五十岁才任职；经过三次揖让才进用，经过三次聘请才起用，衡量德行后才就任职位，估量能力后才接受俸禄。出仕是这样艰难，为什么呢？他们看待学习，总觉得自己的学业还没有优良；看待出仕，总觉得自己还没有闲暇。宁可把学习放在出仕之前，不可把出仕放在学习之前。因此，学问有余而做官没有不足，成为醇厚的儒者，做成良吏，是有原因的。近世以来只是急于做官罢了，已经没有时间学习。分封玉圭、授予爵位的人，不必修养美德；怀抱符节、分得俸禄的人，不必穷尽学问。他们反省自身尚且处处缺失，却已经俨然高踞在别人之上；学问的积累尚且凋落，却已经冒然接受治理人事的职责。不问官位高低，不问事务繁简，正要怡然自得地承担，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足；又要傲然轻视它，认为自己还有什么不屑。于是，躁动而盲目投机的意图增多，潜心修养、厚实积累的功夫减少；接受爵位而不谦让的习气占了上风，恬淡自守、难于进取的道义衰落。唉！姑且不论学习本不应如此，假使做官的人都像这样，又有什么用处呢？从前孔蔑与宓子贱一同做官，孔蔑认为自己失去了三样东西，宓子贱却认为自己得到了三样东西。孔蔑说：“王事如果办成了，正说明所学的东西没有得到彰明。”宓子贱说：“过去只是诵读它，如今能够实行它，这说明学问更加彰明了。”由此看来，学业优良与尚未优良的区别就在这里。只有君子，□卜子的话，保存漆雕开的志向，寻求宓子贱之所以有所得，鉴戒孔蔑之所以有所失，不像季路那样把政事置于学问之前，就差不多了。○孔子大林放之问论 从前孔子占筮得到贲卦，神色忧愁而不高兴。子张问其中的缘故。孔子说：“贲卦不是正色之卦。我听说丹漆不再加文饰，白玉不再雕琢，为什么呢？因为本质已经充足，不需要装饰。”贲是装饰，是人们所喜爱的；圣人却认为它损伤本质，因此忧虑。所以六五爻文采斑斓，却说最终吉祥；上九爻以白色为饰，却说没有过错。这样看来，圣人所崇尚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了。林放关于礼之本的发问，本来就是他忧虑文饰过盛的心意。天下一天天趋向文饰，如同水向下流一样。周朝末年文饰盛行到了极点，眼睛饱览青黄藻缋的景象，耳朵听尽喧嚣尘杂、淫滥繁复的声音；旁枝骈生、杂饰突出，德性被堵塞，天下纷纷追逐春天的花朵而忘记秋天的果实。这时即使有人谈论大羹玄酒，又有谁会听从呢？孔子对此忧虑已久。林放是什么人，竟能问到礼的根本？他的意思似乎不满于世俗所作所为，慨然要逆溯太素而上，阻挡河流、扭转回澜，追寻古道。林放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圣人认为，在当今之世竟有这样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其中的意义太深了。这个问题如果真正实行，那么楹柱不涂丹，椽桷不雕刻，椽木不磨治，台榭不筑三归，宫门不树屏塞，庭院不设八佾，撤祭不奏雍乐，歌舞时不陈设朱干玉戚，雉门两观不修筑，天下也就差不多了吧？削去雕饰而使之圆朴，破除棱角而归于质朴，渐渐地返归大雅吗？所以说：“问题真大啊！”所谓“大”，是说它有助于礼教、维系世道，关系实在不小。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反复讲论，哪一天忘记过先进呢？“绘事后素”的道理，难道不是宁可取坚固而遵从纯朴节俭、合乎礼吗？谈论音乐的道理，也是要以这种风气教化天下，使人归本，心意十分恳切。林放的发问，体现了圣人的心意。所以当时士人相互问难的很多，在“大哉”以及“自舞雩”之外，只有对林放说过一次“大哉”。后来又说：“曾认为泰山不如林放吗？”可见学习者看重林放到这种程度。看重林放，是因为看重根本。礼没有根本就不能树立，没有文饰就不能施行。圣人并不曾厌恶文饰，只是厌恶文饰胜过本质、忘掉根本。况且难道没有见过树木吗？树木有根，然后枝叶才依附其上；根先被拔除，枝叶没有不受害的。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就是因为没有根本。假使天下人裁抑浮华、淘汰虚饰，敦厚根本、崇尚实际，即使进而达到文质彬彬的盛美境界，又有什么困难呢？董相在汉代，想减损周代的文饰，达到采用夏代忠厚的目的，他的议论大概接近古道。唉，如今天下也可以说文饰盛行了。主持世道的人，假如也有仲尼的心意，那么林放的这个问题怎么可以轻视呢？○为学日益论

译有人学习却没有日益增进，不是学习没有益处，而是他名义上说在学习，实际上从未真正学习，哪里能看见它的益处呢？看不见益处便认为学习没有益处，正是学习受到损害的原因。人的心知，本来有办法开发它就会明达，否则就昏暗；有办法充实拓展它就会广大，否则就狭小。学习，就是用来开发和充实拓展心知的。它就像镜子擦去黑垢，用锡摩擦使它洁白；又像箭装上栝、羽、镞并加以磨砺。不仅如此，镜子明亮了就停止擦拭，箭锋锐利了就停止磨砺；那么学习怎么能停止呢？像登山一样，行动便越来越高；像醒来和睡眠一样，时间越久便越充足。开始于幼年，终于鲐背之年；从平地起步，成就如高山。学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休止，增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穷尽。所以说“每天增益”。所谓增益，就是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昌盛，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广大；只有进步的功业，没有退步的功业，每天不同，每月也不同。闵子骞初次见孔夫子时面有菜色，后来有了吃肉食的气色，是因为每天增益。子夏起初内心战栗而消瘦，后来得道而肥壮，是因为每天增益。蘧伯玉五十岁时才知道自己四十九年的过错，六十岁时又能随时变化，也是因为每天增益。仲尼的境界更高，学习进步而立，继续进步而不惑，又进步到知天命、耳顺，最后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这就像天地化育万物，每天更新、每月盛大，人们不能察知，而仲尼自己知道，所以自称“我爱好学习”，又说“我做这件事从不厌倦”。有人却认为圣人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这不对。学习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增益也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古语说：“磨砺它，看不见损耗，经过一段时间却会磨尽；种树养育它，看不见增益，经过一段时间却会长大。”学习不停，就会每天增益。箭飞得很快，却不过二里，为什么？因为停止了。脚步走得很慢，却能走一百舍，为什么？因为没有停止。行走的人每天走得更远，学习的人每天得到增益。圣人并没有不同于常人，只是学习而不停止，增益而不厌倦。世上的学习者，没有深沉专一的志向，没有勤勉不倦的功夫，只是勉强用心从事学习，却侥幸期待马上得到增益，早晨学习、晚上就要求见效，大概不能日有所引进、月有所增长，终其一世，也免不了成为浅陋的儒者罢了。《传》说：“学习如同种植，停止学习就会衰落。”不牂（音臧）母羊，李斯传：“泰山高达百仞，而吸牂，牧其上，牧而求牂于奥，不田而求鹑于突，则不为学而求鹑。”有两种，有丹色的，也有白色的。俗话说，这种鸟性情淳厚，飞行一定依附草木，行动不越过车□□□横□即旋行□□所以名为□鹑。这就是关于增益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最大的增益，恰恰在于看不见自己的增益，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没有穷尽。