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皋藏稿第一卷

译丁亥年三月，我因所见之事激动于心，恭敬陈述当今第一紧要的事务，恳请圣明特别赐予省察采纳，以端正政治根本，挽回人心。为此上疏。臣在本月初一日接到邸报，得知四川等道监察御史高维崧等上了一道请求宽恩认罪的奏本。奉圣旨：“用人出自朝廷，你们不论是非，便肆意攻击，抗拒诏旨以求取胜利。等到有旨意让你们推举人选时，却又推诿敷衍，实在放纵横行、反复无常。本来应当严加治罪，姑且考虑到人数众多，为首的高维崧降三级，赵卿、张鸣冈、左之宜各降一级，全都调往外任；其余各罚俸一年。吏部知道。钦此。”臣看见后，又疑惑又震惊，退下思索，忧虑郁结满腹，竟不知不觉如此。如今工部尚书何起鸣，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他揭发都御史辛自修，果真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御史高维崧等联合弹劾何起鸣，究竟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意？这些事情都明明白白，不需辨析便可知道。皇上因为何起鸣而罢免辛自修，已经责罚他了；如今又降黜高维崧等四名御史，这是为什么？皇上认为“用人出自朝廷”，这话是对的。现在何起鸣揭发辛自修，便罢免辛自修；又有人揭发高维崧等，便降黜高维崧等，这可以说是出自朝廷吗？皇上也曾同执政大臣商议过吗？是商议过却没有告诉他们，还是告诉了他们却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难道只是同身边的人商议过吗？还是另有获罪之事，何起鸣因此乘机排挤他吗？这些都无从知道。至于辛自修是否贤能，臣暂且不论；他主管考察，反而遭到诬陷，大计这种重典一朝之间被破坏，臣也暂且不论。只是说高维崧等的奏疏是迎合上意，臣认为实在大错。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人心日益败坏，猜忌日益增多，谗毁诽谤积聚得很多；有人说“某人是某党”，有人说“某人是某人的仇敌”，又有人说“某人表面上支持某人，暗地里却支持另一个人”。对自己所依附的人，便帮助其私利而不顾公义；对自己所倾向的人，便只看见他的错误而看不见他的正确。于是把没有的装饰成有的，把一件事传成十件事，涂抹成猪，杯中看蛇，全都变成了公案。时俗过分揣摩、幸灾乐祸而不愿成全他人的风气，实在太严重了。幸好前日吏部奉旨考察，不论恩怨，一概秉持至公。命令下达之日，朝廷内外一致称服，认为我皇上的明察、二三位执政大臣的宽容竟达到如此程度；人们无不惭愧悔恨，恨自己过去看人太浅、要求别人太苛。由此也可以看出，公正的人心不容泯灭，挽回局面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又看见这样纷纷扰扰的事情呢？在何起鸣看来，辛自修似乎因过去的嫌隙而遭到构陷；在辛自修看来，何起鸣似乎因违逆时势而招来祸患；在何起鸣看来，辛自修又似乎因为有所依援而巧妙排挤自己；在辛自修看来，何起鸣又似乎因受到委屈而急于辩解；这些看法都过分了。难道只把高维崧等看作迎合上意吗？即使如此，给事中陈与郊等人极力诋毁辛自修，又是为什么呢？难怪人们议论纷纷了！如果说一个出于公心、一个出于私心，臣实在无法理解。假如让双方平心静气、互换立场来看，臣恐怕我所说的公心，恰好就是对方所说的私心；而对方所说的私心，也正是我所说的公心罢了。为什么要偏袒自己而治罪对方呢？如今的办法，臣认为不如各自努力反省自己。何起鸣应当想想，为什么被众人议论鄙弃？辛自修应当想想，为什么被同僚朋友猜疑？高维崧等应当想想，为什么言论一出便招来侮辱？陈与郊等应当想想，为什么言论一出便引起怀疑？至于执政大臣，更应加倍检点反省，严厉整顿百官。自己即使有长处，也不敢轻易自满；别人即使尚未理解自己，也不敢过分责怪别人。若无若有，若实若虚，勤勤恳恳、急切努力，积累日久，精神自然通透，诚意自然显著。如果本来没有偏爱，谁能强求别人同自己相同？