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皋藏稿第二十二卷

译唉，唉！我的弟弟抛下我离去了，转眼已经一年了。他的声音和容貌仿佛还在眼前，却遥远得无法接近。我独居无聊，追忆他一生的事迹，时时拿起一张纸写下几句，反而更加增添了人琴俱亡的感慨。不能详细叙述，只姑且保存一些影迹，不使他的本来面目失真罢了。搜集、表彰并揭示他的事迹，写出这篇完整真实的文字，还希望得到同道好友的认可。我们顾氏的先祖在吴地原是显赫家族，遭遇元末战乱，族谱失传，已无法详考。相传从宋代将仕郎百七府君开始，才在锡之上舍里安家，世代以耕田读书为业，凭借丰厚资财雄居乡里，并且喜好施行德惠。传到第三代，有名廷秀的人，家声和德义更加显著，乡人传诵赞说，直到今天也没有衰减。到了我的高祖如月府君，名麟，有长者的风范。曾祖友竹府君，名纬，是县里的秀才，以文章品行为当时人所尊重。祖父侍竹府君，名夔，淳厚谨慎，不苟且从事；不幸早逝，享年仅四十多岁。娶祖母朱孺人为妻，生下我的父亲、赠承德郎户部主事南野府君，名学，字文博。父亲后来再次迁居泾里，在那里安家。他忠信正直、光明磊落，方圆数里内外，儿童妇女都能讲述他的品德。他去世那天，乡里为他停止营业。娶我的母亲钱太安人为妻，她能以恭敬节俭辅助父亲，白头相守，彼此敬重，称得上德行相合。生了五个儿子，长子是我的大兄伯时，名性成；次子是我的二兄仲时，名自成；再其次是我宪成；又有一子夭折；我的弟弟是最小的儿子。弟弟年少时聪敏而且很爱玩。十四岁时，跟随少弦张老师学习举子业。老师认为他学习不好，把情况告诉父亲。父亲说：‘这个孩子恐怕不是甘居人后的人。’张老师说：‘我也知道，只是没有受到激发，所以没有奋发起来罢了。’父亲说：‘好。’于是让他改拜别的老师。过了半年，他忽然对我说：‘弟弟知道过错了，知道过错了。请让我回去禀告，遵守规矩。’我大喜，把这件事告诉张老师，又让他回来。众人都不肯相信。张老师说：‘请让我亲自负责，不劳各位操心。’过了很久，果然如他所说。即使那些以博学老成、儒雅端方而受到推重的宿儒，也都承认自己比不上他。我于是问弟弟因为什么感触而突然变成这样，弟弟说：‘恐怕伤了父亲母亲的心。’我说：‘这是做人立身的根本，应当和弟弟一起努力。’ 弟弟写举子文时，家常话不太需要构思，却简洁挺拔、刚劲有力，自然无人能及。同乡云浦陈先生一见便认为奇异。二十岁时进入郡学，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同辈第一。临川念庭周公、福清龙冈施公、姚江梅墩邵公，都把他当作国士看待，而且不只是欣赏他的文章。原洛张老师曾在毗陵荆川、方山两位先生之间交游，素有声望。父亲让我们兄弟拜他为师。每次交谈都很契合。张老师说：‘举子业还不足以穷尽你的才能，带他去见方山薛老师。’薛老师很喜欢他，立即叫来自己的两个孙子，与他结为兄弟，并把《考亭渊源录》授给他，说：‘自洙泗以来、姚江以前的学问，都汇集在这部书里了。将来不要忘记我这个老人。’他的两个孙子，就是天下所称的大薛纯台、小薛元台。弟弟性情耿介，在辞受取予方面，丝毫不肯苟且。癸未年，他从南宫回来，让乡里笃行君子蔡二怀介绍自己。蔡二怀一向敬慕重视弟弟，便托少弦张老师作介绍，带着几个儿子以弟子礼拜师，并且想请弟弟到家塾授课。弟弟欣然答应。不久蔡二怀送来束金致谢，弟弟说：‘我或许可以借此避开世俗、远离喧嚣，收拾身心，这已经不能说没有受到恩惠了。何况蔡先生并不是有权势的人，他把几个儿子托付给我，实在是想和我一起在道义上切磋，并不是专门希望我教授举子业、谋求功名。我怎么能只从利益上说呢？’壬辰年，他被贬为光州别驾，当权者不愿以事务烦劳他，便借差役之名让他回去。曾景默中丞命有关部门送来俸禄薪资，他辞谢不接受。沈太素中丞后来巡抚中州，又写信给我说：‘这件事不可以稍微寄托一些声名，来辅助三径的松菊吗？请转告季先生，不要过于拘泥。’弟弟说：‘既然如此，我又怎样向曾中丞致谢呢？请你努力替我推辞。’从这时起，已经十四年多了。计算前后积存的钱，大约有千金。等弟弟去世，州守璩公又带来二百四十金作为赙仪，托邑侯平华林公前来说明，这是沈中丞的意思，希望不要让两位孤儿往返奔波。于是我把这件事告知灵前，仍然辞谢了。弟弟对于自身和家庭的事情全都淡然处之，唯独对世道人心所系念的事情，早晚都不忘记。丙戌年，他赴大廷参加对策，直指时事，丝毫不加隐讳。大意说：‘臣听说宋臣苏轼说过：天下无事时，公卿的言论轻如鸿毛；天下有事时，匹夫的言论重如泰山。这不是因为人的智慧有所不能、见识有所不及，而是因为事情缓急的形势不同。正当天下无事时，即使齐桓公十分信任他的臣子，管仲很得君主信任，哪怕在握手叮咛之间、临死将绝之际说出的话，也不能除掉那三个小人；等到天下有事而且危急时，即使唐代宗昏庸，程元振掌权，柳伉身份卑微且关系疏远，也能凭一句话使其进入朝廷，不到一早晨便除去心腹之患。为什么呢？在无事之世进言，容易有时间改正，却常常担心来不及取得信任；在有事之世进言，容易取得信任，却常常担心来不及改正。这正是忠臣志士深深悲痛的原因，也是天下祸乱灭亡接连而来的原因，更是当世君主不能醒悟的原因。’臣诵读这些话，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息。恭敬地认为陛下虚心求言，如饥似渴，连葑菲这样的微贱之物也采纳，所以召见臣等入朝，赐下策问。