自以为已经得到增益的人，未□□无穷。只有越学习，越能看见它没有穷尽；越接近它的无穷，越看不见自己的增益。到了看不见自己的增益，才是每天增益已经达到极致。乡里的社庙中，人们敲盆拍瓦，相互应和歌唱，自以为快乐；如果试着为他们敲建鼓、撞大钟，他们便仍然会羞惭地知道自己的盆瓦之声值得羞耻。这就是所谓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学习贵在每天增益，尤其贵在看不见自己每天的增益。织布的人每天前进，耕田的人每天退后，事情虽相反而成功的道理却相同。唉，学习这样就算尽善尽美了。○读汉史平凖书食货志论 我读《平凖书》《食货志》，看见汉代一朝财用盈亏、盛衰变化，□尝不曾放下书本叹息。于是说：唉！谈论财计，哪里是容易的事！国家如果空虚没有财物，国家就会困乏；想使国家充实而把天下财物都收拢起来，百姓就会困苦。国家困乏了，势必不得不采用各种办法，也无暇顾及百姓的利害，那么国家的病又转而成为百姓的病；百姓困苦了，国家依靠什么来立足？于是又转而成为国家的病。唉，怎样才能使国家处在不倾覆的地方，积蓄在不会枯竭的仓库里，使国家和百姓彼此都获利而没有祸患呢？我看汉初实行什五税一，赐租的诏令隔年颁布一次，征收入库很少，然而当时粮仓全都充满，府库中财货有余，甚至粮食红腐、钱串朽断，究竟是多么富足啊！后来渐渐供应不足，动辄使郡国空虚仓廪，允许百姓纳资买爵、赎罪；更改钱币、铸造货币，推进到雒阳；商人的子弟运用心计，专卖盐铁，征收舟车税，设置平凖，凭朝廷的尊严，降低身份与商人争夺蝇头小利，毫不余力，也不肯让利。然而国家的仓库却极为空虚，不足以供养战士；水衡、少府没有终年的储备，又是多么窘迫啊！我曾取这些事反复思考，天地所产、九州所收入的财物，只有这么多，并没有神灵搬运、鬼神输送。调度得当，需求少而常常充足；浮华浪费、没有节制，经营再多也常常匮乏。汉朝在平城受到匈奴侮辱性的书信，并不因愤怒而妄动，入塞之后才抵御他们；可是大纣军、贰师、楼船、车骑等军队，却年年派遣。露台的费用尚且知道爱惜，昆明池的开凿、建章宫、柏梁台的工程，却屡次兴起。巡幸不过到原庙，登临不过到霸陵，而封禅泰山、禅姑衍、祭祀泰畤、汾阴，却频繁举行。天子穿黑色细绢衣，斥退各种浮华奢靡之物，而文成、五利来到，仍给他们巨万钱财，一点也不吝惜。改定正朔、变换服色，尚且说没有闲暇；却又派朝冉从骇畧邛笮，打通西域，耗尽所依靠的财力去办理无用之事，毫不停止衰减。天地尚且不能永远奢侈、永远耗费，何况国家呢？俗语说：江河也填不满漏水的酒器，这是很好的比喻。如今平民之家，互相告诫要勤俭刻苦，彼此忍受饥寒，修治自己的事业使之休养，即使遇到灾年，能够穿美衣、吃饱饭的，一定是这种家庭。有些家庭以酒食相互娱乐，以宴乐彼此诱导，耗尽自己的仓廪，储藏一旦遇到灾年便饥荒流离的，一定是这种家庭。所以说，治理国家有三种打算：有百世的打算，有一时的打算，有不到一年便败亡的打算。唉，治理国家的人可以审慎考察自己所采取的办法了。○春王正月辩

译《春秋》记载“春王正月”，解释者说：“这是用夏代的时令冠于周代的月份之上。”月份既然是周历的月份，怎么知道春天不是周代的时令，却说它冠以夏时呢？是认为孔子实行夏代的时令吗？那么《尚书》已经有治理国家的训诫，足以垂示百世之法，何必还要在记事的书中曲折措辞呢？况且《春秋》难道不是孔子的刑书吗？没有王命的刑罚，刑法中没有比它更重的；王者的正朔，法制中没有比它更大的。如今以古代为是、以当今为非，怀抱自己的私见来改变君王所建立的制度，却还喋喋不休。这样做，与偷取简册来抄写法律、裸露君主身体而驱逐狂人，有什么区别？所以，如果建子月不是春天，就一定不会记作“春王正月”；既然记作“春王正月”，那么周代一定把建子月作为春天。怎样证明呢？冬至这一天，是阳气出生的日子。把阳气出生的日子作为春天，有什么不可以呢？当初改定正朔，也会取一年之中都具备四季这一点。假如正月是冬天，十二月又是冬天，那么冬天就成为一年的始终；一年之中四种气候不完备，周代圣人忧勤制作的制度，恐怕未必如此。因此把建子月作为春天，是周代的时令。孟子不是说过吗？“文字是史实，义理则出于孔子。” 于是有人说这是孔子窃取而来的，其实是鲁国史书，所以用“春秋”命名。“春王正月”一定是史书的原文，孔子因而沿用。至于所谓从中取义，自然不在这一点上。如果“春”这个字是孔子加在前面的，那么鲁国史书起初一定会记作“冬王正月”，这又哪里像《春秋》作为史书的意思呢？所以知道“以夏时冠周月”的说法，是过分追求圣人之书，反而失去了本意。圣人著书，标明年份、记载事情，不过是希望核实事实，使千百世之后有所依据、可以考察。只是他的笔法精细严密，若不是圣人，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如今动辄说这是圣人的笔法，便务求深奥，把明显的故意说成隐微，把浅近的故意说成深远，使人眼花缭乱而多疑，纷乱而不能决断。先王曾有郢书，后世于是产生许多燕说；如今这部书本来不是郢书，却把燕说放在其中，怎么可以不加辨析呢？○和同辩 晏平仲曾经为景公讲论“和”与“同”。他论“和”说：就像各种味道相互调剂，使味道和谐；就像各种声音相互配合，使声音和谐。他论“同”说：如果用水调和水，谁能吃它？如果琴瑟只有一个音调，谁能听它？他说得详细而透彻啊。仲尼用两句话作了判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番话一出，和与同的差别就像香草与臭草、白与黑一样明显。唉，区别严明啊。和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内心不同。和，是公心；同，是私心。内心公正，所见无不出于公正，就一定会忘掉亲疏，放弃偏见，把百姓和万物同等看待，怎么会不能和谐呢？内心自私，所见无不出于私利，就一定会凭势力相互依附，凭利益相互吞噬，凭名声相互夸耀，凭一点恩惠相互慰藉，怎么能够真正相同呢？我见世上那些温厚、和乐、坦荡、平易的人，见事如同看火，处世如同饮醇酒，没有什么不能认识，没有什么不能□和，这就是君子。我见世上那些委曲婉转、柔媚逢迎、亲密絮语的人，跟随他人而推波助澜；他要装作婴儿，我也跟他装作婴儿；他要没有界限，我也跟他没有界限。这就是同，是小人。君子难道只与君子相和，而不与众人相和吗？因为他并不把事情做得太过，也不一味急迫，所以有时也能与小人相和。小人难道只与小人相同，而不与众人相同吗？因为他善于趋附、善于迎合，所以有时也会与君子相同。然而君子能够和而不能同，小人能够同而不能和。无论议论还是做事，君子只看道理是什么，该说可以就说可以，该说不可以就说不可以，该说对就说对，该说不对就说不对；不因自己而强求别人和自己相同，也不因别人而使自己去同于别人。所以像砥柱山那样独立，并不是故意求异；慷慨而正色，并不是激烈发怒；直言不讳，并不是伤害时政，都是在寻求与道理相同。小人却只求相同：这个人说对，他也说对；这个人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别人所趋向的，他不怕把自己同于别人；自己所趋向的，又一定要强迫别人同于自己。同就亲近，不同就仇恨；同就相互引荐，不同就相互倾轧。他哪里知道有些事不应该相同呢？君子即使意见不同，也不是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更多，因为万物一体的意思本来就充盈其中，怎么会妨碍彼此和谐呢？小人执着于求同之心，先已划分门户、树立界限、设置城府，和谐从哪里产生呢？说君子之不同，是说即使都是君子，意见和议论也有时不同；于是各自把内心的真实想法拿出来互相质问，彼此毫不隐讳，也不计较得失，反而正好说明他们是君子。说小人之不和，是说他们雷同相从、随声附和，而内心却归于乖离隔绝，不过只看势力和利益。势力穷尽、利益耗尽，刀兵、陷阱和石块般的攻击便随之而来。他们所牵绳批根、互相攻击的，正是先前与自己求同的人。这就是小人。和与同关系重大，实在太大了！世道的治乱、升降，实际上都系于此。我看三代之世，君子众多，贤才济济，同心敬业、协力恭谨，平心和气，共同治理天下。意见不一定要由自己提出，只求它正确；事情不一定要由自己办理，只求它成功。太和之气广泛流布、周遍浸润，所以世人称为极盛。其后世道衰落，人心怀有嫉妒刻薄的私意，却没有向善服义的公心。结党求同、攻击异己，成群结伙地争斗，处处都是。到后来更加衰败，便有牛李党、雒党、蜀党、朔党。一时被称为君子的人，也抛弃和而追求同，于是使天下纷纷多事。唉，实在值得鉴戒啊！○立德立功立言解

