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皋藏稿第六卷

译从前朱子和东莱吕子在寒泉精舍会面，一起阅读周子、程子、张子的著作，感叹其内容广大宏博，仿佛没有边际，又担心初学者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于是共同摘取其中的要旨编成一书，分为十四卷，命名为《近思录》。友人高云从读了以后十分珍爱，认为四位先生之后，能够继承他们的道统、加以阐明并发扬光大的，没有谁比得上朱子。他又从《朱子全书》中摘取要旨编成一书，分为十四卷，完全按照《近思录》的体例，却不敢与《近思录》相提并论，题名为《节要》。他闲暇时拿给我看，我接受后读完了全书，不禁长叹。世上谈论朱子的人少了，那些人其实都对朱子不满意。我私下怀疑，他们并非不满意，而是觉得不方便。为什么呢？世人喜欢奇特的朱子；如果平实，就一点也无法加以操弄，高明的人因无从施展而厌弃他。世人喜欢圆融的朱子；如果方正，就一点也无法借题发挥，旷达的人苦于受到约束而畏惧他。所以觉得不方便。正因为不方便，于是就跟着编造说辞。我认为这是平实，他们却认为这是平庸、浅陋；他们还说，难道真是有所厌弃吗？不过是不肯俯身承袭，只是可惜它流于卑下罢了。我认为这是方正，他们却认为这是矫饰、亢进；他们还说，难道真是有所畏惧吗？只是不能仰望而仿效，因为可惜它流于高远罢了。所以他们才不满意。内心怀有不便的实际感受，外表显出不满意的形态。不便的实际根柢深固，不满意的外在形态遂成定局而无法消解。世上谈论朱子的人少，也就不奇怪了。可是云从对朱子如此恳切，还说学者不了解朱子，就一定不了解孔子，这信任也太深了吧？若不是他超然独立、不受流俗改变，又有谁能达到这种程度呢？这就是我长叹的原因。然而，朱子就是孔子吗？回答说：孔子依循中庸之道，虽避世而不被人了解也不悔恨，这是平实的极致；十五岁立志求学，七十岁能随心所欲而不越矩，这是方正的极致。朱子是仰慕孔子的人。因此，若论造诣，颜回、孟子尚且有所不足；若论精神血脉，朱子仍然就是孔子。云从编这部书，正是想让人辨认这种血脉。血脉如果确实纯正，那么随着各自所达到的程度，大处成就大处，小处成就小处，都可以找到进入孔子之门的途径。假如不是这样，即使有非凡的才能和绝伦的见识，甚至使朱子复生，也会离孔子更加遥远。云从是不屑于那样做的。读者依此来探求，就能得到它的真义。○《朱子二大辨序》从前朱子说过：“天下学术的弊病，不过是两种说法：江西的顿悟，永康的事功。如果不竭力明辨，这一道理就没有办法得到阐明。”我的弟弟季时读到这段话，茫然感慨，于是取来朱子同象山、龙川两位先生往复的几封书信，编纂刊行，题名为《朱子二大辨》。其中凡是与这两种说法相互发明的材料，也一并附录进去。他对我说：“如今学术的弊病也是如此。只是从前顿悟、事功分为两端，现在却合并成一端，其祸害更是不可言说。不知道如果朱子还在，又将怎样设法呢？”我说：“难啊！恐怕必须反过来恢复经典正道吧？”过了一会儿又说：“还必须捣毁它的巢穴才行。”季时说：“您说的巢穴是什么？”我说：“就是近来谈性的人所喜欢举扬的‘无善无恶’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最为玄妙的话，也是最巧妙的话，又是最危险的话。”季时说：“愿听听您的说法。”我说：“说人的心本来就是无善无恶，心的本体只是一片空，说无善无恶，只在于心不执着于有。善恶必然导致两端混杂，空则把一切扫荡无余；它所依据的境界非常超拔，所以玄妙。世上谈顿悟的人，大多从这里进入。混杂则一切都能包容，它所开启的门户非常宽广，所以巧妙。世上谈事功的人，大多从这里出来。玄妙，就能掌握机变而自以为巧；巧妙，又能使机变更加玄妙。这套方法，对上可以张扬幽深玄远之理，影附于最高的道；对下可以求取名声、利益，曲意满足自己无所顾忌的私欲，所以危险。世上那些游移于两端之间，内在欺骗自己、外在欺骗别人的人，大多就在这里玩弄名目。