如果本来没有偏恶，谁能强求别人同自己相异？即使有人心胸狭窄、锐气逼人，自以为清高而以此为荣，听到这些话后，也会逐渐看清事实、逐渐悔悟，恍然若失而不自知。若这样仍有人把一件事说成两件、三件，将来君子会鄙薄他，舆论会非难他，众人共同起来把他驱逐出去，又何必急着同他们争较呢？元辅申时行，胸襟虚怀，气度高雅，天下人共同推重；次辅许国、王锡爵同心同德，和衷辅政，一同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不难的。关键在于卓然自立，以皋、夔、稷、契这样的贤臣相互勉励，而不要只做到近来所谓名相的程度；这样或许才能答复天下人的期望。若是以智力较量智力，以权势较量权势，放弃仁义道德的作用，只在细微的技巧高下上争胜，即使侥幸成功，终究也只是杂霸、杂夷式的政治，不是今日应当采用的办法。此前御史甘士价提出和衷共济的主张，意旨很好；只是他不致力于拔除根本、堵塞源头，徒然想在声色表面上调停，最终不是强迫上面迁就下面，就是强迫下面迁就上面。虽然外表看起来好看，病根却仍然存在。扁鹊、卢医一望便转身逃走，庸人却认为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这正是臣不能不发言的原因。臣又因此有所感触，请让我把这番话说完。臣私下看到，如今凡是不是科道官而上书建言的人，世人必定责骂他说：“这是越职进言。”“这是沽名钓誉。”又说：“这是求取进身的捷径。”否则又说：“此人多行不正，毫无谋划，只是借此掩饰丑行、逃脱法网罢了。”这四种情况确实也有，但不能不探求其中的原因。臣曾冒昧认为：明朝兴起已经二百多年了。西汉的经学，东汉的节义，唐代的诗词，宋代的理学，都文质彬彬、盛极一时；唯独谏官的气势稍弱，因此天下多有变故。危急正直的言论，往往出自其他官署。不要说久远的时期，就如我皇上即位以来，故相张居正当权的那些年，几年之内，言官有一齐赞颂他的，有一齐对他保留意见的，有一齐为他祈祷的；至于吴、赵、邹、沈、王、艾这一类人，为什么如此寥寥无几呢？又如近日高维崧等联合弹劾何起鸣，本来属于公议。等到皇上责问，他们便惶恐推避，没有人愿意做首领，只顾谢罪还来不及，也没有能力说明事情的始末，开导并扩大圣上的心意。难道没有想到皇上聪明睿智，听取劝谏如同水流一样顺畅吗？如果高维崧等披露真实情怀，使事实清楚明白，义理条分缕析，言辞恳切坚定，那么皇上一看便有所领悟，也未可知。

译臣对此非常惋惜。由此看来，假如言官不被利益诱惑，不因威势而恐惧；没有事情时不琐碎进言以招人厌恶，有事情时不反复退缩以求容身；能够牵衣进谏、折断栏槛的人，时时都不缺，那么他们也就有奋发直言的机会了。既然如此，使人能够越职进言的，是台省方面造成的。人的常情，没有不喜欢顺从而厌恶忤逆的，何况身居尊贵显要地位的人呢？他们高兴，能够使人荣耀；他们厌恶，能够使人受辱。有一个人，偏偏违逆他们所喜欢的、触犯他们所厌恶的，端正言辞、严肃神色，侃侃而谈而毫不顾忌，怎么能不声名显赫呢？声名显赫之后，承受这种声名的人却苦于难以承当；厌恶怨恨还不够，便加以废弃；废弃还不够，便加以摧折，于是天下人都在心中愤愤不平。等到时势变迁、事情改变，是非得到评定，又怎么能不特别提拔他呢？况且人的长处短处本来时时都有，天下人也不全是中行之士，执掌权柄的人也不全都贤能有才；如果唯独苛刻要求这些人，非要使自己称心，那么天下必定有人借此作为攻击的口实。又怎么能不姑且放过这一点呢？所以，被压抑的人正是后来得到发扬的人，被委屈的人正是后来借此伸展的人，被罢退的人正是后来得到助力而进用的人，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假如把正确的言论完全敞开胸怀、欣然接受，把错误的言论也宽宏包容；记录他的长处而不苛责他的短处，赞许他的正直而不恼怒他的狂放，欣赏他的诚实而不怀疑他的矫饰：我采纳他的言论，何必计较他这个人？我不采纳他的言论，何必憎恨他这个人？果真如此，人人都能发言，又有什么名声可以贩卖？有什么利益可以求取？又有什么丑行可以掩盖？不仅如此，我反而会因此获得宽容正直的名声，也收获善于听取言论的好处。