译叔孙豹称说三种不朽：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其次是著立言论。有人疑惑说：“按照穆叔的品第，功业的辉煌不如恭谨温厚的光彩，辞章的琅琅不如沉默无言的显著。士君子只要取法最上等的德行，即使没有一句话、一件事适用于世间，也没有关系。哪里还需要在朝廷中建功立身，游心于著作之堂呢？”我替他解释说：“你只是看见四条大河分流不同，却忘了它们同样发源于昆仑；只看见树木的根，却不知道它正是千枝万叶繁茂的根源。功业不能没有德行而独自强盛，德行也不能脱离功业而独自尊贵；言论不能没有德行而独自显著，德行也不能离开言论而独自长存。它们只是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处所不同而门户相同。”我曾考察往昔，也有贤彦圣哲之士、豪杰儒者，涵泳本性之真，咀嚼道义之精华，以仁义为规范，以礼乐为模型，与阴阳为伴，以神化为同道。其中胸襟宏阔、气象广大，像宏伟华丽的都城；但外表却退让柔弱，仿佛无能之人。然而平日静居而一旦出现便如龙显，深沉默然却一发声便如雷鸣，这样才可以显赫光明、声势铿锵。他们分封玉圭、承担爵位，垂下大带、穿着端正礼服，担当社稷的事务，成为国家所倚赖的人，能经能纬，能张能弛。超过三代登临宏大的境界，使百姓达到最高的治理，恩泽流布九州，国运绵延千年。功勋刻在旗常之上，事迹记在鼎彝之中。他们遇到事情、感慨时势，陈述谋略和规条，谈论当代事务，吐露胸中的奇见；内容丰厚却没有多余的一句话，语言简约却没有遗漏一个词。文采并不靠彩绘，金玉并不靠□琢磨，厚重如山岳，诚信如龟蓍。可以等待千圣，可以垂范百世。根本深邃的，末梢就茂盛；膏脂肥沃的，光彩就焕发。实际上是从彼处斟酌而注入此处，不约而同地自然相合。所以禹的功业有《禹功叙》，禹的治水有《禹贡》记述，毫鼎安置而有铭文，伊尹有《伊训》传出，盐梅调和之理见于《说命》，郏鄏之地定立周礼；这些事迹都是德行达到神圣境界，从满盈不外露之中发出，流传到充溢之后。分开说是三种，合起来其实是一体。至于萧何、曹参在草创之时辅佐受命，丙吉、魏相在朝廷高堂提出高明议论，金日磾、霍光在仓促之际接受遗命，马援、邓禹在危急纷扰中定计，屈原、宋玉在楚地泽畔长啸歌咏，董仲舒、贾谊在明光殿怀策进言，班固、司马迁在史家飞扬英华，陆机、陆云在辞场振发文采。我姑且不谈这几位，哪里还有闲暇分别评论其优劣呢？○人心道心解 自从虞廷有了人心、道心的说法，有人便疑惑说：“心只有一个罢了，为什么叫人心？又为什么叫道心？难道心有两个吗？”我解释说：“心没有两个，只是心所由产生以及所趋向的地方有两种。如今所谓心，不是僵硬的血肉之心，而是理所包含的；心也不是幽暗空无的心，而是气所凝聚的。正因为心由理与气合成，所以在方寸之中，知觉发动，有的出于理而趋向理，也有的出于气而趋向欲。因为它趋向欲，所以称作人心；因为它趋向理，所以称作道心。道心是心，人心也不能不称为心，总称就叫作心。”天下人的眼睛都想看极美的色彩，耳朵都想听极美的声音，口都想尝极美的滋味，身体都想安适伏卧，这是人人都有的人心。即使上等的智慧者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幼童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长大以后没有不知道敬爱自己的兄长，这是人人都有的道心。即使下等的愚人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人心、道心，都是人不能没有的。然而成为道心负担的是人心，能够制约人心的是道心。从人心出发，就进入道心；从道心出发，就进入人心。二者交互争胜，而道心常常不能胜过人心。为什么呢？道心正，人心邪；道心讲义，人心逐利；道心受约束，人心图方便安逸。用正与邪相争，势力往往不胜；用义与利相争，势力往往不胜；用约束与安逸相争，势力往往不胜。所以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不能胜过人心，于是奸邪的声音、混乱的色彩进入心中，人便沉溺其中；纷华靡丽进入心中，人便放荡；懒惰傲慢、任性暴戾进入心中，人便纵恣。危险的越来越危险，微妙的越来越微弱；危险达到不可接近的地步，微弱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到了这一步，圣人与狂人便分开了，聪明人与愚人便悬殊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心胜过了道心。人心与道心虽然不同，却并非不能成为道心；道心与人心虽然不同，却也并非不能成为人心。从道心放纵出去，就成为人心；从人心收摄起来，就成为道心。就像行路的人一样，车辕向南便向南，车辕调转向北便向北，并没有固定的方向；又像射箭的人，向左牵引便向左，向右牵引便向右，并没有固定的指向。一会儿是道心，一会儿是人心，没有固定不变的心。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心是活的东西。人心和道心，都是心。在它发动而趋向道的时候，并不是没有人心，只是以道为主罢了。假使舍弃道而顺从人心，那么还有什么道不是出于人心的呢？【缺】它发动而趋向人的时候，难道就没有道心吗？只不过是以人为主罢了；假使舍弃人心而顺从道，那么还有什么人不是属于道的呢？这两者的分别，好像青色与白色那样明显，而界限却只有毫厘之微；隔得好像云与泥那样遥远，而转变却只在片刻之间。不是明察就不能辨析清楚，所以贵在精微；不是刚健就不能决断，所以贵在专一。用精微来选择，用专一来守持，那么道心就成为主宰，人心就成为被役使的对象。作为主宰的道心，要使它不断存养；作为被役使的人心，要使它不断减损，直到达到纯一真实、浑然完整的境地，一切私欲都退去。方寸心中，纯粹只是道心，不再有所谓人心。即使疑似属于人心，最终也归于道心；原先分开的两者，又全都合而为一。唉，这就是心学的奥妙，是虞廷传授与接受时所包含的微妙旨意。《松柏后雕说》

译孔子说：“到了寒冷的时节，这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天不能违背时令，万物不能违背天道。松树并不是金，也不是石，却能抵御严冬，在万物之后才凋零，这是为什么呢？庄子说过：“接受地的禀赋，只有松柏是这样。”它们冬夏常青，难道本来就是禀受天地坚贞刚劲的性质而生的吗？是因为它们以木为品类，却以金石为资质吗？它们所接受的禀赋本来就不同。况且万物的生命，只有一团气罢了。气泄露出来，才成为精华、芬芳；一旦泄露，气就薄弱，薄弱便不能长久，而松柏黑黝而淡泊，花华不足以使人喜悦，香气也不足以袭人。桃树李树把根扎在肥沃的土壤中，栽种它们像抚育孩子一样；松柏却独自处在贫瘠而不能供养它们的土地上，被蓬蒿包围，又受到牛羊的困扰。桃李早晨栽下，晚上就长成【缺】，用不了多久便粗大到两手合抱。种植松柏，却不是一天长高、一个月增益，它们盘曲、【缺】而郁结回旋，生长了多少年也无法知道。它们所受的禀赋不同，所以能够独立；它们的气息完整，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它们遭受的困厄越深，便越难摧折；它们生长发育得迟缓，所以衰败凋谢也较晚。