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皋藏稿第七卷

译澄江郡君贞庵为人谨慎厚道，却隐居行医；他把行医只当作寄托，并不专心以此为业，却常有奇效。他曾寄居在我泾里，前来求医的人络绎不绝，君子随手为他们诊治，不把这当作恩德，也不询问他们的姓名。每次经过我这里，他都滔滔不绝地谈论清雅之言，绝不涉及世俗事务和闲杂话题。对于海内的长者，他从来没有不欣然希望见到的；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他从来没有不皱眉忧虑的。我心中对此感到惊异。一天，他拿出一部编册给我看，说：“这是《义田录》。上溯范文正公，下至今天，凡是听闻范公遗风而受到激励的人，都一并记录附在后面。”我询问他的用意，他回答说：“治理天下必定要从齐家开始，齐家必定要从和睦宗族开始，和睦宗族必定要从义田开始。义田使族人的生活得到充实，于是才有义塾；义塾端正他们的品德。使生活充实之后，才可以端正他们的品德。这样以后，亲爱亲族、尊敬长者，天下就太平了，所以说必定要从义田开始。”我编写这部录子已经几年了，一直没有给它命名，冒昧请你赐予一个名字。我认为他说得对，感叹道：“您的用心仁厚啊！从前子贡问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孔子告诉他说：‘自己想要立身，也要使别人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这并不是说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做不到，而是说自己想要立身便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便帮助别人通达，这正是广泛施舍、救济众人的根本。” 只是说到施舍、救济，必定依靠力量；说到愿望，则只必定依靠心愿。力量有限，心愿无穷；有限便狭隘，无穷便广博；有限便只能惠及少数，无穷便可以惠及众人。孔子善于说明广泛施舍、救济众人的道理，实在高明啊！如今您编写这部录子，考察得详尽，访求得周全，校阅得精审，用意也深远。各位君子看见它而阅读，阅读之后有所感动，感动之后有所思考，思考之后加以效法。一个人能够成为文正公，您的愿望就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人人都能成为文正公，您的愿望就在人人身上实现。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实在只是从这里打下基础，难道一定要功业亲自出自您手吗？”于是便给它命名为《愿义编》。贞庵君说：“好。”过了一会儿，他为此事做起来，却忧伤了很久。我问：“为什么？”贞庵君于是说：“我的先父浮山府君，确实怀有这个志向，只是困守一经，家中四壁萧然，始终没有实行。临终时，他拉着不肖的手嘱咐说：‘你认为范文正公是什么样的人？要记住这一点。况且你没有听到舅父恕斋高公的训诫吗？高公家中原本贫凉，却割出田地一百亩来赡养宗族，还亲自撰文记载此事，文章已经收录在本编中。’我抚今追昔，实在辜负了先父，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惊然起身说：“您说到这里，已经使我心中悲戚而有所触动了。”然而您编写这部书，正是为了彰明浮山公的志愿，并完成他的遗愿；相比之下，我感到惭愧的地方太多了。因此我按次序整理您的话，题写在书册开头，来告知世上阅读这部书的人。《鹤峰先生诗集序》我年轻时早就听说本县有位鹤峰黄先生，盼望替他执鞭随从已经很久了。