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皋藏稿第十卷

译从前柳子厚被贬职到永州，他所写的文章，往往带有无聊苦闷的神色。至于苏子瞻，又是何等超然自得呢？他的诗说：‘每天吃三百颗荔枝，不妨长久做岭南人。’可以说他懂得如何处置自己的处境。我私下想，顺境和逆境是时运，困厄和显达是命运。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事，不希望得到本分之外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忧虑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忧虑儿子侍奉父亲一样。臣子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儿子不能得到父亲的认可，所应当做的，是日夜反省过失、弥补错误，以谨慎警惕来坚持，以诚恳来感化对方，动摇心志、忍耐性情，增加自己原本没有的能力，以等待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快乐接近忧虑，忧虑接近不足，快乐接近盈满。所以柳子厚虽然已经失意，苏子瞻也还不能算得意。不过，这两个人当然也各有说得通的地方。子厚豪迈不羁而怀有奇才，存有经世之心；他亲近王叔文等人，并不只是希望求得富贵罢了，一旦被加上不祥的名声而被逐出，他将如何承受？子瞻高远旷达、超拔流俗，不能向人低头，因此人们嫉妒他而加以中伤，却未必是皇上的本意。像这样的事情，不过如浮云飘过太空，哪里值得放在心上？这样看来，子厚的忧愁和子瞻的快乐，都不是苟且而来的，而且不只是这一点。子厚即使确实不胜无聊，最终也能发愤磨砺，列入不朽之林，同韩昌黎并驾齐驱，那么也可以洗刷从前的污垢，使自己感到愉快，消除困厄和忧愁。子瞻难道不是应当称道、奋发而起吗？可是忠于君主、热爱国家出于他的天性，只因性情刚直，屡次招致罪责，使谗邪之人得到势头，反复给君主的德行带来拖累，那么他的黯淡、悲惨、恳切和哀痛，几乎更为严重了。这也可以说明，子厚的忧愁未尝没有快乐，子瞻的快乐未尝没有忧愁，并非通常的情形可以测度。我没有能力衡量自己，距离这两个人还差得很远，哪里敢冒昧地把自己附会在忧与乐之间呢？只是自从我受到谴责以来，从监司以下的官员，最终都郑重地以宾客相待我；州中年长者和子弟没有让我处理政务，反而把我当作养育他们的父母，一切供奉侍奉都十分谨慎，而我却没有丝毫报答。在塞闲时，我曾同各位士人有所评议，大体不出训诂范围，并不能给他们增加什么。于是我回来后反省自己：六尺之躯，仍然是从前的我；征发和困厄都归于草率混乱，又没有丝毫建树，懈怠了自己的职守，却勤于享受，占有官名却毁坏实际，只有惭愧罢了。我考察州志，过去庄公定山也曾被贬到这里，留下很深的恩德，直到今天人们还能谈说他。至于焦泌阳，虽然地位尊贵，显赫如日月，却没有人过问他。得失的鉴戒，明白得很。我将处于什么位置呢？唉！柳氏只是文章有成罢了，苏氏还没有脱离文章，庄氏才真正脱离了文章。庄氏大概到了晚年出仕，还免不了遭受嫉妒和非议，何况比他更差的人呢？出仕和退处真是太难了！我到了桂城，没有住处，借住在藩署。每天起来无事可做，时时坐在其中的轩中，摊开书来阅读。每每又想到：仰面对先贤，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俯身面对州中的长者和子弟，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交代。因此给这座轩题名为“愧轩”，并写下这篇记。意思如此，是想让天下后世知道我的过错罢了。○《游月岩记》