这一道理本来如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唉！霜露已经降下，寒威凛冽，田野没有繁茂的树干，树林没有安静的叶子，草木萧条，山川寂寥。在这个时候，天地几乎要归于消灭停息，造化仿佛将要中断。却有松柏傲对风雪，昂然与之争艳，把上天所留存的东西用来点缀天地、联络造化，表明正气常存，显示天心并未断绝。即使只是种植一棵树这样微小的事情，而其中保存的意义却很重大。我听种树的人说：种松柏是为了作为栋梁，种柽柳、朴樕是为了作为薪柴。若按一天计算，栋梁的利益来得慢，而薪柴的利益来得快；若按一年计算，薪柴的利益是十，栋梁的利益却是一百。唉！善于种树的，难道只是松柏吗？难道只是松柏吗！《候气说》天地之间只有一气。有了气，然后才有数和声。数与声都出自气。气不稳定，数就不均匀，声音就不和谐。律、度、量、衡，历法和天象都没有可以取为准则的依据，万事万物也全都失去节度。因此古代圣人重视它。自从黄帝命伶伦取竹制造律管，命荣缓铸造十二口钟，使月份与律管相协调，律管采用十二月的节气，按照气来求取声音，以宣发八风、调节四时、推演律历、调和神与人，其中的深奥微妙真是无比。后来这些法则渐渐散失，不能流传。汉代《志》记载：天子在冬至、夏至【缺】日，会集八能之士，候验钟律，用土灰测量分量；各人把候验的情况【缺】封好上报，有效便认为音律和谐，否则便占验吉凶。像密室、缇缦、葭灰等各种方法，分明而详细地流传到今天。其中精通知识、巧于思考的人，历代都有著述，没有一家不是以伶伦为宗师、以后夔为后继；然而关于声音和气的根本，直到现在仍无确定依据。唉！不是只有没有人知道，而是只有没有人能够明白，从古以来人们就为此忧虑。我曾经探求过这个道理：候气并不难，确定律却难；确定律并不难，确定黄钟却难。律，是候气的工具；黄钟，是十二律的根本。黄钟错了，凭什么依据来创制律呢？律错了，凭什么依据来候气呢？大概自从汉代司马迁只听说黄钟所得的律管长度是九寸，便把九寸当作黄钟的标准管长。历经晋、魏、周、齐、隋、唐、五代直到宋代，全都以他的说法为依据。只有韦昭认为九寸是黄钟的变化形式。我曾考察刘恕《通鉴外纪》、长孙无忌《隋志》以及《吕氏春秋》所记载的内容：黄帝命伶伦取他所制的律管，在两节之间截取三寸九分，吹奏它作为黄钟之宫，称为“含少”。

译由此可知，黄钟的管实际是三寸九分；九寸则是黄钟升数的极限，属于蕤宾之管，也就是所谓黄钟的变化形式。假使黄钟管长九寸，那么管就极长，声音就极浑浊，数就极多，黄钟哪里还配称为君呢？君是尊贵的、在上位的、贵重的。贵者数少，贱者数多；数少的居上，数多的居下。比如太极之数是一，阴阳之数是二，四象之数是四，五行之数是五，万物之数是万，而统摄它们的只是一个太极。天子的数是一，二伯的数是二，三公的数是三，六卿【缺】九牧的数是九，百官的数是百万，统摄它们的【缺】只是天子。因此宫作为君，其数是最少的。由此，商作为臣，数就较多；角作为民，数又更多；徵作为事，羽作为物，数就更加多。那么，数最少的就是黄钟。黄钟对应时辰子的一半；子半是阳气初生、声音最清的时候，从这里开始逐渐变浊，到午时浊声最盛；午时以后浊声逐渐减弱，到戌、亥时又变清。就像人的性情之清，也没有比子夜更清的；此后便逐渐变浊，浑浊之后又逐渐变清。大概声音的清浊，存在于上下升降、飞扬沉降之间。真正上升飞扬，即使大如雷霆，也不算浊；真正下降沉落，即使细如蠛蠓，也不算清。清在上而浊在下，清贵而浊贱。因此宫比商清，商比角清；徵比角浊，而角独比羽【缺】。那么，最清的就是黄钟之声。黄钟最清，太簇以下逐渐变浊，到蕤宾达到极点，大吕次清。黄钟以下逐渐变浊，到林钟达到极点；达到极点后又逐渐变清，重新转为黄钟。若以黄钟三寸九分计算，从黄钟到大吕增加六分，从大吕到太簇增加九分，再到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所增加的都各是九分。从蕤宾到林钟减少六分，从林钟到夷则减少九分，再到南吕、无射、应钟、黄钟，所减少的也都各是九分。只有黄钟到大吕、蕤宾到林钟，增减数目与其他各律不同。为什么呢？大吕处于五阴盛极、一阳初生之时，阳气虽然前进却还很弱；林钟处于五阳盛极、一阴初生之时，阳气虽然退却仍然很强。因此它们的【缺】也只是三分之二罢了。气的升降本来有次序，上升是逐渐的，【缺】也同样是逐渐的。历家推算二十四节气，每一气都丝毫不差。现在如果按照司马迁所说的黄钟九寸以及上下相生、损益的法则计算，那么黄钟到大吕减六分有余，大吕到太簇减三分有余，太簇到夹钟减五分有余，夹钟到姑洗减三分有余，姑洗到仲吕减五分有余，仲吕到蕤宾减三分有余。从蕤宾到应钟再到黄钟，所增加的数也各有参差、不合顺序；按照气的次序推求，必定不是这样的。唐、宋儒者认为相生、损益只在隔八上，于是迁就曲解分数。其实它的根本，并不在所谓三分损益，而是以子、午二律为经，以十律为纬，左右相对，共同得到一百二十九分这个数，并不在于隔八。所谓隔八相生【缺】，是说正、徵循环无穷，而不是说黄钟十二月的阳气能够下生六月的林钟，六月的阴气能够上生正月；中间四月、五月都没有生气。损益自有损益，隔八自有隔八；世上的儒者不加讲求，却总是迁就附会，以完成自己的学说。于是出现了相生到仲吕便穷尽的说法，有了只往前而不返回的说法，有了生于执始、终于南事，以四十八律补足六十律的说法，也有了虚宫不用的说法。这全都是由于黄钟一开始就错了，因而百孔千疮，势所必然。只有追溯黄帝三寸九分的旧制，体会韦昭所说九寸是黄钟变化形式的话，删削司马迁关于九寸的文字，超越唐、宋诸儒，把【缺】以三寸九分作为黄钟的正管，然后各律便会按照【缺】逐渐减少，完全如同前面的法则，既无超越，也无参差。再把它放置在密室的缇缦之中，填实灰土来候验，或许气能够相应，音乐能够制作，万事万物的变化能够兴起

译。因为我读《汉志》说：“最安定的时代，天地之气相合，风气正和，风气正和而十二律便确定。”与今天相比，正是匡正它的时候了。

译《九边屯政考》边疆事务中最重要而又最紧迫的，没有比屯田政务更重要的了。国家九边之地，凡是肥沃可以耕种的，全都设置为屯田；铠甲盾牌所驻守之处、犁耙所耕作之地，绵延数千里，在这里耕种，在这里防御，这大概就是古代寓兵于农的遗制，也是汉代赵充国、诸葛亮，晋代羊祜，唐代郭元【缺】、韩重华等大臣曾经取得成效的办法。二百年来，上有圣明君主忧劳勤勉，下有年高德劭的大臣筹划，外有将帅经营，内有谋士讲求，而最勤勤不懈的就是屯田政务。只是其中有时兴办，有时废止，有时有利，有时无效；难道不是土地不同，就是政令的得失不同吗？为什么呢？高皇帝怜悯海运的艰难，下诏群臣议定屯田办法，采用宋讷所献的守边策略，立法分设屯田，布列在边境，远近相望，首尾相应，创制得这样周密。边境安定之后，撤去守【缺】士卒，只留下少数负责侦察稽查，其余全都命令屯田，致力得这样专一。山西沁州有若干民户愿意应募接受屯田，赏给钞锭，分配田地给他们，并且命令他们招募、推举全州百姓，召募得这样广泛。又命令屯田士卒同时栽种桑树【缺】适合当地的土地；士卒即使不足，也能靠桑、枣、柿、栗得到补足【缺】这就是它的周全。文皇帝采纳黄福的建议，由官府购买耕牛、铸造农具，甚至想把屯田扩大到辽阳，还派人到朝鲜征求耕牛，耕作器具供应得这样充足。下诏各地开垦荒屯和空闲土地，不论土著、客民、军户、民户还是官舍，都尽力开垦，永远不再征收赋税，恩泽这样厚重。又说将领若能时时慰问屯田士卒的疾苦，谁不会感激奋发、勤劳用力呢？体恤这样殷切。因为宁夏积谷特别多，便下敕谕给总兵何福，加以激励劝勉，措施这样明白。仁宗想到主管部门征发徭役会扰害屯田，命令不得擅自役使、妨碍农事，爱护养育这样周到。宣宗初年，大同总兵郑亨上报屯田粮食数额很多，于是派人核查属实后予以奖赏，论功这样严谨。提督一定选择老成之人，又命令风宪官按时巡察，任用这样慎重。屯田长久，年年丰收，边军一切用度多用粮食交换，于是命令户部运送粮食、进行贸易，最多达到二三十万石，少的也不少于十万，储备这样预先充足。天顺年间，都御史叶盛巡抚宣府，修复官牛、官田制度，开垦的田地更加广阔，积存的粮食更加多，用余粮换得战马一千八百匹，修筑屯堡七百多所，兴办利益这样巨大。