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卷一

译正位于王之前，王位于春之前。春，是上天所造成的；正，是君王所造成的。它的意思是：‘上承接上天的作为，向下使自己的作为合于正道。’正，是王道的开端。因此王者想要有所作为，应当从上天那里探求它的开端。天道中最重要的，是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气常居大夏，负责生育和成长；阴气常居大冬，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上天使阳气向上发出并施布，主管一年的功业；又使阴气潜伏在下，按时出来辅助阳气。阳气没有阴气的帮助，也不能独自完成一年的功业。最终以阳气完成一年作为名称，这是上天的意思。王者承受上天的意旨来办事，所以应任用德教而不专任刑罚。刑罚不可用来独任治理天下，就像阴气不可独任完成一年一样。用政事而专任刑罚，是不顺应上天的，因此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如今废弃先王掌管德教的官职，而只任用执掌法律的官吏治理百姓，岂不是有意专任刑罚吗？孔子说：‘不加教化就杀戮，叫作暴虐。’暴虐的政令施行于下，却想使德教遍及四海，所以很难成功。” 臣谨按《春秋》，它所说的‘一元’的意义：一，是万物所由开始的；元，是言辞中所谓最大的。把一称为元，是考察最大的开端而想端正根本。《春秋》深究根本，并且从尊贵者开始端正。因此，做人君的，先端正自己的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敢不专一归于正道的，邪气和奸邪便没有机会夹杂其中；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按时，众生和顺而万民繁殖；五谷成熟，草木茂盛；天地之间受到润泽而大为丰美。四海之内听闻盛大德行，都来归附称臣；一切可以招致的福物和祥瑞，没有不全部到来的，这样王道就完成了。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完了啊！’这是他悲叹自己本来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地位卑贱，不能使它们到来。如今陛下尊贵地位是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拥有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具备可以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恩德深厚，见识明达，心意美善，爱护百姓而喜好贤士，可以说是贤明的君主了。然而天地还没有应验，美好的祥瑞也没有到来，这是什么缘故呢？都是因为教化没有建立，万民没有得到端正。万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下流；如果不以教化筑堤防止，就无法阻止。” 因此，教化建立而奸邪都能停止，是因为堤防完整；教化废弃而奸邪一齐出现，刑罚不能制服，是因为堤防已经毁坏。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最重要事务的。他们建立太学来教导国都，设置庠序来教化乡邑，以仁渐染百姓，以义磨砺百姓，以礼节制百姓；因此刑罚很轻而人们不犯法，是因为教化施行、风俗美好。圣王继承乱世时，扫除乱世的痕迹，把它们全都去掉，重新修明并大力兴起教化。教化已经明白，风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它，实行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到了周代末世，大肆背离正道而失去天下；秦继承其后，不但不能改变，反而更加严重，加重对文学的禁令，不许百姓夹带书籍，抛弃礼义而厌恶听闻它们，一心想彻底消灭先圣的道路，专门实行放纵苟且的治理，所以立为天子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像秦这样以乱救乱、大大败坏天下百姓的。它遗留下来的毒害和余威至今没有消灭，使风俗变得浅薄邪恶，人民变得顽劣愚蠢，抵抗冒犯而特别强悍；还有谁能腐烂败坏到这样严重呢？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成的墙不能粉刷。’ 如今汉朝承接秦朝之后，就像朽木和粪土墙一样，虽然想把它治理好，也没有办法。法令发布，奸邪就产生；命令下达，欺诈就兴起；这就像用热水止住沸腾、抱着柴薪去救火，只会越来越严重而没有益处。我私下把它比作琴瑟不协调，严重时一定要拆开重新张弦，才可以弹奏；治理政事而不能施行，严重时一定要改变制度、重新教化，才可以治理。应当改弦更张却不改，虽然有高明的工匠也不能调好；应当改变教化却不改变，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治理好。所以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常常想要治理好，却直到今天仍不能治理好，是因为在应当改变教化的时候没有改变。古人有话说：‘站在水边羡慕鱼，不如回去织网。’如今面对政事而希望得到良好治理，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一步重新改变教化。改变教化，就可以治理好；治理好，灾害就会日益消除，福禄就会日益到来。《诗经》说：‘使人民安适，使贤人安适，接受上天所赐的福禄。’施行政事而使人民安适，本来就应当接受上天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常之道，是王者应当修治整饬的。五者得到修治整饬，就能承受上天保佑而亨通，鬼神的灵德施行到四方之外，并延及一切生民。” 董仲舒《对贤良策二》【《汉书》】皇帝下诏说：“我听说虞舜时代，在岩廊之上广泛询问政事，垂衣拱手而无为，天下却太平；周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天下也得到治理。帝王的治道，难道不是同一条脉络、贯通一致的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会有不同呢？大概俭朴的人不制作玄色、黄色的旌旗装饰。到了周代，设置两座观阙，乘坐大路车，使用朱红盾牌和玉制斧钺，在朝廷陈设八佾舞，于是颂歌兴起。帝王的治道难道有不同的宗旨吗？”有人说：‘美玉不雕琢。’又说：‘没有文饰便无法辅助德行。’这两种说法不同。殷人实行五种刑罚来督责奸邪，损伤人的肌肤以惩罚罪恶；周成王、周康王在位时，四十多年不实行这种刑罚，天下没有人犯法，监狱空虚。秦国采用刑罚，死者很多，被施刑的人接连不断，耗损惨重，可悲啊！唉！我早晨醒来便起身，始终思念前代帝王的法则，长久思考奉行至尊、彰明宏大功业的方法，归根到底都在于重视农业根本、任用贤能。如今我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农事的表率，早晚勤勉，忧劳万民，思考古代，努力寻求贤才；这些功业和美德还没有开始说已经获得。如今阴阳错乱，瘴气充塞，众生很少能够顺遂，百姓还未得到救济，廉耻混乱，贤者和不肖者混杂，尚未辨出真伪。” 所以我详细地延请特地被举荐而起用的人才，难道是希望能够得到解决办法吗？如今您大夫等待诏令的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世事务却不能解决，有的考察上古却与今天不同，考察当今又难以施行，岂不是被文字和形式牵制而不能尽情发挥吗？还是因为你们所遵循的是不同的学术，所听闻的是不同的方术呢？请各自把意见全部写在篇章中，不要忌讳有关官吏，明确说明主旨和大略，彼此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

译回答说：“臣听说尧接受天命，把天下当作忧患，却不把帝位当作快乐。因此诛杀、驱逐乱臣，努力寻求贤能圣人，于是得到舜、禹、稷、卨、咎繇。众多圣人辅佐德政，贤能之人辅助职事，教化大为施行，天下和洽，万民安定；仁、乐、义各得其宜，举动符合礼法，举止从容而合于中道。所以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出现，一定要经过一代之后，仁政才能形成。’说的就是这个。尧在位七十年，才把帝位让给虞舜。尧死后，天下不归附尧的儿子丹朱，却归附舜。舜知道不能推辞，于是登上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凭借尧的辅佐，继承尧的统业，所以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得到治理。孔子说：‘《韶》尽美了，也尽善了。’说的就是这个。到了殷纣，违逆天道，暴虐万物，杀戮贤能智慧之人，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时的贤者，却隐居不肯做他的臣子；守职的人都奔走逃亡，进入河海之滨。天下耗损混乱，万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人离开殷而归附周。周文王顺应天理治理万物，任用贤能圣人，因此闳夭、太颠、散宜生等人也聚集在朝廷；他施加仁爱于百姓，天下归附他。” 所以太公从海滨被起用，立即成为三公之一。当时纣还在上位，尊卑混乱，百姓流散死亡，因此周文王悲痛，想使天下安定，所以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孔子作《春秋》，先端正王位，并以王位统摄万事，从中可以看出素王的文德。由此看来，帝王的纲要和贯通之理是相同的，而劳苦和安逸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王的音乐尽美了，却没有尽善。’说的就是这个。臣听说制度和文采、玄色黄色的装饰，是用来彰明尊卑、区别贵贱，并劝勉有德之人的。所以《春秋》所说受命后首先制定的制度，是改正朔、换服色，用来顺应天命。既然如此，宫室、旌旗的制度有法度而这样制定，也是有道理的。因此孔子说：‘奢侈就不谦逊，俭朴就固陋；俭朴不是圣人的中正制度。’臣听说美玉不雕琢，是因为资质润泽美好，不必等待雕刻；这与达巷党人不学习便能自知没有不同。然而普通的玉不雕琢就不能形成文采，君子不学习也不能成就德行。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让人年少时学习，长大后就成为有才能的人；设置爵位俸禄来养成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的恶行，所以百姓明白礼义，以触犯上位为可耻。周武王实行大义，平定残暴贼害；周公制作礼乐来加以文饰。” 到了成王、康王盛隆的时代，监狱空虚，持续四十多年，这是教化逐渐深入、仁义流行的结果，不只是损伤肌肤所产生的效果。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奉行申不害、商鞅的法术，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以贪婪残暴作为风俗，不能用文德来教训天下。只追究罪名而不考察事实，行善的人未必得到赦免，作恶的人未必受到刑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假的言辞而不顾事实；表面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怀有背叛上级的心思，制造虚伪、粉饰欺诈，追逐利益而不知羞耻；又喜欢任用残酷的官吏，赋税搜刮没有限度，竭尽百姓的财力，使百姓流散死亡，不能从事耕作和纺织，群盗一齐兴起。因此受刑的人很多，死者接连不断，而奸邪仍不止息，都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齐，百姓只求免罪，却没有羞耻之心。’如今陛下兼有天下，海内没有不顺从归服的；广泛阅览、兼听各方，穷尽群臣的智慧，汇集天下的美善，至高的德行昭著，施行到四方之外；夜郎、康居等相距万里的异域，都因悦服德行、归附仁义而来，这就是太平盛世的成就。然而功德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因为王者之心还没有真正施加于他们。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便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便会光大。’ 按照自己所知的去实行，光明就会发扬广大。高明和光大不在于别的，只在于加以推行罢了。愿陛下根据所听闻的道理，在内心确立诚意并付诸实行，那么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陛下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天下农事的先导，早早醒来，天一亮就起身，为万民忧劳，思考往古而努力求取贤才，这也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至今还没有获得成效，是因为士人平素没有受到激励。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却想要它显现文采。因此，培养士人的大事，没有比兴办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贤士汇聚的地方，是教化的根本。如今一个郡、一个国家的人众之中，竟没有人响应诏书，这是王道往往断绝的表现。臣愿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教师来培养天下士人，多次考察询问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那么英俊之才就应当可以得到。如今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是奉行皇帝的政令、宣扬教化的人。因此，师长统帅不贤，君主的德化就不能宣扬，恩泽也不能流布。如今官吏既不在下层施行教训，有的又不奉行皇上的法令，残暴虐待百姓，与奸邪之徒做交易，使贫穷、孤独、弱小的人蒙受冤屈、痛苦而失去职业，这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所以阴阳失调，灾气充满天地，众生少有顺遂，百姓还没有得到救济，都是长吏不明智，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长吏大多出身于郎中、中郎以及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拔郎官和属吏又看重财富资财，他们未必贤能。而且古代所说的功劳，是以任官后称职的程度来衡量的，并不是说任职日子越多、时间越久功劳就越大。因此，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日久，也不会脱离小官职位；贤能的人即使任职未久，也不妨任作辅佐。这样，有关官员都会竭尽力量、用尽才智，努力治理自己的职事来建立功劳。如今却不是这样，任职日子多便取得尊贵地位，任职时间久便得到官职，因此廉耻混乱，贤能与不肖混杂，无法得到真正的人才。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分别选取本地吏民中的贤能者，每年各荐举二人，一方面供给宿卫之职，另一方面也借此考察大臣的才能。所荐举的人贤能，就给予奖赏；所荐举的人不肖，就加以惩罚。这样，各诸侯国的官吏和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寻找贤才，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得到任用。遍得天下贤人，三王的盛业便容易成就，尧舜的声名也可以企及。不要把任职年月当成功劳的标准，应当把实际考验贤能作为首要之事，按照才干授予官职，依据德行确定职位，那么廉耻之士和无耻之徒就会各走不同道路，贤能与不肖也会分别处在不同位置。陛下若加以恩惠，宽恕臣的罪过，不要使臣被文辞形式束缚，让臣能够切磋研求此事，臣岂敢不竭尽愚见。《汉书》载《董仲舒对贤良策》第三篇。

译诏书说：我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中找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当今找到验证。因此朕向你询问天人与人事相应的道理，赞美唐尧、虞舜，哀悼夏桀、商纣，探求事物逐渐衰微、逐渐灭亡以及逐渐昌明、逐渐兴盛的规律，并虚心听取意见来改正自己。如今你大夫明白阴阳变化、造化万物的道理，熟悉先圣的道术事业，可是文章条理还没有完全阐明，难道是被当今的政务迷惑了吗？条理还没有贯通，纲纪还没有说完，难道是认为朕不明白，或者认为朕的听闻有误吗？再说，三王教化所取法的根本各不相同，却都各有缺失。有人说，长久而不改变的才是道，这种说法难道不一样吗？如今你大夫已经阐明大道的极致，陈述了治乱的端绪，请把这些问题全都弄清、研究、审察并反复推究。《诗经》不是说过吗：“唉，你们这些君子，不要总是安逸休息；神灵听取你们的作为，就会赐给你们大福。”朕将亲自阅览你的回答。你大夫要更加明白地阐述这些道理。回答说：“臣听《论语》说：‘有始有终的人，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陛下幸蒙恩惠，留下时间听取学习之臣的意见，又下达明白的策问来切中臣的心意，以求穷尽圣德，这不是愚臣所能完整陈述的。臣先前所上奏对，条理没有贯通，纲纪没有说完，言辞没有分别清楚，旨意没有说明明白，这是臣浅陋的罪过。”董仲舒说：“好。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中找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当今找到验证。臣听说，天是万物的祖宗，所以普遍覆盖、包容万物而没有差别；安排日月和风雨使万物调和，使阴阳寒暑运行来成就万物。因此圣人效法天而建立道，也广泛施爱而没有私心，布施德行、施行仁爱来厚待百姓，建立义理、制定礼制来引导百姓。春天，是上天用来生长万物的时令；仁爱，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德行。夏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时令；德行，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力量。霜降，是上天用来肃杀万物的现象；刑罚，是君主用来惩罚罪人的手段。由此说来，天与人的征验，就是贯通古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向上揣度天道，向下考察人情，参照古代，验证当今，所以《春秋》所讥刺的事情，就是灾害所加临的地方；《春秋》所厌恶的事情，就是怪异现象所施加的地方。《春秋》记载国家的过失，同时记载灾异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人的作为达到善恶的极点时，就会同天地运行相通，彼此往来而相应。这也是谈论天道的一个方面。古代设置掌管教化训导的官职，专心用德行和善政教化百姓；百姓受到充分教化以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被判入狱。如今这种制度被废弃而不修治，也没有办法教化百姓，百姓因此抛弃仁义而拼命追逐财利，所以犯法获罪的人很多，一年中的案件以万、千计数；由此可见，古代的制度不能不采用。因此《春秋》对改变古代制度的做法加以讥刺。上天的命令叫作天命，天命不是圣人就不能实行；质朴的本性叫作性，性情不是经过教化就不能成就；人的欲望叫作情，情欲不是用法度节制就不会得到约束。所以，君王对上要谨慎地承受天意，以顺应天命；对下要努力彰明教化、教导百姓，以成就人的本性；要端正法度是否适宜，区别上下尊卑的秩序，以防止欲望泛滥。修治这三件事，大根本就树立起来了。人从天那里接受命运，本来就超然不同于其他生物；在家中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出外有君臣上下的义理；聚集相遇时有敬养老幼的礼节，文采鲜明地以礼相接，欢悦地以恩相爱，这就是人比其他生物尊贵的原因。” 上天生长五谷供人食用，生长桑麻供人穿衣，繁育六畜供人养育；人还驾驭牛马，圈养豹子、关押老虎。这正是因为人获得了上天的灵性，所以比万物尊贵。因此孔子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人最为尊贵。’明白上天赋予人的本性，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才懂得仁义；懂得仁义以后，才会重视礼节。重视礼节以后，才能安然处于善行之中；安然处于善行之中，然后乐于遵循义理；乐于遵循义理，然后才可以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策问说：‘赞美唐尧、虞舜，哀悼夏桀、商纣，探求逐渐衰微、逐渐灭亡以及逐渐昌明、逐渐兴盛的规律。’朕将虚心听取意见来改正自己。臣听说，许多小的积累起来就成为大的，积累细微之处就能达到巨大，所以圣人没有不由暗昧达到光明、由细微达到显著的。尧从诸侯中兴起，舜从深山中崛起，都不是一天就显达的，大概都是逐渐积累而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就无法堵塞；行为从自身发出，也无法掩盖。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国家的大事，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东西。因此，极其重视细小之处，最终就会成就大事；谨慎对待细微之处，最终就会显著。《诗经》说：‘只有这位周文王，做事小心翼翼。’所以尧每天战战兢兢地实行自己的道，舜每天勤勉不懈地尽自己的孝。善行不断积累，声名就会显著；德行彰明，自身就会尊贵，这就是逐渐明达、逐渐昌盛的道路。善行积累在自身，就像白昼逐渐增加而人们却察觉不到；恶行积累在自身，就像火焰逐渐消耗油脂而人们看不见。若不是明白人的情性、能够观察世俗流变的人，谁能知道这些呢？这就是唐尧、虞舜能够获得美好名声，而夏桀、商纣足以令人哀痛和警惧的原因。善恶相随，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一样相应。因此夏桀、商纣任用暴虐傲慢、进谗害人的人，贤能明智的人隐退不出，恶行日益显露，国家日益混乱；他们还安然自得，以为自己像太阳高悬天空一样永远稳固，最终却逐渐衰败而大乱。暴虐悖逆、不仁不义的君主，并不是一天就灭亡的，也是逐渐发展到灭亡。因此夏桀、商纣虽然丧失了正道，却还享有国祚十多年，这就是逐渐衰微、逐渐灭亡的规律。董仲舒说：“三王的教化所取法的根本各不相同，却都各有缺失。有人说，长久而不改变的才是道，这种说法难道不一样吗？”臣听说，使人快乐却不使人淫乱，使人反复实行却不使人厌倦的，叫作道。道能够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弊病，是道有所失误的结果。先王之道必定有偏失而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政令有时会昏暗而不能实行，只是举出其中的偏失来补救它的弊病罢了。三王之道所取法的根本不同，并不是彼此相反，而是为了挽救过度、扶助衰败，是由于各自遭遇的时势变化不同。因此孔子说：‘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就是舜吧？只是改变正朔、改换服色，以顺应天命罢了；其余全都遵循尧的道路，为什么还要另作改变呢？’