既然如此，使人能够借此贩卖声名、求取利益，又能够掩盖丑行的，是朝廷造成的。至于建言的人，大多意气用事、自鸣得意，不耐烦于自我约束，忽略规矩；遇到事情便激愤发作，往往超过分寸。听者心里本来就不服，退下后再考察他的行为，又觉得不足以满足自己的心意，便说：“你既然用古人来要求我，为什么不也用古人来要求自己？”前后的人看出其中的意图，又因此挑拨构陷他来取悦上意，寻找污垢、搜求瑕疵，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不但不再采纳他的言论，连他这个人也一并轻视了。假如士人能够洁身自持、修养德行，在家不愧对妻子儿女，出外不愧对朋友同辈，那么他本人受到尊重，他的言论也会受到尊重，怎么会没有人听取呢？既然如此，使人能够被推举出来、纳入众多贤士之列的，是建言者自身的作为造成的。所以臣认为，也不如各自努力反省自己。反省自己，那么上面何必把言论当作闲事，下面又何必借言论来抬高自己，只需各自尽到自己的责任罢了。此前都给事中杨廷相分条陈述考察事务，意在严惩矫激之弊，大概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人的常情，认为自己正确、违逆上意的人少，顺从上意的人多；如果不反省自己，只是一味彼此责怪，最终必然是多数越来越得势，少数越来越失败。将来的祸患，正恐怕不在矫激。若说：“从前张居正当权时，应当崇尚异议；如今不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同样做？”那么唐虞盛世也仍然如此：朝廷上有直言争辩，民间有讥议诽谤，孔子也说：“国家有道时，要言语高危、行为高厉。”如今君主圣明、臣下贤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以唐虞有道的标准期望当今社会和百姓，却只在张居正掌国柄的日子里计较长短，这是臣所痛心的。因此，那是一个时期：上下隔绝，群邪结党，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私人的意图，却都习以为常；这是另一个时期：上下恭敬协和，众多正人汇集，稍有一件事不是出于公心，便都认为异常。这就是臣尤其不能不发言的原因。臣是个迂腐的儒生，没有什么知识见识；生逢明圣之世，想看到太平盛世，内心激动，不能默然不语，便以各自反省的主张进言。仔细思量当今最紧要的事务，没有比这件更重要的了。它的作用是用心宽厚却能使行动迅速，措施简约却能取得宏大的成效。只要皇上能够超然远望，肃穆深思，坚定独立，反躬自责，端正根本、澄清源流，那么无论大臣小臣、近臣远臣，都把他们视为一体；无论是讽谏、直谏，还是合乎法度的正言、委婉的进言，都加以选择并采纳。同时还应告诫大小臣工，使他们彼此无猜忌，自我责备、自我修养，不要吝惜承担怨恨的名声来迎合皇上的意愿，不要希求曲意顺从的美名来方便自己的私心，不要因一时的喜怒而徇私，给将来留下祸患；也不要固守个人的是非，以至于错误地伤害国家的体制。至于左右近侍，也应时时用这个道理来考察他们，使他们各自懂得爱护彼此，共同享有美名。至于维崧等四名御史，暂且让他们照旧任职，那么皇上为什么不能像尧、舜那样？朝廷中的诸位臣子为什么不能像皋夔、稷、契那样？天下为什么不能像唐、虞那样？改变人才、转移世道的关键，实在就在这里。《大学》说：“从天子直到平民，所有人都把修养自身作为根本。”《中庸》说：“端正自己而不要求别人，就没有怨恨。”《孟子》说：“行为若有不能达到的地方，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 “自身端正了，天下人就会归附他。”又说：“先以善道待人，然后才能使天下人信服。”臣实在……[原文“天胜”疑有讹误，文意不明]，恳切希望皇上裁察。奉圣旨：这份奏疏是在袒护高维崧等人肆意放言、沽名钓誉，实在轻浮急躁；顾宪成姑且降三级，调往外任。此前已有旨意，特别告谕各部司属，凡想陈述自己见解的，都呈报堂官定议后具奏。顾宪成曾经向堂上官呈报过吗？着令把实情回复上来。外甥王永图抄录编次。