大概因为立法周密，所以百姓便利；任用人员得当，所以法令能够实行；给予屯田士卒优厚，所以士卒奋发；取得利益的时间放得长，所以利益能够积聚。即使是所称的湟中、渭滨、凉州、振武等事，也不过如此，甚至还不如它。可是它的【缺】方面，却有肥沃的土地大多成为庄田，空闲的地区【缺】边【缺】士卒没有附近的田地可以耕种，正如商辂所说的那样。有些险要【缺】没有修治，敌人轻易侵犯；有可以耕种的田地却不敢耕种，士卒疲惫，家中没有犁耙；有可以耕种的田地却不能耕种，正如梁材奏疏所说的那样。有耕种时草率马虎，收储后又侵吞、欺骗、挪作他用；负责管理屯田的人悠闲地住在城市，却不去田间巡察；主管屯田的人只凭账簿文书，却不核查仓库实际情况，正如刘定之所议论的那样。又有以局势不安来骚扰，以催逼过急来控制，今天核查土地，明天追征欠税，动辄引发正德年间宁夏之变，使土地荒芜、储粮耗尽，边民凋敝困苦，甚至背叛汉朝而投奔胡人，正如王烨所陈述的那样。安逸嬉游已经很久，因循废弛，日复一日，边境萧条，肥沃土地全部荒弃，饲草和粮食接不上，士卒战马不能吃饱，挖运例银所费无法计算，国家财政也已经告罄了。议论此事的人，有的想让各边抚臣选拔廉洁能干的官吏，开辟荒地，革除豪强侵夺，核查侵吞，修缮亭障，把侦察哨所设置得更远；每年年终上报，部臣分别提出请求，明确表示奖赏和警戒。有的想招募百姓开垦，并令军民自行耕种，酌量征收赋税。有的认为利益归于下层，人民就乐于趋赴，暂时让边疆将帅和豪户开垦种田，田地便不会荒芜，官府收购粮食也方便；但纷纷清查核实，反而正好产生祸患。与其让肥土沃田全都长满茂草，哪里比得上放弃它们、把它们给人？请明发诏令，凡是能够开垦种植的人，全都把土地给他们作为产业，不要再追问原由。有的认为盐法改折征纳，商人不再赴边，屯田政务也随之败坏；想要恢复屯政，为什么不令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地，使耕种者有所凭借，积存的粮食有所流通，而边塞自然充实呢？大体上，各种议论的主旨，无非是任用人才、广泛招募，少征税、缓收取，并且使盐法与屯田相互维持；盐法的恢复尤其不可不急办。要使农民熟悉并耕作田野，使种田的人取得成功，使粮食丰足地积存于墙内，使士卒在队伍中吃饱，内有不耗费的利益，外有守卫边疆的准备，以补益威势、振作生气，制服戎狄、鞭挞敌虏，难道不就是屯田政务吗？因此作《屯政考》。《京营兵制考》

译国家最初的兵制，大概仿照汉代。汉代有南军、北军，卫尉掌管南军，中尉掌管北军。后来南军增加了期门、羽林，北军增加了八校，官秩与执金吾都为二千石。议论者说，这是为了分散军权。我国家设置锦衣等十二卫，用来保卫宫禁，类似南军；设置留守等四十八卫，用来保卫京师，类似北军；又分隶于五府，与汉代八校的意思相同。有事时将领掌握军队，军队跟随将领；事情完毕，军队归还五府，将领回到朝廷。即使突然发生意外祸患，祸患只产生于一军，而四军足以控制它的生死。大概高皇帝神武，长久处在军旅之间，洞察军事机宜；在操持弓戈的时候，他所采取的善于隐藏锋利武器、强化根本、执掌长远策略而驾驭天下的办法，深远而微妙。成祖平定燕地后，仍设五府，增设七十二卫，又设置五军、神机、三千三大营。五军营有步兵和骑兵，训练阵法；神机营都是步兵，学习火器；三千营都是骑兵，专门负责扈从。每年又命河南、山东、中都、大宁四都司的军队轮番到京师训练阅兵，各营各用两名勋臣担任提督。从此以后便沿袭下来，没有改变。然而太平日久，军队和军政逐渐废弛。等到“巳巳之变”时，国家的统绪几乎危亡。景泰初年，于肃愍公开始创议改革：在三大营中选拔其中勇猛精锐的士卒，分设为十营，把年老体弱的士卒退还原营，称为“老家”。又在原三营的六名督将中推举二人担任总兵，并由本兵负责统辖。每营各设都督一人统领。若遇警报，朝廷檄令某营出动，都督便率领所属军队出营，称为“头拨”。大概三大营改为团营，是一次变化；到天顺初年将团营裁撤，天顺八年又恢复设置，成化初年再次裁撤，成化三年又恢复设置。当时团营共有十二营，实行日久以后，操练渐渐懈怠，士兵大多疲弱鄙劣。于是设置东西官号厅，称为“听征”，这又是一次变化。嘉靖庚戌年裁撤团营，恢复三大营，同时把“三千”的名称改为“神枢”；由勋臣总督并协同管理，由少司马负责弹压；台省官和五军营中担任副将的共二人，左右前后参将共四人，游击将军共四人；神枢二营中担任副将的一人，参将二人，佐击将军六人。从嘉靖年间直到现在，期间虽略有增减，但旧有制度并未改变。如今三大营中，担任将领、副将、参将、游击、佐击、坐营、号头、中军、千把总等职的现任官员有五百二十多人，军士有十二万人，作为备兵的有十万多人。一个大营中有战兵、车兵、城守兵、备兵，大概分为三十个小营，合成三大营，又合成戎政府。这就是大体情况。国家初年制定兵制时，担心军队聚集在一起而难以控制，所以主张分散。分散以后，又担心军队离散而不纯一，所以主张合并。但议论者有人认为，军队适宜分散，不适宜合并；无纪律的祸患在于政令，不在于制度。军队如同水，汇聚成大水，泛滥成洪流，便会有决口冲击、侵蚀而无法防御的祸患。把它疏导、分开，以削弱它的势头，它就会浩荡地流向大海。老子说：“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借给别人。”高皇帝的考虑真是长远。收拢大权、运用如臂使指的形势，难道不就是最初的兵制吗？因此作《京营兵制考》。《盐政考》

译盐政本来就是边疆财政计策。盐政通畅还是阻塞，就是边疆储备充实还是空虚。如今天下都说边疆事务最为紧急，大概几十年来，谋臣借助筹划，主管财政者执掌筹算，何尝不是勤勤恳恳地谋划边疆呢？可是边储仍然空虚，那么就是盐政的旧制还没有恢复。我考察国家初年设置转运使、提举，作为盐政机关；淮河以南以北、浙江以东以西、长芦、河东、山东、闽粤、蜀滇，以及盐井、卫龙州司、雅州所、海北、灵州、西和、漳县，都是所谓产盐的地方。晒盐有盐场，煎盐有盐灶，储存有仓库，盐课有定额，运销有方法。当时每年招募商人开中，运粮充实边塞。边塞的粮食没有比别处更高的价格，这就是边地的利益。令商人自行办理，而国家不用承担运输费用，士卒吃饱、战马奔驰，边疆防御坚固，这就是国家的利益。洪武、永乐年间，一引盐所缴银只有八分，粮食只有二斗五升，负担极轻。主管部门关发盐引没有滞留，商人早晨缴粮，晚上便领取盐券，交割在左、盐券在右，很是便利。食禄之家禁止谋取商人的利益，一切应由各项供给【缺】而进行的私自贩卖、阻挠扰乱者论死，法令极严。盐灶户得到卤水，土地得到草荡；每一引额盐给米一石，按钱钞折算，免除杂役，待遇极厚。有余盐时，官府便自行出钞收购；对下可以资助灶户，对上可以掌握获利的权柄，制度很周全。国家的盐政掌握调度有权力，安排运行有法度，公平正大，严密精详，商人得利，百姓也得利；国家充足，边疆也充足，可以说十分美善了。后来又设置常股存积制度，始于正统年间。常股七分作为常规储备，存积三分以等待边塞急需；用两倍价格开中，越级发放，这是囤积货物谋利，便不合体制了。又变成不运粮而运银，不把银送到边塞而送到盐政机关，始于司农叶淇。只取眼前的小利，忘记长远的大计，于是边储依靠内库，商人的踪迹断绝于边塞；突然有警时，仓促招募开中，大多观望，即使有人到来，所运入的也很少，白白使外部储蓄空虚，这就不是办法了。又有私下通道的开启，始于弘治、正德年间。有的是勋戚恩泽，有的是权贵宠臣请求，都给予余盐，容许他们夹带；又有各年没有发完的盐，称为“零盐”，有盐引发放后剩余积存的盐，称为“所盐”，全都用来供权贵回报开中，侵夺商人的利益，亏损国家盐课，这就违法了。又有商人的困苦，始于守支。排次如同鱼贯，积累如同堆薪；有数十年之久的商人，老死也得不到发给，甚至要让兄弟妻子代为支取，这就不便利了。又有灶户的困苦，始于总催。盐场和草荡被归并兼并，盐课被总催侵吞；灶户不过成了总催家中的一个佣人罢了，分配给他们的产业荡然无存，只能靠乞讨借贷过活，想要不逃亡，是不可能的。又有额盐的滞销，始于盐课过重。每一引原本缴银，后来竟达到七钱五分，已经很重；而且还有配支、卖窝、科罚、劝借等费用，花费借贷无法计算，因此盐价上涨，人们争相趋向私盐；想使正课不滞，是不可能的。又有私盐的流通，始于钞法不再实行。钞法废止后，县官有什么办法收取余盐？余盐积存而无处销售，灶户便陷入困苦，于是又说：“携带余盐的处绞刑，贩卖私盐的处绞刑。”这样做能够实行吗？若实行，就必然使灶户饿着肚子死去，否则就会酿成变乱；若不一定实行，又想使余盐的利益不落入奸人的口袋，也是做不到的。如今江淮之间，盐徒驾着高桅大船，成百上千聚集；行进时像乌鸦飞散，停泊时像群狼蹲踞，动不动就杀伤官兵。近来已经有人报告了。如今各地纲纪并未松弛，巡逻侦察也更加严密，尚且如此；假如某一地发生警报，这些人乘机横行攻击，又凭什么来平息呢？所以盐政不整顿，我担心它的祸患不只涉及边疆财政，而且还会转移到国家社稷。唉，利弊的悬殊，明白得如同看火；祖宗的法度，整齐得如同一式。假使当政者深入考察并善于权衡处理，哪里会把区区盐政看得难办呢？我谨慎考察它的始末，详细说明它的变迁，以等待掌管国家财政的人把它作为借鉴。《乐律考》