试着把它勘破，不论是把两者分为二端的，一高一低，人人都能共同指认、共同看见，没有地方逃匿；即使是把两者合为一端的，也会看出首尾相互冲突，涣散分离，无法拼合。为什么呢？因为夺去了它所凭恃的东西。这样看来，如果朱子还在，他对今天的应对办法也就可以知道了。”季时说：“人们说象山是禅学，龙川是霸学，是真的吗？”我说：“听朱子说过：‘南渡以来，能够真正站稳脚跟、办理实在功夫的，只有我和子静两个人。’怎么敢把他称为禅学呢？只是他的见解太快捷，持论太高，推究末流的弊病，恐怕最终难免使人堕入空荡之中。龙川自负为一世英雄，他给朱子写信时说‘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要做一个人，立意光明’，怎么敢把他称为霸学呢？只是他的才气太外露，行事路径太奇特，推究其发端之处，恐怕一开始就已经全身陷入功利之中了。况且象山谈论恶能伤害心中的善，善也能伤害心，心难道不就是我所说的空吗？龙川则让义和利并行，甚至把霸道也一并使用，横贯上下三代以及唐、汉之间，想把金、银、铜、铁搅在一起熔成一件器物，难道不就是我所说的混吗？从这个角度看，它们的主旨本来就很清楚，只是还没有直截了当地揭破罢了。我又读了朱子所著《胡五峯知言疑义》，其中辨析无善无恶最为清楚，只是还没有剖析到两家的安身立命之处；这正是它们受病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把问题一口道破。总而言之，这一重公案，实在是《二大辨》最终归宿所在，是拔本塞源的论说。这样看来，如果朱子还在，他对今日的应对办法就更加清楚了。但我私下还有忧惧。一般人的情感，对于自己的病根，没有不畏惧而退避的；对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没有不眷恋而留恋的。可是安身立命之处正是受病之处，在极细微的间隙中，本来就容易迷乱而难以决断。何况我们正把它看作受病之处，而对方却把它看作安身立命之处，那么双方的说法就更加抵牾而无法相互接受了。那么谁能够夺走它呢？论说到了这里，实在不知道如果朱子还在，对于今天该怎样设法。于是《二大辨》刻成，季时请我作序，我便把上述话依次编排交给他，大概是因为认为这是天地之间的公共事业，希望向有道之人求助，彼此共同消除这种忧惧罢了。○《刻学蔀通辨序》

译东粤清澜陈先生曾经撰写《朱陆之辨》，说：“这还不是拔本塞源的办法。”于是又援引佛学来论说，并且说：“这还不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办法。”于是特意揭示我们儒家的正学，最后总称为《学蔀通辨》。全书大旨取法于程子“本天本心”的说法，同时有许多独到见解。前后数万言，忧虑深沉，思考长远，真挚恳切而又迫切，像是在拯救溺水者、救助失火者，声色都为之改变，甚至为此狂奔疾呼，有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竟会如此。内黄蛟岭黄公接受了此书，陈先生把它奉为传世珍宝，十重包裹后传给他的后代，并且直接说：“蛟公！”云蛟公恭敬地听取庭训，惆怅地感叹时势趋向。他说盱眙县令礼庭吴侯曾在白鹿洞读书，便拿出来给他看。吴侯慨然请求承担刻印的事务，而他的同邑人慕岗冯子来向我这个不才之人请求作序。此前，高安密所朱公从我县高存之那里得到《朱子语类》，嘱托他的后代诸生崇沐校订刊刻，并且依次刊行朱子的全集以及《小学》《近思录》等书。等听说这件事后，崇沐又欣然愿意帮助促成此事。相距数百里之间，一时声气相通、彼此响应，俯仰山川之间，顿觉精神振奋。我顾宪成作序并感叹道：“美好啊！诸位君子这样留心于正学，竟到了这种程度！他们没有事先谋划却彼此契合，我们的道统大概要兴盛了吧？我何其幸运，能够亲眼见到这一幕！”随后我俯身思考道：“朱陆之辨已经有过多少变化了，却始终没有定论，是因为双方各自有所忌讳。支持朱子、反对陆子的人，既忌讳禅学；支持陆子、反对朱子的人，又忌讳支离。难怪彼此争持不下。”我私下认为，这些正是不必忌讳的；就两位先生而言，尤其不应忌讳。