译癸巳年二月，册立储君是重大的典礼，关系到国家根本，不应再有所等待。恳请圣明早日作出决定，以使成命得以确立，也以安慰民众的心情。此为奏疏。吏部四司公牍原本。臣等恭敬地看到，皇上思念圣祖关于立嫡的训示，想把三位皇子暂且一并封为王，以等待将来有嫡子便立嫡子，没有嫡子便立长子。由此可知，皇上内心警惕谨慎，不敢独断专行，必定要在上面合乎圣祖的心意，才觉得安心。又看到皇上谕告辅臣王锡爵等人说：“朕作为天下之主，无缘无故受到诬陷，实在可痛可恨。”由此可知，皇上内心有所歉疚，不敢自以为是，必定要在下面合乎天下人的心意，才觉得安心。有这样的君主，难道不是真正的圣君吗？然而臣等退下后思考，唯独对于“等待”这一句话，仍有不能释然、不能无疑的地方。皇上所据以为得当的地方正在这里，而天下人共同认为失误的地方也正在这里。这是吉凶的根源、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早作辨析并谨慎防范。太子是天下的根本，确立根本正是为了不忘天下。预先确定储位，正是为了巩固根本，怎么能这样迟缓呢？因此，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长子，这是正确的；等待嫡子，是错误的。就根据眼下已经存在的情形来判断是否有嫡子，这是正确的；等待将来再判断是否有嫡子，是错误的。“等待”这个说法，意味着拖延而少有决断，悬置设想而难以预期，会扰乱不可更改的典制，冲毁不可轻易改变的防范，毁坏不可携离的信用，聚集无法解除的疑惑，开启无法挽救的嫌隙，遗留下不可预测的忧患，实在不可取。臣请求逐条说明这些问题。皇上反复恳切地称引圣祖训示，但其中所说的立嫡、待嫡两条，意旨各有不同。拿它来考察册立储君之事，二者显然并不相同。皇上只是因为它符合自己援引的说法，便把它附会过来；这究竟是尊重圣祖训示，还是违背圣祖训示？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我曾考察本朝册立储君的家法，东宫本来就不必等待嫡子，嫡长子也并不封王。朝廷大臣接连上章、屡次呈牍，已经说得十分详细，历历可考。皇上只是因为它不符合自己的安排，便置之不理，难道皇上新创的见解竟高出列圣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臣等听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称为天子，天子的嫡长子称为太子，太子的嫡长子称为太孙。天子与天相联系，君主与天本为一体；太子与父相联系，太孙与祖相联系。父子、祖孙本为一体，所以主持祭祀、承继宗庙就在于他们，他们是不能授予爵位的。其余皇子则称为王，王一定要以封地为联系，各有疆域分限，可以授予爵位。如今想把三位皇子一并封王，嫡长子的封号应当以什么为依据呢？若无所依据，就难以使这个名号成立；若有所依据，又难以使其名实相符。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皇上也只是说这是“权宜之计”罢了。所谓权宜，是不得已才设置的办法。嫡长子升为储君，其他皇子分封藩国，在道理上顺当，在情理上安稳，在名分上相称，在训典上合乎常经，有什么可疑虑、顾忌的？有什么牵制？有什么不得已而这样做的理由？嫡长子与其他皇子地位相等而尊贵相当，正是祸乱所由产生的原因；有了逼近，便会发生凌犯；发生凌犯，便会僭越，这是祸害的阶梯，难道是小事吗？却姑且任由这种情形存在，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皇上以圣祖为法，后世的圣子神孙又以皇上为法。皇上尚且不难创设圣祖所没有的制度，后世难道会难以承袭皇上现有的做法吗？从今以后，侥幸有嫡子还可以；否则就是没有东宫，岂不是会耽误万世的大计吗？又侥幸后世如皇上这样英明还可以；否则就会变成所有皇子都是东宫，岂不是会酿成万世的大患吗？臣每当想到这里，便不寒而栗，难道皇上独自能够安然不顾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况且皇后，是与皇上共同承继宗庙的人，只求宗庙能够得到合适的继承人罢了。