译不知道陛下对于臣的言论，是会把它看得重如泰山呢，还是轻如鸿毛呢？假如臣有所进言而君主不采纳，那不是臣的罪过；君主有所求问而臣不进言，才确实是臣的罪过。何况臣感念时局而发愤，心中有所激愤，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明白地询问到这些事情，难道我竟忍心沉默来欺骗陛下吗？凡陛下用策问询问臣的事情，大约有数十、上百句话，究其归旨，不过是赏罚两类罢了。赏，是劝勉天下的法则，并不只是依靠刑罚；赏，也是用来劝勉天下的意思。罚，是惩戒天下的法则，并不只是依靠刑罚，罚也是用来惩戒天下的意思。法是经常有所作为的，意则经常无为。有为，是用来运转天下；无为，是用来主宰天下。如今陛下取法古代训诫，遵守既成制度，赏罚之道已经很完备了；但有了法令而德泽不能推行到底，法令不能实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圣人的制度和言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用来激励督促人的，不是根本；用来督率人的，也不是实质。根本和实质，就是臣愚昧所说的‘意’。臣私下观察当今形势，推究其根本要害，认为妨碍皇上心意的，大概有两件事。皇上明白地向天下表示所喜爱的事，但这两件事却总是暗中改变皇上所喜爱的方向；皇上明白地向天下表示所厌恶的事，但这两件事又总是暗中改变皇上所厌恶的方向。这两件事是什么呢？一是内宠将要盛行，二是群小将要得志。一个人身居极其尊贵的地位，凭借极其丰厚的财富，没有什么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使他昏乱心志的，而其中尤其是女色。女色侵入人的内心，起初很微小，但使人沉溺其中却最为深重牢固、难以解脱，是圣王急于远离的东西。日前皇上因为郑妃侍奉勤劳，特意册封她为皇贵妃，大小臣工无不为此私下忧虑、反复思量，于是请求册立皇太子，又请求加封王恭妃。皇上不以温和的诏旨答复而作罢，反而下严厉诏旨斥责驱逐。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忠信正直的嘉谋是国家的辅佐，这两件事都是天下的公事。郑贵妃即使侍奉勤劳，在天下人看来，仍然只是皇上个人的私事。如今以私事遮掩公事，以一己之事遮掩天下之事，也已经偏颇了。偏颇之后，皇贵妃或许就能在宫内凭个人爱憎玩弄威权和福祸，她的亲属也或许能在宫外凭个人爱憎玩弄威权和福祸。不只是这样，宦官和嫔妾又将乘着权力偏私之机，在宫内宫外任意凭自己的爱憎施展威权恩惠。这样一来，所谓赏罚，将不再依据皇上的好恶，而会依据内宠的好恶；想要它取信于人，而且确实公正，恐怕绝不可能。君主的耳目只有一套，而天下人的耳目却有千千万万；即使极其圣明，他的聪明也不可能遍察一切。必定要有所寄托，把耳目寄托给得当的人就安定，寄托给不得当的人就危险，这不是小事。近年以来，皇上熟悉政务，听取意见、阅览奏章如有神助，大概连隐微的事情都能辨察，几乎无所不知了。我私下听道路传闻，往往是二三名小人窥伺察访而得到这些情况，这能说是把耳目托付给了得当的人吗？还是没有托付给得当的人呢？我私下料想，皇上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不得当而姑且把耳目托付给他们，大概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许皇上会说：我从前把天下大事交给张居正，张居正欺骗君上、徇私行事，当时公卿和台省官员都随风倒向他，外朝实在不足信，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把耳目寄托给这些人，天下就没有谁能欺骗我。臣认为并不是这样。善于治理的人，是用全面周密来收束偏颇，从未听说用偏颇去助长偏颇。皇上惩戒张居正的专擅，把权力分散并交给九卿，是可以的；如果把权力集中起来交给这些人，那么张居正的专擅还只是与皇上相对为二，而这些人的专擅却将与皇上合为一体。与皇上为二，挽救还比较容易；与皇上合为一体，挽救就难上加难。为什么竟不思考这一点呢？而且这些人开始掌权，正赶上皇上锐意求治的初期，他们先以小小的忠信取得皇上信任来巩固自己，所称述和指陈的事情大多依托公义，看起来还似乎没有害处。时间久了，表面上公正而暗中徇私；再久一些，就纯粹出于私心了。这样一来，所谓赏罚，将不再依据皇上的好恶，而会依据群小的好恶；想要它取信于人，而且确实公正，恐怕绝不可能。恩德不能下达，法令受到阻滞，都是有原因的。臣愚昧地认为，想要向皇上尽忠，应当从今天开始；想要对今天的局势尽忠，应当从这两句话开始。皇上如果把无事当作有事，以为臣的话重如泰山，那是皇上的明察；皇上如果把有事当作无事，以为臣的话轻如鸿毛，那就是臣的愚昧。当时阅卷官、大理寺卿心泉何公看到了这篇文章，对众人说：‘这个考生的话，怎么马上就够得上锁在榜首了呢？’ 大学士娄江王公取来阅看后，把他的名次改列为第二百十三名。我的弟弟退下后总是为此自伤，认为遗憾的是没能把这些话传达到皇上那里。如果真能传达到皇上，即使再次受到排斥，也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了。