译我在这一年的九月六日到达桂阳，过了五天将要前往永州。走了三天，经过道州，州大夫张四可出面拜见我，询问濂溪周先生的旧事。大夫说：“州城以北约四十里有月岩，相传是周先生悟道的地方，是一处奇观。”我说：“是什么样子？”大夫说：“地方志说岩石形状像圆形粮仓，里面可以容纳数万斛，东西两面都有门可以通行，洞的中央是空的，顶部也空缺。从东面看像上弦月，从西面看像下弦月，从中央向外看像望月。周先生就依据它来绘制太极图。”说完我又会见了彭将军哲庵，他谈到这件事，也说确实如此。我说：“真有这样的事啊。”第二天便一同前往。到了那里，沿着山崖攀登，下到一处平台稍稍休息，徘徊四顾，只见奇石密集地布满石壁，在眉睫之间变幻纷繁，令人应接不暇。即使王子猷在山阴道上游览，也不知道是否见过这样的景象。哲庵说：“我从地方志中听说过：有的像奔走的猊【四库本作猊】，有的像伏着的犀牛，有的像缓慢爬行的乌龟，有的像翱翔的凤凰，有的像蜿蜒的龙蛇，可以说是笔端自带图画。”我说：“还是没有说尽。我想给它们一一命名，最终却找不到相似的名称，只好作罢。” 于是我同两位君子慢慢前行，到了洞中向外望去，果然又圆又明亮，正如大夫所说，没有错。我便笑着对他们说：“今天正是望日，所以应当有这样的景象。”随后转向西面寻找，退后观看，所到之处总要停立凝视，彼此赞叹欣赏。又登上岩顶，忽然看见几朵白云，缓缓从东方飘来，望去大约在数里以内外。张君觉得奇异，指着那边叫我说：“那里是濂溪先生的故乡。”我听了以后精神飞扬，当时觉得两腋生风，恨不得乘云飞去，登上濯缨亭，饮尽一斛那里的泉水，洗涤尘世的污浊，然后慢慢向周先生求取太极图。我为此徘徊了很久。随后回到岩下坐着，左右的人接连献酒，酒送到就一饮而尽，主人不劝饮，客人也不推辞，只顾畅谈清雅之言，我完全沉浸其中。不一会儿，细雨刚刚停歇，斜阳将要落下，我们陶然相对，胸中充满温润和兴味。轿夫在旁边悄悄说天晚了，我们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儿，我从容地问两位君子：“快乐吗？”张君说：“在这样的时刻，不知道胸中还有什么，也不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彭君点头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两位君子回头问我，我说：“我也是这样。” 我起身叹道：“这次游览真美啊！内心没有任何阻碍，忘掉了；外界没有任何阻碍，也忘掉了；内外两方面都忘掉了，这就是濂溪先生所说的‘静’，明明已经接近太极了。我们偶然寄托情怀、获得适意，在俯仰之间，心境顿时开阔，常常自然有所领会，何况周先生呢？”他从这座岩石得到的帮助，难道还少吗？即使说他是依据它来完全领会太极图，也并不过分。从前朱子注释《大学》的格物之义，说即使一草一木也不可不加以体察。王文成反驳说：‘为什么舍弃内在而追逐外物呢？’如今看来，哪里有所谓内、外之分？黄河的马可以用来画卦，洛水的龟可以用来叙述洪范九畴。天高地低，万物各有不同，新旧、腐朽、奇异，最终都归于神妙的道理，只是人自己造成了间隔罢了。王文成大概是受到世人舍内逐外的风气刺激而发此言吧？我从这座岩石这里有所领悟。虽然如此，领悟并不难，真正做到却难。如今周先生以‘主静’为根本，为什么呢？所谓主，就像一家有家长，一个国家有公侯，天下有君王，不可以一天没有它，不像旅途中暂时来去的东西。我们有幸获得片刻闲暇，探寻奇景、讨论胜境，回头看那纷乱喧扰的尘世，远远像仙境与凡间一样。因此情绪舒畅，精神愉悦，洒脱自得。退下来同纷乱喧扰的人交往，最终也归于纷乱喧扰罢了，哪里能够真正拥有这种境界呢？不只是这样，我和张君原本生长在吴越之间，距离这里四千多里。彭君是楚地出生的人吧？他的家原在赤壁之下，距离这里也有二千多里。他平生仰慕周先生，如同饥渴求食求饮，一旦能够游览周先生的遗迹，便好像眼睛因此更加明亮，耳朵因此更加聪敏，心胸因此更加清爽。假如早晨在朝廷，晚上便到这里来，把它当作衣带之间的寻常事就满足了，那么将会习以为常，漫不经心地不再反省，想要获得一丝洒脱自适，也就不可能了。即使每天住在这里，同处于纷乱喧扰的尘世又有什么不同？恐怕未必相合。这样看来，先前所说的‘静’，按照周子的旨意，恐怕不能仅仅根据我们三人居住在这里、距离这座岩石只有二千里或四千里来判断。什么叫领悟呢？两位君子称好，靠近我索求主静的秘诀，我面向墙壁不回答。过了一会儿说：‘你们还是去问月岩吧。’于是各自喝完一杯酒，告别离去。过了七天，我从永州回来，于是记录下这些话保存下来，用来反省自己，也兼以留给两位君子。这一年是万历十五年。○《尚行精舍记》