为什么呢？两位先生都是以成为圣贤为目标而学习的人。要学习成为圣贤，必须从无我开始；无我以后才能虚心，虚心以后才能知道过错，知道过错以后才能日日更新，日日更新以后才能弘大。若有我，恰恰相反。忌讳我心，它发生的根脉最微细，却最黏滞地侵入人的内心而难以解除，这是无形的蔽障。它的病在内里。至于见解有同有异、议论有出有入，或接近禅学，或流于支离，这是有形的蔽障。它的病在表面。病在表面容易医治，病在内里难以医治。因此君子把去除我心作为首要任务。我对两位先生并非敢于轻率地偏向哪一方。然而我曾读过朱子的书，他对于所谓支离，总是认为是自己的过错，悔恨自责，言辞中时时流露出来，从来没有稍加宽恕。我也曾读过陆子的书，他对于所谓禅学，却轻蔑得仿佛没有听见一样，安然接受，终其一生从未对此置疑。在朱子那里，难道一定全都不对吗？但他总能自己看见自己的不对；在陆子那里，难道一定全都正确吗？但他总能自己看见自己的正确。这就是无我与有我的证明。朱子又说：“子静所说的，专门是尊崇德性；我平日所论的，却多是讲求学问。现在应当反身用力，去掉短处、汇集长处，希望不要堕入一边。”这是真情实话，也是谦逊的话，其中接引对方的机锋很微妙。但象山立即驳斥说：“既然不知道尊崇德性，哪里还有所谓讲求学问呢？”难道朱子在这里果真有所不知吗？还是陆子的长处和短处，朱子全都知道，而朱子所着力之处，陆子却没有认识到呢？从前子路让子羔担任费邑宰，孔子责怪他，说：“那里有百姓，有社稷，何必读书以后才算学习呢？”他心中的意思，难道不是把这看作向上的第一义，却竟因巧言而受到斥责吗？其中的缘故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只能按照他们的言论本身来判断。朱子把德性、问学分为二者，象山把德性、问学合为一者，得失判然分明。但探求他们所以这样说的根由，就会发现，失误者未必不包含所得，所得者未必不包含失误。这就是无我和有我的区别。因此学者不必担心自己支离，也不必担心自己陷入禅学，只须担心自己有我。辨析朱子、陆子的人，不必辨别谁支离、谁禅学，只须辨别谁有我。这实在是道术中的一大关键，并不只是其他小小的抵牾。我特意把这些话诵告吴侯，希望慕岗子进一步裁定，也借此请教云蛟公。不知道这与蛟岭公传授的旨意是否有万分之一相合。○《心学宗序》

译自从佛氏以空为宗旨，儒者便开始忌讳谈空。近来议论却不是这样，说：“心本来就是空，空空是孔子的境界，颜子屡屡达到空。为什么要把空让给佛氏呢？”于是人们又相继喜欢谈空。我私下认为，空只是一个名称，至于它的实际含义，应当加以辨析。无声无臭，是我们儒家所说的空；无善无恶，是佛氏所说的空。两者之间的差别，虽然只有毫厘，实际却相距千里。如果混同而不察，把佛氏所说的空概括当作我们儒家所说的空，心学就会在天下大乱，这不是小事。善是心的本体，在容貌上叫恭敬，在言语上叫顺从，在视物上叫明察，在听闻上叫聪敏，在思考上叫睿智，在父子之间叫亲爱，在君臣之间叫义，在夫妇之间叫和谐，在长幼之间叫秩序，在朋友之间叫诚信。怎么能说它不存在呢？于是有人说：“我所谓的无，并不是断灭，而是不执着于善罢了。”试着反过来观察，心就是善，原本是同一件事。不但没有什么可以容纳它的执着，又有什么可以容纳它的不执着呢？况且执着与不执着，只是念头上的事情，难以用来谈论心。既然担心它有所执着，去掉执着就可以了，善又有什么关系呢？却连善也一并去掉了。唉！古代君子小心谨慎、兢兢业业，终身捧持而不使其坠失的东西，正是如今君子视为琐屑、等同于泥土草芥的东西。古代君子勤勉不息，终身喜好而不厌倦的东西，正是如今君子视为拘束、等同于枷锁的东西。把它看作琐屑，就必然认为它局限在一隅，不是最高妙的义理，于是厌恶轻视而不屑一顾；把它看作拘束，就必然认为它增加自己的障碍，不是本来的面目，于是将其一扫而空、不留痕迹。善究竟亏负了人什么，竟受到如此严重的非议呢？连善都不认识，怎么能够认识心？于是只听见一点影子便混称为空，一有过错被诘问，便说：“无声无臭的深密解释，本来就是这样。”这也不过是没有思考罢了。