译再说其他事情。当时南京右都御史刚峯海公屡次受到房御史的诋毁，愤然说道：‘臣下都把自己置于私心之中，怎么能指望皇上无私呢？’ 于是他与彭公旦阳、诸公景阳联合上疏陈说此事，历数房寰欺骗妄言的罪过，并说：‘人固然有吃污秽来肥养自己，却庆幸别人不来攻击他的；却从未有把自己的贪婪紧紧护持起来、不怕别人攻击，反而想攻击别人的廉洁，并且还敢在君父面前这样说而毫无顾忌的。’让天下人成为寰这样的人很容易，让天下人成为瑞这样的人却很难。房寰自己享受贪婪饕餮的利益，反而讥笑海瑞迂腐笨拙，这是臣等最痛心的。昔日司马光说：‘小人倾陷君子，防备他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利用他好名，二是利用他好胜，三是借揭露君主的过错来打击他。’如今房寰诋毁海瑞一千多字，大体也没有超出这三种办法。他说海瑞大奸大诈、欺世盗名，这不就是所谓利用好名来防备他吗？他说海瑞侮慢他人、自以为贤，认为天下人都混浊而唯独自己清白，这不就是所谓利用好胜来防备他吗？他说海瑞贬损夺取、使君主威严受损、使国家体面受辱，这不就是所谓借揭露君主过错来防备他吗？以房寰诋毁海瑞的用心，吹毛求疵、寻找瑕疵，本应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他所凭据的不过如此。臣认为，这恰好说明海瑞没有其他瑕疵，也说明房寰阴险窥伺的伎俩没有地方施展。房寰确实机巧而迎合世俗，海瑞确实质朴而能看透世情。然而天理常在，人心不死。堂堂天朝，朝廷上尽是君子，明处有礼乐，暗处有鬼神，圣贤有名教，史册有公论。谁料在青天白日之下，竟有房寰这样的魑魅魍魉混杂其中。陛下正尊重海瑞、爱惜海瑞，想借他来向天下树立榜样；房寰却想反过来销蚀天下人的气节，压制像海瑞这样慷慨正直的人，使他们无立足之地。这正是陛下所褒奖的，房寰必定要排斥的；是士君子所师法的，房寰必定要摈弃的。像这样嫉妒贤能、仇视正直、泼辣凶恶而无耻的人，却安然处在师表的位置上，驱使天下士人的风气陷入欺骗、谄媚和奸诈的习俗。臣等宁可撕破冠帽离去，也不愿与他一同立于朝廷。臣等是初入仕途的年轻人，代表天下发出清正的舆论；即使房寰的奸诈像山一样高，也不能动摇我们。然而公论既然已经明白，人心自然快意。房寰即使顽钝无耻，又有什么脸面能够有一天站在东南士人之上呢？臣等与房寰有什么仇怨？与海瑞有什么私交？只是担心是非公论受到压抑而不能宣明。一个海瑞尚且不值得吝惜，倘若像海瑞这样的正人接连被指为邪人，那么君子的道路就会一天天消亡。一个房寰尚且不足以令人畏惧，倘若像房寰这样的小人接连倾陷贤能，那么小人的道路就会一天天壮大。剥复、否泰转变的关键，就在于此，不能不对此深思。奏疏上奏后，我被削去名籍，归家。癸已年，官任礼部时，皇上下诏，同时册封三王，众议一片喧然。于是我又与岳公石帆、张公文石联合上疏陈说，大意是：本月二十五日，皇上从宫禁中发出密札，交给元辅王锡爵的私宅；臣等不知道密札中说的是什么皇上的话，只料想皇上既然像信任元辅，元辅又蒙皇上眷顾，册立太子的事必定不会迟缓，不会辜负祖宗在天之灵。到了第二天早晨礼部颁出圣谕，才知道皇长子以及皇三子、皇五子一并封王，而王锡爵也将入阁办事。臣等这才不能不产生疑惑。后来听到人们纷纷议论，才知道封王的谕令原来是王锡爵用片刻时间起草完成的，甚至次辅赵志皋、张位也都不得参与知悉。礼臣罗万化、科臣张贞观、部臣于孔兼等都到王锡爵的私宅，却连他的面也见不到，这才知道今天的诏令。皇上只同一个人商议宗庙社稷的大事；臣等若还没有疯癫丧失良知，难道敢不说话而辜负皇上吗？古人有句话说：‘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人的私事。’这说的就是公义。何况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大计，怎么可以交付在一个人手中呢？皇上请试着清心筹划一下今天册立太子这件事，关系究竟有多么重大：前面关系到祖宗九庙神灵，后面关系到子孙亿万年无穷的基业，近处关系到四海臣民的期待，远处关系到九夷八蛮的观听，也关系到君子小人所顾盼叹息的事情，关系到宫闱近习之人伺候风向、承奉旨意的事情。社稷的安危，就在这一举。皇上为什么把它看轻，阁臣又为什么拿它来试探呢？