恰逢他的孙子应觉刻印先生的遗诗，我接受来读完了它，更加洒脱地感到惊异。士人正低头埋首于占毕之学，早晚诵读讽咏，费尽心思、竭力经营的，只是把举子业看得最为重要罢了。即使想在闲暇时吟咏风月、点缀山川，同骚人词客争奇斗胜，也不可得，先生哪里来的闲暇呢？当初先生考中孝廉，正值盛年；此后携带经书等待诏命于金马门，竟有四十多年而没有一次遇合，南来北往的风尘也不知消磨了他多少雄心。如今读他的诗，雍容典雅，发于真情而止于礼义，完全没有不平之感，先生又是多么自得啊！应觉从容地说，先生长期滞留在公车之中，有同僚和当权者向宰相推荐他，先生听说后，当夜便策马离开长安回去了。居住在乡里时，监司、守相大多敬重他的为人；有个同姓之人触犯法律，冒称是先生的侄子来免罪，还献上百金祝寿，先生只是笑着挥手把它推开，不肯接受。他自爱自守，大致就是这样。我写到这里不禁感叹：先生可以说是超然于功名富贵之外了！他的心灵清明洁净，像一根芥蒂也不能使它染黑；有时流露出来，便如万籁和谐自在，其中自有道理啊！自有道理啊！《辽阳稿序》

译我邑黄斗南先生的高尚风操和光明节义，海内传诵不已，可是我仍奇怪他的文章诗辞很少显现于世。恰逢先生的儿子思庵公整理遗留下来的书箱，得到《辽阳稿》，交给他的孙子懋勋刻印流行，篇数仍然很少。过去荆川唐中丞给先生写信说：“《易经》的《蹇》卦说，君子应当反躬自省、修养德行。大概在寂寥枯淡之中，对道心的助益反而很多。”自从儒者不懂得反躬自省的意义，境界高的便在文章气节方面激昂奋发，境界低的便沉溺于蚂蚁般的腥膻和老鼠般的腐败之中。像兄长这样的志气，本来早已超脱世俗尘垢，而与古代志士同道了。不知近来反躬自省的学问，从《蹇》卦中得到的体会如何？幸望赐教于我。张舜举说：“兄自从戌年到辽阳以来，作诗几乎有四五部，为什么多到这样？难道是要用这些诗来表现自己处在‘习坎心亨’境地的乐趣吗？或者是困窘忧愁、羁旅无聊的思绪，姑且借此来自我排遣吗？还是要抒写您对江湖的忧虑，表达您离开国家却缱绻不忘的爱，如同古代《离骚》之作吗？又或者是把自己比作铙歌鼓吹、辽东都护的曲调，与横槊塞垣的将士一同慷慨讴吟吗？如果都不是，那些枝叶般无用的辞章，足以使心灵沉溺、消磨时日，已经很久了。兄长为什么还要取用它们呢？每天作一首诗，不如每天玩味一爻一卦；每天玩味一爻一卦，又不如默默体悟而有所成就。这样说来，反躬自省同枯叶般无用的词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诵读这些话，又唯恐先生过分拘泥于文辞。然而如今刊行的也只有上下两卷，难道先生是受到中丞之言的触动，于是删去了很多吗？还是先生原本不在意这些，任凭它们散失了呢？等读到先生的诗，大多风格遒劲，精神开朗振拔；借物寄托兴致，往往含有深远的思绪，读来总使人默默心动。至于《朱夏篇》说：“偏居之日，三次反省旧日过错，触发新的悲怆。”《自责篇》说：“说大话竟毫无顾忌，平心考察起来为什么又不相符？”又如《新居篇》说：“君王最懂得陶铸人才的方法，辛苦用力便把我交付这次行程。”《东溪篇》说：“止园的钟鼎之荣我有什么可选择的？谈到经国济世，反而厚着脸皮惭愧。”由此又可以看出，先生在闲暇时所作的诗，经过磨炼锻造，自有下过功夫的地方；这正是反躬自省、修养德行的一个证明。这样说来，诗怎么会使心灵沉溺呢？沉溺的人只是自己沉溺罢了。诗又怎么会消磨时日呢？消磨时日的人只是自己消磨罢了。中丞的话，不过是为先生助上一鞭而已。起初我仰慕先生，觉得他像巍峨的泰山，恐怕无缘相见。后来亲近先生，恰逢他接受赐还官职的命令，任职历官至冏卿，不久便辞官归去。我作为诸生，带着名刺、整理衣冠伏地拜谒，当时先生正闭门养病，便命令小儿子扶着出来见我。