无声无臭，是认为善精微而替善作描写的言辞，是真空；无善无恶，是认为善粗显而替善作破除的言辞，是影空。难道可以强行附会吗？所以开始时把儿子认作盗贼，最终又把盗贼认作儿子，名义上叫心学，实际上却是心学的蛀虫。为什么呢？因为丧失了心学的宗旨。吕氏扰乱秦国，牛氏扰乱晋国，佛氏扰乱儒学，情形是一样的。我对此内心感慨已久。如今多么幸运，得到了本庵方先生。先生年轻时就喜好学习，年长以后更加笃实，老年仍不懈怠，一言一行，无不归结到心中加以验证。他担任诸长祭酒二十多年，领受每年的荐举，后来竟然弃去官职，优游于山川岩壑之间，淡然无事。只是对世人谈论心学，往往把无善无恶作为宗旨这件事独有感慨，于是进一步拿六经、四子以及各位大儒的言论来验证，凡是与心有关的，都搜集编次起来。其中有引而未发、发而未尽的，各自亲笔补写几句话，彻底辨析其旨归，归根到底是要说明善是心的本体，而不是心的负累。又说明这一心体即使真实也仍然是空，不是离开真实而求空。编成以后，命名为《心学宗》。希望学者读一遍就能洞见圣贤之心，因而也看见自己的心。即使厌恶谈空的人，也能在这里认识我所说的空，自然不必因为相似而废弃真实，过分忌讳；即使喜欢谈空的人，也能在这里认识他们所说的空，自然不能因为相似而扰乱真实，毫无区别。滔滔的狂澜，先生就是其中的砥柱了。适逢先生的儿子鲁岳公来吴地巡按，把书拿给兵宪虚台蔡公看，蔡公认为很好。于是交给宜兴喻侯刊刻，公示给各位同道，说我应该作些话。大概从前王文成揭示良知时，自信其道理平易、简约、直截，可以等待百世之后验证，确实不是虚妄。而天泉证道，又独自把无善无恶标举为第一等的论说。我的私下想法是，良知就是善。善本来所有的，就还给它本来所有的；恶本来没有的，就还给它本来没有的。这叫作自然。把善混同为恶，把有贬抑为无，免不了都是人为安排。这样说来，什么是易简，什么是支离，什么是直截，什么是劳攘，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那么先生的这部编著，正是为了阐明良知的内涵。假使王文成复生，也应当首先赞同。蔡公赶紧加以表彰，可以说是在风气倾倒、波浪动荡之中，独具慧眼的人了。他对人心所作的补益不小。于是我忘掉冒昧，替它作序。先生名学渐，是桐城人。鲁岳公名大镇，蔡公名献臣，是同安人。喻侯名致知，是新建人。○《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

译我读中丞修吾李公的《漕抚小草》，以及次第读到天下各位君子的论著，其中对于李公恭敬地致力于君主、勇敢地顺从君主、巧妙地启发君主、奇特地成就君主，以及在崎岖艰险中的苦心、周旋补救的宏略，都说得很详尽了。只是我同李公交往最久，对他的了解最深，私下又从一个方面窥见了他的情况。起初李公很难有儿子，后来连续生了几个男儿，我满面喜色，写信向他道贺，说：“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不是您个人的身体，而是宗庙社稷的身体。”又进一步说：“您的身体，不只是您个人的身体，也是宇宙的身体。希望您爱惜自己。”李公笑着致谢说：“我平生喜欢读书，到如今更加喜欢，常常半夜才睡下，即使铅椠之士也未必有我这样勤奋。”他还说：“这本来可以让我以古人为友，启发我的精神和智慧，成为我的典范；又可以收束精神，使它们归于一途，不让它们向外泄散，其中有无穷的益处。”如果妄自菲薄，以致危害自己的身体，使知己忧虑，我哪里敢这样做？哪里敢这样做？我听了这话，忽然不觉悚然，心悦诚服。后来他升任总漕，声望和实际地位日益提高，我想借机试探他，稍稍写信抬举他，把他比作古代的伟大公卿和长者。李公惊起说：“啊！这是什么话？我不过是个放达失意的人罢了，自从同您交往，才开始有所见闻。任事以来，我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一毫放过，只是以仿效俗人修饰外表、在光天化日之下套用格式、装出鬼魅伎俩为可耻罢了。”况且人的天性分量无穷，职分无穷，心力也无穷。