臣不敢用危言来激怒皇上，也不敢违背阁臣调停的意旨，更不敢漫无边际地铺陈汉代宗室的旧典和祖宗朝的往事来增加烦扰，只恭敬地体察皇上效法祖宗的心意，直接依据世宗肃皇帝、穆宗庄皇帝的近事，请皇上效法他们。世宗肃皇帝在嘉靖十八年册立东宫，当时礼臣所上奏的事实都在，明明没有三王并封的事情；如今皇上却创立这个先例，所以臣知道皇上心中必定有所不安。而且圣谕的大意恳切地以皇后生子为理由，难道皇上不记得昔年正位东宫的时候吗？那时仁圣皇太后也正值盛年，而穆宗庄皇帝并没有把未必发生的事情当作理由，来稍微推迟国家大计。效法祖宗应当从近事做起，这句话皇上可以思考。我曾读圣祖实训，字字句句无非是为维持宗社而极力考虑后世；圣明的子孙若能领会其中深意，国本就会稳固，社稷也会依赖它。否则，若徒然借文辞来掩饰错误的举动，至善的法度和美好的用意，反而会被奸臣借用来巩固自己的宠幸。忠臣义士即使饮血捶心，宁死也不忍在地下看见这样的举动，从而辜负祖宗二百年养育士人的恩德。不久，□功郎赵公侪鹤掌管内计，尽心公正而不屈服，完全罢黜当权者的私人；当权者因此怨恨他，谋划把他排挤出去。于是于公景素、陈公负峤、贾公太石、薛公元台、张公文石各自抗疏陈说此事。此前己丑年，薛元台因为南都耿宗宪定向没有递送揭帖而参劾御史王公藩臣，王藩臣上疏弹劾耿宗宪阻塞言路，当权者对此大为恼怒。座师、内阁颖阳许公随即上疏弹劾薛元台，吏科都给事陈海宁又望风排击他。弟弟听说后，仰天长叹，写信给许公，极力陈说此事。信中大意说：阁下因进士薛敷教遇事直陈而愤然发作，甚至以贡举不得其人来弹劾自己，还想请皇上下敕令九卿、科道各自陈述纲纪，询问应该怎样端正风俗、使风俗淳厚，为什么却……

译我认为没有必要谋划让九卿、科道来解决这件事。朱子说，纲纪之所以能够振作，是因为宰执秉持它而不敢失守，台谏选拔补任、考察纠察而不徇私。君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恭敬自持于上，照临天下；因此贤能者必定升用，不肖者必定黜退，有功者必定奖赏，有罪者必定惩罚。天下人自然各自振奋，相互劝勉，弃恶从善，礼义的风气和知廉耻的习俗就会大为改变。只是至公之道不能在上面实行，所以宰执、台谏任用不得其人，黜陟刑赏多出于私意，天下风俗于是败坏到不知道名节操守可贵，只以阿谀逢迎、圆滑柔顺、奔走竞争和结交权贵为务。一旦有人在其中直言正色，群起讥讽诽谤，必定要使他在这个世上无处容身才肯罢休。这种情势就像将要倾塌的房屋，外表的轮廓、彩绘和装饰还没有显出变化，木材内部却已经蛀蚀腐朽，不能再支撑了。由此看来，端正纲纪、淳厚风俗，不在于用权势相互胁迫，而在于用道义相互成就；不在于使人不敢说话，而在于使人没有可说的怨言。如今朝廷上究竟是什么情形呢？我不能详细说明，请只举出大概。近来看到吏科给事中陈某关于言路的一篇奏疏，实在很奇怪。他悍然把开通言路自任，却说从台省出来的意见就是宽广平正，不从台省出来的就是旁门曲径。他不知道言路是天下的公器，并不是台省的私产。从公义出发就是宽广平正，从私心出发就是旁门曲径。陈三谟曾经是楚地士人，什么时候不是台官、不是省官、没有发言，却竟然能算什么呢？他所说今天的台谏，范围从皇上到宰执，从宫中的旃厦到外面的乡里，从近处的警跸到远处的边疆，有什么事情不能说？不能说言路已经堵塞。即使一个学究能够上书，一个市井佣工能够击鼓申诉，也不能说言路堵塞。即使一两个人触犯龙颜、冒犯圣怒，众人相继营救，把他们所有忌讳的话都说尽，也不能说言路堵塞。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美，可是像李君懋桧、刘君志选、高君桂、饶君仲这些发言的人，为什么没有听说他们相互营救呢？不只是没有营救，有的人还挽起袖子帮助攻击他们。我曾经对此感到奇怪并思考原因，才知道李、刘、高、饶这类人，都是触犯宰执的愤怒、触犯台谏忌讳的人。他们遭到攻击而无人营救，难道能说没有原因吗？偶尔有一两个人上疏触犯圣怒，众人相继营救，这确实有过。这不过是杜钦谷于是依附外戚而专门攻击皇上的旧办法。他们所说可以上书、击鼓，不过是因为没有能力左右宰执、台谏的轻重罢了。凭这些就说言路没有堵塞，那么即使在张居正时期，这条路本来就未曾堵塞。为什么说壬午以前忌讳发言，壬午以后却可以轻率发言呢？如今那些冒险侥幸之徒，把自己托身于言路，功名富贵仿佛已经稳操胜券，于是浮躁妄进的人争相奔赴，顽钝之人争相依附。按我释褐以后所见所记，除了前面所说的李、刘、高、薛、饶五人，建言的还不过是黄君道瞻、卢君洪春、王君德新和我哥哥宪成罢了。官员这么多，时间又有三四年，竟只有这几个人，怎么能说人人争相趋附、争相奔赴，怎么能说举世都轻率发言呢？他们把建言当作钓取名声、掩饰过错、越级求进、取得捷径的手段。天下百姓，是三代所以能够直道而行的根本；是非有真实的名目，又怎么容易钓取名声呢？过错又怎么容易掩饰呢？就像依附曾王，后来又反过来辱骂曾王，天下终究不会相信他不是权贵昏暗时代作昏夜门客的人；昏暗时接受遗赠，白日里又请求恩惠，天下终究不会相信他不是垄断之徒。