译所以君王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却没有改变道的实际。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是因为所继承的时代需要救治，所以应当采用相应的办法。孔子说：‘殷承袭夏的礼制，其中所减损和增益的地方是可以知道的；周承袭殷的礼制，其中所减损和增益的地方也是可以知道的。以后如果有继承周代的王朝，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知道它大概会怎样变化。’这就是说，百代君王的施政，都在忠、敬、文这三方面有所取用。夏承袭虞，而孔子独不说它减损和增益了什么，是因为夏、虞之道大体相同，所崇尚的也相同。道的根本源头出自天，天不改变，道也不改变。因此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传授并守持同一道，并没有用来救治弊病的政令，所以不说他们减损和增益了什么。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道基本相同；继承乱世的，道就会发生变化。如今汉朝继承大乱之后，似乎应当稍微减损周代崇尚文饰的风气，达到采用夏代崇尚忠实的目的。陛下具有光明的德行和美善的道术，怜悯世俗日益浮薄，哀伤王道不能彰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之士，讨论义理、考察询问，是想要兴起仁义的美德，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之道。臣愚昧而不肖，只是叙述所听闻的、诵习所学到的，转述老师的话，勉强能够不致失误罢了。至于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财富和人口的增减，这是大臣辅佐君主的职责，是三公九卿的任务，不是臣仲舒所能胜任的。然而臣私下里有一件感到奇怪的事：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都是同一个天下。古代曾经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好盛大，不下令也能实行，不禁止也会停止；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德泽滋润草木，恩泽遍及四海，凤凰来聚，麒麟来游。拿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得这样远呢？究竟是哪里错乱，以至于衰败到这种程度？想来是古代的道有所失误，还是违背了上天的道理？试着考察古代，再回到天道上去，或许可以看出原因吧。上天也有分配和给予：给鸟类牙齿，就去掉它的角；给鸟类翅膀，就只给它两只脚。这说明得到大才能的，就不能再取得小才能。古代接受俸禄的人，不靠体力劳动谋食，也不从事末业，这同样是得到大才能的人不能再夺取小民利益，是与上天心意相同的做法。已经得到大的利益，又夺取小民的利益，上天尚且不能满足他，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之所以纷纷苦于不足的原因。自身受到宠幸而处在高位，家中温暖而享受优厚俸禄，却凭借富贵的资财和力量，在下层同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比得上他们呢？因此他们增加奴婢，增多牛羊，扩大田宅，扩充产业，积聚财物，专心做这些事而没有止境，来逼迫百姓，使百姓日益削减、月月困乏，逐渐陷入极度贫穷。富有的人奢侈过度，贫穷的人困窘急迫而忧愁痛苦。百姓困窘急迫、忧愁痛苦，而上面又不救助他们，那么百姓就不愿意活下去；百姓既然不愿意活下去，尚且不躲避死亡，又怎么能躲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日益增多、奸邪之事多得无法胜数的原因。因此，接受俸禄的人只享用俸禄，不与百姓争夺产业，这样利益才可以平均分布，百姓才可以各家丰足。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太古的原则，是天子应当效法以制定制度、大夫应当遵循以施行的准则。所以公仪子做鲁国相时，看到自家织帛，愤怒地把妻子赶了出去；他在舍中吃饭而吃葵菜，又生气地禁止家人种葵，说：‘我已经享用俸禄，难道还要夺取种园人的利益吗？’古代列居高位的贤人君子，都像这样。因此，下面的百姓就推崇他们的行为而服从他们的教化，百姓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也不贪婪鄙陋。到了周王室衰微的时候，卿大夫对义理懈怠，却急于逐利，推让的风气消失了，争夺田地的诉讼却出现了。因此诗人痛恨并讽刺他们说：‘高峻的南山啊，山石多么高大。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全都仰望着你。你喜好义理，百姓就会趋向仁爱、风俗就会变好；你喜好利益，百姓就会喜好邪恶、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下层百姓所观察、仿效的人，也是远方百姓从四面向内仰望的人。近处的人看见他们就会仿效，远处的人仰望他们也会效法，难道可以身居贤人的地位，却做普通百姓所做的事吗？惶惶不安地追求财利，常常害怕财物匮乏，这是普通百姓的心意；惶惶不安地追求仁义，常常害怕不能教化百姓，这是大夫的心意。《易经》说：‘背负东西又乘坐车子，就会招来盗寇。’乘车，是君子的地位；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句话是说，身居君子的地位却做普通百姓所做的事，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身居君子的地位，就应当实行君子的行为，那么除了公仪休做鲁国相时的做法以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春秋》推崇大一统，这是天地永恒的常道，也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如今各位老师所传的道术不同，人们的议论各异，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主张，思想旨趣不一，因此皇上无法维持统一，法制屡屡改变，下面的百姓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臣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之学、孔子之术的学说，都应当断绝其道路，不要让它们一同发展；邪僻的言论消灭停止以后，纲纪就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彰明，百姓也就知道应当听从什么了。《文编》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二。明代唐顺之编纂。《左传》载《芈尹无宇回答楚子》。楚子担任令尹时，制作王室的旌旗去田猎，芈尹无宇把它截断，说：“一个国家有两个君主，谁能承受得了呢？”等到楚子即位后，修建章华宫，收容逃亡的人来充实宫中。无宇的守门人把马赶进宫中，无宇把他抓了起来。主管官员不同意，说：“在王宫中抓人，罪过很大。”无宇被捕后，官员把他带去见楚王，楚王正要饮酒。无宇推辞说：“天子规划天下，诸侯划定封疆，这是古代的制度。在封疆以内，哪里不是君王的土地？享用土地上生长的财物，谁不是君王的臣民？所以《诗经》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天有十个等级的日，人有十个等级的身份【从王到台就是这些等级】；下位者用来侍奉上位者，上位者用来共同奉事神明。因此，王统属公，公统属大夫，大夫统属士，士统属皂，皂统属舆，舆统属隶，隶统属僚，僚统属仆，仆统属台。马有圉人管理，牛有牧人饲养，用来应付各种事务。如今主管官员说：‘你为什么在王宫里抓人？’那么还要到哪里去抓他呢？周文王的法令说：‘有逃亡的人，就广泛搜查’，因此能够取得天下。我的先君文王制定《仆区》法说：‘盗贼所藏匿的器物，藏匿者与盗贼同罪’，正是凭此保卫你的国家。如果听从主管官员的说法，就等于没有地方可以抓捕逃亡的臣民；把逃亡者放走，就等于没有陪臣和台臣了。王室的政事恐怕就要因此缺失了吧？从前武王列举纣王的罪行告知诸侯说：‘纣王成为天下逃亡罪人的首领，把他们聚集在深渊和薮泽之中’，所以那些人最终拼死反抗。君王如今刚开始搜求诸侯，却反而效法纣王，恐怕不可以吧？如果按照文王、武王两位先王的法令来抓捕他，盗贼就有藏身之处了。楚王说：‘把他抓来，让他作为我的臣仆跟我走；盗贼受到宠幸，是不能得到的。’于是赦免了他。” 《汉书》载《中山靖王闻乐对》。臣听说，悲痛的人不能只用抽泣来表达，思念的人不能只用叹息来表达。所以高渐离在易水边击筑，荆轲为他低头哭泣而不进食；雍门子轻轻吟唱一声，孟尝君便为之忧闷悲伤。如今臣心中郁结已经很久，每当听到凄切微妙的声音，不知不觉眼泪就横流而下。众人的气息可以吹倒山，聚集的蚊虫可以形成雷声；朋党合力可以制服猛虎，十个人一同用力可以使木椎弯曲。因此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在陈、蔡之间受困，这都是众多庶民形成的风气，以及积聚增多而产生祸害的结果。臣身处远方，又孤单寡助，没有人为臣首先申辩；众口可以熔化金属，长期积累的毁谤可以使骨头消解。丛集的轻物可以折断车轴，鸟羽聚集也能飞起肉块；臣纷纷惊惧而遭逢罗网，悲伤地流下眼泪。臣听说，白日散发光辉，幽暗隐蔽之处都被照亮；月亮照耀夜空，蚊虫也能在黑夜中显现。然而云气蒸腾、层层铺布，幽深昏暗，使白昼如同黑夜；尘埃飞扬、遮蔽一切，使人昏暗到看不见泰山。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有东西遮蔽了它。如今臣被壅塞阻隔，无法让上面听到自己的声音，进谗言的人纷纷出现；道路遥远，路途阻隔，竟没有人为臣把情况上报。臣私下里感到悲哀。臣听说，祭祀土地神的鼷鼠不能用水灌，屋里的臭虫也不能用烟熏。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它们所依托的地方使然。臣虽然浅薄，却得以接近陛下的肺腑；地位虽然卑微，却得以成为东方藩国的属臣，又被称作陛下的兄长。如今群臣并没有葭莩那样的亲属关系，却倚仗鸿毛般微小的分量，结党聚集、相互议论，朋友之间彼此援助，使宗室遭到排斥，骨肉亲情像冰一样消解。这就是斯伯奇流离失所、比干被横向剖心的原因。《诗经》说：‘我的心忧伤，忧闷得如同被捣击；假装入睡却长声叹息，只有忧愁使我衰老。我的心中忧愁啊，像头痛这样的疾病。’说的就是臣的情形。吾丘寿王关于禁止百姓携带弓弩的答议【《汉书》】臣听说，古代制造五种兵器，并不是用来互相伤害，而是用来禁止暴乱、讨伐邪恶。平安居处时，用它来制服猛兽、防备意外；有战事时，用它来设置守卫、布置行阵。到了周室衰微、防务废弛，上面没有贤明的君王，诸侯以武力相争，强国侵凌弱国，多数欺凌少数，天下疲敝，巧诈一并滋生，于是聪明人防备愚人，勇敢者威逼怯懦者，只求取胜，不顾义理。因此，机巧变化和器械装饰，作为互相残害的工具，数不胜数。后来秦兼并天下，废弃王道，树立私意，销毁《诗》《书》，首先推行法令；抛弃仁爱恩惠而任用刑罚杀戮；毁坏名城，杀害豪杰，销熔铠甲兵器，折断锋刃。此后百姓用锄头、农具、鞭子和木棒互相殴打，犯法的人越来越多，盗贼无法胜数，终于到了囚徒充塞道路、群盗遍满山林的地步，最终因而动乱灭亡。所以圣明的君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令防范，是知道仅靠禁令防范不足以依靠。如今陛下彰明德行，建立太平，选拔俊才，兴办学校，三公和各部门的官员中，有的从穷巷寒门起身，有的裂地封侯；天下逐日受到教化，四方也都向往风化。然而盗贼仍然存在，这是各郡国二千石官员的罪过，并不是因为没有弓弩。礼书说：‘男孩出生时，用桑木弓、蓬梗箭举行仪式，明确表示将来有事要担当。’孔子说：‘我拿什么东西？拿弓射箭吗！’大射礼，从天子以下直到平民，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诗经》说：‘大侯已经张设，弓箭也已张开，射手已经集合，请献出你们射中的功绩。’这是说射击贵在命中。我听说圣明的君王把射礼作为教化，而没有听说弓箭本身应当成为禁物。况且要禁止的，是盗贼用弓箭进行攻击掠夺。攻击掠夺的罪行可判死刑，但仍不能制止，因为大奸之人面对重刑本来就不会躲避。我担心邪恶之人带着弓弩，官吏却不能制止；善良百姓用它来自卫，反而触犯法律禁令，这就是擅自削弱盗贼的威势，夺走百姓自救的手段。我私下认为，这样做对禁止奸邪没有益处，反而废弃先王的典章，使学习者不能练习和施行射礼，实在非常不便。东方朔论教化百姓有道的答对〔《汉书》〕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上古的事，经历了数千年，尚且难以详说，臣不敢陈述。愿意近取孝文皇帝时的事情来说，当时的老人都亲自听见、看见过。孝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穿粗劣的黑色丝绸衣，脚穿皮鞋，用皮带佩剑，以莞草和蒲草编席。兵器用木头制成而没有刃，衣服用粗丝织成而没有花纹，把收集来的奏章袋子用作宫殿帷幕。他把道德看作华美，把仁义作为准则，于是天下听到风声便形成良好风俗，明白地受到教化。如今陛下认为城中宫殿狭小，谋划兴建建章宫，左边是凤阙，右边是神明台，号称有千门万户；宫室用木土建造，却装饰着绮绣；狗马披着彩绣和毛织物；宫人头插玳瑁，佩垂珠玑。设置游乐车辆，教人驰骋追逐；装饰文采，聚集珍奇怪异之物；撞击万石大钟，敲击雷霆般的大鼓；演出俳优，歌舞郑国女子。上面如此淫逸奢侈，却想让百姓单独不奢侈、不耽误农事，这是很难做到的。陛下如果真能采用臣东方朔的计策，推倒甲乙两处账簿，把它们烧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退还御用马匹，表示不再使用，那么尧舜的盛治，应当可以相比了。《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开始相差极小，后来就会相差千里。’愿陛下留心审察。贾捐之请求罢弃珠厓的答对〔《汉书》〕

译臣有幸生逢圣明昌盛的朝代，能够防备危急言论的禁忌〔原文“防危言之防”疑有讹误〕，没有忌讳禁言的忧患，敢冒死竭尽诚心。臣听说，尧、舜是圣德最盛的人，禹进入圣人的境域却还不能超过他们，所以孔子称赞尧说‘伟大啊’，称赞《韶》乐说‘尽善’，称赞禹说‘无可间隙’。凭借三位圣人的德行，土地不过数千里：西到流沙，东延伸到海边，北方和南方都达到声教所及之处，直到四海。愿意接受声教的，就治理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也不强行治理。因此君臣歌颂德行，凡有气息的生物各得其所。武丁、成王，是殷、周两代仁德宏大的人，但疆域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所以颂扬之声一同兴起，凡有视听能力的都乐于生存。越裳氏经过九重翻译而来进献，这不是靠兵器武力能够达到的。到了他们衰微时，向南征伐却不能返回，齐桓公救助他们的灾难，孔子整理有关文辞；一直到了秦朝，秦国兴兵远攻，贪图外部土地而使内部空虚，一心想扩大疆域，不考虑后果。然而疆域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天下却已经崩溃反叛，灾祸终于发生在秦二世末年，长城之歌至今没有断绝。幸赖圣明的汉朝初兴，为百姓请求生路，平定天下。到了孝文皇帝，怜悯中原尚未安定，停止武事而推行文治，于是判决的案件只有数百件，百姓的赋税为四十，成年男子三年才服一次役。当时有人进献日行千里的马，孝文帝下诏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祥的出行每天走五十里，军队行军每天走三十里。我乘坐日行千里的马，难道要独自先行吗？’于是退还马匹，并给付运送它所经过路程的费用，又下诏说：‘朕不接受进献，命令四方不要寻求珍奇物品前来进献。’在这时候，安逸游乐的享受断绝了，奇异华丽的贿赂止息了，郑、卫之地的歌舞也衰微了。后宫女色盛行，贤者就会隐居；奸佞之人掌权，直言进谏的大臣就会闭口。而孝文帝没有这样做，所以谥号称孝文，宗庙称太宗。到了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里的粮食已经红腐而不能食用，都内府的钱串朽烂，无法核计，于是追查平城之战的旧事，登记冒顿以来匈奴多次给边境造成的祸害，登记兵员，整治战马，凭借富民的财力来排斥降服他们。西边连接各国直到安息，东边越过碣石，把玄菟、乐浪设置为郡；北边击退匈奴万里，重新修筑营垒边塞；控制南海，设置八郡。于是天下判决的案件达到数万，百姓的赋税达到数百，制造盐、铁、酒等专卖事业来补助国用，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在这时候，盗寇纷纷兴起，军队多次出征；父亲战死在前方，儿子在后方战斗负伤；女子登上亭障守望，孤儿在道路上哭号；老母、寡妇在巷中含泪痛哭，只能远远设置空祭，想象着在万里之外的战场上祭奠亲人。淮南王盗取虎符，暗中招纳名士，关东的公孙勇等人又假装使者，这些都是疆域扩张过度、长期大规模征伐不止造成的。如今天下只剩下关东，关东较大的地方又只有齐、楚。百姓长期困苦，连年流离，离开城郭，彼此枕藉在道路上。人们的处境是没有什么比父母更亲，也没有什么比夫妻团聚更快乐，却到了嫁妻卖子的地步，法律不能禁止，义理也不能阻止，这是国家的忧患。如今陛下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想驱使军队，把他们逼到大海之中，在幽远边地满足心意，这不是救济饥荒、保全百姓的办法。《诗经》说：‘愚蠢的蛮荆啊，大国把你当作仇敌。’意思是圣人兴起时，远方国家后来才服从；中原衰弱时，它们却最先反叛，动不动就成为国家的祸患，自古以来长期如此。何况还要重新收复南方万里之外的蛮夷吗？貉、越之人，父子同在一条河中洗浴，习惯用鼻子吸水，与禽兽没有什么不同，本来就不值得设置郡县。珠厓孤独地处在大海之中，雾露浓重、气候潮湿，多有毒草、毒虫、蛇类；水土造成的灾害，使人还没有见到敌人，战士便自行死亡。况且并不只有珠厓出产珍珠、犀角、玳瑁，放弃它们并不可惜；不出兵攻打，也不会损害威势。那里的百姓就好比鱼鳖，有什么值得贪图的呢？臣私下想起过去羌地用兵的事来说：军队劳顿还不到一年，出兵没有超过千里，费用却达到四十余万万，大司农的钱用尽了，只得用少府的禁钱来接济。仅在一个角落做一件不善之事，费用尚且如此，何况劳师远征，损失士兵却没有功效呢？从古代事例看不相合，施行于今天又不便利。臣愚昧地认为，凡不是衣冠礼义之国、不是《禹贡》所到之地、不是《春秋》所治理的地方，都可以暂且不去经营。愿意最终放弃珠厓，专心把救恤关东作为忧虑。李寻论灾异的答对〔《汉书》〕 陛下圣德，尊天敬地，敬畏天命，重视百姓，因灾变而忧伤恐惧，又不忘记疏远卑贱的臣子，幸而派重臣来问询。愚臣不足以奉行明诏，私下看到陛下刚即位时，开启大明，解除忌讳，广泛延请名士，没有不一同进用的。臣李寻地位卑下、术数浅陋，错误地随同众多贤者，等待诏命而在太官领取食物，穿御府所制衣服，长久玷污玉堂的官署。近来得到召见，却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效力的，又特别蒙召延问。臣诚心认为自己遇到世间罕有的使命，愿竭尽愚心，不敢有所回避，希望万分之一的话能够被采纳。只愿陛下暂且放下片刻事务，留心听取盲者般的言论，用文理考察它，用五经校验它，用圣意衡量它，以参照上天的心意。灾异的到来，各自都应合着相应的征象而来。臣谨把所听闻的分条陈述：《易经》说：‘悬挂的天象中，显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太阳是众阳之首，光辉照耀之处，万里同受日光，是君主的表象。因此太阳将要升起时，清风发生，群阴潜伏，君主临朝，不受女色牵制；太阳刚升起时，光炎而阳盛，君主上朝，奸佞不能施行，忠直之臣进用，君主不受蒙蔽阻隔；太阳正中时光辉明盛，君主德行盛明，大臣奉公办事；太阳将要落下时，专心归一，君主回到内室，作息有常。君主不修治正道，太阳就失去常度，昏暗无光，各有相应的变化。

译太阳在东方升起、刚出来时，如果阴云邪气升起，按照天象法则，这是君主受女宠进言牵制、心有所畏惧为难；太阳升起以后出现异常，是近臣扰乱政事；太阳正中出现异常，是大臣欺骗诬陷；太阳将要落下出现异常，是妻妾役使之事造成的。近来太阳尤其不明净，光明受到侵夺，失去颜色，邪气和日旁的虹霓多次出现，起初发生在早晨，接连到黄昏。太阳升起以后到正午之间，情况稍有好转。小臣不知宫内事情，只是私下根据太阳观察陛下，发现您的志向操守比刚开始时衰退得多。恐怕其中的灾咎，是有人因为坚持正直、直言进谏而获罪；这会伤害后嗣、危及后世，不可不慎。愿陛下持守刚健的德行，坚定意志，遵守法度，不听女宠和奸邪之臣的姿态言辞，也不要接受诸位保傅、阿谀者、乳母以甜言悲辞提出的请托；应当果断而不听，勉力坚持大义，断绝小节上的不忍。如果确有不得已的情况，可以赏赐财物，不可私下授予官位，这实在是皇天的禁令。太阳失去光辉，星辰就会放纵流散，阳气不能制约阴气，阴邪之气便会肆行。近来太白星在白昼经过天空，应该隆盛德行、克制自身，以控制不守法的人。臣听说月亮是众阴之首，有消长显伏的变化；百里之内表现为品级，千里之内树立表象，万里之内贯通纲纪，是妃后、大臣、诸侯的象征。朔日和晦日表示终始，弦月如同绳墨，望日象征君德成就；春夏位于南方，秋冬位于北方。近来月亮多次在春夏两季与太阳运行在同一道路上，经过轩辕星之上；后来承受某种气而进入太微帝廷，光辉上扬而侵犯上方，使近臣列星都失去光色，暗淡得好像要熄灭，这是太后干预政事、造成混乱的征象。朝廷中的阴阳同时受伤，双方都不相适合。臣身在朝外，不知道朝廷的事情，只是私下相信天文；如果果真如此，近臣已经不值得依靠了。房屋大而柱子小，实在令人寒心。愿陛下亲自寻求贤士，不要勉强任用自己所厌恶的人，以此尊崇国家、增强朝廷根本。臣听说五星是五行的精气，它们受五帝掌管命令，响应君王号令，因而显示法度。岁星主管岁时之事，是统领之首，象征号令所记载的事；如今它失去常度而过于盛大，这是君主有意要有所作为，却还没有得到适当节度的征象。又有填星不避让岁星，二者共同执掌政事，在奎、娄之间相留，这应当按照义理裁断。荧惑星往来没有常规，周遍经过两宫，姿态忽高忽低，进入天门、上临明堂，贯穿尾宿而扰乱宫廷。太白星出现并越行，侵犯武库兵器，是盗寇应验的征象。它贯穿黄龙，进入帝廷，在宫门处出现；又随着荧惑星进入天门，到房宿而分开，想同荧惑一起造成祸患，却不敢抵挡明堂之精，这说明陛下神灵护佑，所以祸乱没有成功。荧惑星放纵驰骋，奸佞巧诈之人依附权势，以隐微言辞毁誉他人，使同类进用而贤善之人被遮蔽。太白星出现在端门，表示臣下有不臣之人。火星进入室宿，金星升上堂宿，如果不及时解除这种忧患，就是凶兆。填星与岁星相守，又主管内部动乱；应当察看宫墙之内，不要忽视亲疏之间的防范，诛杀、放逐奸佞之人，防止祸患萌芽，以荡涤污秽，消散积累的恶行，不要让它们发展成祸乱。辰星主管四时的秩序，应当在四个仲月出现；四时失去次序，辰星就会出现异常。如今它在岁首的孟春之月出现，这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陛下的。政令急迫，它就早出；政令迟缓，它就晚出；政令断绝、不施行，它就潜伏不见，并成为彗星。四个孟月都出现，是改变君王命令的征兆；四个季月都出现，是星占家忌讳的事。如今幸而只在寅月这个孟月出现，大概是皇天特别厚爱、护佑陛下。陛下应当深刻自我改正。治理国家本来不能忧惧急切，想求速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经典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决定升降。’再加上号令不顺应时令，过去四时的过错既已发生，不再追究；应当把它作为将来行事的借鉴。近来春季三月审理大案，当时盗贼阴谋叛逆，恐怕这一年收成不足。季夏采用兵法，当时寒气应验，恐怕后来有霜雹灾害。秋月施行封爵，当月土地湿润深厚，恐怕后来有雷雹灾变。若只凭喜怒决定赏罚而不顾时令禁忌，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心愿，也仍不能达到和谐善治。谈论天象的人，必定要在人事上得到验证。假如让最好的农夫想在冬天耕田，他赤身深耕，汗流出来后播下种子，但仍然不能生长，这不是人的心意不诚，而是天时不允许。《易经》说：‘时宜停止就停止，时宜行动就行动，行动和静止都不失时机，道路就会光明。’《尚书》说：‘恭敬地授予百姓四时。’所以古代的君王尊重天地，重视阴阳，敬重四时，严格遵守每月的时令，顺应它来施行善政，那么和气就可以立即形成，如同鼓槌和鼓声相互应和。如今朝廷忽视每月时令的政令，诸位侍中、尚书和近臣，都应当命令他们通晓月令的意义。假如群臣请求办事，而陛下发布的命令有违时令，他们应当知道争辩劝止，以顺应时气。臣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与它对应的星宿是玄武、婺女，是天地所记载的纲纪，也是终始所产生的根源。水象征公平平正；王道公正、修明，则百川有序流淌，水脉通畅；偏私结党、失去纲纪，则水涌溢而造成灾败。