译审辨声音的困难，不在于声音本身，而在于律。因此古人想使声音协调，必先吹奏律管。没有律管错乱而声音还能和谐的。律始于淳朴古远之时，有苇龠，也有女娲的笙簧。到了黄帝命伶伦取嶰谷的竹子，截取两节，长三寸九分，吹奏它作为黄钟之宫；又制作十二根管子来听凤凰的鸣声，辨别雌雄，制定律吕。太史公所说的“听到声音便知道胜负的数”，班固《汉志》所说的“气相合便知道风产生的原因”，大概就是古人根据气来制作律管、听取声音而求得音律。这种方法非常直接，而数理特别精密；法看似疏略，作用却很严密；能够感通天地、沟通神明，难道是偶然的吗？自从乐籍焚毁，律法散失不传，人们各自固守自己所听到、看到的东西；各家都以伶伦为宗、以夔为师，各自认为自己掌握了准则，而轩辕黄帝与伶伦合制嶰谷之法，纷纷扰扰，不能统一。所谓律，有候气律、乐律、笛律、准律，这是律制的不同。至于所说的律管长短，班固《汉志》说黄钟律长九寸，太簇八寸，林钟六寸；京房、司马彪、郑玄、蔡邕、杜夔、荀勉各家都如此。可是何承天认为太簇八寸二厘，林钟六十一厘，只有黄钟没有增加或减少。刘焯认为太簇八寸一分四厘，只有黄钟、林钟没有增加或减少；这是律管长短的不同。至于所说律管的周径，郑玄认为周长都是九分，直径都是三分；《隋志》引班固说，黄钟周长九分，林钟周长六分，太簇周长八分。而牛弘等人认为黄钟的管都以三分为直径，长度九寸；这是周径说法的不同。至于所说律吕相生，京房有“得位生五子、失位生三子、不失不得生四子”的说法；马融、郑玄、蔡邕有蕤宾上生大吕的说法；《汉志》有仍然下生的说法。《晋志》把一上一下作为相生的法则，把重复上生作为吹律候气的用途；但它所列十二辰之律上下相生，只说到两未、两酉、两亥、两丑、两卯，没有涉及其余六辰。蔡季通认为上下相生终于仲吕，称为隔八，并用上生、下生来求三分损益；这是相生说法的不同。至于历代制定律制，则有汉代京房的六十律，以上生下都是三生二，以下生上都是三生四；到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又有晋代张华、荀勖的十二笛，响应京房的方法，评论者认为这是暗中领会了其中的道理。又有梁武帝制作的四种乐器，命名为“通”，同时又用笛子来表现“通”的声音，除去衡钟的设置；十二枚编钟各自依照辰位而响应相应的律。又有隋代郑译的七均八十四调。又有万宝常以水尺作为律，制作乐器，得到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终、一千八百声。又有窦琎使用黄钟一宫，只敲击七口钟，另有五口钟设置在那里却不敲击，称为“哑钟”。又有唐代祖孝孙根据五音产生二变，根据变徵成为正徵，根据变宫成为清宫，从黄钟开始到南吕结束，交替作为纲纪。又有后周王朴不用虚宫，把调七一律分为十二均。到了宋代，李照、胡瑗用尺来产生律，和岘用表来确定尺，阮逸用量器来求取音，司马光用尺来产生律，本于胡瑗；范镇用律来产生尺，本于房庶，各自依据不同。议论者认为，王朴、阮逸的黄钟实际相当于李照的太簇；王朴、阮逸的乐器编钟、编磬合计十六件，虽有四个清声，实际却差错了黄钟、大吕。李照的乐器编钟、编磬各十二件，虽有黄钟、大吕，却完全缺少四个清声。大概从汉代以来，制度的变更，我难以一一说完。大体上，偏偏没有人知道，偏偏没有人明白；知道的人想教导却无从教起，内心通达的人虽身体上有所体会却没有老师。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晋志》的说法很好：“古人调律出于耳听，后世依据尺度来制作，恰好足以改变偏差。即使睿智，也不能通晓事物的关键，却争论毫厘；即使聪明，也不能辨别凤凰雌雄，却凭累黍来确定。所谓用草茎去撞钟、用瓢来测量大海，怎么能够贯通其中的条理、察知它的声音呢！”我曾听说龟兹七调与七声相合，万宝常敲击食器和各种杂物，辨别它们音调的高下，都能与丝竹乐器相合。声音与气自然形成的节度，出自造化，具备于人心，不随时代而改变，也不依赖法式才存在。如今圣明天子建立中和之极，兼总各种条理；即使嶰谷的竹子再次抽芽，伶伦、后夔再次出现，审辨声音、确定律制，振兴咸、英、韶、濩的乐声，也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因此我作《乐律考》，以等待大雅之人把它作为借鉴。《本朝列卿年表》人才为时代而产生，时代也需要人才，怎么能说上天的功业不借助人来完成呢？确实，自古以来凡是兴盛隆盛的时代，没有不依靠宗师巨匠陶铸人才，使群才聚集而光明昌盛的。唐尧、虞舜依靠股肱之臣而安康，周文王、周武王依靠众多贤士而安宁。《诗经》称赞人才济济，《尚书》说“好啊”，难道是虚妄的吗？后世由此而下降，汉、唐、宋之间，三公、九卿等职位，历代都不缺少人才。即使遭遇的离乱不同，显现的情况有差异，也都能同时并列而显荣，共同成就各自的时代，功名流传于史册，声誉直到今天仍然广泛流布，实在不可贬低。我国家自二祖兴起，如龙虎腾跃而祭告上天、类祭社神，天下得到安宁。我们这一时代杰出英才之辈，无不磨炼自己的锋芒，顺着风气而来；继承列圣的启迪，接续光明、承受天命，阐发传播、扬起旌旗，设置簴架来罗致俊才，又有振鹭般的贤士声誉充满朝廷，鸿雁渐进般的贤士群体站满朝阶。明代得到人才，在此时最为盛大。六命之班、三旌之位，其中的人大多不是平凡之辈。近来我得以厕身其间的人，大都胸怀宏大、才识通达，郁然成为当代栋梁；他们宣扬力量、勤于思虑，职分上想着自己的忧患，以弘扬光大伟业，赞助光明盛业。朝廷依靠他们高明的谋略，疆场凭借他们的筹划，帷幄需要他们的直言，凡有举措都遵循他们已经制定的规范。譬如宝剑显露它的锋利，明镜呈现它的光明，因此宏大的谋略深沉回旋，盛大的功绩产生显著成效；治理大事小事的尺度、谋划协调的【缺】，使黎民得到安定，使鳏夫寡妇受到抚恤保护的恩惠，遍及百工而使万事凝聚，众多功业全都兴盛，政治达到九垓，功劳归集于一人。这就像众人的眼睛共同经营方圆，而天网自然舒展；四肢各自效力，而心腹肱股之臣又得到任用。光明显赫，确实值得歌咏。不要说近代，即使是“济济”“良哉”的贤臣群体，又怎么能超过这里呢？因此我直接继承虞、周的传统，作《明兴以来列卿年表》。《萧曹魏丙相业评》