至于越级求进、走捷径的说法，过去那些建言的诸位，确实有一两个如同他们所讥刺的；但归根结底，不过是晚节不能保持，专门讨好取容，或者只满足于一节之名而袖手旁观罢了。假如坚守原来的立场，我正直不变，那么进退两难、遭遇坎坷种种，我还没有看见自己的职位怎么越级、道路怎么变得便捷。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必定要让天下人都仿效他们，不违背孔子而把顺从当作正道。京堂的优美职位，手持凭证便可取得，这难道就叫不越级、不走捷径吗？况且近来建言的人，往往是有所触动，感叹说并非没有关系到皇上的事情。假如临江父老的罪过没有值得怜悯之处，道瞻就不会发言；假如皇上没有废止郊祀，洪春就不会发言；假如何尚书起鸣没有构陷左都御史自修，德新等人就不会发言；假如邵给事庶不曾请求申明出位的禁令，懋桧等人就不会发言。假如戊子年顺天科场完全没有弊端，桂等人就不会发言；假如耿右都定向没有逢迎当权者，而是因为先行揭发、后来报告而参劾王御史藩臣，敷教就不会发言。怎么能责骂建言的人不应该像蛰虫出土、雷声震鸣，也不应该像清晨鸡鸣呢？他们说如今时势不同，既没有严嵩、张居正那样施展威福的人，也没有鄢、赵、曾、王那样相互阿比的人，怎么会有杨继盛、艾穆、邹元标那样的慷慨之士？即使在尧舜的时代，对艰难之事不停止，对游惰怠慢加以教诲不停止，对规劝辅助不停止，对损益得失加以劝戒不停止，对君主加以警策，难道不也是慷慨直言吗？如果他们习惯于陈三谟、曾士楚那样从容随顺，便把慷慨直言当作奇异之事，难道要说尧舜时代不可能有这种人吗？况且他们像乞丐一样反复奔走趋附，只求苟且满足，这是他们的常态。宰执大臣的富贵已经到了极点，难道还会有不满足的吗？为什么还要被那一伙人玩弄，白白增加别人的富贵而损害自己的名声和实际呢？孔子告诫颜渊治理国家时，特别严厉地告诫要防备佞人。他们却把当今第一号佞人首先安置在天垣之中，将使九卿、科道都像那一伙人一样；这样贤与不肖如何辨别？

译功劳和罪过如何考核？善人仰慕什么？不善之人惩罚什么？朝廷所赖以维持纲纪、风俗的东西，已经扫地而尽了。还凭什么治理今天的天下呢？阁下如果想从根本上谋求改变，讲求挽回局面的办法，希望赶快远离佞人，务必亲近庄重正直之士，把一切都清楚明白地重新开始，那么君主的德行可以挽回，宰相的事业可以扩展，人心可以收拢，纲纪风俗或许就能得到救治；否则，不知道将来还能到哪里安身。过去孔子是大圣人，见南子，子路就不高兴；想去公山、佛肸那里，子路也不高兴；可是孔子还常常自我欣喜地说：‘自从我得到子路，恶言就不会传入耳中了。’圣贤师弟相处尚且如此，我不肖之人哪里敢指望自己能像子路，却又不敢不拿孔子的事来劝告阁下，只是害怕贡举不得其人会连累阁下。我又看见童生儒生在有司那里奔走竞争，形成风气，孤寒之士往往被遗漏，不能进取。郡试这一关尤其要紧，但录取名额很少，实在令人痛心。于是写信给边南亭郡伯陈说此事，信中说：‘身在廊庙就忧虑君主，身在江湖就忧虑百姓，弟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李见罗先生因云南报功的事情被逮捕，最终被判处大辟，舆论为他感到冤屈。广东平民翟从先想要到宫阙申诉营救海瑞，不惜远行三千里，特意经过泾上，与弟弟商议；弟弟极力劝他前往。平民又想把澄海唐曙台所辑录的《礼经》进呈朝廷，并替他代拟了奏疏草稿。海瑞被弹劾时，吴门李晋阳当时任庶吉士，愤愤不平，准备上疏论救，适逢有人阻止，最终没有实现。弟弟听说后，与同年诸景阳、彭旦阳一起到晋阳宅中拜访，乘从容交谈时询问此事。晋阳欣然拿出原稿给弟弟看，弟弟击节称赞，于是选取其中十分之六作为奏疏上呈。直到今天谈起此事，我还感念晋阳不忘。他投身义举如同口渴求饮，不分彼此，大多如此。我的弟弟天性孝顺友爱，向来深受父亲母亲钟爱。虽然父母每天都怜惜他年幼，但他有一片诚意，恳切深厚，足以契合父母的心意。我在丙子年中举，弟弟便失去了父亲。每当提起这件事，我们总是相对欷歔，他还说：‘父亲平时喜欢称道范文正公的为人，津津乐道，从不离口。这是万物一体、同胞相亲的念头；庭周老师把自己的俸禄分出一部分帮助读书，父亲命令我不要接受。这是凤凰翱翔于千仞高空的气度。我们兄弟不应辜负父亲的这番心意。’癸未年参加南宫考试，他便以病为由回乡，因为母亲一向多病。丙戌年考中进士，因论事获罪被罢职。适逢南太仆继山沈公、南台警亭陈公、按院厚斋荆公先后上奏荐举，奉旨起用为江西南康府教授；他特意恳请按院雍野李公代写奏疏，请求退休。又因为母亲年近七十，更加多病。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只比弟弟大四年，但弟弟侍奉我十分恭敬，不亚于侍奉两位兄长。乙未年，我的儿子病重并多次濒临危险。弟弟为此忧虑，寝食俱废。有一天我梦见弟弟手捧一卷书，拿来一看，原来是《金縢篇》。醒来后觉得很奇怪。不久又梦见弟弟诵读之声朗朗，俯身听去，正是《金縢篇》的话，更加惊异。