译我从前读孚如邹子衡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假使教化广泛融洽，家家讲求性命之学，人人都成为尧舜，而议论反而越来越精细，世俗的趋向却越来越低下。世上的君子，只有亲身实践、以身作则来建立教化，这才是挽救时弊的第一要义吧？’我起身叹道：‘确实如此！邹子为什么先得到了我心中共同的感受呢？我应当跟随在他后面了。’一天，郡侯怀白周公写信给我说：‘我的老师邹先生在乡里新建了一所书舍，题名为“尚行”，各位志同道合的人在其中讲习。他大概深深感慨于空谈的弊病，想用亲身实践来挽救这种风气，这个意图非常盛大。我私下认为这件事不能没有记文，冒昧请您作文。’于是孚如也写信来，请我记述此事。我又起身叹道：‘确实如此！邹子为什么这样勇敢呢？我应当拜倒在他后面了。’不过，世人难道不又会因此向邹子求取所谓的领悟吗？我认为邹子题名‘尚行’，正是领悟之后的话。为什么呢？凡人对于道，在还没有见道时，即使诱导他去做，他也不做；再逼迫他去做，他也不做。即使侥幸做了，也只是安排自己去做罢了，只是勉强把持自己罢了；早晨做，晚上停止；晚上做，早晨停止，只是勉强做作罢了，仍然不算真正实行。等到他已经有所见，之后才会产生真正的兴趣；有了真正的兴趣，之后才会产生真正的爱慕；有了真正的爱慕，之后才会产生真正的精神；有了真正的精神，之后才会产生真正的体验。他实行起来，不需诱导便会自我勉励，不需逼迫便会主动趋赴，即使天地广大、万物众多，也不能用别的东西替换它。所以说，邹子题名‘尚行’，正是领悟之后的话。怎么能仅仅通过谈论领悟来求得邹子呢？何况世上谈论领悟的人很多。我不敢说他们错了，但他们是否也曾回去在实行上验证过呢？古代圣贤在日常生活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身勤勉仍觉得不足；如今的人却在精微玄妙之处举止从容、指点自如，一朝阐发道理便自以为有余。试让他们回去在实行上验证，果真能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一一实际做到而没有遗憾吗？果真能一一做到而没有遗憾，那就是超越圣贤而在其上了；如果还不能做到，那么他们所谓的领悟，难道不是揣摩推测罢了？新会讲主静，姚江讲致知，他们经过了多少参究叩问？经历了多少磨炼考验？作过多少增删取舍、反复改易？其中的艰难极多，难道可以用揣摩推测来代替吗？因此，邹子题名‘尚行’，只是用来讽刺那些喜欢空谈领悟的人，使他们反省自己并认识自己，并不是忌讳谈领悟。又怎么能仅仅通过谈论领悟来求得邹子呢？何况邹子的学说，对于尚未领悟的人，尊奉并实行它，到最后一定会逐渐显著、逐渐明察，随着人事穷尽而天理显现，有一天豁然贯通；对于已经领悟的人，尊奉并实行它，到最后一定会更加昭明、更加纯粹，深入肌肤而遍及骨髓，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那么领悟从哪里开始？因实行而开始；领悟在哪里结束？也因实行而结束。邹子题名‘尚行’，正是因为他比只标举领悟的人理解得更深。又怎么能只凭领悟来求取邹子呢？不必了，只要就邹子所标举的‘尚行’二字反过来求取他罢了。邹子风度翩翩，凭借俊才，铺陈英华、挥洒辞藻，才华横溢地同作者并驾齐驱，却不以此为满足；后来任铨政，锐意整顿澄清，在辛、壬年间，天下人的看法和听闻一日之间改变，直到今天仍受其恩惠，他又不以此为满足。退居后修养自己的品行，光明皎洁，自我洗濯，遵守法度，践履准绳，丝毫不越界。邹子崇尚实行，大概就是这样。我还要求什么呢？只是想到天理难以纯粹而容易夹杂，人情有开始却少有善终；从今以后，希望他尽力铲除枝叶，专心归于根本，果断而不疑惑，积累而不懈怠，继续发扬、不断接续，每天更新而日益充实，以达到独处时无愧于心、醒时梦中都一样的境界。这样或许可以使心性完整浑融，随手取来都是道；出来写文章，不炫耀技巧；出来建立功业，不夸示意气；卓然成为当代纯正的儒者。那时人们无不说：‘这才确实是能够崇尚实践的人，这才确实是能够以自身作为表率的人，这才确实是能够像中流砥柱一样挡住狂澜、使它向东流去的人。’他对于世道人心的补益，实在不浅。我同邹子是内心相交的朋友，所以不以颂扬来写，而以规劝来写。邹子会答应我吗？于是写下此文，向周侯请正，又把它回复给邹子，希望邹子能够进一步教导我，使我果真能够仰望并跟随在您后面。○《虞山书院记》