译辅佐天下的人，怎么能够只顾自己而已呢？为什么？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不需要众人而能够独自成功的。有私心自用，就会看见别人的贤能却不能推举他，嫉妒别人的美好却不能成全他；与人共同做事，却不能谦下。怀有自我之心，连治理三【缺】的居处都不足以胜任，何况做天下的宰相呢？史书称汉代宰相说：“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最为出色；孝宣中兴，丙吉、魏相声名显著。”四人的功勋灿烂，几乎可以与闳夭、散宜生等人争辉。我曾间或考察他们的事迹：酇侯萧何以创始为功，平阳侯曹参以守成见长，高平侯丙吉以严明著称，博阳侯魏相以宽大闻名。他们奉行法令、顺应事理，使人民重新开始；与那种每天饮醇酒、无所请示办事的人，不用同一种方法治理；又总领各项职务，很合乎皇上的心意，与那种小事不亲自处理、属吏文书也不查核的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总之，他们都同时显荣，都成就了各自的时代，难以评定高下。我不评论他们的细节，只评论大的方面：不要因为有自己而只顾自己，不要抱有自我之心，这正是古代大臣协同恭敬、和衷共济、贤才济济的心。四人即使没有听闻大道，但他们辅佐汉朝，差不多已经有古代大臣的用心了。他们平日彼此有隔阂，到临死时却独自推举贤能，不因怨恨偏狭遮蔽他们盛大的美德，这又是多么公正啊！自认为不如前人，所以办事不作改变，完全遵守既定约束，不让门客进言，也不让儿子劝谏，这又是多么明智啊！一个以严整为政，一个以宽和为政，却同心辅佐政务，使他们的君主加倍看重二人，终身没有显露彼此的嫌隙，这又是多么融洽啊！大概举措只看是否有利于国家，不必是自己所喜欢的；法令只看是否适合百姓，不必是自己所创立的；宽严只看是否适合治理，不必彼此相同而毫无间隙。这就是四人忘掉私心、奉行国家、安定君主、庇护百姓，各自施展谋略，共同成就天网的原因；他们的功业流传而不消灭，光彩文采明亮而不改变。假使在推举人才时还要修饰细小的嫌隙，那么整齐明确的政令就不会被后世信任；在等待他人完成事业时坚持自己的成见，那么宁静统一的歌声就不会在当时兴起；身处同僚之间却抱有专门求同求异的想法，那么中兴的功劳就不会闻名于世。宰相辅政就像共同驾船：前面的人掌舵向左，后面的人掌舵向右，即使有强劲的舵和锋利的桨，也不能前进寻常的距离；又像共同驾驭马匹：一个人用鞭子让马向前，另一个人用锥子刺它向后，即使有良马和坚固的车辕，也不能走到一里之外。为什么呢？只任用自己而不与人协同，就没有名声；只凭自己的意见行事，就不能建功。宰相有私心，国家就会失去功绩。因此夔、龙互相谦让，虞舜的事业才兴盛；周公、召公和睦，周朝才强盛；文种、范蠡合作，越国才称霸；廉颇、蔺相如和睦，赵国才强大；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使唐朝兴盛；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襄阳、理学【缺】使宋室昌盛；共同成事的功效，正是由此而来。因此我因评论汉代宰相而一并谈到这些事情，作为辅佐天下者的借鉴。《拟曾两生答叔孙通书》我不才，文章和学问都没有达到什么程度。您为天子兴起礼乐，颁下尺一之诏征召我，想让我站在您的下风、改变原来的议论，您的意向十分盛大。只是我私下心中有不能赞同的地方：勉强做自己不能做的事，就会违背内心的愚拙；沉默而停止不说，又不是孔氏所说“合言尔志”的意义，所以冒昧写信告诉您。我听说，礼是中和的极致，乐是和谐的盛大表现。礼乐的兴起，是由中和产生的。古代帝王接受天命、拥有天下以后，功业已经成就、事情已经安定，却仍然迟疑谦让，不敢议论制作礼乐；他们休养生息、从容游息，逐渐浸润酝酿，直到恩泽深厚广大，和气向四方流布，百姓安宁，万物繁盛，然后礼乐才兴起。他们难道是畏缩怯弱、妄自菲薄，不急于求得一代的声望，乐于因陋就简吗？不是这样，道不能骤然形成。如今大汉诛灭秦朝、消灭项羽，想来已经取得天下了；然而兵戈还没有收起，弓箭还没有装入袋中，兵器上的血迹还未洗净，铠甲还未销毁，呻吟叹息还没有停止，创伤还没有恢复，距离中和之世还很遥远，却突然议论礼乐，难道不是太急了吗？羽舞不能同刀戈弓箭一起陈列，钟磬不能同兵器铠甲一起悬挂；呻吟的百姓，不足以同他们歌咏；遭受创伤的众人，不足以同他们舞蹈。在这个时候，即使我与您竭尽心力地共同讨论，穷尽礼乐器物和数目的制度，详尽说明其中的条理，最终也不足以宣扬传播中和之气，使凤凰起舞、野兽起舞。过去周朝从后稷开始奠定使百姓安定的基础，历经十八王，武王才平定天下，成王才使国家安康；那时山冈上有和谐的鸟鸣，园囿中有众多的麋鹿，周公才与成王共同制定礼乐。积累德行已经那样深厚，制作礼乐仍然如此艰难。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我虽然疲弱驽钝，也曾侧耳听闻姬周和孔子的遗风。况且自从秦朝兼并天下，轻视废弃圣王所创制的礼乐，以官吏为老师；如今只有秦朝的仪制存在，不能采用。明年秋天我若到来，就一定遵循自己所诵习的制度，守持自己所听闻、所知道的规矩：朝见必在明堂，飨祀必在清庙，进献贽礼必用五玉，舞蹈必在雨阶，歌唱必咏《雍》，必行《勺》舞，全部废除斥退一切所谓秦朝仪制，与天下重新开始。您估量自己能够听从吗？陛下向来不喜欢儒生，有人以儒生身份求见，便常常轻慢辱骂说：“小小的儒生，哪里值得与他商议？”我本来就是儒生，来了一定会以儒生身份求见；您能让陛下接受我吗？假如不以儒生身份求见，而是迎合君主心意、随着时势变化，您能够做到，我却又做不到。您以厨师独自宰割为可耻，便引尸祝来帮助自己，难道没有听说尧制作《大章》时，一个夔就足够了吗？以您的自处之道，难道会比夔差吗？只要能提出独到的见解，顺应时势和习俗，估量君主能够实行的事情而去做，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向迂腐愚钝。不能估量时势便贸然行事，是躁妄；违背所闻而迎合世俗的诬说，是背弃所学；世上并不需要自己，却强行出头，是鄙陋。这三种行为都会损害礼乐，所以我因此害怕而不敢有所作为。敬请您明察。晓谕朵颜等卫所属夷人的檄文

译晓谕朵颜等卫：你们归附内地，接受冠带，充当藩篱，已经很久了。近来却对我朝怀有二心，勾结东西虏，往往趁边吏没有戒备，擅自进入内地，震扰我边疆。名义上称臣，实际上却是盗寇；表面上依托于我，暗中却与胡人勾结，帮助他们进攻，这算什么呢？如今皇帝的威名声势传遍四方，辫发贯胸、雕题□齿之类的人，没有不回□接受正朔、拱手听命，唯恐来不及的。那些一向臣属于我的人，难道是桀骜奸黠而不够吗？实在是通晓逆顺之理，也知道被劫持后不能怀有二心。即使是荒远边地、披发之人，尚且知道向内归附；而你们却反而不安分，竟出自一向受我安抚的人，实在悖谬太甚。况且天子待你们难道不优厚吗？让你们居住在内地，疏封爵位、尊贵你们，赐予赏赉和犒劳，年年不断。天子还说：你们能够出力巩固我的边防，所以没有什么舍不得给的。按你们这样的行为，就是封赏仇敌、奖赏叛逆，让豺狼守关，使长蛇处在帷帐之内。施恩反遭怨报，这是敌人以下尚且不能忍受的事，何况堂堂天朝呢？你们难道没有听说，你们的祖父在先朝时，承受我朝恩信，奉行我的约束，作为我的耳目爪牙。东西虏有诈伪而不恭敬的行为时，他们便时时侦察情势来报告我；烽火升起、燧烟燃起，就披甲疾行，荷戈作战，忠诚就是这样。你们如今竟不遵循祖先的行为，你们的祖先也将要向我朝先帝后妃告状说：你们使我的子孙遭受大祸；要是我国家物力丰盛，兵器锋利坚固，士卒精选五饱，大将军、楼船、车骑等军队全都威武如熊如罴，那么胆敢抵抗的敌人必将粉碎。当时你们引虏入境，他们一来就遭受重创，没有一个能鼓足气势离去。假如敌虏后悔作乱而来请求结盟，并且拿你们作为说辞；即使他们不这样做，年年俘获、年年死亡，心中愤恨，含怒说道：‘是谁造成这场灾祸？’他们反过来挥戈向你们发泄怨恨，你们将如何应对？难道这还只是隐伏的祸患吗？依凭上天之道和国家神灵，把两个奴酋像摧枯拉朽一样消灭，擒获缅酋就如揭开蒙蔽物一样容易。到那时，忠实者加官赏赐，狡黠者诛杀，归附者扶老携幼来归，异志者全部灭绝。听说朵颜等卫中有一两个贪婪之人，□□作奸牟利，把虏掠所得与他们瓜分；其余愚昧无知的人，是被他们诱骗，并不是忍心背弃我卵翼之恩而敢于肆意妄为。只是还没有人把逆顺祸福的道理譬喻开导给他们听。舍弃顺道而趋从叛逆，连儿童也不肯做；趋向灾祸而舍弃福祉，连狂人也不肯居处。你们如果能够改变心意、洗涤思虑，效法藩臣的节操，报答圣朝和天子的恩德，那么我将与你们一同弃除过去的过错，和你们共同走上大道；封爵、世代延续的赏赐照旧，这不是很值得归伏吗？