他浑厚质朴、敦厚茂实，颓然如同田夫野老。瞻仰应对之间，我的鄙陋吝啬顿时消除，更使人无法再同他疏远。我私下认为，先生从《蹇》卦中得到的体会，一定很不浅。这也是反躬自省、修养德行的一个证明。由此看来，先生的诗就是先生所体悟的《易》。有时有所言说，有时无所言说，其旨趣是一样的，哪里能分什么本末精粗呢？所以我特意把这一点表彰出来，以为后世评论先生的人一定要参究到这里，然后才能认识先生的真实面目；至于作诗多不多，并不是需要追问的事情。《中丞怀鲁周公疏稿序》中丞怀鲁周公把前后奏疏稿刻印完成，写信送给景逸高伯子，嘱托我为它作序。我接受后读完了全书，起身感叹道：“高明啊！这些文章足以用来观察周公了。事情关系到国家根本的，言辞就深沉有力，如请求建立储君的奏疏就是这样；事情关系到国家体统的，言辞就警策严肃，如纠正东封之事的奏疏就是这样；事情关系到国家命脉的，言辞就昌明有力，如崇尚道德、重视节义、优待录用贤能的奏疏就是这样；事情关系到国家法制的，言辞就明亮严正，如举劾各属官员贤能或不肖的奏疏就是这样；事情关系到国家财政的，言辞就恳切迫切，如请求停止织造、停止摊派的奏疏就是这样。至于戊申年救荒一事，尤其是苦心经营、犹豫四顾地谋划，竭尽各方面力量去办理，甚至废寝忘食，披露肝胆、倾尽心肠，悲痛迫切，一字一泪，真是使人看见便不忍读，读了又不忍读完的文章，这就是请求蠲免、请求赈济的诸篇奏疏。若不是正直与忠厚合为一体，谁能做到这样呢？这些已经足以观察周公了。然而这样就足以完全说明周公吗？还不能。周公虽然慷慨任事，却老成持重，观察时机而后发言，发言必定合乎法度；他所特别致力的，是从容委婉地周旋，暗中改变形势、秘密挽救局面，把事情从冥冥之中拯救出来。他不喜欢用公开争辩、显然进谏来成就自己的高名，也不一定要求功劳出自自己；这些都详细记载在《待旦堂漫谈》中。他处理政务，只是虚心对待众人，孜孜不倦地寻求善策，常常像唯恐来不及一样。早晨有人提出意见，早晨便实行，等不到中午；中午有人提出意见，中午便实行，等不到晚上。这些全都是周公一片真诚精神所投注的地方，并不只在于指出是非、条陈利害而已。所以这部奏疏稿中，有眼睛共同看见的，有耳朵共同听见的，是我能够说出来、人人都能够知道的。至于前面所说的两方面，则未必全是眼睛能够看见的，也未必全是耳朵能够听见的；即使看见听见了，也多半习以为常而没有察觉，是我能够说出来、人人却不能完全知道的。哪里只是不能完全知道，甚至往往还反过来苛求更多。这正是我心中感慨的原因，所以特意加以表彰说明。”周公听了，感谢说：“竟有这样的事吗？”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于是他又说：“说到这里，过去确实受制于时势难以协调，不能完全使自己满意，那么我将怎样向世人交代呢？”又说：“说到这里，如今仍然受限于耳目容易局促，不能立即让众人全都明白，那么我又凭什么回应您的话呢？”我再次起身感叹道：“高明啊！周公的心胸竟是这样无穷无尽！” 由此看来，周公的胸怀是无穷无尽的；用这一点观察周公，大概就足以完全说明他了。如今三吴的父老正日夜奔走劳顿，若不是奔走到宫门前共同呼号，请求暂借周公，直指邓公也将特意上疏请求。圣明天子眷顾东南，不久将颁下惠民的诏命；用来穷尽周公无穷心力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吧。我还能够再加以评论编次，姑且执笔等待。《万历奏议序》