译常熟的先贤说，子游的故里有一所书院，相传是吴中子弟跟随他游学、聚集讲学的地方，一名文学书院，一名学道书院。自宋代进入元代，曾在至正末年废弃，到本朝宣德年间恢复；后来又在万历八年第二次废弃，没过多久便再次恢复。大概这关系到斯文的命脉，自然有一段精光灼灼地存在于人心之中，不容许它消灭，所以能够这样反复恢复，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书院的规制还不完备，经过的人都感到惋惜。瀛海耿侯勤勉好学，来主持县政，整治奸邪、剔除弊病，各项事务都焕然一新。一年之内百姓大治，恭敬地承受和乐之政，弦歌之声遍满四境。一天，他到子游祠下拜谒，徘徊不忍离去，慨然叹道：‘这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的责任啊！’于是向当道请求重新修建，首先捐出奖金倡导，接着又捐出俸禄。当时抚台周公、李公，操江耿公、丁公，巡按、如今升任提学的杨公，巡盐左公，巡仓孙公，巡江李公，兵备杨公、蔡公，知府李公，都赞赏他的情谊，各自捐金资助。县中的绅士欣然积极响应，乡里的父老和百姓也无不踊跃办事。刚刚五个月，便告竣工。巍峨的虞山，庄严地成为东南一带的大观，正在这里。于是改名为虞山书院，以表明此地。给祠堂题名为‘言子亲之’，也是尊崇言子。配祀游寓梁昭明太子，统称名宦的宋县令孙公应时，县中的贤明修撰张公洪，都宪吴公讷，侍郎徐公恪，别驾桑公悦，大参周公木，考廉邓公黼，县丞朱公召，布衣邹公泉，都是顺应舆论而列入的。又为书院追溯源流，在讲堂前题名为‘愿学’。孔子曾是子游跨江过河、不远千里、提起衣襟快步趋前、面向北接受学业的老师。旁边又建精舍，题名为‘友颜、友曾、友思、友孟’，而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周敦颐、邵雍、二程、朱熹、陆九渊，以及我明代的薛、胡、陈、王诸位先生，也都依次排列其中。这些人是子游前后相隔二千年之间，共同疏导、扶持、奔走，成为孔子羽翼的人。走进它的门，登上它的堂，俯仰瞻望，浩浩荡荡，仿佛他们就在上面，仿佛就在左右。宗庙的美盛、百官的丰富，不比当年洙泗之间逊色了。于是子游的后裔诸生言福、言喜以及侄子言逢尧，一同来拜访我，请求写文记述此事，以表彰耿侯的德行，使人知道而不忘。我说：‘这件事不是你们可以私自据为己有的。’正好耿侯写信来嘱托说：‘希望听到您的一句话教诲。’我推辞说：‘耿侯已经题写出命名了，哪里还用我多说？’言福问：‘为什么？’我说：‘耿侯题写“愿学孔子”，这正是我们应当紧要用力的地方。只要发出这个愿望就够了。’我说：自从耿侯提倡以来，凡是围绕在旁听讲的人，也已经都振奋起来了。我说：谈何容易！我私下估计，能够做到这一点，必定有废寝忘食的真精神；必定有独立自持、无所畏惧的真力量；必定有即使行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而可以得到天下也不去做的真操守；必定有遗弃世俗也不感到烦闷、不被人认可也不感到烦闷的真胸襟；必定有遭遇夭寿都不改变的真骨气；必定有为天地建立正心、为百姓建立命运依据、为往圣继承绝学、为万世开启蒙昧的真气魄。这六点都具备了，才可以说真正发出了这个愿望。谈何容易！言福说：‘有这么难吗？’我说：‘又不是这样，关键在于认识孔子。怎样才能认识孔子？关键在于认识自己。为什么？因为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孔子。’