尧舜的事业，在无边无际的太虚中也不过像一点浮云，更何况凡人呢？啊！这是什么话？您暂且不要再说了！我听了这话，更加不觉悚然，心悦诚服。唉！其中的道理很微妙。古代正人论人，有圣贤、豪杰两种品类，又说有豪杰而不是圣贤的，却没有圣贤而不是豪杰的。因此豪杰在大处不偏离圣贤，在小处也不疏漏；豪杰处理天下事务，常常像有余力；圣贤处理天下事务，常常像力量不足。豪杰的作用在功效、才能和意气之中，圣贤的作用在功效、才能和意气之外。看李公洗涤内心、谨慎思虑，已经这样渐渐由豪杰向圣贤之上迈进了。回想从前宁陵新吾吕公曾与李公谈学，李公认为他迂阔而弃之。如今看来，世人忙忙碌碌、不惜牺牲性命而追逐的东西，既是李公所鄙陋而不屑于做的；而李公所做的，暗中磨炼、秘密锻造，期望使自己达到纯一境界的事情，又是世人所嘲笑而不肯做的。这样说来，谈论迂阔的人，应该没有谁比李公更合适了。李公为什么反而屡屡受到厌弃轻视呢？即使李公确实受到厌弃轻视，我私下猜想，他从前所指为迂阔的，应该另有所指，只可惜还来不及把话说完。将来有一天，请允许我到李公那里把这番话说完，姑且为读这部书的人引出端绪，让大家共同参究。○《景素于先生亿语序》白沙陈子的诗说：“朝市山林都有事情，今人忙碌之处正是古人清闲之处。”这话说得有道理啊！不过，古人也自有忙碌的时候，只是他们所谓的忙，不是今人所谓的忙。今人所谓的忙，出仕就争逐名声，居家就争逐利益，是为自己一身打算；古人所谓的忙，出仕就推行大道，退居就阐明大道，是为天下后世打算。所以，若从为一身打算来说，可以说今人忙碌之处古人清闲；若从为天下后世打算来说，则可以说今人清闲之处古人忙碌。我看景素先生，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先生家世显赫，冠盖江东，却能超然自拔，宁静淡泊，完全没有华靡的嗜好，可以说是不知道有自己的家族了。考中进士以后，声望和实际地位在朝廷内外迅速兴起，却一下子像丢弃破鞋一样抛开，可以说是不知道有自己的官职了。然而他还是诸生时，就发愤闭门读书，以古人为友，以至于废寝忘食，丝毫没有闲暇逸乐。后来担任江右司理容曹，具体情况不详；只是洗雪冤屈、施惠于民，早晚勤勉不懈；入任郎官掌理容曹时，恭敬尽职，一点也不苟且。适逢亲眼见到时事，有些事情不能合乎心意，便上疏直言，前后多次，最终因此触怒上意而罢官归乡。身体已经退隐了，仍然每天亲手读一部书，不减当年做诸生时的勤奋。一边诵读一边推究，久而久之，胸中积藏的学问深广充沛、蓬勃发出，无法自我遏制，于是陆续写在书中，拿所著的《亿语》给我看。他的言论穷究根本、切中义理，又切合日常生活，就像布帛和豆粟，寒冷的人可以用来做衣服，饥饿的人可以用来充饥。至于谈到学术邪正的关键，总是再三郑重说明；谈到世道人心的升降，总是又神色忧伤地改变面容，长叹着谈论，仿佛疾病和痛苦就在自己身上一样，完全不减当年在朝廷任职时的情状。从前一方面看，就为个人打算而言，他是多么悠闲啊！今人忙碌的地方，正是先生清闲的地方。后来一方面看，就为天下后世打算而言，他是多么恳切啊！今人清闲的地方，正是先生忙碌的地方。像先生这样的人，不应该到古人中去寻找吗？我有幸列入庚辰科的名册，平日严肃敬事先生，不敢以同辈身份自居；先生不嫌弃我，左右提携，使我不至于堕落。我自省，在先生所谓清闲之处，还能够跟随学习；至于先生所谓忙碌之处，我还远远没有达到。正好先生命我为《亿语》作序，我冒昧地这样加以论述编次，也借此自我勉励。○《五经绎序》