译《尚书》说：‘水的性质是滋润下行，阴气运行而趋于卑下，却不失其正道。’ 天下有道，黄河就会出现图，洛水就会出现书。因此，黄河、洛水决口泛滥，是灾变中最大的。如今汝水、颍水以及沟渠小河都发生河水漂荡涌溢，和雨水一起成为百姓的灾害。这正是《诗经·十月之交》所说的‘不安宁，也不善美，百川沸腾’。灾咎在皇甫卿士一类人身上，愿陛下留心诗人的话，稍稍抑制外戚和大臣的势力。臣听说地道柔顺安静，是阴的常理。土地有上、中、下三位：上位震动，对应妃后不顺；中位震动，对应大臣作乱；下位震动，对应百姓离心反叛。震动如果发生在某个国家，是国君的罪过。四方和中央相连的国家、历经各州都发生震动，这种灾异最大。近来关东多次地震，五星也出现异常，但还没有达到大逆的程度。应当努力尊崇阳气、抑制阴气，以挽救这种灾咎。坚定意志，树立威势，闭塞断绝私人通路；选拔进用英俊之士，罢退不称职者，以增强朝廷根本。根本强固，精神才能抵御外患；根本衰弱，就会招来灾殃凶祸，被邪恶谋略所侵凌。听说过去淮南王谋反时，他所忌惮的只有汲黯，认为公孙弘等人不值得一提。公孙弘是汉代著名宰相，如今已经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却还被人轻视，何况那些连公孙弘都不如的人呢？所以说：‘朝廷没有人才，就会被盗贼和叛乱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 天下还没有听说陛下有奇才、能坚守国事的大臣。俗话说：‘怎样知道朝廷衰败了？人人都自以为贤能，却不致力于结交通达事理的人。’所以世道逐渐衰落，马不肯伏在马槽旁，便不能用来奔驰道路；士人平时没有受到培养，便不能承担重大的国家责任。《诗经》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这不是空话。陛下掌握四海众多百姓，却一直没有柱石般坚固、能够守卫国家的大臣，声名传遍四境，恐怕是因为选取人才不够广，考察人才不够明，劝勉人才不够诚。古书说：‘土地肥美，就善于养育禾苗；君主贤明，就善于培养士人。’普通人都可以使他成为君子。诏书要求举荐贤良，宽赦小过，不求全责备，以广泛聚集英才。像近世的贡禹那样，以言事忠诚恳切而得到尊荣，在那时，许多士人都磨炼自身、建立名声。贡禹死后，局势一天天衰败。到了京兆尹王章因进言获罪被杀，聪明人闭口不言，邪恶虚伪一同兴起，外戚专擅命令，君臣隔绝阻塞，终于断绝后嗣，宫中女子作乱，事情就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事情败坏到这种程度，实在可怕而可悲。祸根在于长期任用太后家族，并不是一天形成的。过去的事虽已来不及挽回，未来却还可以追改。先帝极其圣明，深深看见天意昭然，才让陛下承奉上天的统绪，希望纠正这种局面。应当稍稍抑制外戚，选择、整饬左右近臣，举用有德行、通晓道术的士人，充实天官，然后才可以辅佐圣德，保全帝位，承继太宗大业。下至郎官、吏员、随从官员，行为才干没有什么出众之处，又不通晓一种技艺，以及没有文雅才学的博士，都应当让他们到田间去，以此给天下人看，表明朝廷中都是贤能才德的君子；这样才能提高朝廷和君主的尊严，消除凶祸而带来安定。这就是根本。臣知道自己所说的话会伤害自身，却不躲避死亡的惩罚，只希望陛下暂且留神，反复审察臣的愚见。《文编》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三 明代唐顺之编 虢文公劝谏周宣王不要放弃亲耕千亩〔《国语》〕 周宣王即位后，打算不再亲自耕种藉田千亩。虢文公劝谏说：‘不可以。百姓最重要的事情在于农业，上帝祭祀用的供品由此产生，百姓的繁衍由此实现，各种事务的供给由此得到，和谐协调、团结亲睦由此兴起，财物用度的繁殖由此开始，敦厚纯朴、坚实稳固由此形成。因此后稷担任重要官职。古时候太史顺应时令察看土地，阳气炽盛充盈，土气震动发出，农事的祥兆在早晨出现，太阳和月亮运行到天庙星宿之下，土地的生机才开始萌发。提前九天，太史告诉后稷说：‘从今天到初吉这一天，阳气都在蒸腾，土壤肥沃之气将要发动；如果不震动、不变化，使土地的脉气充满，谷物就不能生长。’后稷把这些话告诉周王说：‘太史率领掌管阳气的官员命令我主管农事，说：距今九天，土地将一同发动。大王应当恭敬斋戒，亲自监督农事，不要改变日期。’周王于是派司徒把公卿、百官和平民都告诫一遍，派司空在藉田清除场地、修筑土坛，又命农大夫把农具都告诫准备好，提前五天进行。乐官报告说调和的东风已经到来，周王便进入斋宫，百官和掌管事务的官员各自入斋，斋戒三天。周王于是彻底洗濯，享用甜酒。到了日期，郁人进献鬯酒，牺人进献甜酒，周王灌鬯、享用甜酒后出行，百官和平民全都跟随。到了藉田，后稷监督仪式，膳夫、农正陈列藉田礼仪，太史赞助周王，周王恭敬地依礼而行。’ 周王耕了一墢，依次分给三位农夫耕作，平民最终完成千亩藉田的耕作。随后后稷检查功效，太史监督；司徒检查百姓，大师监督。事情完成后，宰夫陈设宴飨，膳宰监督，膳夫赞助周王；周王享用太牢，依次分尝给众人，平民最后进食。这一天，乐官率领掌管音乐的官员考察风俗和土气，在藉田设廪供给食物；把东南方的乐钟收藏起来，并按时向农民发布相关时令。后稷于是遍告百姓，记录农事、协调劳作，说：‘阴阳分布，震雷使蛰虫出土；土地如果没有完全开垦，责任就在司寇。’于是命令他的属下说：‘巡行农师先行一次，农正第二次，后稷第三次，司空第四次，司徒第五次，太保第六次，大师第七次，太史第八次，宗伯第九次，周王则大规模巡行。’除草、收获也按这个次序进行。百姓无不受到震动，谨慎恭敬地从事农业，修整田界，每天使用农具，按时不懈怠；财物用度不匮乏，百姓和睦同心。这个时候，周王的事务只以农业为要务，没有人向官府求取利益来妨碍农事。春、夏、秋三季致力于农业，冬季一季讲习武事，所以出征就有威势，防守就有财力。这样才可以使神灵喜悦、百姓和谐，祭祀按时举行，施舍也宽裕充足。如今天子想要修复先王的事业，却抛弃亲耕藉田这一重大功业，使神灵的祭祀匮乏，使百姓的财力困窘，将凭什么求得福佑、役使百姓呢？’ 周王不听。仲山父劝谏周宣王不要立年幼的国君〔《国语》〕 鲁武公带着括和戏去朝见周宣王，周宣王立戏为鲁国国君。樊仲山父劝谏说：‘不可以这样立他。这样做不合顺序，必然有人违犯；违犯王命，必然被诛杀。所以发布命令不能不合乎顺序。命令不能施行，政治就不能建立；即使施行而不合顺序，百姓也将抛弃上级。臣下侍奉君上，年少侍奉年长，正是为了遵守顺序。如今天子立诸侯，却拥立他的年幼者，这是教导人反叛。如果鲁国依从，诸侯也仿效它，王命将有所阻塞；如果不依从而诛杀它，就是自己诛罚王命。这件事，诛杀也有过失，不诛杀也有过失。天子应当好好谋划。’周宣王最终还是立了戏。鲁武公回国后去世，后来鲁人杀死懿公，拥立伯御。鲁国三十二年，周宣王讨伐鲁国，立孝公为国君。从此诸侯之间不再和睦。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不要征伐犬戎〔《国语》〕 周穆王将要征伐犬戎，祭公谋父劝谏说：‘不可以。先王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兵器平时收藏，适时才使用；使用就能显示威势，炫耀就会被人轻视，被轻视就会灭亡，震是因此而亡的。周文公的颂诗说：‘收藏起盾牌和兵器，装好弓箭。我寻求美好的德行，把它施行于这个中国，诚然是君王保有它。’先王对待百姓，广泛端正他们的德行，厚实他们的本性，增加他们的财产和收获，使他们的器用便利，明白利害的方向，用礼乐文教加以修治，使他们致力于利益、躲避祸害，怀念德行、敬畏威势，所以能够保全世代并不断扩大。过去我们的先祖后稷，曾在虞、夏任职效劳。到了夏朝衰败时，夏王抛弃后稷、不再任用；我们的先王不窋因而失去官职，自行逃到戎狄之间，却不敢懈怠事业，时常修明德行，继承修治先业，整治训诫典章，早晚恭敬勤勉，以敦厚诚实守持，以忠诚信实奉行，世世代代承载德行，不辱没前人。到了武王，发扬前人的光明德行，又增添慈爱和顺，侍奉神灵、保全民众，没有人不欣喜。商王帝辛对百姓作恶极多，百姓不能忍受，欣然拥戴武王，于是武王把军队带到商郊牧野。这说明先王并不是专门追求武力，而是勤勉救恤百姓的疾苦，替他们除去祸害。先王的制度是：王畿之内为甸服，王畿之外为侯服，侯服、卫服为宾服，蛮夷地区为要服，戎狄地区为荒服。’ 甸服承担祭，侯服承担祀，宾服承担享，要服承担贡，荒服来朝称王。每日祭祀、每月祀享、按季献享、每年进贡，最终都来朝王，这是先王的教训。有不来祭的，就修整自己的意旨；有不来祀的，就修明言辞；有不来享的，就修饰礼文；有不来贡的，就修正名分；有不来朝王的，就修养德行。秩序已经形成而仍有不来者，就修整刑罚，于是才使用刑罚。不祭就讨伐，不祀就征伐，不享就责让，不贡就告诫，不来朝王就有刑罚的法令、攻伐的军队、征讨的准备、威严责让的命令和文书告诫的言辞。发布命令、陈述言辞后仍不来，就进一步增修德行，不使百姓远行劳苦；因此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方没有不服从的。如今自从大毕伯仕任职终了以来，犬戎氏一直按照职分来朝见。天子却说：‘我一定因为它不来享献而征伐它，并且要炫耀武力。’这恐怕是废弃先王的教训，使君王几乎毁败吧？我听说犬戎崇尚敦厚，能够率领众人继承旧德、坚持到底而纯厚坚固，它也许有办法抵御我们。’周穆王不听，终于出兵征伐，带回四只白狼、四只白鹿。从此荒服地区不再来朝。召公劝谏周厉王不要禁止百姓议论〔《国语》〕

译周厉王暴虐，国人纷纷诽谤他。召公告诉周厉王说：‘百姓已经不能忍受您的命令了。’周厉王发怒，找到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诽谤者，报告一个便杀掉一个。国人没有人敢说话，在道路上相遇，只用眼睛示意。周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够消除诽谤了，百姓于是都不敢说话。’召公说：‘这只是堵塞言路。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更严重。河流堵塞后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是这样。因此治理河流的人，要疏通它使水流导向；治理百姓的人，要宣达言路使他们说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时，应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师献上典籍，史官献上书，少师进谏，瞍人作赋，蒙人诵读，百工进谏，平民传递意见，近臣竭尽规劝，亲戚加以补察，乐师和史官进行教诲，年长有德者加以修正，然后君王斟酌采用，因此政事才能施行而不违背道理。百姓有嘴，就像大地有山川；财物用度从嘴里所说的意见中产生，就像土地有高原、低湿地和肥沃平原；衣食也由此产生。百姓从口中发表议论，善政和败政都由此兴起。施行善政、防备败事，正是增加财用和衣食的办法。百姓在心里思虑，再从口中说出，事情成熟后便付诸实行，怎么可以堵塞呢？如果堵住他们的嘴，难道还能治理好吗？’周厉王不听，于是国人没有人敢再说话，三年后终于把周厉王流放到彘。芮良夫劝谏周厉王不要专擅利益〔《国语》〕 周厉王喜欢荣夷公，对芮良夫说：‘王室恐怕将要衰微了吧？荣公喜欢独占利益，却不知道大难将临。利益，是万物所产生的东西，是天地所承载的东西；如果有人独占它，造成的危害就多了。天地间的万物都将从中取用，怎么可以独占呢？这样招致的愤怒很多，却不加防备，大难将因此教训君王，君王能够长久吗？作为君王，是要引导利益并把它分布给上下，使神、人和万物都没有得不到适当利益的；但即便如此，也还要每天警惕，害怕怨恨到来。所以《颂》说：‘思念文德的后稷，能够配合那上天；建立我们的众民，没有谁不得到你的恩惠。’《大雅》说：‘陈列赐予，使周得以承载。’这不是说要分布利益而又害怕灾难吗？所以周才能延续到今天。如今君王学习独占利益，难道可以吗？平民独占利益，尚且被称为盗贼；君王这样做，归附他的人就少了。假如荣公被任用，周朝一定会败亡。’后来，荣夷公果然做了卿士，诸侯不再来朝享，周厉王被流放到彘。里革劝谏鲁宣公不要在夏季滥捕水产〔《国语》〕 鲁宣公在夏季到泗水深渊滥捕鱼，里革割断他的渔网，把它扔掉，说：‘古时候，严寒降临、蛰虫出土时，水官就在这时讲习用罛、罶等渔具，捕取大鱼，把河中的水鸟带回来，供寝庙尝新；并把这件事告诉国人，是为了帮助阳气宣发。鸟兽怀孕，水虫成长时，兽官便禁止使用网和罗，叉取鱼鳖，用来制作夏季干肉，以帮助生长繁殖。鸟兽长成，水虫怀孕时，水官便禁止使用网和障，设置陷阱，以充实宗庙和厨房，积蓄物资功用。况且山林不能砍伐新生的枝芽，水泽不能砍伐幼小的草木；鱼要禁捕鲲鱼和鱼苗，兽要让幼兽成长，鸟要保护雏鸟和鸟卵，虫要放过蚁卵和幼虫，这正是使万物繁盛的古训。如今鱼正在分群产卵，你不教它们成长，却又张网捕捉，贪婪没有限度。’鲁宣公听见后说：‘我有过错，而里革纠正我，不也是好事吗？这是一张好网，替我得到了一条法则；应当让有关官员把它收藏起来，使我不要忘记并时时自省。’师存侍奉在旁说：‘收藏渔网，不如把里革安置在您身边，这样更不会忘记。’ 石碏劝谏卫庄公不要宠爱州吁〔《左传》〕 卫庄公娶了齐国东宫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美丽却没有儿子，卫国人因此作了《硕人》诗。又娶陈国女子厉妫，生下孝伯，孝伯早死；她的妹妹戴妫生下桓公，庄姜把桓公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宠妾的儿子，得到宠爱而喜欢武事，卫庄公不加禁止，庄姜很厌恶他。石碏劝谏说：‘臣听说，爱护儿子，就应当用义理正道教育他，不要使他陷入邪路。骄傲、奢侈、淫逸、放纵，都是从邪路产生的；这四种恶行的到来，是宠爱和俸禄过度造成的。如果打算立州吁为继承人，就应当现在确定；如果还没有决定，就是在给他制造祸患。受宠爱却不骄傲，骄傲后还能降抑自己，降抑后不怨恨，怨恨后还能自我克制的人，实在少有。况且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小的压制大的、淫乱破坏义理，这就是所谓六种逆理。君主合乎义，臣下奉行政令；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敬顺，这就是所谓六种顺理。舍弃顺理而效法逆理，是在招来祸患。作为君主，将要努力除去祸患，却反而招来祸患，恐怕不可以吧？’卫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游，石碏禁止也不能奏效。桓公即位后，石碏便告老。臧僖伯劝谏鲁隐公不要观鱼〔《左传》〕 鲁隐公将要到棠地观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不能用来讲习国家大事、其材料不能用来制作器物的事物，君主都不应亲自参与。君主是要使百姓归于法度的，所以讲习政事以制定法度标准，叫作“轨”；取用材料以彰显事物品类，叫作“物”。不合轨、不合物，就叫作扰乱政事。扰乱政事屡次施行，国家就会败亡。因此春季搜猎、夏季苗猎、秋季狝猎、冬季狩猎，都利用农事空闲来讲习军政。每三年整治军队，入国后振作军旅，归来后举行饮至礼，用来清点军事实力，彰明礼制，分辨贵贱，区别等级，顺应老少次序，熟习威仪。鸟兽的肉如果不能登上祭祀的俎，皮革、牙齿、骨角、毛羽如果不能制作礼器，国君就不应射取，这些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制作器用的材料、奴隶所做的事务、官府掌管的职责，都不是君主亲自应当过问的。’鲁隐公说：‘我将要去察看土地。’于是前往，陈列鱼来观看。臧僖伯称病，没有跟随。