言福说：‘那么孟子为什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呢？’ 我说：‘这正是说人如果不成为圣贤，就会成为禽兽，必须从那一点微小的区别上辨认出来。试从眼前的事实来验证：在一座厅堂之上，文质彬彬、人才济济，不谈性命之学便不谈，不合礼法便不行动，俨然是圣贤之徒，还是这个人。过一会儿退下来同乡人相处，大概就免不了堕入习俗的套子。又过一会儿退下来同家人相处，大概就免不了堕入习惯和私情。甚至放纵偏邪、奢侈无度，什么都做得出来，距离禽兽也不远了，仍然是这个人。为什么差别会如此悬殊呢？那一点只系于一个念头之间。所以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保存它还是丢失它，两者之间不能相差一寸，这就叫“几希”。魏庄渠先生转述陈元城的话说：“凡人自我期许，应当以圣贤为标准；自我责备，应当以禽兽为标准。”我每次读到这句话，心中总会隐隐震动。我私下认为，必须这样，才能认识那一点微小的区别；认识那一点微小的区别，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才能认识孔子。真正认识了孔子，即使想不成为孔子，也不可能了。这是我从耿侯深微的旨意中窥见的，冒昧替耿侯引出这个头绪。请您替我回复耿侯：耿侯潜心于孔子已经多年，必定有所领会。’ 希望他能够充分发掘自己的内在积蓄，以恩惠施予我们吴地，使这条道路像正当中天的白日一样光明，使吴地士人自己明白，从洒扫应对一直到更高的道理，都知道应当向往，仿佛拨开云雾看见白日，这就是我的愿望。哪里只是我的愿望，实在也是耿侯的愿望；哪里只是耿侯的愿望，实在也是孔子的愿望。这样以后，言子北上求学而归，就不会孤单；孔子含笑的地方，也不只是在武城。耿侯难道会推辞吗？言福等人都起身拜谢说：‘论述到了这里，确实不是微小浅薄的见解可以私自据有的。’于是整理记录这些话，回去刻在石碑上。周公名孔教，临川人；李公名三才，顺天人；耿公名宾定，力麻城人；丁公名宝，嘉善人；杨公名廷筠，仁和人；左公名宗郢，南城人；孙公名居相，沁水人；李公名云鹄，内乡人；杨公名洵，济宁人；蔡公名献臣，同安人；李公名右谏，丰城人；耿侯名橘，河间人。至于教谕黄家谋，训导化大顺，朱朝选县丞赵继俊，楼汝栋主簿王化曾，承忻典史俞钰，也都参与了这件盛事。按规定可以附在文章末尾记载。○《陆文定公特祠记》

译有位客人问我：‘陆文定公是怎样的人？’我说：‘就是海内共同传称的平泉先生吗？先生早已亲自提出“平”的道理了，哪里还用我再说一句赞语？’客人说：‘为什么这么说？’我对先生所谓的“平”很有感受。孔子不是说过吗？天下和国家可以治理得均平，爵位俸禄可以辞去，白刃可以踏过，但中庸却难以做到。为什么在“难以做到”之中，却把它归结为平常的言语和行为呢？平正而没有奇特，不能凭个人意见任意播弄；平正而没有偏僻，不能凭个人念头强行把持；平正而没有险峻，不能凭意气任意驰骋。所以说：聪明的人超过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贤能的人超过它，不肖的人达不到它。聪明和愚笨、贤能和不肖之间相差很远。把他们引入中庸，聪明的人也显得愚笨，贤能的人也显得不肖，一切技巧都失去作用，所以难以做到。先生大概已经接近这个境界了。’先生年轻时跟随家人学习农事，带着经书一边锄地，后来请求父亲志梅公，才得以完成学业。学业完成后，在南宫考试中名列第一，被选入中书省读书。他却以凭文章辞藻自我逞强为耻，退下来潜心研究性命之学，每天同各位名贤长者切磋磨炼。他的学问以六经为根本，不喜欢拘泥章句；有时有所会心，便拿一张纸挥笔写下，往往出人意料。同时通晓三家之学，用来解脱尘俗的蒙蔽，淘洗其中的渣滓，既不沉溺其中，也不忌讳不谈。他说：‘我同般若有缘。’时间久了，他的涵养日益充实，造诣日益纯粹，深沉肃穆，浑然天成。他对于规矩、准绳和尺寸极其谨慎，却从不故意装作庄严来显示不同；对于日常事务和各种事物，任其自然地来，任其自然地去，完全没有选择取舍，却从不随便迁就来显示与众相同。不争而自有尊严，不结党而能聚合众人，这些先生都具备。