译盱江邓潜谷先生著有《五经绎》十五卷，他的门人《心源》左公来巡按两浙，带着书给嘉禾曹司理看，于是交给钱塘县令聂侯校订刊刻。聂侯将曹公的嘱托交给我，请我作序；我接受以后，庆幸自己读完了全书。于是起身叹道：“广大浩瀚啊！他的思考深沉，见识正大，旨趣高远，文辞优美，出入今古，贯通百家，不拘守一种学说，不固执一个见解，最终自成一家之言，纯粹完美，已经很伟大了。”但我又说：“这只是先生所以从事阐绎的内容，不是他所以进行阐绎的根本原因。”我听说先生精研性命之学，有卓越的领会，却不作玄虚空泛之谈，也不自我标榜，而是回到日常生活中修养；实行平常的德行，谨慎平常的言语，始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点也不差错。孝友之德在家庭中得到信任，忠信之德在乡里得到信任。久而久之，名声和实际充盈传播，远近之人都归向他。皇上听闻此事，郑重地下诏征召，甚至到了他的简陋门屋。自崇仁、新会以来，这样的盛况以先生为最，天下人传扬而艳羡它。先生却徘徊辞谢，不能胜任的自视反而更加卑下，对德业的切磋磨炼更加笃实。《易》的精微、《书》的疏通、《诗》的思无邪、《礼》的无所不敬、《春秋》的深切而显明，先生大概都亲身实行并体会到了。这就是先生所以进行阐绎的根本原因。于是又说：“这还是先生自己所以阐绎的原因，不是我们这些人替先生阐绎的原因。”我曾一两次在虞山、梁水之间侍奉《心源》公，私下见他坦荡而庄重，周详而不迫，敦厚诚实而又有文采。他所提倡阐发的内容，全都根本出于自己的体会，意味醇厚，足以沁人心脾。退下来考察他的行事，只见他兴办教育、端正风俗，勤勉不息；表彰善行、区别邪恶，风范规矩明白如镜。先生的道，在这里就显明了。今后阅读者如果果真能够通过左公而追溯到先生，通过先生而通达五经，又能由一引十、由十引百、由百引千，彼此渐染、彼此切磋，人人亲身实行体会，不仅仅把它当作训诂来阅读，这才是我们这些人替先生进行阐绎的意义。唉！五经就是一颗心。它在古代先圣先贤那里，正如在先生那里；它在先生那里，正如在左公那里；它在左公那里，正如在每个人那里，没有丝毫多余。反过来寻求，每个人心中的它，正如在左公那里；左公那里的它，正如在先生那里；先生那里的它，正如在古代先圣先贤那里，也没有丝毫欠缺。然而最终的差别却分明悬殊，甚至相差一倍、五倍而没有尽头，这是为什么呢？先生作这部阐绎，是要阐明过去、告示后来，联络上下千古，使人全都进入圣贤的境域。如今先生已经不能复生，但他的遗编完整地保存着，承接并启发后学，实在是左公的责任。难道只是左公的责任吗？实在也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因此详细论述它的宗旨，希望共同勉励。邓先生名元锡，左公名宗郢，曹司理名光德，聂侯名心汤。○《崇正文选序》我县励庵先生编成《崇正文选》，有客人来拜访我并问道：“先生编这部选本，宗旨是什么？”我说：“是担心世人争相趋附奇异，所以替他们设置界限。”客人说：“奇异哪有那么容易做到？我只担心没有奇异罢了。果真有奇异，就不必设置界限。何况世人所谓的奇异，也未必真奇异。他们往往舍弃大道而旁逸驰骋，追逐虚影，却精于搜罗拾取。因此，在古法中奇异的，就把它称作《坟》《索》《汲冡》；在秘传中奇异的，就把它称作金简玉册；在博杂中奇异的，就把它称作《石篑》《酉阳》；在解说中奇异的，就把它称作贝函灵箓。像这样，果真算奇异吗？不算吗？突然看去，它们自以为高超，仿佛直凌千古之上；慢慢考察，大多用艰深的文辞来装饰浅显的见识。假如有人从旁点破，多半不过是过去残余的渣滓汁液，不知被人吐出又咀嚼、咀嚼又吐出，已经多少次了，哪里还有什么奇异！”我说：“那么怎样才可以称为奇异？”他说：“奇这个字，是独一无二、没有对偶的意思。像这部选本，大概接近了。试着论说它：六经完成以后，第一次变化成为《左传》《国语》。那么《左传》《国语》之后，还有《左传》《国语》吗？没有，但还没有到尽头。第二次变化成为班固、司马迁的文章。那么班固、司马迁之后，还有班固、司马迁吗？没有，但还没有到尽头。第三次变化成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那么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之后，还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吗？没有了。这几位君子，难道不是凭借各自的性情、灵气、心灵和神采，先后在宇宙之间相抗衡，各自掌握文章的关键，自有手段和眼光，成为千古独立的人物吗？