译《春秋》记载说：‘鲁隐公在棠地射鱼，这不合礼，而且说明棠地是遥远的地方。’ 臧哀伯劝谏鲁桓公不要把郜鼎纳入太庙〔《左传》〕 宋殇公即位，十年间打了十一次仗，百姓不能忍受他的命令。孔父嘉任司马，督任太宰，于是利用百姓不能忍受命令这一点，先公开宣称：‘这是司马造成的。’督杀死孔父嘉，又弑杀宋殇公，从郑国召回庄公并立他为君，以此亲近郑国。庄公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桓公，齐、陈、郑也都有贿赂，所以鲁桓公就帮助宋庄公。夏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入太庙。这不合礼。臧哀伯劝谏说：‘作为君主，应当彰明德行、堵塞邪僻，以此照临百官；尚且害怕偶尔有所失误，所以彰明美好的德行来给子孙看。因此清庙用茅草盖屋，大路车用粗席铺垫，大羹不加调味，祭祀用的黍稷不舂精，彰明节俭。衮衣、冕冠、蔽膝、笏，衣带、下裳、蔽膝、鞋，衡、紞、纮、綖，彰明法度。藻色的车饰、马具、缰绳、游缨，彰明等级数量。火纹、龙纹、黼纹、黻纹，彰明文采。五色相配、图像相合，彰明器物类别。金饰的铃、鸾铃、和铃，彰明声音。日月星三辰绘在旗帜上，彰明光明。德行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等级，文物用来记载，声音名号用来宣扬，以此照临百官，百官因此戒惧，不敢改变法纪。如今毁灭德行、树立违逆，却把贿赂来的器物放进太庙，明白地给百官看；百官都仿效它，那还要责罚谁呢？’ 国家败亡，是由于官员邪曲。官员失去德行，是因为宠爱和贿赂显明。郜鼎放在太庙，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彰显贿赂呢？周武王战胜商朝后，把九鼎迁到雒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还要把彰明违乱的贿赂器物放进太庙，这将如何是好？’鲁桓公不听。周朝内史听见后说：‘臧孙达大概会在鲁国留下后代吧？国君违背道义，他仍不忘用德义劝谏。’ 宫之奇劝谏虞公不要借道给晋国〔《左传》〕 晋侯再次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一定跟着灭亡。不能给晋国打开方便之门，不能把寇敌当作可以戏弄的对象。第一次借道已经很过分了，怎么可以再来一次？俗话所说“面颊和牙床互相依存，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说的就是虞、虢的关系。’虞公说：‘晋国是我们的同宗，难道会害我们吗？’宫之奇回答说：‘大伯、虞仲，是太王的长子、次子。大伯不服从，所以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儿子，做过文王的卿士，功勋记在王室，藏在盟府。晋国将要灭掉虢国，对虞国又有什么爱惜呢？况且虞国能够比桓叔、庄伯的族人更亲近吗？晋国尚且要加害桓叔、庄伯的族人，他们有什么罪过却被杀戮？不就是因为势力逼近君权吗？亲近的人凭宠爱而逼近君权，尚且还被加害，何况凭借一个国家呢？’虞公说：‘我祭祀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宫之奇回答说：‘臣听说，鬼神并不专亲近某一个人，只依凭有德之人。所以《周书》说：“皇天没有偏爱，只辅助有德者。”又说：“黍稷并不芳香，光明的德行才是芳香。”又说：“百姓不改变祭品，只有德行才是祭品。”如果这样，那么没有德行，百姓就不和睦，神灵也不会享用祭品。神灵所依凭的，正在于德行。如果晋国夺取虞国，却用明德来进献芳香祭品，神灵难道会吐出来吗？’ 虞公不听，答应了晋国使者。宫之奇带着族人离开，说：‘虞国今年不能过腊祭了，因为就在这次行动中灭亡；晋国不会再举兵了，因为不必再举兵。’ 富辰劝谏周襄王不要借狄人讨伐郑国〔《左传》〕 郑国攻入滑国时，滑人听从命令，郑军撤回后，滑国又投靠卫国。郑国公子士泄、堵俞弥率军攻打滑国。周襄王派伯服、游孙伯到郑国，请郑国放弃滑国。郑伯怨恨周惠王入郑却不给厉公爵位，又怨恨周襄王把滑国给了卫国，所以不听王命，拘捕了两位使者。周襄王发怒，准备借狄人攻打郑国。富辰劝谏说：‘不可以。臣听说，最好的办法是用德行安抚百姓，其次是亲近亲族，使亲亲之恩相互推及。过去周公哀悼管叔、蔡叔等兄弟不和，所以分封亲族来藩屏周室。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文王的昭系；邘、晋、应、韩，是武王的穆系；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后代。召穆公想到周德不能同心，所以在成周聚合宗族，并作诗说：‘常棣的花朵，花萼多么鲜明。如今世上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诗的第四章说：‘兄弟在墙内争斗，对外却共同抵御侮辱。’这样看来，兄弟之间即使有小小的怨恨，也不会废弃美好的亲情。如今周天子不能忍受小小的怨恨，反而要抛弃郑国这个亲族，这将如何是好？任用有功者、亲近亲族、亲密近臣、尊重贤人，是最大的德行；’ ‘耳朵听不见五声的和谐，叫作聋；眼睛分辨不出五色的文采，叫作昧；内心不遵循德义的常理，叫作顽；嘴里不说忠信之言，叫作嚚。狄人四种奸邪都具备。周朝拥有美好的德行，尚且说没有什么比兄弟更亲，所以分封他们。周朝以怀柔之道治理天下，尚且害怕外来侮辱；能够抵御外侮的，没有比亲近亲族更好的，所以用亲族屏护周室。召穆公也这样说。如今周德已经衰微，却又改变周公、召公的做法，去顺从这四种奸邪，恐怕不可以吧？百姓还没有忘记灾祸，君王又要兴起它，如何面对文王、武王呢？’周襄王不听，派颓叔、桃子带领狄军出兵。夏季，狄人攻打郑国，夺取栎地。周襄王感激狄人，想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狄后的妻子。富辰劝谏说：‘不可以。臣听说：‘报答的人已经疲倦，施恩的人却还没有满足。’狄人本来就贪婪，君王又给他们打开方便之门；女子的恩德没有尽头，妇人的怨恨也没有终结，狄人一定会成为祸患。’周襄王又不听。富辰劝谏周襄王不要立狄族女子为王后〔《国语》〕

译周王派翟国的军队去攻打郑国。周王感念翟人，打算立翟女为王后。富辰劝谏说：“不可以。婚姻，是祸福的阶梯。对内有利，福就由此而来；对外有利，祸患就由此招致。如今大王对外求利，岂不是要以此成为祸患的阶梯吗？从前挚、畴两国，是由于大任而兴起；杞、缯两国，是由于大姒而兴起；齐、许、申、吕，是由于大姜而兴起；陈国，是由于大姬而兴起。这些都是能够在内部使亲族获利的。过去鄢国灭亡，是由于仲任；密须是由于伯姞；郐国是由于叔妘；耼国是由于郑姬；息国是由于陈妫；邓国是由于楚曼；罗国是由于季姬；庐国是由于荆妫。这些都是在外部求利而使亲族离散的。周王说：‘怎样叫对内有利？怎样叫对外有利？’富辰回答说：‘尊重贵族，明辨贤能，任用有功者，敬重长老，爱护亲族，礼遇新人，亲近旧臣；这样，百姓没有不审慎坚定地尽心尽力来服从君上的命令，官员不会改变治道，财物也不会耗尽，寻求逃亡者不会到来，发动行动也不会无所成就。百姓和万民，人人都奉行有利之道并归于君上，这就是对内有利。若这七种德行离散分裂，百姓便各怀二心，各自因求利而退避，君上的要求不能达到，这就是对外求利。翟国灭亡后列于王室，郑伯是南方诸侯。大王却轻视它，这是不尊重贵族。翟国具有豺狼般的德行，郑国还没有丢失周代的典章，大王却蔑视它，这是不明辨贤能。平王、桓王、庄王、惠王都接受过郑国的功劳，大王却抛弃它，这是不能任用有功者。郑伯捷年纪已经很大，大王却把他看作弱者，这是不尊敬长老。翟人是隗姓，郑国出自宣王，大王却虐待他们，这是不爱护亲族。礼遇新人不能妨碍旧人，大王用翟女来离间姜、任两族，这是不合礼制，而且抛弃旧亲。大王一次行动就抛弃了七种德行，所以说这是对外求利了。《尚书》说过：‘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可能办成。’ 周王不能忍受小小的怨愤，便抛弃郑国，又提升叔隗的地位来作为亲近翟国的阶梯。翟国像大猪和豺狼一样贪暴，永远不能满足。周王不听。十八年，周王废黜翟后。翟人前来讨伐，杀死了谭伯。富辰说：‘从前我多次劝谏大王，大王不听，以至于遭到今天的灾难。如果我不出去，大王恐怕会认为我怀有怨恨吧？’于是带着自己的属下为此战死。太子晋劝谏不要堵塞河流【《国语》】灵王二十二年，谷水和洛水相争，将要冲毁王宫。周王想堵塞河流，太子晋劝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古代治理百姓的君主，不毁坏山陵，不增高薮泽，不堵塞河流，不填塞沼泽。山，是土的聚集处；薮，是万物归聚处；河流，是地气疏导之处；泽，是水汇集之处。天地形成后，土聚集在高处，万物归聚在低处；开通成为河流山谷，以疏导地气；筑堤成塘，低洼积水，以汇聚水的美利。因此土壤聚集而不崩塌，万物都有归宿；地气不沉滞，也不散失。这样，百姓活着有财物可用，死后有地方安葬，于是没有夭折、昏乱、疫病、创伤的忧患，也没有饥寒和匮乏的祸患。所以天地上下能够彼此稳固，用来防备意外。古代圣王只谨慎对待这些事。从前共工抛弃了这条道路，沉溺于过度享乐，放纵而丧失自身，想堵塞防护百川，毁掉高地、填平低洼，以此危害天下。上天不赐福，百姓不帮助，祸乱一同兴起，共工因此灭亡。在有虞氏时，有崇伯鲧散布放纵的心思，赞成并继续共工的过错，尧在羽山把他处死。后来伯禹想到前人的错误，考察并改制作法和尺度，取法天地万物，类比各种法则，制定规范给百姓遵行，并衡量众生的需要。共工的后代四岳辅佐他，使高处更高、低处更低，疏通河流、引导滞水，汇聚水源、使万物丰盛；封土加高九山，疏决九川，筑堤防护九泽，使九薮丰茂繁殖，疏通九原，安置居民于九隩，合并贯通四方海内。因此，天上没有隐藏的阴气，地上没有散失的阳气，水中没有沉滞的水气，火没有造成灾害的炎热，神灵没有阻隔的运行，百姓没有放纵的心思，四时没有违反常数，万物没有受到损害。众人遵循、效法禹的功业，把一切纳入法度规范，没有不是美好的功绩，足以使上帝满意。上天嘉奖他，把天下作为封赐，赐姓为姒

译氏，国号为有夏，称许他能以美好的福祉使万物繁盛富足。又把国土封给四岳，任命他们为侯伯，赐姓为姜氏，国号为有吕，称许他们能成为禹的股肱心腹，以养育万物、使百姓富足。这一位君王和四位伯，难道只是因为宠爱才得到这些吗？他们都是已亡之王的后代，只是能够整治并奉行美善的道义，使后代在下代代相继，守护祭祀而不改变典章。有夏虽然衰微，杞、鄫仍然存在；申、吕虽然衰微，齐、许仍然存在。只是因为有美好的功绩，才得以受赐姓氏、接受祭祀，延续到天下。等到他们失去这些功德，必定有贪纵淫逸的心思从中作祟，于是失去氏姓，衰败不振，断绝后代而无人主持，国家沦为卑贱的奴役之地。那些灭亡的国家，难道只是因为没有宠爱吗？他们也都是黄帝、炎帝的后代。只是因为不遵循天地的法度，不顺应四时的秩序，不衡量百姓和神灵的道义，不按照万物生长的规律行事，以至于子孙灭绝，直到今天仍无人祭祀。等到他们重新得到这些福命，必定有忠信的心思从中发挥作用，取法天地而顺应时令，行动合乎百姓和神灵，遵循万物的规律，所以能够高明显达、善终美满，声名光明显耀，重新受赐姓氏和福命。于是赐给他们氏姓并使他们归附，以成就美好的名声。如果开启先王遗留下来的教训，省察他们的典章、图籍和刑法，再考察国家兴废的原因，就都可以明白了。国家兴盛，一定有夏、吕那样的功劳；国家废亡，一定有共工、鲧那样的失败。如今我主持政事，莫非确实有所顾忌，因而扰乱谷水、洛水的神灵，使它们争夺水道来显示力量，以致妨害王宫吗？大王若还要修饰这种做法，恐怕不可以吧？” 屠蒯劝谏晋侯【《左传》】晋国的荀盈到齐国迎娶女子，回来后，六月在戏阳去世。灵柩停放在绛地，还没有下葬。晋侯饮酒作乐，膳宰屠蒯快步进入，请求为晋侯助饮。晋侯让他拿酒尊，答应了他。屠蒯于是斟酒给乐工饮，说：“你是君主的耳朵，将要掌管听觉。日辰在子、卯，称为忌日。君主应当停止宴饮作乐，让学习的人放下事务，正是因为这是忌日。君主的卿士辅佐，叫作股肱。股肱有所损伤，还有什么痛苦比这更大？你没有听见而仍然作乐，这是耳朵不聪敏。”又斟酒给君主的宠臣嬖叔喝，说：“你是君主的眼睛，将要掌管视察。服饰用来彰显礼制，礼制用来办理政事。事情有相应的器物，器物有相应的形制。如今君主的仪容不合乎所应有的礼物，而你没有看见，这是眼睛不明。”屠蒯也自己饮酒，说：“滋味用来运行气，气用来充实心志，心志用来决定言语，言语用来发布命令。我确实掌管滋味，两个侍御失去了职守，而君主没有下令纠正，是我的罪过。”晋侯很高兴，撤去了酒宴。当初，晋侯想废黜知氏而立自己的宠臣为卿，因此受到劝说后改变主意而停止。秋八月，晋侯派荀跞辅佐下军来取悦他。白公子张劝谏灵王【《国语》】灵王暴虐，白公子张多次劝谏，灵王对此感到忧患，问史老说：“我想制止子张的劝谏，有什么办法？”史老回答说：“采用劝谏确实很难，制止它却容易。如果他再劝谏君王，就说：‘我左手掌管鬼神，右手掌管夭折者的一宫，所有各种劝谏，我已经全都听到了。请说些别的话。’”白公子张又像史老所说的那样劝谏灵王，回答说：“从前殷王武丁能够振兴自己的德行，达到神明的境界，渡过黄河，后来从黄河来到亳，于是三年默默思考治国之道。卿士们忧虑说：‘君王的话是用来发布命令的，如果不说话，我们就没有接受命令的地方。’武丁于是写信说：‘我用来治理四方，恐怕自己的德行不能与此相称，所以不说话。’这样以后，又让人依据梦中形象到四方寻求贤圣，得到傅说，把他提升为公卿，并让他早晚规劝说：‘你如同金属，我用你作磨刀石；如同渡河，我用你作船；如同大旱，我用你作及时雨。敞开你的心，滋润我的心。药若不能使人昏眩，疾病就不会痊愈；赤脚走路却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像武丁那样神明，他的圣智那样广大，他的知识没有缺陷，仍然自认为没有得到治理之道，所以三年默默思考治国之道。得到治道以后，仍不敢独断专制，还让人依据梦中形象到旁处寻求圣人。

译得到贤人来辅佐后，又怕他荒废、丧失和遗忘治道，所以让他早晚规劝教诲、进言劝谏说：‘你一定要同我交互修治，不要抛弃我。’如今君王或许还比不上武丁，却厌恶规劝，不也太难了吗？齐桓公、晋文公都不是嫡子继承人，后来却使诸侯归附，不敢放纵享乐，内心向往有德之言，因此得以拥有国家。近臣进谏，远臣批评，普通百姓传诵议论，用这些来警戒自己。所以他们即位时，四境还没有完备，后来统一诸侯，终于拥有王畿土地，并使诸侯归附，直到今天仍被称为贤君。桓公、文公都是如此，君王不考虑向两位贤君学习，却想放纵自己，恐怕不可以吧？《周诗》说：‘不亲自处理政事，不亲自参与，百姓就不会信任。’臣恐怕百姓不信任君王，所以不敢不说；否则，我何必急着因进言而获罪呢？”灵王厌恶这番话，说：“你再告诉我吧，虽然我不能采用，我也愿意把它放在耳边听着。”白公子张回答说：“正是依赖君王采用，所以我才进言；否则，巴浦的犀、牦牛、兕、象难道可以用尽吗？难道还要把规劝当作耳塞吗？”于是快步离去，闭门不出。七月，干谿之乱发生，灵王死于其中。单穆公劝谏铸造大钱【《国语》】景王二十一年，准备铸造大钱。单穆公说：“不可以。古时候，天灾降临，于是就衡量财货和货币的权重，调整轻重来救济百姓。百姓苦于货币太轻，就为他们铸造较重的货币来流通，于是有以母币权衡子币而流通的做法，百姓都能得到好处。如果百姓不能承受货币太重，就多铸造轻币来流通，同时不废弃重币，于是有以子币权衡母币而流通的做法，能够给百姓小利。如今大王废除轻币而铸造重币，百姓失去财货，能不匮乏吗？如果匮乏，王室用度就会有所不足；用度不足，就要加重对百姓的征取；百姓供给不了，就会产生远离君上的心思，这是使百姓离散。况且，在灾害还没有到来之前就预备它，有了灾害以后才救济它，这是两件互不相入的事。可以先做却不预备，叫作怠慢；可以后做却抢先去做，叫作招来灾祸。周国本来就是贫弱的国家，上天还没有厌弃灾祸，反而又使百姓离散来助长灾害，恐怕不可以吧？将要和百姓共同生活却使他们离散，将要防备灾害却反而招来灾害，那么凭什么治理国家？国家没有常法，凭什么发布命令？命令得不到执行，是君上的忧患。因此圣王在百姓中树立德行来消除这些祸患。《夏书》说：‘关口的衡量标准相同，重量相等，王府中就会有财物。’《诗经》也说：‘看那旱山山麓，榛木和楛木长得繁茂。和乐平易的君子，靠和乐平易来求取福禄。’旱山山麓的榛木、楛木繁殖茂盛，所以君子能够安乐地求取福禄。若山林枯竭，林麓破败，薮泽耗尽，百姓的力量损耗殆尽，田地荒芜，财货用度匮乏，君子将忧惧悲哀还来不及，又哪里有安乐可言呢？况且断绝百姓的财用来充实王府，就像堵塞河流源头而形成污水坑一样，枯竭的日子不会远了。如果百姓离散而财物匮乏，灾害到来而没有预备，君王将怎么办？我国有关灾害预备的官职，已经有许多怠慢废弃之处，如今又夺取百姓的财货来增加灾害，这是撤掉自己的储藏而蒙蔽百姓啊。君王还是好好考虑吧！”景王不听，最终铸造了大钱。晏子劝谏不要诛杀祝官、史官【《左传》】齐侯患疥疮，后来又发热，满一年也没有痊愈。诸侯派来问候疾病的宾客很多，梁丘据和裔欵对齐侯说：“我们侍奉鬼神，比先君更加丰厚了，如今君主患病，使诸侯忧虑，这是祝官、史官的罪过。诸侯不知道实情，恐怕会认为我们不敬鬼神，君王何不诛杀祝固和史嚚，用来向宾客交代呢？”齐侯很高兴，把这话告诉晏子。晏子说：“从前在宋国结盟时，屈建向赵武询问范防的德行，赵武说：‘这位先生家政治理得好，在晋国发表言论竭尽真情而没有私心；他的祝官、史官主持祭祀，陈说实情而不感到惭愧；他家中没有猜疑，他的祝官、史官也不祈求非分之福。’屈建把这话告诉楚康王，康王说：‘神灵和人都没有怨恨，难怪这位先生能辅佐五位君主，使他们成为诸侯的盟主。’君王说：‘梁丘据和裔欵说寡人善于侍奉鬼神，所以想诛杀祝官、史官。你称述这番话，是什么原因？’晏子回答说：‘如果是有德的君主，内外政事都不废弛，上下没有怨恨，行动没有违背常理，那么他的祝官、史官进献真实情况时就没有惭愧之心。因此鬼神享用祭祀，国家得到福祉，祝官、史官也参与其中。他之所以得到福禄繁盛、长寿，是因为替有诚信的君主办事。他们向鬼神所说的话忠诚真实。若遇上淫乱的君主，内外都偏邪，上下都怨恨憎恶，行动违背正道，顺从欲望、满足私心，修筑高台深池，撞钟使女子歌舞，耗尽百姓力量，掠夺他们的积蓄，以成就自己的违逆，不顾后代，暴虐放纵，肆意妄为没有限度，没有顾忌，也不思考诽谤，不畏惧鬼神；神灵愤怒，百姓痛苦，心中却没有悔改。他的祝官、史官如果仍然进献虚假的吉言，那就是犯罪；如果掩盖丧失的许多美德而加以欺骗，进退都无话可说，就用虚假言辞求取媚悦。因此鬼神不享用这个国家的祭祀，反而降祸于它，祝官、史官也有责任。他们之所以使人夭折、昏乱、孤苦、疾病，是因为替暴君办事；他们向鬼神说的是僭越轻慢的话。’ 齐侯说：“那么应该怎么办？”晏子回答说：“不能这样做。山林中的树木，由衡鹿看守；泽中的雈蒲，由舟鲛看守；薮中的柴薪，由虞候看守；海中的盐和蛤蜊，由祈望看守；县邑边鄙的百姓，进来就受到政令管束；靠近边境的关卡，暴虐地征取私财；承袭父业的大夫，强行改变、掠取财物；赋税常规没有定额，征敛没有限度，宫室天天改建，淫乐不断；内宠的妾在市场上肆意夺取，外宠的臣在边鄙擅自发布命令；私欲不断增长，供求不能满足，于是百姓受苦患病，夫妇都在诅咒。祝祷也许有益，诅咒也会造成损害。聊摄以东、姑尤以西，人口很多，即使祝祷再灵验，难道能胜过亿兆人的诅咒吗？君王若想诛杀祝官、史官，必须先修养德行才可以。”齐侯很高兴，命有关官员放宽政令，拆毁关卡、取消禁令，减轻赋税，停止追讨旧债。伍员劝谏吴王不要答应越国求和【《左传》】