译国家的祸患，没有比阻塞更大的。所谓阻塞，就是上下各自隔绝的征象。因此大臣贪恋俸禄，不肯进言；小臣害怕获罪，不敢进言，这就是阻塞发生在下。幸而不肯说话的人肯说了，不敢说话的人敢说了，最终却仍被阻拦而得不到答复，这就是阻塞发生在上。阻塞在下，上面就孤立；阻塞在上，下面就孤立。这两种情形都是导致大乱的道路。我看到当今皇上聪明睿智，功业可比三代五帝。然而自登极以来，这两种祸患却交替出现。为什么呢？议论者认为，下面并不是自己造成阻塞，大概是上面有人这样做；但上面也不是自己造成阻塞，大概是下面有人这样做。然而追溯丁丑年有关纲常的各篇奏疏，政府不愿交付史馆公布，便迁怒于执掌奏章的诸位官员。从此以后，手段越来越巧妙，大多假借‘中留’来抹去痕迹，使进言者因其他事情获罪，而不让人因进言本身获罪。到了近些年，甚至还想连邸报也一并禁止，其原因就可想而知了。到了壬午年，情势一变，公道屈抑之后忽然伸张；戊申年再次变化，公论郁塞之后忽然畅通。这又足以说明，皇上果然从未辜负天下，天下也果然不敢辜负皇上。可是最终伸张的仍然屈抑，畅通的仍然郁塞，这又足以说明造成阻塞的原因根深蒂固，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突然拔除的。难怪评论时世的君子，俯仰于江陵、四明之间，越发不能不三次叹息了。我的朋友采于吴子，从小接受尊父复庵先生的家庭教诲，磊落而有志操。后来做了御史，早晨拜官，晚上便上疏进谏，直声大振。他巡行各地的空闲，搜集三十年来的奏议若干篇，分成若干卷，凡是前后被留中以及当权者不愿让它们流传于世的，全都交付刻印。我读了这些奏议，心中有所感触。同样是并肩侍奉君主，有些人唯唯诺诺，他们全都是享受俸禄的肉食者。一个人慷慨进言，同僚便群起诟骂他，不是说他好名，就是说他越级求进。大家都是进言罢了，触犯皇帝认为正确的意见的有十七篇，触犯权要认为不对的事情的有十九篇。君子攻击小人，人们便说：为什么这样刻薄？这不过是受到风闻传言的影响。小人挑剔君子，人们便说：为什么这样痛快？那些本来不存在的事也像有了凭据一样。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慢慢观察，难道是身处局中的人颠倒是非，而旁观者反而清楚吗？是士大夫的议论鄙陋，而道路上的百姓和役夫反而明白吗？是在大庭广众中喧嚣争论，而在平旦独处时才显露真实内心吗？是只在眼前喧哗，而事情定下来后便不同了吗？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由此可以考察时代的变化，可以观察人心，可以预测士气，可以参验善败得失的关键，使往事昭明而未来警惕。采于所做的功劳影响深远。不过我还想进一步有所献言。李忠定说，天下的道理不过是真诚与怀疑、光明与昏暗罢了。由真诚和光明推演下去，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由怀疑和昏暗推演下去，祸患将不可胜言。愿把这番话献给皇上，请求寻求达到尧舜境界的方法。苏文定说，天下有重臣，有权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有权臣，却一天也不能没有重臣。愿把这番话献给执政者，请求寻求成为重臣的方法。至于言官，掌握天下的是非；天下也掌握对言官的是非评判。进言之不可不谨慎，就是这样。愿把这番话献给台省诸官，请求寻求取信于天下的方法。太初郑子听了高兴地说：“说得明白啊，确实追究到了弊病的根源！专一而详核，得到了拔本塞源的意义；劝人向善广泛而公正，得到了相互修养、共同济助的意义。依此而行，天下就像在掌上运转一样，还有什么阻塞可言呢？”于是我把这些话告诉采于。采于说：“这本来就是我编纂这部书的用意。” 《重刻万历丙子南畿同年录序》万历丙子年的南畿序齿录已经重刻过两次了。乙巳年孟威，沈子又谋划重新刊刻。