宗庙有了合适的继承人，皇后的职责就完成了，难道一定要有嫡子之后才感到满意吗？皇上以父亲之道君临天下，皇后以母亲之道君临天下，二者本为一体。因此，皇上的嫡长子就是皇后的嫡长子，即使恭妃也不能把他据为己有。皇上的其他皇子，也就是皇后的其他皇子，即使皇贵妃也不能把他们据为己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统属于尊长。如今平民百姓之家，妾所生的孩子，也把正妻作为嫡母，本来就是确定的名分，难道一定要是正妻亲生的才算她的儿子吗？又难道一定要像辅臣王锡爵所请求的那样，必须行拜礼之后才能称为儿子吗？皇上为什么不依据大义作出决断，却要拘泥于这些小节呢？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况且起初奉旨说稍等二三年，那就是二三年而已；不久改为二十年，那也只是二十年而已；不久又改为二十一年，又说只是二十一年而已，还可以把年月作为期限。如今脱去了“则”字而说等待嫡嗣，便不能再以年月作为期限了。恩德的诏言刚刚发布，忽然又改变；圣上的心意屡屡迁移，却越来越迟缓，若不是由于预先泄露，若不是由于众人激切进谏，又凭什么向天下人交代？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皇上说得好：“朕作为天下之主。”作为天下之主的人，没有不把天下放在心上的。自从一并封王的命令下达后，听到的人无不惆怅若有所失，惊愕如同受到震动。一日之间，叩击宫门上呈封事的人数不胜数。至于民间百姓，也喧闹地聚集族人议论此事。是什么使他们这样做呢？是天下人共同而公正的心意。然而皇上还责备元辅王锡爵，要他承担责任。王锡爵日夜赶来应召，正是想替皇上决定这件大事，排解群臣的议论而顺从皇上的旨意；如果这不叫承担责任，难道还会是他的本愿吗？只是他日夜惶恐，立志积聚至诚，一定要把皇上引到没有过失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承担责任。否则，皇上尚且不能使天下人如何，何况王锡爵呢？这是不可行的第八点。凡人看见影子便怀疑本形，听到声响便怀疑发声之处。皇上天资神明，确实不是沉溺于宠爱亲昵之人的情形；但不了解内情的人，只一味揣摩，从各方面猜测，恐怕很难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因此，皇上正认为自己无缘无故受到诬陷，天下人却将此看作皇上无缘无故地反悔改口。无缘无故受到诬陷，难道只有皇上自己不能承受吗？臣等也替皇上感到不能承受。无缘无故地反悔改口，难道只有臣等不能替皇上解释吗？皇上也同样不能替臣等解释。皇上的盛德大业，足以与三皇五帝相媲美，却竟然出现这种意料之外的纷纷议论，难道不可惜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九点。以上九条不可行，都由“等待”这一句话造成。所以说：等待是事情的祸害。犹豫就会扰乱谋划，优游迟疑就会妨碍决断，因循拖延就会错失时机，徘徊不决就会给人以窥伺的机会，迁延时日就会滋养祸患，难道不是天下最大的警戒吗？

译恭敬地希望皇上反躬观察，默默省察，作长远考虑并回头审视，把成法视为绝对不可违背，把舆论视为绝对不可违逆，把最初的命令视为绝对不可改变，把新的谕旨视为绝对不可实行，由皇上亲自决断，立即举行册立储君的大典。皇上的嫡长子首先正式确立储君之位，皇上的第三子、第五子一并赐予王爵，这样或许可以使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宗庙的福泽、社稷的庆幸，以及千秋万世无穷无尽的美好，全都集中于此了。臣等怎能承受得住这无限恳切的愿望呢？癸巳年三月，臣感念恩德而惶恐不安，依照职分陈述忠心，恳请圣明特别加以察看，并请求辞官退休，以安守自己的愚拙本分。此为奏疏。代孙堂翁立峯撰写。臣自我思量，任职以来没有做好，便具疏上奏陈述。皇上的圣德如同上天，曲意宽免臣的过失，以清正谨慎来安慰勉励臣，以挽救纠正来督促臣，以继续任职来勉励臣。