译吴王夫差在夫椒击败越国，为报檇李之仇，于是进入越国。越王勾践带着五千甲士、盾牌守卫在会稽，使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嚭请求讲和。吴王将要答应，伍员说：“不可以。我听说，树立德行没有比不断扩大更好的，消除祸患没有比彻底消灭更好的。从前过国的浇杀死斟灌，攻打斟鄩，灭亡夏后相；后缗当时怀孕，从洞穴逃出，归附有仍，生下少康。少康做有仍的牧正，憎恨浇，能够戒备他。浇派椒去搜捕少康，少康逃到有虞，在那里任庖正，以消除自身的祸害。虞思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并把纶邑封给他，给他一成田地、一旅军队。他能够布施德行，谋划复国，收集夏朝遗民，安抚原有官职；又派女艾去侦察浇，派季杼诱骗豷，终于消灭过、戈两国，恢复禹的功业，使夏的祭祀配享上天，不失去旧有的国家。如今我们的情况还不如过国，而越国却比当年的少康强大，若再给它发展机会，岂不是很难对付吗？勾践能够亲近百姓，努力施惠，施惠不失去民心，亲近百姓也不抛弃功劳；他与我们土地相连，世代都是仇敌。如今我们既然已经战胜他却不取灭，反而使他继续存在，这是违背天意而养长仇敌。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姬姓王朝的衰败，指日可待。身处蛮夷之间却养长仇敌，凭此来求取霸业，一定不能成功。” 吴王不听。伍员退下后对人说：“越国用十年生聚财富，又用十年教训百姓；二十年以后，吴国恐怕要变成沼泽了吧？” 子胥劝谏不要攻打齐国【《左传》】吴国准备攻打齐国，越王率领军队来朝见。吴王和各位大夫都得到馈赠，吴国人全都高兴，只有子胥忧惧说：“这是在豢养吴国啊！”于是劝谏说：“越国是我们心腹中的疾病，土地相连，又对我们怀有野心。它如今表面柔顺，是在求得实现自己的欲望，不如及早对付它。即使在齐国取得成功，也只是得到一块不能耕种的石田，没有什么用处。越国如果不变成沼泽，吴国就会灭亡。假如请医生治病，却说一定要留下病根，从来没有这样的事。”《盘庚之诰》说：‘如果有颠覆法度、不供职的人，就割鼻并全部灭绝，不让他们在此地繁衍，这是商朝兴盛的原因。’如今君王反而改变这种做法，想以此求取更大的事业，岂不是很困难吗？”吴王不听。子胥出使齐国时，把儿子托付给鲍氏，改姓为王孙氏。出使回来，吴王听说此事，派人赐给他属镂剑，命他自杀。临死时他说：“在我的墓上种植梓树，梓树长大后可以做棺材。吴国恐怕要灭亡了吧？三年以后它就开始衰弱。盈满必然毁坏，这是上天的规律。” 信陵君劝谏魏王【《国防》】魏王因为秦国救援魏国的缘故，想亲近秦国并攻打韩国，以求取过去失去的土地。无忌对魏王说：“秦国和戎狄风俗相同，怀有虎狼般的心肠，贪婪暴虐而好利，没有信用，也不懂礼义德行。只要有利可图，就连亲戚兄弟也不顾，简直像禽兽一样。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并不是因为它曾施恩深厚、积累德行。所以太后是秦王的母亲，却因忧愁而死；穰侯是秦王的舅舅，功劳没有比他更大的，最后却被驱逐；两个弟弟没有罪过，却两次被夺去封国。它对亲戚尚且如此，何况对仇敌之国呢？如今大王和秦国共同攻打韩国，反而更加接近秦国的祸患，臣对此非常困惑。大王如果不知道，是不明智；群臣没有把这些话告诉大王，是不忠诚。如今韩国依靠一个女子侍奉弱主，国内有大乱，外交上依附强秦。魏国的军队，大王认为不会灭亡吗？韩国灭亡后，秦国拥有郑地，就与大梁相邻，大王认为还能安稳吗？大王想得到过去的土地，如今却背负与强秦亲近的名声，大王认为这是有利吗？秦国不是一个无事可做的国家。韩国灭亡以后，秦国必定另找目标。另找目标必定选择容易而有利的，选择容易而有利的，就一定不会攻打楚国和赵国了。为什么呢？如果翻越山岭、渡过河流，截断韩国的上党去攻打强大的赵国，那就会重演阏与之战，秦国一定不会这样做。如果取道河内，绕过邺和朝歌，截断漳水、滏水，在邯郸郊外同赵军决战，这就是知伯覆灭的祸患，秦国也不敢这样攻打赵国。若取道涉山谷，行军三千里去攻打冥阨关塞，所经过的路程太远，所攻打的地方太难，秦国也不会这样做。若取道黄河以外，绕过大梁，左边是蔡，右边是召陵，在陈地郊外同楚军决战，秦国也不敢这样做。所以说，秦国一定不会攻打楚国和赵国，也不会攻打卫国和齐国。韩国灭亡以后，秦军出动的那一天，就不会只有魏国没有遭到攻打。秦国本来已经有怀茅、邢丘、城垝津，可以逼近河内，河内的共、汲两地必然危险。秦国拥有郑地，取得垣雍后，决开荥泽的水来灌大梁，大梁必然灭亡。大王的使者出使秦国时，曾经过安陵，并在秦国诋毁安陵氏，秦国想诛杀安陵氏已经很久了。秦国的叶阳、昆阳同舞阳相邻，秦国听信使者对安陵氏的诋毁，就会追随安陵氏而灭亡它，绕过舞阳北面向东，逼近许国南面，魏国必然危险。国家如果没有受到损害，那么憎恨韩国而不爱护安陵氏还可以；如果不担心秦国不爱护南方国家，那就错了。从前秦国在河西，晋国离大梁千里，中间有山河阻挡，又有周、韩隔开。从林乡之战到现在，秦国七次攻打魏国，五次进入魏国境内，边城全部被攻拔，文台被毁，垂都被焚，树木被砍伐，麋鹿被捕尽，国家接连遭到包围。秦军又长驱直入大梁北部，东到陶、卫的郊外，北到平监。魏国被秦国夺去的土地，包括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片县邑和许多著名都城。那时秦国尚在河西，晋国距离大梁千里，祸患已经如此严重。何况如今使秦国没有韩国阻挡，拥有郑地，又没有山河防御，没有周、韩从中隔开，距离大梁只有百里，祸患必定由此而来。从前采取合纵没有成功，是因为楚、魏互相猜疑，韩国也不能取得。如今韩国已经遭受秦军攻击三年，秦国用搅扰的办法逼它讲和，韩国不听，便把太子作为人质送到赵国，请求为天下诸侯排列队伍、停止攻秦。楚国、赵国必定会集结军队，因为都看出秦国的欲望没有穷尽；如果不把天下诸国全部灭亡、使海内臣服，秦国一定不会停止。因此臣愿意劝大王实行合纵，大王应迅速接受楚、赵的约定。赵国挟持韩国太子作为人质，来保存韩国并求取过去的土地，韩国一定会把土地交给赵国。这样士民不劳苦就能得到旧地，其功劳超过和秦国共同攻打韩国、又招致与强秦相邻的祸患。保存韩国、安定魏国而使天下得利，这正是大王遇到的有利时机。韩国把上党交给共、宁两地，由安成道路出入并征收赋税，这是魏国以韩国的上党作为重要人质。如今魏国得到这些赋税，足以使国家富足，韩国一定感念魏国、爱戴魏国、重视魏国、畏惧魏国，韩国一定不敢反叛魏国。这样韩国就等于魏国的县，魏国把韩国作为县来统治，卫国和大梁以外的地区也一定安定。如今如果不保存韩国，东、西二周和安陵必然危险，楚、赵遭到大败，卫、齐非常畏惧，天下诸国向西奔向秦国，秦国使魏王入朝称臣，也用不了多久了。” 武安君劝秦昭王，说明攻打赵国不可行【《国防》】

译昭王使百姓休养、整治军队以后，又想攻打赵国。武安君说：“不可以。”昭王说：“前年国家空虚，百姓饥饿，你不估量百姓的力量，却要求增加军粮来灭亡赵国。如今寡人让百姓休养来供养士卒，积蓄粮食，三军的俸给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你却说不可以，这是什么道理？”武安君说：“长平之战，秦军大胜，赵军大败。秦国人欢喜，赵国人恐惧。秦国把战死者厚葬，把受伤者厚养，让劳军者互相宴饮，用饮食酒肉来耗费他们的财物。赵国战死的人不能收葬，受伤的人不能医治，大家哭泣相互哀悼，合力共同忧患，努力耕田来增加财产。如今大王出动的军队虽然比以前增加一倍，臣料想赵国的防备也已经增加十倍了。赵国自长平以来，君臣忧惧，早早上朝、很晚退朝，降低言辞、加重币帛，向四面派遣女子结亲，和燕、魏结亲，和齐、楚交好，集中思虑、同心协力，把防备秦国作为首要事务。国内财力充实，对外结交也已经完成。现在还不能攻打赵国。”昭王说：“寡人已经出兵了，于是派五校大夫王陵攻打赵国。王陵作战失利，五校军队覆没。寡人想派你出战，你却称病不去。寡人于是派应侯去见你，责备说：‘楚国土地纵横五千里，拥有军队百万。你从前率领几万军队进入楚国，攻取鄢郢，焚烧楚国宗庙，向东到达竟陵，楚人震惊恐惧，向东迁徙而不敢向西。韩、魏联合出动大军，兵力很多，你所率领的士卒不到他们的一半，却在伊阙同他们交战，大败两国君主，血流得可以漂起盾牌，斩首二十四万。韩、魏因此称为东方藩属，这些都是你的功劳，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如今赵国在长平战死的士卒已经十之七八，国家空虚衰弱，因此寡人出动的军队人数是赵国军队的数倍，希望你率军出征，一定要灭亡赵国。你常常以少击多，取胜如神，何况如今是以强击弱、以多击少呢？’武安君说：“当时楚王倚仗国家强大，不治理政事，群臣又因功劳相互嫉妒，谄媚之臣掌权，贤良大臣被排斥疏远，百姓离心，城池不修；既没有贤臣，又没有防备。因此我才得以率军深入楚国，攻取许多城邑，烧掉桥梁、焚毁船只来专一民心，在郊野掠夺粮食来满足军队。当时秦国的士卒把军营当作家，把将帅当作父母，不需约束便亲近，不需谋划便信任，同心协力，死也不后退。楚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都顾念自己的家，各自心怀离散，没有斗志，所以我们才能取得功劳。伊阙之战中，韩国孤立而顾忌魏国，不愿先使用自己的军队；魏国依仗韩国军队锐利，想把韩国推在前面充当锋刃。两军争夺便利，力量不相同，因此臣能够设置疑兵。臣的军队等待韩国，集中军阵、合并精锐，突然攻击魏军意料不到的地方。魏军失败后，韩军自行溃散，臣乘胜追击败兵，所以能够立功，都是根据利害和形势作出的谋划，是自然的道理，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如今秦国在长平击破赵军，却没有及时趁着赵军震恐而灭亡它，反而畏惧而放过它，使赵国能够耕种来增加积蓄，抚养孤儿和长幼来增加人口，修治兵甲来增强力量，增筑城墙、疏浚城壕来增强防御。赵王降低身份对待臣下，臣下推心置腹地对待死士，甚至平原君一类的人，都让妻妾到军队中为士卒缝补衣服，君臣一心，上下同力，就像勾践困于会稽时那样。现在攻打它，赵国一定会坚守；挑动它出兵交战，它一定不肯出战；包围国都，一定不能攻克；攻打各个城池，一定还不能攻下；掠夺郊野，一定没有所得。军队出动却没有功劳，诸侯就会产生救赵之心，外援一定会到来。臣只看见这样做的害处，没有看见它的好处，而且身体也不能出征。”应侯惭愧地退下，把这番话告诉昭王。昭王说：“难道没有白起，我就不能灭亡赵国吗？” 昭王又增加军队，改派王龁代替王陵攻打赵国，包围邯郸八九个月，秦军死伤很多，却始终没有攻下。赵王派轻装精锐出兵袭击秦军后方，秦军多次失利。武安君说：“不听我的计策，现在结果怎么样？”昭王听到后大怒，于是召见武安君，强令他起身说：“你虽然有病，也要勉强替寡人躺在车中指挥军队；如果立功，这是寡人的愿望，我将加重赏赐给你。你如果不去，寡人就会怨恨你。”武安君叩头说：“臣知道出征即使没有功劳，也只能免于罪责；不出征，即使没有罪，也不能免于诛杀。然而只希望大王考虑臣的愚见，放弃攻赵而休养百姓，观察诸侯的变化，安抚他们的恐惧，攻伐他们的怠慢，诛灭无道者，以此号令诸侯，天下就可以安定，何必一定先拿赵国开刀呢？这就是所谓使一个臣子受委屈，却取得天下胜利。大王如果不察看臣的愚见，一定要在赵国身上快意，以致治臣的罪，这也就是所谓战胜一个臣子，却使天下受屈。战胜一个臣子的威严，哪里比得上战胜天下的威势大呢？臣听说，明君爱护自己的国家，忠臣爱护自己的名声；国家灭亡不能重新完整，死去的士卒不能复生。臣宁可伏地接受重刑而死，也不忍做一个使军队受辱的将领，希望大王明察。” 昭王没有回答，转身离去。东方朔劝谏废除上林苑【《汉书》】臣听说，谦逊安静而诚实，是上天征兆的回应，上天以福来回应它；骄纵奢侈、浮华绮丽，也是上天征兆的回应，上天以灾异来回应它。如今陛下不断修筑楼台，恐怕它还不够高；设置射猎之处，恐怕它还不够广。如果上天不降灾变，那么三辅的土地全都可以用来建苑，何必一定要盩厔、鄠、杜呢？奢侈超过制度，上天就会因此降下灾变。上林苑即使很小，臣尚且认为它太大。终南山，是天下的险阻之地。南面有江、淮，北面有河、渭，土地从汧、陇以东到商、雒以西，土壤肥沃丰饶。汉朝兴起后，离开三河地区，只把霸水、产水以西、泾水、渭水以南作为都城所在地，这就是所谓天下的陆海之地，也是秦国能够俘获西戎、兼并崤山以东地区的原因。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还有豫章、檀、柘等树木和各种奇异物产，多得不能数尽。这是百工赖以取用、万民仰赖以生活的资源。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等丰富物产，土地适宜种姜、芋，水中多蛙鱼，贫民也能靠它们使家中自给自足，没有饥寒之忧。因此酆、镐之间号称土壤肥沃，每亩地的价格是一金。如今把它规划为苑囿，断绝陂池水泽的利益，夺取百姓肥沃的土地，对上使国家缺少用度，对下夺去农桑的产业，这是抛弃已经成功的事业而去做失败的事情，损害五谷，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

译况且让荆棘森林茂盛来饲养麋鹿，扩大狐狸、兔子的苑囿，放大虎狼的巢穴；又毁坏百姓的坟墓，挖掘百姓的住宅，使幼弱者怀念故土而思念，使老年人流泪悲伤，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驱逐百姓来营建苑囿，筑墙把它圈起来，骑马向东向西奔驰，车辆向南向北疾行，又挖掘深沟大渠。为了每天短暂的享乐，不足以危害没有堤防的国家，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所以只追求苑囿广大，却不顾农时，不是用来使国家强盛、百姓富足的方法。殷朝修建九市之宫，诸侯就背叛了；灵王修建章华台，楚国百姓就离散了；秦国修建阿房宫，天下就大乱了。臣如同粪土一样愚昧，却忘记生命、冒死触犯，违背陛下盛大的心意，冒犯尊严，即使罪当万死也不能报答大愿，只愿陈述泰阶六符，让陛下观察天象变化，此事不可不省察。” 淮南王刘安劝谏不要攻打闽越【《汉书》】陛下君临天下，施布德行恩惠，放宽刑罚，减轻赋税，哀怜鳏夫寡妇，救济孤儿和无依者，供养老年人，赈济匮乏者。盛大的德行向上隆盛，和美的恩泽向下普及，近处的人亲近归附，远处的人感念恩德。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都以为终身不会见到兵革。如今听说有关官员要出兵，准备诛讨越国，臣安私下替陛下对此深感忧虑。越国是边远的地方，是剪发、刺身的百姓，不能用华夏冠带之国的法度来治理。自三代盛时以来，闽越没有接受中原的正朔，不是力量强大就不能使它服从，不以威势也不能控制它。古人认为那里是不适合居住的土地、无法治理的百姓，不值得劳烦中原。因此古代疆域以内是甸服，疆域以外是侯服，侯国和卫国是宾服，蛮夷是要服，戎狄是荒服，远近形势各不相同。自汉朝初年平定天下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互相攻打的次数数不胜数，然而天子从未出兵进入他们的土地。臣听说越国没有城郭和村邑，居住在溪谷之间、竹林之中，习惯水战，善于使用船只。那里地势幽深昏暗而水道险多，中原人不了解它的险要形势而进入，即使百人也抵不上当地一人。即使得到那里的土地，也不能设置郡县；攻打它，也不能迅速夺取。用地图观察山川要塞，相隔不过几寸，却实际间隔数百里、数千里；险阻和丛林无法全部标明，看起来容易，走起来却非常困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天下依靠宗庙的神灵，境内正处于大安定之中，头发斑白的老人看不见兵革，百姓能够夫妻相守、父子相保，这是陛下的恩德。越人名义上是藩臣，所进献的贡赋，不足以供给大内一名士卒的用度，也不足以供给上方的事务；如今他们自相攻打，陛下却出兵援救，反而是用中原的力量来劳苦蛮夷。况且越人愚昧轻薄，背弃约定、反复无常，他们不遵行天子的法度，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次不奉诏令就出兵诛讨他们，臣恐怕以后兵革永远不能停止。近几年连续歉收，百姓靠卖爵、卖儿来维持衣食，依靠陛下的德泽和赈救，才没有相继死在沟壑之中。四年歉收，第五年又发生蝗灾，百姓的生活还没有恢复，如今却出兵行军数千里，带着衣物粮食进入越地，抬着车辆翻越山岭，拖着船只进入水道，行走数百里、数千里；两旁是深林密竹，水路上下都要撞击岩石，林中还有蝮蛇猛兽；夏季暑热时，呕吐、腹泻、霍乱之类的疾病接连发生。还没有交兵接刃，死伤的人一定已经很多了。前些时候南海王反叛，陛下先臣派将军间忌率军攻打他，使其军队投降并安置在上淦；后来他们又反叛，天气炎热而多雨，楼船士卒住在水上划船，尚未交战因疾病死亡的就超过一半。亲属哭泣，孤儿号啕，家产败尽、产业离散；人们到千里之外迎回尸体，包裹骸骨归来，悲哀之气几年不能平息，老人直到今天还把这件事记在心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还没有进入越地，祸患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臣听说，战争以后必定有灾年，这是说百姓各自把愁苦之气散发出来，损伤阴阳的和气，感动天地的精气，于是灾气由此产生。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配，光明如日月，恩惠达到禽兽，泽及草木；即使有一个人因饥寒不能终其天年而死，陛下也会因此内心悲痛。如今境内没有狗吠般的警报，却要使陛下的甲士死亡，暴尸于外，使中原沾染血水、尸体遍布山谷，使边境百姓因此早早关闭门户、很晚才开门，早晨不能保证活到晚上。臣安私下替陛下对此深感忧虑。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大多认为越国人口众多、军队强大，能够威胁边城。淮南国完整存在时，臣多次担任边境官吏，私下听说那里与中原不同，以高山作为界限，人迹断绝，车道不通，这是天地用来隔开内外的地方。越人进入中原，必定要经过领水；领水一带山势陡峭，水流冲击岩石、撞破船只，不能用大船载着粮食顺流而下。越人如果想发动变乱，必定先在边界内开垦田地，积聚粮食，然后才能进入；还要砍伐木材、修造船只。边城守候侦察确实严密，越人只要有人进入砍木，就立即捕捉并焚烧他们的积聚，即使是百越，能把边城怎么样呢？况且越人力量薄弱、物资不足，不能进行陆战，又没有车骑和弓弩可用。然而越地之所以不可进入，是因为它凭借地势险要，而中原人又不能适应当地的水土。臣听说越国甲士不下数十万，要进入越地，兵力必须是它的五倍才够，这还不包括运输车辆和供给粮饷的人。南方暑湿，接近夏季便炎热，士卒暴露在外、居住水上，蝮蛇咬伤滋生，疾病瘟疫频繁发生，军队还没有交战，就会因病死去十分之二三。即使把整个越国攻下、俘虏它的百姓，也不足以补偿所损失的兵力。臣听道路上的人说，闽越王的弟弟甲弑杀了闽越王，甲也因诛讨而死，他的百姓如今没有归属。陛下如果想把他们召来安置在中原，就派重臣前去慰问，施行德政、给予赏赐来招徕他们，他们一定会扶老携幼前来归附。像陛下这样的圣德如果没有用处，不如继承已经断绝的世系，保存已经灭亡的国家，重新立他们为王侯，用来畜养和统治越地；他们一定会交出人质成为藩臣，世世代代共同进贡供职。陛下只需用方寸大的印、丈二长的丝带，就可以镇抚境外，不劳一名士卒，不损一件兵器，而使威势和德行同时施行。如今如果用军队进入他们的土地，他们一定震惊恐惧，认为有关官员想把他们全部屠灭；于是必定像野鸡和兔子一样逃入山林险阻，背弃我们而离去，随后又会聚集成群。若留下军队守在那里，经过多年，士卒会疲惫，粮食会断绝；男子不能耕种树艺，妇女不能纺纱织布；壮年男子从军，老弱者运送粮饷，留守在家的人没有粮食，行军的人没有军粮。百姓苦于战争，逃亡的人必定很多；随即诛杀他们，也无法全部杀尽，盗贼一定会因此兴起。”