第二天早晨我把梦告诉弟弟，弟弟默不作答，但观察他的脸色却十分欢喜。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弟弟近来接连几个晚上私下向上帝祈祷，希望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哥哥，不能做到；于是希望减去自己的寿命，增加哥哥的寿命。这件事连内人也不知道。如今既然多次出现在哥哥的梦中，上帝一定怜悯我而答应了，所以我高兴。只是天机不宜泄露，希望哥哥把这件事藏在心里。’我说：‘竟有这样的事吗？’不久我果然平安无恙，到现在已经一年又一年，超过一纪了。每当我默默反省，怎么承受得起弟弟为我所做的这一切呢？后来弟弟忽然去世，恰好应验了减去寿命的祈求，而我竟不能替弟弟承受。又怎么敢把弟弟满腔的心事一同埋没呢？所以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出来，也用来告诉子孙，永远不要忘记。我的弟弟端正刚毅、清廉谨慎，不因私情而迁就别人，别人也不敢用私情来玷污他。他面对客人不说套话，与朋友交往，表里通透明澈。亲近的人他不轻佻相狎，疏远的人他也不忘记；往来书信从不写寒暄套语。高存之说：‘我的箱子里收藏着季时亲笔裁写的几十幅文字，即使只有寥寥数字，也一定有所关系。’例如他写给许相国以及写给罗布衣等人的一段书信，正气凛然逼人，足以使贪婪的人廉洁，使怯懦的人立定志向，至今读来仍使人精神振作。他又说：‘季时真是降魔的高手。如今哪里还能再找到这样的人呢？’我记得十年前，魏懋权曾对我说：‘你家的季公泾，凡是重大之处都不同寻常。自从他来到京城，多次与我通信，即使只是闲谈游戏，大多也有趣味，可以劝善观风。观察一个人必须从细微处看，我正是从这里认识了季公。’ 万历十六年，县里发生大灾荒，饿死者遍布道路。当时弟弟的粮仓里只有粟米一百石，他立即捐出一半赈济灾民，一时士人和百姓都欣然仿效。这一年虽然饥荒，却没有造成更大灾害；县令李元冲的《救荒录》完整记载了这件事。尤其是业师重所尤公的儿子年纪很小，弦张公去世后没有留下儿子，弟弟便替他料理丧事并撰写经文。门人孙申卿把遗孤托付给他，他竭尽全力维护照料，不顾恩怨得失。作为弟子，他没有辜负老师；作为老师，他也没有辜负弟子。所以说：‘一死一生，才看得出交情。’ 弟弟有一天长叹一声，我问：‘为什么叹息？’弟弟说：‘我叹息如今的人讲学就只是讲学罢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即使天崩地陷，他们也不管。’我说：‘那么他们所讲的是什么？’他说：‘身在缙绅之中，只是“明哲保身”一句话；身为平民，只是“传食诸侯”一句话。’我听后低下了头。又有一天读《朱子集》，其中说：‘海内学术的弊病，只有两个方面：江西顿悟，永康事功；如果不竭力辨明，这条道理就无法彰明。’弟弟对我说：‘这种弊病如今也是这样。过去还分成两种，如今却合成一种，危害就更加严重了。假使象山、龙川两位先生看见这种情形，也一定会扼腕叹息。’于是他取《朱子集》中的《无极辨》《王霸辨》以及凡是论及这两个方面的文章，编成一书，命名为《朱子二大辨》，我替他作序刊行。又摘取其中论述治道的文字，编成《惟此四字》一书，并亲自作序，打算进呈朝廷，最终没有实现。

译弟弟平时说话讷讷，好像难以出口；一遇到是非可否纷杂纠结的地方，却能一刀两断，毫不拖泥带水。与志同道合的人讨论义理、评议古今，众说纷纷而起，他慢慢说出几句话加以剖析，大家无不豁然明白。他的大旨一概依归于正，不喜欢讲通融调和的说法。他曾说：‘我们每产生一个念头、说出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必须在太极根本上分辨清楚。如果只是从阴阳五行的表层根由说起，便不能成事。’有人怀疑他过于拘泥，他对那人说：‘如果把根本和源头看得透、把持得住，自然四通八达，谁能使你拘泥呢？’如果在这里糊涂，却偏要讲通融调和，怎么会不掉进坑沟，丧失性命呢？我们千万不要草率打开这条道路，误害天下苍生。听到的人都感到震动敬畏。我的弟弟善于识人，有世人一致推许的人，他能揭出其隐藏的一面；有世人哄然共同诋毁的人，他却独自阐明其幽微之处。他往往只凭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就判断一个人的一生，丝毫不差。他又善于论事，众人都共同赞成、认为必定成功的事情，他却独自筹划其可能失败之处；众人都共同责难、认为必定失败的事情，他却独自谋划其成功之道。起初听到的人半信半疑，甚至惊骇；慢慢考察，竟像符节相合。钱起萃曾说：‘我一向不缺少有心人；至于要推举有眼光的人，必须首先推季时，就是因为这个。’ 我的弟弟喜欢清静，每天独自端坐一室，不过问门外的事情。他喜欢整洁，案头只摊开一卷书，读完后才换成另一卷。所有文具以及觿砺之类的物件，摆放都有固定位置；我暗中记着，一年到头都像一天一样。他也喜欢穿补过的衣服，不求华美饮食，不求精细，只求够用罢了。