他对世系记载得更加详细，上溯到高祖、曾祖，旁及各房同宗兄弟，没有不具备的，大概是仿照他先父府君所编嘉靖癸卯科录子的体例。刻成之后，他封好拿来给我看，请我作序。我读了它，默默心动。自丙子年至今，仅仅三十年罢了，列在名册中的人已经有大半成为古人了。我抚摸着书卷徘徊，百般感慨徒然汇集。所幸其中还能够保全自身、没有灾患，难道不值得欢喜吗？虽然如此，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困难得如同登山，日往月来却容易得如同奔跑。即使再过三十年，又能有多久呢？难道不值得畏惧吗？俯首思考，这一切都系于人能否自立。能够自立，就有与天地同样长久、无穷无尽的东西存在；眼前区区的寿命长短，又哪里值得一提？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也不过同草木一起腐朽罢了；即使活到期颐，也只是白白浪费光阴，又有什么用呢？这样说来，逝去的人未必值得悲伤，活着的人也未必值得依赖；应当欢喜还是畏惧，另外自有所在。这是我们同道之人应当急切地猛然反省的。于是重甫华子、立之姜子一同对宪说：“沈子不远三千里来托付给你，你可不要忘记。” 我便把沈子的这番话诵读给两位听。两位说：“我们先前看到沈子的用心是长远的，是把同类视为一体的仁爱；如今又看到您的用心是切近的，是相互修养的道义。请让我们把这些话告诉同籍的诸位兄弟，希望大家共同谋划，不辜负这部录子。” 《石幢叶氏宗谱序》

译我邑的业参在廷尉任职二十多年，十分之一的时间在官署，十分之九的时间因病请假，家中只有四壁，却安恬和穆，处之自如。他对于富贵功名已经淡然忘怀了。一天，他放眼纵览石幢的旧址，抬头看见九峰高耸，青色山光延伸而来；低头看见双河水波粼粼，耐心环绕着一片碧绿。他感叹说：“这难道不是我的祖先无名公从吴江同里拄杖游历到这里，欣然认为这里景色优美，于是脱然舍弃故乡而迁居此地吗？到现在已经好几代了，子孙振兴绵延，这是谁留下的福泽？怎么能任凭它荒废在草莽之中呢？”于是退下来同他的堂兄懋拱商议。懋拱便编写宗谱。后来他说：“这部谱只记了形貌，还没有记载精神。”于是又进而同他的敬友尤卭州伯声商议。伯声便写了《世德传》。完成后，业参读了很高兴，于是把两书合在一起刻印，带来给我看，嘱咐说：“希望您能有所训诫，告诫我的宗族之人。”我推辞说：“懋拱编宗谱，是教人亲爱亲族，好像在兴亡一个家庭；伯声写传，是教人尊贤，好像在兴让一个家庭。我还说什么呢？”业参说：“虽然如此，您一定要有所训诫。”我说：“如果真为业参考虑，有两点：一是体察其中的意义，反求于自身；二是运用其中的意义，推而广之。” 所以亲爱自己的亲人，要从本心出发，确实有一种油然而生、不忍伤害的情意，并不是为了徇私；尊重自己所尊重的贤者，也要从本心出发，确实有一种肃然起敬、不敢轻慢的情意，并不是故意矫饰。这就是反求于自身的道理。因此由亲爱自己的亲人推及别人的亲人，一同加以温煦爱护，在不忍伤害的心情中，亲亲之道的分量才完整；由尊重自己所尊重的贤者推及别人的贤者，一同加以敬重，在不敢轻慢的心情中，尊贤之道的分量才完整。这就是推而广之的道理。这样以后，对内可以尽到自己的责任，对外可以尽到对别人的责任；从长远说，可以保全无名公的质朴而恭敬地承继他的初志；从眼前说，可以发扬乐善诸公的光辉而使他们的事业有厚重的结局。这才是所谓记载宗族精神，而不只是记载外在形貌。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业参自己罢了。”业参谢道：“说到这里，我哪里敢独自承当？请允许我把这些话记录下来，用来训诫宗族之人，大家早晚共同佩服奉行，希望能够达到万分之一的境界。石幢叶氏将长久地拜受您的恩赐。” 