如果你们安于叛逆、以灾祸为乐，冲撞刀刃、触犯法网，不愿保全性命，那也只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到时不要后悔。云南镇守臣约束土司的檄文 告诫各土司：你们都承受爵位、接受符节，世世代代做朝廷臣子，受我朝卵翼之恩极其深厚。莾贼悖逆骄横，倚仗地势深险，像鸱鸟张翼、螳螂发怒一样抗拒我军和官吏。他实在违背天意、背弃教化，□自行断绝于天地覆载、日月照临之外。你们如果怀有忠义本性，没有不瞪目咬牙、希望亲手杀死他来泄愤的。只是间有一两个愚昧昏暗、不懂逆顺利害的人，反而教猕猴爬树，替老虎增添羽翼，暗中把我内地的虚实报告给他，给他充当向导。这无非是故贼用财货诱惑你们，又用威势恐吓你们。贼人哪里有封爵禄秩，能够让你们世世富贵？他只是凭声势恐吓，实际上不能把你们怎样。即使有攻掠，又哪里比得上王师奉天诛伐，像雷轰霆击一样无不摧灭？□放弃爵禄来换取货□，害怕暂时死亡而走向必死之路，这样做就是□□□□□□□□□；他们狡猾地想要蚕食各土司，并不是一天了。之所以仍能保存而无恙，只是因为朝廷的力量能够控制他的命运，成为你们的主人。他就像豺狼虎豹一样，如果不立即摧折它，任其继续噬咬，那么疆土会灭亡，宗庙会受辱，子女亲属会遭害，到那时怎么办？只是天子赫然震怒，斥责莾贼的不恭，追究过去苟且偷安的诸臣，并责令如今任事的臣子承担责任。我镇守臣奉行天子的讨伐命令，发誓不与此贼共存。近来老姚关一战获胜，罕虔、景宗刚刚被擒，贼人的魂魄已经被夺，势力被剪除荡涤，灭亡就在早晚之间，正是你们奋身立功的时候。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各自约束部落，和我共同仇敌。那些一两个愚昧而受胁迫诱骗的人，过去的事不再追究。有人能够仰慕义理、效忠朝廷，合力赴敌：或者帮助出兵，编入军队；或者帮助筹饷，供给战士；替我侦察敌情，替我施行反间，带领其党羽归附；替我持刀刺杀敌酋于帐中；替我在关外拦截阻遏；替我形成犄角，攻击其侵扰突袭；替我设下伏兵，断绝其归路；替我设下诈谋，使其行动受误。我的镇守臣将分别记载你们的功劳，上报天子，给你们加封进秩，赏赐金帛，以酬答你们的劳绩。若有包藏奸心、怀有二心、坚持作恶而不悔改，向莾酋输诚，结党观望，暗中充当向导、窥伺军情的人，我镇守臣奉诏书可以便宜行事，先调兵诛杀，然后奏报天子；灭掉你们的封土，消灭你们的族类，使其无一遗留，决不赦免你们。俘获、斩杀云南叛夷的露布

译神明深远宏大的谋略，重新振作了消灭群凶的武威；上天纯厚地保佑，迅速收获了诛除强暴的功绩。妖氛净尽，灾气消除，内地安宁，外境和谐。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陶铸六籍，表率端正万邦，使天下承受整齐有序的教化，使有生命者无不各遂其性。奇肱、儋耳之人，按时归来进献珍宝；凿齿、贯胸之族，也观测风向而献纳文书。哪里知道皇上的仁德广大无边，仍然会有背向光明的禽兽；天网恢恢，尚且还有向尧狂吠的恶犬。莾应里凭借险远深阻之地，聚集的蚂蚁般贼众实在很多。岳罕等人与之结党，鼠牙般的凶恶更加厉害，勾结缅寇，毒害炎洲。象兵在郊原践踏，狼烟弥漫村落城镇。孤军腾挪于危境，危险如同累卵；整个滇地的百姓无法安睡，连席子也不能安放。陛下忧念一方百姓，明察万里之外，在掌握之中谋划雄图，在事变之前控制用兵要领。认为贼人可以用计擒获，不必依靠兵力硬拼。剪除它的羽翼，坐在席上便足以制胜；收服它的腹心，船中之人也都能成为敌国的内应。臣等于是恭敬奉行万全之策，共同献上自己一点愚见，率领并激励参将、游击，争相施展犄角之势。佽飞、蹶张一类的技艺，全部从山林中选出；投石、拔距之类的人材，遍从各川洞征集。因此第一战攻取攀花枝，贼人的胆气先已寒了；第二战攻取老姚关，罕虔被捆绑擒获。悬赏如同投下芳香诱饵，用来招降罕余孽；守住三尖的险固之地，一鼓作气便使虎穴成为空虚。设置重重关隘，用来擒获岳凤这个枭雄；他拥兵数万，不到一早晨，营门便自行被攻破。有人迎着锋刃，血染草地、滋润原野；有人被关入木笼囚车，伏在刑具上受斧钺诛戮。长鲸既已诛杀，封豕也随即屠灭。幽远荒僻的土地，这才知道天子的尊贵。六慰、三宣共同认识到，倔强抵抗又有什么用？有的献上伪造的印篆，有的献上缅人；凭险固守者归入□版图，靠土地生存者向我朝缴纳赋税。滇池、漏江的险要，全都成为藩篱；蛮烟瘴雨之地，永远不再有狐兔出没。皇上的谋略广泛畅达，帝王之道遥远地融洽推行，荒远地区清平，百姓安康。以上全是承受武庙的谋划，得益于圣上的聪明睿智；凭借天子的声威、武力和神灵之助而发生变化。不然，怎么会使盘踞多年、如鸱鸟张翼的贼寇，忽然像冰一样崩解；使方圆千里的动荡地区，突然如山岳般安定？这是君主的德行啊，果真如叔向所说，臣下有什么力量呢？哪里是郄谷推让的谦辞？臣出征疆场，有幸亲眼见到一点战功，欢欣喜悦之情超过平常万倍。谨奉露布上报。《李文节集》卷之十 ●《李文节集》卷之十一 晋江九我李廷机著 馆课（二） ◆馆课（二） 拟作御制《重刻资治通鉴纲目序》《刻贞观政要序》《重刻十三经注疏序》《文渊阁藏书记》拟作《癸未进士题名记》《詹事府题名记》《宝应新开运河成记》《风霾奏》《雨雹对》拟作匡衡《论治性正家疏》《治安要务疏》《议处宗藩疏》《请修改历法疏》《三途并用议》《正文体议》排斥邪说，以尊崇圣学；惩治弊习，以端正士风。议。《保甲议》《王文成陈白沙从祀议》《郊禋赋》拟作《恭献圣母万寿颂》《秋防无警颂》（有小序） 《宵衣箴》《无逸殿箴》《当官三事箴》《座右铭》（有小序） 《谒文丞相祠辞》拟作圣驾再次祭祀山陵、全部免除昌平州今年田租时，守臣所上的谢表。拟作恭进《重修大明会典表》《读太仆寺志题后》《试岁贡生策问一首》《翰林院先师祠新易木主谒告文》拟作朝鲜国谢赐敕昭雪宗系表 陵墓祭祀以及卜选寿宫礼仪完成，宫中设宴款待两宫时所致的祝语。○拟作御制《重刻资治通鉴纲目序》。朕听说，人不能以水为镜，却应当以百姓为镜。想要探究治乱的根本、追溯兴亡的源头，衡量褒贬，审察是非，借此保存法戒、决定取舍，使一切都像拨开蒙蔽一样明白，那么除了借鉴古代就没有办法了。因此自古以来英明的君主，振作精神治理教化、专心致力于太平，没有不考察信实的史籍、折衷历代成败，纵览古今的范围，驰骋心神于得失的领域，广泛涉猎、远加搜求，不遗漏任何阅览所得的。为什么呢？面对明镜照看自己，形貌便无从隐藏；看见前车而赶路，就不会重蹈覆辙。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能忘记，正是后来人的老师。唐太宗曾说：‘以古代为镜鉴，可以知道兴亡。’朕曾反复诵读这句话，遥想贞观盛世，借鉴古代的功效就在这里。自从仲尼依据曾参、左丘明等人的史事修订《春秋》，褒美、讥刺、褒扬、贬抑都明明白白，像举着日月行走于后世。此后史书著述并不少，但大多只是叙述因时而作的文章和事件，成为编年记载的痕迹，徒然保存《春秋》褒贬之义，却没有彰明其意义。到了宋代儒者朱熹，才根据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著成《纲目》一书。以‘纲’揭示大义，以‘目’汇集史事，起自周威烈王，止于唐五代，上下共一千六百三十三年，实在勤勉。如今取来阅读，按年表列举首要事件，容易考查；将相关事件归类合并，容易明白；显明细微、阐发幽隐，容易理解；辨别行迹、分清是非，容易遵循。它本来就是稗官、司马迁、尸祝一类著述的集大成者，获得麟兽之事足以成为一代的龟鉴，成为万世的良药。假使拥有天下的人，时时放置一卷在身边，不忘省察阅览，那么对于治乱、兴亡、褒贬、是非，就会像分辨黑白、数一二那样清楚。在书中讥刺之处吸取教训，在书中赞赏之处继承行迹；与治国之道相同，以善行为老师，那么就可以安坐而达到三皇五帝那样的盛隆，永远断绝叔季衰乱的祸患。朕希望和天下及后世共同达到这条道路，所以特意重新刻印此书。○《刻贞观政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