臣反复诵读圣旨，既感激又惭愧，此外还能再说什么呢？只是想到，人臣的罪过，没有比擅自专权更大的；国家的祸患，没有比结党更严重的。臣日夜徘徊忧惧，不知该如何是好，所以不得不替皇上陈述一番。权力，是君主所掌握的权柄；人臣所主管的事务，称为职掌。吏部以任用人才为职责，官员的升降、去留，一切都属于它的职掌。但必须先拟定意见、上请皇上，奉到圣旨之后才能施行，那么所谓权力本来就有其归属，并不是人臣可以擅自专有的。因此，职掌在于分任事务，而权力则统摄一切；权力在于君主独断，而臣下的职掌有时会受到限制。君臣之间的名分，就在这里体现出来，其中的界限实在十分严格。臣世代承受国家恩典，皇上又不认为臣是不肖之人，命臣在铨曹任职，臣感激这份特殊的知遇，努力谋求报答并尽到职责。自从接受职事以来，臣立志奉公，对内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顾惜留恋，对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畏惧顾忌。臣所做的一切，难道不是依仗皇上的信任吗？臣所决定的或进用或退黜、或离任或留任，难道不是依靠皇上神明英断的命令吗？如果说这是恪守职掌，那么还不能说是擅自专权。如今因为议论挽留吏部、兵部两位官员，便说臣专擅权力，那么臣无论做什么都成了专擅权力。何况邹元标等人，天下士人每天都伸长脖子盼望他们被任用，可是臣屡次推举却屡次被驳回。臣正从内心惭愧自己的才能见识浅薄，不能符合圣上的心意；至于受到猜疑、阻挠，动辄形成牵制，使臣失去职守，如今反而要责备臣专擅权力吗？如果真要这样坚持，那正是汉、唐、宋覆亡的根源。臣不但口头不忍说，眼睛不忍看，连耳朵也不忍听。怎么能把这当作儿戏呢？凡科道官弹劾官员，交给有关部门复议，自有决定去留的程序；即使外计考察中拾遗纠劾，也同样如此。如今因为议论挽留两部官员，便说臣结党，那么臣无论做什么都成了结党。况且宋臣欧阳修说过：“君子有同道之朋，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友。”如今朝廷上号称贤能的人很多，只是人人各有心思，彼此形迹不同，猜忌便逐渐兴起；精神隔阂加深，议论也逐渐繁多。臣忝居首臣之位，正惭愧不能从容调和，使君子团结为一，共同辅助太平之治，如今反而要责备臣结党吗？铨曹是重要的地方，不是合适的人便不应居其位；既然已经让他居于其位，就不应再怀疑这个人。过去专擅权力、结党营私的人也常有，但并不一定在铨曹。如果确实从臣开始发生这种事，那是臣的大罪。即使因为被怀疑专权结党，便畏缩消沉、自救不暇，使铨曹的地位从臣开始轻视，这也是臣的大罪。臣年老多病，日益加重，任用和差遣都不能奏效；如果只是洁身离去，使专权结党的说法始终不能在世上澄清，后来的人又把臣当作戒鉴，这仍是臣的大罪。臣忧虑郁结于心，不忍默默无言，所以把实情披露出来。伏乞皇上怜悯臣的愚拙，不追究臣的罪过，特别加以省察；同时希望赐臣退休还乡，让臣归老山林泉石之间，和农夫野老一起祝愿皇上万寿无疆。皇上的恩德，真是与天地一样广大！臣实在惶恐屏息，恭候命令。癸巳年三月，听到命令后，我因内心警惕而自惭，唯独获得免罪，恭敬陈述愚诚，以请求圣上裁断。为此上疏。同考功司员外郎李复阳上呈。近来皇上阅读科臣刘道隆的奏疏，严厉责备吏部专权结党，随后下旨让臣等回奏。皇上又将该司郎中赵南星降职调往外任。一时听到此事的人群情汹汹，共同寻求其中原因，却没有得到答案。于是臣等退下思考，只有惶恐不安罢了。臣私下想到，臣等平日同赵南星以道义互相期许；在同一部门任职后，又以职业相互切磋砥砺。此次内计考察之典，开始时的咨询，继而的商议确定，臣等都参与其中。至于议论挽留虞淳熙、杨于庭二位臣子，臣等也认为这是出于怜惜人才，曾经从旁劝助。如今赵南星获罪，臣等凭什么独自推辞而免罪呢？赵南星一心奉公，不因私情庇护人，不因权势而动摇，希望多少挽回颓败的风气，以报答皇上，却终于不能免罪。何况臣等自己估量，才能见识远远不及赵南星，迂腐刚直、愚鲁迟钝之处，或许还超过他。如果再厚着脸留在这里，将来招致嫌隙、加速罪祸，恐怕还不止赵南星这样的程度。