《贵溪县志序》京口惺宇钱侯任贵溪县令到第四年，政绩已经完成。一天，他曾问身边的人：“本县有县志吗？”回答说：“还没有。”他叹息说：“知县是做什么的？”于是退下来谋划编写县志，八个月便编成了。因而嘱托他的同年安封部，请我作序，并把县志的大略摘录给我看。我读过后，便对封部说：“今天的县志，是众人治理出来的；将来的县志，是钱侯治理出来的。我没有什么可增饰的言辞。”封部说：“为什么？”我说：“钱侯已经说过了。景泰年间，有位张广文铎，曾经创作县志草稿，却独独缺少人物部分，与没有县志相同。万历初年，容庵伍公设局纂修，已经完成了一半，恰逢被召入京离去，终于没有完成。幸好有庠生汪如汲，曾因文章品行受到伍公赏识，拿出他所著的《阐幽志》一卷，以及他同故友张楫共同抄录的一部私志，再用我平日咨询考察的材料加以质证，确实足以互相参校。于是具文请示监司，把诸生集中到象山书院，每日考核、每月订正，广泛采集而加以约束删裁。全书以八项为纲，以五十项为目。至于人物一项，尤其慎重，必定逐户询问、逐家访问。这就是汇集全县的耳朵作为自己的耳朵，不敢只凭自己的聪明；汇集全县的眼睛作为自己的眼睛，而不敢只凭自己的明察。”所以说：“今天的县志，是众人治理出来的；但我听说，先有朱邑，天下后世才没有不知道桐乡的；先有鲁恭，天下后世才没有不知道中牟的。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因人物而受尊重，而不是地方能够使人物受尊重。”回想从前丁丑、戊寅年间，钱侯的两位叔父在泾上读书，风采翩翩，彼此争相显露才华。前些年玉沂别驾任职时，经过东林，我们切磋学问的情谊很深。钱侯的家学由此完全可以想见；等到他做县令，致力于清洁自身、爱护百姓，各项惠政都历历可述。至于赋役一事，更是极其详慎；他所更定的官收官解办法，使上下都感到便利，当权者还准备把它作为全省的准则。难怪本县父老子弟没有一个不歌咏钱侯。今后，希望他更加努力，不要改变最初的志向，这样将来本县的父老子弟便没有一个不世世代代歌咏钱侯了。如此说来，这个县难道不会同桐乡、中牟一起光耀千古吗？所以说：将来的县志，是钱侯治理出来的。”封部说：“先生谈论县志，实在说得好，这足以作为钱侯的元龟。”于是写下这些话回复钱侯。《周左卿〈熊南集选〉序》

译文章的变化日新月异而没有穷尽，实在太奇妙了！起初我以为六经之后，庄子、左丘明和《国语》已经达到最高境界。慢慢考察，庄子、左丘明和《国语》之后又有两司马；两司马之后又有三曹、二陆、二谢。二谢之后又有少陵、青莲；少陵、青莲之后又有昌黎、柳州、庐陵、眉山。我朝兴起之后，有金华、天台、昆陵、晋江、北地、历下、弇州。近来如京山、云间、长水，也都各自翩翩然成为一家。如今又看到了左卿！他的意趣深远，色泽古雅，骨力劲健。吸取精华很多，运用材料宏大；旷达而不越轨，曲折而不支离，繁密而不使人厌倦。上下两千年间，不知应当拿谁来同他相比。文章的变化日新月异而没有穷尽，实在太奇妙了！晋陵周幼潜对我说：“人们知道左卿的文章，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左卿曾任比部郎，以浑厚统摄精明，恻隐而仁厚，又严肃而端正。如今任水部郎，以精明统摄浑厚，井然有条，又凝重深厚。运用收放全在心中，文章卷舒全在手上，有时流露出来，并不局限于固定的范围。左卿心中还有什么事物不存在呢？这就是他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原因。”过了一会儿又说：“还不止如此！我又看到他见识包罗古今，但用意常常谦下；应酬纷繁，而气度常常闲适；笔下绚丽多彩，而平居常常质朴。左卿心中究竟何曾存在过什么具体事物呢？