身边服侍的人只有一两个苍头；闲暇时走在里巷中，戴角巾、穿布鞋，遇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他自称可以像木石一样居住，像鹿猪一样游荡。弟弟读书不拘泥于章句，只是时时吟诵原文，仿佛让意象氤氲流动，领会到那里便停止；偶尔拈出一两句话，远远超出寻常路径，如同九方皋相马，超然看到了牝牡骊黄之外的本质。有人劝他著述，他回答说：‘吴康斋先生以此为病，曾经批评宋末笺注过于繁多，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章枫山先生也说，儒家先贤的话已经完备，删去繁芜就可以了。’我私下深深赞叹这一点，哪里还敢在其中强行增添什么？弟弟去世后，我检查他的箱笼，又到各位知交那里遍访，只得到策文一道、奏疏四道、书信七十三纸、札记八十一则、讲义三章、像赞三通、哀辞四篇、诗六十九首，于是按次序编成一集，命名为《小辨斋偶存》。《小辨斋》是弟弟读书的地方。杨龟山先生寄居在吾锡时，曾建有东林书院。年代久远，已经坍塌荒废。高存之有一天查阅县志，看到了这件事，对弟弟说：‘叔时曾经想建一处读书的地方，和二三位朋友在其中切磋琢磨，这大概是造化特意留下来等待叔时的吧。’弟弟高兴地告诉我。当时我正卧病在床，听到后立即起身，于是和安刘诸君子向当道请求，把书院修复起来。每年举行一次大会，每月举行一次小会。弟弟登堂讲学，持论侃侃而谈，远则一定称述孔子、孟子，近则一定称述周敦颐、程颐。有说新奇险怪之论的人，他总是神色忧惧、改变脸色，婉言拒绝，毫不姑息。退下来后与志同道合者聚居相处，他谦虚而能包容，恭敬而能谦下，行为有原则，厚重诚实而不浮华。初见他时觉得温恭谨慎，继而觉得和穆庄重；相处久了，真诚自然流露出来，不用说话就能使人的邪念消退。我年近衰老，正依靠弟弟在身边扶持；想要向四方英豪求助，也依靠弟弟暗中在其中联络。如今名义上失去了一个亲爱的弟弟，实际上又失去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朋友；手足和心腹，将来还能托付给谁？实在不知道怎样在晚年收拾残局，度过余生罢了。弟弟生来体弱，早年脾胃就不好，每逢生病便不进食。丙申年九月，病情大为加重，不进食长达四十天。有人请医生来，他默默不答；有人请人祈祷，他把那人斥退。全家忧惧慌乱，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我趁间隙问：‘弟弟身体里面怎么样？’弟弟说：‘也知道和平常一样。’我问：‘疼痛吗？’他说：‘没有。’我问：‘有什么话想说吗？’他说：‘说什么呢？’这时弟弟只是凝神定气，循序安静地等待天机；如果掺入其他念头，就是自己暴弃自己。况且想为这身体打算，这身体并不属于我；想为子孙打算，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天地，我也无法干预。我佩服他的通达见识，过了很久，他竟然痊愈。此后病症也时常发作，有时一个月痊愈，有时半个月痊愈，有时十天痊愈。我私下高兴，以为他的精神渐渐稳固，血气渐渐强健，晚年的境况应当越来越好，不会再有忧患。哪知去年夏天五月偶然患了小病，到六月二十一日竟然一病不起，这又该怎么说呢？还是说弟弟在丙申年已经超然看透生死，把世上那些依依恋恋、握手叮咛而不能割舍的人与之相比，实在如同天壤之别。何况相隔十二年，他在这一天又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吗？又哪里值得用区区世俗情感为弟弟悲恸呢？只是我和弟弟从少年到成年，再到壮年，渐渐走到白头；回想五十多年间，有时我倡导而弟弟应和，有时弟弟倡导而我应和；有时我认为对的事情弟弟认为不对，有时我认为不对的事情弟弟认为对。我们相互劝勉、相互规诫，彼此忘记了你我，关系和乐融洽。既是道义之中的至亲，所以情意恳切深厚；又是至亲之中的道义朋友。一旦永远分别，活着的趣味顿时全无，再也不能自我控制了。此前十九日晚上，有一颗大星闪闪发光，从空中落下，坠在小辨斋后面的园子里。当时河边居民相携乘凉，都看见了，觉得十分奇异。二十一日早晨，弟弟对妻子华孺人说：‘大菩萨来访，而且已经到门口了。’民间称睢阳张公巡为大菩萨。华孺人觉得奇怪，却不敢追问；弟弟于是再也没有说话，神色安然地去世了。家人听见和鸾之声隐隐从空中传来，过了一会儿才停止。唉，确实奇异啊！由此才知道弟弟的来去应当不是偶然。有人问我：‘从前明道、象山两位先生都活到五十四岁，季时也与他们同寿；他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说吗？’我沉默了很久，才说：‘弟弟大概已经能够领会大道的要旨了。’