既然如此，与其罢免赵南星，哪如罢免臣等？与其留下臣等，哪如留下赵南星？因此臣等不避烦琐，仰面冒犯圣听。伏愿皇上扩大天地般的气量，垂示日月般的明察，想到赵南星为自己谋划虽拙，为国家谋划却忠诚，恢复他的原职，以此鼓励任事之臣，不要只是满足那些被考察诸人的快意。臣愚昧而能如此，实在是万幸。如果皇上始终认为臣等专权结党，恳请将臣等一并罢免斥退，不要让赵南星独自承担罪责。臣愚昧而能如此，也实在是万幸。臣等实在不胜惶恐，恭候命令。癸巳年十一月，我患病不能供职，恳请天恩俯允我回籍调养。为此上疏。臣只是熟习章句的书生，逢遇圣明时代，错误地被选拔任用，接连担任今天的官职。圣恩如天，臣惭愧没有丝毫报答，哪里敢谈私事？只是臣禀赋一向虚弱，平日总喜欢安静而厌恶活动，一遇烦劳，睡眠饮食全都废弛。近来意外骤然升任选司，事务纷杂，早晚奔波操劳，终于导致心脾受伤，头晕目眩。加上入冬以来，长期感受风邪，痰火、寒热等多种疾病一时并发。请医生诊视，都说元气下陷，邪气上犯；如果不谢绝各种喧扰，退居闲处静养，就很难希望痊愈。臣随即把情况呈报堂官，堂官却再三督促臣出任；臣在这种情形下进退两难，实在狼狈不堪。万不得已，只好仰冒圣听。查得万历二十年五月，文选司郎中邹观光因病自行上疏请求归里，承蒙皇上批准。伏乞敕令本部照例放臣回籍调养。倘若臣这如犬马般的余生侥幸没有早早死去，尚可同农夫野老一起祝愿皇上万寿无疆。臣实在不胜迫切恳祈之至。

译己酉年十一月，听到命令后，我急忙赶来，却屡次被旧疾牵累，恳请圣恩俯允我退休。为此上疏。臣是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于万历八年中进士，历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到万历二十二年罢官归乡。不久承蒙恩诏恢复官职。到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臣接到邸报，得知吏部上呈关于起用之事的奏本，奉圣旨：“顾宪成升任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钦此。”臣听到天子命令从天而降，感动得流泪不止，谨向宫阙叩首谢恩完毕。臣私下想到，自己卑微而疏劣，却再次承受任用，归田以来日夜反省警惕。皇上已经宽宥而不加追究，臣本已是过分幸运，又承蒙圣慈格外优厚地录用，按情理应当竭尽全力奔赴任所，捐献身躯以图报答。于是今年春天二月启程，不料十五年前患过的眩晕病突然发作，无法前进。吏部已经为臣宽限日期，臣请医生调理到八月，稍微能够勉强启程。不料走到丹阳病情又加重了，仍然不能前行。吏部又为臣宽限日期，这难道不是不忍心让臣最终废弃在圣明时代吗？只是臣想到自己年轻时不知爱惜身体，刚过壮年便衰老，如今年满六十，眼睛昏花、耳朵失聪，老态完全显露，已经不足以效力奔走、接受鞭策驱使。何况如今病入膏肓，缠绵不止，怎么还想侥幸求得万分之一的机会呢？况且，进入山中只怕不深，进入林中只怕不密，漠然把个人安危和天下治乱都置之不问，只图自己方便，这是我最大的耻辱。明知自己已经不能前进了，却还在道路上徘徊，拖延岁月，怠慢公文，任意决定早晚，因而使自己陷入严重的罪过，这是我尤其害怕的事。查考吏部职掌，弘治四年题准：凡自愿请求退休的官员，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准许致仕。又据嘉靖十年题准：今后内外官员有疾病而愿意请求致仕的，听其自便。臣恭敬地竭尽诚意上请，伏望皇上降敕给有关部门，查明臣并无假托，请容许臣如今退休。今后若能保全余生，与乡里的父老百姓歌颂尧天、吟咏舜日，都是皇上再造之恩。臣实在承受不起这迫切悬望之情。《泾皋藏稿》卷一完 ●《泾皋藏稿》第二卷 无锡顾宪成著 书一 致邹龙翁老师书 致相国瑶翁申老师书 致颖翁许相国先生书 再次致相国瑶翁申老师书 致王辰玉书 致娄江王相国书 答王辰玉书 致李见罗先生书 答邹孚如孝廉书 致孙柏潭殿元书 ○致邹龙翁老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