这又是他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原因。”顾叔子听了说：“确实如此！正因为他有，所以能够变化；正因为他无，所以能够化育；正因为有而能无、无而能有，所以能够日新月异。这里面的关键实在微妙！哪里只是文章的问题呢？哪里只是文章的问题呢？”尤卿年轻时曾跟随胡庐山、颜冲宇两位先生游学，两位先生都是曾经闻道的人，都极力称赞他的敏捷颖悟。这正是我所愿意整理衣襟前往请教的人。左卿愿意不把这些道理对我秘而不宣吗？希望能够在露淮水斋得到机会，选择日期，请教并穷究其中有与无、变化的微妙之处。《泾皋藏稿》第七卷终 《泾皋藏稿》第八卷 无锡顾宪成著 序三 赠鸿斋乔君任洪洞县令序 赠凤云杨君任峡江县令序 送肖桂朱先生任怀庆知府序 赠葵庵杨君升任永州知府序 赠巽川李先生升任汉中知府 赠松陵尹徐仁宇入朝觐见序 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叙 赠桂阳聚所罗侯升任兖州少府序 祝贺蓉溪叶翁六十寿序 送迟庵谭先生升任岷藩教授序 赠宜诸欧阳郡侯升任颖州任职序 祝贺太宗伯太室徐先生六十寿序 送敬所周先生升任平乐知府序 赠聚洲王给谏从京口回滇中省墓序 《赠鸿斋乔君任洪洞县令序》同门思仪乔子成进士后的第三个月，天官任命他为洪洞县令。乔子端正地思考，默默念道，只怕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向内心询问为政之道。唐沈子沈子说：“为政在于得到百姓，得到百姓在于因循当地风俗，这不是我能远远揣度的。”乔子到了任所再作考虑。太来徐子说：“验证就在幼稚纯朴的民情。”明胡子任荆溪县令，文见刘子任昆峰县令，向卿苑子任阳曲县令。荆溪县令喜欢用宽舒来安抚百姓，因而民风坚实；昆峰县令喜欢用诚悫来治理百姓，因而民风浮薄；阳曲县令喜欢用整肃来治理百姓，因而民风旷达。可见各地确实不相同。介卿刘子说：“说得好！”乔子跟随司理官之后，得以跟随按察使考察各县吏治，希望把这些作为准则。仁甫但子问：“洪洞怎么样？”患甫陈子说：“我从县志中听说过。那里的君子忧虑深远、思考长远，小人节俭而勤劳，是个好县。乔子前往那里，只需依照这些去做罢了，不必惊慌。”振甫张子说：“不只是这样，洪洞这个县，沿着黄河，倚靠太行山，是天下壮观景象汇聚、众人耳目集中之处。”乔子本来就很有才华，喜欢作诗，于是可以登高远眺，舒展他的明朗旷达之怀，我知道他一定会有翩翩然的长进。京甫杨子笑着说：“这对政务有害。”及卿陈子说：“如果这样，那么典谟风雅就要如同水火一样相反了。”当时克苍李子正在考察户曹政务，乔子经过便同他谈论此事，李子没有回答，只同他谈钱粮事务。乔子说：“井然有序啊，已经进到养民的境界了。”另一天，他又把这话告诉太常懋权魏子，魏子没有回答，只同他谈俎豆礼仪的事情。乔子说：“光明显盛啊，已经进到教化的境界了。”于是廷征史子为惟凝钱子诵述这些话，钱子说：“心唐子善于参照，泰来子善于验证，介卿子善于取法，忠甫子能用事实，振甫子能用虚理，京甫子正直而委婉，及卿子委婉而明辨，李、魏二子能把隐微的道理彰显出来，仁甫子能引出端绪，廷征子能详尽说明；他们真是做地方长官者的蓍龟啊。”衡卿金子说：“可惜没有让益夫听到。”林子孔昭、杜子听到了，于是对乔子说不要忘记诸位同好的话。叔时顾子申之说：“不要忘记钱子的话。”乔子说：“好。”当天便独自乘车前往洪洞，一年便使县政整齐，二年便使风俗改变，三年便取得成效。四方听说后，都认为我们二三位兄弟以情谊相互切磋的心意已经充分表达了。《赠凤云杨君任峡江县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