况且你没有见过吗？像徐文贞那样通达，对天下贤人君子无不推举扶持，却唯独不能把先生混同其中；像严分宜那样奸诈，像张江陵那样强悍，对天下贤人君子无不摧残剥削，却唯独不能加害于先生。为什么呢？先生本来就不是可以亲近，也不是可以疏远的人。对于先生所谓的“平”，确实很有意味。’客人说：‘先生起初做诸生时，县令朱公知道他贫穷，想周济他，他不肯接受，朱公便暗示他到闲散处所任职。先生像没听懂似的离开了。等到他以庶吉士身份补授官职，张文毅忽然问他拜谒内阁时有没有贽见礼物。先生答说没有。张公说：“这是旧例，我假如送两份礼物过去就可以了。”’ 先生迟疑着拿回去，第二天竟然没有采用，又拿回来。凡此不过都是小事罢了，何必这样拘泥认真呢？莫非近于固执吧？”（先生）说：“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事情有大小，道却没有大小。合乎道，即使有千辆马车、万钟俸禄，也能安然接受；不合乎道，即使是一介之微也不从别人那里取，也不拿一介之微给别人。这是固执，却正是所谓的平。客人说：“先生考中进士第六名，屡屡经历十五年，屡屡归去，又屡屡起用，屡屡起用，又屡屡归去。前后任官，没有不到一年就离职的，全都成为山林中的人了。恍惚已像接舆、荷蒉那样的闲人。莫非近于偏激吧？”（先生）说：“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进取是人情所容易做到的，必须用困难来对待它；退处而两者都能得到，恰当是人情所难做到的，必须用容易来对待它，然后进退两方面才都恰当。所以说：三次谦让才进用，一次辞谢便退处。这是偏，却正是所谓的平。客人说：“先生晚年接受宗伯的征召，慨然怀有开创新局、挽救时局的志向，不久因与时事不合，托病辞归，可以说是见到几微便有所行动了。临行前又上疏陈述十件事，其中所列举的辨明宫府、抑制外戚幸臣、斥责宦官，极大触犯时忌，像少年人的英锐作为，莫非近于激烈吧？”（先生）说：“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大臣上与宗庙社稷同为一体，不因去留而有二心；下与四海九州同为一体，不因出仕或退隐而改变心志。韩、范、富、欧，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只是内心确有不能自已之处罢了。这是激烈，却正是所谓的平。至于模棱两可罢了，调停敷衍罢了，同流合污，只求免受讥刺罢了，这只是世俗所谓的平，不是先生所说的平。所以说：有似是而非的，有似非而是的；二者的分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可不仔细辨察。客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先生可以做宰相了。”（先生）说：“可以吗？先生自己也曾说过：宰相是元气，台谏是药石。调和阴阳、治理政务，是辅助元气，贵在平；纠正过失、匡正违失，是备置药石，贵在明。至于范质说：‘要喝下三斗浓醋，才可以做宰相’，这又极力破除了似是而非的说法，只可惜范质欠缺为世宗一死的气节。由此看来，做宰相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又对客人说：“宰相有待于先生，先生却无待于宰相。我看见先生活着时，人人都仰慕他；他去世时，人人都哀悼他。作为当年的范式，流传到后世的风气，将使薄情的人变得敦厚，使顽劣的人变得廉正，使鄙陋的人变得宽厚，使懦弱的人能够立身。先生的一片精神，没有一天不默默运行在天地之间。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就在这里了。至于是否做宰相，又何必去议论呢？”恰逢他的同乡聚集全族，商议为他建立专祠，奉祀先生。先生的儿子大行君伯达嘱托我作记。我对先生来说，应当属于私淑弟子之列，只是惭愧自己浅陋，不足以窥见先生的境界，却独独对“平”这一句话很有体会，认为像先生这样的人，可以说已经接近中庸了。于是记述下来。我曾经论述编次的文章，改日还应当采集九龙的灵芝，用二泉水来佐祭，亲自到先生祠下荐献，并请先生加以指正。不知先生能答应我吗？龚毅所先生城南书院生祠永思碑记