译臣听长者说，秦朝时曾派尉屠雎攻打越地，又派监禄开凿渠道、疏通道路。越人逃入深山密林，无法攻取，秦军只得留下屯守；土地空旷，日久拖延，士卒疲劳困倦，越人出兵袭击他们，秦兵大败，于是秦朝征发谪戍之人来防备越人。在这个时候，内外骚动，百姓疲敝，出行的人不能回来，前往的人没有返回的，人人都无法生活，逃亡者相互依附，成群结伙成为盗贼。于是崤山以东的祸乱开始兴起，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就会丛生”。战争是凶险的事，一方有紧急情况，四面都会跟着发生变故。臣担心变故的产生、奸邪的兴起，就会由此开始。《周易》说：“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鬼方只是小小的蛮夷，纣王是殷朝强盛的天子；以强盛的天子攻打小小的蛮夷，三年以后才取胜，说明用兵不能不慎重。臣听说天子的军队，出征便能使敌人灭亡，意思是没有人敢与之抗衡。假如越人拼死冒险，抗拒并冒犯陛下使者的威严，而供役使的士卒中有一个没有防备而返回，即使取得越王的首级，臣仍私下为大汉感到羞耻。陛下把四海作为疆界，把九州作为家园，把八方水泽作为苑囿，把长江、汉水作为池沼，凡属百姓的人都成为臣妾，役使之众足以供养千官，人丁税收足以供给皇帝车驾的用度。陛下涵养心神，秉持圣道，背靠黼扆，凭倚玉几，面向南方听取政事、裁断事务，号令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响应归附的。陛下施加恩德惠泽覆盖百姓，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那么恩泽便会流传万世，传给子孙，施行无穷。天下的安定，就像泰山一样稳固而有四方维系。夷狄的土地，哪里值得为了一日之事而劳烦汗马呢？《诗经》说：“王道确实充实广大，远方之地已经归来。”这是说王道非常广大，连远方的人也怀念归附。臣听说，农夫辛劳而君子得到供养，愚者发表意见而智者加以选择。臣有幸替陛下守卫藩国，以自身作为屏障，这是做臣子的职责。边境有警，却爱惜自己的生命，不肯竭尽愚见，不是忠臣。臣私下担心将领官吏把动用十万军队看作一次使者出行那样轻易的任务。刘辅劝谏立赵皇后【《汉书》】臣听说，上天要赐予什么，必先赐下符瑞；上天要违弃什么，必先降下灾异。这是神明显现的征兆，是自然的占验。从前武王、周公承顺天地，接受鱼鸟呈瑞，尚且君臣敬畏恐惧，神色变动，彼此告诫。何况如今正处于衰世，不能防备继承人的福祉，却屡屡承受上天威怒的异象呢？即使早晚自我责备，改正过错、改变行为，敬畏天命，顾念祖业，精心选取有德之家，考察占卜美丽贤淑的女子，用来承继宗庙、顺从神祇，内心充满诚意以安定天下，盼望子孙兴盛的祥瑞，仍恐怕已经太晚。如今却任性纵欲，倾心于卑贱女子，想立她为天下之母，不敬畏上天，不愧对世人，迷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俗语说：“腐朽的木头不能做柱子，卑贱的人不能做君主。”上天和人心所不赞许的，必然有祸而没有福。街市上的人都共同知道这一点，朝廷上却没有人肯说一句话。臣私下悲伤，想到自己因为同姓宗室而被提拔，却尸位素餐、不能尽忠，玷辱了谏诤之官，不敢不拼死尽言。希望陛下深察。严尤劝谏不要攻伐匈奴【《汉书》】臣听说匈奴造成祸害，来由已经很久了。从未听说上古有一定要征伐匈奴的君主。后世有三家，即周、秦、汉征伐匈奴，但都没有取得上策。周朝取得中策，汉朝取得下策，秦朝则没有策略可言。当周宣王时，猃狁入侵内地，抵达泾阳，周王命将出征，追到边境就返回；他把戎狄的侵犯看作蚊虻叮咬，驱赶罢了，所以天下称赞周宣王贤明，这算是中策。汉武帝选拔将领、训练士兵，约束军需，携带轻便粮食，深入远方边塞，虽然有战胜缴获的功劳，胡人却总是报复，战争连续、祸患相结达三十多年，中原疲惫耗损，匈奴也受到创伤而有所戒惧，但天下称赞汉武帝威武，这算是下策。秦始皇不能忍受小小的羞辱，又轻率耗费民力，修筑坚固的长城，绵延万里，运输粮饷的队伍从海边出发；边境修成以后，中原内部已经枯竭，终于因此丧失国家，这算是无策。如今天下遭逢阳九之厄，连年饥荒，西北边境尤其严重。若征发三十万军队，准备三百天的粮食，向东支援海岱，向南取用江淮的物资，然后才能备齐；计算道路里程，一年尚且不能集合完毕。先到的士兵聚集在外，暴露于风雨之中，军队疲惫，器械破损，势力已经不能使用，这是第一难。边境已经空虚，不能供给军粮，内部调运各郡国的物资又不能及时接续，这是第二难。计算每个人三百天的食物，需要干粮十八斛；不是牛的力气不能负担，而牛也应当自己携带食物，这样又增加二十斛的重量。胡地多沙碱，水草又缺乏，按照以往的事情推算，军队出发不到一百天，牛必然因故死亡而将要耗尽，剩下的粮食仍然很多，人却不能背负，这是第三难。胡地秋冬十分寒冷，春夏多风，携带锅釜、柴薪、炭火，重量无法承受；带着干粮、饮水以度过四季，军队又有发生疾病和瘟疫的忧虑。因此前代征伐胡人不过一百天，并不是不想长久，而是势力和力量做不到，这是第四难。辎重随军，就会使轻装精锐的士兵减少，不能迅速前进；敌人慢慢逃走，军队势必追赶不上。即使侥幸遇到敌人，又会被辎重拖累；如果遇到险要阻塞，前后相随，敌人截击前后，危险不可预测，这是第五难。大规模耗费民力，功业却未必能够建立，臣内心深为忧虑。如今既然已经发兵，应当放开先到的人，命臣严尤等深入敌境，迅速猛烈地打击敌人，暂且使胡人受到创伤而有所戒惧。《文编》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卷四 明代唐顺之编 管仲论接受郑子华【《左传》】秋季，齐国在宁地结盟，这是因为不要谋划攻打郑国的缘故。管仲对齐侯说：“臣听说，招徕离散者要用礼，安抚远方者要靠德。德和礼不改变，就没有人不归附。”齐侯向诸侯修明礼制，诸侯的官员接受各国进献的方物。郑伯派太子华到会盟处听命。太子华对齐侯说：“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确实违背了您的命令。您如果除掉他们，把这作为成功的条件，我就让郑国成为您的内臣，您也没有什么不利。”齐侯将要答应他。管仲说：“君主以礼和信使诸侯归附，却要用奸诈来结束此事，恐怕不可以吧？父子之间不互相欺诈，叫作礼；遵守命令、共同应时，叫作信。违背这两点，没有比这更大的奸诈了。”齐公说：“诸侯曾讨伐郑国，但没有取胜。现在如果郑国有了缝隙，乘机进攻，不也可以吗？”管仲回答：“君主如果用德来安抚郑国，再加上训诫的言辞，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将连覆亡都来不及，哪里敢不害怕？如果您把郑国的罪人集中起来面对郑国，郑国就有了说辞，还怕什么？况且会合诸侯，是为了崇尚德行；若把奸人列在会盟之中，拿什么来给后代看？诸侯会盟的记录，关于德、刑、礼、义，各国没有不记载的。若把奸人列入会盟位置，您的盟约就会被废弃。做了却不记载，不是盛大的德行。” 君主还是不要答应，郑国一定会接受盟约。太子华既然身为太子，却向大国求取援助来削弱自己的国家，也一定不能免于祸患。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贤臣执政，不可以离间。齐侯于是推辞了。子华因此获罪于郑国。季文子论驱逐莒仆【《左传》】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他宠爱季佗，便放逐太子仆，并且在国内多次做无礼之事。太子仆于是借助国人杀死纪公，带着他的宝玉逃奔鲁国，把宝玉献给宣公。宣公命令给他封邑，说：“今天一定要授给他。”季文子却派司寇把他驱逐出国境，说：“今天一定要让他到达境外。”宣公询问原因，季文子让太史克回答说：“已故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侍奉君主的礼节，行父奉行这些教导周旋于政事，从不敢失误。他说：‘看见对君主有礼的人，就像孝子奉养父母那样侍奉他；看见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鹯追逐鸟雀那样诛除他。’先君周公制定周礼说：‘用法则来观察德行，用德行来处理事务，用事务来衡量功劳，用功劳来养活百姓。’他制定誓命说：‘毁坏法则就是贼，包庇贼就是藏匿，偷窃财物就是盗，偷窃礼器就是奸。以藏匿为名、以奸诈为用，是最大的凶德；有常法而不赦免，列在九刑之中。’行父不敢忘记这些教诲，回头观察莒仆，实在没有可以取法的地方。孝敬、忠信是吉德，盗贼、藏奸是凶德。对莒仆来说，如果说他孝敬，他却杀死了君父；如果说他忠信，他却偷窃宝玉。他这个人是盗贼，他所携带的器物是奸邪的征兆。保全他并使他得利，就是包庇藏匿。” “如果用来教导百姓，就会使愚昧的民众没有法则可依。他不取法善行，所作所为全在凶德之中，所以要把他驱逐。过去高阳氏有八个才子：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庄重圣明、宽广深远、明辨诚信、忠厚诚实，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八个才子：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他们忠诚严肃、恭敬美善、宣扬仁慈、宽厚和顺，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元。这十六个家族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不使声名陨落，一直延续到尧时。尧不能任用他们，舜做尧的臣子时举用八恺，让他们掌管后土，来考察各种事务，没有不按时有序的，土地得到治理，天下获得成功；又举用八元，让他们向四方施行五种教化：父亲要讲义，母亲要慈爱，兄长要友善，弟弟要恭敬，儿子要孝顺，于是内部安定，外部成功。过去帝鸿氏有个不才之子，掩盖正义、包藏奸恶，喜欢施行凶德，与丑类恶物为伍，顽劣而不友善，和这些人结党营私，天下百姓称他为浑敦。少皞氏有个不才之子，毁弃信义、废弃忠诚，崇尚修饰恶言，安于诽谤和庸邪，听信谗言、搜求隐恶，以此诬蔑盛德，天下百姓称他为穷奇。颛顼氏有个不才之子，不可教导训诫，不懂善言，告诉他就顽固，放任他就奸邪，凶狠傲慢地对待明德，以至扰乱天理常道，天下百姓称他为梼杌。” 这三个家族世代助长凶恶，增加恶名，一直延续到尧时，尧也不能除去他们。缙云氏有个不才之子，贪图饮食，贪恋财货，放纵欲望、崇尚奢侈，永远不能满足；聚敛财物，不知限度；不体恤孤儿寡妇，不怜悯贫穷困乏，天下百姓把他同前三凶相比，称他为饕餮。舜做尧的臣子时，在四门接待宾客，流放四个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把他们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魑魅。因此尧死后天下统一，人们同心拥戴舜，让他做天子，正因为他举用了十六位贤能之人，除去了四个凶人。所以《虞书》列举舜的功绩说：“慎重地彰明五种常典，五典都能遵行，没有违背教化的。”又说：“让他进入百官之长的职位，百官都按时有序，没有荒废事务。”又说：“让他在四门接待宾客，四门一派和睦，没有凶恶之人。”舜有二十项大功而做了天子，如今行父虽然还没有得到一个吉人，却除去一个凶人，也相当于舜功绩的二十分之一，大概可以免于罪戾了吧？” 司马子鱼论在社坛用人祭祀【《左传》】宋公派邾文公在次雎之社用鄫子祭祀，想借此使东方夷族归附。司马子鱼说：“古时候六畜尚且不互相用作祭品，小事不用大牲畜，更何况怎么敢用人呢？祭祀本来是为了人，百姓是神的主人。用人祭祀，谁会享用这种祭品？齐桓公保存了三个已经灭亡的国家，以此联结诸侯，义士还说他的德行浅薄。如今一次会盟就虐杀两个国家的君主，又拿他们去祭祀那些淫乱昏昧的鬼神，想用这种办法求取霸业，不也太难了吗？能够获得死亡已经算幸运了。” 晋伯宗论攻伐狄人【《左传》】

译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执政，杀死了她，又使潞子的眼睛受伤。晋侯准备讨伐酆舒，众大夫都说：“不可。酆舒有三项杰出的才能，不如等待后来的执政者。”伯宗说：“一定要讨伐他。狄人有五项罪过，即使才干出众，又能弥补什么？不祭祀，这是第一条；嗜好饮酒，这是第二条；抛弃仲章并夺取黎氏的土地，这是第三条；虐待我们的伯姬，这是第四条；使他们的君主眼睛受伤，这是第五条。倚仗才能而不以盛德行事，这又增加了一项罪过。后来的执政者或许会敬奉德义来侍奉神人，申明并巩固自己的命令，我们为什么要等待他呢？不讨伐有罪之人，却说要等待后来者；后来者有了名义再去讨伐，难道不是不可以吗？倚仗才能和众多势力，是灭亡的道路。商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灭亡。天违背时令就成为灾害，地违背万物常性就成为妖异，百姓违背德行就成为祸乱。祸乱一发生，妖异灾害就产生，所以把正常改成反常的祸患，狄人全都具备了。”晋侯听从了他。六月癸卯，晋国荀林父在曲梁击败赤狄。辛亥日，灭掉潞国，酆舒逃到卫国，卫人把他送还晋国，晋人杀了他。师旷论卫人驱逐国君【《左传》】师旷侍奉在晋侯身边。晋侯说：“卫国人把自己的君主赶走，不也太过分了吗？”师旷回答：“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君主确实太过分了。贤明的君主将奖赏善人、惩罚淫邪，像养育儿子一样养护百姓，像上天一样覆盖他们，像大地一样容纳他们。百姓奉戴君主，爱他如同父母，仰望他如同日月，敬畏他如同神明，畏惧他如同雷霆，这样的君主能够被驱逐吗？君主，是神灵的主祭者，也是百姓的希望。如果困苦百姓的主祭者，使神灵匮乏、祭祀断绝，百姓完全失去希望，社稷没有主人，还要他做什么？不除掉他又做什么？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立君主，是让君主管理养护他们，不使他们失去本性。既然有君主，又为他设置辅佐者，使他们匡正君主，不让他超过限度。因此天子有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副职，士有朋友，平民、工匠、商人、皂隶、牧人、圉人，都有亲近之人来相互辅佐。做得好就奖赏他，犯过错就匡正他，有祸患就救助他，有过失就革除他。从君王以下，各级都有父兄子弟来补充、考察政事。史官写下过失，盲人乐师诵读诗歌以进谏，乐工诵读箴言劝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传达意见，平民在道路上讥谤，商旅在市场议论，各种工匠献上技艺。所以《夏书》说：‘遒人拿着木铎沿路巡行。’官员和老师相互规劝，工匠也拿自己的技艺来进谏。” 正月初春，正应当这样做。进谏，是为了纠正过失、恢复常道。上天爱护百姓非常深厚，难道会让一个人放肆地凌驾于百姓之上，任从他的淫欲，而抛弃天地赋予人的本性吗？一定不会这样。” 晋司马侯论三种危险【《左传》】许男前往楚国，楚子扣留了他。于是又扣留郑伯，重新在江南打猎，许男也参加了。楚王派椒举到晋国，请求让诸侯两位君主等候他。椒举传达楚王的命令说：“寡君派我椒举说：‘往日君王有恩惠，在宋地赐予盟约，说晋国和楚国的附属诸侯应当互相会见。因为年成不好，寡人愿意同两三位君主结交友好，请椒举求得机会。君王如果确实没有四方的忧患，那么希望借您的恩宠，替我向诸侯提出请求。’”晋侯想不答应，司马侯说：“不可。楚王正骄奢放纵，上天或许想让他满足自己的欲望，使他的毒害更加深重，然后降下惩罚，这还不可知；他的使者能否把事情办成，也不可知。晋、楚两国只是由上天决定谁得到帮助，不能同上天争胜。君王还是答应他，并修养德行来等待楚王的归宿。如果楚王归于德行，我们尚且将侍奉他，何况诸侯呢？如果他走向淫乱暴虐，楚国将会抛弃他，我们又同谁争斗？”晋公说：“晋国有三项不会失败的条件，难道还怕什么敌人吗？国家地势险要，又有很多马；齐、楚多有祸难。有这三点，向哪里去不能成功？”司马侯回答：“倚仗险要和马匹，又担心邻国的祸难，这正是三项危险。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等九州险要之地，并不只属于一个姓氏。冀州以北是马匹产地，却没有因此兴盛的国家。” 倚仗险要和马匹，不能用来巩固国家。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先王致力于修明德行、使神人和悦，从未听说他们致力于凭借险要和马匹。邻国的祸难不能预先料定；有的国家因祸难而巩固国家、开拓疆土，有的国家没有祸难却丧失国家、失去守土之地，怎么能够预料祸难呢？齐国有仲孙之难，却因此得到齐桓公，至今还依赖他的功业；晋国有里克之难，却因此得到晋文公，所以成为盟主；卫国、邢国没有祸难，敌人也照样灭亡了它们。因此，别国的祸难不能预料。倚仗这三点而不修治政事、德行，很快就会亡国，又怎么能够成功？君王还是答应他吧。”纣王淫乱暴虐，文王仁惠和善，殷朝因此陨落，周朝因此兴盛。这难道是争夺诸侯得来的吗？于是晋侯答应了楚国使者。晋国派叔向答复说：“寡君有社稷之事，因此不能在春秋时节亲自会见诸侯；君王确实已经拥有这些条件，何必劳烦您的使命呢？”椒举于是请求通婚，晋侯答应了。[疑作“屈启疆论辱晋”]【《左传》】晋国韩宣子到楚国送女，叔向作为副使。郑国的子皮、子大叔在索氏慰劳他们。子大叔对叔向说：“楚王太过骄奢了，您可要戒备。”叔向说：“骄奢太过，是他自身的灾祸，哪里能影响别人？如果我们奉上礼物，谨慎自己的威仪，以诚信守持，以礼行事，慎重开始并考虑结局，最终没有不圆满的；顺从礼节而不失仪态，恭敬而不失威严，用训诫的言辞引导他，奉行旧有法度，以先王之道考察，以晋楚两国的情势衡量。他即使骄奢，又能把我怎么样？”到了楚国，楚子召集大夫说：“晋国是我们的仇敌。如果能达到目的，其他事情都不用顾虑。如今来的，是上卿、上大夫。如果我把韩起安排做守门人，把羊舌肹安排做司宫，足以羞辱晋国，我也算达到目的了，可以吗？”大夫没有回答。屈启疆说：“可以。只要有所准备，为什么不可以？羞辱一个匹夫尚且不能没有准备，何况羞辱一个国家呢？”所以圣王致力于实行礼，而不寻求使别人受辱。朝聘时有珪，宴享和聘见时有璋；小事有述职，大事有巡功；安排座几却不倚靠，爵中斟满却不饮尽；宴会有赠送的财物，早餐有陪鼎；入境有郊外慰劳，出境有赠送财货，这些都是礼节极为周备的表现。