译记得壬辰年二月间，我和弟弟一起安坐，我问：‘近来做什么工夫？’弟弟说：‘上面不从玄妙之门寻找进入的道路，下面也不从方便之门寻找出去的道路，究竟怎样才是恰到好处的地方？’我说：‘关键只在于认清自己。’弟弟说：‘我默默思量，自己一半接近狂，一半接近狷，该怎么办？’我说：‘试着举例说说。’弟弟说：‘平时妄想做天下第一等人，这不是接近狂吗？反过来按实际情况考察，自己还没有跳出拘拘谨谨的窠臼，这不是接近狷吗？我私下恐怕两头都沾不上。’我说：‘这样看来，即使你不想成为中行之士，也不可能了。’弟弟说：‘这很难说。如今世人所谓的中行，大多是孔子所说的乡愿。弟弟哪里敢去效法呢？而且弟弟检点自己的毛病，是一个“粗”字，离中行更加遥远。’我说：‘这反而是好消息；只有粗直的人才一定不会走进乡愿的道路，所以才与中行接近。粗是真实的本色，把粗炼到细，细也就真实了。狂和狷本来都是粗，中行只是细；狂狷始终没有离开一个“真”字。如果不论真假，只论粗细，那么乡愿还有比中行更细密的地方，不只是狂狷不知道这一点。’ 弟弟说：‘粗直所造成的危害也确实不小，幸好自己还觉察得到。如今只管细细磨炼洗涤，再没有别的说法了。’我说：‘还有一层道理。’弟弟说：‘是什么？’我说：‘我已经说过了，关键只在于认清自己。如果真能明白地认清自己，一切毛病都只是村魔野祟现身，很快自然会消失。譬如身处春秋时代，只认定孔子作主，五霸怎么能上前？身处战国时代，只认定孟子作主，七雄又怎么能上前？’弟弟说：‘这是哥哥所说的性善之旨。我确实死心塌地相信它是决定不移的道理；可是反过来落实到自身，平常无事时尽管滔滔自在，一遇到尘世纷扰，向来的种种毛病仍旧发作，熟习之处难以忘掉，这该怎么办？’我说：‘这是你的事情，告诉我没有用。’弟弟说：‘哥哥在这方面能不能一一战胜？’我说：‘这是我的事情，告诉你也没有用。’弟弟正要再问，我莞尔一笑。弟弟心怀疑惑地离开。第二天清晨，他突然来到我的斋室，我还在睡觉，便披衣出来相见。弟弟迎上来说：‘原来这件事只是这样，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昨天却又多了一重疑惑，搅得一夜没有睡，到天亮才明白。’ 比如有人要去京城，走水路就准备船只，走陆路就准备车马，径直向前走，没有到不了的。途中偶尔遇到艰难阻碍，只须从容耐心地处理；如果因此慌忙起来，妄自产生懊恼，严重的甚至把责任归咎于船只车马，这就叫骑驴怪驴，也叫骑驴找驴，辗转不停，直让自己东奔西跑，二三成群，被那些葛藤纠缠到老，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只剩一双空手回来，难道不是大错吗？’我欣然点头说：‘是，是，是。’弟弟于是拿出《孔坛四景图》给我看，一幅题作《暮春风咏》，一幅题作《当暑絺绤》，一幅题作《江汉秋阳》，一幅题作《岁寒寸柏》。他接着请求说：‘这是一张鸳鸯谱，请哥哥指点其中的金针。’我说：‘弟弟已经把明白的东西全部摆出来了，为什么还要问别人？假如还有人问你，这张鸳鸯谱中配成鸳鸯的是谁，你将怎样回答？我先去梳洗，弟弟先回去，等这次再搅得一夜不睡，到那时再商议也不晚。’ 弟弟大为豁然，说：‘是，是，是。原来这件事确实只是这样，确实没有什么奇特，确实没有什么可疑。哪里还用得着白日说梦话？’从此精神专一，心境渐渐平和，举止行动每天都觉得更稳妥、更安闲、更轻快、更简易，以至于面对生死，也没有丝毫黏滞。假如上天再借给他寿命，哪里还能测度他将达到什么境界呢？我的弟弟名叫允成，字季时，别号泾凡。万历癸酉年补入郡中诸生，己卯年乡试考取第九十五名，癸未年会试考取第三十八名，丙戌年廷试列三甲第二百二十三名。这一年奉旨回籍。戊子年起任南康府教授，没有赴任，不久因母亲去世服丧。壬辰年再次起任保定府教授，升任国子监博士。癸己年升任礼部仪制司主事。这年三月降任光州判官。他生于嘉靖甲寅年十月二十九日未时，卒于万历丁未年六月二十一日未时，享年五十四岁。于己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时葬在阳墦圩新阡【原本“墦”作“鄱”】。娶华氏，为处士承轩公之女。起初没有儿子，抱养我的伯兄之子抚育，名叫与溉，是国子生。又娶华氏，为国子生绣岭公之女、赠刑部主事慎庵公之孙女。后来生一子，名叫与演。又娶吴氏，为邑庠生扬华氏之女、礼科给事中震华公之孙女。女儿三人：一人嫁行人司司副霁阳吴公之子、郡庠生【“庠子”依原本改作“庠生”】钦锡，慎斋公之孙；一人议嫁光州学正元台薛公之子、邑庠生宪垂，拔选贡生少尼公之孙、浙江提学副使方山公之曾孙，未成年而夭折；一人议嫁商北知县本素华公之子肇殷、赠商北知县次庵公之孙。孙子三人：杋、檖、杬，都是与溉所生。檖聘娶万氏，为邑庠生卓如公之女、国子生同庵公之孙女；其余二人尚未婚配。孙女二人，都是与溉所生：一人许配给国予生心泽吴公之子明，乃光禄监事涘湖公之孙、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泽岭公之曾孙；另一人是与演所生，尚未许配。《泾皋藏稿》第二十二卷终。九世孙煌恭谨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