所以先生所谓的正，实际上就是我所谓的奇；而世人所谓的奇，不过是优孟般的模仿奇异罢了。”我说：“确实如此！能够认识文章之正的，没有谁比得上先生；能够认识文章之奇的，也没有谁比得上先生。先生可以说是深通文章了。那么如今写文章，应当尊崇什么呢？”他说：“不写成《左传》《国语》的样子，才能写成《左传》《国语》那样的文章；不写成班固、司马迁的样子，才能写成班固、司马迁那样的文章；不写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样子，才能写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那样的文章。先生这部选本，姑且只是显示鞭子的影子罢了。如果一定逐字模拟、逐句摹写，就不是它的旨趣了。不能不替先生把这一点说破。”我首先表示赞同。适逢先生的外甥瞿星卿在楚地主持学政，请求说：“楚地士人多有奇才，希望用这部选本来改变他们的风气。”先生答应了，并嘱托我作序。我于是叙述这些话，告诉楚地士人。读者如果确实体会并保存这些话，对于文章的道理，就已经想通了一大半。不过，我难道只是仅仅把这些话告诉楚地士人，而我之所以告诉楚地士人，又难道只是仅仅在文章方面启发他们罢了，也是要告诉星卿吗？也是要告诉星卿吗？先生名策，字懋扬，是辛未进士，历任太仆寺卿。一生不喜欢表面上光明洁白的行为，却安静和穆、恪守正道，始终如一。他编这部选本，大概完全像他本人一样。○《信心草序》

译我的二哥有奇异的资质，刚到成童年龄，接受句读教育，便能心领神会。长大以后，因为疾病而免于应试。后来我跟随原洛张先生游学，张先生同二哥交谈，认为他非同寻常，劝他努力学习。二哥辞谢说：“时间已经过去了，还做什么呢？”先生不听，强行给他出两道题，他拿笔立即写成，文章洒脱而多有奇气。先生读后大为惊讶，说：“我本来就知道你不是平庸的人。”不久他参加有司考试，总是名列高等。客人对二哥说：“您取得青紫官服，怎么这样迅速啊？”二哥笑着说：“这不是我的本意，不过姑且用来帮助两个弟弟，使他们不至于寂寞罢了。”等到我和季时先后成为诸生，二哥于是停止求取功名、不再侍奉权贵，反而因此更加受到称许。那时我从铨曹郎官谢病归来，奇异之士时时聚集在泾水之上，二哥也时常往来其中，议论更加宏伟。凡是博士们所说的成说，有不合自己心意的，他总是退回来私下拟作文章。写成以后拿给人看，没有人不爽然自失。时间久了，得到十三篇，叫苍头整理成帙收藏起来，命名为《信心草》。意思是说：“我自认为事情应当这样，我不向过去寻求凭证，也不对未来有所期待。” 这就是它的宗旨。我看世上的学者，日日夜夜勤苦用功，耳朵没有片刻不听，眼睛没有片刻不看，尽心修习铅椠文字的事业；等到拿来放在笔舌之间表达，仍然半合半离。二哥为什么独独不费力就能切中要旨呢？他们是从外部进入，他是从内部发出。从外部进入的有所凭待，就像向圆规求圆、向矩尺求方、向五音求和谐；从内部发出的无所凭待，是离娄独自看见的、师旷独自听见的，并不是通常所谓的形色声音，而是进于技巧之上的境界。因此称作信心。二哥又对我说：“近来稍稍听到谈心性之家的言论，内心惊惧，仿佛有所触动，希望能够得到它并读完其学业。”我于是自己察觉到，我的话多浮泛躁动，也多率然；这正是我的参、苓、芪、术。人不能没有学问，我怎么能忘记张先生的话呢？唉，竟有这样的道理吗？依赖无所凭待，却总是有所凭待，是贤人智者也难以避免的。二哥为什么又能不这样呢？二哥不只是已经进于技巧之上，今后还应当进于道了。我把这些话写下来记住它的开端，料想二哥一定不会让这些话成为谄佞之言。《泾皋藏稿》第六卷完 ●《泾皋藏稿》第七卷 无锡顾宪成著 序二 《英风纪异序》《愿义编序》《鹤峯先生诗集序》《辽阳稿序》《中丞怀鲁周公疏稿序》《万历奏议序》《重刻万历丙子南畿同年录序》《石幢叶氏宗谱序》《贵溪县志序》《周左卿熊南集选序》○《英风纪异序》鄱阳有廷尉胡公，名云而死于此。建文帝的灾难中，他所遭受的祸害最为惨酷。檇李瞻山屠公曾经任该县县令，采集本地风俗时得到这件事，不胜感伤。