译国家败亡，是由于失去正道，于是祸乱兴起。城濮之战，晋国没有防备楚国，所以在邲地战败；邲之战，楚国没有防备晋国，所以在鄢地战败。自鄢地战役以来，晋国没有失去戒备，又加上礼节，进一步以和睦相待，因此楚国不能报复，反而来求亲近。既然已经取得姻亲关系，又想用羞辱对方来招致仇敌，怎能不防备呢？谁能承担这种后果？如果有那样的实力，羞辱它也可以；如果还没有，君王也应当考虑。晋国君臣说：“可以了。楚国请求诸侯，诸侯成群赶来；请求通婚，便进献女儿；楚君亲自送她，由上卿、上大夫送达。这样还想羞辱我们，君王也应当有所准备，否则怎么办？”在韩起以下，有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肹五位卿；在这些卿以下，有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八位大夫，全都是诸侯中可以选用的人才。韩襄任公族大夫，韩须奉命出使。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都是大族。韩氏拥有七邑，都是已治理成县的地方；羊舌氏有四族，都是强盛之家。晋国如果失去韩起、羊舌肹等五卿、八位大夫，又有辅佐韩须、杨石的人，凭借这十家九县的九百辆大车，以及其余四十县留下守卫的四千人，奋起武力来报复他们的大耻，楚国将难以抵挡。伯华谋划这件事，中行伯、魏舒率领军队，楚国几乎没有不失败的。君王将要以亲近换来怨恨，实际上丧失礼节而招来寇敌，又没有做好准备，却派群臣前往送死，以满足君王的心意，还有什么不可以呢？”楚王说：“这是我的过错。大夫不要受辱，我要厚礼对待韩子。”楚王想用叔向所不知道的礼仪来傲慢地对待他，既不能做到，便厚待他的礼仪。申无宇论在陈、蔡筑城【《左传》】楚子在陈、蔡筑城，派弃疾做蔡公。楚王问申无宇：“弃疾在蔡国，怎么样？”申无宇回答：“选择儿子没有比父亲更合适的，选择臣下没有比君主更合适的。郑庄公在栎地筑城，把子元安置在那里，使昭公不能即位；齐桓公在谷地筑城，把管仲安置在那里，直到今天人们还依赖他的功劳。臣听说，五种强大的势力不能放在边境，五种细小的势力不能放在朝廷；亲近的人不能放在外面，寄居的人不能放在内部。如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王可要稍加戒备。”楚王说：“国家有大城，怎么样？”申无宇回答：“郑国的京、栎，确实杀死了曼伯；宋国的萧、亳，确实杀死了子游；齐国的渠丘，确实杀死了无知；卫国的蒲、戚，确实使献公被驱逐。如果从这些事情来看，大城对国家是有害的。树梢太大必然折断，尾巴太大便不能摆动，这些道理君王是知道的。” 伍举论章华台【《国语》】灵王修筑章华台，和伍举一起登上去，说：“这台子美吗？”伍举回答：“臣听说，国君以服饰和恩宠为美，以使百姓安定为乐，以听取德行之言为聪明，以招致远方来归为明智；没听说把土木建筑得高大、用红色雕刻装饰当作美，也没听说把金石匏竹的乐声宏大喧闹当作乐；没听说把观看宏伟、看重奢侈、沉溺美色当作明察，而把辨察清浊当作聪明。先君庄王修筑匏居台，高不过能够望见国中的云气，大不过能够容纳宴饮的俎豆；木材不妨碍守备用材，不烦劳官府，百姓不耽误农时，官员不改变朝廷常规。问参加宴饮的是谁？是宋公、郑伯；问主持礼仪的是谁？是华元、驷騑；问协助事务的是谁？是陈侯、蔡侯、许男、顿子及其大夫在旁侍奉。先君因此平定祸乱、战胜敌人，又不被诸侯怨恨。如今君王修筑这座台，国家百姓疲惫，财用耗尽，年成谷物荒废，百官劳烦。举国之人停下其他事务修筑它，几年才完成。希望得到诸侯一同开始登台，诸侯都拒绝，没有一个到来。后来又派太宰屈启疆向鲁侯请求，以蜀地战役恐吓他，才勉强使他前来。又派富都那竖作陪，派长鬛之士主持礼仪。臣不知道这有什么美处。” 所谓美，是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没有害处，所以才叫美。如果只从眼睛看到的景观说，确实美；但从财用上看，却使国家匮乏。这是聚集百姓的财利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使百姓贫困，哪里称得上美？治理国家的君主将要同百姓共同生活，百姓已经贫困了，君主怎么能肥足？况且私欲广大奢侈，德义就会减少；德义不能实行，近处的人就骚动离散，远处的人就拒绝违背。天子的尊贵，只在于以公侯作为官长，以伯、子、男作为师旅，因而有美好的名声；只在于把美好的德行施行到远近，使大小各方都安定。如果搜刮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使百姓憔悴，忘掉安乐而产生远离之心，那罪恶就太大了，何必还看外在景观？所以先王修筑台榭，榭不过是讲习军事实务，台不过是用来观望云气祥兆。因此榭以大军驻扎之处为尺度，台以临高观望的高度为尺度。修筑时不夺取耕地，不使财用匮乏，不烦劳官府事务，不耽误农时；在贫瘠坚硬的土地上修筑，在守城所用的木材中取材，利用官吏的闲暇登临，利用四时空隙完成。因此《周诗》说：‘开始营造灵台，测量它、经营它，百姓来修筑，不到几天就完成。’ ‘开始筹划，不要急迫，百姓像儿子归父亲一样踊跃前来。’君王在灵囿中，母鹿在那里安卧。修筑台榭，本来是要用来教导百姓、使百姓获利，却不知道反而使他们贫困。如果君王认为这座台美而修筑它，楚国的灭亡就近在眼前了。” 晏子论梁丘据【《左传》】齐侯田猎归来，晏子侍奉在遄台。梁丘据驱车赶来拜见。齐公说：“只有梁丘据和我相和吗？”晏子回答：“梁丘据也只是同，并不能叫作和。”齐公说：“和与同有区别吗？”晏子回答：“有区别。和就像调羹汤，用水、火、醋、肉酱、盐、梅来煮鱼肉，用柴薪烧煮，厨师调和它，使味道协调，补足不足，减去过浓。君子吃了它，心情便平和。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其中却有不可以的地方，臣下提出不可以的地方，以成全可以之处；君主认为不可以，其中却有可以的地方，臣下提出可以之处，以去除不可以之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常理，百姓没有争斗之心。”所以《诗经》说：“也有调和的羹汤，已经戒备而且平正；众人一同进谏，没有人说空话，那时就没有争斗。”先王调和五味，协调五声，用来平和人心，成就政事。声音也如同滋味，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配合而成。清浊、大小、短长、快慢、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密疏阔，互相补益。君子听到这些，心情就平和；心平和，德行就协调。所以《诗经》说：“德音没有瑕疵。”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君主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像用水调和水，谁能喝呢？像琴瑟只弹奏同一个音调，谁能听呢？不能一味求同，道理就是这样。鲁君论酒、滋味和美色能够亡国【《国防》】

译魏国梁王在范台宴请诸侯，酒兴正浓时，请鲁君举杯。鲁君起身，离开座席，选择言辞说：“从前帝女命令仪狄酿酒，酒味很美，进献给禹。禹饮后觉得甘美，于是疏远仪狄，禁绝酒，说：‘后世必定有因酒而亡国的。’齐桓公半夜感到饥饿，易牙便煎、熬、炙、烤，调和五味进献给他。桓公吃后饱足，到天亮还没有察觉，说：‘后世必定有因美味而亡国的。’晋文公得到南之威，三天不上朝听政，于是推开南之威、把她远远送走，说：‘后世必定有因美色而亡国的。’楚王登上强台远望，左边是崩山，右边是长江和湖泊，面对这些景物游观，快乐得忘记了死亡，于是毁坏强台而不再登临，说：‘后世必定有因高台池沼而亡国的。’如今主君的尊贵，如同仪狄的美酒；主君的美味，如同易牙调制的佳肴；左边有白台，右边有闾须，如同南之威的美色；前面有夹林，后面有兰台，如同强台的快乐。这四者中有一个，就足以亡国。如今主君四者兼有，能不戒备吗？”梁王称赞说好，接连称许。庄辛论宠臣会导致亡国【《国防》】庄辛对楚襄王说：“君王左边有州侯，右边有夏侯，车上跟随着鄢陵君和寿陵君，一味沉溺于淫逸奢靡，不顾国家政事，郢都一定危险了。”襄王说：“先生老糊涂了吗？还是想把这些说成楚国的妖异灾祥？”庄辛说：“臣确实看见事情必然如此，不敢把它说成国家的妖异灾祥。君王终究不断宠幸这四个人，楚国一定会灭亡。臣请求到赵国避居，留下来观察事情发展。”庄辛离开楚国到了赵国，停留五个月，秦国果然攻取了鄢、郢、巫、上蔡、陈等地。襄王流亡逃到成阳，于是派人驾驺车到赵国征召庄辛。庄辛说：“好。”庄辛到来后，襄王说：“寡人没有采用先生的话，如今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办呢？”庄辛回答：“臣听俗语说：‘看见兔子再回头呼唤猎犬，还不算晚；羊逃走了再修补羊圈，还不算迟。’臣听说从前商汤、周武王凭百里之地兴盛，夏桀、商纣拥有天下却灭亡。如今楚国虽然小，截长补短，仍有数千里土地，难道只有百里吗？君王难道没有见过蜻蜓吗？它有六只脚、四片翅膀，在天地之间飞翔，低头啄食蚊虻，抬头承接甘露饮用，自以为没有祸患、同人没有争斗，却不知道五尺高的童子正要调制饴糖和胶丝，把它粘到四仞高的地方，随后让蚂蚁吃掉。” 蜻蜓还是小东西。黄雀因此低头啄食白色谷粒，抬头栖息在茂密的树上，鼓动翅膀，自以为没有祸患、同人没有争斗，却不知道公子王孙左手拿弹弓，右手取弹丸，将要在十仞高处射它；又用同类作诱饵，白天在茂树间游猎，晚上调味烹食，转眼之间便坠落到公子手中。黄雀还是小东西。黄鹄因此在江海间游荡，在大泽中停留，低头啄食鳝鱼鲤鱼，抬头啄食蘅芷，振动六翮冲上清风，在高空飘摇飞翔，自以为没有祸患、同人没有争斗，却不知道射手正要修整他的碆卢、治理他的矰缴，将要在百仞高处射它；它中了箭，弓弦牵引箭绳，折断清风而坠落。因此白天还在江河中游荡，晚上就被调制在鼎鼐之中。黄鹄还是小东西。蔡灵侯因此在南方游历高陂，向北登临巫山，饮用茹溪的水，吃湘水中的鱼，左边抱着幼妾，右边拥着宠女，和她们在高蔡一带奔驰，却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不知道子发正奉灵王之命，把朱丝系在他身上押来见王。蔡灵侯的事情还是小事。君王的事情也正是这样：左边有州侯，右边有夏侯，车上跟随着鄢陵君、寿陵君，吃着封地俸禄的粮食，载着府库的金钱，和他们在云梦泽中奔驰。” “在云梦泽中奔驰，却不把天下国家放在心上，也不知道穰侯正奉秦王之命，堵塞黾塞以内的道路，把他投入黾塞以外。”襄王听了这些话，脸色变得惭愧，身体战栗。于是就把执珪的爵位授给庄辛，封他为阳陵君，并把淮北的土地赐给他。贾山至理之言【《汉书》】臣听说，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忠诚和愚见，以正直的话劝谏君主，不逃避死亡的惩罚，臣贾山就是这样的人。臣不敢用久远的事情来劝说，愿意借秦朝作比喻，希望陛下稍加留意。那些身穿布衣、束着韦带的士人，在内修养自身，在外成就名声，使后世不断传扬；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始皇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税征收繁重而且频繁，百姓疲惫不堪，穿赭衣的囚徒充满道路，群盗遍布山野，使天下士人睁大眼睛看、侧耳倾听；一个人高声呼喊，天下人就响应，这个人就是陈胜。秦朝还不只是这样：从咸阳向西到雍地，离宫三百座，钟鼓、帷帐都已经备齐并且不能移动；又修建阿房宫，宫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随从军队排列骑兵，四匹马奔驰，旌旗不乱。宫室的华丽到了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代甚至不能聚集建造房屋来寄居。秦朝在天下修筑驰道，向东直到燕、齐，向南直到吴、楚，江湖之上、临海的景观都能到达；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种树，外侧厚实筑牢，用金锥加以隐固，种植青松。驰道的华丽到了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代甚至不能找到一条斜径来落脚。秦始皇死后葬在骊山，役使官吏徒众数十万人，耗费十年时间，向下挖到三泉，合取金石，熔炼铜汁封固内部，外面涂漆，覆盖珠玉，装饰翡翠；墓中造出观游之所，墓上造成山林。葬墓的奢侈到了这种程度，使他的后代甚至不能用蓬草土块遮蔽坟墓来安葬。”

译秦朝凭借熊罴般的力量、虎狼般的心肠，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诸侯，兼并天下，却不厚行礼义，所以天降的灾祸已经临到。臣冒死把这些告诉陛下，希望陛下稍加留意，详细选择其中的道理。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言语过于切直就会不被采用而自身危险，不够切直又不能阐明道理；所以切直的话，是明君急于想听的，也是忠臣冒死竭尽智慧的原因。贫瘠的土地，即使有良种，也不能生长；江边河岸，即使有劣种，没有不长得茂盛高大的。从前夏、商末世，即使有关龙逢、箕子、比干这样的贤人，仍然身死而道义不能施行；文王时，豪杰之士都能竭尽智慧，割草砍柴的人也都能尽自己的力量，这就是周朝兴盛的原因。所以土地肥美，善于养育禾苗；君主仁慈，善于养育士人。雷霆所击，没有不摧毁的；万钧所压，没有不粉碎的。如今人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权势的沉重，也不只是万钧。即使开辟道路寻求劝谏，和颜悦色地接受意见，采用他们的话并显扬他们的身份，士人仍然恐惧而不敢尽情表达，更何况还要放纵欲望、任意行动、施行暴虐，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呢？用威势震慑他们，用权力压制他们，那么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孟贲的勇力，难道有不被摧折的吗？” 这样一来，君主就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了。听不到过失，社稷就危险了。古代圣王的制度是：史官在前面，记录过失；乐工诵读箴言进谏，盲人乐师诵读诗歌进谏；公卿轮番进谏，士人传达意见，平民在道路上讥谤，商旅在市场议论，然后君主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过失而改正，看见合乎义理的事便遵从，凭此才能长久拥有天下。天子的尊贵，四海之内没有不把他当作君主的；然而他仍在太学奉养三老，亲自拿着酱来供给，拿着酒爵来敬酒；祝寿的在前，祝福长寿的在后；公卿奉上手杖，大夫进献鞋履；举用贤人来辅助自己，寻求修养正直的人，让他们直言劝谏。所以，凭天子的尊贵，仍尊敬奉养三老，是为了表示孝道；设置辅弼之臣，是害怕自己骄傲；设置直谏之士，是害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向割草砍柴的人求取学问，是寻求善言而没有满足；商人和平民已经诽谤了，便改正错误，是听从善言而没有不接受的。从前秦政以武力兼并万国，富有天下，攻破六国而设为郡县，修筑长城作为关塞。秦地的险固、大小的形势、轻重的权力，加上一个家族的财富、一个人的强盛，哪里能计算得完！然而军队却败在陈涉手中，土地被刘氏夺取，为什么呢？”}], 秦王贪婪凶狠、残暴虐害，残害天下，使万民困苦，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从前周朝大约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靠九州百姓供养一千八百国的君主；使用民力不过每年三天，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君主有余财，百姓有余力，于是颂扬之声兴起。秦始皇却要靠一千八百国的百姓供养自己，民力疲竭，无法承受他的劳役；财力耗尽，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一个君主自身所需供养的，不过是驰骋、射猎等娱乐，天下却无法供给。劳累疲惫的人不能休息，饥寒交迫的人得不到衣食，无罪而死的人无处申诉；人人与他结怨，家家与他结仇，所以天下就崩溃了。秦始皇在世时，天下已经崩溃，他自己却不知道。秦始皇东巡狩猎，到了防稽、琅邪，刻石记载自己的功绩，自以为超过尧、舜；[“统县石”字句疑有讹误]，铸造钟虡，筛土修筑阿房宫，自以为可以世世代代拥有天下。古代圣王制定谥号，传三四十世而已；即使尧、舜、禹、汤、文、武连续数代广施德政，为子孙建立基业，也没有超过二三十代的。秦始皇说：死后用谥法命名，是父子名号有时会相袭；从一排到万，就可以使世世代代不重复。所以死后称为始皇帝，继承者称为二世皇帝。这是想从一排到万。秦始皇计算自己的功德，估量后代子孙，认为帝位可以世世代代无穷延续。然而他死后才几个月，天下便从四面攻打秦朝，宗庙已经灭绝了。秦始皇处在国家将要灭绝的境地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天下没有人敢告诉他。天下人不敢告诉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奉养年老者的道义，没有辅佐君主的大臣，也没有进谏的人士。他放纵地任意杀戮，斥退诽谤朝政的人，杀死直言进谏的士人。因此，众人只会逢迎谄媚、苟且迎合；只要随意夸赞他的德行，就说他胜过尧舜；考察他的功绩，就说他胜过汤武。天下已经溃败，却没有人告诉他。《诗经》说：不是不能进言，只是为什么这样畏惧避讳？听到正确的言论就应回答，听到谗毁之言就应斥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又说：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安宁。天下从来不曾没有士人，可是为什么只有文王能说天下安宁呢？因为文王喜好仁德，仁德便兴盛；得到士人便敬重他们，士人就会被任用。任用士人要合乎礼义，所以如果不能充分表达爱护和敬重，他们就不能竭尽心意；不能竭尽心意，就不能竭尽力量；不能竭尽力量，就不能成就功业。因此古代贤君对待臣下，总是提高他们的爵禄并亲近他们。臣下生病，君主多次亲自探视；臣下死亡，君主前往吊唁哭悼。到小殓、大殓完毕、已经入棺并涂泥封棺之后，君主才为他穿上锡衰、麻绖，并三次亲临丧事。未入殓时不饮酒吃肉，未下葬时不奏乐；如果在宗庙祭祀时臣下死亡，就为他停止奏乐。所以古代统治臣民的君主，对于臣下可以说把礼节尽到了极致。他穿着符合礼法的服装，端正容貌和神色，然后才接见臣下。因此臣下没有谁敢不竭尽力量、拼死效命来报答君主，功德得以建立在后世，美好的声誉也不会被遗忘。如今陛下追念祖先，述说追溯他们的功业，谋划使宏大的事业和美好的德行更加光明，于是令天下推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人都欣喜振奋地说：将要兴起尧舜之道，成就三王之功了。天下士人无不精诚纯洁，以承受美好的德政。如今方正之士都在朝廷，又选拔其中贤能的，让他们担任常侍及诸吏，却同他们驰马、驱车、射猎，一天出去两三次。臣担心朝廷因此松弛，百官因此荒废政事。诸侯听说后，也一定会怠慢政务。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勤勉以厚待天下，减少膳食，不听音乐，减少宫外徭役和卫卒，停止每年的贡赋，减少厩马，把马匹赋给各县驿传，撤去各处苑囿，把土地分给农夫；拿出十万多匹帛赈济贫民；礼遇九十岁的老人，免除其一个儿子的徭役；八十岁的老人，免除其两个算的赋役。

译又赐给天下男子爵位，大臣都升到公卿；打开御府拿出金钱赏赐大臣及其宗族，没有人不受到恩泽。赦免罪犯，怜悯他们没有头发，赐给他们头巾；怜悯他们穿着赭色囚衣，就在他们背上书写标记。让父子兄弟得以相见，也给他们赏赐。平反冤狱，放宽刑罚，天下没有不欢喜的。因此元年降下滋润的甘雨，五谷丰收，这是上天用来辅助陛下的。刑罚比过去轻，犯法的人少了；衣食比前年充足，盗贼也少了，这是天下用来顺从陛下的表现。臣听说山东的官吏发布诏令，百姓即使年老、衰弱、残废或有疾病，也扶着拐杖前去听取，希望暂且多活一会儿，不要死去，想亲眼看到德政教化成功。如今功业正要成就，声名正要显扬，四方都在向往，陛下却跟随豪俊之臣、方正之士，天天同他们打猎射箭、击兔捕狐，以致损害大业，断绝天下人的希望，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臣不胜愿望，希望陛下稍微减少射猎，在夏历二月确定明堂的位置，建造太学，修明先王之道，使教化风行、风俗形成，万世的根基确定下来，然后一切听凭陛下的安排。古代大臣不轻佻放纵，所以君子不能经常看见他们整齐严肃的面容和恭敬肃穆的仪态；大臣不得参与宴饮游乐，方正清白的士人不得跟随射猎。让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职责，以提高自己的操守，那么群臣就没有谁敢不端正自身、修养德行，竭尽心力来配合重大礼制。这样，陛下的道德教化就会受到尊敬，功业施行于四海，流传给万世子孙。如果不这样做，政事就会一天天败坏，荣耀也会一天天消失。士人在家中修养德行，却在天子的朝廷上被败坏，臣私下对此感到怜悯。陛下如果同众臣宴饮游乐，同大臣及方正之士交游，那么游乐不失乐趣，朝会不失礼法，议论不失谋略，这就是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鼂错论贵粟【《汉书》】圣王在上，百姓不受冻挨饿，并不是因为圣王能亲自耕种来给他们食物、亲自织布来给他们衣服，而是因为圣王为他们开辟了获得财物的道路。因此尧、禹时有九年的水灾，汤时有七年的旱灾，但国家没有因饥饿而死亡、瘦弱的人，是因为储蓄积累很多，防备预先具备。如今海内统一，土地和人口的数量不比汤、禹时代少，又没有连续数年的水旱灾害，可是储积仍未达到要求，为什么呢？因为土地的潜力没有充分利用，百姓的余力没有充分发挥，适合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山林川泽的资源没有完全开发，游荡谋食的百姓还没有完全归于农业。百姓贫穷，奸邪就会产生；贫穷源于物资不足，不足源于不从事农业。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安居在土地上；不能安居，就会离开乡土而轻视家庭。百姓像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城深池、严刑峻法，也还是无法禁止他们。寒冷逼近身体时，不会等待轻暖的衣服；饥饿逼近身体时，也不会等待甘美的食物。饥寒临身，人就顾不得廉耻。人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能制作衣服就会寒冷。腹中饥饿而没有食物，肌肤寒冷而没有衣服，即使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君主又怎能凭空拥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致力于使百姓从事农业和蚕桑，减轻赋税，扩大储积，使粮仓充实，防备水旱灾害，这样百姓才能被君主真正拥有。百姓是由在上位的人来治理的，他们趋逐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四面八方都不加选择。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当食物，寒冷时不能当衣服，可是众人都看重它们，是因为在上位者使用它们的缘故。这些东西轻小容易收藏，握在手中就能带遍天下而没有饥寒之患，因此会使臣下轻视背弃君主，百姓容易离开乡土，盗贼受到鼓励，逃亡者也能凭借轻便的资财。粟米布帛生长在土地上，成熟要等待时令，聚集要依靠人力，不是一天能够造成的。几石粮食很重，普通人不能承受；它们不能成为奸邪之徒谋利的对象，一天得不到，饥寒就会来到。因此明君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如今农夫五口之家，服役的人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百石。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还要砍柴，办理官府事务，供应徭役。春天不能避开风尘，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避开阴雨，冬天不能避开寒冻，四季之间没有一天休息。还要私下送往迎来，吊死问病，抚养孤儿、照料老幼，也都包括在其中。如此辛劳困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遇到急迫的政令和暴虐的统治，赋税征收没有定时，早晨下令晚上就更改。遇到有粮食时，农民只得以半价出售；没有粮食时，又要借取两倍本金的利息。于是便有卖掉田地房屋、卖掉子孙来偿还债务的人了。商人中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利息；小的坐在店铺中贩卖，操持奇货牟利，每天游走于都市，趁着国家和百姓急需，所卖物品一定加价一倍。因此他们的男子不耕种，女子不养蚕织布，穿衣必定穿华美的彩衣，吃饭必定吃精粮和肉食；没有农夫的辛苦，却取得了田地道路上的收益。他们凭借财富丰厚，交结王侯，势力超过官吏，以利益相互倾轧；乘车远游，车盖前后相望，乘坚固的车，鞭打肥壮的马，脚穿丝鞋，身拖细绢。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如今法律轻视商人，商人却已经富贵；尊重农夫，农夫却已经贫贱。因此民间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违背，却想使国家富足、法律树立起来，是不可能的。当前的急务，没有比让百姓专心务农更重要的了。想让百姓务农，关键在于提高粮食的价值；提高粮食价值的办法，在于让百姓可以用粮食获得赏赐和免除惩罚。如今招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就可以授予爵位，也可以免除罪过。这样，富人获得爵位，农民获得钱财，粮食也有了流通的渠道。能够缴粮换取爵位的人，都是有余粮的。取用有余的粮食来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轻贫民的赋税，这就是所谓损有余来补不足，使政令一出而百姓得到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这顺应民心，所补益的有三点：一是君主的用度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勉励农业生产。如今规定百姓有一辆车和一匹骑马，就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车马是天下的武备，所以可以免除兵役。神农的教诲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披甲的士兵百万，如果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君王最大的用度，是政事的根本。规定百姓缴粮来接受爵位，直到五大夫以上，才只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拥有骑马所得到的功劳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所能专擅的，出自君主一张口便没有穷尽；粮食是百姓亲自种植的，生长于土地，并不会短缺。获得高爵和免除罪过，是人们非常希望的。假如让天下人向边塞缴纳粮食来接受爵位、免除罪过，不过三年，塞下的粮食必定会很多。董仲舒论限制百姓占有田地【《汉书》】