译我抱病住在泾曲，每天坐卧在斗室之中，所有交际应酬都停止了，几乎像桃花源里的人，不再听闻人间的事情。一天，县里的父老赵仁等人结伴来到我的住处拜访，我推辞不见，他们坚持请求，我才接见他们。上前询问缘故，众人都拜下说道：“我们私下有一件恳求。”我说：“什么事？”他们回答说：“江南的差役中，最沉重而艰难的，没有比粮长更甚的；粮长差役中，最沉重而艰难的，没有比白粮更甚的。有见识的人怜悯这种情形，曾经提出过役田的建议，也提出过役银的建议，还提出过役米的建议。为我们这些人谋划，实在可以说周全到了极点。只是每立一法，便会产生一种弊端，利弊参半，仍然不能彻底廓清而使我们大为苏息。幸亏乡里的达官毅所龚先生亲眼看到这种情形，内心怜悯，考察清楚事情始末，权衡公私，列出八项建议：一是增加白粮的耗米；二是革除千料粮船；三是分别征收银、米；四是合并征收徭银；五是革除没有名目的供应费用；六是免除粮船的盘查验收；七是放宽批单的勾取拘捕；八是增加金花的滴珠。精密审慎而且详尽周密，确确实实切中要害。当道听闻后认为很好，立即批准施行。从此承担差役的人节省费用超过一半，人人感念他的恩德，饮食时一定祝愿说：‘上天如果真有我们这些人，尚且不会后悔有先生这样的恩人。’ 事情办成后，便在城南书院建立生祠，以表达报答之意。这座私立书院本来就是先生未中进士时读书的地方。县令柴公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当道以及两院以下的官员都来景仰这件盛美的事情，一同为他的祠堂题写匾额，以此表彰异行，声名显赫，九龙因此更高，二泉因此更清冽。赵仁等人仍然担心时间久了，听闻和见到此事的人会越来越少，即使受到恩惠的人也可能不知道恩惠来自谁，仰慕德行的人也可能无从考察。于是共同谋划刻碑，使之永久流传，冒昧请求我作记。我感慨叹息说：“先生真是仁人啊！”我私下由此看见了先生的心志。曾经论说过，君子出仕而效力于世，如果做县令，就一定把一县百姓的祸福放在心上；如果做郡守，就一定把一郡百姓的祸福放在心上；如果做藩臬大吏，就一定把一方百姓的祸福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负的责任本来就有所归属，不可以推诿。这还不只是如此：一县的祸福，要由县令是否尽职来考核；一郡的祸福，要由郡守是否尽职来考核；一方的祸福，要由藩臬大吏是否尽职来考核。尽职就有奖赏，不尽职就受责罚，百姓的祸福也将转移到自身。因此看来，他们的处势又有所牵系，也不能推诿。既然如此，他们早晨处理政务，晚上筹划事务，勤勉急切，务必想同百姓聚集善政、除去弊害，也不一定非要是仁人才能做到。至于退居乡里，完全卸下当世所寄托的责任，高明的人可以隐居山岩、游泳溪川来使自己愉快，平庸的人可以置田置屋来封闭自己、积聚产业。到此便不再过问一乡的祸福，又何必过问呢？先生却独独惠顾乡里，深思熟虑，不是有无法推诿的责任摆在面前，却把它看成自己的痛痒；不是有无法推诿的形势逼迫在身后，却像奔赴溺水、火灾一样去拯救它。周密筹划，树立石碑，保护世代长久不衰。若不是以仁心为本质、与万物同为一体，谁能做到这样呢？先生一向德厚仁长，曾两次做县令、一次做郡守，历任藩臬，在任所都有恩泽，百姓歌咏思念他而不能忘。如今嘉禾、吴桥都建立了生祠，在尸祝奉祀之外，我私下认为，这还只是有意作为而作为的人所能做到的。至于像这样为乡里施德，则不是有意作为而作为的人所能做到的。应当把先生的心志写出来，告诉乡里的君子，希望与先生有同样心志的人，因先生而推扩发扬，遇到有利之事就一定兴办，遇到弊害就一定革除，那么我们这个县或许将永远有所依赖吧？赵仁等人起身再拜说：“听了您的话，不只看见了先生的心，也看见了您的心。”于是接受文章，刻在石上。先生名勉，字子勤，隆庆戊辰年考中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退休。重修二泉书院记