后来入朝任御史，便上疏详细陈述，首先说到此事，请求命令该地方有关官府建立祠堂专门祭祀他，把被牵连戍边的人全部释放还乡，并把同时遭难的各位公卿一并加以抚恤和记录。奏疏上呈，得到批准。于是鄱阳县令程君朝京，把事情详细写下并张榜公布。县衙前忽然有旋风卷起榜文飞上天空，夹着太阳盘旋飞翔，从午时到申时，时隐时现，最后又回到县衙堂阶正中。一时间围聚观看的总共有几千万人，没有不惊叹的。这就是《英风纪异》写作的缘由。正好侍御公伯子观带着这件事来给我看。有人对我说：“考察胡公一片精诚，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上达苍天，下彻深渊，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贯通。造物主难道会沾沾自喜，特意用这件事显示奇异、表彰胡公吗？大概只是偶然罢了。”我说：“确实是偶然。”又有人对我说：“当年胡公在吴王庙读书时，每每独坐叹息道：‘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于是奋笔在庙壁上画松，题诗说：‘幽居之人没有世俗的情怀，画下这苍龙般的骨格。九天之上的风雨到来，飞腾起来成为有灵之物。’” 这大概是活脱脱描绘出了揭榜时的一段情景吧。难道这是应验的谶语吗？况且侍御公的一篇奏疏，原本从鄱阳开始，后来因公文传布天下，而英烈之风的奇异仍在鄱阳显现，仿佛首尾相互应合。难道其中有鬼神在主宰安排吗？大概不是偶然吧？我说：“确实不是偶然。”有人对我说：“公真是苦啊！如果他说：‘我杀了那人的性命，牵连到他的家人和宗族，又牵连到他的外亲，却没有救助我的君主，我将凭什么向高皇帝谢罪呢？’又如果他说：‘我没有救助我的君主，而人们仍然遭受这种祸害，却还称我为忠烈，说我是天地间的正气，我将凭什么向天下后世谢罪呢？’公就更加痛苦了。假使公看到了这部集子，只会更加增加他的痛苦罢了。大概可以不加记述。”我说：“确实可以不加记述。”有人对我说：“我曾考察国史，当初陈瑛请求追戮周公是修等人，文皇帝发怒说：‘诸臣都忠于太祖，所以也忠于建文帝，你们喋喋不休地说这些做什么？’有一天，哄传建文帝还活着，正和那些逃亡的臣子作乱，陈瑛秘密把这件事报告上去，于是任意罗织罪名，牵连蔓延到无数人，这并不是文皇帝的本意。等到仁皇帝即位，便实行大赦。直到今天，皇上新的诏书还特别称道这浩荡的殊恩，说前后著述者同心，前后相互辉映，圣明的德泽已经流传久远了。那么，英烈之风显现的奇异，就不只是为一个胡公显灵，实际上是为天下所有像胡公这样的人显灵；也不只是为天下所有像胡公这样的人显灵，实在是为历代圣主显灵。这大概不可不记述。我说：“确实不可不记述。”伯子听了感到惊讶，希望得到一个折中的说法，不要留下模棱两可。我说：“说它是偶然，是为了表明感应的机缘无常，变化万端而不可测；说它不是偶然，是为了表明感应的道理有常，确定而不差。说可以不记述，是为了表明臣子对于君父，不忍借国家的危急来成就个人的名声；说不可不记述，是为了表明君父对于臣子，不忍因为一时的触犯而掩盖万世的节义。这些说法各有适当之处，我哪里敢固执一端呢？”伯子豁然起身说：“从前面两句话，可以认识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从后面两句话，可以认识上下之间相互感应的关系。请让我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放在篇首，可以吗？”我说：“这就听凭伯子的意思了。”不过，我又从侍御公身上看到了以国家为重的忠诚，从伯子身上看到了奉行父命的孝心。这部集子流传于世，对于世道人心的教化，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因此一并记下。胡公名闰，屠公名叔方，是丁丑科进士。《愿义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