译古代向百姓征税不过十分之一，君主的需求容易供给；役使百姓不过三天，他们的劳力也容易满足。百姓在家中有足够的财物来奉养老人、尽孝，出门有足够的财物来侍奉君主、缴纳赋税，低下又足够养活妻子儿女，极尽爱护，所以百姓乐于服从。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帝王的制度，废除井田制，允许百姓买卖土地。富人的田地连接成片，贫穷的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又专门垄断川泽的利益，控制山林的资源，荒淫无度，越过制度限制，以奢侈相互攀比。城邑中有人拥有君主般的尊贵，乡里中有人拥有公侯般的财富，小民怎么能不困苦？又增加每月服役的更卒，已经服役后还要充当正卒，一年屯戍，一年服力役，比古代多三十倍。田租、人口税以及盐铁之利，比古代多二十倍。有的人耕种豪民的田地，要交纳收成的十分之五，所以贫民常常穿牛马的衣服，吃狗猪的食物。又加上贪婪暴虐的官吏，随意施加刑杀，百姓忧愁而无以为生，逃入山林，转而成为盗贼。穿赭衣的囚徒充斥道路，每年判决的案件以千万计。汉朝沿袭旧制而没有改变，古代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但应当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所占有的名下田地，以救济不足，堵塞兼并的道路。盐铁都归还给民间，废除奴婢制度，取消可以擅自杀人的威权，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以宽缓民力，然后才可以实现良好的治理。张敞论霍氏【《汉书》】臣听说，公子季友对鲁国有功，大夫赵衰对晋国有功，大夫田完对齐国有功，他们都因此世袭官职和封邑，延续到子孙后代；最后田氏篡夺齐国，赵氏瓜分晋国，季氏专擅鲁国。所以仲尼撰作《春秋》，考察兴衰，讥刺世代为卿的世卿，尤其严厉。近来大将军决定国家大计，安定宗庙，平定天下，功劳也不小。周公执政不过七年，而大将军执政二十年，海内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在他势力最盛的时候，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亮出现朓灾，太阳发生日食，白昼昏暗如夜而有光，地面大震裂开，地下生火，天文失去常度，妖异祥怪的变化数不胜数；这些全都是阴类盛长、臣下专制所产生的。朝廷大臣应当明确进言说：陛下褒奖宠信故大将军，以报答他的功德，已经足够了。近来辅政大臣专擅政权，贵戚势力过盛，君臣名分不明，请罢免霍氏三侯的封爵，让他们都回到自己的宅第。至于卫将军张安世，应当赐给他几杖，让他退休；有时慰问他，召见他，让他以列侯身份做天子的老师。明白的诏令出于恩义而没有听从，群臣又以道义坚决争辩，后来才获准。这样天下必定认为陛下没有忘记功德，朝廷大臣懂得礼义。霍氏一族世世代代都不会有什么忧患困苦。如今朝廷听不到直言，却让明诏亲自替自己写下这种安排，这不是防患之道。如今两位侯爵已经被遣出，按人情推测，他们与朝廷并没有相距太远。臣张敞按自己的心意推断，大司马及其支属一定会产生畏惧之心。亲近的臣子自己感到危险，并不是完善的计策。臣张敞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中说明这件事的开端；若只守在遥远郡县，便没有途径做到。心意中精微的地方，口头不能完全说出；言语中微妙的地方，书信也不能完全表达。所以伊尹五次去见桀，五次去见汤；萧相国推荐淮阴侯，过了多年才得以通达。何况相隔千里，只凭书信文字来议论政事，怎么能够指出其中的要害呢？希望陛下明察。贡禹论节俭【《汉书》】古代宫室有一定的制度，宫女不过九人，饲养的马不过八匹；墙壁只涂泥而不雕饰，木材只打磨而不刻镂；车舆器物都不加文饰彩绘；苑囿不过数十里，并且与百姓共同使用。任用贤能的人，征税十分之一，没有其他赋敛，也没有徭役戍守之事；使百姓每年服役不过三天，千里之内自给自足，千里之外各自设置贡职而已。因此天下家家充足、人人富足，颂扬之声同时兴起。到了高祖、孝文、孝景皇帝，遵循古代的节俭，宫女不过十多人，厩马不过一百多匹。孝文皇帝穿绨衣、穿皮鞋，器物没有雕刻花纹和金银装饰。后世争相追求奢侈，越来越严重，臣下也相互仿效；衣服鞋袜、刀剑等物混杂在君主所用之物中，君主有时临朝、进入宗庙，众人竟不能辨别差异，这实在非常不合适；然而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奢侈僭越。就像鲁昭公说：我有什么僭越呢？如今大夫僭越诸侯，诸侯僭越天子，天子又超过天道，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承接衰败、挽救混乱，矫正而恢复古代教化，责任在于陛下。臣愚昧地认为，完全恢复太古制度很困难，应当稍微仿效古制来约束自己。《论语》说：君子以节制礼乐为乐。如今宫室已经建成，没有办法改变了；其余各项都可以削减。所以从前齐国三服官每年输送的物品不过十笥，如今齐国三服官中各类工匠有几千人，每年耗费数千万。蜀郡、广汉郡主管制造金银器物，每年各用五百万钱；三工官的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也是如此。厩中吃粮的马将近一万匹。臣贡禹曾经跟随他们到东宫，看见所赐的杯子、案几全都绘有花纹并装饰金银，这不是用来赏赐臣下饮食的适当器物。东宫的费用也数不胜数，这正是天下百姓因之大饥饿而死的原因。如今百姓饿死，死了又无钱安葬，尸体被狗猪吞食，甚至人吃人；而厩马却吃着粮食，等到它们过于肥壮、气盛发怒时，才每天让它们步行劳作。君王受命于天，是百姓的父母，本来应当这样做吗？上天难道看不见吗？武帝时又大量征取美貌女子，达到几千人，用来充实后宫。等到武帝弃世，昭帝年幼软弱，霍光专擅政事，不懂得端正礼制，胡乱大量收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活物，共一百九十种，全都埋藏起来；又把后宫女子安置在园陵中，大大违背礼制、违逆天意，也未必符合武帝的本意。昭帝驾崩，霍光又照样实行。到了孝宣皇帝时，陛下厌恶得连话都不愿说，群臣也沿袭旧例，这实在令人痛心。因此天下承受这种教化，娶妻纳妾全都严重超过限度；诸侯的妻妾有的达到几百人，豪富官吏和百姓蓄养歌伎的有的达到几十人。于是宫内有许多怨女，宫外有许多没有妻子的男子；而且普通百姓埋葬死者都没有空闲土地，君主却用土地充实地下陵墓。这种过错是从上面产生的，都是大臣循袭旧例的罪过。希望陛下深察古代的道理，遵从节俭的一面，大大削减皇帝乘舆、服饰、御用器物，去掉三分之二。子产说多少各有定命；请陛下审察后宫，选择贤良的留下二十人，其余全部遣返。至于各陵园中没有子女的宫女，也应当全部遣返。唯独杜陵宫中有几百人，实在值得怜悯。厩马可以不超过几十匹；只留下长安城南的苑地作为田猎之苑。从城西南到山西直到鄠县，都应恢复为耕地，交给贫民。如今天下正遭饥荒，难道不能大大削减宫廷用度来救济百姓，以符合上天的意旨吗？上天生育圣人，大概是为了万民，并不是只让他们用来自己娱乐罢了。所以《诗经》说：上天实在难以信知，事情并不容易；只有君王啊，上帝在看着你，不要改变你的心志。面对仁义应当勇于承担而不推让，只有陛下可以用圣明之心与天地相参照，考察古往今来，这些事情不可以同臣下共同商议。如果只是迎合陛下的心意、顺从陛下的喜好，随着君主的意向而改变，臣禹内心极其诚恳，不敢不尽情表达自己的愚见。

译郭舜论与康居通好【《汉书》】当初匈奴强盛，并不是因为兼有乌孙、康居的缘故；后来匈奴称臣称妾，也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两个国家。汉朝虽然都接受了他们的质子，但三国之间互相馈赠，交往仍和过去一样，也彼此侦察窥伺，一见有利时机便发动攻击；联合时不能相互亲信，分离时也不能互相役使。就今天的情形来说，与乌孙结亲最终没有得到好处，反而给中原制造了祸患。然而乌孙既然已经先与汉朝结亲，如今又和匈奴一同称臣，按道义不能拒绝。可是康居骄傲狡猾，始终不肯拜见汉朝使者。都护府官吏到达康居，康居让他坐在乌孙各国使者的下首；康居王和贵人先行饮食，吃完后才让都护府官吏饮食，故意对他毫不顾及，以向邻国夸耀。根据这些情况推测，他们为什么要送儿子来入侍？他们想要进行贸易、表示友好，所说的话只是欺诈。匈奴是百蛮中的大国，如今侍奉汉朝非常周备。听说康居不拜见使者，恐怕会使单于产生自居下位的想法。应当送回康居的侍子，绝不要再派使者往来，以表明汉家不与无礼之国交往。敦煌、酒泉两郡以及南道八国，供应使者往来的人员、马匹、驴、橐驼和食物，都为此感到困苦。白白耗费沿途各地的送往迎来，用在骄横狡猾而又遥远的国家上，这不是最好的计策。谷永论神怪【《汉书》】臣听说，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迷惑；了解万物实情的人，不会被异类邪说欺骗。凡是背离仁义正道、不遵守五经正言，却大肆宣扬奇异怪诞和鬼神之事，广泛推崇祭祀的方法，寻求向没有福佑的祠祀报答，以及声称世上有仙人，服食长生不死的药物，▯兴轻举、升入高远之处、倒映日影，游览悬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早晨播种晚上收获，与山石同样无穷，炼制黄冶而使物质变化，使坚冰化为泥水，改变颜色、填满五仓之类的方术，全都是奸邪之人惑乱众人，挟持旁门左道，怀有欺诈虚伪之心，用来欺骗当世君主。听他们说话，声音洋洋盈耳，好像神仙即将可以遇见；寻找它们却茫茫无际，就像拴住风、捕捉影子，终究不可能得到。因此贤明的君王拒绝而不听，圣人断绝而不谈。从前周朝史官苌弘想用鬼神之术辅佐周灵王的尊严、威服诸侯，结果周王室更加衰微，诸侯更加叛离。楚怀王大力兴办祭祀、侍奉鬼神，想借此获得福佑、帮助击退秦军，结果军队受挫、土地削减，自身受辱、国家危亡。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便甘心沉迷于神仙之道，派徐福、韩终等人带着许多童男童女入海寻找神仙、采集灵药，他们借机逃走而没有回来，天下人都怨恨。汉朝兴起后，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人，都凭借仙人、黄冶、祭祀、侍奉鬼神、派人入海寻找神仙采集灵药等说法，得到尊贵宠幸和累计达千金的赏赐；其中有的人受到极大尊崇，甚至娶了公主，爵位重叠，震动海内。元鼎、元封年间，燕、齐之间，那些瞪大眼睛、神情恍惚[“防▯”疑有讹误]，说有神仙、祭祀、招致福佑之术的方士，多到以万计。后来新垣平等人全都因方术穷尽、欺诈败露而被诛杀、伏法。到了初元年间，又有天渊玉女、钜鹿神人、轑阳侯师张宗等奸人纷纷再次出现。周、秦末年以及三代兴盛时期，君主已经曾经专心耗散财物、优厚爵禄，振作精神，动员天下人去寻求神仙；耗费时日、经过多年，却没有丝毫验证，这足以用来衡量今天的事情。经书说：祭祀虽然礼仪很多，但礼仪赶不上祭品的实际，便只能说没有享祭。《论语》说：孔子不谈论怪异和鬼神。希望陛下拒绝断绝这类事情，不要让奸人有机会窥伺朝廷。《文编》第四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编》第五卷 明代　唐顺之　编 贾谊陈述政事的奏疏【《汉书》】臣私下认为，当前形势中值得痛哭的事情有一件，值得流泪的事情有两件，值得长叹息的事情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道理、伤害正道的事情，难以全部在奏疏中列举。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太平了。唯独臣认为还没有。他们说安定太平，不是愚蠢，就是谄媚，都是不懂治乱根本的人，并非事实。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便说安全。如今的形势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横向决裂，国家制度纷乱，几乎没有纲纪，怎么能说是治理好了呢？陛下为什么不命令臣把这些事情详细列举在面前，然后陈述使国家安定的办法，试着详加选择呢？射猎的娱乐和国家安危的关键，哪一个更紧要？假如为了治理国家而劳费心智、困苦身体、减少钟鼓音乐的欢乐，即使不这样做也可以。只要娱乐同现在一样，而诸侯遵循法度，战争不发生，百姓保全性命，匈奴宾服，四方归顺，百姓朴实，诉讼衰减少息，根本大计已经实现，那么天下就会顺利得到治理。海内的气象清明和平，万事都得到治理；陛下生前成为英明的帝王，死后成为英明的神明，美好的声誉流传无穷。礼制规定祖先有功称祖，有德称宗；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在太祖之上配享，与汉朝一同建立长久安定的形势，成就长治久安的事业，以承继祖庙、奉养六亲，这是最大的孝。使天下获得幸福，使众多生民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建立纲常、陈明法纪，使轻重各得其宜，以后便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即使有愚昧年幼而不肖的后代，也还能守住基业而得到安定，这是最大的明智。凭借陛下的明察通达，加上让稍微懂得治国根本的人来辅佐陛下，这件事并不难做到。具体办法可以预先陈述在陛下面前，希望陛下幸而不要忽视。臣谨慎地考察天地，验证古代，依据当前的事务，日夜反复思考这件事。即使舜、禹重新出生，为陛下谋划，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主张。建立国家，坚固根本，必然要形成相互猜疑的形势；下层屡屡遭受祸患，上层屡屡承受忧虑，这实在不是使上位者安定、使下位者保全的办法。如今亲弟弟有谋求做东帝的，亲兄长的儿子向西进攻；现在吴王又被告发了。天子正当壮年，行事合乎义理，没有过失，德泽又有所增加，尚且还这样，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他们的权力将近是这些的十倍呢？然而天下暂时稍微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国的诸侯王年幼尚未成年，汉朝所设置的傅相正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成年，血气正盛，汉朝的傅相称病而获准免职，他们就会从丞尉以上遍置私人。这样一来，同淮南王、济北王的作为有什么不同呢？到了这个时候才想治理天下，即使尧舜也无法治理。黄帝说：太阳到了正午就应当赶快晒东西，手拿刀就应当立即割取。如今趁着这条道路还顺利，天下还可以保全安定，实现它非常容易，却不肯早早办理。于是使骨肉亲属相互毁伤，拔剑杀戮，难道同秦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吗？凭借天子的地位，乘着当前的时机，又得到上天的帮助，尚且还害怕把危险当作安全、把混乱当作治理。假如陛下处在齐桓公那样的地位，难道不会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有一件必定做不到的事。假如天下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仍然做楚王，黥布做淮南王，彭越做梁王，韩信做韩王，张敖做赵王，贯高做相国，卢绾做燕王，陈豨在代地。假使这六七位公侯都平安无事，正在这个时候陛下登上天子之位，能够自行安定吗？臣因此知道陛下做不到。天下混乱，高皇帝同这些公侯一同起兵，并不是因为有显赫的家室势力可以预先凭借。那些受宠的公侯，不过做过中涓；次一等的，仅仅做过舍人，他们的才干相差很远。高皇帝凭借明圣威武登上天子之位，割取肥沃土地封给这些公侯，多的有一百多座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县，恩德已经非常厚重。然而后来十年之内，反叛的事情竟发生了九次。陛下同这些公侯，并不是亲自较量才把他们收为臣下，也不是亲自封他们为王。高皇帝尚且不能凭借这些人在一年之内获得安定，所以臣知道陛下也做不到。然而还有可以推托的地方，说那是疏远的异姓诸侯。臣请再试着谈论亲近的宗室。假如悼惠王封王于齐，元王封王于楚，中子封王于赵，幽王封王于淮阳，共王封王于梁，灵王封王于燕，厉王封王于淮南；这六七位贵人都平安无事，在这个时候陛下登上帝位，能够治理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做不到。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称臣，实际上都有平民兄弟般的心思；他们没有不考虑自己称帝、以天子自居的，擅自授予爵位，赦免死罪，严重的甚至乘坐黄屋车。汉朝的法令在他们那里不能施行；即使他们做出不合规矩的事，如厉王那样，法令下达了也不肯听从，召唤他们怎么能到来呢？即使侥幸来了，法律又怎么能加在他们身上？一旦触动一个亲属，天下人就会环视而起兵。陛下的臣下，即使有冯敬那样勇悍的人，刚一开口，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中了。陛下即使贤明，又有谁能治理这种局面呢？所以，疏远的诸侯必定造成危险，亲近的诸侯必定造成混乱，这已经有事实证明。那些异姓诸侯凭借强大势力发动叛乱，汉朝幸而已经战胜他们，却没有改变造成叛乱的根本原因。同姓诸侯沿袭这种迹象而发动叛乱，已经有先例；他们的势力一旦完全形成，就会再次如此。灾祸变故还不知道会转移到哪里。即使英明的君主处在这种局面，也不能安定天下，后世又将怎么办呢？屠牛坦一天解剖十二头牛，刀刃却不变钝，是因为他所排击、剖割的地方，都顺着牛体的骨节缝隙。至于髋骨和大腿骨连接的地方，没有斧头就不能处理。仁义恩厚，是君主的刀刃；权势法制，是君主的斧头。如今诸侯王都是骨节粗大的髋髀。放弃斧头的作用，却想用刀刃去刺入它们，臣认为刀刃不是缺损，就是折断。为什么不用斧头处理呢？淮南王、济北王的势力已经说明这是不可能的。臣私下考察以前的事情，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叛。淮阴王封在楚地，势力最强，所以最先反叛；韩信依靠匈奴，又反叛；贯高凭借赵国的资势，又反叛；陈豨兵力精锐，又反叛；彭越利用梁地，又反叛；黥布利用淮南，又反叛；卢绾势力最弱，最后才反叛。长沙王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少却最为完整，势力疏弱却最为忠诚。这不只是性情不同，也是形势造成的。假使从前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各自占据几十座城而封王，即使到今天他们已经残亡，也未尝不可；假使让韩信、彭越之类列为彻侯而居住，即使到今天他们仍然存在，也未尝不可。由此看来，治理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想让诸侯王都忠诚归附，不如让他们都像长沙王；想让臣子不遭受剖腹醢刑，不如让他们都像樊哙、郦商等人；想让天下安定，不如多封建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势力。