译我们县的文庄邵先生在惠山山麓建书院，题名为“二泉”。先生取水嘱托嗣子荫生煦、赘婿浙江东阳少尹秦汶共同守护，于是把先生的画像供奉在其中，按时瞻仰礼拜。煦去世后，由嗣子勋继承；勋去世后，已不能继续守护。秦汶的儿子太学生榛，又增加并入其中三分之一；榛去世后，嘱托幼子煜把其余部分全部并入，专门守护。时间久了，变故接连发生，几乎到了令人厌恶、难以开口的地步。长子茂才秋请求亲自承担修复之事，不使书院废弃。观察虚台蔡公经过此地，感慨叹息，便与县令林公商议重修，于是拿出金钱一百余两，发檄让马丞督办此事，同时修葺邵氏家祠。家祠责成邵氏负责，书院则专门责成秦氏负责，因为从前本来就有分守的安排。茂才君慨然起身说：“这件事确实在我的责任内，怎么能只劳烦当道官员呢？”于是亲自主持筹办，并用家财相助。白银从丁未年秋七月开始，到戊申年春三月竣工，规划制度完备，顿时恢复了原来的景观。于是对我说：“我秋某不敢忘记文庄，也不敢忘记蔡公，请您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我回想从前高存之编纂先生年谱时，有人问先生为什么没有后代，还没来得及回答，现在请允许我申述这个道理。我私下认为，先生所留下的后世，与世人所说的后世不同。为什么呢？世人所留下的后世有所凭借，而先生所留下的后世无所凭借。古人所说的三种不朽，最高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其次是立言。先生诚心实行为本，表里清白如一，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富贵不能使他迷乱，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能够立德。从脱去布衣出仕直到告老悬车，所到之处恩泽普及，教化施行，风纪严肃，典范树立，上级获得、下级信服，越在幽暗处越显明，能够立功。他在简册案头上日夜研读圣贤，阐明性命的精微深意，每天考核、辨析诸子，折衷千古，确立是非的尺度，能够立言。直到今天，他流传的风气和余韵仍宛然如在，儿童和走卒没有不知道有先生这个人的；这就是先生所成就的不朽，也就是先生所留下的后世。年轻时我听说某省有一位督学巡视各地到了某县，查阅诸生名册，见姓吕的人很多。等他们来拜见时，便命令说：‘谁是吕蒙正的后代，列在左边；谁是吕惠卿的后代，列在右边。’一时间众人都奔向左边，右边没有人。督学叹息说：‘蒙正有后代，惠卿没有后代。’这句话确实很值得品味，但说这句话的人所说的后代仍然有所凭借。先生却是无所凭借的。茂才君又从容说道，先生曾经在书院中建立李丞相忠定公祠，奉祀并以俎豆祭祀他，以表达崇尚德行的心意，如今也一并加以重修。希望先生欣然惠顾，时时降临、升登其间，那么忠定公也就不孤单了。我不觉豁然开朗，作诗说：“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先生对于忠定公，正如蔡公对于先生。今后为忠定公做先生的人无穷无尽，那么为先生做蔡公的人也无穷无尽；为先生做蔡公的人无穷无尽，那么为先生做后世的人也无穷无尽。所以说，先生所留下的后世，与世人所留下的后世不同。”您认为怎样呢？茂才君说：“如今才知道，留下后世这件事的意义是多么重大。”请向蔡公询问此意，他应当有所答复。于是写下这些：蔡公名献臣，是同安人。他治理政务，敦厚而重视风教。林侯名宰，是漳浦人，能够与蔡公同心协力有所作为。马丞名之骥，是信丰人，规划开端并督办完成，也有功绩。按规矩可以附记于此。《泾皋藏稿》第十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一卷 无锡顾宪成著 记二 《虎林书院记》《天授区吴氏役田记》《修复冉泾箭河碑记》《日新书院记》《重修常熟县学尊经阁并厘复祀典创置学田记》《长治县改建学宫记》《石沙王先生祠记》《常镇道观察使者虚台蔡公生祠记》《虎林书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